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主义范文10篇

一、民间艺术的审美特质

（一）民间艺术的“本原化”

民间艺术与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尽管有艺术的成分，但更多的具有实用性。张道一在其《张道一文集》中指出民间艺术“是同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来说,多带有实用性,既保持着本原文化的特点,又是本元的。虽然有一部分也带有‘纯艺术’的特点,但仍距其实用性分离不远。”前苏联艺术理论家B•E•古谢夫在论述民间创作时也说:“民间创作同时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其中,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种统一包含在形象—艺术的形式之中。”也就是说，民间艺术多与生活、实践、劳动等密切相关，其审美功能尚未从其他功能中完全分离，自然的保持了原始功能的混合性。而所谓的“高雅”，是那些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从这一点来看，赵本山的艺术根本不可能高雅，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高雅了，他就不是赵本山了。

（二）民间艺术的低俗化

说到此处，得出民间艺术不应该高雅这一结论，因为它本就是游戏化，本元化的东西，失去这一特质，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了。那么，是那些批评赵本山的人错了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所批评的“低俗”问题，我们还没有探究到关键，民间艺术中有很多低俗的东西，不单单赵本山的作品里有，为何赵本山却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赵本山艺术作品的受众最广，影响最大，低俗之作在一些“私域”环境下可以存在，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他们或基于休闲娱乐的目的选择此种文化商品，或基于学习教育的目的选择彼种文化商品，决不会被迫地去接受某种其不乐于接受的文化商品。但这些本属“私域”存在的作品，不应不分场合，不分环境，而且不受约束，这无疑是对文明与文化的对抗。赵本山旗下弟子所演绎的部分二人传作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二人转，是其迎合观众，媚俗的表现。并不是说以前的二人转就应该保持下去，一成不变，二人传可以发展变化，但不应该向着一个不健康的方向走下去。逗笑取乐不是一味的耍彪搞怪，或者说耍彪搞怪不能成为二人转的唯一追求或唯一内容。

二、“低俗”与“高雅”之辩

内容提要：本文集中讨论了20世纪科学发展中的审美主义思潮。作者在深入把握爱因斯坦、狄拉克、海森堡等20世纪重要科学家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以20世纪科学发展为背景，分析了科学审美主义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根源，并且将之同艺术中的审美主义作了深入比较。在充分阐释科学审美主义的主要内涵和思想根源的基础上，作者特别指出了科学审美主义在面对20世纪科学揭示的新宇宙图景时的形而上意义。

关键词：科学审美主义宇宙观

引言

在科学活动中，具有一种将科学研究审美化的趋向。从古希腊时代到20世纪，我们都可以在伟大科学家的行列中，找到例子，证明对科学揭示的自然美的追求，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动机。法国数学家彭家勒(H.Poincaré)说：“科学家并不为了有用而研究自然。他研究自然，是因为他能从中获得乐趣；他之所以能获得乐趣，是因为自然是美的。如果自然不是美的，它就不值得认识，生活也不值得一过。”［1］彭家勒的科学观，在20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中有很大的代表性。爱因斯坦坚持与彭加勒同样的主张，并且更明确、更坚决。他认为，科学家从事艰辛的科学研究的根本动机是对自然的“预定和谐”的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情感，“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学家的最高使命是揭示自然世界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用数学形式为自然世界绘制一幅完全和谐、完整单纯的图像。科学家们是带着神圣的激情和伟大的想象力来探索和绘制这幅世界图像的，并从中获得发现和证实了自然世界的完美和谐的快乐（满足感）。［2］

我们可以把彭加勒和爱因斯坦的科学观概括为科学中的审美主义。它包含三个主要观念：第一，坚持对自然世界的和谐完美秩序的信念，认为自然规律本身必然是完美和谐的；第二，认为科学研究的内在动机，不是出于实用目的，甚至也不是为了认识自然真理，而是为了发现和展示自然世界和谐完美的秩序；第三，科学的审美感，既是引导和推动科学理论发现（创新）的力量，也是鉴别一个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科学性）的主要标准。

本文将进一步探讨科学审美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它与艺术中的审美主义的差异是什么？科学审美主义对20世纪科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影响是什么？它对于当代人类精神具有什么意义？

一、中国审美主义及其欧洲源头

审美主义能称得上中国现代性的一副颜面吗？审美主义，是英文词aestheticism的汉译，在长时间里曾被译作“唯美主义”。而一谈到“唯美主义”，稍有历史记忆的人都会知道，这向来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崇尚“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思潮加以否定和清算的。现在改译为“审美主义”，这本身就表明了一种越出以往学术偏见而予以重新反思的立场。[3]审美主义是19世纪后期在英法等国曾一度兴盛的艺术思潮之一，它的主要代表有英国的王尔德（OscarWilder）和佩特（WalterPater）、法国的戈蒂耶（TheophileGautier）等。从20世纪初年起，审美主义及“为艺术而艺术”口号就介绍到中国，引发持续不断的争论，产生过这样那样的深远影响。[4]据研究，“周作人是第一个把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也是最早推祟佩特‘刹那主义’的人之一。周作人1909年翻译出版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收人《域外小说集》），1922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自己的园地’专栏宣扬‘独立的艺术美’，最终在小品文中实践其唯美主义理想”。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周作人不仅把唯美主义当作艺术理想，更把它付诸生活实践，使之贯穿于自己生命力中的方方面面，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生活之艺术’。[5]其实，不仅周作人个人，甚至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人，也都曾心仪王尔德及其审美主义信条。在1915年11月出刊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第1卷第3号封面上，就赫然登载王尔德的肖像。[6]激进的革命的文化启蒙刊物竟然以审美主义者王尔德为供师法之偶像，这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五四”新文化或多或少与审美主义相关。在“五四”青年对艺术的社会动员力量的想象中，不无道理地回荡着审美主义特有的以艺术改造人生与社会的幽灵。确实，审美主义是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副颜面。审美现代性中的革命主义原理其实就内含着审美主义的前提：由于美的艺术可以改造生活丑、成为生活美的典范，因而艺术革命才是合理的。

然而，从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情形角度回望其西方源头，审美主义在欧洲其实可以有更为宽泛的内涵：不仅狭义地指以王尔德为代表的19世纪后期英法审美主义思潮，已如上述，而且也可广义地涉及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德国古典美学思潮。这样，审美主义在西方可以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德国式审美主义，可以称思辨式审美主义，注重从思辨角度高扬审美旗帜，主张审美与艺术是文化的最高原则、以审美去改造现有的衰败的文化。其代表主要是一批哲学家，如康德、席勒、黑格尔、谢林等。席勒认为，在“审美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之为强制的东西，不论这些东西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7]，“惟独美的沟通能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成员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8]。

而狭义的审美主义在中国常被称为“唯美主义”，可以称日常式审美主义，在承认德国思辨式审美主义原则前提下，进而着重让这种原则从思辨王国沉落为现实生活行为：突出艺术本身的自为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原则，并且身体力行地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其代表人物王尔德、佩特和戈蒂耶等都是艺术家，并在艺术创造中追求美化和日常行为上追求艺术化。

无论是广义的思辨式审美主义、还是狭义的日常式审美主义，其共同点是把审美当做文化的最高原则和解决文化问题的绝对中介，并幻想以审美与艺术去改造现实社会，从而洋溢着一种审美乌托邦精神。在中国，审美主义的具体存在形态多种多样，但不难从中瞥见上述欧洲双重源头即日常式审美主义和思辨式审美主义的影响踪迹。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日常式审美主义曾给予周作人、郭沫若、田汉等以深刻的影响。周作人早期心仪日本茶道那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生活方式，即“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9]更重要的是他像王尔德那样身体力行地寻求人生的艺术化：“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0]这里的日常吃喝玩乐都以审美主义的高雅名义进行。

“绝对表现主义”是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与艺术教育专家贝内特•雷默将“形式主义”和“思辨主义”之争带入了音乐教育层面后进行化解，所提出的一种全新的美学理论，它克服了思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局限性，并吸收两者的积极因素，即主张培养有关音乐作品的价值观，在体现思辨主义思想的同时，促进情感价值观的表达，这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融合“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

一、研究思考

1.对研究问题及背景的思考。在传统的音乐审美教育中，受过去受思辨主义思想影响，教师过度追求审美的表达而忽视了音乐本体。在新的课程理念中，虽都明确审美教育的基本原则，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至今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主要表现在：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受功利心态的影响，音乐考级成了音乐学习的最终目的；流行音乐、通俗音乐正冲击着传统音乐教学；我国自身的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承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实施课程标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形式化的现象；当今的音乐教学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不能很好地借助审美教育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功能；我国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还很薄弱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都有碍于音乐教育的快速成长。

2.对研究意义及目的的思考。面对新课程标准，音乐教育亟需重建课堂文化，我们通过音乐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等，达到“用音乐育人”的目的，故“绝对表现主义”这一哲学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研究中侧重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引导学生全方面的掌握音乐的情感内涵与表现形式，并明确音乐表现中各个要素的作用与特点。在“立美、审美、被审美”全面的美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实施审美教育的有效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方法的掌控，在将音乐知识和技能渗透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的同时，加快引导学生理解、感悟音乐的美感，以培育美好的情操，最终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二、实践操作

1.寻求理论支撑实践操作。可见，教学中可以紧紧抓住学生的艺术学习心理，用艺术经验的持续性创造来尝试创新研究。因此对教师而言，教育是使学生获得有意经验的一种过程，需要对学生经验导向进行控制，为实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需要积极投入学生教学中，鼓励学生自主参与，并在参与的同时实现控制与提高，争取在多种理性环境下获取音乐知识，这对艺术教育本身和教育艺术化来说都很有开创意义。

王仲先生在2001年第7期《美术》上发表了《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是针对时弊，在繁菜而又纷乱喧嚣的中国艺坛燃放起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爆竹。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人道主义，从人类正义进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这一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把许多人藏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美好话题，正义之辞重新提出。这一正确审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作品如果否认了美，失去了美，最终必然滑向假丑恶，使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得逞，让绝对张扬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占领艺坛，最终将艺术导向灭亡，把人类引向灭亡。

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快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

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

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

何谓旧，见得最多惹人生厌的“旧”往往是时代的昨天。新旧交替，亦有循环，有轮回，月缺而圆，寒尽复春，旧的只要是美好的，有去还有来，时间和面貌稍变而已。任何事物都是曲折地发展的，但真善美这一审美规律是永恒的。

当代美术作品是否要美，老前辈蔡若虹先生曾在1996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美术作品一定要美》的文章，早就肯定过这个问题。指出只有美的作品才能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才符合时展的主流。时隔多年，艺术界依然缺乏美的时代强音，缺乏匡正抑邪，旗帜鲜明的主旋律，任凭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民族传统精神被分割和瓦解，呈现为群龙无首，良莠齐长的繁荣而又杂乱的局面。

王仲先生在2001年第7期《美术》上发表了《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是针对时弊，在繁菜而又纷乱喧嚣的中国艺坛燃放起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爆竹。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人道主义，从人类正义进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这一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把许多人藏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美好话题，正义之辞重新提出。这一正确审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作品如果否认了美，失去了美，最终必然滑向假丑恶，使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得逞，让绝对张扬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占领艺坛，最终将艺术导向灭亡，把人类引向灭亡。

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快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

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

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

当代美术作品是否要美，老前辈蔡若虹先生曾在1996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美术作品一定要美》的文章，早就肯定过这个问题。指出只有美的作品才能吸引人、感染人、鼓舞人，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才符合时展的主流。时隔多年，艺术界依然缺乏美的时代强音，缺乏匡正抑邪，旗帜鲜明的主旋律，任凭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滥，民族传统精神被分割和瓦解，呈现为群龙无首，良莠齐长的繁荣而又杂乱的局面。

王仲先生在2001年第7期《美术》上发表了《重振人类艺术追求真善美统一的伟大审美理想》一文，是针对时弊，在繁菜而又纷乱喧嚣的中国艺坛燃放起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爆竹。他以大无畏的精神、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从人道主义，从人类正义进步，向往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这一观点出发，旗帜鲜明地把许多人藏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美好话题，正义之辞重新提出。这一正确审美理想的重提，更充分地说明了当代艺术作品必须具有真善美统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艺术作品如果否认了美，失去了美，最终必然滑向假丑恶，使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追求病态扭曲，追求惊世骇俗的怪异表现得逞，让绝对张扬个人主义的胡作非为占领艺坛，最终将艺术导向灭亡，把人类引向灭亡。

爱美是人类的本性，人类通过观察或品尝作出比较，使感觉到的均衡、和谐、真善、生动产生好感、快感、美感，产生兴奋愉悦，激发人向往健康、向往生活、向往发展、向往前进。

美和丑是对立统一的审美观念，人类的审美观点是随着人类的文明史发展和升华的。在审美史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划分为三大派系：即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自然的存在，人类生存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一切有利于生命的健康和精神的阳光，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大自然所给予的一切，是艺术家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审美材料。艺术美是艺术家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艺术再创造所产生的美，它应该达到比自然美更美的境界，俗话说：“风景如画”“美如画”就是这层意思。

绘画作品中的美是通过作品的内容、形象、形式、功夫（即术），思想、学养、意境来体现的，同时又掺合了画家的主现意识和倾向性，所以，绘画作品的美又体现为浅层次的“表象美”、“形式美”，又包含于深层次的“内在美”、“本质美”。忠实于自然的即谓写实主义，比喻之书法，即是楷书；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升华结合浪漫的，为浪漫主义，可比作行书；此外，抽象、意象、变形、似与不似等均可比作草书、篆书，但不管是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不具有表象美，就应具有本质美。绘画作品还有雅与俗，新与旧的区分，雅与俗、新和旧都是相对统一的，都具有时代性，艺术美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诸君莫奏前朝曲，爱听新翻杨柳枝”。新旧代谢，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天经地义，亘古不变。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但新必须是美的，而美不一定都是新的。前段时期美术界的原始风，倾向反朴归真，是越古越时尚，愈久愈新潮，原始的岩画，良渚的文化，殷周的青铜，汉代的瓦当，都是新潮者的至宝；敦煌的壁画，在当时都是民间画工，下里巴人的东西，而现在，那个文人雅士敢说它俗？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些古老的文化艺术中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之美。这些年“连、年、宣”不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农民画，儿童画，很多专业画家反朴归真进去，有多少美、多少价值？我不说，且待时日。

摘要：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自然王国、审美王国、自由王国，相应地便生成了三种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这种划分尽管存在一些乌托邦性质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却给审美教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培养和造就审美的人，从而使人从自然的人成为自由的人。这种理想被《共产党宣言》批判继承发扬了，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目标。审美的人应该具有健康向上的审美态度、审美情趣和顺应历史潮流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就是要在培养造就审美的人上下功夫，立德树人，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审美人生，让全体社会成员成为审美的人，从审美自由境界走向伦理（政治道德）自由境界，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联合体。

关键词：审美教育；审美的人；自由境界；社会主义联合体

审美教育究竟应该培养造就什么样的人？这是任何审美教育理论都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审美教育就是艺术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具有审美能力和艺术能力的人。这种观点在中外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误导过许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把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等同于一种艺术专业教育或者职业技术教育，主要培养造就审美和艺术的专业人才或者专业教师。自从18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提出了“审美的人”的审美教育目标和途径以后，审美教育就被提升为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崇高事业，这才回归到了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主要中介途径和真正终极目的：通过审美的人的审美自由境界达到政治道德自由境界。马克思主义美育理论批判继承了席勒的“审美的人”的美育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培养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和途径，从而建构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53)的社会主义联合体的理想。

一、“审美的人”的提出

根据考古学、人类学、史前历史学、教育学、民族志以及现代原始民族社会生活研究等学科的综合研究表明，人类在原始公社制氏族社会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审美教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审美的人”的观念。然而，真正明确的“审美教育”与“审美的人”的概念却是18世纪德国伟大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正式提出来的。人类的教育和审美教育是在原始氏族公社社会时期随着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的产生和分工而产生的，而且审美教育也是最为主要的教育方式。“氏族公社把新一代的教育委托给最有经验的人们。他们除了授给儿童以劳动的技能和技巧以外，还使儿童熟悉已发生的宗教仪式的规则，熟悉传说和英雄故事。在这个时期，传说和歌曲是培养习俗、品行和一定性格特征的源泉。”[2](p22)在世界的“轴心时代”，人类的教育和审美教育就已经比较发达了。传说，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周公就进行了所谓的“制礼作乐”的文化建设，这一举动标志中国古代审美教育进入了比较自觉的历史时期。到了春秋时期，自孔子明确以“六艺”（诗书礼乐御射）教育学生开始，中国古代审美教育就已经大力开展开来，并一直在中国古代流传不绝，形成了一种审美教育的传统，被称为“六艺教化”或者“诗教”“乐教”“礼教”。《论语•先进》中记载了关于“审美的人”。孔子所赞赏的曾点所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3](p17)就是当时的审美教育和审美的人的写照。这种“礼乐教化”之下的人们和谐、自由、快乐，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境界，在这种“诗教”“乐教”“礼教”的审美教育之中达到人生的审美境界的人也就是“审美的人”了。《庄子》中的“痀偻承蜩”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庖丁解牛”的“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也”；“解衣盘礴”中的“真画者也”；[3](p37-38)还有所谓“坐忘”的天人合一、去知忘我的境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所谓“心斋”的摒除杂念，使心境虚静纯一的虚无忘我的境界：“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符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4](p125-126)这些也都是对于审美教育和审美的人的一些具体的描绘和阐释。古希腊的柏拉图也阐述了他的理想化的缪斯教育（智育和美育）与体育相结合的教育：“很难找出一种比从长时期的经验中所发现的更好的东西，那就是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2](p2)他所主张的课程：阅读、写字、计算、音乐、唱歌、哲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就是以审美教育为主的，加上智者学派的文法和修辞学就成为中世纪的“七种自由艺术”（简称“七艺”），而他的理想国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城邦的统治者）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审美的人”。因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最高的统治者就是哲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王”。这种哲学王是经过了柏拉图设计的全部教育过程，经受了各种考验，“并且在事功上和学识上都是最好的”，特别是在哲学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能用理智去衡量各种事物，从而才能成为哲学王。现世的哲学王就相当于理念世界的最高理念——神，因为只有哲学王才能“举起心灵的眼睛去凝睇这照耀着一切事物的光……看到‘善’的本身”。[5](p50)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批判继承了老师的审美教育理论，他认为，应当学习最必需的知识，但是必须避免狭隘的实用主义：“对于具有高尚心灵的人和自由民，只知寻求效用和功利是最不相宜的。”在初等教育时期，除了体操练习以外，更应该学习阅读、写字、文法、绘画和音乐。学习音乐应该是为了发展优美的感情；它像绘画一样不应当变成手艺。[2](p30)这些教育思想反映出亚里士多德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和审美的人，反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及其培育的手艺人。这些中外教育史上关于审美教育和审美的人的观点虽然古已有之，但那毕竟是模糊的、不自觉的，真正自觉地明确提出审美教育和审美的人的概念的还是席勒。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自然王国（权力的动力国家）、审美王国（审美国家）、自由王国（伦理国家），相应地也就生成了三种人：自然的人（感性的人）、审美的人（游戏的人）、道德的人（理性的人）。在《审美教育书简》第24封信中，席勒说：“可以区分出发展的三个不同时期或阶段，不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族类，如果要实现他们的全部规定，都不得不必然地和以一定的秩序经历这三个阶段。尽管由于偶然的原因，即或者是外界事物的影响，或者是人的自由任性，个别的时期可能有时延长，有时缩短，但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完全跳跃过去，而且就是这些时期相互衔接的次序，既不可能被自然也不可能被意志所颠倒。人在他的自然状态中仅仅承受自然的力量，在审美状态中他摆脱了这种力量，而在道德的状态中他支配着这种力量。”[6](p278-279)在第23封信中，席勒指出：“总而言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没有其他途径。”[6](p275)在第27封信中，席勒说：“如果说在权力的动力国家里，人与人以力量相遇，人的活动受到限制，而在义务的伦理国家里，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那么，在美的交际范围之内，在审美国家里，人与人就只能作为形象来相互显现，人与人就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面面相对。通过自由来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6](p293)这种划分尽管具有一些乌托邦性质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但是却给审美教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培养和造就审美的人，从而使人从自然的人成为自由的人。这种理想被《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批判继承发扬了，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和目标。的确，席勒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社会”和“三种人”的学说，是用人类的精神（感性和理性）、意识形态（国家）来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秘密和规律应该在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够从事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等其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活动，而人类的吃喝住穿等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由人类自己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决定的，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定时期所采取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经济基础才是决定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的性质及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这就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过，席勒用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三分法”的发展变化的辩证法，却具有某种普遍性。这种辩证法就是肇始于费希特而集大成于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法。尽管这种“正→反→合”的辩证法在费希特和黑格尔那里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是一种“头足倒立的辩证法”，但是它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却做出了比较合理的概括，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因此，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也对这种“头足倒立的辩证法”进行了批判继承和改造，同时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的“劳动”时就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来界定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类劳动，并且把“劳动”的社会发展形态概括为“劳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的劳动”；同时在把“劳动”规定为人和人性的本质的基础上，以劳动所规定的“人性”为基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概括为“人性→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的“正→反→合”辩证法模式。很明显，这种概括和总结就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了。在标志马克思主义成熟的《共产党宣言》（1848）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异化劳动中最本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用来归纳和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形成了一个“正→反→合”辩证法模式：“无阶级社会（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阶级社会（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社会变化发展规律的“三种社会形态说”。马克思说：“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了这种社会权力，那么就需要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p104)这也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法模式：“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由此可见，席勒的“三种国家”和“三种人”的社会发展规律“正→反→合”辩证法模式，是被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所批判继承和改造了的。因此，我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批判继承和改造席勒的关于“审美的人”的理论观点，把培养造就“审美的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的重要环节，把“审美的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的重要目标和途径。

二、审美的人的内涵

摘要：当代大众传播活动的不断发展，助长了技术力量向商业艺术设计生产的本体性渗透。在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下，技术作为操纵艺术设计行为的幕后指挥，正在渐渐走向艺术商业舞台的中心。工具理性则以科技意识形态的形式正在消解人们对传统的商业设计生产关系的审美思维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审美习惯，同时它也在积极建构一种全新的截然不同的商业艺术价值性设计所指向的感受角度。

关键词：艺术设计审美文化审美价值取向新动向

大千世界千姿百态，新消费主义的消费结构和审美现象也是一本万殊的。在现代市场体系下，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不只是传统审美文化哲学所倡导的一个本质，同样层次、同样境界的审美现象共同体现了本质事物的多元核心，消费结构的变换不会也不可能共同实现着一个审美的目的，因为有多元的本质，可能一种审美现象有若干本质解说的变动。消费结构审美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在层次上有别于精英文化，而是存在于审美的质的规定性已经被时代所突破，雅俗无法统一在传统观念美的旗帜下了。高雅艺术和通俗文化之间，不仅有量的区别，在日常消费结构刺激下，生活中的审美境界与非审美境界之间则更是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角度，甚至有着质的区别。技术力量向艺术生产的本体性渗透，表面化的意向是技术操纵了设计,其实是整个消费结构设计系统工程的重建。研究深刻变化中的商业设计素材,已经是设计师更加重要的设计意图的根基。

随着全球贸易化的进程，各国间的交往日益扩大，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日趋多样化，贸易往来更加自由。计算机的应用在改变世界，世界因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日益缩小，文化艺术也因网络而走向融合。在保留传统民族商业文化设计艺术呼声的同时，商业文化的综合形态正在逐步形成。崭新的传播学观点适时提出了超文化性理念，认为必须抛弃“旧的划分、分割世界以及线性分析的模式，转而采用蛛网式的思想形式”才能与信息化的进步要求相适应。用传统审美的眼光看民族建筑，我们自然要以飞檐翘梁和拱斗画栋而自豪，但是随着眼界的扩大，令我们惊叹的泰姬陵、艾菲尔铁塔以及纽约自由女神像同样是标志性智慧设计表现力的奇迹。后现代主义艺术设计哲学强调立刻承认正在发生的东西，并试图从中揭示人们审美方式在新事物刺激下的微妙变化。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远程门诊、手机银行，甚至依照模特的示范购买流行的衣服款式、染发等一切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的商业化设计元素正在出现。一键之捷让人重新回味起缓慢的进展，各类商业设计信息的重复性唤醒了对独特个性的欲望，选择的无限广播和迅即到达，使人感到真正需要理性来管理自己被激发的欲望。

传统的商业美术设计的艺术形象塑造是讲究典型化原则的。艺术设计师们忽视运用个体审美体验的创作原则很可能造成人物形象的单薄乏力，很难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启迪和印象。商业艺术设计的典型化原则是以塑造高、大、全的消费品意图为主要的设计开发取向，而后现代主义的商业艺术设计元素则主线与大众消费文化合流，商品化设计塑造倾向于平民化，追求世俗性的甚至不惜采纳有缺陷的性格品类，新产品开发的方法讲究消解中小躲避崇高，创意艺术形象具有明显的非典型化倾向。完美无缺的设计可能很可敬，但并不可亲。而有缺陷但并无瑕疵的设计更具有单纯感，虽然显得丑陋，却是一般大众愿意接近的消费结构。

后现代主义的商业美术设计主张简化认识的复杂内容，因此主张用信仰取代认识。而信仰具有超越时间的特征，重新发现信仰的价值有着积极的作用。就商业艺术设计创作而言，它主张重新审视新消费主义文化的信仰和欲望领域，超越传统的一元化认识局限，倡导美向艺术以外的问题开放，重新打造商业设计美学的跨学科结构。传统的商业艺术设计媒介将成为历史，广告、美发、服饰，包括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设计都纳入审美范畴。偶像们提供现代的审美标准和生活方式，规定了大众新消费主义商业文化的走向，致使商业广告设计也加入到偶像的生产之中。体育和时装等亚文化形态融为一体，为不同主张的观众塑造跨越国界的偶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造成理论上失误的关键，是它混淆了“审美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变成“审美意识”与“形态”的拼接。“以诗语为载体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审美意识形态”，此种界定更加不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这一界定，有六个方面的优长与特点，比流行的“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界定合理得多。研究文学本质，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维度。

关键词文学本质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维度

看了《文艺研究》今年第2期上《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以下简称《“考论”的考论》）一文，颇受教育。

钱中文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的《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以下简称《考论》）一文，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学本质”探讨及“审美意识形态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该文最大的缺欠，是把事情的本末弄颠倒了。为了让更多学界同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初步答复钱文内容之前，先简要交待一下这次论争的“缘起”。因为知道了“缘起”，也就明白了真相。

一、这场“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缘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