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范文10篇

2011年8月13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引起了社会对生育权的广泛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生育权？生育权包括哪些权能？如何完善生育权民事救济制度？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研究。

一、民法上的生育权：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生育现象与人类自身一样具有广泛而悠久的存在历史，生育是人类延续和其亲属关系的基础，是自然人最基本的普遍需求，然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生育权则是晚近才发展形成的。生育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民法上的生育权，是指在法律及公序良俗的范围内自然人所享有的以生育利益为客体，以自主决定生育与不生育、知悉相关生育信息及保持生育健康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关于民法上生育权性质，学界主要有“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夫妻共有权说”。[1]笔者主张应将生育权界定为一种人格权，因为它符合人格权的基本要求，具备人格权基本特性[2]：其一，生育权具有固有性。生育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不以一定身份关系为前提。生育权的主体包括男性和女性，不能因为生育方式的不同及男性行使生育权的困难，就对男性生育权的存在予以否定，否则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生育权享有不等于生育权实现，生育权的实现必须同时具备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一个人虽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或欠缺行为能力，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3]其二，生育权具有专属性。生育权只能为权利人所享有，不得转让、抛弃、继承，与主体相伴始终，不得与权利主体相分离。生育权的行使虽需要他人配合，但并不能共享。其三，生育权具有绝对性。生育权的绝对性即对世性，指生育权无需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行为即可实现，并可以对抗不特定人，在不违反法律及不侵犯第三人权利的情形下，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人可直接支配人格利益，仅凭自己意志即可行使权利。其四，生育权具有必备性。人格权的必备性是指人格权是维护主体作为法律上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一旦丧失，就不再具有独立人格。生育权，作为一种自由权，它体现的是人的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和行为自由，而意志自由、身体自由和行为自由是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权利。生育权所体现的意志自由是主体精神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个人的人身安全和生命健康，对维护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及培养主体独立的人格意识是不可缺少的。目前，将生育权界定为人格权，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比如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生育权便规定在人格权中，即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有生育子女的权利。夫妻双方各自享有生育权，一方不得妨碍他方的此等权利。成年的已婚妇女有权经医生推荐以人工受精或胚胎移植的方式怀孕。绝育手术只能根据成年人的愿望进行。无行为能力人的绝育手术可经监护人的同意为之[4]。将生育权界定为人格权后，要解决的是在民法上对其以独立人格权予以保护、还是将其视为其他人格权的组成部分。一项权利是否具有独立性，关键是判断该权利所抽象的内容是否能完全被其他权利所代替，显然生育权所包涵的生育利益是其他具体人格权不能完全涵盖的。生育权以生育利益为客体。生育利益是主体通过对自己生育能力的支配及生育行为的控制，进而选择自己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一种利益。人可以自由决定生育，生育利益体现的是人的行为自由，从本质上讲是人的生育意志自由，属于人格利益中的自由范畴，这种独立的利益难以为其他人格利益所包含。[5]身体权保护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不受侵害；名誉权保护自然人的外部社会评价不受恶意损害；健康权保护的是人的机体、器官功能的完整与健全；人身自由权主要保护身体行动的自由。在某些情形下侵害一个人的生育机能会同时构成侵害身体权、健康权以及人身自由权等，但有些侵害生育利益的行为难以完全纳入这些人格权侵害的范畴，上述权利在本质上均与生育权有所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生育权界定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生育权应当具有以下权能：

（一）生育决定权。生育决定权是指自然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如何生育、生育方式、生育数量的自由。生育决定权是生育权直接的体现，也是生育权核心内容。生育权是人格权，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生育主体都依法享有决定生育的权利，不受任何人干预，但这种权利要受到一国人口政策的制约。同时公民也享有不生育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受任何人非法干预。自然人有权利自由地、有计划地自主决定怀孕时间来确定生育的时间，但生育时间的选择不可违背我国法律及生育政策，应首先达到生育年龄后再确定生育时间。此外，生育方式包括自然生育和人工生育两种基本形式，不生育方式主要指避孕、终止妊娠和绝育，权利主体可以选择采取某种方式生育或不生育。

（二）生育知情权。生育权是一项基础性权利，不知情就无法决定或生育。生育知情权意味着生育主体可在充分掌握必要信息的基础上自行决定是否生育。医疗机构在对生育主体提供服务时，应将相关医学检查结果、生育风险、医生建议等已知及应知的有关生育信息告知生育主体。

（三）生育健康权。生育健康权指生育主体健康生育的权利，包括孕前借助医疗手段以孕育健康胎儿的权利，借助医疗手段治疗母腹中胎儿疾病的权利。生育健康权不同于健康权：健康权注重权利主体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的完满；生育健康权侧重生育主体按照正常的规范和途径生育身体机能和精神状态完满的健康婴儿的权利，核心是胎儿和婴儿健康。

摘要：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追讨生育权的案例，使得关于生育权的研究变得可能和更加迫切，本文试图从法律角度分析一下生育权的内容及行使的现实问题，并对生育权的特征、限制、侵权和法律救济、不平等性及制度完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生育权，特征，内容，行使限制，侵权，法律救济，立法构想

一、生育权的概念与立法保护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农民李明，八年前与吴某结婚。婚后由于经济条件较差，二人商定暂时不要孩子。两年后，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转，李明便与妻子商量要孩子的事，吴某说：“等再挣几年钱，在城里买上房子，花钱买上城市户口，再要孩子也不迟。”李明觉得也有道理，于是不再坚持。后来，他们终于在枣庄市里买了一套住房，二人也同时办理了城市户口，这时李明已过30岁，但吴某仍以怀孕生孩子会影响做生意为由，坚持不要孩子。李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向法院起诉其妻吴某，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己的男性生育权，判决吴某答应生孩子。法院经审查认为，李明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并予立案受理。但同时法官告知李明，法院保护男性生育权的办法只能是对他不愿生孩子的妻子进行经济上的处罚，不可能直接判决吴某生孩子，还是以做吴某的思想工作为主。目前，经法院调解，被告答应原告愿意生孩子，李明撤诉。（《法制日报》2003年3月11日《妻子不愿意生孩子，丈夫主张生育权》）

在本案中，出现了一个“生育权”的概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生育权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笔者认为，生育权应该是指公民在自身具备生育能力并且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享有的自主自愿生育子女的权利。生育权属于基本人权，我国对生育权的研究还刚起步，对于生育权的争议也很大。主要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生育权这一概念：（1）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2）人人享有法律上的平等生育权利；（3）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即依法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量和选择生育时间、并获得这样做的信息和方法的权利；（4）公民有依法收养的权利等。我国关于生育权利的理解与国际公约和文件的精神或规定是一致的。关于生育权利的内涵，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第14（f）对这一权利做了详尽的阐述：“所有夫妇和个人都享有负责自由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以及为达此目的而获得信息、教育与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的责任是应考虑他们现有的和将来的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里第一次提出夫妻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承担两项“责任”，即：（1）“考虑他们现有的和将来的子女的需要”；（2）“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0年制定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6（I）（e）条款规定：“男、女有相同的权利，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人数和生育间隔，并有机会获得使他们能够行使这种权利的知识、教育和方法”，之后的联合国文件在提到生育权利时，基本都遵循了上面的概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虽然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采用了新的“生殖权利”概念，但其涵义仍基本相同。因此可以看出，国际上关于生育权的内涵，体现了公民享有的生育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是紧密联系的，既肯定了公民在生育上的自主原则，也强调了其对社会（他人、集体）及子女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人口与计划生育关于公民有生育权利的规定，充分说明公民的生育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第50页第三章生育调节中国人口出版社张维庆张怀西张春生徐玉麟主编2002年1月第1版）

这一案例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法律对公民的生育权究竟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笔者认为，法律对公民的生育权所能做的是，阻止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干扰、破坏公民生育权的违法行为。换句话说，任何人、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社会组织都不能侵犯一个人的法定生育权。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摘要：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也是人格权的一种。死刑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生育权问题是当前司法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剖析了生育权的性质，并论证了男女死刑犯应该具有生育权及其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死刑犯；生育权；实现途径。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1]23。

首先，在民法学上，人格权分为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在民法中明确列举出的比如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等等，属于具体人格权；没有明确列举而又需要保护的人格权则称之为一般人格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具体列举的人格权不包括生育权，而生育权则本身则为一项必须的权利。所以，生育权应当属于一般人格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只要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或禁止生育权，就应该认为公民享有该权利。死刑犯被判处死刑后，被剥夺的是生命权或人身自由这样的具体人格权，而对其他一般的人格权（除了法律明文规定）并没有剥夺。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其中也包括生育权。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人格独立的发展和法治文明的进步，传统的道德伦理也在不断的完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不能因其与传统伦理道德不符而就应当被剥夺。允许“父生子”是体现对其父应享有的公民权利的尊重，而“杀其父”则是对其父犯罪行为之否定评价，属就事论事。但是，笔者认为这与生育权的有无没有直接联系。如果从子女或配偶的角度思考，死刑就不应当存在。因为众多死刑犯在被判处刑罚之前，就已经有了配偶和子女，所以未来子女人格的成长主要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利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完善。

再次，平等不是对等。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也有一定的距离，男女平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众所周知，由于生理结构的不同，男女在生育中的作用和负担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要求男女在生育活动中有同样的权利，或对等地享有权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另外，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允许男性死刑犯可以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其生育权，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但是也并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而如果允许女性死刑犯也通过人工授精来实现生育权，将导致对其不能适用死刑，会出现规避法律的现象。这与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是相违背的。因此，讲男女平等是以符合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目前法律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允许男性死刑犯而不允许女性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实现生育权，是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并不违反男女平等原则。况且，又不是绝对不允许女性死刑犯实现其生育权。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女性死刑犯虽然不能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实现其生育权，但可以通过捐出自己卵子，培育试管婴儿的方法，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帮助其实现作母亲的愿望。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职工罗锋因琐事与公司领导发生争执后并将其杀死。8月7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罗锋死刑。随后罗锋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罗锋上诉期间，他的妻子先后向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借助人工授精的方法为死囚丈夫罗锋生育孩子。罗锋妻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被社会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称其为荒唐的、也不可能实现的请求，最终也是被两级法院所拒绝。

200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02年1月18日上午，罗锋被执行死刑。因此，罗锋妻子希望给死囚丈夫生育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此案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是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

一、此案热议和争论的焦点。

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既然民法中公民的民事权利依然能够适用于死刑犯，那么，包括生育权在内的人格权也应该适用于死刑犯。否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的人身自由权利依法受到限制，与此相关的权利自然也应受到限制（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其中也包括所谓同居权，没有同居权，生育权自然无法实现。部分肯定说。该观点认为死刑犯具有不完整的生育权或具有部分限制性生育权23。

该案例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盲区，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本人通过查阅多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查到一个司法成功案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特殊群体的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特别是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是否应该受到保护？死刑犯配偶的生育权应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护？这些问题应该继续进行深入地讨论并在今后适当的时机付诸实践，这也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尊重人权的一个方面，更是我国今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司法制度逐步完善和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生育权的概念。

一、中国夫妻生育权立法的现状

我国《宪法》中规定:夫妻间应平等地履行生育义务。《婚姻法》中也有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这是婚姻家庭中双方的基本义务，这是由于我国的家庭结构与人口在生产有亲密的关联。我国规定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婚姻法》第34条规定“该妇女在妊娠间，生产后1年之内或妊娠终止后6个月之内不可以提出离婚”。在此期间之后男方可以提起离婚，但也需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体现了法律对于女性生育权的保护。《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对我国生殖权利进行了规定，明确承认和保护中国妇女的生殖权利。第51条第1款规定:“妇女有权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生育子女，并且还有生育的自由。”需要我们留意的是，《妇女权益保护法》所涵盖的出生主题仅限于女性。仅强调女性的生育权，并不是强调女性生育权的绝对自由。男女都是生殖权利的对象。“人民有生儿育女的权利，也有遵循法律实施规划生孩子的使命。丈夫和妻子在实施计划生育方面有相互配合的义务。”第19条明确:“国家创造条件保护公民对安全，有效和避孕节育措施的明智选择。避孕手术的实施应确保操作者的安全。”本条的颁布将中国的生殖权利主体扩展到所有自然人，生殖权利不仅受到妇女的欢迎，男性也享有平等的生殖权利，许多人认为该条款限制了妇女的生殖权利。女人生殖权力的范围已经缩小，男人生殖权力得到了肯定。相反事实上，对于男性的生育权我国立法的本意也是没有否定的，对于女性的的生育权也没有减弱过，就是我国法律的侧重点不同从而进行了调整，这样的做法其实更加有助于司法，就是规制夫妻间生育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社会的理解，“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依法保障和确认妇女的生殖权利。“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是关于男性生殖权力的声明和保障。如果丈夫和妻子因生殖权力冲突向法院提出上诉，根据“公民出生权”，妻子在“保护妇女权益法”中为其丈夫的“生养任意”辩护。丈夫的生育权有了明文规定，我国又是成文法国家，与此同时，司法案件就会有所不同的改变。

二、立法调查境外夫妻之间的生殖权利

(一)英美法系。1．美国。作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主战场，生殖权利的法理学首次出现。在美国对于夫妻生育权冲突大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罗伊诉韦德案是最经典的案例，这是女权主义者追求女性生育与不生育自由的标志性案件，同时也向我们传达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意思，这个司法案件支持女性可以自由的依照自己的意思去终止妊娠，男性是没有任何权利去干预的。即便是这一司法案例曾经也险些被质疑，不过其中心意图是解决夫妻间生育权冲突，这是不容推翻的，这一中心意图不但对美国联邦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意图也波及到很多国家。美国婚姻法规定，奸夫和情人方应承担一定的金钱补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配偶中的一方拒绝分娩，另一方自然可以诉诸离婚。美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侵犯生殖权利应承担经济损失和道德赔偿的责任。197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答复中规定妻子不需要获得丈夫的允许去堕胎。同年最高法院做出另一个答复指出妻子进行人工流产也无需通知其丈夫，但是，在给予女性是不是进行堕胎的权利的同时，也有必要保护男性的生殖权利。有权找到愿意生孩子的妻子。自1980s，美国确立了《保护已婚妇女法》，使妇女享有财产和人格的所有权且独立。大多数国家早就已经运用法理学的途径追究侵权责任，以及夫妻之间的关系另一方侵害其个人权利和财富权的行为开始追究责任。截至1997年，美国大多数州完全废除了配偶之间的侵害宽免原则。此外，夫妻间不仅可以起诉人身伤害，还可以提夫妻侵权之诉。在美国一些相关法律中，生育权是归属于隐私权里面的，生育权在隐私权里面是归属于“隐私自决权”的。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宣布:“如果你想实施隐私保护，你必须保护它作为一个私人领域，这样你就可以免受未经授权的政府干预，例如出生自由权”。虽然配偶之间存在多种类型的生育侵权，但主要通过司法案件来促进配偶之间侵犯产妇权利的规定。但是，从大量的法律判例的角度来看，夫妻之间侵犯产妇权利主要是限制停止怀孕。这也反映了各国对配偶生殖权利的侵权管制的不完整性。美国认为，可以以先例的样式作为合同协议促成夫妻之间生殖权利的目的。如果夫妻通过生育权利的共识同意生育权利，如果夫妻关系中的女性告知该男子以确定的方法终止妊娠，而该男性依然想要迫切的积极的行使生育权，这样的话这个男性可以观察该女性的预期违约的事实;假如该女子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形下不同意生育，该男子此时可以禁止终止妊娠。为保障男性的生育权力，此时女性应承担侵害和违反合同的责任。2．英国。在英国，人工流产通常是女性的康健问题，而非权利。这一点与美国的法律保持一致。1967年的人工流产法没有给予男性通过法律防止人工流产的权力。在Patton诉1979年在英国的一个司法案件中，Patton的妻子并未得到Patton的同意就私自终止妊娠。在1967年的《堕胎法》下，Patton要求法院阻止其妻子去医院终止妊娠。法院依据《堕胎法》并没有赋予Patton这样的权力，并依法判决Patton败诉。关于怀孕前胚胎问题引起的生殖权利冲突问题，英国与美国有不同的规定，英国明确设定了《人类受精和胚胎法》，指出胚胎植入女性子宫这一行为必须得到夫妻双方的同意，不然不可以人工授精。笔者觉得在人工授精这一方面对于我国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这是由于夫妻间生育权必须有夫妻间共同决定，这样就会减少因植入胚胎而导致的新生殖权利冲突。在1960s，英国修订了“已婚妇女财产法”，夫妻间可以互相提出侵权之诉。并且在保护夫妻间生育权的同时，英国明确了女性终止妊娠一定要符合以下条件的法律:第一，一定要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下才可以有条件的终止妊娠。第二，妻子一定需要获得医院的证明才能终止怀孕。法律指出，思量到在许多欧洲国家，妻子可以自由的终止他自己的妊娠。这被视为妻子的健康问题，而不是她的一项夫妻间权利。英国立法中夫妻之间产妇权利的法律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妻子开始妊娠是一个分割线，不一样的立法基于不一样的妊娠阶段的立法原则。(二)大陆法系。1．法国。在法国，女性力争人工流产正当化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1979年“Weifa”证实了人工流产正当化。1982年12月，会议通过了一条补贴人工流产费用的法律，化解了贫苦女性人工流产费用的难题。法国行政法院1989年的一项判决认为:老婆私下堕胎违反其老公的意思并不成立刑法犯罪，但由于该技术固有的不合法，老公仍可请求老婆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此外，法国法律还明确，如果配偶在结婚前向一些公司供给了精子或卵子，另一方可以要求将其拿回来;如果一方去世，另一方可以从收集在他面前供给的精子或卵子的公司取回它以防止滥用。法国法律还规定，当配偶拒绝分娩并且无法实现另一方的种族继承时，可以对离婚提出上诉。此外，根据法国1994年颁布的立法，只有夫妻间才可以使用辅助生育技术。2．日本。根据日本理论家的思想，“民法基于个人原则，虽然男人和女人之间有配偶关系，可是他们依旧是彼此独立的人。所以，假设夫妻一方损害另一方的权利，受害人有权向另一方提出损害赔偿。根据日本法，妻子并没有对生育的最终决定权，同时，如果他们想堕胎还要事先征得丈夫的同意。女性必须经过特殊医生的批准，并经过男性的允许并执行某些程序。

三、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我们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生殖权利。国际文件和条约明确规定生殖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和公民的生殖权利。确认这是解决夫妻生殖权利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的基础。在本国“根本法”中，部门法明确了夫妻间生殖权利和生殖权力的主要内容，如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生育权利的具体内容，实现途径和权利救济。(二)在立法方面，男女都享有平等和独立的出生权。出生权是基本人权。包含政府的任何人皆不能干涉个人的自由。丈夫不能阻止妇女堕胎自由的权利。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妇女的隐私权，甚至牺牲丈夫的生殖权利，但实际上这是保护妇女堕胎自由甚至生殖权利的基本内容。妇女还享有平等的生殖权利，不能牺牲妇女自由妇女的生殖权利，以保护男性的生殖权利。在改善中国有关生育权的法律中，必须坚持男女平等享有生育权利的基本法律取向。(三)本着契约精神处理夫妻间的生殖权利冲突。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生育协议可视为隐性生育合同，但本合同不得与现行法律冲突，不得违反社会规范或良好习俗。根据合同的精神，当丈夫和妻子作出违背生育同意的决定时，该合同可以成为解决夫妻生殖权利冲突的一部分。(四)法律不能在法律范围内干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美国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判表明:女性的堕胎是女性的自由，是女性隐私权的一部分，美国立法明确了隐私。即便是政府也不能干涉个别法律所允许的自由。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夫妻间在立法范围内同等享有生殖权利。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一、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通过相关网站、宣传单、宣传册、宣传画、宣传窗等多种形式，及时向流动人口、农民工提供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常识和便民服务措施等动态信息，保证流动人口、农民工实行计划生育的知情权。

二、各级人口计生工作机构要通过有效方式，向流动育龄群众公布辖区内指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定点机构、开展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的地址、服务项目及联系电话，为流动人口、农民工提供方便、可及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务。

三、现居住地应及时为持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农民工依法提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免费基本技术服务，开展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检查，并如实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四、现居住地要畅通服务渠道，在流动人口、农民工集聚的社区、企业和集贸市场设立标识明显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宣传资料免费发放点，主动送宣传、送知识、送服务、送药具上门，满足服务需求。

五、现居住地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应及时将流动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检查情况等信息，通过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等便捷方式通报其户籍地县级人口计生部门，逐步取消由流动已婚育龄妇女本人邮寄避孕节育报告单的方式，减轻流动育龄群众负担。

六、户籍地要简化办事程序，免费为群众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可以实行乡（镇、街）办村（居）发，严禁在与外出人员签订合同和办理证件时，搭车乱收费，或以各种名义收取押金、保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