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制法范文10篇

摘要：市场规制法是市场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本文在对当前我国有关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考察之后，着重论述了作者所界定的市场规制法三大基本原则，即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保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社会公益原则。

关键词：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国家干预适度保护公平竞争社会公益

引论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决不仅仅是市场机制独自运作的结果，只有靠法律保驾护航的市场才能无“悖论”、才能不“失灵”。政府一方面要给予人们最大限度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完善的法律制度确保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为此，首要的是制定民商法等架构，保障私人交易制度得以有效运作；而后还必须建构另外一种法律规范体系以弥补民商法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不足①，使民商法的在此的作用得以正常发挥。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十分相似的立法实践表明，这种法律规范的存在是必要且有效的。美国称之为反托拉斯法；德国称之为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反对限制竞争法；日本称之为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禁止垄断法；英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行为法、公平贸易法；欧洲联盟称之为竞争法；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公平交易法。我们称之为市场规制法②。

市场规制法是调整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市场规制法就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认为，市场规制法是经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①，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也必将为进一步研究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②。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原则问题概说

一、划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两种标准

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分类方法,然而对这种分类标准却颇有争议。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首先提出了这种分类,按照一般的解释,实体法是指“所有法律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各部门法的主要部分,它是有关特定情况下特别的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应履行的法律义务的法律。”[1](P·865)程序法是指“用来表示不同于实体法的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体系。程序法的对象不是人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是用来证明、证实或强制实现这些权利和义务的手段,或保证在它们遭到侵害时能够得到补偿。”[1](P·17)笔者认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划分标准实际上主要有两种,而在具体适用时,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却没有得到严格的澄清,甚至发生混淆与错位。

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第一种标准应当是法律实施与被实施的关系,程序法是专门实施法律的法律,而实体法则是被实施的法律。法律必须借助国家这种公共权力组织才能实施,如何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法律的实施正是程序法产生之依据。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历来有“实体法中心论”与“程序法中心论”之争。在现代法治中,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在传统上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度也被进一步发掘,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提出“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2](P·7-8)上述关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观点实际都是按照第一种标准所作的法律分类。按照上述标准划分的程序法其核心并不是纯粹的程序,而是在法律实施、国家专门机关制作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各方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以及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与当事人、其他参与人的权利义务的法律构造,其次才是行使职权(权利)的方式、步骤以及时间、顺序的纯粹程序问题。据此,实体法具有双重功能,即兼具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双重功能。

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第二种标准是法律规范内容是否为纯粹的程序规定。我国已有学者明确指出:“诉讼法并不仅仅是程序法,民法、行政法也并不仅仅是实体法。诉讼法是由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共同组成的法律部门,民法、行政法也是由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共同组成的法律部门。”[3]“诉讼法是调整诉讼关系的法律,在诉讼关系领域,首先是诉讼实体关系,其次才是诉讼程序关系。为了实现国家的司法职能和当事人的司法(诉讼)权益,诉讼法必须赋予司法机关的司法职能性权限和当事人诉讼利益性权利。职能性权限和利益性权利是诉讼法中的实体规范而非程序规范。”[3]上述对流行的诉讼法为程序法观点的质疑实际上是按照第二种标准来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按此标准,诉讼法也可以分为诉讼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行政法也可以分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学界流行的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划分实际上就依据第二种标准,而不是前述第一种标准。按照行政法学界的通说,“行政程序法是关于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以及实施这些方式和步骤的时间、顺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按照这种标准划分的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并不处于等量齐观的地位,否则就会发生比较的错位。

行政程序法只与诉讼程序法具有可比性,而行政法则与诉讼法具有可比性,如果比较的标准发生偏差,其结论则是令人怀疑的。而目前学术界则往往只将行政程序法与诉讼法比较,而很少将行政法与诉讼法比较,实际上通过行政法与诉讼法的比较,将更有利于行政法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诉讼法中吸取丰富的观念与制度的滋养,对行政法治是大有裨益的。对实体法与程序法认识的差异是由于认识的视角不同而造成的,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本文则是按照第一种标准来划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

二、行政与行政诉讼是法律实施的程序构造

「摘要」经济法体系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直观认识。对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分析，可以有多种路径。研究经济法体系的内部结构，需要考察其结构的特定性。认识经济法体系，同样应当持开放的心态，以应对开放社会所产生繁杂问题。为此，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特别是对处于“中间地带”的一些法律规范，使其在性质上各得其所，在调整上又能够相互为用，以共同实现其整体上的调整目标。

「关键词」经济法体系，结构分析，二元结构，中间地带

经济法的体系应如何确立，曾是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随着人们共识的日渐增多，对经济法体系问题的探讨也余音渐歇。但近几年来，经济法制度的迅速发展，生成了大量的新规范，这些新规范不仅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体系具体结构的认识，也会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体系既有共识的合理性的看法，因而对经济法体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按照既有共识，经济法体系作为经济法规范所构成的内在和谐统一的整体，其核心问题是规范的分类与结构问题；与此同时，经济法体系作为相关经济法规范所构成的一个系统，可以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对其展开研究，以更好地揭示经济法规范的类别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结构。事实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研究经济法的体系，都离不开对相关规范的分类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结构的研究，都离不开重要的“结构分析”。这对于研究经济法体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当然也适用。

对于经济法体系所涉及到的结构性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已经达成了许多共识，目前学者尚略有歧见的，主要是对经济法规范的“分法”上的不同：有些学者主张“二分法”，有些学者主张“多分法”，并由此带来了经济法体系结构上的不同，在此不再赘述。本文的探讨，是立基于学界已有的一些基本共识（如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体系结构等本体论共识），着重从经济法体系发展的角度，对经济法体系进行一般结构分析，提出体系的“二元结构”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特别是“二元”的“中间地带”的归属问题，并探讨如何“一分为二”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经济法体系的一般结构分析

摘要：从管制、规制和监管的性质来比较三者的异同，并阐明三者同是微观经济学领域的调整手段；对干预和调控的解读，通过对二者词义的比较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得出结论：在中国使用调控比干预更加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特别是在宏观领域的管理。关于我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选择，即以规制为研究中心的法律与政府管理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摘要」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一直是经济法理论中重要的难题。本文提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三项确立标准和两种确立方法，并据此概括出三项具体的基本原则，即调制法定原则、调制适度原则和调制绩效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标准、确立方法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人们对于基本原则重要性的认识正在日益深化，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经济法理论中，基本原则问题与调整对象问题同等重要；此外，概括基本原则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实非易事，因而是一个“重要的难题”）。[1]（P201）近几年来，学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定义、确立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等，已作出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共识也在不断增加，从而构筑了学术交流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研究者在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上各有偏好和侧重，在基本观点上见仁见智，良莠不齐，且已影响到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经济法原则或基本原则的著述已有很多，但由于诸多原因，相关成果之间的差距也是显见的。由于基本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地位，如果概括失当，就会对理论和实践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确实需要慎重对待。），因而多加深究实属必要。

为此，下面将围绕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这一问题，着重探讨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标准和确立方法。鉴于在确立标准上共识与歧见并存，本文对确立标准拟再作简略概括：此外，由于有关确立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方法对原则的确立恰恰至为重要，因而有必要对确立方法稍做详释。在明确标准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将提炼出经济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并略做分析和说明。

一、确立标准问题

要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先明确基本原则应符合的标准。因为没有一定的标准或要求，基本原则的确立就可能比较混乱和随意，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基础性、本原性和准则性，从而会失去其应有的指导力和准据力。由于确立标准事关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已有若干著述予以研讨，且已形成一定的共识。在此基础上，需要补充和强调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regulation的经济法含义；“规制”的界分；代结论：宏观调控权提炼的“外部性”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规制”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为目的、日本学者根据regulation苦心创制的“规制”一词所调整的领域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学界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规制的方式有多种、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内涵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regulation在经济法上的含义是规制，规制包括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办性规制，非权办性规制包含了宏观调控的诸多特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副产品，经济法的研究范式也得以最终确立。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授予国会的贸易调控权（regulation)。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规制；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生成的依据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但是，“从联邦法律看，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经最高法院逐步解释后，使联邦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决定权目前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动，即超越各州边界的活动（指州际贸易，相对于完全属于各州权限的州内贸易而言）。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如果可以，则意味着尽管“宏观调控”语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普遍实践所产生的这种重叠性共识，可以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如果不可以，则将证成当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种种宏观调控法理论的原创性与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容应对来自经济法学界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因而，对于regulation(regulate)的解读就成了关键。

可持续发展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理论成果，已被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学界所认可。它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而且也是一种崭新的经济哲学。（注：方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行为规范［j］。浙江社会科学，1998（3）。）它以空前的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在法学领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原则、一种理念在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中得到了一定体现。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法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就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可持续发展与“整体本位论”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本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从提出发展到今天，其涵义已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强调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协调发展，永续不断。可持续发展要求把发展的负面效应和代价降低到最低程度，使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免遭或少遭破坏，既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子孙安居乐业，继续发展，从而实现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统一。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哲学观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注：王全兴，樊启荣。可持续发展立法初探［j］。法商研究，1998（3）。）笔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首先，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强调经济、人口、社会、科技、环境、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从空间上看，可持续发展是各地区、全国乃至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是全社会范围内，各阶层、各集团、各单位都增进利益的共同发展。“整体本位论”作为经济法的哲学基础，以社会整体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个体利益为次，客观地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法的调控、规制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以及在具体方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范、限制和引导的统一过程。

民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而个人权利本位以自然权利理论为其哲学基础，它有利于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个体得到充分发展，在民法看来，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并组成社会利益。只有充分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实现，才可以促成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注：陈云生。权利本位价值模式的历史命运［j］。政法论坛，1997（3）。）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书记向大会做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二0二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七大报告首先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然后分别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十个方面对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了全面部署。

一、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

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有:一、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与推动力量

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是我党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91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第二步战略目标与第三步战略目标———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间的过渡性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比小康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状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力量来源于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三种推动力量则要有三种法律规范,规范市场的是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规范政府的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规范第三部门以及规范政府与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则是以经济法、社会保障法等为代表的社会法。

关键词：金融危机市场规制四个转变

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并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市场滑落、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这次金融海啸并非因为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内的因素造成；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模式、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运作方式，政府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方法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是内源型。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金融监管有漏洞，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乘隙而入，利用投机的经营方式，掠夺他人财富；是外掠型。认真审视和考量，造成这两次金融危机有两个共同的因素：市场主体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监管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监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监管机制。最近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提出要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等，同时各国也开始扎紧自己的篱笆，加强市场规制，增强免疫力。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原意主要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对某些特定产业或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经营行为、产品价格、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规制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产业革命的发生给布阿克尔贝、亚当·斯密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也给市场提出严峻挑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与推广，需要大量投资，而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这引起了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和反思。1848年,穆勒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问题,认为政府应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经济规制，其观点逐渐被大家接受。英美等国政府先后成立了规制部门，负责对际铁路建设及其运输进行规制，促进了铁路的发展。市场本身的缺陷也给政府规制提供了分析论证的实例: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等国家经济急剧衰退，市场机制对这种衰退已无能为力，市场经济国家开始认真思考与反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现实需要新的理论与政策来引导经济走出危机。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并被重视。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以凯恩斯主义和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如一剂良药，给陷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用市场机制这只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用国家干预这只是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和规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观点和方法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理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爆发的金融海啸，使市场规制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共识和研究的重点。

我国市场规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学术界开始翻译介绍国外的政府规制理论、著作和相关政策及做法和经验；19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逐步应用从国外引进的政府规制理论研究中国垄断产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航、铁路、电信、电力、邮政等部门的政府规制政策；从本世纪初开始,鉴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状况，市场规制理论受到关注和重视，理论界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理论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层次逐渐深远，成果也日益增多。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市场规制是国家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及其工作部门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监督管理；是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的手段、机器和机制。它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国特有的市场规制制度，在对资改造、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政府市场规制的重要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市场主体、经营业态、营业方式、高科技手段、国际化程度等日趋创新和发展，给我们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党组审时度势，经过认真研究，郑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和现代市场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给我们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于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对于促进工商行政管理的繁荣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透过两次金融危机及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笔者建议我们在努力实现“四个转变”过程中，要重视与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市场规制四个转变

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并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资金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市场滑落、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经济开始出现衰退。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比较，这次金融海啸并非因为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内的因素造成；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消费文化和模式、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运作方式，政府金融监管的理念和方法等多种原因引起的；是内源型。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金融监管有漏洞，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等乘隙而入，利用投机的经营方式，掠夺他人财富；是外掠型。认真审视和考量，造成这两次金融危机有两个共同的因素：市场主体的经营方式和政府的监管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市场监管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监管机制。最近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提出要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完善问责制、加强监管等，同时各国也开始扎紧自己的篱笆，加强市场规制，增强免疫力。

规制一词来源于英文“regulation”，原意主要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对某些特定产业或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经营行为、产品价格、投资决策、危害社会环境与安全等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规制也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产业革命的发生给布阿克尔贝、亚当·斯密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带来了强烈冲击，也给市场提出严峻挑战；尤其是铁路运输的发明与推广，需要大量投资，而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难以迅速聚集所需资金，这引起了对自由放任经济有效性的质疑和反思。1848年,穆勒等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问题,认为政府应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经济规制，其观点逐渐被大家接受。英美等国政府先后成立了规制部门，负责对际铁路建设及其运输进行规制，促进了铁路的发展。市场本身的缺陷也给政府规制提供了分析论证的实例: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国等国家经济急剧衰退，市场机制对这种衰退已无能为力，市场经济国家开始认真思考与反省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现实需要新的理论与政策来引导经济走出危机。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应运而生并被重视。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以凯恩斯主义和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如一剂良药，给陷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用市场机制这只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用国家干预这只是看得见的手来调控和规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观点和方法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并且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理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爆发的金融海啸，使市场规制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共识和研究的重点。

我国市场规制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当时学术界开始翻译介绍国外的政府规制理论、著作和相关政策及做法和经验；199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逐步应用从国外引进的政府规制理论研究中国垄断产业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民航、铁路、电信、电力、邮政等部门的政府规制政策；从本世纪初开始,鉴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状况，市场规制理论受到关注和重视，理论界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理论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层次逐渐深远，成果也日益增多。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市场规制是国家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及其工作部门对市场进行直接的、具体的监督管理；是保障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得以贯彻落实的手段、机器和机制。它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引导和规范市场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工商行政管理是具有中国特有的市场规制制度，在对资改造、经济管制、打击投机倒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政府市场规制的重要部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市场准入及退出、市场行为矫正、知识产权保护、消费权益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等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市场主体、经营业态、营业方式、高科技手段、国际化程度等日趋创新和发展，给我们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根据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国家工商总局党组审时度势，经过认真研究，郑重提出了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和现代市场管理体系；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即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转变，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给我们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努力实现“四个转变”，对于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对于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市场规制；对于促进工商行政管理的繁荣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透过两次金融危机及市场规制的宗旨、原理、方式、作用等，笔者建议我们在努力实现“四个转变”过程中，要重视与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