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犯罪案件范文10篇

[摘要]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处理涉税犯罪案件时，受立法、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和执法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协作配合存在着一些问题。通过调整机构设置、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工作程序、明确职责义务、搭建信息平台等措施，可以提高税警协作的质量。

[关键词]涉税犯罪；侦查；税警协作

涉税犯罪是经济领域内一种常见的犯罪类型，近年来呈高发态势，发案数量持续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日益严重。据公安部近期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共立案侦查各类涉税犯罪案件780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993名，挽回税款损失360亿元。在打击各类涉税犯罪的斗争中，各级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各司其职、协同作战，为维护税收征管和社会经济安全秩序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受立法、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和执法理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在侦办涉税案件过程中，协作配合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了两机关打击涉税犯罪的效能。

一、涉税犯罪案件侦查中税警协作的现行机制

1、从制度层面看，涉税犯罪案件侦查的税警协作始于1997年。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的管辖分工进行了修改，原由人民检察院负责立案侦查的涉税犯罪从其管辖范围剥离出去。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对涉税案件的管辖做了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涉税等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

2001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新征管法)第七十七条明确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税务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当前企业涉税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手段趋向“隐形化”

涉税犯罪企业采取金蝉脱壳、转移税负的手段偷税逃税。即在原有企业经营效益较差或优惠政策即将到期的情况下,改变法人代表名称,成立一个新企业,原企业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子。这样两个企业虽然在同一个总公司的名下,但分别独立核算,原企业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以企业濒临破产,无力缴纳税款为由,软磨硬抗,拒缴税款;新企业则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二)由单一型向混合型转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主体日益多样化,危害税收征管秩序犯罪逐步由单一犯罪向综合性犯罪升级。法人与自然人共同构成犯罪主体,偷逃国家税款与挪用、侵占公司资金相结合,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主内外相勾结案件增加。

(三)形式趋向“多样化”、“智能化”

[摘要]目前，我国涉税犯罪案件由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管辖。公安机关因其“以块为主”的横向管理体制和不掌握纳税信息资料的先天不足，出现了受理案件渠道不畅、侦查协作机制不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不衔接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严重等侦查体制上的弊端。要走出当前涉税犯罪侦查的困境，必须对现有涉税犯罪侦查机制进行改革。建议建立一套单独的税务警察机构，以从根本上消除当前侦查体制上的弊端。

[关键词]税务体制；涉税犯罪案件；税务警察机构

一、当前涉税犯罪的现状

当前，我国偷税、抗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等税收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数量上居高不下，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恶性案件明显增多，犯罪手段呈多样化趋势，查处难度也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

1．涉税犯罪数量增多，涉案金额巨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涉税案件发案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单个案件的涉案金额，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几千万、几亿甚至几十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每年涉税犯罪案件只有200多起。而2005年1月到10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涉税犯罪案件达9481起，涉案总金额110.5亿元，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掌握的涉案金额在l亿元以上的案件就有37起，这些案件涉案价税总额达124.27亿元。自1997年公安机关依法开始侦办涉税犯罪案件以来，至2005年7月，共立涉税犯罪案件87325起，涉案价税总额1889.63亿元，平均每起案件涉案金额216万元，通过查处各类涉税犯罪案件，直接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08.74亿元。

2．发案面广，地域跨度大。一方面，涉税犯罪案件涉及的地域范围广，在全国的各个地区都有案件发生。就连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新疆、西藏等地也屡见不鲜，而且涉案金额与发达地区相比也毫不逊色。另一方面，涉税犯罪在纳税人的日常税务活动中发生的频率较高。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点没有在公安机关的立案统计中得到充分反映。但有人曾做过专门调查：抽取200户企业、80户个体工商户、80户纳税个人作为样本，统计表明，能够自觉依法正确纳税的，企业所占比例为30.5％，个体工商户仅为12.5％，纳税个人为26.2％。也就是说，只有极少部分纳税人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正确缴纳税款，而大多数纳税人没有依法纳税。在涉税犯罪案件中，跨地域作案的现象也非常突出。在偷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采用外出异地经营等方式偷税；在逃税案件中，嫌疑人常把资金、产品、生产设备等转移到外地以逃避追缴税款；在骗税案件中，嫌疑人常通过不同的渠道从不同的地方取得出口报关单、收汇核销单等实施骗税；在涉票犯罪中，特别是在增值税专用启用以来，大量的跨地区购买、出售、虚开、增值税专用案件不断涌现，使得涉税犯罪案件跨地域作案的趋势更加显著。

近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开展，税收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税务机关查处的案件大量增加，但移送司法机关后真正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却很少，难道是这些涉税案件都达不到立案标准吗？其实，翻开这些案卷，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追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前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制度并未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多的是流于一种形式。

一、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的基本情况

什么是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制度？要明确这一概念，首先必须了解什么是税务违法行为和涉税犯罪行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涉税犯罪行为都是税务违法行为，但是税务违法行为不一定就是犯罪行为。两者的区分在立法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数量上的差异。例如，对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如果所偷税款达到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款总额的10%以上才能认定为偷税罪，由司法机关实施刑事处罚。反之，如果纳税人达不到这1万元和10％这两个数量标准，就只能认定为税务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实施税务罚款；第二种情况是质的差异，具体来说，税务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违法情节的严重性、主观恶性等形成了税务违法行为的“质”。例如，《征管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里的情节就是关于“质”的规定，情节的轻微与否就是区分税务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分水岭”。第三种情况是量和质并重的区分，例如，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在此规定中，“两次”偷税是“量”的规定，“再次偷税”就是“质”的规定，对于纳税人再次偷税的数额在所不论，但这表明纳税人主观恶性较重，非予以刑事处罚不能防止其社会危害性。

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制度是指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涉税违法行为过程中，对依照税收法律规定已涉嫌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的一种制度。具体包括移送案件的时间、标准、程序、处理、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各自的职责和义务、检察机关的监督责任、责任追究等内涵。可是，这些方面的内容在实践中却没有具体的统一规定，这不仅造成了各地的做法不统一，而且放纵了一大批税务违法犯罪分子。

二、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制度现状的成因分析

第一、欠缺专门的法律规定。翻开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对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作出统一具体规定的寥寥无几。其具体的参照标准只有2001年7月国务院出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可是这一规定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着一些漏洞。比如，它没有规定移送的时间和具体方式。根据《刑法》第201条规定，只有在税务机关给案件定性后才能知道是否达到移送标准，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只有税务机关查完后才移送。这里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为确保税务违法案件得到及时查处，一些重大的、复杂的涉税违法案件，往往由公安机关提前介入，那么这能否就说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呢？其次，税务机关作为定案的证据，公安机关能否作为他们定案的证据呢？我们知道行政处罚的证据要求没有司法证据那么严格，所以就实践中来说，行政惩罚的证据在司法环节一般不被运用，这也就大大增加了办案成本。最后，对于移送后税款、罚没收入的问题，《税收征管法》规定，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执法部门追缴的税款，由税务部门入库。在实际操作中，司法部门追补的税款何时、何环节缴国税部门入库。国税部门对移送案件应在何环节办理结案，国税部门应当怎样对司法部门追缴的税款、罚款进行监督管理？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就造成了涉嫌税务违法犯罪案件移送流于形式。

任何一种涉税犯罪都是无视国家税收强制性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根本利益，打击各种偷、逃、骗、抗税等涉税犯罪工作，己成为税收管理、依法治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税收秩序整顿和规范，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阶段由于受税收立法、执法、机构设置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影响，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一、打击涉税犯罪的现状

(一)税收立法机制不完善。打击涉税犯罪必然要有法可依，这种法是税收执法的基本依据，更是打击涉税犯罪，追究犯罪人员刑事责任的基础。我国现行税收立法及相关机构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打击涉税犯罪的力度。具体表现在：

1．税法级次低。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为依据，对规章只能参照。而我国税收领域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的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它的均还停留在暂行条例和暂行规定的行政法规层次上，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章、办法及地方政府依法授权规定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这些法规在立法形式上有其不稳定性，在适用效力上有其局限性，在执行当中刚性不足，法律效力低下。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显失公平”的行政处罚法院有权判决变更，所以法院部门认为对行政处罚自己才有最终的裁判权，而税务机关的处罚就岌岌可危了。另外，税务法律法规某些相配套的规定出台相对滞后，导致税务机关实际操作难、定性难，法院依法审理难。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税务机关核定应纳税款的具体程序和方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而此程序和办法在《税收征管法》施行近两年的时间还没出台，造成税务机关核定税款尚无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方法可依。

2．缺乏专门机构。当前的打击涉税犯罪工作，自上而下缺乏一套专门管理打击涉税犯罪，专司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移送、起诉等活动的专职机构。目前作为打击涉税犯罪工作专职机构的“打涉办”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执法主体资格、经费来源、文书使用等问题，上级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清。如各级“打涉办”的设立，省级局归属征管科代管，市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有的地区就没设立，县级局只是和公安机关联合办案，有些县级局虽设立但只有税务人员唱“独角戏”，使“打涉办”有名无实，形同虚设。虽然新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稽查局专司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抗税案的查处。但税务机关由于受其职责、权限、手段等诸多因素制约，稽查取证、案件审查、起诉等工作存在许多困难，依靠稽查局来打击各种涉税犯罪工作举步维艰。另外，偷税罪的法定起刑绝对数额标准(1万元)和相对数额标准(10％、30％)指一个纳税年度中各税种偷税总额、各税种偷税总额与该纳税年度应纳税总额的比例，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包括国地各税。国地税分设两个稽查机构，但对纳税人进行检查时国地税一般不同步进行，互不沟通联系，偷税总额和应纳税总额就很难完全统计，从而可能使犯罪人员有可乘之机，也有可能夸大纳税人的犯罪事实。

(二)税务机关执法方面存在问题。对一个涉税犯罪案件的查处来说，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犯罪案件能否顺利被移送、起诉、审判，能否依法追究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的前期稽查工作与法律法规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偷税作为经济活动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违法行为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如何有效治理偷税顽症，仍然是税收征管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今年以来，姜堰市国税局对自**年至**年上半年间查处的467件涉税案件进行深入调查，探索剖析了众多偷税问题难以遏制的症结与根源，并提出了相关思考和建议。

一、涉税案件发生的主要类型

认真分析467件涉税案件，按照税收违法、违章行为当事人主观意识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大致分为法盲型、无知型、故意型、得不偿失型、心怀侥幸型和其他等六种情形。

（一）法盲型46件。表现为当事人对税法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税收违法行为已经达到了触犯刑律的标准，比如达到《刑法》中列举的偷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等情形。

（二）无知型128件。通俗地讲，就是一些小企业只顾经营赚钱，不管税收政策如何规定，会计做账也以服从业主意见为上，表现为：

1、人为调控隐瞒收入。这类企业主要表现为人为控制销售收入，需要开票的就记销售收入，不需要开票且货款已回笼的就让会计挂记往来账，暂不作处理。

金税工程的全面推行，其在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加快增值税案件的查处速度，提高稽查工作效率，堵塞税收漏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不断研究对策，改变手法，出现了利用虚假身份证注册小型商贸公司，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短期内倒卖或大肆虚开后逃匿的犯罪新动向，并且呈案发上升趋势，形势十分严峻。对此，我省各级国税机关根据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涉税犯罪专项治理的通知》（公通字[**]38号）的精神，加强了与公安、地税等部门联手，在全省范围内结合税收专项检查和整顿规范经济秩序工作，深入开展了一系列打击涉税涉票违法犯罪专项整治突击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全省加大了对增值税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

几年来，全省各级国税稽查局和公安经侦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密切部门配合，营造一个对涉税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形成一个强大的打击合力。从**年至**年3月底，全省国税系统共动用了2136名稽查人员，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工作，集中查处了一批增值税违法犯罪大要案件。全省共对10394户有问题的纳税人进行了检查，其中：立案8481件，税务机关结案7926件，查补税款89155万元，罚款31628万元，加收滞纳金380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492万元。在专项整治中，全省各级国税局稽查局查处的338件增值税大要案中，涉税额达47851万元，涉案人员344人，涉及增值税发票15838份；全省国税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931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案件309件。

——**年6月，徐州市国税局稽查局查处了徐州展腾物资经销处、铜山县德利物资经销处等7家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该经销处法人王夫明、王夫亮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单独或伙同他人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2份，价税合计5852.46万元,其中税款78.93万元。其用于抵扣的188份进项票经调查核实均为假票。**年1月，徐州市公安局以王夫亮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审理起诉。

——**年春运期间，全省国税机关共出动税务检查人员1200多人（次），在公安机关得配合下，采取巡查和蹲守的方法对车站、码头、宾馆等主要集散地和公共场所倒卖、制售假普通发票犯罪活动进行了突击检查。全省共查出各类违法发票1947份，查补税款162.3万元，罚款117万元，其中查处假发票235份，罚款67万元；查处了5起用“消字灵”涂改发票的案件，有力地打击了发票制假售假行为。

——**年5月，针对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取消前，一些涉税犯罪分子大肆伪造、变造、倒卖、盗窃、骗取、虚开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急剧上升的状况，省局迅速研究对策，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力量，于5月中旬至9月底，在全省大力开展打击利用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违法犯罪行为。全省国税机关出动21000人（次），对170316户（次）纳税人，9576639份发票进行了检查，共发现有问题增值税专用发票17151份，其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872份，查无此票1371份，变造增值税发票637份，假增值税发票311份，大头小尾增值税发票38份；共查补税17971.21万元,罚款3878.75万元，加收滞纳金407.07万元；税务机关立案查处2904件，移送司法机关331件，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265人，其中：逮捕62人，刑事拘留61人，取保候审142人。

摘要：罪工作很重要，要从政治上而不只是经济上，看到打击经济犯罪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犯罪非法利益管理法规

一、经济犯罪概念及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犯罪，一般指自然人或法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在商品生产、分配、流通及其管理过程中，违反经济管理法规，危害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国家刑法惩罚的行为。这种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1、贪利性。大多数经济犯罪都具有非法牟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犯罪人为了一已之利，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财产，损害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同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

2、法定性：经济犯罪是法定犯罪，即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由法律规定的，这一点有别于一般的自然犯罪，如杀人、强奸、抢劫、盗窍等传统犯罪，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人们凭借社会常识和伦理道德规范就可轻易地加以判定，法律之所以将其宣布为犯罪，是因为古往今来人们都认为其是犯罪。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按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各部门和单位的职能，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打防并举的方针，对印制、兜售、虚开、购买、使用假发票以及传播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相关信息等环节实施全过程治理，建立完善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长效机制。

（二）工作目标。发票违法犯罪多发势头得到遏制，发票违法信息的传播得到阻截，兜售假发票的高发区域得到整治，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使用虚假发票进行财务核算、报销的问题得到制止，依法使用发票、自觉抵制虚假发票的守法、诚信意识增强。

二、主要措施和方法步骤

（一）主要措施

1．开展打击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广泛收集制售假发票信息，深挖线索、认真排查，摸清印制、兜售假发票违法犯罪的源头和渠道；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对印制、兜售假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开展整治：将易于隐藏印制假发票窝点的市际交界处、城乡结合部、案件多发区列为重点地区，依靠基层群众组织严密监控，全力摧毁制假窝点、售假团伙；将兜售假发票较为集中的车站、商场、宾馆等区域列为重点场所，加强巡管、突击检查，严打售票贩子；将专项行动中发现的重大案件列为重点对象，加强督导，从深、从严、从快查处，实施重点打击；依法查处一批发票违法犯罪案件，狠打印刷、贩卖假发票的犯罪团伙，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查处虚假注册企业从税务机关骗购空白发票并非法倒卖或代开发票。加强发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工作，严格执行全国统一发票犯罪证据的认定标准，规范全市案件移送程序，增强打击、惩处力度。

本文作者：袁森庚工作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第一，证人必须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这是证人的基本特征。第二，证人是必须能够辨别是非，能够正确表达意思的人。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言词能否成为证人证言，证人的资格是基本要件。如果证人的资格存在缺陷，其言词就无法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人证言。而证人的资格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了解案件情况。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证人证言是待证事实的直接感知人或直接体验人在诉讼程序中针对待证事实所作的陈述。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是陈述主体了解案情事实，而了解的唯一途径是对案情的亲自感知、亲自体验。④即一个不了解案情事实，对案情没有亲自感知、亲自体验的人是不能成为证人的。在谷某玩忽职守罪案件中，所有6位证人都能够辨别是非，正确表达其意思。证人资格的这一要求没有问题。但是否都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值得我们考量。而我们认为，在上述6位证人中，从他们的证词中就可以得知，⑤证人李某等人就明显不具有证人资格，他们的言词就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李某的证言证实:“税收管理员到监管的企业主要检查企业的生产、销售、库存以及财务状况。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省局和市局对其都有相应的规定和管理办法。”另一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对重点监控企业的税收管理员应到企业经常实地查看，进行日常监控，主要查看经营场所、生产经营情况、企业帐目等，这种情况由科室负责。”两位李某的这些言词只是说明了税收管理员日常检查的主要内容与文件依据、重点监控企业的监控职责等内容，而并没有证明案件事实。从二李的言词中可以推知他并不知道案件事实，即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内容。在另一案件，王某玩忽职守罪案件中，⑥证人曹某、徐某、李某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对案件任何一方面的事实他没有亲身感知和体验，并不了解本案的案情的人，自然是没有证人资格的人，其言词就不成其为证人证言和定案的证据。

对证言内容的要求，有的学者提出，证言必须是以人的感知、体验或经历的客观叙述为原则，其中不应包括证人对具体事实的评论意见或推测内容。⑦证人应当陈述直接感知的事实。对此相关法律文件也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7条规定，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6条也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此，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证人不得使用推测、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也不得对事实发表意见。这可以说是基本的意见证据规则。⑧对照上述证言内容的要求，在谷某玩忽职守罪案件中，司法机关所采用的税务人员的证人证言也存在引用证据的错误。有的证人的言词就是一种评论意见，而非对亲历的具体事实的陈述。本案6位证人的证言，除上述李某的证言明显具有这样的特征之外，邱某以及刑某的言词也同样具有评论性特征。法院的判决书认定，证人邱某证言证实:“管理员对辖区内的重点税源企业，应该每个月到公司去二次到三次，对重点监控企业至少要十天检查一次，必须要2人或者2人以上才行。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发票开具是否属实、账目情况进行日常的监控和检查。鑫丰源公司在我们科的监管范围内，该公司的税务主管员是谷某，张某带领谷某到该公司检查过，但他们没有向其汇报过这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对这个公司的检查情况。之所以鑫丰源公司出现向其它企业开出虚假的销售发票的情况，是我们管理上的漏洞，说明我们对所管辖的企业监管力度不够。”在这一证人证言中，“管理员对辖区内的重点税源企业，应该每个月到公司去二次到三次，对重点监控企业至少要十天检查一次，……。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发票开具是否属实、帐目情况进行日常的监控和检查。……，之所以鑫丰源公司出现向其它企业开出虚假的销售发票的情况，是我们管理上的漏洞，说明我们对所管辖的企业监管力度不够。”这三句话就是典型的评论，而非对案件事实本身的叙述。因为对于重点税源企业和重点监控企业税收管理员每月应检查多少次，检查哪些事项等内容，这不是案件事实，而是税务机关内部管理规定。这样的内部管理规定在税务机关早已有之。司法机关采用邱某的证言无非是要推出谷某也应当这样履行职责。而这样的结论本应由司法机关通过调查税务机关内部管理规定，结合谷某的岗位进行推论，而无需从一个税务人员的言词中推出。对鑫丰源公司的监管是否有漏洞，如果存在监管漏洞是谁的责任等结论，这样的判定更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不能由一位证人代为履行这样的职责。司法机关把证人的评论都作为证人证言而采用，不能不说这是在证据的引用方面存在的明显错误。法院的判决书同时还认定，证人刑某证言证实:“作为税收管理员，工作职责是对辖区内的企业的日常监控和检查，了解企业经营的基本情况，对企业的税前、税中、税后的辅导，企业有异常情况的上报。要求税收管理员每个月到重点税源企业去一次，每个月到重点监控企业、敏感企业去二到三次，去检查企业的经营状况包括账目和发票使用情况等，这些情况领导多次在大会上讲过和要求过，我们的岗位目标职责也是这样要求的，鑫丰源公司是谷某负责进行监管的，其协助谷某工作。”从刑某的这一言词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这也是一种评论性言词。而且这样的评论与邱某的评论还存在某些不一致。例如，邱某说，管理员对辖区内的重点税源企业，应该每个月到公司去“二次到三次”，而刑某说是去“一次”。邱某说，对重点监控企业至少要十天检查一次，而刑某说是去二到三次。司法机关采用这样评论性的言词证据不但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律要求，而且也经常导致证明的内容不准确。因此，这样的言词也同样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从上述谷某玩忽职守案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渎职犯罪案件时，常常大量采用其他税务工作人员的言词作为案件的证据。而证人证言的内容却不是证明某一税务工作人员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而是通过评论性言词“证明”某一税务工作人员的职责及其履行职责的方式。例如，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税收管理员到监管的企业主要检查企业的生产、销售、库存以及财务状况;邱某证言证实对管理员对辖区内的重点税源企业，应该每个月到公司去二次到三次，对重点监控企业至少要十天检查一次，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发票开具是否属实、帐目情况进行日常的监控和检查等。这样的言词内容都是对税管员管理职责及其履职方式的评述。通过这些评述性言词，从而推出某一税务工作人员并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这样的职责而存在渎职行为。我们认为，这样的证明方式并不恰当和科学。首先，某一税务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及其履职的方式，并不是由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所确定，而是在税务机关内部管理制度中早已有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执法责任制以后，根据一个税务局应当完成的工作任务，在局内分设若干工作岗位，把该局的所有工作任务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并明确了每一个岗位的岗位职责及其履职方式，每一个岗位的岗位职责都不一样。因而，判定某一税务工作人员是否渎职，就必须依据其岗位职责，而非税务工作人员的言词证据。其次，判定某一税务工作人员的职责及其是否履行或者正确履行职责属于司法机关的职责范围。如果采用税务工作人员的证言来确定的话，就等于司法机关把自己部分判定权让渡给了以证人身份参与案件的税务工作人员。根据这一分析，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渎职犯罪案件时，也应当把税务工作人员评论性的言词从案件的证据中予以排除。结语根据上述分析，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渎职犯罪案件时，为了达到处理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证据的采信和案件结论的证明方式方面应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对于税务工作人员能否作为案件证人的判定，只能选择对案情了解的税务工作人员作为证人，应当排除不了解案件事实的税务工作人员。二是对证人证言内容的采信，只能采信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本身的言词。对被告人的工作职责以及履职的方式、应当遵循的工作程序等内容，司法机关只能根据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内部管理制度予以确定。三是对于案件结论证明方式，应当是司法机关依据被告人的工作职责、履职的方式、工作程序，再根据被告人的行为表现，运用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判定被告人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并以此作为基础判定其是否构成渎职犯罪。而不能依据税务工作人员的言词来证明被告人应当履行的工作职责及其履职方式，甚至直接运用税务工作人员的言词证明被告人存在渎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