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范文10篇

财务审慎调查（DueDiligence），与审计一样、是“五大”国际会计公司一个重要的业务领域。而在大陆，开展这项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很多。对财务审慎调查的忽视，往往是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就对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作简单的介绍并以企业并购中的财务审慎调查为例来说明委托方及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及其与审计的区别

（一）什么是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博调查，是委托方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由其自身的专业部门，对某一拟进行并购或其它交易事项的对象的财务、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见的财务审慎调查有以下几种：

1、为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企业举债往往采取担保、抵押或信用等方式，在信用方式下，金融机构一般要对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前景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论证，以确保款项的收回。在担保方式下，担保方则要求被担保方提供诸多背景资料，以对其投资前景作出理性的判断。

2、收购、兼并中的财务审慎调查。在并购正式实施之前，往往要求对被并购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分为三个方面进行：（1）商业调查。即对收购对象的市场现状、市场前景的调查。商业谍查经常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方式，一般由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2）法律事务调查。法津事务调查涉及到被并购对象一切可能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方面，如并购对象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的诉讼事项、潜在的法律隐患等，该项工作一般由律师事务所来进行，（3）财务方面的调查即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慎调查往往不会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但是，只要是并购方委托的事项，如了解被并购方的内部控制、或有负债、或有损失、关联交易、财务前景等，都可以成为财务审慎调查的范围。这些调查结果会对并购的进行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随着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实施，中国履行了入世承诺，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享受不同程度的国民待遇。①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必然要求加强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面对多数外资银行获得与内资银行同样的外汇业务与人民币业务经营权的金融新形势，作为东道国主管部门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如何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遵守有关国际条约、遵循有关国际惯例，来履行其审慎监管职能呢？应当如何实施、加强与完善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财务审慎调查（DueDiligence），与审计一样、是“五大”国际会计公司一个重要的业务领域。而在大陆，开展这项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还不是很多。对财务审慎调查的忽视，往往是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本文就对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作简单的介绍并以企业并购中的财务审慎调查为例来说明委托方及会计师事务所如何做好财务审慎调查。

—、财务审慎调查的概念及其与审计的区别

（一）什么是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博调查，是委托方委托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由其自身的专业部门，对某一拟进行并购或其它交易事项的对象的财务、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调查、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常见的财务审慎调查有以下几种：

1、为融资目的而进行的财务审慎调查，企业举债往往采取担保、抵押或信用等方式，在信用方式下，金融机构一般要对企业的财务现状、财务前景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论证，以确保款项的收回。在担保方式下，担保方则要求被担保方提供诸多背景资料，以对其投资前景作出理性的判断。

2、收购、兼并中的财务审慎调查。在并购正式实施之前，往往要求对被并购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往往分为三个方面进行：（1）商业调查。即对收购对象的市场现状、市场前景的调查。商业谍查经常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方式，一般由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2）法律事务调查。法津事务调查涉及到被并购对象一切可能涉及到法律纠纷的方面，如并购对象的组织结构、正在进行的诉讼事项、潜在的法律隐患等，该项工作一般由律师事务所来进行，（3）财务方面的调查即财务审慎调查。财务审慎调查往往不会涉及到收购价的确定，但是，只要是并购方委托的事项，如了解被并购方的内部控制、或有负债、或有损失、关联交易、财务前景等，都可以成为财务审慎调查的范围。这些调查结果会对并购的进行与否有直接的影响。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与深化

随后该概念只零星出现于一些国际组织报告中，没有严格定义。2000年，时任BIS行长的克罗克特（Crockett）首次尝试界定“宏观审慎”这一概念，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上提出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个层面，着重强调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在金融监管安排中是同等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关系。此后，宏观审慎监管被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相关研究和报告中。

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度及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首要目的是应对信贷过度创造、流动性以及陷入困境银行的持续经营等，根本目标在于应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政策工具也可以大体可以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划分。

1、从时间维度上看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要关注总体风险如何随时间演变及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原则是削弱金融体系的内在亲周期性。

在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对利率水平及其结构、汇率水平及其波动、资本流进和流出、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机构信贷总量及投向等，都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和控制，但限制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已与金融管制有所不同。今天的金融监管，建立在尊重银行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审慎的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银行的要求是一种规范性的品质管理，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竞争为目的，银行具有充分的业务自决权；后者则是银行的大部分具体决定直接由政府机构作出。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特有的“行规”，如电冰箱业、汽车业有环保的规定，建筑业有安全标准。这个“行规”事实上是一种品质管理。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如风险管理制度)是金融业的“行规”，以保证金融服务业的品质为目标。

为达到防范风险和促进竞争的目的，审慎监管的中心工作在于鼓励或强迫金融机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地向公众披露信息，增加透明度。在信息可得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市场参与者的自由选择行为来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制约作用，也即通过经济力量本身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活动实施制约。这是金融市场化环境下金融监管的精髓。

对照中国的实际情况，金融监管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

金融监管政策非行政化

金融监管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在日常监管中应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直接干预方可走上前台。当前最要紧的是逐步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定价权和业务创新自由权。保持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也很重要。

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一收益不对称状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账外账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也正成因于此。利率管制还人为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

摘要:“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孔子之前,华夏民族对“孝”的阐释已经蔚为大观,本文从儒家经典《论语》入手,结合前人观点和其他儒学著作,阐发孔子的孝道思想,并探究《论语》中的“孝”对今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就构建宏观审慎政策监管框架达成共识，但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监管主体尚无定论。中央银行在经历了金融监管职能的分离和回归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赋予了审慎监管的重要职责。文章从理论层面出发，重点分析中央银行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以及作为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优势，为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

一、引言

从漫长的中央银行职能演变历史来看，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是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动荡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央银行凭借其最后贷款人身份被赋予金融监管和危机处理的重要职责。在20世纪末中央银行去监管化的浪潮中，学者们针对是否应该分离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更多的是指以银行作为主要监管对象的微观审慎监管。但此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表明仅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性是不够的，当市场上大多数金融机构采取趋同的决策时，就会对价格、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产生显著影响（Borio，2009；2011）。危机后，英国重新赋予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定职责并进一步明确了英格兰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核心地位。英格兰银行监管职能的转变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就此拉开了中央银行监管职能全面回归的序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经历了监管职能从统一到分离再到回归的巨大转变，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政策正作为一项新的金融监管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宏观调控框架内，成为政策讨论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回归的浪潮下，学界和各国政府针对中央银行是否应该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本文在这种背景下重点探究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这将启发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对各国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制度框架提供参考意见。

二、早期关于是否应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讨论

早期主张分离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试图论证中央银行分离金融监管职能的必要性。第一，中央银行同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和金融监管机构，两种政策会存在冲突从而影响监管效果。当经济上行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提高利率，防止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扩张；而金融监管者则需要在发展势头良好时放松监管要求，鼓励行业的自由发展和创新。当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需要降低利率，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复苏；而金融部门在衰退时期风险集中暴露，此时需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失衡，两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监管效果难以达到预期（Goodhart&Schoenmaker，1992）。第二，作为金融监管机构的中央银行出于声誉考虑，倾向于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推迟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维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益，由此产生通货膨胀效应（Goodfriend&King，1988）。这种救助机制也会诱使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放松对自身的监管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三，中央银行身兼数职将影响其作为货币政策当局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更加集中时，来自政府的压力和干预也会增加，其政策的自主权将有所降低（Bri-ault，1999）。但支持中央银行加强金融监管职责的学者针对上述内容提出了质疑并强调了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制度体制悖论理论：Goodhart和Schoenmaker（1995）指出若中央银行同时负责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会产生政策冲突，那么即使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分离给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也同样存在政策冲突的矛盾，仅仅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解决政策冲突的关键在于不同政策目标的明晰与界定，而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立形式。陈雨露、马勇（20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央银行负责金融监管职能不但没有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反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他们认为那些主张分离中央银行监管职能的人并非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只是权力分割的诉求。此外，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机构体制的改变并不足以提高中央银行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钟伟，2003）。基于最后贷款人理论：对于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但存款保险制度由于其复杂的赔偿支付程序并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存款人的利益。虽然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会引致道德风险，但中央银行凭借其地位和声望更有利于恢复存款人的信心。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对于中央银行来说，监管职能的分离意味着中央银行将缺乏获取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信息的有效渠道（尽管不同机构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但在信息的时效性方面仍有不足），也将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行使，反而不利于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Briault，1999；钟伟，2003）。

摘要：宏观审慎这一概念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被广泛讨论并运用。2016年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在我国正式取代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成为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新主力。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实行的资本充足率高标准、日常管理代替时点管理以及定价行为都有可能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造成挤压。但根据调查数据来看商业银行现状，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并未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造成实质性挤压。在对该种结果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针对商业银行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转型和创新提出了三点对策：（1）强化资本管理，确保资本充足率；（2）完善相关制度，充分发展表外业务；（2）促进金融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

关键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流动性挤压；银行转型

自2010年我国提出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专注于探究如何将宏观审慎管理理论与我国银行的实际发展相结合。童磊（2013）通过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对银行业的流动性进行压力测试验证了审慎的流动性监管方式的必要性。冯超（2016）将宏观审慎指标纳入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体系，并完成对银行业的风险预警。而自2016年我国正式建立MPA体系后，管晓明（2016）从MPA的框架特点出发，与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原有“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合意贷款规模”管理规模进行对比，发现其虽然短期会压缩利润，但长期看来，可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李春雷，周文青（2016）以及徐炜（2017）均认为无论是大中小型商业银行都需要更加积极地进行转型，以适应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我国学者对宏观审慎评估研究从实施必要性及实施手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评估框架、评估目标以及评估主体上，着重对银行的业务影响及应对措施作出分析，而对于评估的结果———比如流动性，研究较少。而宏观审慎政策可能直接带来流动性的挤压，由于流动性受挤压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因此以流动性作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研究的立足点显得很有必要。

1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发展历程

2009年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针对“宏观审慎管理”专题进行介绍，并且提出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论断，旨在有效防范潜在风险。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正式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逆周期调节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2年6月，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推进针对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2014年1月，银监会刊印评估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指标的文件。2016年3月，我国针对商业银行实施了第一次宏观审慎考核。

2宏观、微观审慎监管模式比较

[论文关键词]审慎道德维度道德理性道德风险

[论文摘要]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一、何谓审慎

审慎(prudence)是许多学科常用的一个概念，指人们思考和行为的周密而谨慎。在中国古代，“审”本义是详知、明察。《淮南子·说山》曰:“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由于事物或情况复杂难明，需要人们详加考察，权衡利弊，谨慎行事，以期获得良好的结果。故“审”内含慎重之意。《汉书·于定国传》明确将“审”与“慎”连用，如“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古人运用审慎多见于司法案例，盖因司法实践关乎人身财产与生命安危，须对案情加以详究，做到量刑定罪、按律处罚，否则会冤枉当事者，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这种以司法公道为原则的理性审慎，内含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性。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审慎的运用上经历了以法律内涵为主向以道德内涵为主的转换。《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思是说，治民要明尚德正，慎施刑罚。应做到不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处罚应当处罚的人。量刑处罚要考虑犯罪动机和悔罪态度，罪虽大，不是故意且知悔改，则“时乃不可杀”;罪虽小，但明知故犯又不肯悔改，则不可以不杀。周公在这里提出“宽猛相济”、“文武兼用”的治国原则，强调重视因罪获致的处罚对道德的影响。这一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荀子·成相》曰:“治之理，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将审慎看作道德规范的补充，并使其律法功能服从道德需要，强化了审慎的道德内涵。审慎单独用于道德见《大学》《中庸》出现的“慎独”范畴。《大学》曰:“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在独处时最易任情恣意，产生不合道德的行为。作为君子在独处时应严守道德规范，克制私欲，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慎独”是儒学对个体自律的道德要求，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道德关怀。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审慎与人类美德相联系，将审慎看作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他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1](P74)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中道”法则过程中，详尽论述了审慎及其对形成诸美德的意义。他认为，审慎是一种德性。德性是人的“被称赞的品质或可贵品质”[2](P26)。德性分两类:一是理智上的德性;另一是伦理上的德性。前者通过长期教化、培养而形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2](P27)。审慎属于理智德性，是人类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道德智慧，作为规范被固定下来并通过反复教化以警醒后人。

摘要：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加快发展新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之一。《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提出对新经验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对新经济的监管采取正确的态度应是支持和鼓励、引导和规范，而不是一味禁止；对新经济监管的制度设计应注意处理政策和法律、中央和地方政策和法律，修改现行法和制定新法的关系；对新经济的监管方式重点是包容和区分政府监管、企业监管和社会监督的职责范围。本文拟对如何实施新经济的包容审慎监管予以分析。

关键词：新经济;共享出行;包容审慎;监管

一般认为，1994年6月27日美国《财富》杂志在首篇文章《认识新经济》中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随后美国《商业周刊》展开了对“新经济”的讨论。我国国务院总理在2016年2月26日开幕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上海会议的视频讲话中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随后他在3月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代表会所作的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面对新经济，政府应如何实施监管，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国务院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随后他在2017年6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6月27日开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7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强调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于2017年7月3日联合的《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以及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和交通运输部十个部门于2017年8月1日联合的《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对分享经济和共享单车“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原则。由此可见，对新经济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原则。

一、新经济与包容审慎监管的内涵

（一）新经济的内涵。美国最初提出的新经济主要应是指“那种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科技进步快、经济效率高、全球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状态”，其实质是以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知识经济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的创新性经济。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一个复合概念。它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传感技术等为新要素，以IT革命、全球化、知识经济、创新驱动、智能制造为一体的新方式，以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等为表现形式的新经济形态。例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应用、分享经济等。其中分享经济已经在出行、住宿、私厨、医疗、众包物流、服务众包、教育、知识付费、内容创业、股权众筹十大细分领域全面开花①。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财新智库共同的新经济指数，2015年我国新经济已占到整个经济的三分之一以上。共享经济是新经济中的一大经济形态，共享出行则属于共享经济渗透的九大领域之一②。目前共享出行在全球范围内有共享租车、共享驾乘、共享自行车、共享停车位四类。在我国，目前通常所述的共享出行主要指网约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共享小微车。（二）包容审慎监管的内涵。“包容审慎监管”一词目前在学术界并未有对其涵义的解读。“包容”一词出于《汉书•五行志下》：“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意指宽容大度。审慎一词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意指周密而慎重。包容审慎实际上是对人处事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其要求对人处事要有宽容大度的态度和周密而慎重的方式。目前提出的对新经济应当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实际就是要求对新经济的监管应有宽容大度的态度和周密而慎重的方式。对新经济的包容监管就是要求监管者用创新的思维、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经济，在接受其优点的同时，也应容得下其缺点，大胆鼓励创新；对新经济的审慎监管就是要求监管者在制定监管规则时须周密慎重，在看不清、认不准的情况下，应该再等等、看看、想想，避免一棍子打死，给某一新经济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二、监管态度：鼓励并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