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范文10篇

1古村落社区参与旅游的四种模式

冯淑华(2002)提出一种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认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之间高度整合的结果。他认为所谓“品”是指在旅游活动过程中，通过个体对旅游客体感知、理解、品位、体会等旅游心理活动，达到对客体的鉴赏、审美的目的，并从中活的精神愉悦的过程。它强调个体对客体内涵的理解，既强调旅游的过程，也强调旅游的结果。冯淑华认为古村的重要品质在于它的文化内涵，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这种内涵只有通过“品”才能被吸纳，才能够从有形的观赏上升到无形的精神享受，获得最大的旅游满足[1]。雷海燕和赵振斌(2007)从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角度对社区参与模式的目的和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对不同主体的角色地位进行了确定，他们认为在形象设计过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区参与机制，而且要明确规划师、社区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在不同阶段的角色任务。并建议组建社区旅游形象建设委员会、社区学会、社区顾问规划师办公室等相关社区组织。该研究详细阐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要素调查、设计和策划、审议、传播与维护四个阶段的社区参与方法[2]。余向洋(2006)认为社区旅游不宜进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据各个社区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对各相关利益群体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从而确定参与的层次和内容。他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三条道路”理念为指导，超越“左”（发展优先，受益对象为当地）与“右”（旅游优先，受益对象为旅游业和当地的政府及投资商），以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权衡相关利益群体的输入输出，对所有社区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要求进行折衷与选择，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方法，提出了社区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区旅游连续统模型，构建徽州古村落社区旅游模式[3]。邹统纤和李飞(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社区主导开发（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区控制，经营方面从独立自主经营向经营者共生化转变，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门票、土特产品、农家乐）与利益均沾的分配机制。市场营销方面主要卖点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论的社区参与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构成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与人都具有理性行为能力；②二者目标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对称；④二者都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二者对风险的态度不一样。基于车溪景区公司和社区居民的委托关系具有这种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论的旅游社区发展模式，为研究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种模式下，景区公司将有课的“吃”委托给当地农家餐馆，“住”委托给当地农家旅馆，“行”委托给当地车队、赶马者和抬轿者，“购”委托给当地旅游商品经营者。景区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区公司与社区居民各自的特征，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景区与社区的利益“双赢”，优化资源配置，达成旅游社区的和谐化发展[5]。

3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模式

曾艳(2007)指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主体应包含：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并构建出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区组织+旅游企业+民间组织+法制规范”，并且构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宏观管理体系和微观运行体系，提出了决策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环境保护机制和社区参与保障机制等微观运行机制[6]。郑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等5种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的设想。刘岩等(2002)提出厦门黄膺应实行股份合作制的参与式开发模式。黄昆(2003)借鉴美国管理学家麦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战略性环境管理”，具体指景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共享的价值观、发展战略、内部结构、开发技术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是基础和核心。将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全面渗透到旅游景区的发展战略、管理方式等五个要素中去，以实现景区环境管理外部性与内部性的全面整合，从完全意义上走上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何彪和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双向沟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双赢（Bilateralprofit）机制（简称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过建立目的地与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它们互相了解对方的利益追求和关注焦点，在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寻求双方一致的利益目标，寻找能够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实现旅游目的地系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苗红(2003)提出民族地区通过组建社区旅游发展咨询中心、以多种形式代替资金入股、保证社区成员的优先就业权等途径加强社区参与。陈金华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态旅游社区时发现当地社区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提出可以通过成立保护区生态旅游股份公司、社区参与旅游规划和决策、培训社区居民、加强旅游信息传播等方式提高社区参与程度。

吸纳居住在辖区的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们工作、学习、生活消费等的多样化，使得城市社区建设显得更为迫切，如何将党建工作由单一的街道内部向社区不断拓展，发挥社区党员的积极性，成为我们当前乃至今后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接纳居住在辖区的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这是深化和发展社区党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探索社区党建工作又一有效途径。街道在近年来不断开展辖区党建工作的实践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感到在抓社区党建工作方面要建立起“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居民区党支部为基础，社区党员为主体，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由于艮山街道在吸纳居住在辖区内的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方面起步较晚，还仅处于探索阶段，因而对这项工作目前还缺少一套较行之有效的办法。在新形势和新的要求下，如何动员辖区在职党员都来参与，怎样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对策等，还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本文试图就这些方面结合艮山街道的实际，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吸纳居住在辖区的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社区党建工作是改革开放下的一项新生事物，它是在实践─探索─再实践─再探索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而社区党建工作的主体──社区党员也是随着社区党建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而得到拓展和延伸的。原有的主体，居民区离退休党员虽然也为社区党建工作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由于他们年龄大了，身体差了，思想、思维方式也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有一些力不从心了，因而使社区党建工作发展受到了局限。即使是辖区单位党组织所在的在职党员，由于他们绝大部分不居住在本辖区，只能在8小时之内参与，8小时之外就无能为力了，因而要参与社区党建同样也受到了局限。因此，居住在辖区的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党建就成为了必要和可能，同时，通过实践，他们的重要作用也就显现了出来，主要表现为：

1．他们是社区党建工作的主力军。在职党员是社区中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他们年龄轻、文化层次高、思想素质好，事业心、责任心强，在单位里，他们绝大部分是生产、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都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他们彼此都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区，他们都是最活跃，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一支队伍。最主要的是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掌握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和技能，而社区建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和知识，也要有方方面面的联系，因此，可以利用在职党员的这些丰富资源，来为社区建设服务，共同搞好社区的建设和管理，而这些，对于其他党员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社区党建离不开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在参与社区党建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他们是社区党建工作最主要的依靠力量。由于辖区在职党员具备了在年龄上、知识层次上、技能上的优势，因而他们思想活跃、思路敏捷、政策水平高，又具有一定的宣传组织能力和协调工作能力，当社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为社区发展献计献策，设计蓝图，还可以亲自参加社区建设。又由于他们人数多，力量雄厚，从艮山街道的情况看，所属支部的党员总数截止99年9月底为893人，而组织关系不在街道居住在街道辖区的在职党员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1200余人，如果这支队伍的潜能能够得到较好的利用和发挥，将是我们开展社区党建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加强和谐社区建设是各级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多年来，区委围绕市委和中共区委统战部的中心工作，本着“积极参与，合作共建，服务基层，注重实效”的原则，采取与镇党委结对共建的形式在社区开展各项活动，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一、统一思想，认派参与社区共建的意义和优势

区委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要搞好社区共建，必须充分认识社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统一思想。费孝通先生对上海社区工作曾作过调研，他认为上海的社区建设离不开上海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个大背景。他指出：“社区组织的出现，是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社区建设体现了一批人所发生的地缘关系和互相合作的关系，包含着许多服务性的内容。”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与建立和谐社区息息相关。

基于以上的认识，区委把参与社区共建提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的高度来看待，把社区共建纳入党派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通过学习、研究、思考，大家认清了党派参与社区共建的两大优势。

1、政治优势

参与社区共建，有利于派深入基层，了解区情，反映民意，从而深刻认识与本地区发展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支持和协助党和政府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时，有利于派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理顺情绪、排忧解难、解疑释惑、凝聚人心的工作，为促进社会的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是推动社区图书馆发展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是社区图书馆发展的有效路径。从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模式、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对策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社区图书馆;社会力量;图书馆发展

以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满足公众就近阅读需求为宗旨的社区图书馆在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激发阅读积极性、建设书香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数量最多、最贴近民众生活的图书馆。建设好社区图书馆有利于形成免费、开放、公平、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近年来，国家重视文化建设，通过倡导全民阅读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自2014年“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至2019年，“全民阅读”已是连续第六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社区图书馆作为人们身边的图书馆，对促进全民阅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不仅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也吸引了广大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将推进乡镇（街道）、村（社区）图书室建设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服务[1]。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要求采取政府购买、税收优惠、开展志愿服务等措施，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第四条），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公共图书馆捐赠（第六条），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建设坚持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参与（第十三条）。

1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可以增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了解，增强社会凝聚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1.1为社区图书馆的建设注入新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单纯以政府为公共图书馆供给主体的单一化格局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2]。社会力量的参与是政府办馆模式的有力补充，其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人力支持，为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激发了社区图书馆的活力。一方面可以缓解社区图书馆人、财、物等方面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可以提高社区图书馆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社会力量是近代图书馆发展的原动力，目前社会力量办馆助馆热潮将引发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图书馆运动[3]。未来，社会力量将成为社区图书馆建设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1.2公益文化事业相关法规及政策体系的推进和支持。公益文化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和政策推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信托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慈善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意见》，以及深圳、内蒙古、北京、湖北、四川、广州等地制定的《公共图书馆条例》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颁布为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规和政策保障。公益文化事业相关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善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模式

一、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三维理据

（一）理论依据：协同理论中的多主体合作。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精准扶贫工作虽然目前方兴未艾，但精准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大趋势必然会推动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来。从理论层面来看，协同理论为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协同理论起初来源于自然科学领域，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创建的，之后逐渐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意指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协调同步和相互合作、协调同步。在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协同理论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互动，从而达到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这就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在权力和权利方面保持协调，形成共同参与、分工协作、责任共担，使多方得以协调，形成对公共事务共管共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中，协同理论同样具有解释力，它要求打破政府单一的扶贫主体地位，将农村社区居委会、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企业、农村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纳入精准扶贫工作，通过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为扶贫客体提供更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服务。（二）政策依据：党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历史沿革。2006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培育社区生活服务类民间组织。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a为了进一步发挥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要“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b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发展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c201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引导社区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d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概念，并强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e这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但党和政府一直在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公益慈善、志愿互助、科技服务等事业，这无形中为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2013年11月做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后，为了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2014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提出要“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组织积极从事扶贫开发事业”。f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的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实现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对象需求的有效对接发挥了作用。（三）现实依据：基于多元优势的考量。1.瞄准性优势：实现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的有机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识别是前提，精准帮扶是关键。其中，精准识别就是要搞清楚“扶持谁”的问题。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地处农村，其组织成员也是社区居民，对本地的村情知根知底，因此，与其他扶贫主体相比，其在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方面更具有说服力。而精准帮扶就是要搞清楚“怎么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扶持客体的需求。根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得知，贫困最主要的是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物质支持”是重点，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这些“精神支持”也不可或缺。就精准扶贫的内容看，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慈善、科技服务等方面，政府部门和企业无法精准地对接这些帮扶需求。而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类别多种多样，包括各类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公益慈善、农业推广、医疗卫生等协会组织，基本上可以涵盖精准扶贫的方面。因此，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为农村贫困户提供各种个性化服务，可以避免过去扶贫过程中容易出现的“脱靶”现象，因而与其他扶贫主体相比具有瞄准性优势。2.便捷性优势：距离与即时的双重保障。政府、企业和非基层社会组织等扶贫主体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往往由于地域性的阻隔而不能够随时随地近距离接触扶贫对象，因而在精准扶贫中容易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无法准确地了解扶贫对象的需求；二是无法即时性地为扶贫对象提供帮扶。因此，政府、企业等扶贫主体往往只注重在精准扶贫中满足扶贫对象的物质需求，而贫困的原因具有多样性，如疾病、残疾、劳动力缺乏、文盲等都是致贫的原因，因而，扶贫应是全方位、多层面的。而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它可以不受地域限制近距离了解扶贫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并随时随地为农村贫困户提供便捷化的帮扶。3.可持续性优势：资源投入的不间断性。精准扶贫工作是一个持续性工作。其一，过去农村扶贫集中以“输血式”扶贫为主，这种扶贫模式只能够短暂地解决农户的燃眉之急，而无法提高农村贫困户的“造血”功能，而“造血功能”的获得本身需要的周期较长。其二，各类精准扶贫项目一般具有临时性和短期性，一个项目完成之后还需要持续性地投入各类资源，并进行维护和管理。其三，脱贫过程中容易出现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市场波动、干旱、疫病等，这就需要扶贫主体进行持续性关注和资源投入。上述问题通过政府和市场来解决效果都不是很好，而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由于本身地处基层，其贴近扶贫对象的天然优势可以持续性地为扶贫对象提供各种帮扶服务。

二、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多重困境

首先，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民众参与度较低。长期以来，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一直没有改变，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但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虽然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但在实际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仍然对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设置了各种门槛，表明政府对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信任度明显不够，加之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因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因而其在精准扶贫参与方面面临“玻璃门”，很难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层面汲取各种资源。此外，由于农村贫困群众公共意识的缺乏以及思想保守僵化，加之基层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他们往往更愿意相信政府派出的帮扶干部和驻村工作队，而对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持怀疑的态度，对其提供的扶贫服务要么参与不积极，要么其参与也是流于形式。其次，缺乏协同合作机制，无法形成精准扶贫的合力。精准扶贫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汇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广大资源来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种扶贫主体之间往往是优势互补的。这就需要整合各扶贫主体的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构建协同合作的长效机制。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是政府和扶贫对象沟通合作的桥梁与纽带，其在资源连接和扶贫效能提升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的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往往垄断着扶贫资源，加之“官本位”的思维定式，政府与包括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扶贫主体间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关系，难以建立各种协同合作平台，因而无法真正形成各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协调合作、服务联办、需求反馈等合作机制。再次，缺乏独立自主性，不能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资源依赖理论主张：“对资源的需求构成组织对外部的依赖，资源的重要性决定依赖程度”。a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是依靠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对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存在着严重的资源依赖。比如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往往依靠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和经费资源，导致组织无法摆脱行政力量的干预，从而缺乏独立自主性。这种基于资源依赖而形成的具有“行政合法性”的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提供精准扶贫服务时，往往会成为政府和社区居委会政绩的附属品。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的工作，无法真正深入社区居民当中，倾听贫困居民的意见，反映其真实的帮扶需求，无法真正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最后，服务能力欠缺，难以保障扶贫工作质量。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一般具有“穷、小、弱”的特点，服务能力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办公场所缺乏，筹集资金困难。许多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地，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办公场地严重缺乏。此外，经费严重短缺，政府资助、社会捐助、服务性收费、会员收费的资金毕竟有限，难以保障贫困帮扶工作的效果。二是组织成员年龄结构不合理。一般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员年龄偏大，中老年成员居多，而中青年的比例相对较少，多数青壮年长期在外打工，这使得农村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三是文化程度偏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社区精英”往往流向城市，从而导致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员文化程度偏低，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才缺乏，特别是农业技术、产业开发、专业社工等方面的人才十分稀缺。四是内部治理结构不规范。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社内部基础架构不完整，理事制度、财务制度、监督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都缺乏规范性，组织权力机构失灵、执行机构中“一言堂”以及监督机构弱化现象突出，导致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容易偏离精准扶贫的目标。

三、构建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一是切实转变观念，加强宣传引导与政策支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政府要为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制度空间。虽然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但这只是宏观方面的指导，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特别是针对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应从登记注册、申请、开办等方面降低准入门槛，简化手续，从税收、财政、信贷等领域给予其政策倾斜和优惠服务，出台具体的专项操作性措施和方案，更好地引导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此外，政府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农村社区居民的公益慈善意识，传播先进的扶贫理念二是构建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形成精准扶贫的合力。要构建以社区为平台，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以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协同合作机制。建立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和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建立需求反馈机制。三是坚持“去行政化”，构建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机制。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可以放手让社区组织深入社区群众当中，通过实地察访、面对面交流、社区论坛、社区信箱等形式，了解贫困居民的帮扶需求，形成文字材料提供给相关部门，使精准扶贫工作能够把好精准识别关。在此基础上，根据贫困居民的帮扶需求，社区可以制定具体的帮扶清单，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这些清单结合政府购买扶贫服务项目的需求，自主选择合适的精准扶贫项目，从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精准对接。四是加大培育与扶持力度，促进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地方政府应充分整合政府、基金会、企业、金融机构和媒体等多方资源，通过建立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孵化基地，通过设立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扶持基金、重点项目培育基金和公益创投基金等方式对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五是构建人才培训开发与引进机制，切实提升精准扶贫服务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培训开发与引进机制，提升组织成员的素质是保证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能够承担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可定期邀请高校的学者对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员进行培训。农村社区可以利用电子信息平台，在网络上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扶贫工作。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可以通过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来吸引大学生到农村社区就业，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生态旅游的产生、定义及政策保障，说明生态旅游从一开始到实现定义中的要求，把生态旅游变成现实都隐含了社区参与思想，社区参与和生态旅游有着内在的、客观的联系。接着介绍了与生态旅游发展密切相关的社区、社区发展、社区参与概念；最后深入阐述了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是指当地人（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生态旅游发展的决策、规划和管理中，他们基于共同资源的相互依靠是可持续生态旅游的基础，他们共同形成的一体化决策是解决利益冲突的最好方法。

关键词：生态旅游社区社区发展社区参与

生态旅游的产生、含义与政策保障

生态旅游的产生

生态旅游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965年，当时Hetzer意识到观光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的冲击，乃呼吁各界重新思考文化、教育以及观光的內涵，并提倡一种“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Hetzer认为所谓“生态性旅游”具有四个內涵：环境影响最小化、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影响最小化、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ecotourism（生态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是在罗玛丽的一篇文章中。

生态旅游从总体上被认为是一种小规模的、由当地社区所控制的自然旅游形式，这种旅游形式能够补充当地的经济收入并与当地的文化景色融为一体。可见，生态旅游是在传统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挑战时应运而生的，它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形式。生态旅游从一开始就定位于游客与社区居民，而且其控制权属于当地社区。

文化是民族之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拥有了文化，才能繁荣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全民参与，社区虽然是诺大社会中的一个小群体，它的发展却不容小觑。居民参与，首先要为其贯彻民主参与理念，在此过程中，可以提升居民的责任感，还可以群策群力解决现实问题。新时代，居民在社区中的定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以前的服务享有者，也具有了社区建设者的角色。提高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参与程度，可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推进基层民主治理水平的提高，本文旨在通过对社区文化建设中居民参与问题的研究，提出完善居民参与的可行性途径，促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推动城市社区更好更快发展。

1社区居民在参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1居民对文化活动参与热情低。社区文化建设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开展社区建设的中坚力量，没有居民的参与，任何活动都将难以开展。就目前情况来看，社区所组织的很多文化活动大多都是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力在执行，居民是在政府的政策指令之下才参与到社区文化活动当中的，并没有自己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在政府推动下所参与的社区文化活动，很难达到所预计的效果，居民群众在政府和社区的动员下参与活动，长此以往会造成居民群众的一种逆反心理，潜移默化中也削弱了居民参与的热情。1．2社区文化活动形式老旧单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人们更加注重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对发展和享受资料的消费比重日益增加。但目前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形式过于单一落后，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一般举办活动大多都只局限于节日庆典时，且很多活动都只是为了应付政府领导所布置的任务，这就导致活动拘泥于表面形式，缺少内在精神文化价值。而且目前所举办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满足居民的娱乐需求，通常以一些歌舞晚会为主，对于精神层面的活动，工作相对做的并不是很到位。实际上并没有从居民群众的真正需求考虑，缺乏创造性、有吸引力的特色文化活动。1．3社区内缺乏专业文化工作者。人才队伍在在社区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就目前情况来看，全国范围内都在加大对社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力度，高校开设相关专业、出台职业资格证书奖励制度，但是真正能投入进社区工作的较高学历和文化水平的人才却是少之又少，社区缺少专业人才，至于专门的社区文化工作者，则更是少之又少。总体看来，目前社区人才结构不尽合理，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社区待遇并不高，很多专业人士并不愿意长期留在社区。社区难留住高素质人才，或多或少给社区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损失，较短时间内很难得到发展和提升。

2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对策

2．1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社区在组织开展文化活动时，应尽量开展一些满足社区成员实际需求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可以进行入户走访、开展居民座谈会，充分了解民意和居民基本背景，以便有助于社区开展一些更适合本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发现社区里的一些潜在的文化人才。尤其是针对社区内的一些特殊群体，像弱势群体、外来务工人员，社区工作者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为这些特殊群体开展针对性活动，让他们也能够没有顾虑地参与进来。2．2重视社区人才资源的开发。人才队伍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必要保障。首先，社区要重视培养和吸纳专业人才。政府应注重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大力号召现有人才投身社区中去，并且要向新招聘进来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的社区培训，将社区的专业技能切实落实到基层工作者手中。对高素质、高学历的社区专业人才，要给予一定的人才保障制度，在社区人才的数量上和对居民群众的服务水平上有进一步提升。在社区建设理念层面，社区多吸纳专业人才，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其次，要吸引大学生加入到社区文化建设的队伍中，鼓励大学生多多投身于社区工作，为社区文化事业奉献力量。2．3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文化活动。社区为居民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有吸引力的活动，利用好、挖掘出本社区的特色资源，针对社区的特点，开展有特色的、适合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以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进来。文化工作者制定相应计划，比如可以针对老年人、中青年、青少年等不同群体，提出别具一格的活动主题，并制定一些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等，积极开展实用性强，并能吸引社区居民参与的活动，以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将社区文化的烙印深深打入居民群众的心中。在形成本社区独特社区文化之后，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也可以被极大地调动起来，这将有利于日后文化事业的深日开展，形成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摘要：顾客参与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关于顾客参与创新、虚拟社区等研究的理论与成果，从顾客角度和企业角度两个方面探讨了顾客参与企业创新的机制，以供参考。

关键词：顾客参与；虚拟社区；激励机制；顾客创新；企业创新

互联网技术极速发展的今天，催生了使用户间可以广泛自由交流的虚拟社区，使得顾客能够全程参与到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虚拟社区提供在线论坛，使顾客能够互相讨论产品使用的不便之处及对产品的期望，以便研发人员研发出新功能并改善不足。对企业来说，创建虚拟的品牌社区不仅可以搜集顾客的改进意见和建议，还能利用虚拟社区宣传品牌文化、发布新品信息。目前，很多企业都推出了虚拟社区以便用户交流。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虚拟社区的定义，构建了顾客参与创新的概念框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1虚拟社区中顾客参与概念框架

1.1虚拟社区概念发展

关于虚拟社区的定义，Rheingold(2001)最早将其定义为“具有相同兴趣的共同爱好者借助互联网平台交流互动而创建的空间”；Badozzi等(2002)认为，虚拟社区是基于互联网环境产生的一种社交媒体，使参与用户持续有效的沟通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空间；Yates和Paquette(2010)认为，虚拟社区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网络空间，主要功能是交流互动；Jawecki(2009)提出了“虚拟创新社区”的概念，泛指与创新有关的社区。虚拟创新社区由企业创立，顾客可以在线参与，并互相交流关于新产品开发等内容。根据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虚拟社区是“基于互联网”“借助了互联网技术”创建的社交媒体。关于虚拟社区的功能和作用方式也有很多相关研究。Hemetsberger(2009)提出，用户参与到虚拟社区中是为了解决使用产品时遇到的问题；Hau(2011)认为，顾客与企业积极合作且用户与用户之间可以自由地分享创新知识的网络社区是虚拟创新社区；邢炜焱(2017)认为，虚拟社区是一个聚集了拥有相同兴趣成员的沟通平台，以此来发展人际关系；蔡骐和岳璐(2018)认为，虚拟社区的定义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功能而变化，但它始终是基于互联网的用于用户间交流互动的平台。本文认为，虚拟社区是由企业创建的基于互联网的应用软件或网站，用于顾客与企业、顾客与顾客之间互动交流，提出建议、创新知识等信息，使得企业竞争力、服务水平等方面得以提升。

摘要：当前杭州城市居民的老龄化情况日益严重，物业企业可发挥自身的优势参与社区养老。文章以杭州市为例，对杭州市西湖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运营现状进行剖析，梳理物业企业参与居家养老的困境，并对其运营管理给出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物业企业；社区养老；杭州

1背景

2014—2016年的杭州市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杭州市总人口数738.29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为21.55%，比上年增长5.45%；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4.19%；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为17.08%。可见杭州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养老逐渐成为社会问题。社区养老是一种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的养老方式，是传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报告提出“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可以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但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内容单一，服务效率和效益整体偏低。近年来，国家频频出台养老政策，逐渐引导资本进入养老产业，在摸索和学习中发展。养老服务开始从鼓励非营利性转向运营主体多样化发展。

2物业企业参与社区养老的优势

2.1具有地理优势，毗邻服务对象。物业企业服务地为住宅小区，住宅小区内的年长业主及其子女即养老服务的对象，服务商与服务对象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社区养老机构由物业企业运营，可降低运营成本，盘活库存房产，发挥集团公司的综合优势，为企业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点。2.2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黏性较大，更利于把握养老服务的需求。物业企业中的管家、客服需要与业主面对面处理一些问题，而老年业主由于空余时间较多，因此也会有较多的机会参与。基于物业服务的以往经验，物业企业更加易于把握老年人的购物及餐饮喜好、设施及医疗需求、文化娱乐偏好。2.3物业和养老服务内容契合，便于叠加物业服务和养老服务。物业服务和养老服务中有部分内容是重合的，比如物业服务中的部分特约服务，像家政清洁、菜蔬配送等，可以针对性地满足部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物业企业举办的一些节庆活动如共度重阳节、书画比赛等，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可以此为契机将物业服务和养老服务内容叠加，打造更受老年业主欢迎的服务项目。

社区建设是社区服务深化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运而生,发轫于1990年代初的社区服务热潮。从此之后，社区服务进入千家万户，深受群众欢迎，为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原有的社区服务项目已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其他社区工作，如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治安等也迅速开展起来。社区服务的概念已经包容不了全方位的社区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薄弱的问题。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始大规模推广。目前社区建设已进入整体推进、全面拓展的新阶段。

一、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讨论

1、政府的大力推动。应该说，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及“单位制”解体的背景下发生的，政府主要目的是寻求新的管理体制和组织体系，寻求政治社会的稳定。对于高层决策者而言，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失范是下决心推进社区建设的触发因素。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引发的动荡性，使得城市社区无时无刻不处于改革发展的风口浪尖。下岗职工、社会保险、老龄人口保障等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群体中会普遍产生被剥夺感，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合法性危机。在基层政府官员看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带来的焦虑和迁怒，已经使得稍微的管理不力就会使社会冲突的负面效应放大。出于这种担忧，中央和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社区建设的动机足可理解。可以说，政府的推动是社区建设产生重要原因和现实动力。

2、居民的渐进需求。单位制解体后，“单位办社会”所负担的多元化职能开始回归社区，体制外的民工、流动人口等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加上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都对社区安全、服务、环境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当然，这种来自民间需求只是一种渐进的必然，和当前政府强大的推动力相比，参与途径与公民意识的不足，使得今天居民建设社区的自觉力量相对弱小，这是一个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二元动力格局。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型，居民的需要会逐渐演变成为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

在当今世界遍及各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浪潮中，公民参与正作为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重要内容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由社区建设的动力机制演变看来，居民参不仅是社区建设的主导动力，还是衡量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人既是社区建设的客体，又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发展”。同样的，没有居民的广泛参与，也就无所谓社区建设。一定意义上说，“社区成员的参与状况决定着社区建设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组织和整合中，“单位”起主导作用，街道和居委会这样的法定性社区起辅助作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主要是参与工作单位的内部社区事务，而不是居住地的法定性社区事务。随着社会保障、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后勤服务等各项改革事业的迅猛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单位”组织的复合功能逐步弱化，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日渐松散。与此相反，居民与法定性社区之间的关系却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来，“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也都促使居民越来越关注法定性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因此，居民的广泛参与在社区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