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范文10篇

为舞蹈事业付出了毕生心力的著名舞蹈艺术家戴爱莲先生，一直热情关注本报。早在1998年，戴爱莲先生为本报撰文《舞蹈:即将失落的文明》，引发了关于舞蹈艺术的大讨论。近年来，戴爱莲仍对舞蹈艺术一如既往地关注。在春节前夕，本报前往戴先生家中问候，又听她畅谈了对舞蹈艺术的理解与热爱。

很多人在看过舞蹈尤其是芭蕾舞训练后，感叹其刻苦，常常评价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可是戴爱莲说，舞蹈是在解放自己的身体，是无比快乐的。一生涉足过芭蕾、民族、古典、现代等多领域舞蹈艺术的戴爱莲，回忆自己接受训练时说，她喜欢练功，一天不上课就觉得难受。舞蹈的表达工具就是身体，身体的基础技巧打好了，那就可以自由地表达，跳什么像什么，那种感觉是美好的，是一种极高的享受。

戴爱莲认为，现在中国的舞蹈事业处于很好的发展繁荣时期。演出市场逐渐形成了，很多国外的舞蹈被引进来了。以前，我们看不到国外的舞蹈，在艺术上缺少比较和借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我们不能老是和自己比，我们要和别人比，这样才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另外，现在引进舞蹈也要讲究，要引进一流的舞蹈演出，把标准定得高一些。我们中国自己的舞蹈艺术水平也很高，我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在看到别人的高水平表演以后，更应该下力气发掘自己的宝藏。她对杨丽萍的《云南映象》给予好评。戴爱莲说，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蕴涵着灿烂的文化，目前我们的传承与发掘做得还不够，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

戴爱莲说，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的舞蹈艺术，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参加进来的事业，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所以，舞蹈工作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戴爱莲认为，文艺工作不是争名夺利，文艺工作者没有必要去讲究第一、第二的排名问题，大家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观众的欣赏口味也不一样，能够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文化生活需要，就是成功，就是有价值的。文艺工作者要重德，提倡德艺双馨，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样才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推动大家为了中国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谈判是沟通，但并不一定是口头的。事实上，眼神、手势或姿势能比言语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留意并研究对手的身体语言所传达的有用信息，是有价值且有助于你谈判成功的。

抽烟斗者

抽烟斗者通常运用烟斗做为谈判的支持物。对付这类对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烟斗抢着吸引抽烟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烟斗者伸手取火柴点烟时，这是你应停止谈话的线索。等他点好烟开始吞云吐雾时，你再继续你的谈话。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对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视烟斗。所有烟斗终究会熄灭的，必须暂时放在烟灰缸或烟斗架上，在对方有重新拿起烟斗的冲动之前，给他一页数字、一本小册子，或任何能令他参与你的谈话的东西。

擦眼镜者

你的对手在摘他的眼镜，开始擦拭时，这是适当停止的线索。因为擦拭眼镜是擦拭者正在仔细考虑某一论点的信号。所以，当擦拭开始时，不要再施加压力，让你的对手有足够时间考虑，等眼镜再挂上鼻梁时，再重新谈判。

松懈的对手

谈判是沟通，但并不一定是口头的。事实上，眼神、手势或姿势能比言语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留意并研究对手的身体语言所传达的有用信息，是有价值且有助于你谈判成功的。

抽烟斗者

抽烟斗者通常运用烟斗做为谈判的支持物。对付这类对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烟斗抢着吸引抽烟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烟斗者伸手取火柴点烟时，这是你应停止谈话的线索。等他点好烟开始吞云吐雾时，你再继续你的谈话。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对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视烟斗。所有烟斗终究会熄灭的，必须暂时放在烟灰缸或烟斗架上，在对方有重新拿起烟斗的冲动之前，给他一页数字、一本小册子，或任何能令他参与你的谈话的东西。

擦眼镜者

你的对手在摘他的眼镜，开始擦拭时，这是适当停止的线索。因为擦拭眼镜是擦拭者正在仔细考虑某一论点的信号。所以，当擦拭开始时，不要再施加压力，让你的对手有足够时间考虑，等眼镜再挂上鼻梁时，再重新谈判。

松懈的对手

谈判是沟通，但并不一定是口头的。事实上，眼神、手势或姿势能比言语传达更多的信息。因此，留意并研究对手的身体语言所传达的有用信息，是有价值且有助于你谈判成功的。

抽烟斗者

抽烟斗者通常运用烟斗做为谈判的支持物。对付这类对手的策略是，不要和烟斗抢着吸引抽烟斗者的注意。例如，抽烟斗者伸手取火柴点烟时，这是你应停止谈话的线索。等他点好烟开始吞云吐雾时，你再继续你的谈话。如果你能很有技巧地去除此支持物，对你是有利的。最容易的方法是注视烟斗。所有烟斗终究会熄灭的，必须暂时放在烟灰缸或烟斗架上，在对方有重新拿起烟斗的冲动之前，给他一页数字、一本小册子，或任何能令他参与你的谈话的东西。

擦眼镜者

你的对手在摘他的眼镜，开始擦拭时，这是适当停止的线索。因为擦拭眼镜是擦拭者正在仔细考虑某一论点的信号。所以，当擦拭开始时，不要再施加压力，让你的对手有足够时间考虑，等眼镜再挂上鼻梁时，再重新谈判。

松懈的对手

一、现行民法关于身体权保护的不足之处

（一）立法理念滞后，现有身体权法律保护的位阶较低

在1986年开始实行的《民法通则》人身权一节中，仅规定了生命健康权，没规定身体权。尽管目前普遍认为，应对该条文中的“健康”作扩大的解释，实际它将“身体权”包含在内。可是从法律的制定上，我们不难看出，立法者对身体权的法律保护意识较淡薄，甚至在当时并没有关注到身体权作为一种独立人格权的法律地位。而对生命健康权的法律救济通常是要以有实际损害后果———“或伤或亡”为前提的，但对身体权的侵害，往往并不会发生这种实际的损害后果，因而经常陷入法律保护的盲区。直至2001年才结束这种情况，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身体权这一概念。然而，在我国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中，仍没有对身体权给予确认。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立法理念的滞后。《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都没有对身体权的明确规定，仅仅在司法解释中有身体权的相关规定，法律位阶很低，不利于公民身体权的保护。

（二）损害赔偿救济不力

事实上，侵害身体权的行为往往不会对权利人造成生理性的伤害，而对于造成伤害后果的又往往会按照侵害健康权进行处理。因而在没有造成实际伤害后果的身体权侵害案件中，如殴打未致伤残、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等损害，则无法适用该条文进行救济。此外，《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条文里的“赔偿损失”，法学工作者普遍认为应包括精神损失。但该条只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名誉等精神性人格权进行了列举，没有将身体权归入其中。也就表明，对身体权的侵害不适用该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因此，在没有规定精神抚慰金制度的情况下，对身体受侵害却没有造成实际伤害结果的，受害人是得不到任何救济的。如此一来，对身体权的民法保护手段就显得单一和不完善了，并且对于那些侵害身体权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很难进行有效的制裁。虽然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的，可以诉请精神损害赔偿，2003年《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这仅规定了这些赔偿项目，仍缺少具体的赔偿计算方法，导致司法实践中，个案各地赔偿计算标准差别巨大，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

二、关于身体权民法保护的几点建议

论文关键词:我国青少年身体自尊研究现状

论文摘要:身体自尊是整体自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研究参与体育锻炼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回顾了我国青少年身体自尊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比国内外有关研究具体探讨了身体自尊的本质,以及儿童青少年的身体自尊与他们进行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我国青少年身体自尊研究的发展方向的建议。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身体特点、个性、社会身份和行为的认知评价及情感反应(Son—stroem,1984),它被认为是最能预测情感和生活变化的个性变量[1]。因此,自尊研究一直受到国外心理学家的重视。在运动和锻炼心理学领域中,自尊常用来检测锻炼后的心理效益的假设(Gergen,1974),同时,自尊水平又可作为一种预测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状况的手段。

身体自尊(或称为身体自我知觉、身体自我概念)是与社会评价密切相关的“个体对自我身体的不同方面的满意或不满意感(Secord&Tourard,1953),它作为整体自尊的一个具体领域,包括两个等级:主领域一般的身体自我价值感和次领域更为具体的有关身体各方面满意感。身体自尊对研究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心理前因和心理效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Sonstroem,1974)[1]。当我们考察有关个人的许多问题时,如参与体育活动、竞技表现、肥胖以及伤病和老龄问题,身体自我被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身体自尊(或身体自我概念)的概念

1·1自我概念的内涵

穿过花瓶的铅笔——读周晓枫散文集《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宇文所安在为三联版《追忆》所写的前言当中，他再次重申essay与汉语散文的旁逸与重合，认为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应该在散文的域界得到统一。这个观点已经在90年代以始的汉语散文写作领域得到了部分实现，如果我们再以此观点打量周晓枫的散文，就发现她不是那么“规矩”的，她的言路就像是那双舞蹈在神话仙境的黄金靴，全力逃离抽象理论的藩篱，向着感性的肉身化叙事拔足狂奔。向上，低飞，飘拽的丝绦偶尔还被大地的荆棘抓住，因此没有彻底蹈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周晓枫的散文集《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收入了21篇文章，平均篇幅每篇达1万字，显然，这本被华丽主义的包装理念打造出来的散文集，不是为那些心急火燎忙于奔走的人准备的。这本散文适合于气定神闲的人，可以不慌不忙打理生活和深夜时光，对感觉世界里那些陌生但充满不确定相遇的事件心向往之。如果是这样，那么阅读周晓枫，就会成就一个并不平淡的传奇。晓枫绵密而丰满的叙述，宛如为我们敞开了一条充满折返和陡转的暗光长廊：那里烛光摇曳，弥漫着吊诡的燃烧味道；一只臂膀刚刚从《聊斋志异》的芭蕉旁融化；树冠尽情吸吮闪电；何首乌在叫喊；感觉的花朵内翻为绿叶；针尖上的天使在练习如何尊崇天意又眷顾苍生……她游走于长廊的身影粘住了往事，迅疾又被冲动插上了翅膀。因此她未必就在甬道的尽头等候跋涉者的光临。人们不可以刻舟求剑的心态在她的散文里寻找现实踪迹。谈到现实性，这一点，既可能是周晓枫散文的一个焦点，甚至可能是她刻意利用虚构来摆脱现实缠绕的一种技术策略。这就是说，生活在一个超级大都市，阅读的皆是高人之相或高人之作，她不得不把自己尚未被彻底格式化的感觉在物质主义的步步紧逼下，完全摆渡到自然世界。她的身体、她的头发、她的气息就是管道，在一次次面对虚拟出来的草原和水面，她信马由缰，完成了她用散文的飞地而实现的自我救赎。从这个意义说，虚构就是周晓枫“私人的绳索”。虚构拉扯起来的珠帘，尽管同样是来自现实生活的物件，但立足点却是纯粹的。使得生活中的她与参加蒙面舞会的女妖来了个移形换位，在女妖披荆斩棘时，可怜的现实中人却像那个蹲在一旁帮戏中人看守衣服的小女孩。虚构的叙事方式成为了磁盘的修复程序，也成为人们阅读周晓枫获得飞翔之羽的兴味所在。我更喜欢散文集中的《铅笔》。她曾经多次向我谈起构思，直到一年以后才拿出成品。对往事的一次打捞，出现在水面上的东西往往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折射的作用。那么，到底是水下或者水之上所呈现的事物才是往事之真呢？其实，真已经融化，只有什么在感动我们才是唯一的。我们在赞叹《铅笔》里的身影，却怎么又能料到，那身影又回到了记忆的水下呢？所以，看到一根手指在触及水面而融化，我们实在无法推论那站立在手指上的天使，是幻形成了文字，还是在水上成莲？沉迷于修辞并没有什么不好。当一个人努力接近于他说出的一切之时，再去区分真实与虚构、平淡与繁复，似乎就显得不对路了。就像周晓枫相信铅笔会穿过花瓶一样，如果你不相信，那就是你的不是了。

为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充分体现从优待警方针，深入了解公安民警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提高公安机关民警队伍的战斗力，在医院为全局民警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体检。此次体检，对一些积劳成疾、带病坚持工作的民警做到了早发现、早治疗，有效地保护了民警的身心健康。但是通过这次体检也暴露出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民警队伍身体状况堪忧，许多同志正为重重疾病所困扰。

一、体检结果

这次体检共有243名在岗在职民警参加。体检结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48人，（占总人数20%；其中有28人年龄在30岁以下）；其余195名同志不同程度的患有这样或那样的疾病。

我们区别不同的人群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从年龄角度来看，30岁（含）以下的民警共70人，健康状况正常或基本正常的28人，占40%，患病比例60%。这一人群是各个人群中健康比例最高的，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患病的民警中，常见的是两种病：过早复极综合症和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尤以交、刑、巡警及派出所等一线民警为甚。经咨询医护人员，过早复极综合症属心电图变异，成人发生率为1%－1.5%。在30岁以下的民警中，参加工作3年以上的患病者居多。中青年民警，无论从年龄、体力、精力还是工作经验上，这一人群都是相对较高的，而患病比例也是遥遥领先，较30岁以下民警高出了5个百分点。全局中层一把手的情况也较严峻。共有23名中层一把手参加了体检，有2人体验结论为健康，患病比例高达90%。所患疾病大同小异，典型的就是，高血压、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心电图变异等疾病。

（二）从工作环境上看，长期战斗在一线的基层民警患病率高于机关民警，患有两种以上疾病的民警中，63%为刑警、交警等一线民警。不过，机关民警由于长期的伏案工作，患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眼病的情况较多。

在可视电话还没有普及前，人们大多使用的是普通电话。别以为在电话两头对话，对方就看不到你的姿态、笑容、动作表情等身体语言和精神状态，其实接打电话的语气、语速、音调以及内容，都有可能是泄漏秘密的“间谍”。

声音慵懒、带着睡意，那一定是刚刚睡醒或是正在犯困；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声音说明情绪低落；甜美清脆的声音会让人认为你此时精神正旺，心情愉快；接电话的语气传达出接电话者的精神状态。

同样肢体语言或是精神状态反过来也能影响声音。例如，如果打电话时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对方就能够感觉到你的紧张。……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性别观念曾遭到普遍的质疑。不少文学研究者认为，此前的性别文化策略片面追求两性在政治经济权利方面的绝对相同，无形中掩盖了男女的特征和差异。基于这种批判前提，重新寻找“原初”的女性特征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为了证明女性特质存在的合理性，当时的研究者普遍选择了“天性”、“本能”、“自然”这样不证自明的生物概念，即将女性特质看作是与“身”俱来的本质，两性由于生理功能的不同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由此从追求“男女平权”阶段过渡到“男女有别”阶段。然而，综观这一时期文学研究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却不难发现，它并没有在本质上超出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之躯的想象———柔美、弱小、母性、无欲、贞节等元素依然被作为女性身体的“天性”保留下来。可以说，男权文化传统中的女体窠臼在此处别有意味地充当了反对“性别同一化”的武器。

一、重塑柔美弱小的女性身体形象

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一系列从外在形象到行为举止都很接近传统男性的女性人物引起了学界的警惕。这些女性没有柔美的身体曲线、温柔的声音和文雅的举止，其外部特征与男性没有明显的差异。比如《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主人公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时时能听到她在用售票员那几乎没有区别的、职业化的腔调掩去女性圆润悦耳的声音吆喝着报站，光凭她穿着那件没有腰身的驼绒领蓝布短大衣，准会被淹没在一片灰蓝色的人堆里，很难分辨！她在车门旁跳上跳下，蹬一双高腰猪皮靴，靴面上溅满了泥浆。她不客气地紧催着上下车的人，或者干脆动手去推……①这种“男性化”的女性身体形象引起了学者们“同情的批判”。他们虽然承认这类女性是特定时代文化扭曲的结果，但却将之严格地划出“常态”女性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建国以来高度统一的政治文化政策以硬朗、粗糙的男性形象强行塑造女性，她们要按照男性的体力标准去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在此背景下，表现传统女性柔美特征的服饰都会被斥为资产阶级情调，体力上的示弱也会被当作劳动道德的缺陷加以批判。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反拨，80年代的研究者多将“柔美温婉”看作是女性外形的“天然”之态———线条柔美、声音圆润、举止端庄的女性被认为是“健全”的。还有一些研究者将“弱小”当成女性的天生特质，即认为女性在体力、智力等方面相对于男性而言具有天然的弱势。这种源自身体的弱势感明显地体现在对女性受压迫地位的看法上。

不少学者认为，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身单力薄”的女性必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这种状况在现阶段中国还将继续存在。有批评者指出：“在我国，男子占支配地位的情形仍未根本改变。……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大部分劳动还是主要靠笨重的体力支出，这样，身单力薄的女子在社会生产中不能不处于次要地位。”②这种典型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在女性的体能与其历史地位之间建立了某种必然联系。肉身的“匮乏”不仅被看成是女性受压迫的历史原因，也被看成是现代女性发展的阻滞力量。女性作为体能和智力的劣势群体，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才能达到与之相当的地位。比如这样的论述：“有成就的中年妇女，承受着照料家庭和事业竞争的双重负担，智力上优势的强度和持久度也总是低于自己逐渐上升的生理劣势。这种不公正是上帝的错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把这种劣势变为优势。”③在这样的论调中，女性的肉身成为阻滞其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还有的研究将女性身体之弱与其文学创作的文体特征相联系，认为女性身体的弱小决定了文风的柔弱。比如：“（女性创作）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娇小、轻巧、柔弱、圆润、温和、和谐……诸如此类的特点，往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④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身体的“弱势感”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一些女性学者那里。她们默认了关于女性身体弱小、匮乏的文化描述，并认为这种特质完全出于自然之手，是女性无法抗拒的生物命运。一种自卑感和无奈感时常流露在研究文本中。值得我们反思之处在于，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对“柔美”、“弱小”等特质的强调来反拨建国以来社会文化对女性特殊性的抹煞，然而，这种反拨仍是在男性中心的文化场域内进行的，批评者对女性之“柔弱”的强化实质上正是传统男权文化的欲望想象：“在古典文学、哲学作品中，诸如《诗经》、《列子》、《朱子》、《淮南子》中关于美女基本标准是这样的：年轻纤巧，曲线优美，柔若无骨，削肩细颈，罩在华美紧身缎子下的肌肤美如凝脂，纤纤玉手，额头净白，耳垂突出，乌发、别有精致发卡，眉毛浓而黑，眼睛清澈如水，声音娇媚，鼻子高挺，唇红齿白，优雅大方。”⑤不难看出，此期文学研究中的女体想象与中国古典的美女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同时，一些批评者也夸大了女性的“身单力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的普遍意义。不论是在女性群体内部还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由于地域、种族、劳动方式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女性的体形和体能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身体差异未见得小于男性与女性的群体差异。将“身单力薄”作为女性身体的普遍特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男性中心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女性的控制欲望。而一些女性研究者对“强壮”身体的潜在渴慕，也透露出她们对女性自身的文化价值尚缺少性别自信。在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强壮”并非衡量劳动力价值的唯一标准。男性固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体力上的优势，但也不乏相对弱势的一面，比如婴幼儿阶段易夭折、耐力相对较差、平均寿命短等。事实上，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女性身体通常具有的相对灵活、更富韧性、善于语言沟通等特点，已成为社会生产劳动力重要的构成要素。批评者对女性“身单力薄”的印象和焦虑，是将男权文化中的女体约束进行内化的结果，女性身体的弱势感正是其文化弱势感的体现。应该承认，新中国建立之后女性身体的“男性化”现象，确实不是一种合乎人身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然而其不合理之处并不只是在于抹杀两性身体在生物属性方面的客观差异，更在于它无形中使女性丧失了自我支配身体的权利。这种支配权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自身体能条件自主选择劳动方式的权利；二是按照个人意愿塑造自身形象的权利；三是在身体条件特殊不利的情况下，寻求社会制度保护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蓝本的男性对身体的支配权同样是匮乏的，而这一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反思。实际上，人类身体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有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因而并不存在某种符合“天性”的普遍意义上的性别身体特征。在人类早期的造像艺术中，基于对神秘生命和生殖的膜拜，以丰乳巨腹的女性最为常见，而男性雕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能与女像相提并论。我们很难从中看出“健硕的男性”和“柔弱的女性”这样的形象区别⑥。对于充满个体差异的人类群体来讲，任何一种性别特征的模式化，都会抹煞和压抑个体特征的存在。从身体形象的角度来讲，正如硬朗、粗糙等特征不能成为女体形象的规定一样，柔美、圆润等特征同样也不当以“天性”的名义成为女性身体的准则。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的确面临复杂的情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男女两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基于这样的现实，她们既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来挣脱那只隐形的“自然之手”，同时又要为了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与身体抗争，这便陷入了两难的处境。表现在批评态度上，则是新生的乐观与发展的焦虑并存。一些女性采取回避“女”字的权宜之计来缓解这种性别焦虑，即明确反对被特别指称为“女作家”或“女学者”。如果说对“女”字的格外强调反映出男权文化对女性整体能力的轻视甚至否定，那么女性批评者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厌女”情结恰恰包含了对这种观念的认同，即默认了“女”的属性势必与柔弱、低等、被动等相联系。显然，这一时期的女性批评者还没有重新建立女性身体文化的自信，当她们急于摆脱“女”字背后所承载的男权内涵和文化压抑时，干脆连“女”之本身也丢掉了。

二、生殖功能与社会角色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