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意识形态论范文10篇

当新时期开始之际，对于文艺学界来说，所面对的是“”时期留下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论和口号。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泛哲学化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诚然文学理论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但单一政治的或哲学的对文学问题的解决，把文学仅仅说成是政治斗争的风雨表，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种种复杂问题，尤其不能揭示文学固有的特征问题。文学理论是做政治的附庸，还是要寻找自己的学理的园地，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必须作出的选择。我认为新时期的文艺学建设就是从这种选择开始的。

一、面对六种文学观念

新时期二十年来文学理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可以列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但我以为影响最为持久和巨大的文学观念有以下六种：

第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反映论。这种观念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视角，但与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又不同。传统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知识论，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这种观念的局限是明显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最重要的改变是引入“审美”这一概念，从而把文学看成是美的价值系统。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潮中，它力图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平线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这一观念二十年来历久不衰，在我看来，至今仍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当然这种观念的不足之处是过分看重作品，没有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的过程。

第二，文学活动论。这种观念采用马克思早期人学的视角。它的新颖之处是把文学看成是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活活动和精神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种观念的长处是揭示人与人性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主体的人的实践是文学活动产生的根源，进而说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实践的收获。但这种观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学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共性，对于如何来确定文学区别于人的其他活动的特性，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艺术生产论。这种观念采用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它的突出的特点是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在这种观念下面，作家从独特的创造者变成普通的生产者，作品从高雅的艺术品变成普通的商品。文学的商品价值被突出强调。文学消费等许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种观念对于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有时代性的。但是，文学被完全纳入生产与消费的视野，未免太狭隘了。这就必然要有许多不可缺少的补充，如说明艺术生产的二重性等问题，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要揭示文学固有的特性也比较困难。

当新时期开始之际，对于文艺学界来说，所面对的是“”时期留下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论和口号。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泛哲学化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诚然文学理论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但单一政治的或哲学的对文学问题的解决，把文学仅仅说成是政治斗争的风雨表，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种种复杂问题，尤其不能揭示文学固有的特征问题。文学理论是做政治的附庸，还是要寻找自己的学理的园地，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必须作出的选择。我认为新时期的文艺学建设就是从这种选择开始的。

一、面对六种文学观念

新时期二十年来文学理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可以列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但我以为影响最为持久和巨大的文学观念有以下六种：

第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反映论。这种观念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视角，但与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又不同。传统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知识论，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这种观念的局限是明显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最重要的改变是引入“审美”这一概念，从而把文学看成是美的价值系统。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潮中，它力图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平线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这一观念二十年来历久不衰，在我看来，至今仍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当然这种观念的不足之处是过分看重作品，没有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的过程。

第二，文学活动论。这种观念采用马克思早期人学的视角。它的新颖之处是把文学看成是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活活动和精神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种观念的长处是揭示人与人性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主体的人的实践是文学活动产生的根源，进而说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实践的收获。但这种观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学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共性，对于如何来确定文学区别于人的其他活动的特性，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艺术生产论。这种观念采用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它的突出的特点是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在这种观念下面，作家从独特的创造者变成普通的生产者，作品从高雅的艺术品变成普通的商品。文学的商品价值被突出强调。文学消费等许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这种观念对于实行商品经济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有时代性的。但是，文学被完全纳入生产与消费的视野，未免太狭隘了。这就必然要有许多不可缺少的补充，如说明艺术生产的二重性等问题，需要有更充分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要揭示文学固有的特性也比较困难。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造成理论上失误的关键，是它混淆了“审美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变成“审美意识”与“形态”的拼接。“以诗语为载体的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审美意识形态”，此种界定更加不妥。“文学是审美意识形式的语言艺术生产”这一界定，有六个方面的优长与特点，比流行的“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界定合理得多。研究文学本质，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维度。

关键词文学本质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维度

看了《文艺研究》今年第2期上《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以下简称《“考论”的考论》）一文，颇受教育。

钱中文先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上的《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以下简称《考论》）一文，并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学本质”探讨及“审美意识形态论”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该文最大的缺欠，是把事情的本末弄颠倒了。为了让更多学界同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初步答复钱文内容之前，先简要交待一下这次论争的“缘起”。因为知道了“缘起”，也就明白了真相。

一、这场“审美意识形态”论争的缘起是什么？

一、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纵观童先生的各种文论教材和相关论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三处代表性的阐发：其一，文学“是一种具有审美特质的社会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60页。）。此处“意识形态”被看做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外化形态”：“文学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即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就这一点而言，它如同政治、哲学、科学、宗教、道德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自学考试指导书》，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版11页。）。这里的“审美特质”在客体上表现为：面对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系统，文学所撷取和反映的“必须而且只能是客体的审美价值”（注：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29～30页。）。

其二，“所谓审美意识形态，就必然是审美与意识形态复杂的组合形式”（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已与“人类意识的外在化形态”大相径庭：“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的一种上层建筑形式，指上层建筑内部区别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话语活动，如哲学、伦理学、宗教、文学及其它艺术等。”（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此处也对审美作了正面阐释：“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非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65页。）

其三，“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活动。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作为文学属概念的意识形态又不是“话语活动”了，而回到了“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上去了：“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说社会生活本来是自然形态的东西，经过作家的艺术改造，变为观念形态的东西。”（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而审美也变成了人对事物的特殊精神活动过程：“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中，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注：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80、72页。）

由上述可知，童先生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两个层面中：一是不同版本的论著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具有不同版本的解释，各种解说之间不仅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二是不同解说自身也有诸多不尽合理和值得商榷的地方。

先说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上面三种解释都把文学的属概念规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却并不一致。解说一、三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的外化、形态化”，在外延上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解说二认为它是一种“话语活动”，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把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因素排斥在外了。一般认为，所谓“话语活动”不过是说话主体与接受者之间在一定话语情境中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信息沟通过程。而话语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话语双主体（说话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沟通的媒介——“文本”的存在。文本大体有两个存在形式，即所说的话与所写的文字。我们知道，如社会习俗、幻想、集体无意识等社会心理因素并不常常构成“文本”和“话语系统”。因此，从意识活动的角度说，社会心理因素不能构成话语活动的重要内容。这样，一边认为意识形态包括全部社会意识内容，一边又认为它排除了社会意识的某些内容，两个意识形态概念在外延上发生了矛盾。在内涵上两者也相互抵牾。前者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把它视为静态的、凝固化的事物；后者又认为它是“话语活动”，即是包括说话主体、接受者、文本、沟通等多种因素在内的动态过程。其实话语活动本质上就是意识活动，如果意识形态是话语活动，在更大范围上等于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活动，那么，一面说，意识形态是“意识活动的产物”，一面又认为它是“意识活动”本身，孰对孰错？令人匪夷所思。

关键字：文学观念审美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

当新时期开始之际，对于文艺学界来说，所面对的是“”时期留下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套僵硬的理论和口号。文学理论的泛政治化泛哲学化是当时最为严重的问题。诚然文学理论是有政治性的，是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为基础的，但单一政治的或哲学的对文学问题的解决，把文学仅仅说成是政治斗争的风雨表，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并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种种复杂问题，尤其不能揭示文学固有的特征问题。文学理论是做政治的附庸，还是要寻找自己的学理的园地，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必须作出的选择。我认为新时期的文艺学建设就是从这种选择开始的。

一、面对六种文学观念

新时期二十年来文学理论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可以列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文学观念，但我以为影响最为持久和巨大的文学观念有以下六种：

第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或审美反映论。这种观念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视角，但与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又不同。传统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知识论，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这种观念的局限是明显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最重要的改变是引入“审美”这一概念，从而把文学看成是美的价值系统。在80年代初、中期的美学热潮中，它力图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地平线上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这一观念二十年来历久不衰，在我看来，至今仍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当然这种观念的不足之处是过分看重作品，没有把文学理解为一种活动的过程。

第二，文学活动论。这种观念采用马克思早期人学的视角。它的新颖之处是把文学看成是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生活活动和精神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这种观念的长处是揭示人与人性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主体的人的实践是文学活动产生的根源，进而说明人的自由是人的实践的收获。但这种观念立意在揭示人的文学活动与其他活动的共性，对于如何来确定文学区别于人的其他活动的特性，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在阐述文本意识形态与现实意识形态关系的基础上，更突出强调“文本意识形态”的不在场化。它隐藏在文本的形式当中，通过形式的变化，达到超越现实、揭示现实的目的，同时也暗示出一个理想的未来。而欣赏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在对形式的透彻领悟中，受到深刻的审美教育，进而回到“诗意”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不在场/在场化/文本意识形态/现实意识形态

【正文】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影不离地伴随人的社会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视人和人生为宗旨的文学，自然也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意识形态又绝非纯粹空洞的东西，它具有指向现实的意指性，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同时也努力在同构着意识形态。这种同构过程在文学活动中既指作家针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审美意识形态于文本中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指读者在欣赏作品吸纳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再创造的实践过程。亦即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审美乌托邦性以及艺术实践性，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憧憬着未来，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而文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断的血缘纽带——文本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

文本是经过了作家以审美的眼光直观现实而后激起那涌动的情感浪潮所记述下的篇章。在对现实的审美直观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现实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维当中，想摆脱这血缘纽带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仍然存在着虚假的意识形态，即把思维和观念的发展看作与其他种种关系分离的纯粹独立的过程，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相违背的“观念的东西”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作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只能以其审美、批判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到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完善与超越。即文本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虽源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但绝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审美地、批判地重铸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审美意识形态中，融注了那乌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时又在读者接受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中完成它的实践准则，至此一个源于却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生成了。

【关键词】不在场/在场化/文本意识形态/现实意识形态

【正文】

［中图分类号］C06［文献标识码］A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形影不离地伴随人的社会生活存留至今，而以透视人和人生为宗旨的文学，自然也就与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意识形态又绝非纯粹空洞的东西，它具有指向现实的意指性，人们在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受着意识形态的教化，同时也努力在同构着意识形态。这种同构过程在文学活动中既指作家针对现实的某一方面，审美意识形态于文本中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指读者在欣赏作品吸纳这种审美意识形态进行再创造的实践过程。亦即文本的审美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以自身的审美乌托邦性以及艺术实践性，使人们在文学作品中憧憬着未来，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实践过程，而文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特性正在于此。

一、割不断的血缘纽带——文本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

文本是经过了作家以审美的眼光直观现实而后激起那涌动的情感浪潮所记述下的篇章。在对现实的审美直观中，作家的思想感情深受现实生活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作为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作家的思维当中，想摆脱这血缘纽带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仍然存在着虚假的意识形态，即把思维和观念的发展看作与其他种种关系分离的纯粹独立的过程，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相违背的“观念的东西”就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作家处于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只能以其审美、批判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达到对现实意识形态的完善与超越。即文本意识形态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虽源于现实的意识形态，但绝非简单地模仿，而是审美地、批判地重铸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审美意识形态中，融注了那乌托邦式的情感理想，同时又在读者接受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中完成它的实践准则，至此一个源于却不同于现实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生成了。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外来词，如今差不多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据说，当年郭沫若曾译为“意德沃罗基”，那倒颇像个俄国人的名字了。而海外的林毓生先生则主张将之译成“意缔牢结”，这样，意义和声音倒是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只可惜，不太像中国词。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正像对意识形态本身一样知之甚少。

到底该怎样理解和面对意识形态呢？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在一九九O年出版了《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之后，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意识形态简论》一书，企图“清理附着在这一概念之上的一些混乱”（《意识形态简论》，第221页，以下仅注页码）。

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的原初意义指的是对人类思想的科学研究（有后缀-ology为证）。但是，很快这个词就用来指既定的思想和体系自身了。因此，说谁谁是意识形态论者，那么，很少是指他或她是思想的分析和批判者，更多的是指他们是某种特定思想的阐述者。这一概念的最初“发明者”，也许该是拿破仑时代的安东尼·德拉图·特拉西，这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在狱中酝酿了“思想科学”雏形。伊格尔顿说，“‘意识形态’是产生于一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情形之下：与恐怖时期非理性的残暴相反，属于理性政治学。”（第66页）它的建立是要把神学从作为一切科学的女王的地位上驱逐出去，建立思想自身的统一性，从而自下而上地重构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重新认识从简单的感知过程到崇高的精神领域的一切事实。例如，特拉西认为，私有财产就是建立在“你的”和“我的”二者的区分之上的，而这可以在关于“你”和“我”的对立中寻到踪迹。也就是说，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身的规则，循其踪迹，可以找到发生与发展的根源。而特拉西则称自己是“思想科学的牛顿”，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来揭示这种规则或规律。很明显，这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色彩。

但是，很不幸，这位反对神学迷信企图为法兰西社会重建提供理论之翼的知名哲学家，很快就黯然失色了。理由很简单，拿破仑后来拒绝革命的启蒙思想，空想家（ideologues）之名被加在了特拉西们的头上。皇帝声称，这些学院派的空想者必须由科学家、学者降级为宗派分子和颠覆破坏分子。由此，这位由雾月政变的领袖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革命家，终于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不复思想科学矣！在波拿巴·拿破仑看来，特拉西们在一个孤立的自我封闭体系中寻求理性法则的企图，像精神病人所为，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并实际上曲折地否定了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所以，“意识形态”就渐渐地不再意指怀疑论的科学唯物主义，而指抽象的、脱离实际的思想观念。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意识形态”是怎样由一个“冷血知识分子”（马克思语）所认为的纯粹精神的范畴，而被统治者宣称为异端时，反讽意味不难见出：拿破仑也许并不自知，他所使用的批判的武器，却正是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的意识形态策略。而也正是从拿破仑开始，意识形态概念不再只是思辨的范畴，它已进入了社会历史运作范围内，统治思想对非统治思想的归化和统辖成了意识形态的一种类型。

伊格尔顿归纳出了特拉西以来，人们对意识形态所下的十六种定义。（第1——2页）这十六种定义，我们又可粗略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即是指社会特定团体的信仰或观念或者这些信仰和观念的生产，它是在一定社会利益刺激下形成的思想形式或具有行动导向作用的话语；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指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权力的生产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第三种观点有所不同，它认为，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个体可以感知“它”所存在的世界，并激活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在这样三个主导性的观点统摄之下，各种流派各个理论家的观点各不相同。比如，同是主张意识形态即特定集团的观念形态，但有人特指错误观念形态，有人却指正确的或一般的观念形态。在伊格尔顿眼中，卢卡契就赋予了意识形态以其新的不具贬义的内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卢卡契秉承了第二国际的思想传统，否定了思想和存在之间机械“反映”和“对应”的关系，从而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建立在了新的哲学基础之上。卢认为，科学、真理和理论，并不是与意识形态严格对立的概念，相反，它们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错误意识。错误意识指的是思想的不正确，但是，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却不是因为它不能与社会现实相对应，也许它恰恰是很好地反映了所处其中的现实的。只不过，它不能改变错误的现实，因而也不能以正确的意识来表现正确的现实。所以，意识形态相对的方面或“他者”，应该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总体性”（totality），而它自身则是一种举隅法（synecdoche），从整体中只抽取了部分。换言之，在卢卡契看来，当意识形态达到了总体性也即转变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时，它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了。这无疑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重新阐释。不过，这些观点同时又遭到了另一些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视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为差异性或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不是卢卡契所谓的总体性。作为否定辩证法的坚决主张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同化了这个世界，过分地将有差异的现象等同了起来。作为对这种同化的破坏，思想者必须具有否定和持异的力量。而艺术正是这样一种力量，因为它以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来言说，从而反对那些“天衣无缝”的整体性并进一步肯定了审美领域。

这么说，并不意味各种定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共通性。在伊格尔顿看来，一切意识形态均程度不同地具有六种主要的策略（strategies）。通过这些策略，一定社会力量的特定利益所标举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实现。这六种策略就是：一元化（unifying），实践化（action-oriented），合理化（rationalizing），合法化（legitimation）、普泛化（universalizing）和当然化（naturalization）。意识形态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手段，使人们相信，这是一种唯一正确、可行的，并且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某个社会的正确认识（这与阿尔都塞的神话说互相对照）。因而，人们情不自禁地接受并承认它。正像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成功的意识形态常常被认为是呈现其自然而又自明的信念的，这些信念与一个社会的‘共识’等同了起来，从而没有人会设想它们可能是不时地具有差异性。”（第58页）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魔法使我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我们自己对此还一无所知。

当前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在笔者看来,这种“危机感”的产生虽然有现实人文环境的挤压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在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下,就文学而言的“文学性”的内涵发生了膨胀、扭曲或游离,以至文学的内涵发生变化,外延发生移位了。所谓文学性问题,其实是探讨“什么是文学”的一种方式,它试图辨析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同时从逻辑上提出了“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的问题。“文学性”问题之所以重要,理论家们之所以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往往并非真正确认哪些文类包括在文学之内或者哪些被排除在外,也并非完全以其他文化或其他时代的标准为自己的标准,而是在于探讨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以便规范作为志业的文学研究活动。因为文学性研究可以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运用这一工具,可以阐明文学的基本风貌,能够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文学研究。

一、西方的“文学”形成于19世纪,“文学研究”成型于20世纪;而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则是在20世纪初民族文化与学术随着民族国家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工程)从古典一步步卷入现代的结果。至少在20世纪以前,传统文学尚未完全从文化领域中析出,专业的文学研究也并未形成,因此,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理解,有着较为稳定的内涵。虽然并未运用“文学性”这个词,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古人的观念中也并不是非常清晰,文学的内涵也比较复杂,但潜在的“文学性”指向却依稀可辨。在儒家经学话语中,文学性指向在先秦两汉时期定型为“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主文谲谏”等礼乐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内涵。在被后人说成是“文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性指向“错采缕金”、“声偶为文”的语言形式和文体样式。在唐宋道家释家文论话语中,文学性指向“法天贵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镜花水月,羚羊挂角”的“兴会神味”的士人文化意蕴。到了元明清各类文论话语那里,文学性是泛化的,或者最后牵挂于理学家的“文以载道”,或者落实为古文家的“气盛言宜”,或者收缩为儒家学者的“文德忠恕”、“修辞立诚”而已了。

20世纪对于西方与中国来说,可谓是文学研究全面体制化的时代,往往被人们称为“批评的世纪”。就20世纪西方上半叶而言,“文学性”作为一种问题意识和理论导向,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使文学进一步从社会文化系统中逐渐分析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系统,乃至文学理论(批评)的亚系统。不管科学主义文论还是人文主义文论持如何不同的文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但“文学性”的大致确定和默契,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大系统中文学研究的版图呈现出大体清晰和稳定的面貌。此中,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提出“文学性”术语,英美新批评提出“文学本体论”,功不可没。它们将内涵确定为文学语言自身或文体形式等,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基本范式,影响巨大。

随着20世纪初民族国家的文化重建工程的开始,中国的文学研究开始出现。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黄侃和鲁迅以及“五四”新派等人都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潜在的“文学性”指标来把握文学,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解、文学主张和发展方案,并注入民族内涵。“五四”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形势的变化,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蓬勃发展,一步步体制化,文学研究先后沿着西方化和苏俄化的方向发展,文学性的内涵也渐趋复杂和细化,并富于高度的现代性张力。80年代以来,在西方范式影响下,“文学性”举旗而出,并主要指向审美活动,故审美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或特征,逐渐成为共识。如同先锋派写作一样,文学理论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急先锋的作用。表面上,这种文学理论研究相对于新中国三十年而言是一步步边缘化,但自主化与自律化的努力却有着非常浓重的现实内涵和历史内涵,即采取与社会或政治隔绝的方式,转而从另一整体生活的、审美精神的角度上真正地切入现实。90年代以及其后的世纪之交,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意识逐渐加强,文学理论获得了自主性和相应的现实性。人们反思单一主体思维的独断性,注重主体间的对话,文艺学开始走向开放、多元和对话,文学研究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品格得到了提高。

20世纪下半叶,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兴起,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指向发生激烈而根本的变化,即从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的关注,一步步转向人类学的普遍性、在世的修辞性和现实的文化批判。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加强和文化语境的保守化,文学理论和批评趋向于把文学看作是作品与产品的结合体,即把文学作为具有审美风貌的作品的视角,与文学作为机构和产品的视角融合起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解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与此同时,在罗兰·巴特式的神话学批判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文学研究出现“革命化”倾向,试图解构资本主义文化实践,为工人文化正名,“文学性”开始反叛自身,开始越界和泛化。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出现了“后现代”、“全球化”、“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理论风潮。这些思潮鼓吹“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民粹主义、消费主义、媒介主义和全球化等形形色色的理论一步步抢占现代或后现代思想的后台,并把“文学性”等同于“装饰性”,把“审美性”等同于“日常性”,把“媒介”等同于“信息”和“语境”。所以,这里的逻辑就变成:文学=审美=装饰=媒介=感受=消费=生活。一切都是文化,一切都是媒介,一切都是权力,一切都是肉身感受。文学终结了,死亡了,而“文学性”、“审美性”开始了全面的后现代统治,文学研究据说要开始其他领域未曾开创的事业,把“文学性”研究贯彻到所有的人文学科乃至社会科学领域。

在这种“文学性”全面统治的声浪中,刚刚引入中国、立意于文化批判的文化研究也开始出现“生活化”、“媒介化”和“消费化”走向。这种“文化研究”虽然欲远宗20世纪60年代要为工人阶级文化正名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但如果近以美国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文化研究”为学术正宗,且要求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接轨”,则必然认同“文学性”的普遍统治,从而要求覆盖或取代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于是,在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刚刚获得自主性的氛围中,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经验和教训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因为据说80年代以来以审美特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主要探讨方向的文艺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不过是资本主义时代里与资产阶级一起分享艰难,与资本金钱或权力专制调情、欲拒还迎、投怀送抱的理论共谋而已。

在我国文科大学中开设“文学概论”课程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为培养文学人才,传播文学思想,促进文学观念的变革,加快文学理论的建设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近百年来的“文学概论”教学的具体实践,定格在不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学概论”教材中。这些教材既反映了施教者的文学思想,也浓缩和沉淀着不同时期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甚至是不同时期文学理论的经典标本。因此,这是研究20世纪我国文学理论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文拟从20世纪我国“文学概论”教材关键词的视角,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我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资源何在?其二、我国现代文论话语“西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三、是“失语”还是“得语”?这里,我们对“关键词”的概念稍作限定:所谓“文学概论”教材的关键词,是指能够反映该教材文学观念的重要术语,或是建构该教材框架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指该教材所处的某个时期文学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基本话语。

一

“文学概论”课程的开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产物。清代以前的高等教育只有经学课程,而无文学课程。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的教学方面,仍跳不出经学的樊篱。进入20世纪,“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康有为)①,引入国外现代教育体制以后,情形才有所改变。1902年,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设有“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还是传统的“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设置了“中国文学”学科。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虽然内容庞杂,但也涉及到了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可以看作是“文学概论”课程的萌芽。后者涉及到《文心雕龙》等内容,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新的文学观念正在孕育之中。到1913年,现代文学观念便呼之欲出了。这一年有两个重要的文件值得一提:一个是《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中规定,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一个是《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指出:“国文部及英语部之豫科,每周宜减他科目二时,教授文学概论。”②但是,国文学类当时还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同年,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我国高校正式开设“文学概论”课程大概就从此时开始。从这个时间算起,可将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撰和出版分为三个时期:

1920年至1946年为第一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40多种。从沈天葆《文学概论》(1926)、马仲殊《文学概论》(1930)、曹百川《文学概论》(1931)、赵景深《文学概论》(1932)、陈穆如《文学理论》(1934)、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1934)、陈君冶《新文学概论讲话》(1935)和张长弓《文学新论》(1946)等10多部具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其关键词有定义、特质、起源、情感、思想、想象、形式、国民性、时代、人生、道德和个性等。这些关键词都渊源于西方文学理论。其中“思想”、“想象”、“感情”和“形式”来源于美国学者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年,傅东华译)。后来,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1922年,钱新、景昌极译)据此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这两部书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梅光迪在东南大学开设文学概论课时,就是直接采用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作为教材的。此外,还有丹纳《艺术哲学》提出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也影响到我国早期文学理论教材体系的建构。

1947年至1979年为第二个时期,大约出版文学理论教材类图书18种。从林焕平《文学论教程》(1948)、刘衍文《文学概论》(1957)、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文艺学新论》(1959)、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1979)等影响较大的几部教材来看,其关键词有三大系列:一是本质论系列,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映、社会性、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世界观、倾向性和社会生活等;二是创作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有形象思维、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个性、流派、文学思潮、个性化和典型化等;三是本体论系列,以“形象”(人物形象或艺术形象)为核心,有性格、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性、艺术性、内容和形式等。这些关键词大多来源于苏联文论。这个时期先后译介苏联文论教科书10多种,其中影响大的有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1953)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19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