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化范文10篇

摘要：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是发展趋势。本文以烟台市上夼西路社区为个案，初步探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力求为社会救助“社区化”之路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社会救助“社区化”；社区就业；新型分类救助；资源整合；“一站式”服务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地域、生产与生活单位，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实施的载体。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救助的主体逐步由政府向多元化社会主体过渡，社区更是起到了“缓冲带”与“执行平台”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

所谓社会救助，是依据法律规定，政府和社会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无收入和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给予帮助，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制度。结合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实地调研，笔者将本文的社会救助界定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救济与帮助，它包括物质方面的救济、政策性帮扶和精神性抚慰。具体分为以下三种：经常性救助，也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性救助，即针对于突发疾病、灾祸、灾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救济；特殊群体救助，即针对于各种特殊对象的救助与帮扶，如失业人员、空巢老人、贫困学生等。现实中三种救济形式覆盖的群体有所交叉。

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广大农村地区要实现这一任务，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农村社区化管理。*年以来，*省长治市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出发，选择36个乡镇作为试点开展“推进农村服务社区化”工作，总结经验后逐步向全市推广。实践证明，推进农村服务社区化，是新形势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有益探索，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举措。

明确目标把握内涵

农村服务社区化，核心是服务，关键是管理，根本目的是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长治市农村服务社区化的目标和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保障农村可以享受到像城市社区一样快捷高效、周到全面的服务。具体包括：村民办事便利、网络广电通畅、文体设施健全、社会保障无忧、医疗站所联网、垃圾处置及时、集市交易方便、服务网点便利、中小超市惠民、公交联通集镇等等。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加强宣传，把城市社区服务理念引入农村，教育引导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树立社区理念，营造“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的氛围。同时，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使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延伸，构建社区化服务体系。

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服务、村民自我服务与市场化商业服务相结合的社区服务体系。结合新农村建设，协调涉农部门、结对帮扶单位等，使各种社会资源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将救助低保、计生医疗、文体教育、治安环保、便民服务等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延伸到农村社区，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服务、村民自我服务与市场化商业服务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社区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服务。

发挥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改善基础设施，弘扬文明新风，带领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共同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以建立党员服务中心、服务站、服务网点和民情接待室为载体，以党员为主体，以富民、便民、亲民、安民为目标，广泛开展党员示范工程、党员创业基地、党员联户、党员承诺、结对帮扶、无职党员设岗定职等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党员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来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卷烟市场经营秩序，建立和健全烟草专卖专营长效管理机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倡导诚信守法、文明经商理念，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全面开展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动员和联合社区方面力量齐抓共管，构建烟草专卖管理网络化、市场化和社区管理体系，形成“社区引导、行业自律、诚信管理、文明兴商、综合监管”的运作模式，净化和规范社区烟草市场，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最终达到社会、行业、经营者、消费者“四满意”。

二、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我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县里成立了以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贾秋林任组长的奉新县烟草专卖社区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县烟草专卖局），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三、工作重点和目标

摘要：社会救助的“社区化”管理是发展趋势。本文以烟台市上夼西路社区为个案，初步探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力求为社会救助“社区化”之路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社会救助“社区化”；社区就业；新型分类救助；资源整合；“一站式”服务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再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作为现代社会的地域、生产与生活单位，是社会救助制度有效实施的载体。特别是随着现代社会救助的主体逐步由政府向多元化社会主体过渡，社区更是起到了“缓冲带”与“执行平台”的作用。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社会救助

所谓社会救助，是依据法律规定，政府和社会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无收入和低收入的个人或家庭给予帮助，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制度。结合对上夼西路社区的实地调研，笔者将本文的社会救助界定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性救济与帮助，它包括物质方面的救济、政策性帮扶和精神性抚慰。具体分为以下三种：经常性救助，也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性救助，即针对于突发疾病、灾祸、灾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的救济；特殊群体救助，即针对于各种特殊对象的救助与帮扶，如失业人员、空巢老人、贫困学生等。现实中三种救济形式覆盖的群体有所交叉。

景区的旅游开发和商业化旅游活动的开展和经营给当地居民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带动和促进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旅游发展也会对目的地社区造成很多负面影响［1］，旅游地“过度商业化”即为目的地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之一［2］［3］［4］，学者倡导“有限制”的商业化［5］。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进程成为减缓目的地“过度商业化”，促进旅游地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保继刚等认为，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制目的地旅游商业化［6］。对于国内很多目的地社区而言，由于旅游业发展迅速，政府在旅游发展初期看重对经济目标的追求，而前瞻性措施不够充分，往往使得区域旅游商业化过度发展。因此，更多的目的地面临的是旅游商业化事后控制，此时涉及利益主体多样，社区即为其一。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7］，是旅游可持续发展宏观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机制［8］。旅游商业化的控制也就不仅仅属于政府干预的范畴，而扩大至社区治理层面。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9］。治理是针对“政府失灵”导致的“合法性危机”而产生的［10］［1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的管理活动［12］，是一种良性的协调、沟通和合作机制［13］。在当前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管理中多为“政府主导”模式［14］。对于旅游地社区治理而言，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模式是否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的具体表征如何?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效果如何?其原因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的基础材料来源于2009年7月和2010年8月在喀纳斯村的两次田野调查，通过对政府相关人员及社区居民进行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经营及政府管制等活动场景，获取了较为丰富的一手研究材料。在此基础上，以喀纳斯图瓦人社区为例，从社区治理视角出发，剖析在政府前期干预缺失的背景下，政府对社区过度商业化和社区过度参与进行社区治理时所采取的措施及过程、产生的效果及原因，为寻求有效的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借鉴。

一、喀纳斯社区旅游商业化历程及表征

1．喀纳斯村社区概况。喀纳斯村是禾木喀纳斯蒙古族自治乡下属的一个村，位于著名的喀纳斯旅游区的下湖口处，距离喀纳斯湖3．5公里，是大喀纳斯旅游区内的主要社区之一。喀纳斯村还是我国蒙古族图瓦人主要聚居的村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喀纳斯村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图瓦人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牧业人口占主要比重;经济结构单一，居民主要从事初级的畜牧养殖业及少量的农业生产，以往收入来源不足;生活水平较低，传统的牧业经济难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因此，在旅游业进入之前，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原始、保守、封闭的低水平状态。喀纳斯原本为一个村落，但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被分为老村和新村。1999年，位于现蓝湖餐厅所在地的部分老村村民在政府的指导下，搬迁到现观鱼亭下喀纳斯河以西的区域，形成喀纳斯新村。此次搬迁过程中，原有的126户人家中53户搬迁到新村，38户留在老村，19户迁往自己新选择的定居点，其余16户搬迁到禾木村或白哈巴村［15］。现在的喀纳斯新村和老村之间相距约4公里，有旅游区间车相连通。两村面积之和约3平方公里，至2009年底全村人口238户、787人。其中，蒙古族图瓦人666人，占全体村民的85%，哈萨克族97人，回族20人，汉族3人①。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喀纳斯村具有独特的图瓦民族风情、特色小木屋建筑和民族风味饮食，成为了旅游区内对游客有较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之一。

2．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表征。喀纳斯图瓦人社区目前主要的商业形式为民族家访、旅游纪念品店、超市、马匹租赁及纪念品摊位经营等。民族家访。民族家访是喀纳斯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之一，拉动了部分村民就业，是融合民居参观、服饰及歌舞欣赏、民族饮食品尝以及民俗体验为一体的社区旅游形式。这种舞台化、表演化的产品成为团队游客最常参与的文化娱乐项目之一。超市。在喀纳斯新村和老村，分布有约十家超市，面积大的三十多平方米，面积小的仅十几平方米。超市主要针对本地村民及景区内的务工人员，针对村民的超市营业时间一般为全年，另外一些则仅在喀纳斯景区开放的时间段内营业②。超市内售卖的多是油、盐、酱、醋、蔬菜、烟、酒等基本生活用品，较大的超市还卖衣服、鞋帽，并提供手机话费充值服务。旅游纪念品店。旅游纪念品店主要分布在游客经常逗留的老村。在喀纳斯老村游客来往较频繁的公路两旁，分布有芒达勒西、大红鱼、奇石缘等6家旅游纪念品店③，售卖的纪念品一部分是从阿勒泰或乌鲁木齐进货回来的标准化商品如手链、手机挂坠等。另一部分则是喀纳斯当地及周边区域的特产，如羊皮、奶酒、禾木蜂蜜、马鞍、哈萨克绣毯、戈壁玉石等。马匹租赁。牧民出租马匹给游客在喀纳斯村较为常见，每户村民可在有剩余劳动力时，带上1－2匹马参与马匹租赁。这种社区参与旅游的方式虽耗费一定的人力、畜力和时间，但对于缺乏参与资本和能力的大多数牧民来说却可以直接带来现金收入。纪念品摊位。在新村停车场、喀纳斯湖边平台上、神仙湾的斜坡上分布有村民及周边乡民们的摊位，出售松子、酸奶、奶疙瘩、羊皮及方便面、帽子、水、披肩等游客较常用的物品。酒吧。酒吧主要分布在新村，约3－4家，少数小餐馆在晚上也充当酒吧角色。游客、村民都会光顾，主要售卖啤酒及花生等小食。家庭旅馆和餐馆。虽然景区管委会已经在2005年禁止喀纳斯村的村民从事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但由于市场需求的刺激，仍有部分村民利用自家民房经营家庭旅馆，也有少部分村民出租民房给外来经营者经营餐馆或家庭旅馆。餐饮供给包括揪片子、大盘鸡、烤羊肉等新疆特色食品。住宿设施相对简单，大多为多人间，床铺密度大，仅部分房间提供电视。

3．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社区旅游商业化过程与社区旅游参与相伴而生。为便于厘清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历程，本文将社区参与旅游及旅游商业化过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1980—1986年)，未参与时的非商业化期。此阶段村民并没有参与到旅游中来，此时喀纳斯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旅游景区，到喀纳斯来的外地人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以旅游观光为目的，喀纳斯村的主要经济产业以狩猎游牧为主，同时伴有少量的农业、养殖业，没有针对旅游的商业。第二阶段(1986—1996年)，个别参与的低度商业化期。此时为喀纳斯旅游发展早期，村内旅游接待为政府主导型，设施比较少且大多简陋，层次较低。在旅游旺季，餐馆旅馆等接待设施常常供不应求。此阶段，极个别村民开始自行开发家庭旅馆和餐馆，也有具有远见的外来经营户进入并开展旅游经营活动。总体而言，参与旅游经营的社区居民极少，旅游商业化处于萌芽阶段。第三阶段(1996—2006年)，无序参与的过度商业化期。此阶段为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时期，喀纳斯景区的游客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为满足游客需要，政府鼓励全社会大办旅游业。社区居民开始参与到经营家庭旅馆、民族风味餐馆或者家访等旅游商业活动中。由于旅游较传统畜牧业能取得更多更稳定的经济收入，村民参与旅游积极性较高，形成了“家家都有旅店、餐厅”(受访者语)的情况。后来部分村民因自己经营效益不好，就在每年5月至9月的旅游季节将自家的房屋出租(售)给外来的经营户，获取租金，自己则继续从事传统的牧业。到2005年底，新老村共有130户人家将自家房屋出租给外来经营户①。

此阶段喀纳斯村中小餐馆、小旅馆林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游客量快速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但也带来了社区的无序参与和景区的过度商业化。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限制参与的商业化控制期。这一阶段，阿勒泰地委、行署根据《大喀纳斯旅游总体规划》，对景区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06年7月正式成立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与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行“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并赋予该管委会“景区政府”的所有权限。之后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着手对喀纳斯村过度商业化进行整治，禁止喀纳斯村开展家庭旅馆和餐饮接待服务。期间关停经营房屋153户，拆除床位3490张，绝大部分从事旅游住宿、旅游餐饮的外来经营户离开喀纳斯村，到贾登峪接待中心继续开展旅游住宿、餐饮等经营活动。这一阶段，喀纳斯村内旅游商业大幅减少。至2009年，新老村仅极少数村民自主经营或出租房屋给他人经营家庭旅馆和餐馆;老村沿线分布家访、超市、旅游纪念品店共20家左右;新村公路沿线及停车场附近分布十几个摊位和少数几家小餐馆、超市和酒吧;湖边平台上和神仙湾等地也建立起有序的固定摊位。至此，喀纳斯社区商业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下文将对喀纳斯社区的商业化治理措施和效果予以进一步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制被打破，社区建设已提上议事日程。但是，由于我国的社区建设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一个逐渐探索的过程。

事实上，联合国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理念，并在1951年通过了专门的议案，确定

了“社区发展计划”，1955年还通过了《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报告》。这些决议和报告认为，只有开展全面的地方建设运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由政府的有关机构同社区内部的民间团体、合作组织、互动组织等通过合作，发动居民自发地投身于社区建设，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使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国际社会很早就将社区建设视为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首先，社区组织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城镇，政企分开和企业内部的改革使过去企业办社会、办行政和办福利的状况得以改变，职工从原来的“单位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在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加速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民离开了土地成为了“城里人”。这就迫切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由单位或村庄行使的社会职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社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可以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和规则体系实现对社区人员的行为控制、思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职责，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

其次，社区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社区组织是与民主政治相一致的社会组织方式，对于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区组织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社区内的人员是其主要职能。社区组织与社区内人员之间的关系不是控制，而是服务。社区组织通过对人们共同生活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实现社区发展的共同目标，追求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与传统的社会组织主要是控制组织参与者个人的自主行为有了本质性的区别。社区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现代国家体制的发展方向是从“政治国家”向“国家社会”转变。也就是说，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国家将逐步从社会的决定者转变为社会的维护者。这种转变要求有充分发达的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之中，社区组织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参与就是社区成员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的共享，社区参与程度是衡量社区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再次，社区发展是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基础。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载体。社区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化程度的重要表征。社区文化不仅包括实体文化，也包括诸如社会风气、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等观念性文化。社区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区域，通过风俗习惯、语言等承载了文化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只有当社区整体的文化达到现代水平时，生活在社区内的个体才有可能真正享受到现代文明成果。也只有千千万万个社区的文化有较大的提高后，全社会的文化才能真正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是国家和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派出所积极探索勤务工作模式，大胆尝试社区民警专职化道路，并取得明显实效。自率先实行责任区民警“一区一警”工作制以来，该所民警的办案能力、工作积极性及群防群治工作成效等多个方面明显提高。同时，由于群众关注的治安热点问题得到及时查处，群众的满意度明显上升。

*派出所成立于2008年9月，辖区内行业场所众多，

治安状况复杂，为了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勤务工作模式，该所在充分酝酿调研的基础上，于今年2月中旬开始，正式启动以社区民警专职化为主要内容的社区警务建设，在全局率先实行了责任区民警“一区一警”工作制。

实行“一区一警”后，为了确保社区民警能真正沉下去做好责任区工作，以取得预期的工作成效，该所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规范、完善和保障：一是明确社区民警工作职责。规定社区民警的主要工作阵地就是社区警务室，并着重做好五项工作：社区安全防范网络的组织、联络，治安管理的服务与检查，社情民意的收集、上报，协助社区（村）调处矛盾纠纷及配合刑事民警开展案件线索的调查，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二是明确内部保安跟班制和社区民警日常工作联勤制。按每名社区民警配备一名内部保安进行配置，不足部分从社区保安队伍选调，在此基础上，规定相邻的两个社区民警实行日常工作联勤，相互配合。三是明确民警下社区的工作时间和相关要求。规定每个社区民警一周确保有三天能到社区工作，社区民警到社区工作时必须先到社区警务室和社区居委会报到并定期召开社区民警工作交流会。另外，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要经常到社区实地查访了解民警的工作情况和见警率、群众满意度等情况。四是明确值班接处警等日常工作运转机制。派出所值班分五班轮转，采用接处警主、副班制和办案坐堂制，并以班为单位，每个民警轮流负责接警、巡逻、办案。

实行社区民警专职化后，*派出所在以下五个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

一是民警的办案能力和积极性明显提高。通过加强业务培训、专题辅导和严肃工作纪律要求，该所民警的思想认识逐步统一，接处警业务能力不断提高，现该所110接处警工作已基本达到了专职接处警水平。同时，以前的专职接处警民警调到社区民警岗位后，学习办案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有了更加多的锻炼机会，工作积极性得到了激发。

在城市实施依法治市，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依法治市的基础是社区法治建设。“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初步实践和必然途径。

社区是城市广大群众工作、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关键部位，其建设和发展与法治的关系日益密切，社区法治化已成为摆在司法行政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2001年，和司法部等国家9部委颁布了“四进社区”的意见，“法律进社区”放在了社区法治化的重要日程。南京市白下区司法局作为区委、区政府主管“法律进社区”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并对实现社区法治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一、法律进社区，是社区法治化的客观要求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一般是通过隶属关系管理，国家对居民的管理，一般是通过单位实现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许多企事业单位成为“无主管”，单位和居民的社会需求和生活需求主要通过社区得以满足。社区与单位和居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何处理好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法律来明确，依法规范各方面的社会行为，“法律进社区”顺应了这一客观要求。

维护社区稳定，需要法律进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居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社区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建筑物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

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首先是社区成员自治事务管理，如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还担负着一定的行政工作的管理，如计划生育、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

我们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派出机构，辖区范围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10万人，辖区既是市区主要繁华地区之一，又是市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辖区内单位集中，商业网点集中，市场繁荣，流动人口多，人口密度高。随着我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及百万人口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管理、社会保障、社区党建等一大批新的工作，例如企业改制后，离退休职工实行社会化管理，同时下岗失业人员走向社会，加之劳动卫生、弱势群体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都需要街道社区来承担，另外城市在扩大，居民生活水平在提高，对城市管理、卫生保洁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有这些使得原先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求。主动适应街道社区工作任务的变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作用，创造和谐城市社会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我们结合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并在市委、区委组织部门的正确指导下，探索引进并创新实践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使各级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得以充分有效地整合，努力实现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全覆盖。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以街道社区为网，以服务内容为格，将后街里巷、居民小区、社区单位全部纳入社区动态管理，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管理网格体系，把社区工作渗透到社区的各个领域，逐步建成一个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部门和单位职责明确、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反应灵敏的社区管理服务实体。

一、组织体系网格化。社区资源其实很丰富，可以利用的因素很多，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源优化组合起来，达到功能作用有效发挥的最大化。通过网格化管理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通过改革管理办法，网格划分社区管理，实现了社区内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

一是党的领导由内向外，内外齐抓。为了实行网格化需要，我们将街道党委转变为党工委，作为区委在街道的工作机构，虽然看似名上变化，但工作内涵上却扩大了，党工委不仅要管内，更重要的是发挥好辖区内所有党组织、所有党员的领导作用、协调作用，并层层片片建立起党组织网络，实现辖区内党的工作全覆盖。在各社区居委会建立党支部（总支部），社区党支部在各小区建立小区党支部，小区党支部再以楼幢为单位建立党小组，目前，15个社区党总支部（党委）、17个小区党支部、22个双新党支部、117个党小组组成的党组织网格化体系，覆盖了全辖区。与此同时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街道和各社区普遍建立起党建工作联席会，吸收辖区内有关单位党组织参加，定期或不定期研究本街道(社区)党建工作情况，共同解决有关难题，通过党建工作联席会这一纽带把辖区各级各类党组织有效整合在一起。

二是居民自治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以社区为单位调整管理区域，按社区要求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下设若干居民小组，居民小组再按楼幢(片区)分别设立楼长(片长)，这样形成了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长四级组织网络。社区管理服务相应由居委会一个点扩展到小区、楼幢、居民户三个面，形成了以街道办事处为顶点，15个社区、113个居民小组、600多个楼长为分支组成的上下互动的有机结合体。

三是职能管理由上而下，上下联动。为适应城市管理需要，充实社区服务力量，今年3月份，亭湖区委在我们文峰街道开展了职能部门进社区试点工作，将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的城管、公安、工商、卫生、计生、劳动、民政、文化、环保、建设、房产、规划等11个职能部门进驻社区，按照“职能进社区、人员在社区、服务在社区”的要求，实现服务重心下移，管理职能下沉。为此，我们在街道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由街道办事处和各职能进社区的部门分管负责人共同组成，在此基础上管委会建立了正常例会制度，每10天集中会办一次，会办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了集中办公制度，每天有1-2名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驻点值班；建立了问题销号制度，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进行登帐，解决一个销号一个，对不能解决的加以督查通报，直至解决问题为止。在各社区，成立了社区管理服务小组，由街道领导班子成员中联系点科级干部任组长，社区居委会主任、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为成员，每周五集中办理，集中会办、汇报一次，集中研究矛盾和问题。在各居民小区、楼幢、路段，聘请了158名信息员及社区志愿者，定期、不定期向社区管理小组、社区管理委员会上报城市管理、居民生活等方面信息，同时也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监督员，专门在有关部门办理问题上“找茬”。自开展职能部门进社区以来，信息员已经上报各种问题信息175条，目前已经办结64条，正在办理的75条，上报市有关部门处理或协调市有关方面处理的36条。

二、公共服务载体网格化。在城市管理和居民服务中，涉及问题面广量大，要求我们服务更加方便群众，更好实惠群众，切实有效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我们在街道建立了五大服务中心，各社区建立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居民小区建立便民服务网点，实现公共服务平台的网格化。

社区信息化是城市信息化的基础，是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深化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顺利完成数字社区建设的任务目标，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我区社区工作的现状和发展需要，以信息技术为手段，整合各方资源，逐步建成集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为一体的社区共享平台，实现社区事务管理和社区服务信息化。

二、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发展目标

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起连接区、街道、社区的社区信息系统，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提供保障和支撑。到年底，实现街道、社区100%联网、100%建有门户网站，构建一体化的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居民自治信息共享平台，基本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便民利民”的社区信息化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