适度性范文10篇

摘要：信贷投放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渠道，有效调控信贷投放也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本文模型分析显示，经济增长、贷款投放和物价水平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经济-物价-信贷系统偏离均衡水平后向常态回归需要较长时间，说明了金融调控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协整结果，推测出了不同情形下信贷投放的合理增速，认为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河南省贷款投放增长10%较为合适，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投放;宏观调控;河南省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八成，信贷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贷调控也应成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合适的信贷增速并非易事。自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以来，各央行出现了在经济低迷期间激进宽松、经济繁荣时却不收紧的倾向[1]。信贷力量有可能成为触发或者加深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占全球信贷的比率已从5%大幅提高到25%，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信贷过度膨胀和货币过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以来，信贷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额保持在10%左右，信贷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续走高，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关系，确定适合我国信贷投放总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秦宛顺、郭世邦[3]指出，适度贷款增长率是指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货膨胀下运行所需之贷款增长率。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决定了适度贷款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并运用1953-1989年的数据得出我国适度贷款增长率为9.71%-16.05%。曹协和[4]认为，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贷款总量的增长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户工业监测企业为样本，调查发现样本企业银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资需求，与企业产销增长趋势不相匹配。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经济波动必然伴随着一个信贷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与信贷增长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Tornell&Westermann认为信贷繁荣多数会逐渐减速，但有时会强化金融系统脆弱性，引发货币和金融双危机[7]。肖威[8]对中国近年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的。张翼[9]等检验了信贷投放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幅波动的信贷投放不仅有悖于我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设计了平滑信贷投放波动逆周期调整模式。现有文献探索了适度的信贷投放内涵，对信贷投放数量与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联系。总的看来，多数学者认为信贷周期影响着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明显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试图用月度数据更细致地描摹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单位根检验

一、跨部门冲突动因

1、跨部门冲突的基础。跨部门冲突是在正式组织中,某部门阻碍到其他部门需求之满足及目标之达成,而引起的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的反应及表现。部门之间的冲突伴随着企业的运行过程，其客观必然性源于企业组织的性质及部门间的相互关系。当部门数量多，其职能人员思维方式等又迥然不同，特别是当企业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企业各部门呈现出高度的结构复杂性与差异性，从而导致冲突。实际冲突理论(Sherif1950)认为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基于现实的物质资源方面发生的。企业中不同部门基于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利的争夺而激发群体冲突，造成偏误的知觉,如对己群正面评价、对他群负面评价。社会认同理论(HenriTajfelandJohnTuner1979)认为社会认同本身不需要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就能产生跨群体的差别对待。Ashforth&Mael(1989)认为,组织成员对所属部门的认同倾向较强,对整体组织的认同较弱。因此,组织结构中的部门划分是跨部门冲突的一项重要来源[2]。各部门的独特性导致部门差异：①当外部环境复杂及变化迅速时，为适应环境，企业内各部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特性、专业性。②规模扩大，部门更加细化，专业性更强，增强了部门间多方面的差异化。③部门技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专业技能，形成了各自在方式、方法、类型等多方面技术性质上的差别。④目标。企业为每个部门确定了目标，存在明显差异。⑤组织结构形式。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部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资源、权力等方面的分配及相互影响。上述关联因素的综合转化为多侧面的部门关系，形成部门冲突的基础，透视其属性，可以分析出冲突产生的根源及条件。

2、冲突产生的根源。部门文化差异是部门冲突的根源。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的专业性质使其形成独特的价值观、理念、行为准则、管理风格等，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及经营目标的不同，导致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有着统一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同时，各部门会有自己的理念、行为准则，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会遵循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以适应其特殊的部门职能、工作环境与目标。如为IBM提供管理服务的美国诺尔公司，其所属两子公司分别具有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长，两子公司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是非常自主的、以行为为导向的文化，鼓励个人主动性、创新。其经营理念是有利润才投资。另一种是结构性文化，不鼓励个人主动性，其理念是没有大量的投资不能开展业务。当两大部门面对同一问题时，就有了不同的思考与判断。例如，一部门的自我评价为：决策快速、员工工作努力、较强的成本意识、注重营销；另一个部门对此的评价则成为：决策过于随机、不关心员工、缺乏投资意识、忽视改进服务质量。

各部门在目标上也存在不一致。迫于市场的压力，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各职能部门会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同时在实现过程中会相互影响，由此产生各方面冲突。最具代表性的是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销售部门：目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途径：•多品种，满足多样化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开发新产品；及时调整产品品种；低成本、低价格，高质量，提高市场份额。制造部门：目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途径：•减少产品种类，提高专业化水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改进、设计，以保持生产速度；尽量按原计划生产，减少波动；或低成本、或高质量。

3、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企业本质是一个系统，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协作关系，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是部门冲突的必要条件。各部门为完成目标彼此需要沟通、协商、交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及作用，互为依赖。表现为有限资源的分享，信息的交换，工作关联性导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设备还是人才都是有限的，为实现目标，各部门会花费时间和精力采取措施保护已有资源或争夺新的资源，而且希望独自享有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在业务上各部门也具有不同的技术性、工作流程与计划。而相互依赖的各方都对另一方具有某种权力。因此，当互依关系伴随认知差异或者目标分歧出现，或者互依关系限制了各方的行为、欲望或产出，冲突很容易产生。

4、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尽管公司运营状况取决于各部门的合作，企业绩效评估与报酬系统体系主要还是基于部门而建立。源于两方面，一是分别针对职能部门的业务性质，便于衡量。二是部门工作绩效与对其的评估与报酬联系较为紧密，激励效果明显。如果完全将公司目标的实现作为评估部门绩效的标准，则拉大劳动与分配的距离，激励作用减弱。这种评估与报酬系统的弊端是减少沟通，增加冲突。各部门为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报酬会不顾他人甚至牺牲他人。如公司经营状况好时，销售部追求销售额，生产部追求生产效率，对新产品的开发推广缺乏热情甚至抵制。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因为相互间的关联性而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实际上部门业绩都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他部门来获得，如保持长期稳定的销售额增长，还要靠设计部门不断开发新产品。

[摘要]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确定适度保险管制程度、选择适度管制模式，是我国保险管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虽然理论界对放松保险管制和加强保险监管已经形成共识，但对如何界定管制的适度规模始终未有定论。确定我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不仅关系到保险管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保险管制改革政策选择乃至保险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保险管制,管制政策,适度性,偿付能力

确定我国保险管制的适度性，不仅关系到保险管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也影响到保险管制改革政策选择乃至保险市场的发展。保险管制需要有一个适度的量的规模来保证保险市场发展和运行稳定，管制程度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足。

一、适度的保险管制及其量化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保险管制的着重点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防范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同时，它还通过取消险种费率的严格限制等措施以保持并促进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这是因为，“对保险而言，设计一套限制很严的管制系统使几乎不可能清偿能力不足事情发生是可能的，但保障对很多消费者会很昂贵或买不到。因此，目标应该在于建立适度的诱因，以求有效率与安全的营运，并且在于制定维持保险人倒闭数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十分明显，适度保险管制就是在激发保险公司竞争活力的效率性与维持该行业的偿付能力的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权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适度性进行精确的估算、判断其所属的层次，进而做出最优的权衡。因而对适度管制认识的根本在于量化。一个国家的保险管制程度控制在多大的量的基础上为最佳，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这是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不同，政府的作用都不一样，因此保险管制模式也就不同。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对保险管制程度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我们以往对保险管制程度的讨论恰恰割裂了保险管制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而忽视了保险业不同发展阶段对保险管制规模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保险管制程度都是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

迄今为止，我国保险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一直是管制的核心，政府管制的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如何保证保险体系的健全这一中心任务实施的。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混业经营、产品创新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原来的管制障碍在消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费率管制，它在创造稳定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放松管制背景下，对费率的管制却越来越成为保险公司追逐效率和竞争机会的障碍。这种低效的稳定带来的却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失败——真正的不稳定。由此可见，稳定性、效率性两者之间既有统一性的一面，也有矛盾性的一面，有时还会形成彼此之间的替代关系。因此，对于管制者来说，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而这种平衡必须是在动态中的平衡，它要根据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目标和金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为此，我们必须把保险管制适度性的考察集中在稳定性和效率性两者在新的市场条件下的统一性方面。

摘要：在借鉴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常规测度方法基础上，综合了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复合指数，并深入解析了其理论和几何意义。进一步应用该复合指数综合评价了2019年我国31个省市的社会保障适度状况。结果表明：综合来看，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比较适中的省市约占四成，大部分是经济发展中游的地区；而包括京沪江浙广东在内的这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社会保障适度性却较低，其背后原因可能为经济超前于社会保障水平而呈现的低适应性；其余20%的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较高，主要是一些西部地区。因此，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呈现区域性差异。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复合指数

一、社会保障适度性的常规测度方法

仅凭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这一个指标无法判断其适度性，即现状水平是过度或者不足无法判定，因此需要借助一些方法，接下来本文将介绍两种常见的社会保障适度性测算方法。

（一）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法

事实上，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受众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通常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是指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适应程度大小的一种度量[11]。假设，社会保障水平由经济因素单方面决定，同时社会保障的发展符合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在此前提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程度的测算公式如下：（1）显然，社会保障水平适应系数（CS）是一个弹性系数，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的变化率（RSL）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率（RGDP）的比值，代表社会保障支出变动对于经济发展相对变动的敏感程度。具体而言，当GDP变动1%时，将会引起SL变动SC百分比。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a.当CS≤0时，表示社会保障水平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不适应的，两者反向发展或是完全脱节的、不相关的。b.当0<CS≤1时，表示缺乏弹性，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水平同向变化，且社保水平增速不及经济增速，两者有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只有CS=1时，两者间才是最佳适应状态。c.当CS>1时，说明社会保障水平增速超过经济发展增速，表明社会保障发展过快，处于一种超度适应状态。在研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常用的方法有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边际分析测算的是两变量关系的绝对变化率，相比之下，弹性分析考虑的是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相对变动而做出的反应，能深刻地把握两个变量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能够找出两个变量间的定量关系，抓住主要矛盾，既简单结论又深刻。同时，该方法跳脱出社会保障内容本身，从自身结构之外寻找制约因素，经济发展则是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最主要的内容。

中国人管犯错误叫过失，“过”之有余，“失”则不足，都不可取，应当恰到好处。在成功的人际交往中，十分讲究适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不妨从几个方面来看适度性：

(一)“谢谢”这两个字，如果能够被正确地运用，它就会变得很有魅力。只有当你真心有感谢的愿望时，再去说它，才会令人感到亲切。否则，便成了应付人的“客套话”。要直截了当地道谢，不要含糊地小声嘟哝。指明道姓地一一道谢，比笼统地致谢，显得有诚意。

当你应邀拜访亲朋时，应注意：准时。姗姗来迟，是不尊重主人的表现；提前到达，对方还没作好准备，也会很尴尬。

跟对方交谈应注意得体。不应抢接别人的话头或连续地追问，也不应独占话题；如果对方比较拘谨，不妨随便谈些琐碎的小事，以便打开僵局。如果觉得对方与自己在情趣上相差较远，话题不可深入，适可而止。

(二)第一次“亮相”不能贸然前往。首次印象往往决定着交际的成败‘出场前必须对交际场所的情景、活动内容和参加的人员有所了解，特别是对你交际对象的职业、爱好、家庭、气质、性格等尽可能了解得详细些，以此，相应地设计好自己的亮相。这点在交际中是不可忽视的。

(三)社交中作介绍时要有分寸。介绍时应先向对方打个招呼，如“请允许我介绍你们认识—下”，介绍名字时，吐字要清楚并作必要的说明。

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它为新闻界、出版界等舆论单位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新闻界为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和公正评论的要求，大量报道和评估公众感兴趣的事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个人隐私问题。随着人格平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对隐私权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隐私权问题引发的新闻官司成为热门话题。

为正确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对新闻自由予以必要法律保护的同时，需对其作出适当的限制，以防止新闻自由权的滥用。有关他人隐私的报道，应限于不使当事人感到不安的限度，即把握好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两种权利的“度”。

首先，要划清普通公民与社会知名人士的界限。名人、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一般与社会公共生活有关，并构成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一些隐私已成为公众社会知情权所指向的对象，因此对名人隐私权的保护要进行必要的限制。名人、明星效应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和披露，名人获利于新闻媒体，也就应受制于新闻媒体，放弃一部分隐私权也是他们获得成功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其次，要区分一般公民与政治人物的界限。政府官员从一方面讲是普通公民，应该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包括隐私权；从另一方面讲，他们对公共事务负有特别的责任，自然就要求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优秀的才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其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要受公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故其隐私权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最后，普通人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隐私范围，要区别对待。某些本来纯属普通人私人事务的事情，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与社会公共生活发生联系而不能成为隐私。这主要指普通人违反了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因卷入引人注目的特殊事件等原因而成为“非自愿性公众人物”，其隐私权受保护的范围则较普通人正常情况下相对缩小。

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关键词：证券监管；市场失灵；政府监管；自律监管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论文关键词】经济人市场失灵证券监管政府失灵适度性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假设导引出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进而对政府干预同样存在缺陷进行经济和法律分析，然后以监管的领域界定和强度把握为切入点，对监管的适度性进行分析论证，最后归结出：只有把握好证券监管的适度性才是证券市场趋向理性和成熟的关键．

从证券市场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高效聚资功能极大推进了各国市场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市场的先天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恶果又迫使国民呼唤政府的干预，此时，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就成为了必要。然而政府的不适度监管不仅没有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如何在市场自由调节和政府监管之间找到—个最佳平衡点，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一、证券监管的理论依据

(一)亚当·斯密的“经济假设

古典经济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曾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为“经济人”，认为人都有利己性，并以追求私人最大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同时，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还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人的本性，每个人的活动都受“利己心”的支配，政府应当放手让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让人有充分的经济自由，政府对此决不可限制和干预。他还进一步指出，“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政府的理想角色就是充当“守夜人”。斯密的理论集中于一点即是：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下，不允许政府插手经济。这也正是古典经济法学派的核心理念。斯密的经济放任理论对西方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阶段中，此理论以绝对优势成为居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

摘要：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我国经济法总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它对经济法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整体上以“干预说”提出的“七原则说”为基础，试图从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两个层次去探讨这七大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工具性的基本原则表现在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两个方面，适度干预原则又以社会本位为前提、经济公平为目标；适度自由原则又以经济民主为前提，经济效益为目标；而目的性基本原则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工具性基本原则；目的性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1]。在英语中原则的对应词是principle，其主要词义是指根源、起因、假设、原理、定律，根本的，本原的或一般的真理，并为其他真理所凭借等等。“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根据英国《科林法律词典》，“原则”是指“基本点或一般规则(basicpointorgeneralrule)”；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afundamentaltruthordoctrine，asoflaw；acomprehensiveruleordoctrinewhichfurnishabasisororiginforothers）”[3]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不同的法律部门在规范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基本原则，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蕴涵在经济法规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他必须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备明确的准则性和导向性，体现和反映经济法体系中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本质，并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经济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念阐释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平衡说”主张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4]而“协调说”主要认为包括三原则，即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5]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干预说”认为包括七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6]

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属性，而笔者更赞同李昌麒教授的“七原则说”，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分层解释，从而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因为毕竟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居于同一层次或者属于同一位阶。本文在赞成“七原则说”①的基础上，借用“工具”与“目的”将基本原则划分为“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内涵的把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思路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保证澳门经济安全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澳门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需要、适度多元化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十分人性化的概念、适度多元体现出对博彩业的发展要适度、适度多元体现出围绕博彩业而衍生出来的产业结构应适度多元化、突破要素约束，寻求多元化发展之路、强化政府经济功能，推进适度多元化发展、重视横向多元化的发展，推动横向新兴产业的成长等，具体请详见。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在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经济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然而，澳门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单一博彩旅游业快速发展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或极化特征日趋明显，使澳门经济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可以说为澳门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必要性

(一)适度多元化是增强澳门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需要澳门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三二一”成熟的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特征。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第二产业日渐萎缩，第一产业微不足道。澳门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从2006年的85.06％上升到2007年的85.98％。在第三产业中博彩业居主导地位。2006年博彩业在第三产业中占33.31％，2007年上升至35.59％，这一比重超过第二位的银行保险类服务业的10.21％和12.84％；同时，旅游博彩业也成为澳门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2008年第三季，澳门财政总收入为137.2亿元，其中博彩税总收入占80.3％，为110.2亿元，比上季度上升52.6％。此外，博彩对澳门当地生产总值贡献率很高。2008年第三季度数据，澳门本地GDP达435.74亿元，其中博彩毛收入262亿元，约占GDP总量的60.13％。

与蓬勃发展的第三产业相比，澳门的第二产业相对萎缩。第二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由2006年的18.73％下降到2007年的17.69％，其中工业的下降尤为明显，由2006年的5.5％缩减到2007年的3.86％，下滑1.64个百分点。

澳门的经济结构显示出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从理论上讲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但由于澳门第三产业的发展过度依赖博彩业及相关行业，因此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降低了澳门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从而为澳门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埋下了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