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范文10篇

为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精神,根据青岛市《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的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提高非监禁刑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现就我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

社区矫正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为核心，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有效方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依法规范矫正行为，为加快“平安四方”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推动全区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任务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

社区矫正适用下列五种罪犯：

加强社区矫正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和不断完善适应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社区矫正规范化，努力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是贯彻落实《法制江苏建设纲要》，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引进现代“教育刑”先进理念，实现法律服务机构与社区矫正无缝隙衔接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社区矫正的“瓶颈”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它隶属于刑事司法体系，是非监禁或暂缓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将那些罪行轻微或者经过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于再危害社会的罪犯置于社区，在国家机关的指导下，充分利用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资源以及社会力量，在判决、载定或确定决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目的。

1．社区矫正的问题症结

社区矫正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开展产生了一定的束缚和影响：从社区矫正的实践情况看，民众对社区矫正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差，司法部门在对执法主体的责权利的研究定位点、适应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践行上看，社区矫正的法制化程度还不高；从维护司法人权的作用上看，对犯罪人的法定权利意识仍有不足或缺漏；从管理模式的形式上看，现代化的管理手段运用欠缺，科技含量还较低。因此，为了顺利组织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的有序进行，提高社区矫正的高质有效，国家司法部门应制定一部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法律，设置专项机构、落实人员编制，提供经费保障，配套相关条例和措施，明确社区矫正的性质、形式、内容和流程，规定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等。同时，修改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等现行法律，为社区矫正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为实现社区矫正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化、法制化提供技术支撑。

2．社区矫正的矛盾焦点

2015年，全区社区矫正工作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抓好社区服刑人员排查走访、集中教育、社区服务为基础，以社区矫正中心规范化运行、提高社区矫正执法质量、社区矫正保障建设为重点，以特困矫正对象帮扶工作为抓手，全面落实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三大任务，最大限度地减少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力促全区社区矫正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系

1.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体制和工作体制。重点强化司法行政机关执行职能，规范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和工作力量配备，推动社区矫正机构向实战型转变。

2.积极探索在社区（村居）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站。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领导支持，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纳入社区（村居）工作职责范围。利用社区（村居）组织和工作人员贴近社区矫正人员生活环境的优势，及时掌握他们动态，协助开展教育帮扶工作。

3.加强与公、检、法、监狱等部门的协调配合。进一步细化各方在调查评估、衔接、日常监管和奖惩等执法环节的职责和要求，健全社区矫正衔接工作机制，实行信息和数据的互通共享，有效防范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和重新犯罪。

二、夯实基础，进一步提升社区矫正保障水平

为深入推进我区社区矫正工作，近日我们组织专人对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了调查研究，有关情况如下：

一、我区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情况

2010年，我区正式启动社区矫正工作。几年来，社区矫正工作本着“依法规范、积极稳妥”的工作方针，按照“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社会管理”的工作理念，积极探索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有效途径，以抓基础，定制度，强管理，显实效为重点，努力提高教育矫正质量，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成效，有效防止了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确保了社会的安全稳定。自全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120人，解除矫正74人，现在册矫正人数46人，正在接受社区矫正委托调查12人。我区现有一个基层司法所（老庄子司法所），负责空港城开发区和老庄子镇的社区矫正工作，街道办事处、庆北办事处和社区管理办公室的社区矫正工作由其本单位管理。为使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实施，我们采取业务练兵、岗位学习为主，到丰润、路南等先进县区参观见学等形式强化业务学习，明确职责，从思想上不断提高认识，增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履行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职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依法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奠定了基础。2014年社区矫正实行新的档案管理办法后，我们严格执行审前调查评估、交付与接收、矫正实施、解除矫正、档案归档等整个工作流程，做到一人一档、一人一案，针对不同对象个体特征，制定矫正方案，坚持周联系月汇报，让每个监管对象服从监外执行的纪律，积极主动地配合社区矫正机关的监督管理。抓好帮教措施的落实,对家庭确有困难的对象，关心其生产、生活，使之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安心进行矫正，有效的防范了矫正对象再犯罪。

二、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少专门机构和人员。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基层社区矫正由司法所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管理。受管理体制的制约，我区仅有一个基层司法所，即老庄子司法所，负责空港城开发区和老庄子镇社区矫正工作，街道办事处、庆北办事处和社区管理办公室的社区矫正工作由其本单位管理。社区矫正与监内执行有着同样的严肃性，只是在具体实施方式上存在不同。按照《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执行管理。街道办事处、庆北办事处和社区办既不具备行政司法主体资格，又难以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规范管理，也极大地削弱了法律应有的威慑力。今年6月份市司法局对我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项检查,针对司法行政主体资格问题对我区提出了明确整改意见。

二是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公、检、法、司、民政、劳动社保、街道、村（居）等部门的共同配合，由于区司法局组建时间比较短，各部门相互配合还需进一步加强。

罪错少年（delinquentjuvenile），指出现不同程度罪错行为，并需要矫正治疗的一类少年的统称。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法律中，对“少年”的年龄界定各不相同，主流观点是将少年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1]“罪错”行为大致可概括为两层含义：其一为“罪”，可理解为触犯刑法的行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情节较为严重；其二为“错”，可理解为触犯刑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触犯其他法律的行为，以及尚未触犯法律的越轨行为等，社会危害性较低。2017年，美国少年法庭的数据显示，社区矫正是少年案件最主要的矫正方式，在所有少年案件中运用的比例达到63%，而这一比例自1997年开始就保持在60%以上。[2]显然，社区矫正已成为美国应对少年案件的最主要的矫正形式。除此之外，美国还有“非正式”的社区矫正体系，用以应对没有正式进入司法体系的罪错少年，给予他们适当的矫正措施。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矫正建立在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础上，以康复主义（RehabilitationIdeology）为主流理念，其中包含大量的康复（rehabilitation）与矫治（treatment）措施等。这些措施并不代表对罪错少年既往罪错行为的回应，因此不具有惩罚性，而是对罪错少年即时状态的回应，旨在改变罪错少年的不良心理与行为，并促进其个体发展与未来福祉，其内涵与中国社区矫正语境中的“教育矫正”非常类似。中美两国虽然制度、法律土壤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将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放在了极其关键的位置。相比之下，美国是社区矫正的发源地之一，自1825年美国贵格会在纽约市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少年矫正所—庇护所（HouseofRefuge）开始，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美国在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论与实践上有很多“前车之鉴”；而中国社区矫正舶来于西方，针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仍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2016年，我国广东省就报告了针对未成年犯的社区教育矫正方式过于简单，难以获得未成年人的认同，导致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率高于总体再犯率。[3]基于这种现状，从矫正理念，实践特征与方法等各方面分析认识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有助于我国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收美国的经验，避免其教训，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与矫正理念

（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法律制度基础——少年司法制度。要理解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就必须先理解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了《无人照管、疏于管教及罪错少年的矫治与监管法案》（AnActfortheTreatmentandControlofDependent,NeglectedandDelinquentChildren），即广为人知的《少年法院法》。这标志着美国，也是世界上首次建立了独立的少年法院，意味着美国的少年司法体系首次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实现分离。同时，这也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理念的分离。建立在“国家亲权”（ParensPatriae）基础上的美国少年司法体系，旨在维护少年的最大利益，把罪错少年从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严刑中转移出来，在独立的保护与福利型的司法体系中，给予罪错少年个体化的矫治康复措施，促使他们复归社会。这与传统刑事司法中的惩罚、报应、维护社会正义等理念有根本区别，也是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得以独立的前提与基础。[4]国家亲权理念，是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在英国的影响下，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就秉承国家亲权理念。这一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三点：首先，国家是儿童最后的父母，对儿童负有责任；其次，国家亲权高于父母亲权，如果父母不能适当的履行其监护权时，国家有权剥夺父母的这种权利；最后，国家在履行亲权时，要以儿童为本，维护其最大利益。国家亲权的理念根本性地改变了国家与儿童的关系。在19世纪后，这一理念被少年司法领域广泛引用，奠定了美国福利型少年司法的基础。[5]美国少年司法体系保持着其独立性，在理念、程序与处置上，皆与成人刑事司法体系不尽相同，少年法庭甚至在用词的选择上也非常慎重，以避免对罪错少年的“标签化”。例如，用“罪错少年”（delinquent）的称谓代替“罪犯”（criminal），用“处置”（disposition）代替“量刑”（sentencing）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理念——康复主义。在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背景下，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在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中占据主流。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主张对罪错少年施以康复和矫治的措施，而非惩罚，其最终目的是促使罪错少年重归社会。“医疗模式”是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的主要表现形式。康复主义的潜在假设是，罪错行为并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内外因素所引起的，因而罪错行为就像“疾病”，而矫正就是“医生诊病”，是识别导致犯罪的风险因素并“对症”消除它们的过程。因此，美国罪错少年的矫正过程借鉴了许多医疗上的方法和词汇，如犯罪病理学（Pathology）、交叉感染（Infection）、诊断（diagnosis）和矫治等。[6]在医疗模式的指导下，美国非常注重对少年罪错的风险因素研究，识别了大量与少年罪错行为相关的风险因素。同时，为保证教育矫正的有效性，美国在社区矫正中广泛地运用个案调查评估等方法，以便如“诊病”一样确定罪错行为的“症结”所在，并聘请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参与矫正，为罪错少年设计个体化的专业矫治方案和项目。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是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基础，直接促使美国产生了大量针对风险因素的、专业化的社区教育矫正项目及其相关研究，促进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实践的个体化、科学化与专业化发展，也促进了个案社会调查、循证教育矫正、恢复性矫正等矫正模式与方法的兴起与运用。20世纪80年代，由于矫正效果不尽如人意，美国民众开始质疑康复主义矫正理念，并普遍地倾向于更加强硬、严厉的惩罚措施，有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对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理念，在“康复”与“惩罚”之间摇摆不定。[7]但康复主义矫正理念目前仍是美国少年司法矫正的主流，因为康复主义更加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与公众的期待。[8]

二、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特征

美国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和康复主义的矫正理念，决定了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体现出一些实践特征。（一）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对象与体系的连续性。美国少年司法体系具有独立性，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司法程序是民事的而非刑事的。[9]正因如此，比起严格的刑罚执行活动，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更像某种“帮助”或“服务”。而突破了刑罚的框架后，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具有更广泛的矫正对象与完整连续的体系。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不仅针对违犯刑法的罪错少年，更针对普通违法少年和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等群体。相关机构根据矫正对象罪错行为的严重与危害程度，给予不同强度与针对性的社区教育矫正。例如，未触犯法律的越轨少年可以自愿或通过父母、老师的转介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如青少年服务局（YouthServiceAgency）或家庭服务局（familyServiceAgency），接受预防型的教育矫正。美国非常鼓励这一方式，这是有行为问题但未达到违法犯罪程度的青少年，以及有特殊需要的家庭获得帮助与服务的重要途径。而犯有轻罪或非暴力犯罪的少年，则可以通过转处制度（diversion）提前离开正式的少年司法程序，直接进入社区教育矫正机构进行矫正，以避免正式的司法程序所留下的记录和产生的不良“标签”，这是美国少年司法中的“非正式”社区教育矫正。美国许多州都设置了初犯项目（Firstoffenderprogram），初犯项目并不只针对“初犯”的少年，概括来讲是针对需监管少年、轻罪少年和非暴力犯罪少年的转处项目。初犯项目往往包括多种类型的教育矫正措施，包括对受害者赔偿、社区服务、职业训练、教育和咨询等。（二）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处置的灵活性有赖于美国少年司法体系的特点。相比于刑事司法的“量刑”，美国对少年案件的裁量是个体化的、模糊的和灵活的。“罪刑相适”原则能执行社会正义，却并不能反映少年独特的个体境况和需求，这不符合美国少年司法的目的。因此，美国的少年法官在案件裁量时，会依据个案情况，附加个体化的社区矫正“特殊条件”，为每个罪错少年“量身定制”最适合的社区教育矫正规划。美国的少年法官与社区矫正官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少年法官在进行少年案件的裁量时，个体化原则（Individualization）是最重要原则之一。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每个少年、每个家庭、每个受害者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少年案件的处置必须最适合于罪错少年的矫治、监管、康复和福利。[10]此外，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在矫正过程中也有重要的话语权。少年法庭在判处罪错少年社区矫正时，经常附加“模糊”的条件，如“遵循社区矫正官的建议”等，这事实上给予了社区矫正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社区矫正官也会依据他们所了解的罪错少年个案的具体情况，为他们安排适当的、个体化的社区教育矫正措施。这种灵活性使美国的社区教育矫正一方面能够最大化地满足罪错少年的个体需要，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美国社区矫正的混乱状态。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中，少年法官、社区矫正官的司法权限重叠不清，造成了教育矫正的“碎片化”问题。[11]此外，由于美国的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掌握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过于依赖于少年法官和社区矫正官的个人判断。有研究指出，由于缺乏客观的社区矫正标准，美国的社区矫正存在非公正情况，有些社区矫正官甚至具有“种族主义”倾向，在对非洲裔美国少年进行矫正时，倾向于选择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而非教育矫正。[12]（三）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非强制性。正因为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服务”性质，因此，许多情况下社区教育矫正的参与是不具有强制性的。罪错少年的社区矫正官会以“建议”的形式向罪错少年及其家庭推荐某种适当的教育矫正课程或服务，罪错少年可以自愿参加，不具有强制性。有时，罪错少年可以通过自愿参与一些社区教育矫正课程等，争取少年法庭和少年社区矫正官的“从轻处置”。美国社区教育矫正的环境更加宽松，这不易引起矫正对象的逆反与对抗，使教育矫正更易于被矫正对象接受而发挥真实效果，但是罪错少年身心发展并不成熟，且大多是具有心理、行为问题的特殊群体，将社区教育矫正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矫正环境过于宽松，很可能造成社区教育矫正的实施困难与效果低下。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罪错少年的社区教育矫正是完全自愿的。美国的少年法官和少年社区矫正官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他们认为必要，可以强制性地要求罪错少年，甚至包括其家长一同参加某种特定内容的教育矫正，如心理辅导和情绪控制课程等，如果罪错少年拒绝或未按要求参加，则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这种强制性的社区教育矫正又与美国社区教育矫正“服务”“康复”的初衷产生了矛盾。（四）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运行的市场化。美国的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是一种“服务”，遵循“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服务”是有偿的，矫正对象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以美国得克萨斯州为例，得克萨斯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将其下45%的教育矫正项目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外包给专业的矫正服务机构负责，它们绝大部分是私立或半私立的机构。[13]美国的付费社区教育矫正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财政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使专业机构承担专业服务，提高了教育矫正的效果，但这种模式也广受诟病。目前，美国有21个州的少年社区矫正部门向罪错少年收取“监管费”（SupervisionFee），根据其社区矫正时间的不同，监管费从10美元到2000美元不等，平均每人每月的监管费为50美元左右，这些费用还不包括咨询、药物测试与治疗等专业化矫正所产生的更高额收费。[14]事实上，收取费用与少年社区矫正的初衷相悖。首先，卷入少年司法系统的少年往往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社区矫正的费用会给他们的家庭造成债务或沉重的压力。而一旦这些罪错少年不能按时缴纳费用，他们就可能被认为违犯了社区矫正条件，从而面临监禁或社区矫正的延期，这与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目的相背离。其次，教育矫正费用所带来的压力，使罪错少年无法专注于行为的改变和自身的发展。而一旦他们对收费的公平性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很容易转变为对少年司法制度本身的质疑，这会极大影响罪错少年对社区教育矫正的服从性，也必然会影响教育矫正的效果。

三、美国罪错少年社区教育矫正的实践方法

××县社区矫正工作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市司法局的帮助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区矫正工作全局，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县工作实际，认真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全省社区矫正工作2009年1月起由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县社区矫正工作于2009年1月开展前期各项准备工作，6月份正式启动。目前，全县设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21个(其中县级1个、乡镇20个)，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和各基层司法所。至2009年11月，全县累计接收各类矫正对象50人。其中缓刑26人;假释16人;暂予监外执行4人;管制4人。男性45人，女性5人。城镇7人，农村43人。18岁以下的3人，18岁至45岁的38人，46岁至60岁的9人。现已经解矫2人。分布在16个乡镇，其中勐朗镇15人，其余15个乡镇7人、3人、2人、1人不等。

二、主要做法

(一)领导全力重视，组织机构健全。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我们积极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情况，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副组长的××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有县政法委、县政府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人事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总工会、县妇联、团县委等部门;召开了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会议;人事部门本着急事急办的原则，批准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股;财政部门按照需求，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启动经费;公、检、法三部门协助配合，为确保社区矫正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各乡镇也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司法所落实了相对专一的工作人员，全面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管理。

(二)认真摸底调查、理清可行思路。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县社区矫正工作计划提纲》，以此来开展前期调查摸底等工作。由局机关进行调查摸底的同时，指导各乡镇对辖区内五类矫正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地排查。与此同时，局机关工作人员多次走访我县勐朗镇等乡镇，以及公、检、法等相关部门，进行交流，听取意见，积极取得各单位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并在思想认识、工作经费、人员配备、办公场所的落实等方面形成共识，初步理清工作思路，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上海社区矫正模式是当前我国较为成熟的一种模式。本文首先对社区矫正做了简要界定，然后从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入手，结合笔者实地考察上海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当前上海社区矫正模式的优点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最后笔者对上海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作了一定的预测与展望。

[关键词]上海社区矫正发展历程优点问题

社区矫正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刑事政策日趋理性化的重要标志。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在此之前，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已于2002年8月在市委政法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开来，经过四年多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上海实际、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矫正运作模式，此模式已成为当前各省、市效仿与学习的典范，同时也为理论界与学术界研究与探讨我国社区矫正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实践操作空间和理论思考空间。

一、社区矫正概念界定

社区矫正（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亦称社区矫治，起源于十九世纪，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罪犯的方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含义，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与实践界都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社区矫正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刑罚执行过程，也是一个专业社会服务过程。2003年7月，两部两高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做了基本规定，确定五种罪犯可适用社区矫正：“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与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力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另外，社区矫正除了具有这种刑罚执行的功能外，它还是一个通过解决矫正对象的心理、社会适应困难等问题，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社会工作过程。

二、上海模式的发展历程

按照中、省、市、区病毒疫情防控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特殊人群疫情防控和社区矫正工作安全稳定工作，市区司法局将加强社区矫正对象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工作重中之重，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疫情防控落实工作是重要的政治任务，局党组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充分认识当前疫情的严峻形式，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积极部署安排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区司法局应对病毒感染疫情工作方案》，班子领导主动取消休假，并要求全体干部职工遵守纪律，服从安排，听从指挥，随时待命。

二是加强宣传引导，稳定社区矫正对象。通过电子通讯向社区矫正对象发送《市区司法局致社区矫正对象的一封信》，告知社区矫正对象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消毒，不到通风不畅和人流密集场所活动，减少走亲访友，不参加聚会聚餐，出门时佩戴口罩，不参加集中培训学习，集中公益劳动，及时报告本人和亲友是否有从武汉返乡人员，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辨别网络信息真假，不谣传、不散播不实消息。如有不适，及时就诊。

三是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开展疫情排查。社矫大队同司法所首先自我排查春节期间外出情况，亲友是否有武汉返乡人员，有无接触等情况，其次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网络通讯方式开展全面排查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及家属疑似、确诊为病毒感染情况，被隔离观察等情况，以及近期往返武汉或接触武汉归来人员情况。针对排查出的情况，区司法局及时通报了当地党委政府，同时分别制定了应对新型肺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目前，排查出的人员都在居家隔离，镇（街道）派专人每日监测体温，没有发现疑似病例。

四是强化监督管理，全力确保安全稳定。一是从严社区矫正对象请假外出审批程序。从1月23日起，非因特殊原因，对于请假社区矫正对象，一律不予准假，并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落实好各项监管措施。二是加强电子监管力度，做到基本情况清、现实表现清、行为去向清、确保不发生问题。三是充分利用微信视频、远程教育app等手段，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分类教育和个别化矫正，及时推送官方疫情防控信息、疫情防控知识、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严防社区矫正对象脱管失控和发生严重刑事案件。四是健全完善社区矫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处置程序和应对措施，做到防范有力，处置迅速。五是开展社区矫正疫情零报告制度。改变春节前部署的社区矫正日报告时间，在疫情期内，每日15时前报送社区矫正安全稳定情况及社区矫正对象被疑似、确诊为病毒感染情况，以及被隔离观察情况。

一、刑法对“社区矫正机构”规定之修正必要

(一)相关刑事法律梳理。《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对于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有着明确表述:第38条第2款、第76条、第84条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三类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对于此三类犯罪分子应当遵守的规定，在第39、75、84条中分别将社区刑罚执行机关表述为“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后在社区刑罚执行工作中，公安机关屡现精力不足、工作开展不顺。作为《刑法》所规定的执法主体，与2003年“两高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的规定相矛盾，造成了长期存在对社区刑罚执行的工作、执法“双主体”(公安是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是工作主体)的诟病。最终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删去具体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修改为“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方式，规避了“双主体”问题，同时也回避了执行机关的具体所指。另外，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间应当遵守哪一机关的相关规定，也能体现对其执行刑罚的机关是哪一具体机关。因此相应地，《刑法修正案(八)》将第77条第2款、第86条第3款中“公安机关”的规定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意即回避了公安机关原本作为执法主体的身份。紧接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也就社区矫正执法主体问题做出了相对实体法规定的适应性修改，将原有的“公安机关予以考察、监督”的内容改为第258条中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2016年12月，在提供具体工作法律依据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其行政区域内的社区矫正工作。须知当前司法实践中主管社区矫正的是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这一职能机构，地方政府的司法行政部门则是包含社区矫正在内的多项职能工作的综合性机构，《征求意见稿》中的机构设置未能将社区矫正同其他司法行政工作区分开来，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中对于“监狱”这一行刑机构明确的表述，社区矫正的机构、场所在法律规定中还是相当笼统的，不利于执法工作的开展。(二)现有条文凸显机构模糊之局限。首先，刑法规定笼统导致指导不畅。值得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在我国作为刑罚执行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何为社区矫正执法机关、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并未作出规定。刑法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实际操作性，谁来接替公安机关“只‘破’不‘立’”〔3〕，造成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不受保障，其无执法权，执法严肃性、威慑力不高，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各种挑战，社区矫正工作仍依赖于《实施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法律进步有限。《征求意见稿》中“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的规定，似是为弥补这一不足，但也不免失之于宽，可见刑法的规定将直接制约即将出台的《社区矫正法》关于机构问题的规定。其次，机构表述不一导致指向不明。《刑法》修改应当十分慎重，特别针对某一立法目的所做的修改应当思虑全面，意指明确。《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公安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地位明确，第39、75、84条中的“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均可对应第38、76、85条理解为公安机关，而《刑法修正案(八)》直接删去了对于社区矫正执行机关的规定，导致这三种表述所指不明，刑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受到了破坏。再次，程序法保障有限。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虽然补充了《刑法》未予明确的机构问题，但其表述停留在“社区矫正机构”，虽然间接承认了规定执行机关的必要，但却仍未给负责社区矫正的司法行政机关正名。程序法对于实体法的具体执行有着保障作用，而这次修改中却没能解决实务问题，对刑法规定进一步完善的要求仍有必要。(三)现有刑事法律局限之原因。研究社区矫正机构的相关刑事法律，需在立法原意和限制的范围内考量。首先，对于现行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规定笼统的问题，应当考虑到《刑法》作为部门法，直接影响到下位法的制定，不可朝令夕改，需兼顾法律的前瞻性。鉴于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中，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发生过执法主体的变更，但社区矫正机构又尚未产生成熟经验的情况下，《刑法》修改直接由“公安机关”改为“司法行政机关”执行社区刑罚的做法显然草率。在《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社区矫正机构未成定局的情况下，将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规定为较为宽泛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是一个保守之举，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以防对社区矫正制度发展预估狭隘、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起到限制作用。其次，对于“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不清、指向不明的问题，其本质在于立法的滞后性，因为立法及修改都会受到社会物质条件和实践发展水平的限制，法律修正案也是积极适应实践发展的进程及需求的产物。现行刑法很难将试点中的执法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机构写入刑法，这是由于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矫正机构体系。在实践中虽经历了执法主体转换，司法行政机关不断通过建设县级执行机构(社区矫正中心等)、强化司法所力量等途径完善社区矫正机构，但仍面临一些质疑，一些地方进行了不同于现状的社区矫正机构创新探索，是对现行机构设置的挑战。如果现行机构设置仍不能很好适应社区矫正工作、不能产生好的经验，则立法难以对其作出确认。(四)域外刑事法律对我国的借鉴。许多国家(地区)刑事法律中对于缓刑、假释等执行机关均有着具体的条文规定，有的通过“定义”的方式在刑法典之首对相关主体、机构进行明确，如美国《阿拉巴马州法典》第14－8－1条“……州矫正机构。这个词意味并包括以下机构:阿而墨和德雷珀矫正中心、弗兰克林青年中心……”〔4〕，另有加拿大、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多采用这种立法方式，使得法典中对于执法机构的类型和设置一目了然，通过法律条文的明确强化了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有的与我国相似，将相关条文编于刑罚篇，同时规定职能和执行机关，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第三编刑罚的第十章处刑中第73条第6款规定:“对被判缓刑人行为的监督由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而对军人，则由部队或机关的指挥人员进行。”在第四编免除刑事责任与免除刑罚的第十二章“免除刑罚”中第79条“假释”第6款规定:“对被假释人员行为的监督由授权的专门国家机关执行，而对军人，则由部队和机关的指导人员进行。”〔5〕另外，在《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第八编“对被判缓刑人员的监督”第二十四章第187条规定:“对被判缓刑人员的行为由其住所地的刑事执行检查处进行监督，对被判缓刑军人由其所在部队指挥机关进行监督。”〔6〕俄罗斯刑事法律对于缓刑犯监督管理的规定，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着极其相似的情况，因此更加值得进行比较借鉴。可见，《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对于缓刑犯的具体执行机关并未做具体规定，但明确了“由授权的国家机关进行”，而在《俄罗斯联邦刑事执行法典》中具体指出了“由其住所地的刑事执行检查处进行监督”。对于执行机关如何在法律条文中体现，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方式，但均指明了由何种机构承担，可见刑事立法中对于刑罚执行机关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在我国，“机构”入刑具有必要性:第一，《刑法》对于管制、缓刑、假释犯的刑罚执行不能在执行主体上进行模糊处理。《立法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在刑法中要体现法律规范的明确性、具体性，不仅需要对具体入罪门槛和法定刑界限加以明确，更不能遗漏对刑罚具体执行的明确。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要求应当包括对刑罚执行机关的具体明确。第二，执行主体改变后遗留的条文漏洞应及时修补。对《刑法》的有效执行，有赖于立法条文的针对性强、操作性高，《刑法修正案(八)》顾此失彼地删去了原有执法主体的内容却未对原有条文的逻辑链条一并完善，因此对于执行主体表述不规范、意指不明的刑法条文应一并统一修改。第三，《刑法》对于社区矫正机构的规定直接影响后续的《社区矫正法》作出相应规定，有利于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的执法权。

二、相关刑法条文修改内容之争议及思考

(一)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争议。第一，应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执行主体。有观点提出应由刑法确认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身份。〔7〕认为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刑罚执行工作符合刑事司法职能分配的要求，司法所在与监狱衔接、掌握和利用基层社会资源方面存在优势〔8〕;认为社区刑罚执行与监禁刑罚执行同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有利于实现刑事执行一体化，应尽快于刑法中明确执行机关。〔9〕第二，司法行政机关不宜作为执行主体。当前，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行主体实际上是由司法所承担。但在硬件上，司法所基础设施落后于社区矫正规范化专业化要求;软件上，工作队伍也呈现专业性不足、执法能力不强、稳定性不高的问题〔10〕;地域上，司法所分散和独立的特征无法保障矫正资源的整合，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的管辖范围太小，也不能基本适应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现实;管理上，司法所属于多头管理，受地方政府、司法局等多部门的管理〔11〕，需要配合乡镇工作，各项任务存在性质差异。(二)执行机构独立还是多元的争议。首先，应尽快建立独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一方面，工作多元化不符合刑事执行专门化、统一化要求，由身兼多任的司法所管理社区罪犯容易造成职责冲突，既不利于提高刑罚执行效率，也不利于自身其他职责的履行。另一方面，从长远考虑，社区矫正应由专门机构统一管理，这是由社区矫正性质决定的，是与其相应的权力属性相符的职能机构。〔12〕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执行领域展现出了优势及发展潜力，其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必然要求提供多学科融合、高素质的服务，而当前执法主体及工作队伍是难以胜任的。其次，认为社区矫正机构设置应多元。有学者认为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三者性质不同，应当区分管理、设置不同的矫正项目，因此所对应的矫正机构也应不同。〔13〕(三)宜建立独立专门机构管理社区矫正之辨析。首先，“司法行政机关”不宜规定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在观点争议中，支持者主张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反对者提出司法所不适合管理社区矫正，呼吁建立独立专门的机构。但实际上这些讨论中并没有明确反对“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入刑的观点。笔者认为，《刑法》中不应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理由有三:其一，《刑法》中规定了“监禁刑由监狱执行”的条文，而“司法行政机关”的级别要高于“监狱”，更是包含了监狱机关，使得社区矫正与监禁刑刑罚执行在地位上并不对等。其二，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包括刑罚执行和非刑罚执行，因此，写入“司法行政机关”涵盖范围过宽，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刑罚执行的本质属性。其三，虽然《实施办法》出台后扭转了“双主体”的局面，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者，仍然发挥着毋庸置疑的作用。特别是公安机关在司法所缺乏执法权处置权的情况下，对违反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禁止令等的社区服刑人员予以处罚、收监等，是学者提出应将公安机关列为辅助机关的观点的重要原因，认为应利用好公安机关过去积累的行刑经验和掌握的户籍等信息库。〔14〕因此，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写入刑法，有可能导致其他机关推诿工作、回避参与的理由。其次，司法所不宜作为社区矫正执行场所。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经历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由公安机关负责转向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共同负责，即将原来由公安机关监管的社区罪犯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管辖范围，但公安机关仍作为执法主体参与配合监管;第二次变化是《实施办法》出台后，规定社区矫正机构为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不再作为执法主体，仅对社区罪犯重犯收监等工作配合协助。第一次变化的问题在于双主体模式虽然强调了配合，却忽视了这样不仅容易导致沟通不畅、管理推诿，也影响了工作的专业化和规范化。社区矫正机构的第二次变化是司法所独立管理，但由于基层司法所有九项职能，力不从心，只能通过借调监狱、戒毒人民警察、聘用社会工作者、协管员等方式充实力量，希望以此来强化执法能力，但实践证明，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机构并不是最佳选择。司法所不宜作为社区矫正机构的原因:一是司法所是各区县司法局在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在社区矫正之前，它并没有刑罚执行的功能，社区矫正对司法所来说是个新事物。司法所虽然承担了罪犯管理职责，却并没有处罚权，无法及时对社区罪犯采取强制措施。与监狱相比，尚不具备刑罚执行的法定职权，对此，有一些地方初步尝试了以组建执法中队的方式将社区矫正工作与司法所剥离，以解决司法所的现实困境。〔15〕这反映了基层工作者通过实践认识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建立专门的刑罚执行机构。二是社区矫正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权的行使，应当严肃严格、公平公正。而各地司法所的建设和条件仍然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机构设施、队伍建设、管理体系、执法水平、严格程度等方面尚不能达到统一规范的标准，一些地方脱管漏管虚管问题严重。这些问题在身兼数职、编制不足的司法所中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将社区矫正从司法所职能工作中剥离出来由专门的机构承担具有紧迫性。再次，应建立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管理社区矫正。目前在刑法条文中明确的社区矫正实施对象有管制犯、缓刑犯和假释犯，除却管制刑是刑法规定的主刑以外，另两种则为具体应用中根据一定条件给予罪犯的宽缓的执行方式，其中缓刑与假释又具有着行刑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禁刑部分等显著区别。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其人身危险性、行刑方式、考验方式及后果都是有所区别的，但这些区别在行刑过程中所体现的是具有针对性、个别化的矫正手段，强调不同类型社区服刑人员在监管方式、强度、矫正项目等方面的对症下药，是能够在矫正类型化、个别化的管理原则下得以实现的。而将以上三类罪犯在行刑阶段严格划分，虽然具有合理的理论解读，却很难适应当下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制度发展条件。同时，不同于英美国家具有成熟的矫正制度和机构框架，我国在推动社区矫正本土化发展的进程中，仍同步进行着对于管制、缓刑、假释制度及其运用的调整和推动，相较于针对各类实施对象建设对应的执行管理机构，首先建立起一个成熟、独立的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应当更为重要，其体现的刑罚执行系统的发展方向，也将是有别于英美国家的。总之，通过刑法来规定社区矫正机构，是确认社区矫正机构执法地位的立法行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运行离不开一个明确、独立且完备的执行机构。“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刑罚执行主体具备合理性，但不宜在《刑法》中直接规定，由司法所作为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做法亦不可取。确立和保障司法行政机关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主体身份、构建合理的社区矫正机构体系的正确做法，应当有两个步骤:(1)在司法行政机关系统之内确立一个与监狱机关相对的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专门执行社区矫正，完善上下级相应的纵向体系、各级管辖区域的横向划分;(2)通过刑事法律的完善赋予这一机关执法权及处罚权，与提高工作队伍的刑罚执行素质水平相结合，保障其能够较为有效地完成社区矫正中惩罚性、恢复性职能。

三、对《刑法》中“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修改的建议

社区矫正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而完善的顺序必然是从上位法对基本问题的解答和确认，到下位法对如何具体执行和保障的规定。《社区矫正法》尚未出台，其《征求意见稿》已引发了学界和实务单位的诸多讨论，对于基本问题的意见不合仍然是讨论的核心。在《刑法》中尚未明确社区矫正机构问题，甚至条文呈现空白，必然造成无休止的争论，《社区矫正法》从效力等级上也无法超越基本法《刑法》去确认社区矫正机构问题，否则将造成法律冲突。因此，通过制定刑法修正案对社区矫正机构问题进行完善，是解决这一冲突发生的必要先行之策。刑法的修改，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也将有所借鉴。(一)对“社区矫正机构”表述的修改方式。主要有:一是将《刑法》中的“社区矫正机构”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二是在第38条、第76条、第85条“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表述前增加“由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三是将第39条、第40条、第75条、第84条中“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表述统一替换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二)修改理由。1．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表述是否准确确定社区矫正机构需要明确社区矫正性质。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与矫正恶习助其回归社会的双重性质〔16〕;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双重性质。〔17〕也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既不是刑罚执行活动也不是刑种，而是我国的刑事政策。〔18〕还有观点指出“社区矫正”的翻译有误，管理社区服刑人员的本质属性是刑罚执行、惩罚是其基本任务，应改为“社区刑罚执行”〔19〕;《刑法修正案(八)》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正名后，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得到了强调，促使实务部门进一步正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规范化。笔者认为，影响刑事立法对“社区矫正机构”明确表述的重要因素是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缺乏共识。之所以产生如此情况，需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学者对于社区矫正性质的讨论，是基于对这一制度展开的理论研究，是对于社区矫正制度本身的一种定性，或者说是对社区矫正应当以何种功能、价值扎根于我国的讨论。这种讨论，需将我国犯罪与社会问题现实、法律实施环境等，同这一制度在国外起源时的功能目标、国际运用和实践中所发展出来的多种形式和经验相结合来展开。可以说，这些争议仍然在尝试解决这一制度引入后如何进行选择和重构的基础性问题。第二，在实务中，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一大创新，因此社区矫正的性质对于刑事法律来说很容易回答。相比监禁刑执行，社区刑罚执行的价值、功能的体现有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教育手段的重视，但这不影响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方式的定性。因此，从刑法规范的角度来说，过去、当下、未来都是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来定性，那么，其执行机关自然应当是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包含惩罚性和恢复性两方面属性，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社区服刑人员既是罪犯，又是具有矫正可能性、有限人身自由、接受矫正再教育的特殊预防对象。但正是这种双重属性，容易导致实务工作中有失平衡。由于各地队伍设置、资源配置情况不同，矛盾倾向也各有不同，一旦形成力量单一、力量倾斜的情况，很容易引起社区矫正的功能倾斜与变味，违背其刑罚设置的惩罚性与恢复性初衷。其中，特别是“轻惩罚”的倾向最具潜在危机:过分强调社会力量参与、利用社会资源、配置矫正社工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有利于提升矫正活动的多样化和矫正资源的丰富性，但却容易使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产生“帮困扶助”的印象，弱化接受惩罚的意识。因此，对于社区矫正惩罚性的复归具有必要性，有助于正本清源、正视社区矫正根本的刑罚执行性质。出于对社区矫正性质的把握，将社区矫正机构表述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社区矫正性质，也符合我国国情下社区矫正所主要发挥的刑罚执行作用，而对恢复性、社会性、福利性的重视是社区矫正与严格自由刑、监禁刑进行区分的特性，是社区矫正发挥其特殊功能和优势的方法和手段，不能掩盖其本质属性。2．修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积极作用(1)如果《刑法》将“社区矫正机构”修改为“社区刑罚执行机关”，首先可解决《实施办法》中规定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但缺乏上位法依据的紧迫问题。(2)“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表述相对明确、涵义清楚。以监禁刑罚为例，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并未对监禁刑罚的执行机构进行单一的划定，实际的执行机构包括监狱、看守所、少管所、拘役所等。因此“社区矫正机构”也无需明确划定为具体的、单一的机构，例如在《实施办法》中规定的司法所。(3)即将出台的《社区矫正法》与《监狱法》属同一法律层级，监禁刑罚执行与社区刑罚执行相对应，采用“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提法不仅符合其性质，也有利于清楚界定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4)回顾《刑法修正案(八)》，采用“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说法实际上是为社区矫正法正式出台预留空间、做好准备。刑法对于社区矫正的规定应当按照刑法体例做出方向性的确认，再由社区矫正法来具体规定，对刑法起到援引补充的功能。〔20〕“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简明扼要，是相对于监禁刑罚执行机关而言的，利于刑法与社区矫正法做好法律规范间的衔接配合。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刑罚执行机关的划分既是有区别的，又包含着刑罚执行的共性，“社区刑罚执行机关”的名称符合刑事执行一体化的发展趋向。3．“社区刑罚执行机关”替换“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从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和衔接性来考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采用“执法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提法是适当的，因为当时的《刑法》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由公安机关执行，考察、监督的执行主体明确，故不同表述并不影响对于这三类罪犯执行机关的理解。而《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社区矫正机构”的表述却模糊了执法主体，在这种背景下，造成了对原有的“执行机关”、“考察机关”、“监督机关”的规定指向不明的感觉，必须结合《刑事诉讼法》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来理解，但实际上《实施办法》的制定者与刑事立法者在认识上也存在差异，这样就导致社区矫正执法机构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从社区刑罚执行的功能而言，不宜采用“考察机关”和“监督机关”。缓刑和假释的执行均是对于法院刑事裁决的执行，“考察”突出了对缓刑犯在考验期限内的考察，“监督”突出了对假释犯的附条件释放监督，这样的表述虽然能体现出缓刑、假释的差异和特征，但是却限制了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多元功能的发挥。在社区矫正中，对缓刑犯不仅要考察，而且要监督，同时要教育矫正;对假释犯不仅要监督，而且要教育矫正，同时，“考察”和“监督”之间难以进行质的区别。因此，刑法中仍然保留的对不同类型罪犯有不同机关表述的提法已是一种过时的提法。容易导致“考察机关”只考察、“监督机关”只监督而不进行教育矫正的误读。刑法中之所以有三种机关的差异表述，在于管制是我国的主刑之一，而缓刑、假释是“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处罚的另一种有条件的处置、执行方式。有观点认为，在缓刑与假释之间，缓刑替代短期自由刑，而假释替代中长期自由刑，因此立法以“监督机关”说明对于假释犯的管理应比缓刑犯(“考察机关”)严格。〔21〕高铭暄教授也提出了应当区别管理、区分管理机构的观点。〔22〕应当看到，在国际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在对社区罪犯的管理中注意到区别管理和区别管理机构的倾向，例如在美国的许多州中，分别设有缓刑办公室和假释办公室，对未成年犯有专门的未成年管理机构，以体现出在管理机构上的区别。但是在我国，由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适用率比较低，在我国1979年第一部刑法中虽然列举了对社区罪犯管理不同名称的三种机构，但在事实上只有一个管理机构承担管理，这就是公安机关的派出所，但派出所由于工作繁忙，只能是兼职管理社区罪犯。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后，逐步将执法主体从派出所转到司法所，不仅没有考虑到用不同的机构管理不同的罪犯，甚至没有考虑到用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社区罪犯。所以，从现实的国情出发，在刑法中列出三种不同的管理机构，只是理想和纸上谈兵，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建立专门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机构，随着社区服刑人员适用比例的扩大和人数的增加，再进一步考虑设立不同的管理机构，在刑法中目前的三种机构表述的规定是脱离实际的。而用“社区刑罚执行机关”替代则是一个适当的选择。

《刑法修正案(八)》从法律上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职能。《社区矫正法》和两院两部《实施办法》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制定之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管辖、机构设立和运作、工作体制和执法权限以及加强对流动对象的监管等问题，对于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就此谈点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一、关于社区矫正对象管辖的问题

管辖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在管辖问题上，笔者建议采取以经常居住地为主、以户籍地为辅的原则。

第一，经常居住地与矫正对象联系最密切。经常居住地是社区矫正对象赖于生存和从事社会交往的特定区域，与他们日常生产生活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便于矫正机关及时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和行为状况，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矫正工作。一旦发生诸如矫正对象脱管、违法犯罪情况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最大程度地避免和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经常居住地也是其单位所在地和家人、亲属、朋友、邻居共同生活的地方，有利于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矫正、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

第二，社区矫正对象流动性日益增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自由流动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每年仅外出务工人员不下2亿人。同时，一个人在某地因犯罪被判刑之后，往往因担心遭受社会歧视或他人报复，宁愿到外地打工也不愿回原地生活，这些都使矫正对象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第三，我国民法关于住所的规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民法通则》和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住所的规定，以联系紧密性为选择趋向，有利于节约社会成本和方便人民群众，为社区矫正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