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度范文10篇

前人成果和本文研究思路

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今天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开放和保护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直交织在一起。实际上，主张开放的经济学家历来都没有排除在必要的场合进行保护。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早期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赞同，当国际贸易导致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影响到国防安全时，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今天，大力鼓吹自由式开放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等，在某些他们认为必要的产业领域内实施着相当严格的保护政策。另一方面，主张实行保护政策的经济学家也并非要闭关锁国，而是力图在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早期的贸易保护理论也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

应当说，开放中不是要不要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合理的保护或适度的保护。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李斯特曾经指出，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首要的目标应当是促进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一味赞成或者反对自由贸易。他把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历史阶段，认为后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应当也必须通过征收关税等措施，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中为本国企业创造投资的机会，假以时日来培育本国的生产力，这样最终会让本国消费者的利益得到补偿。而当一国进入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之后，自由贸易就会成为最好的政策。这里，保护贸易是向自由贸易转变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保护是为了增加自身从开放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但这并不只是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就主张在国际竞争中政府要积极干预，以增进本国的国民福利。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假定是，由于规模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进入壁垒较严，导致国际市场上竞争性厂商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少，往往容易形成寡头垄断的格局，使国际市场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不完全特征。布兰德和斯宾塞等人构造的简单分析模型是，假设在某个产品市场中只存在两个厂商，这两个厂商处于不同的国家，两者都以第三国为市场并获得外贸的全部利润。此时，政府出手干预能扩大本国出口厂商的产量，把垄断利润从外国厂商那里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或者政府的手中来。

经济学理论关于保护问题的讨论，至今为止进展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如何合理地选择保护的对象。例如，保护幼稚产业的成长是主张不同的各个经济学派都能接受的一个观点。当然，现实生活中对如何界定和如何实施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从经济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巴施塔布乐、肯普和小岛清等人提出的贸易保护对象的选择标准，仍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穆勒·巴施塔布乐等人首先提出的标准是，受政府保护的产业应当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即不经保护也能够发展起来的产业才有保护的价值，同时，保护某个产业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应当超过现在进行保护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肯普则进一步提出，是否保护某个产业，应当从外部经济效应的角度来考虑，即当某种新兴产业在技术、管理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外部示范效应时，政府就应通过保护来降低先行企业的成本和风险。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则从资源禀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政府应当保护的是本国具有潜在的生产资源并且能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

整体上来判断，经济学理论在保护问题上的讨论仍然缺乏明确的定量标准。比如，假使有一种产业符合肯普等人提出的标准，即本身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在一国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该国具有潜在的资源能在该产业中形成比较优势，那么，政府应当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呢？保护不足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保护过度则会使保护对象拒绝成长，多数场合保护政策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保护程度的不合理，尤其是过度保护的弊端非常之明显和非常之普遍。本文的研究试图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假定保护是必要的前提，集中讨论什么样的保护才是适度的。在判断保护的必要性时，仍然沿用前人提出的原理，比如保护尊重产业的成长等。第二，当今的开放是广泛的，本文分别从对外贸易、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开放等方面提出来适度保护的标准。

摘要：信贷投放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重要的渠道，有效调控信贷投放也是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本文模型分析显示，经济增长、贷款投放和物价水平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经济-物价-信贷系统偏离均衡水平后向常态回归需要较长时间，说明了金融调控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根据协整结果，推测出了不同情形下信贷投放的合理增速，认为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河南省贷款投放增长10%较为合适，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贷投放;宏观调控;河南省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超过八成，信贷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最重要渠道，因而信贷调控也应成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合适的信贷增速并非易事。自艾伦•格林斯潘2006年结束美联储主席任期以来，各央行出现了在经济低迷期间激进宽松、经济繁荣时却不收紧的倾向[1]。信贷力量有可能成为触发或者加深经济周期的因素。就我国而言，过去十年来，我国占全球信贷的比率已从5%大幅提高到25%，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信贷过度膨胀和货币过度深化的局面[2]。以河南省为例，2015年以来，信贷投放增速和GDP的增速差额保持在10%左右，信贷投放和GDP的比值持续走高，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转化为通胀的重要推动因素。所以，研究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的关系，确定适合我国信贷投放总量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秦宛顺、郭世邦[3]指出，适度贷款增长率是指国民经济在适度增长速度和可容忍的通货膨胀下运行所需之贷款增长率。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和下限就决定了适度贷款增长率的上限和下限，并运用1953-1989年的数据得出我国适度贷款增长率为9.71%-16.05%。曹协和[4]认为，相对于较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言，海南省贷款总量的增长偏慢。而徐宏[5]以浙江省500户工业监测企业为样本，调查发现样本企业银行借款存量中的15％、增量中的46％超越了其正常合理的融资需求，与企业产销增长趋势不相匹配。对于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的关系，学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程棵[6]等指出，经济增长周期的理论研究表明，每一次的经济波动必然伴随着一个信贷增长周期，经济增长周期与信贷增长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Tornell&Westermann认为信贷繁荣多数会逐渐减速，但有时会强化金融系统脆弱性，引发货币和金融双危机[7]。肖威[8]对中国近年通货膨胀成因的分解研究表明，凡是明显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的。张翼[9]等检验了信贷投放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幅波动的信贷投放不仅有悖于我国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不利于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并设计了平滑信贷投放波动逆周期调整模式。现有文献探索了适度的信贷投放内涵，对信贷投放数量与经济需求的适应性做出了分析，并深入研究了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联系。总的看来，多数学者认为信贷周期影响着经济周期的形成与发展。2007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和经济发展都经历了明显的周期，本文以河南省为例，试图用月度数据更细致地描摹信贷投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及单位根检验

一、跨部门冲突动因

1、跨部门冲突的基础。跨部门冲突是在正式组织中,某部门阻碍到其他部门需求之满足及目标之达成,而引起的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的反应及表现。部门之间的冲突伴随着企业的运行过程，其客观必然性源于企业组织的性质及部门间的相互关系。当部门数量多，其职能人员思维方式等又迥然不同，特别是当企业处在复杂多变的环境时，企业各部门呈现出高度的结构复杂性与差异性，从而导致冲突。实际冲突理论(Sherif1950)认为冲突是冲突的双方基于现实的物质资源方面发生的。企业中不同部门基于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利的争夺而激发群体冲突，造成偏误的知觉,如对己群正面评价、对他群负面评价。社会认同理论(HenriTajfelandJohnTuner1979)认为社会认同本身不需要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就能产生跨群体的差别对待。Ashforth&Mael(1989)认为,组织成员对所属部门的认同倾向较强,对整体组织的认同较弱。因此,组织结构中的部门划分是跨部门冲突的一项重要来源[2]。各部门的独特性导致部门差异：①当外部环境复杂及变化迅速时，为适应环境，企业内各部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特性、专业性。②规模扩大，部门更加细化，专业性更强，增强了部门间多方面的差异化。③部门技术。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专业技能，形成了各自在方式、方法、类型等多方面技术性质上的差别。④目标。企业为每个部门确定了目标，存在明显差异。⑤组织结构形式。不同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部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资源、权力等方面的分配及相互影响。上述关联因素的综合转化为多侧面的部门关系，形成部门冲突的基础，透视其属性，可以分析出冲突产生的根源及条件。

2、冲突产生的根源。部门文化差异是部门冲突的根源。不同职能部门不同的专业性质使其形成独特的价值观、理念、行为准则、管理风格等，从而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及经营目标的不同，导致相互的对立与冲突。企业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有着统一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同时，各部门会有自己的理念、行为准则，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会遵循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处理问题，以适应其特殊的部门职能、工作环境与目标。如为IBM提供管理服务的美国诺尔公司，其所属两子公司分别具有行政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专长，两子公司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是非常自主的、以行为为导向的文化，鼓励个人主动性、创新。其经营理念是有利润才投资。另一种是结构性文化，不鼓励个人主动性，其理念是没有大量的投资不能开展业务。当两大部门面对同一问题时，就有了不同的思考与判断。例如，一部门的自我评价为：决策快速、员工工作努力、较强的成本意识、注重营销；另一个部门对此的评价则成为：决策过于随机、不关心员工、缺乏投资意识、忽视改进服务质量。

各部门在目标上也存在不一致。迫于市场的压力，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品种等，于是不可避免的各职能部门会确定自己的经营目标，同时在实现过程中会相互影响，由此产生各方面冲突。最具代表性的是销售部门和制造部门。销售部门：目标——提高顾客满意度实现途径：•多品种，满足多样化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开发新产品；及时调整产品品种；低成本、低价格，高质量，提高市场份额。制造部门：目标——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途径：•减少产品种类，提高专业化水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改进、设计，以保持生产速度；尽量按原计划生产，减少波动；或低成本、或高质量。

3、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必要条件。企业本质是一个系统，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协作关系，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是部门冲突的必要条件。各部门为完成目标彼此需要沟通、协商、交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及作用，互为依赖。表现为有限资源的分享，信息的交换，工作关联性导致的合作。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源，无论是资金、设备还是人才都是有限的，为实现目标，各部门会花费时间和精力采取措施保护已有资源或争夺新的资源，而且希望独自享有有价值的信息与资源，在业务上各部门也具有不同的技术性、工作流程与计划。而相互依赖的各方都对另一方具有某种权力。因此，当互依关系伴随认知差异或者目标分歧出现，或者互依关系限制了各方的行为、欲望或产出，冲突很容易产生。

4、跨部门冲突产生的影响因素。尽管公司运营状况取决于各部门的合作，企业绩效评估与报酬系统体系主要还是基于部门而建立。源于两方面，一是分别针对职能部门的业务性质，便于衡量。二是部门工作绩效与对其的评估与报酬联系较为紧密，激励效果明显。如果完全将公司目标的实现作为评估部门绩效的标准，则拉大劳动与分配的距离，激励作用减弱。这种评估与报酬系统的弊端是减少沟通，增加冲突。各部门为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报酬会不顾他人甚至牺牲他人。如公司经营状况好时，销售部追求销售额，生产部追求生产效率，对新产品的开发推广缺乏热情甚至抵制。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因为相互间的关联性而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实际上部门业绩都会不同程度地依赖他部门来获得，如保持长期稳定的销售额增长，还要靠设计部门不断开发新产品。

摘要:近几年，在适度规模养殖方式的影响下，养牛业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实际养殖的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始终是牛的疫病防治问题。为了确保养牛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围绕适度规模养殖展开深入研究，在介绍适度规模养殖期间常见病疫类型的同时，从环境、免疫措施两方面提出适度规模养殖疫病防治途径。

关键词:牛；病疫防治；适度规模

养殖随着畜牧科技的发展，多数养殖户逐渐意识到适度养殖的重要性以及带来的好处，不再如过去一般单纯地追求养殖规模和数量。适度养殖使畜牧出现疾病的概率有所降低，然而在牛的成长过程中，依然难免会受到一些病疫的传染，一旦出现危害巨大的严重性病疫，就会造成牛大量死亡，为养殖户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适度养殖的同时，也不可以对疫病传染问题掉以轻心。

1牛场常见的各类疫病

1.1传染类疾病

当前，在对牛进行适度养殖期间，较易出现且出现最多的传染疾病为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相比其他类型疾病，传染疾病可对牛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旦出现，极易造成牛的大量死亡现象。同时，这类疾病治愈的难度相当大。近年来，传染类疾病的病发率逐渐增高，对我国养殖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除了上述3种严重的传染疾病，其他传染疾病的病发率也有所增加。

【摘要题】尽管央行不断强调要加大货币供应，但实际情况却离央行的初衷相距甚远。直到秋季的第四次会议，决策者们才面对现实，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

【正文】

10月15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999年第四次例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明确提出要“适度”扩大货币供应。同样是“适度”，这却是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重大转折。由于这次会议确立了新货币政策的基调，央行官员称之为“世纪之交货币政策承上启下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的货币政策新的表述是：“针对当前物价连续下降的趋势，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货币供应，支持科技创新、结构调整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会议提出的旨在扩大货币供应的举措得到了一致同意。

已到光大集团任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刘明康没有出席此次会议，此前刘一直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根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刘已经失去了委员的资格。

从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考察，对外贸易政策可归纳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型。所谓自由贸易政策是指国家放宽或是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对本国进口商品不给予特权或优惠，使商品能自由进口和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惠和补贴，以鼓励商品出口，即奖出限入。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会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也不会相同。

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从建国到1978年期间，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我国实行的是国家管制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这种封闭型贸易政策实质上也就是过度的保护贸易政策，对保护的对象不加正确选择，没有明确的保护期限，因此，这种政策存在不少弊端：(1)不利于我国工业的进步。在高度保护政策上成长的民族工业，犹如温室中的花朵，成本较高，享受特殊的优惠待遇，无竞争压力，难以形成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2)容易致国内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由于受保护的产业或企业享受各种优惠，国内资源会争相流入这些低效率的部门。(3)失去了参与国际分工，获取比较利益，充分利用国际生产力的机会。总之，这种政策使经济的内向程度加深，经济结构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大，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英明决策，原来的封闭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改革势在必行，由国家统制下的封闭型保护贸易政策转变为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开放型的保护贸易政策是对外贸易活动由国家统一领导、控制和调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对外贸易高速发展，促进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在进口方面，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吸收外资作为战略重点，同时，适当进口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所需的生活用品和物资。在出口方面，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利用我国自然资源的优势，扩大矿产品、耐用消费品和农副产品的出口，努力把初级产品、粗加工制品加工成工业制成品出口。总之，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与改革开放的政策相一致的。随着出口贸易政策开始走向自由化，高度，这种高度保护的进口贸易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参与多边贸易活动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因此，从1992年以来，对进口贸易政策进行了改革，使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提高了民族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二、适度保护

贸易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同志对投资规模的研究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对适度投资规模标准的研究中仍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实际标准和数量标准3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

众所周知，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同时又引起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适度投资规模从理论上应服从于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即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在经济实践中，这些客观经济目标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协调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矛盾的宏观政策是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通过对需求的调整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在我国长期的经济实践中，上述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经济增长的客观需求与投资增加有限之间的矛盾;(2)现实资源未实现优化配置与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以上矛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达到协调的目的，这就不得不从理论上对适度投资规模的标准加以限定。励以宁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合理投资的理论描述可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具体描述如下:“就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防止物价剧烈波动，提供较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作用而言，投资之后，至少其中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那么这样的投资就是合理投资”。

这一描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某项投资目标的合理性。要把这个合理性作为适度投资规模的理论标准，还需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即用什么来衡量“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好转，而没有一个方面的情况比过去恶化”呢?这就涉及到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问题。

适度投资规模的实际标准

摘要：畜牧业的发展在提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个人收入水平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中牛肉因其肉质鲜美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养牛业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不少乡镇地区的农户们开始发展养牛业，越来越多适度规模的养殖场开始崛起。但是养殖中的疫病流行问题比较常见，严重影响养殖户的经济效益获得。该文主要论述适度规模养殖中牛疫病种类及防治。

关键词：适度规模养殖；牛疫病；防治

目前牛养殖技术和疫病防治水平都有一定的提升，但是牛疫病发生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养殖户在养殖中也面临较大的防治难度，有些养殖户经验主义较强，没有学习科学的养殖方式，也没有重视起疫病的防治工作，导致养殖场的经济效益不高，因此有必要重视起牛疫病的防治工作，保障适度规模养殖场的健康发展。

1牛疫病种类

1.1传染病

传染病是一种经常发生且危害较大的疫病，在各种规模的养殖场中都极易流行，常见的牛传染疫病有口蹄疫、结核病及布氏杆菌病等，随着牛养殖密度的提高及养殖种类的增多，一些传染病也发生变异，治疗难度极大增加，单纯的药物治疗效果收效甚微，需要养殖户能重视起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一、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指标的对比分析，关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结论：1、西方国家国债依存度较低，国债负担率较高，与我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西方国家年度国债规模发行绝对量较大，但与其年度巨额财政收入相比，相对量显得较小。以美国为例，1993年的财政收入高达11535亿美元，而同期我国财政收入仅有4398亿元人民币。若按现有汇率计算，相当于我国财政收入的22倍。二是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比较长，因此，国债发行时间也早，尤其是以发行中长期（10－20年）的国债为主体品种，因此，历史累计额较大，比较起来，其国债负担率自然比较高。2、从上面判断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很难简单讲，中国国债规模是大了还是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个让人们较易接受的事实是，中国国债规模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重负的矛盾当中，即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3、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经历了自1994年以来的以30％多的速度急剧扩张，正面临者巨大的压力和与日剧增的风险。今后的若干年内，只要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突变，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考虑到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未来几年要压缩国债发行规模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客观要求，但国债发行规模要想连续保持这几年的增长势头也是难以维继的。所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增长中的“微调”，而且，这种“微调”只能建立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即要在提高“两个比重”的或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是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较好的释放。

【摘要】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规模急剧膨胀。本文引用国际上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债规模的四项指标，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指标状况，对我国的国债规模进行了理性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了关于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些基本结论。

二、衡量国债适度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国际比较。

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判断与确定一国的国债是否适度不能仅仅看国债本身的绝对值，它不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国家的应债能力与财务负担状况，而必须用被国际上公认并经常使用的指标和经验数据来对各国的国债规模进行考察，并依此对中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而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债规模的指标主要有：（1）国债负担率＝当年国债余额／年度GDP;（2）借债率＝当年国债发行额／GDP；（3）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4）偿债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前两个指标是从国民经济大局角度考察国债规模，而后两个指标是从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察国债规模的。对于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具体比较分析如下：

（一）对国债负担率的比较。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在一点，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换句话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国内生产总值。那么，考察国债的相对规模最有意义的也是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国债负担率。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国债负担率）都几乎翻了一倍，不过，在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中，债务规模有很大差别。有的国家的债务规模只相当与GDP的22.5%（如1995年的瑞士），而有的国家超过了120％（比利时）。而发展中国家的国债负担率则大都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正确分析和认识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并在与国外的这一指标进行比较时，不能仅看数量上的对比关系，还必须把握如下重要因素，否则有可能对我国的国债取向产生误导：其一，随着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国债负担率亦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1980年仅为1％，1990年为4.8％，1995年为5.6％，到1998年已上升到8.2％，增长的势头非常的迅猛。其二，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而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发展与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国家的财力集中程度也要低得多，1999年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2.6％，即使加上政府部门的各种预算外收入，也仅为20％左右。因此，从整体上讲，我们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比国外要相对弱一些，债务负担率不能简单的和国外进行对比。其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年能达到今天这样高低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而我国举债的历史不长，从1981年发行第一批国债至今，也不过20年的历史，但我国的国债规模按目前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自1994年以来，我国国债余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0％左右）就很可能会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甚至会赶上有着较长举债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四，各个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债务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进行债务规模的国际比较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一般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对国债规模的承受能力也将越强。一美国为例，1995年的国债余额约为3.6万亿美元，国债负担率达51％，但由于美国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美国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美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它金融工具。因此，虽然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仅有8.2%,但考虑到我国的财力集中程度和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在近期内不易过高。

(一)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与测度

一、适度投资规模的界定原则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否适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看投资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但从一个地区情况看,还要结合本地区经济现状及今后发展目标来确定。根据国内外历史经验,在确定适度投资规模时,一般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坚持投资稳定增长的原则

二是要坚持投资优先增长的原则;

三是要坚持投资率适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