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劳动力范文10篇

安排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这次会议是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工作任务是总结前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情况。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切入点，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时期以来，市各级党委、政府都把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抓，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去年月，爱军和心恩同志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专程赴进行学习考察回来后，学习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市委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意见》推动这项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一是全面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市和市（县）区两级都成立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各乡镇都建立了劳动保障事务所；二是集中开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普查工作，由市劳动保障部门牵头，用两个月时间普查万户、调查农村劳动力人，普查率，基本掌握了全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农民收入情况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三是认真开展了重点企业用工情况和培训机构培训能力情况调查，掌握了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存在主要矛盾；四是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去年培训学员人，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并实现就业人。

通过前一阶段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为下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全省来看，这项工作我抓得也是比较超前的但同时我也要看到目前我市这项工作的水平与等省的先进市比，无论是组织发动程度，还是转移规模效果都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各市（县）区和各有关部门，一定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责任感，做到自觉主动、扎实有效地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是要站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经常讲，要想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而要减少农民，就必须积极开拓农民增收新渠道，开阔农村经济发展新思路。实践证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解决好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只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走出一条农民持续增收的新路子。

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意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二是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高度。重点、难点在农村，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也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无从谈起。同时还要看到振兴老工业基地也不只是振兴工业和城市，还包括振兴农业和农村。因此，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从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的重大举措，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民市民化的实际步骤，也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必然要求。

一、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由于农村产业领域的拓展速度与农村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形成反差，因而劳动力的过剩问题显得尤其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2亿左右。但是，目前城市下岗职工或失业人员，不能就业时，至少可得到政府的低保（或社会救助），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找不到工作，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很难保证，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不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所面临的一个极富现实性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稳定、农村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能否奔小康。要摆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困境，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一、压缩劳动力的供给，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这是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矛盾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性措施。

一是压缩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增加是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的，首先，必须有效地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人口基数过大和自然增长率过高。我们不可能纠正历史上的决策失误，也无法改变目前过大的人口基数，但我们可以抓紧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过快膨胀，以缓解农村劳动力不断膨胀的问题。其次是让非劳动年龄人口脱离劳动岗位（主要是指童工）。据专家估计，我国非劳动适龄人口参加劳动供给的比率，相当于全部供给人口的10％，若能让这一部分人脱离劳动岗位，使之学成一至二种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后再进行就业，一方面可减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一方面又可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竞争能力。

二是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地作为农业第一生产资料，是不可代替的。维护和扩大耕地面积，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要提高全民节约用地和保护土地资源的意识。要使每个公民都懂得土地的宝贵，要求人们无论是城镇建设，工矿建设，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农村住宅建设或其他基础性建设，都要力求少占地。其次，是要充分利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管理。同时还要提高土地资源的质量，逐步改善生态环境，使现有的土地资源免遭破坏。

二、广开生产门路，拓展就业空间，开辟多渠道的转移途径，这是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

一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转移，实际上就是种植业劳动力向林业、牧业、渔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从现实来看，我国农业内部就业天地是很广阔的。我国目前待开发的农业资源前景十分可观，有2/3的耕地属于需要改造的中低产田，还有5亿亩宜开发的荒地，18亿亩宜林、宜草的荒坡，2000万亩成海滩涂和3000万亩可养殖的淡水水域，如果这些资源有1/3得到有效开发，可吸纳的劳动力就要以数千万来计。如果再进一步抓好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实现农村集约化经营，则可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在农业开发上，必须综合开发和利用耕地、水面、空间资源，发展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的高效农业：在投资政策上，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投入，实行科技、资金、物资和政策综合配套：在税收政策上，对开发性农业要给以优惠。通过对农业的综合开发，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

一、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基金项目:国务院扶贫办委托研究课题——我国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现状与对策。

解决好中国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大问题,而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推进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一、中国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农村尤其不发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目前和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贫困标准还只能是一个低水平的贫困标准。

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标准,是1986年由国家统计局在对6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经测算,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为206元,此后根据物价指数变动逐年调整。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1999年为625元。中国的贫困标准是一个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最低费用标准。虽然这一标准与国际上通用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消费支出贫困标准有很大差异,但是确定扶贫标准已从基本解决温饱向接近国际标准方向转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①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国人口众多，以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而闻名于世。1988年底，我国劳动力总资源已达到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61.1％。另外，我国潜在的劳动力资源也极为丰富。据有关专家推测，从现在起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人口会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此间增长速度还会极快。又据199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及各种预测，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速度比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60％以上。2000年以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已经以1.65％的速度增长。同时，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从1987年到2000年，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为1800万左右，而每年退出的人口却不足700万。这样，每年就平均净增1100万农村劳动适龄人口。

诚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辟了许多就业渠道，而且已有几千万剩余劳动力脱离了农业生产，转向了非农产业。但由于农村劳动力众多，到目前为止，农村劳动力仍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70％左右，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人们饮食结构的进一步变化等等，将会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释放出来。

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的情况如何呢？从输入地看，据不完全统计，珠江三角洲3400万、北京350万、上海300万、深圳150万、天津80万、苏州50万、无锡50万，甚至连小小的石狮市、北海市和张家港市都分别有20万、10万和20万等等。从输出地看，据不完全统计，湖南500万、河南300万、吉林100万、四川300万、江西200万、安徽300万等等。总之，有将近1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并从事着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二、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从我们调查的典型案例来看，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本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农民要切实转变思想，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中起主导作用

1、农民要认真领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质，充分认识国家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惠民政策，亲身体验外出务工带来的好处和效益，充分认识我县人多地少、山高地陡、投入大、产出少的实际情况，深刻体会只有跳出“农门”，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才能增加收入，才能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的愿望。2、农民要转变恋家守土的思想，有勇敢走出去的勇气。我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的思想守旧，还没有完全的转变。部分农民不愿出去，存在着恋家守土的思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温饱即安；部分农民不敢出去，存在着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的思想，有畏惧心理，担心上当受骗，害怕被人欺负；还有部分农民是不会出去，无一技之长，又不愿参加培训，苦、脏、累活不愿干，技术活又干不了，只有长期呆在家里。3、农民要有学习的愿望，积极主动参加培训。怕学、厌学在我县的广大农民中是普遍存在的，多年来都是被迫学习。农民要逐渐养成爱学习的良好习惯，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参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班，集训与自学相结合，认真掌握培训内容，破除为领补助或凑热闹而参加培训的思想，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4、农民要加强操作技能的学习，掌握过硬的技能，有一技之长。没有过硬技能技术本领，外出打工只有靠力气挣钱，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就业还不稳定。只有掌握一门过硬的技术，才能在转移的大军中有竞争优势，才能有更好的经济效益。5、农民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无论转移到那个行业，到任何企业或工厂打工，都要干一行爱一行，要是一个遵章守纪的好员工，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培训机构要规范培训管理体制，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中起核心作用

1、强化培训管理，建立规范化、模式化高标准的培训管理体系。根据用工企业和劳务市场的需求，统筹教学资源，开设相关的专业，高标准、高质量的开展培训，实行军事化管理，强化学员的组织纪律观念和职业意识，构建集团化的培训输出网络。2、选好适合农民学习的培训教材,开展技能型人才培训。农民的个体文化素质差异较大，在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时，必须针对用工单位的需要，结合农民学得懂、感兴趣的内容选择适合的教材。按照“农民欢迎、适用易学、市场需要”的原则，围绕就业市场的需要、企业用工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技能型人才培训。培训工种考核鉴定要跟上，对学员一律进行职业资格鉴定，发放技能等级证书。3、培训内容要丰富。即要加强技能培训，又要培训我县主导产业技术：如魔芋种植技术、大河乌猪养殖技术、核桃栽培技术等，还要加强自主创业知识的培训，尽量丰富培训内容。让出去的农民有就业竞争力，提高培训转移率，让留在农村的农民靠科技发展农业、自主创业，才能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4、加强实际操作能力培训。理论教学是基础，实际操作才是关键，用工单位注重的就是实际操作能力，我们要加强操作技能的培训，让学员把理论贯通到实际操作中，提高培训效果，使用工单位招之及用。5、保证培训时间和培训质量。结合培训群体的实际情况、用工单位需求、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培训时间安排，劳动力转移培训只能是短期培训班，这就要求我们合理安排、统筹兼顾，确保培训时间，达到培训质量。6、选好培训对象。劳动力转移培训是针对贫困农民的一项政策性较强的惠民工程，选择的培训对象要符合扶贫部门的要求，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劳动力，还要均衡男女比例，扩大妇女就业，坚持由村委会推荐、培训机构把关、扶贫部门审核、个人自愿的原则。7、加大投入。培训机构要统筹资源，加大对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争取社会各界的资金支持。

三、各级政府部门要高度重视，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1、高度重视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重要性（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对我县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大力提高了农民收入。（2）、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能有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了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乡风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方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让农民从原来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思想，形成学科技用科技谈科技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为广大农民送去知识、送去党和国家的好方针好政策，让农民学科技，靠科技致富。2、完善就业政策，扩大转移率。政府要注重政策引导，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彻底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民外出就业的积极性。3、搭建就业平台，提高转移率。在乡镇建立劳动力市场，抓好乡镇劳动保障机构建设，配备人员，明确职责，使农民在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方面接受到就业服务。4、加强政策宣传，增加财政投入。要组织人员大力宣传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政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纳入政府的中心工作，增加宣传、组织费用，建立奖惩机制，把劳动力培训转移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摘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然而，近几年农民收入增幅一降再降，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探求收入增幅下降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措施，以便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关键词：三农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

1当前保定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市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6%以下，而我市2005年全市年末人口1092.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838万人，约占76.7%。2008年我市农业人口约900万人，人均耕地面积1.12亩。远远低于全国人均4.2亩的水平，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

1.2未能实现真正的长期性的转移我市现阶段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绝大部分不在迁入地永久性居住。这说明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是暂时性的，进城农民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外出务工只是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一种手段。最终他们依然会回到土地上。因此，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市的农村、农民问题。

1.3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种种原因导致我市对农村教育投入较少，义务教育的基础比较薄弱。并且，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农村中小学生流失严重，很多孩子未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

1.4以青壮年为主。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外出打工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保定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加入WTO后，合川作为农村人口占80％的农业市，农业发展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更为突出。研究新时期、新的形势下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不仅有利于合理利用、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而且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增加、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成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人口政策、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转移受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影响，核心动力是就业不充分。合川是农业市，农村人口达12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重，压力大。XX年农村实有劳动力XX万人，其中非农产业吸纳了XX万人左右，占总劳力的36.1%，农业沉淀劳动力约47.2万人。据测算，我市现阶段农业生产需要的合理劳动力约X万人左右，有X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其实，这个数据只表明农村的显性失业。从劳动力的增量看，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农村现代科技的普及推广、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每年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近X万人。把显性失业与增量加起来，则目前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达X万人之多。可见，今后转移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重要。

目前，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以劳务输出为主，以自发的跨区域流动为主，以从事简单的非农行业为主。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外出务工劳力为X万人，占农村劳动力X万人的X%，上半年外出务工收入X万元。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总结起来，有五方面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