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范文10篇

所谓“市场化运作”就是以市场的运作机制,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一句话就是用市场规律优胜劣汰。市场化运作是市场经济国家一直推崇的一种先进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我国也被广泛应用。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规范了政府的行政行为，扩大了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份额，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依法行政的进程，为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越位

据有关资料表明，审改以前，在我国由政府配置的社会资源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职能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和审批权力太多、太集中、太具体，给权力“寻租”以可乘之机。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究其根源是因为权力与利益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些权力部门通过设定人为的“障碍”，以审批为手段，以收费为目的，而由于没有充分的市场化，使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成为了收费的工具，有人戏称其为“二政府”，这种现状的存在，损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运作有利于杜绝政府的越权行为，将政府不该管的和可以由中介机构代为管理的事项从政府的职能中分离出去，将这些项目从审批改为市场化运作，政府由市场管理的角色转换为社会监督的角色，由收费转换为服务，这一转换是市场化的需要，由于这一转换，从源头上把住了权力的越位，使权力与利益实现了有效分离，扼制了政府越权行为的发生。

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

长期以来，政府许多职能部门间的权责不清，在事权划分上存在着重复、交叉等错位状态和部门间互相推诿扯皮，有些业主找不到主管部门的政府职能缺位现象。表现为在审批中对无关利益的事项你推我，我推你，有利益的事项则层层设卡，常常发生“公章旅行”的事件，让当事人感到十分的无奈，有的当事人为了达到尽快办成事的目的，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请客送礼，这种体制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温床”。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防止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缺位，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了部门的联审。是一种依托产权交易中心、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以及招标投标管理中心将一切适于市场化运作的事项都集中到一起，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运作的全新模式，政府只起到一个监督和管理的作用，从一个运动员的角色变成了裁判员，政府的职能部门形成合理的权力结构，使各种权力之间既相互配合，又彼此制约；既注意提高效率，又通过层级监督及内外分权等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保证了权力公正行使。市场化无疑在政府的公共权力与公民的利益之间找到合理的分界点，并通过法律加以限定，使政府的权力不错位、不缺位。

摘要：万类霜天竞自由。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经济转轨中包括利率市场化在内的金融体系市场化就作为“不得不玩的一个游戏”(theonlygameintown)风行全球，并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进行。中国利率的决定和传导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已进入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为确保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活动按照适应金融资源特征、符合金融可持续发展思路进行，在此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对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阶段性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甚或决定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剩余道路的前进方向、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总体评析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质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首先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步实现利率定价机制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管制向市场决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利率体制和利率决定机制变迁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化，整个利率体系由借贷双方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的比例越来越多，由政府或货币当局直接干预的成分越来越小。从范围过程来看，即是从部分利率市场化向全部利率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从程度过程来看，即是从较低程度的利率市场化向较高程度的利率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从阶段过程来看，完整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包括利率市场化准备、利率市场化进展和利率市场化成熟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利率市场化从时间上观察，在短期内利率可能会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但从长期来看，其变动由市场货币供求决定。同时，利率市场化又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金融生态的可持续状态，在理论上是指利率能否灵敏地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其衡量标志主要是金融机构有没有确定利率的自主权；作为其阶段性目标，利率调整频度以及浮动幅度，也是衡量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指标，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资金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经济的和谐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利率市场化作为一项既涉及金融体制改革，又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改革，中国经济特定的体制背景和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利率市场化的长期性是指始于1978年的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直至1996年6月，才真正揭开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幕，放开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直至2000年9月21日，才迈出具有真正实质性的第一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到目前为止才基本走到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最后攻坚和破解阶段，这不仅与激进式改革相差甚远，与中国经济其它领域的渐进改革比较，利率体制改革也是滞后的。利率市场化的多样性是指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模式、体系内涵、程度范围、次序安排等是层多面广、不一而同的，既有利率市场化内涵的多样化，包括利率决定的市场化、利率传导的市场化和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也有利率市场化体系的多样化，包括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法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银行间利率市场化和债券利率市场化，只有以上部分均得以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复杂性是指衍生于融资活动的利率制度与金融产权制度、金融市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错综交杂，相伴相随，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社会，还是对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由于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符合的金融产权制度约束的弱化、金融市场机制及结构的不完善、中国企业和银行的不完全市场化、金融救援机制的不健全等障碍的存在，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利率市场化未来的改革增添了变数和难度。

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评析

从1978年起，我国开始了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随之进行。利率体制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在逐步深化，根据利率走势和利率改革内容，可将我国利率改革分为前期的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改革利率生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等三个阶段。在调整利率水平和结构阶段（1978年—1993年）：经过近15年的改革，基本改变了负利率和零利差的现象，偏低的利率水平逐步得到纠正，利率期限档次和种类得到合理设定，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银行部门的利益逐步得到重视。在改革利率生成机制阶段（1993年—1996年）：利率改革主要任务是不断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促使利率水平在调整市场行为中发挥作用，以逐步建立一个有效宏观调控的利率管理体制。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和结构是金融市场交易主体确定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参照系，中央银行主要是根据社会平均利润率、资金供求状况、通货膨胀率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及世界金融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确定基准利率，利率逐渐被作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但在此期间，我国的利率管理权限仍然是高度集中的。在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阶段（1996年—至今）：从1996年开始，中央银行才在利率市场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根本性的尝试和探索，推出一些新的举措，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由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新型体制，实现利率管理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同业拆借利率、贴现率与再贴现率、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利率、国债发行利率、3000万元以上和期限在5年以上的保险公司存款利率、外币贷款利率、300万元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先后得以放开，开展了利率衍生工具试点，银行间市场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正在逐步增强和深化。尽管部分金融市场的利率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其主要表现特征如下：

一、机动车辆保险费率市场化回顾

1988年平安保险公司成立以前，车险的条款费率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己制定。2001年10月1日，保监会以广东省为试点拉开了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序幕。在局部的试点过程中，费率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2003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新的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车险条款和费率由各保险公司自主开发和厘定，原统颁条款(包括使用统颁条款费率打折的产品)即日起废止。但在全面市场化的推行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问题。

2006年，进行了新一轮的车险条款费率改革，并在同一年推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这一轮的条款费率改革主要是由保险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基本险条款和费率，将基本险条款分为A、B、C三款，并厘定相应的费率，各家保险公司只能从这三款条款费率中进行选择并执行，但附加险的条款费率还是由各家保险公司自己制定。2007年，保险行业协会对常见的附加险条款费率也进行了统颁，保监会出台了“限折令”，规定各家保险公司出具的车险保单最低折扣不能低于七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费率的统一性。

2007年8月，平安保险公司根据其建立了多年的电话直销平台积累的直销业务，经过保监会的批准率先推出了电话直销费率，费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费率市场化对于有一定的业务规模、市场网点覆盖较广、在市场上运行比较成熟的经营主体显现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一、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的过程。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市场竞争充分，则任何单一的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利率的单方面制定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

利率市场化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一）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金融活动不外乎是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的资金交易活动。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L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者服务提供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

（二）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准确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称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三）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从微观层面上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长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它们将成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基本依据。

结合本国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确定改革目标

在改革的潮流面前，各国都结合本国实际，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符合本国在国际市场中战略定位的改革目标，并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措施，以保证目标的实现。英国电力富余，用电增长缓慢，对电力发展需求不大，电力改革是以私有化、引入竞争、降低电价为主要目标。将国有电力局分解成12个地区配电公司、3家发电公司和一家高压输电公司，以后逐步私有化，开放发电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输配电继续实行垄断经营，加强监管。对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则结合实际，对原有电力公司进行功能性分离。

美国的电力企业以私营为主，电力改革目标是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打破垄断、降低电价。大企业用户是推动改革的原动力。美国电力工业以州管理为主，联邦能源委员会只提出厂网分开、发电引入竞争机制的要求，具体改革方案由各州结合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改革模式多样化，有PJM电网的成功经验，也有加州失败的教训。

欧盟也只是对各国电力改革提出原则要求，改革模式、进度由各国结合本国国情自行确定。法国的电力改革是在欧盟指令的框架内，以保持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扩大在欧盟内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因此，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化公司，保持一体化的体制，只是在功能上将发、输电业务分开，以满足欧盟指令的要求。这是以电价的低廉和用户满意为基础的，也是法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保存实力、向外扩张的思想体现。

日本的电力改革虽然也以自由化为目标，但坚持谨慎原则，在保证有稳定的投资，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前提下，进行自由化改革。这是适合日本资源依赖进口、九大区域电网之间不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特点的。

各国在改革中一般都以现有电网管理体制为基础，提出改革方案，并采用渐进的改革方法，从改革到基本完成一般都要十年左右时间。

摘要随着我国环保产业的市场化，资金、技术、资质、价格等要素约束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从FDI的技术优势、国际环保资及其与国际贷款组织的天然联系等特点出发，分析了如何通过规则导向和激励导向吸引FDI投入环保产业和支持本地企业的环保能力建设。

关键词FDI环保产业

1引言

我国的环保产业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突出和环保法规的不断完善，环保业进入较快发展。至今，我国环保业已初具规模。但是，从整体上看“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刚过去的“十五”计划中环保任务未完成。2005年1月27日，评估世界各国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显示，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33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环保产业仍处于被动跟踪状态。在产值上，我国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仅占GDP的2％，而发达国家为5％左右。在投资渠道上，政府为主体，民间和外资资本进入少。在技术发展上，缺乏系统的技术开发，基于国情的重大生态环境和关键技术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集成和环保成套设备不足。另外，缺乏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环保产品开发及环境技术认证制度，环境咨询服务体系落后，企业环保意识薄弱。

FDI（国际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3我国位居世界引进FDI东道国的第一位。在FDI的投资重点上，明显倾向于东部地区的第二产业，而且部分跨国公司把污染产业迁移到中国生产。随着我国加入WTO，FDI也面临着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倾向于吸引FDI向西部地区，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

2利用FDI推动环保产业的市场化的动因分析

【摘要】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当前的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民族音乐的发展陷入了困惑。作为艺术工作者，如何使民族音乐走出困境，开拓民乐创作新领域，使当代民族音乐登上一个新台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艺术民乐市场化

中国五千年的民族艺术精彩纷呈，灿烂夺目，其中民族音乐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是继承传统的，保留纯正的民族音乐?还是走市场化的革新道路?作为艺术工作者，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面对民乐市场的低迷，一些音乐人将部分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曲和影视歌曲改编为民乐演奏，并配以电声伴奏。这种形式在刚出现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没有持续很久，也未在音乐市场上掀起波澜。随后出现了以女子十二乐坊为代表的新民乐。在组合形式上，女子十二乐坊选用了十二为年轻貌美，技艺精湛的女孩，通过声光配合加上舞蹈化的表演，首先在流行音乐市场火暴的广东包装上市。然而这一新形式没有被国内市场接受，继而转向喜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并一炮走红。，女子十二乐坊采用先期录音，现场假弹。在音乐表演层面，她们大胆采用现代流行音乐的器乐编排手法，除琵琶演员外，其他民乐演员都采用颠覆传统的演奏方式——站势。可以这么认为，以站立的方式演奏二胡、古筝是民族音乐表演的革新。但很快这种演奏方式遭到专业人士的质疑:为了极大的占有市场，她们采用站势，并没有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仅仅是利用外在的表演，以养眼的外形吸引观众。

随着女子十二乐坊的走红，更多类似的民乐组合形式出现在流行音乐市场。他们多以女子十二乐坊的演奏形式为雏形，在音乐风格上没有创新，只是为了最大利益而追随市场屈从于市场而存在。他们大胆革新，为大众提供了一条接近民族音乐的引导性道路，引导业余民乐爱好者走向专业的欣赏道路，但新民乐的“现场假奏”势必会影响到艺术表演应有的真实感，因此这种形式只能作为引导大众欣赏民乐的过渡性手段。

民族音乐市场运作的结果是改变了原有的形式，民乐该如何以传统的形式在市场中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众多聆听的是一些经音乐工作者整理的传统音乐及改编的歌曲。到七、八十年代，一些专业的作曲家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当时由于传媒的不发达，这些作品只能在广播中反复播放，娱乐的选择面也比较窄，受众的心态很单纯，所以无论是传统作品还是新的作品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容易流传开来。而当下的民族音乐市场，一些新创作的作品很少为业外人士熟知，更难出现在大众媒体，只是以师承的方式在本专业领域传。所以民族音乐要进入市场，大众传媒具有重要的推广作用。

随着中国“入世”,开放国内文化市场已成定局。火红火爆的进口大牌,名式各样的进口音像制品正是这种西方文化商品抢占中国市场的先头部队。本来就不十分景气的中国戏剧怎么办?唯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市场运作的道路才是改革者的选择。分析一下我国戏剧艺术市场的现状，以及来自外界的各种影响因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方面，我们还是落后了一大步。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一直没有形成产业化，我认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它，不仅是戏剧，也是艺术领域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结合近年来有关“文化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成为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的现实状况，本文以近年来发表在各类核心期刊的几十篇相关文章为资料和主要依据，将学者们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作如下综述。

一、中国戏剧市场化发展的历史状况

中国戏剧是中国艺术发展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艺术魅力与价值堪称中华之瑰宝，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出耀眼的光芒。在悠久的中国文化早期，也繁育了人类的精灵—戏剧，它同样体现在原始人类的祭祀仪式里，展现了人类初始时期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认识，透示了人类试图把握命运的原始企图。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梵剧不同的是,中国戏剧没有能够很快由原始状态跨越出来，形成建立在审美意义上的比较完善的舞台样式，而是长期在它的原始状态和初级形态中徘徊，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到12世纪初期才孕育出成熟的样式。

中国戏剧市场的出现表现为戏剧场所的形成。中国戏剧市场的表演场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神庙里面搭建的戏台，另一类是城市里面专门构建的商业剧场。在分布各地城乡的众多神庙里，宋代以后一般都有戏台建筑，每逢神节祭祀以及其他喜庆日子，都会有戏曲演出。神庙演戏是中国戏曲相当古老也是最为普及的活动方式。然而，神庙毕竟不是专门化的演剧场所。北宋中期以后，一些商业都市里面也出现了营业性剧场，中国剧场由此正式诞生，由此进入市场化。

(一)宋代商业剧场“瓦舍”的形成

11世纪初叶宋仁宗朝的都城汴京，出现一种供市民常年游览的大型游艺场地，称作“瓦舍”。“瓦舍”里面建有专门的演出场所“勾栏”，也就是最早的剧场。里面的演出内容五花八门，包括了当时流行的各类表演技艺，有说书、说唱、杂技、舞蹈、武术等各个门类，当然，其主要的内容是戏曲演出，越往后越是如此。“勾栏”剧场既借鉴了神庙演剧建筑的一些特点，例如设立戏台，又充分考虑了对于观众的安置，它为观众提供了舒适的观看环境，因此“勾栏”是比神庙戏台更适宜于演出的场所。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医疗体制改革是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这姑且不论，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在不断地进行医改，这倒是事实。美国奥巴马总统2010年末签署的医改法案尚未完全付诸实践，而为了医改法案的生命能够延续下去，与共和党在美国国会和某些州依然缠斗不休。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英国的新一轮医改也开始启动了。2011年1月19日，英国保守党与自由联合政府在卡梅隆首相的领导下，向下议院提交了《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案》(TheHealthandSocialCareBill2010一l1)，迈开了新医改的第一步。新法案的核心是改革已有的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机构(Primarycaretrusts，PCTs)，由全科医生联盟(GPconsortia)取而代之②。在英国，“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相当一大部分医疗保健服务付账，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我国的医保机构。英国的新医改，其核心就是对医疗服务的付费者进行改革，希望改善其治理结构，提高其服务水平，最终促进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中国新医改的最新政府指导原则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所谓“保基本”，就是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让广大参保者不会因为没钱而不去看病；所谓“强基层”就是强化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吸引老百姓“小病进社区”；所谓“建机制”就是建立一整套新的机制，让医疗机构具有努力改善服务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中国新医改在“保基本”方面已经迈开了大步⑨，在“强基层”方面政府也砸了不少钱，但是在“建机制”方面却步履蹒跚。恰恰在后两个方面，尤其是最后一个环节，英国的新医改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启示。

作为老牌经济发达国家，英国在“保基本”方面可以说早就功德圆满了。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就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制，成为全民医疗保障的典范，也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中国人对于“全民免费医疗”的高昂兴致已经无需赘言了。然而，很多国人一根筋地将“全民免费医疗”理解为医疗服务的计划体制，即国家对医疗筹资和服务实行统包统揽；更有甚者，很多人不仅持这样的看法，而且还对此赞赏有加，认定不如此就不能推进中国的新医改。那么，全民免费医疗是不是等同于医疗的计划体制?在医疗领域实行计划体制究竟是否可行?医疗卫生体制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系到我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战略方向。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为了不迷失方向，我们还是应该仔细放眼看一下世界。只要提到“全民免费医疗”，我们就必须要考察其鼻祖和典范——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多年，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正不断地迈向市场化，其制度变革的战略选择以及战术性制度安排，都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一、英国全民免费医疗的旧体制

英国全民免费医疗体系的正式说法是“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HealthService，简写“NHS”)。由于英国是这一模式的首创者，因此这一模式在全世界又被简称为“NHS模式”。英国的NHS体系建立于1948年，是全世界最大的政府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服务范围涵盖了从预防到康复、从孕妇检查到临终护理、从头疼脑热到心脏搭桥等各类医疗保健服务。所有英国合法居民都有权基本上免费享受NHS的服务；另外，欧共体或与英国签订互惠协议国家在英国居住的人也有如此待遇。所谓“基本上免费”，是指民众在看病治病时还需要支付小额费用，主要是用于购买处方药。

由于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因此很多中国人便依据中国的经验，认定英国一定会建立大量的公立医疗机构，然后政府直接向这些机构下拨事业费，让它们好好为人民服务。为了做到最后一点，政府自然要建立一整套考核制度，在公立医疗机构中搞一些“评劳模、选先进、发奖金”的活动，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样的考核制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最时尚的名称就是“绩效工资制”。在这一体系中，公立医疗机构只不过是国家的预算单位，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性，其职责只不过是把政府每年拨下来的事业费尽量花完，把政府安排下来的活儿也好歹干完。

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体制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业单位体制。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体中，这样的公立组织在公共部门也存在，在国际文献中被称为“预算单位”(budgetaryunits)，即这种组织并不独立于政府，而是政府的一个预算单位。很多人主张，中国的医改应该学习英国模式，而他们口中的英国模式就是全民免费医疗+事业单位制(预算单位制)。这种认识如果放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之前，大体上还是靠谱的。在当时，英国政府在医疗领域扮演两种角色：(1)筹资者与购买者，即政府直接从税收中为医疗筹资并负责购买医疗服务，而百姓在纳税后基本上可以享受免费医疗；(2)提供者，即直接兴办并运营公立医疗机构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这种由公共部门集医疗筹资、购买与服务提供功能于一身的制度架构，在国际卫生政策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集成模式”(publicintegratedmode1)；与之相对，在德国，医疗筹资基本上由公共部门负责，服务购买由准公立的医保机构担任，服务提供体系则由公立机构与民办机构组成，服务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建立契约关系，因此被称为“公共契约模式”(publiccontractingmod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