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权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当前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现象比较突出，虽然已经有一些有效的监督形式和具体的措施，但缺乏统一规范，还不完善。有的部门，特别是党政领导部门对司法审判权行使法律监督时不是依法进行，而是从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干扰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笔者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剖析以求共同探讨：1、司法审判权监督的现状及必要性；2、如何建立对司法审判权监督的体系。

[关健词]：法律监督独立审判权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监察和督促。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法律监督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权利的制约平衡和对错误的及时纠正。

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现状

当前对司法审判权监督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对法院的监督和法院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党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本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对法官办理案件的监督。

审判权监督的缺陷

本文作者：韩成军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近年来，从司法界所披露的形形色色的错案来看，导致错案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审判人员的职业素养。除却司法人员故意违法和犯罪导致的错案，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一般法官水准”而产生的错案。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10〕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立法的滞后性也越来越突显。〔11〕司法立法显然不同于先前适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案件，它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水准，而如果没有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官根本不可能具备“司法立法”和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系统内部一直推行庭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以及由审判委员会研究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的制度和惯例。尽管上述行政化机制确实在提高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行政性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错案。行政性机制不仅容易引入司法外来干预，更容易成为个别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和责任人推卸错案责任的“挡箭牌”。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外的非法干预。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那些所谓重大的、疑难的、有影响的以及争议标的比较大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司法机关外的“过问”和“关注”，这些干预下所形成的判决结果必然是具有“具体人格化”的判决，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的“非人格化”形成两级反差。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权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退一步说，即使说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但与其他两种国家权力比较，也是非常弱小的国家权力。司法权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的存在根据在于它的社会公信力，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更在于它要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强大、更令人信服的社会公信力。”〔13〕由于法治主义和司法最终权威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移植”这一先进制度和机制时，必然会存在相当长的培育和生长阶段。在此期间，必然存在“依据事实、运用法律、掺杂人情”的历史“阵痛”。为此，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诉讼监督制度也许是培育司法最终权威的无奈之举。我国审判机关当前的社会公信力较差，社会对其公正审判都存在一定质疑，即使赋予审判机关绝对的审判独立也未必就能保证民事行政错案的绝对减少，这是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强大社会基础，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法治演变过程中，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存在确有必要。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目的具有一致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目的与国家审判权行使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设立审判机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是对公平审判权可能遭到严重侵害的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机制。它的事后监督性质决定其不会直接侵害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也许从客观现实来看，检察机关的主张可能只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符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悖，但这往往是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结果，很难说就是检察机关的偏袒行为。更何况，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非不受限制，检察机关仅行使程序性权力，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和最终的裁判。民事行政检察权效力的程序性。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的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会对当事人产生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影响。〔14〕具体来说，检察权的程序效力又可分为程序启动效力和程序终止效力，其中程序启动效力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启动某个法律程序的开始和运行，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可以启动对一个被告人的刑事审判;程序终止效力则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使某个法律程序终止，比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抗诉可以导致一个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暂停执行。在这里，检察机关的程序性效力体现在两点:一是终止原裁判的执行;二是强制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这种程序性法律效力仅能构成对审判权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牵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抗衡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既判力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判决具有既判力是有重要前提基础的，即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已然得到了充分保障。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当事人就可以对其提出再审的请求。〔15〕依据上述理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如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受到严重侵害，该裁判的既判力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对于这种失去既判力基础的裁判，检察机关作为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当然可以强制地督促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在原来的审判活动中受到侵害的公平审判权，因此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实质其实就是强制再审决定权。〔16〕当然，为了称谓的方便，也可以继续称之为抗诉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组织和人员保障。我国上下级审判机关是监督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关系;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产生于同级人大并对其负责。这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级平等的权力构造与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审判权的干预。而我国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审判机关之外的各种“外力”干预，由我国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决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权对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实施一定的“反干预”。在司法知识培养和训练方面，检察官与律师、法官一样，都要实现通过司法考试，并接受一定时期的法律适用技能培养和司法训练。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历练，使得检察官与法官、律师一样，都能够成为理性和公正的化身和缩影。并且，社会公众一般也都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司法机关来对待，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为我国确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摘要: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已成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字眼。纵观现有法律规定，现行的审判权运行机制设计，均无法为实现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目标提供体制保障。构建科学、有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必须深入研究审判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对审判权运行和配套机制进行重新定位与设计，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确保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办案。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审判权运行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司法体制改革迈入新起点，进入快车道。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原则性规定较多，但并未就具体改革措施给出明确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权运行新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理论概述

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对纠纷的裁处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运行程度，往往代表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水平。审判权运行机制是国家机器专政职能的体现，是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在诉讼之后运用审判权裁判案件的过程。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价值目标

在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但二审判决不仅没有减轻其责任，反而还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对此，拿到二审判决书的上诉人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还很疑惑，抱怨在对方没有上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判其承担比一审更重的责任？为什么不能像刑事诉讼中“上诉不加刑”原则那样建立一个保护上诉人上诉利益的原则，以减轻民事诉讼中上诉人承担的风险？为解决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在民事诉讼中确立“上诉不加重”原则（又称为“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或“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办法，其内容是在民事诉讼的二审程序中，要求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判原则上不能将上诉人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既得的民事利益，使上诉人的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一审判决[①]。

“上诉不加重”原则提出的目的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消上诉的顾虑，便于当事人行使上诉权。但对于“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目前学术上的探讨还比较有限，对具体的理解与适用问题更是涉及较少，以致于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原则的掌握比较混乱。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上、制度上以及操作上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理解“上诉不加重”原则：

一、“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审判权的地位变迁

由于我国司法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历史，使得不论对社会而言，还是从法院自身来看，法院审判行政化的色彩特别浓厚。要求法院发挥主动性，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愿望在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且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要求强调的是国家机关行为的被动性，这一点对法院审判权的行使来说尤为重要。“不告不理”的法制传统注定了司法审判权天生的被动性，而法制现代化也必然使民事诉讼的改革不单局限在当事人主义构架的建立方面，更是要发挥当事人的主动性，使当事人摆脱作为审判客体的尴尬地位，建立以诉权行使为主线并贯穿整个审判始末的司法审判新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审判权由主动转为被动的地位变化为“上诉不加重”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司法观念上的准备。

（二）对“有错必究”的重新认识

摘要：法院独立审判原则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之一，是实现司法公正、高效和廉洁的根本制度保障，本文从独立审判这一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发展情况，独立审判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和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独立审判法院行政干预人大监督对策

一、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发展情况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1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2最高人民法院也愈加重视坚持和完善独立审判原则的重要性，2004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确立的“公开审判”和“独立审判”原则开展审判活动。他表示，这两大司法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高效和廉洁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进行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这一概念出发，法官独立还应该包括这样几层函义：一是法官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庭审判员时，应当依法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公正地发表意见或进行审判，不接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指挥和命令；二是法官对自己审判案件发表的意见和作出审判结果，无论正确或错误都要依法独立承担责任；三是法官作为审判组织成员时，应当独立于案件当事人之外，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

二、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显著加快，但在实践中，法院独立审判这一原则的贯彻却存在很多问题，有自身内部的，也有其他外来因素的制约

（一）、法院内部管理和运做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监督案例引出的法理问题

近来，各种报刊上相继报导了一些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个案进行监督的事例，即人大通过监督，纠正了违法审判造成的错案甚至冤案，这些事例本身颇为感人，同时又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理论问题。

从现有的报导看，人大对法院实施个案监督，虽有成功之例（注：如《人民日报》1998年6月10日刊登的《正确认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对江苏新沂市人大纠正一志法院错判案的调查》；以及该报1998年9月8日刊登的《人大还了我青白与公道》和《要特权法官屡铸错，强监督公道终讨回》。10月6日刊登的《村妇诉冤历经三载，人大监督为民除凶》等。），但亦有失败之例。例如《南方周末》所载“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一文报导的事例（注：寿蓓蓓：《三级法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南方周末》，1998年6月5日。），就不能不令人对有关的市人大在该案中起的作用提出质疑。一件普通的经济合同纠纷在经历了河南省两级法院审理后，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审的不当判决，又先后两次做出改判。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居然无法在河南省当地得以执行。不少学者已经对此案发表了精辟的评论。但似乎人们并未认真注意该市人大在其中的作用。据报导：最高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后，在该市人大会上，市人大代表联名为败诉且拒不执行最高院判决的一方翻案，后又联名提交为其翻案的议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似乎是该市的人大代表，并积极参与了在市人大的活动。其后，市人大法工委主任、副主任专程到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反映情况四五次，该报告又经省人大转呈全国人大，并由全国人大转批最高法院。据此，最高法院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再审，而“据透露，再审合议庭认为此案应维持原判，但终从大局出发，将违约金砍掉一半。”我们姑且不论判决的公正，仅从有关人大纵容当事人拒不执行已产生效力的最高法院判决而言，其效果已经构成了对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破坏。在文章结尾，此案另一方当事人的一声“早知如此，我屈死也不告状”的悲怆长叹，不禁令人为之扼腕，难以按捺心中陡然而生的激愤。

那么，到底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监督是利大还是弊大呢？它在法律和法理上的根据是什么？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如何行使？而面对这一系列法律理论问题，现行的法律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指引和答案，现有的理论也往往忽略了对人大和法院行使的两种权力的关系的细致深入的分析，故本文不揣冒味，拟对此提出一些浅见。

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注：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注：肖蔚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99页。）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注：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于《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标的理论和诉权理论等。

尽管学术界一直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非常“尊崇”，但遗憾的是，这些基本理论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构建应该有的“统领”作用。目前，正值民事诉讼法面临新一轮修订之时，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关于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修改和完善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具体制度构建时所存在的许多争议，本质上是因为学术界并未对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达成共识；而缺乏基本理论“关照”的制度构建，其基础、价值和目标必然缺乏一贯性和统一性。为此，如何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协调和整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展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就成为一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

1诉权和审判权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

1868，德国法学家标罗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他认为，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是在不同的阶段中前进，并一步步发展的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着眼点是把诉讼理解为诉讼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但对于这种权利关系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则又不同的学说，包括一面关系、两面关系、三面关系和多面关系。其中一面关系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两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关系；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多面法律关系说则认为诉讼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

在上述各学说中，一面关系说“将诉讼当作纯粹的体育竞技，法院只是竞技场的裁判”，过于放任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从而被学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并受到冷落；而其他各学说则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论支持者。但是，无论这些学说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法院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民事诉讼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体现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

摘要：审判独立是一项为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是其独立的内在要求。而现行检察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院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本文在比较和评析国外民事检察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审判独立的内在价值和要求正是排斥外在的监督和干预，同时，针对我国现行检察制度困境提出了具体的改造措施。

关键字：检察监督审判独立

，有不少学者撰文认为，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制度，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应当加强，认为“‘事后监督’排除了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在诉讼过程中参加诉讼的可能性，这种封闭性的系统，使法院的审判行为在很大范围内失去制约”。〔1〕民事检察监督权设置的力度不够，是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立法的第一大结构性缺陷，也是根本性缺陷。〔2〕于是指出，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要多角度、全方位地实施法律监督。不仅要“事后监督”，还要“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3〕为此，还有人认为，检察监督权应当包括：了解审判活动情况的知情权（或发现权）；确认法院审判结果是否合法的确认权；纠正法院裁判错误的纠正权；在发现审判活动违法时，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权等。〔4〕对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强化检察院对法院审判活动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正义。

一、现行检察监督制度的理念误区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法院的判决、裁定认为确有错误的，可以提出抗诉，要求法院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院可以提起抗诉的四种情形：1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对于这四种情形，一些学者认为均属于错案，其理由是，尽管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中明确指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其他三项均没有出现“错误”二字，但是，第1、3、4种情形同样是指确有错误的裁判。证据不足，不能说明或充分说明其论点，经不起检验，因而是违法的、错误的；原判决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本身就属于错误的适用了法律；审判人员审理该案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行为直接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44条的规定，同时也是违反法官法规定的行为。由违法的法官办理的案件，所作出的裁判，当然是错误的。〔5〕检察院提起抗诉，监督法院依法办案，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是检察监督的基本理念，这不仅有立法的规定，而且学者们已形成共识。

有错必究是我国多年来奉为社会主义法律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其本意是指凡是因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其他原因判决错误的案件，都要予以纠正。这无疑是一项非常理想的司法原则，符合我国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程序正义、诉讼公正以及审判程序的独立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得以加强。对于何谓错误的判决、裁定，什么是错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本文作者：李永昌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现状当下检察机关中的民事行政检察与审判机关之间存在着不互相配合，审判机关存在表面配合实际排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现实情形。实践中，检、法两家在检察监督法律适用上的具体问题存在分歧，最高法院作出的部分司法解释，如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等是禁止检察监督的。再如，法院对检察机关调取、复印、阅读审判卷宗的要求不予配合，设置重重门槛，如需要法院不同庭室负责人及主管院长多人签字同意方可，造成调阅卷难。更有甚者审判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部分明显错案，赞成检察机关的抗诉观点，但借口社会现实及案件当事人的个别案外因素而拒绝改判，造成你抗你的、我判我的。（二）原因1.理念的冲突审判机关认为，抗诉监督打破了“控、辩、审”的平衡模式，抗诉权凌架于独立审判权之上，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尊严。其次，独立审判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靠法官独立和身份保障等制度来保证裁判的公正，而不是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去实现公正裁判。检察监督权的过分强大定将对独立审判权行使造成严重损害。再次，检察监督权来监督独立审判权，那么谁来监督检察监督权呢？这将形成权力监督的无限循环。检察机关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不能甚至于不得对审判权进行监督，借口审判独立而宣称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的监督以及不能进行制约，完全是违背法律规定的，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只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个人独立。再者，从权力属性上讲，抗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而不是裁判权，其功能在于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审判权依然由法院行使。因此，检察监督权并无影响独立审判权的行使，更不会取代审判权。2.现实环境下的制约因素我国审判机关虽然独立，但这种独立目前是非常有限的独立，而非西方法冶意义上的法官独立，而只是名义上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并不能独立于执政党及权力机关。而现实是审判机关（含检察机关）的人员编制、经费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且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并不完全独立，更多的现实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当然，检察监督权也存有类似的限制。3.当前司法机关考核制度的影响在目前中国司法机关行政化管理的现实上，检察官在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抗诉率、再审案件改判率或改变率，而在法官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上诉改判率、发还率（发还重审），这两项指标本身就存在此长彼短、不相共容之势。检察机关对监督案件数量上要求抗诉率，对案件质量上要求再审改判率或改变率，以最大限度内发现裁判错误并争取到法院改变原审裁决为重点工作。如果抗诉再审案件改判率高就说明抗诉工作做得有成效，抗诉率高则审判机关的发还改判率相应的也会高，就有可能说明法官办理案件的质量低下。由于法院系统近些年来也加大对法官的错案追究制，一些抗诉案件法院改判了是否意味着原审裁判就是错误，存在一定争议，但抗诉案件原审法官对改判后裁决普遍存在质疑与抵制的态度。由于考核机制受制于已身的影响，为纠错机制制造了不利因素。4.检、法人员在审查个案的具体问题上观念有偏差一是在事实性质的认定上，检察机关审查主要依据法院的卷宗，认定事实严格遵从证据的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出发；而审判机关由于法官亲临庭审现场的感受的主观因素更浓些，导致对同一证据证实的事实性质态度不同、认识不同；如对复印件证据材料的审核，检察机关往往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审判机关则在证据的采信上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也有顾及案结事了的目的，导致对证据材料的效力、证明力上的处理态度迥然不同；再如，对新证据的理解上，检察机关则往往以事实为原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审判机关则出于诉讼效率及纠错成本因素的考虑，采取较为严格审慎的态度。二是在责任划分上，检察机关站在监督者的立场，抗诉时以维护法制统一、正确而审判机关过分强调纠纷的诉讼解决终局性，对立看待抗诉监督，对抗诉观点不予重视甚至视而不见。5“.潜规则”导致对利益追求的扭曲化个别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寻租受利益驱动等司法腐败现象，这使得法官不公、检察官沦为当事人的律师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在依然存在。司法的公信力在当前社会普遍评论较低，群众有很多不满意的声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①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对接之处──程序公正，或是契合点在于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对此检、法两家的理念与认知是大致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独立审判权如何更好的协调开展工作为契机，树立“理性监督”的意识。②检、法机关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检、法对接的常规化、标准化。要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促进和谐司法，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依法监督，但也要讲方式方法，注意多沟通，坚持与同级法院定期座谈、文件互换、会议互邀，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工作协调联系机制。③争取得人大支持，立法权在司法权之上，检法两家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与评议。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争取人大的支持将为监督机制的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④加强民事行政检察抗诉书说理改革，相比较之下裁判文书的改革早于抗诉书，最高法院旨在推进裁判文书的析法说理性以增进审判案件的质量。检察机关的抗诉文书也应通过制定规范抗诉文书，着力加强抗诉文书的说理析法性，增强抗诉观点的说服力，这不仅会提升抗诉文书的品质和办案质量，更重要的是争取审判机关的认可与支持并提高改判纠错率，同时也会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支持，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社会矛盾。⑤强化检调对接，作好息诉工作。对于申诉抗诉案件，应建立健全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和解的衔接、配合。对当事人双方存在和解意愿及和解基础的，要积极引导和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配合法院做好息诉罢访工作。

司法运作需要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社会法治环境。司法改革的源起发自于检、法系统内部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目标，逐步树立并强化现代法治观念，全面看待民事行政审判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程序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与审判机关建立良好、互动的司法关系，树立共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价值观，如独立审判与监督、效率与公正、当事人的权义责与诉讼风险等，最终达到检、法和谐，共同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

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研究的价值无疑是巨大的。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包括诉讼法律关系理论、诉讼标的理论和诉权理论等。

尽管学术界一直对民事诉讼基本理论非常“尊崇”，但遗憾的是，这些基本理论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整个民事诉讼制度构建应该有的“统领”作用。目前，正值民事诉讼法面临新一轮修订之时，学术界已经展开了关于民事诉讼相关制度修改和完善的诸多讨论，这些讨论无疑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具体制度构建时所存在的许多争议，本质上是因为学术界并未对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达成共识；而缺乏基本理论“关照”的制度构建，其基础、价值和目标必然缺乏一贯性和统一性。为此，如何建构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理论体系并以此来协调和整合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再展开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就成为一项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

1诉权和审判权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

1868，德国法学家标罗率先提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他认为，诉讼是一个产生着、发展着和消灭着的整体，是在不同的阶段中前进，并一步步发展的法律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着眼点是把诉讼理解为诉讼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但对于这种权利关系究竟是谁与谁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则又不同的学说，包括一面关系、两面关系、三面关系和多面关系。其中一面关系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两面关系说认为诉讼法律关系是法院与原告以及被告之间的关系；三面关系说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不仅是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的关系，还应当包括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多面法律关系说则认为诉讼法律关系包括法院与原告、法院与被告、法院与第三人、法院与共同诉讼人、法院与诉讼代表人、法院与诉讼人、法院与证人、法院与鉴定人、法院与翻译人员、法院与勘验人员之间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关系。

在上述各学说中，一面关系说“将诉讼当作纯粹的体育竞技，法院只是竞技场的裁判”，过于放任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从而被学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并受到冷落；而其他各学说则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论支持者。但是，无论这些学说之间存在多大的差异，却无一例外地认为，法院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是民事诉讼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当事人与法院之间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就体现为诉权和审判权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审判权与诉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