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效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未生效合同是指已经成立但尚未生效的合同，它是法律对合同的暂时性评价，是合同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未生效合同概念之生成源自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之区别。它包括四种类型：须批准、登记型，附停止条件型，附始期型及效力未定型。它在合同效力体系中，应属于于效力未定的合同，而不是有效合同等。最后，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对未生效合同效力中最重要的相对人利益的保护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未生效合同、效力未定、相对人保护

民法理论对于合同的研究，一般把合同看成一个动态行为和静态协议的统一体，即将合同的签订、成立、生效和履行作为临界点，将合同的这一动态过程分为几个相互衔接的几个阶段，分别来加以研究。[1]作为静态的价值评价，可以将合同分为有效合同、无效合同等，作为动态的事实评价，可以将合同分为已成立、未成立、已生效、未生效等。但是即使是事实评价，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因素。同样，作为价值评价也离不开某一阶段的合同事实，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未生效合同就是法律对合同状况的一种暂时性评价。它是合同历史过程中的实然状态，但不是每一个合同都必经的阶段，它只存在于某些类型的合同当中。对未生效合同这一特殊状态的合同进行研究，有助于明晰合同法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同时对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由此引起的纠纷也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一、未生效合同概念之生成

从广义上理解，所有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都可以称为未生效合同。本文所称未生效合同，是指尚未生效但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可能的合同。无效合同，因其根本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可能，自然排除于外。

内容摘要

合同成立就是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的生效，也称合同的有效，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发生了拘束当事人的法律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行为所作的肯定性评价及其产生的后果。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完整明确地指明所欲订立的合同的必要内容，即合同的必要条款，如买卖合同之“标的”、价金等条款；如合同的必要条款不明确的合同文件，虽有合同的外观而无合同的实质内容，由于其设权的合同关系的意图不明确而无法履行，如果将此类合同的表示视为合同成立，赋予其一定的法律效力，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制度和法律的混乱。一个完整的合同应具备必要的条款，合同才能成立。合同的合法性对合同效力规则的要求是：第一，订约主体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如企业法人、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等，如无订约能力的主体订立的合同为无效。第二，标的合法。如果标的不合法，如标的为国家禁止流通物、走私物，则合同无效。第三，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否则合同无效。就合同生效而言，合同是否发生法律效力，不依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直接受国家意志的干预。国家通过规定合同效力的标准，以此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有效，从而保证作为市场经济关系重要纽带的合同关系符合国家法律，不违背公共利益，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对合同效力的规定是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质的规定性，如意思表示真实自愿，内容合法，不违反公序良俗和各种强行法规定，而这种规定性对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来说是一种外在的限制，而这种规定性对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来说是一种外在的限制，因此，合同效力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私人的意思自治——个体意志的直接干预。私人意思表示要获得其期望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对其的要求和限制。如果当事人在其意思表示的设定中违背国家意志，将导致合同无效。

关键词：合同成立、协商一致、合同生效、合法性。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合同法中两种紧密相连而又截然不同的制度。其中，合同成立是生效的前提，合同不成立就不可能生效。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合同成立与生效、不成立与无效相混淆，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的角度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制度展开分析，以期将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意义

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达成的协议。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从立法上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区别开来。《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可见合同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区分为两种不同制度并将理论转化为现实立法，为解决合同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有效排除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沿革

在古代法上，对于一项交易，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并非仅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完成。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交易较少的情况下，鉴于信用的缺失，在交易时客观上需要而且当事人也只能通过即时的交付来完成彼此所有权的让渡。因此，在绝大部分交易中，单纯的合意并不能产生法律的拘束力。换言之，交易的完成不仅需要合意，还需要实际的履行，二者缺一不可。[①]二者中合意与对合意的履行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它们直接结合为一项要式交易行为，在此种行为之外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合同的观念。造成这样情况的根本原则就是信用极不发达，物物交易和即时交易必然为其基本形式，在此情况下抽象出意思表示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梅因在考察古代契约法历史时曾提出“古代民法中最大的缺口始终是由于缺少契约造成的，在有些古代法典中完全不提契约，这足以证明契约所依据的道德观念还没有成熟”。[②]严格意义上的契约观念或法律行为观念只有在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即时交付来保障，并且在时空上与后者相分离时，才可能真正形成。脱离了“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这一命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法律行为的本质。[③]

随着罗马法社会商品交换的发展，万民法上交付制度的适用范围一再得到扩展。共和末期时，市民法中移转略式物的交易已普遍被适用交付规则;公元4世纪时，市民法上的曼兮帕蓄与拟诉弃权在大多数领域被实际废弃，无论略式物还是要式物移转均可适用交付规则，而此类交易行为中的合意因素由此为契约行为所吸收。公元6世纪初，尤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明令废止市民法上的各种要式交易行为，“致使给付成为移转所有权的一般原则”。交付行为在罗马法中的普遍应用直接推动了诺成契约的发展，为罗马法契约观念的成熟提供了现实依据。正是由于交付移转方式广泛取代了拟诉弃权和曼兮帕蓄，才使得此类要式交易行为中的合意因素及其作用被逐渐独立出来，也正是合意地位的凸显为合同成立与生效的

二、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意义

合同的成立是就合同主要内容达成合意。它的构成要件有二：第一，订约主体存在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合同必须存在着两个利益不同的订约主体，合同必须具有双方当事人，只有一方当事人便无所谓合同。第二，当事人必须达成合意。合同的生效就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从而能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合同能产生法律上的效果，表面上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但仅仅是当事人的合意是不够的，还需要经过法律的肯定，就是说，当事人的合意必须符合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因此国家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拘束力，要求合同当事人严格履行合同，否则将由国家强制力强制当事人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生效的要件包括：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

社会公共利益。

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民事立法较为缺乏和滞后的年代，为妥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式下，它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纠纷方面更显示着裁判所不能达到的司法救济功效。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原则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行诉讼调解制度中的一些程序性规定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阻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仅就诉讼调解生效时间制度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现行诉讼调解生效时间制度存在的缺陷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讼调解生效的时间分为两种：一是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开始生效；二是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将当事人协议的条款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是，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民事审判工作越来越繁重，在公正与效率的目标之下，新时期的审判形势和特征使得这两种生效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也愈发明显。

1、以签收调解书作为调解的生效时间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审判实践中，随着法院办公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能够当庭制作调解书并送达当事人签收的已经不少，但由于地区之间条件的差别，以及审判人员语言组织能力上的参差不齐，甚至存在着对调解书的领导审批的现象，尤其是人民法庭受不能随时使用院印的限制，普遍地及时制发调解书在很多方面还很困难。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需要在休庭后几日内才能制作好调解书。在这期间，因审判人员工作效率的差异或其他因素的影响，调解书制作的时间长短不一，导致当事人签收调解书时间的不确定。由于调解书签收的时间不确定，致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不利于纠纷、特别是简易纠纷的及时解决。

2、以签收调解书作为调解生效的时间加剧了法院的送达难度。由于法律规定调解书须经当事人本人或其委托的人签收，不能适用留置或公告等方式送达，加之采用邮寄、委托送达在实际操作时存在着诸多不便，当事人的流动性和住所地变动也日益频繁，从而使调解书送达难问题尤为突出。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生效时间以当事人签收调解书日期为准，为了防止当事人事后反悔拒绝签收调解书，或为了避开上述送达中的不利的或困难的因素，减少送达难度，一些审判人员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未制作调解书前，即让当事人在调解书送达回证上签字，以后再将调解书邮寄给当事人。这似乎解决了送达难，实质上却剥夺了民事诉讼法在事实上赋予当事人的反悔权，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送达同时签收调解书才能生效的实质性规定。

3、以签收调解书作为调解的生效时间易成为一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借口。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调解书在送达前或送达时一方当事人反悔拒绝签收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由于法律赋予当事人对调解书的反悔权，即使该反悔没有任何理由也能成立，使得调解程序容易被少数当事人当作一种拖延诉讼时间或恶意给一方当事人或法院制造麻烦和困难的手段而被不正当地利用。实践中，有的当事人以故意达成调解协议为幌子，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线，掌握法院对案件可能作出处理的尺度，反反复复，把调解当作谈判中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并利用这种反复在最大程度上迫使对方当事人放弃更多的合法权益，甚至以此手段戏弄对方当事人，甚至故意以此为难法院审判人员，不正当地行使处分权。这不仅影响了调解效益，也拖延了诉讼时间；不仅加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影响了法院办案效率的提高；不仅影响了法院调解的权威性（既定性），也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遗嘱意识也日益增强，用遗嘱的方式处置个人财产成为社会常态。伴随着司法实践中遗嘱案件数量的增加，涉及共同遗嘱的案件也不断上升。作为遗嘱的一种特别形式，共同遗嘱的效力、生效时间、撤销条件等都异于普通遗嘱，而我国立法上没有对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做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相互冲突的判决。为此，准确认定共同遗嘱的本质，统一共同遗嘱的效力、生效时间、撤销条件等裁判内容是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关键词】遗嘱；共同；效力

一、共同遗嘱的概念

作为遗嘱的一种特别形式①，共同遗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达成合意、共同订立一份遗嘱，并在遗嘱中对各自或共同的财产作出处分安排，其核心特征在于“关联性处分”②。共同遗嘱是遗嘱人基于意思自由而采纳的一种遗嘱形式，遗嘱内容完全由遗嘱人制定，因此共同遗嘱的类型可谓多样化，但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具体的类型：约定立遗嘱双方互为继承人；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嘱继承人；柏林式遗嘱，即约定立遗嘱双方互为继承人并在双方均死亡后由第三人继承③。对于共同遗嘱是否有效，世界各国的立法大相径庭，由于我国立法上没有对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做出明确的规定，因而理论上有诸多不同意见④。笔者认为，共同遗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遗嘱人的意思表示受到制约，但这种制约是遗嘱人接受并愿意遵守的。多数情况下，遗嘱人之所以订立共同遗嘱是为了更好地处置共同财产。结合当前司法实践，在立法空白的情况下，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成为司法审判人员判断民事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共同遗嘱”，共检索到126件裁判文书。其中，未认可共同遗嘱效力的理由集中于不满足继承法规定的遗嘱形式要件，即把共同遗嘱认定为代书遗嘱，代书遗嘱因无合法见证人而归于无效⑤；在有合法见证人的情况下被认定为合法有效⑥；有部分法院认可经公证的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⑦；但绝大多数相同类型的遗嘱在没有见证人亦未办理公证的情况下被直接认定为共同遗嘱，且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真实有效⑧。笔者认为，遗嘱为要式法律行为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非对遗嘱内容的规制，当有证据证明共同遗嘱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时被认定为有效并无理论和法律上的障碍。《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五条也直接采用了共同遗嘱的概念，间接承认了共同遗嘱的有效性⑨。相反，在立法空白的现状下，强行否定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反而会不利于遗嘱人真实意思的实现。本文在肯定共同遗嘱有效性的基础上对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及撤销条件作理论剖析，以期对司法审判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

共同遗嘱基于其主体的复数性，遗嘱何时生效成为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困扰，诸多民事判决对共同遗嘱生效时间的认定也不尽相同。对于约定立遗嘱双方互为继承人的共同遗嘱，因不涉及第三人，所以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即为一方死亡之时。这一观点也是理论界及司法审判之共识⑩。对于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嘱继承人的共同遗嘱及柏林式遗嘱，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学者主张遗嘱人一方死亡之时涉及到该遗嘱人的遗产即发生继承，即部分生效说；亦有学者主张在遗嘱人都死亡时此共同遗嘱才能生效。（一）司法裁判。对共同遗嘱生效时间的认定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其审理的信某一等诉被告信某三、杨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中认为，被继承人伊某与信某三订立了共同遗嘱（共同指定第三人继承，笔者注）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但遗嘱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是在被继承人去世后，本案信某三在世，还有权利变更其遗愿，现在处置遗嘱财产将会损害信某三的权益，故仅处理共同遗嘱中属于被继承人伊某所有的财产份额，共同财产中属于信某三的份额因信某三在世尚不发生继承(11)。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在其审理的高某一与高某二、高某三继承纠纷一案中认为，高某一、孙某所立遗嘱属于共同遗嘱（共同指定第三人继承，笔者注），因该遗嘱中有：“我们夫妻二人去世之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所列举的届时实际拥有的全部财产及权益均由高某二、高某三两人继承”的内容，故该遗嘱需待二人全部死亡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虽然该遗嘱确认存款归高某三所有，但本院在现阶段亦无法处理孙某的遗产(12)。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审理的路某一与被告路某二、路某三、路某四继承纠纷一案认为，高某与路某一做出的共同遗嘱（柏林式遗嘱，笔者注）有效，但高某已先于路某一去世，按照上述公证遗嘱第一条，路某一继承高某遗产，在共同遗嘱生效前，路某一存有处分继承高某遗产的可能性，就会导致不能实现高某上述公证遗嘱第二条的最终意思，二人的意思表示实质上就会成为路某一个人的意思表示。路某一对高某遗产的继承权仅是过渡，最终应由路某三、路某四共同继承。路某三、路某四自愿表示由路某一继承高某遗产，系本人自愿，不违反法律规定。最终判决由路某一继承高某的遗产(13)。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审理的刁某某与被告毛某甲、毛某乙、毛某丙、毛某丁、钱某某遗嘱继承纠纷一案认为，毛某A、刁某某做出的共同遗嘱（柏林式遗嘱，笔者注）、共同遗赠有效，共同遗嘱、共同遗赠本应自毛某A、刁某某均去世后才发生效力，因毛某丁、钱某某一致同意毛某A的遗产份额目前由刁某某继承，即刁某某共取得系争房屋2/3的产权份额，对此本院予以准许，判决由刁某某继承毛某A的遗产(14)。（二）小结。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而由于共同遗嘱主体的复数性，如何认定继承开始的时间成为共同遗嘱继承的第一道关卡。分析上述四份判决，在共同指定第三人继承的共同遗嘱中，丰台区法院认为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即开始继承，但共同遗嘱人明确约定遗嘱自共同遗嘱人全部死亡后开始生效的除外。在柏林式遗嘱中，青岛市市北区法院和上海市徐汇区法院均认为，该种形式的共同遗嘱应当自共同遗嘱人全部死亡后才生效。理由在于柏林式遗嘱所追求的遗产处理的最终目标在于第三人继承遗产，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开始继承会导致生存方不按遗嘱处置遗产的可能性，从而损害第三人的权益，但第三人同意的除外。归纳可知，在认定共同遗嘱有效的基础上，审判人员判断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采取了“有约定，从约定”的裁判思路。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则探究共同遗嘱人的内心意思表示，将遗嘱生效时间同遗产能否最终按照遗嘱人的意思得以处置相结合来判断遗嘱生效的时间。首先，在遗嘱人有约定共同遗嘱生效时间的情况下能否采纳该约定。笔者认为，如果遗嘱人可以约定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放弃继承、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应何时做出？当共同遗嘱未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时候，该继承人的诉权如何保障？涉及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该何时开始起算?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从法理上分析，我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共同遗嘱的继承亦需要遵从上述规范，由此可知当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继承便随即开始，这时如果当事人约定共同遗嘱未生效，则将适用法定继承，会不可避免地违背被继承人的遗愿。所以，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不得由当事人约定。其次，在共同遗嘱人没有约定遗嘱生效时间的情况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主张共同遗嘱自遗嘱人全部死亡后方可生效的主要依据在于：共同遗嘱体现了遗嘱人的共同意愿，如一方死亡即开始继承，则存在着生存方不按共同遗嘱所设定方案处置遗产的可能性，从而导致死亡方的遗愿得不到有效保障，亦损害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的确，上述观点有其担忧的合理性，实践中亦常常出现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生存方要求撤销共同遗嘱的情况。然而，这种担忧完全可以通过限制共同遗嘱人变更、撤销共同遗嘱权利的方式来保障，且这种保障符合我国继承法关于继承制度的设定。相反，且如若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不发生继承，那么遗产的权属将无法认定，针对遗产的买卖等市场行为都无法展开、相关诉讼程序也无法开展，将会极大地增加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综上，笔者认为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后，涉及死亡方的遗嘱内容发生法律效力，继承开始。共同遗嘱人全部死亡后，共同遗嘱全部生效。

内容提要：合同生效要件包括一般生效要件和特殊生效要件。合同的依法成立不仅指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还暗含该合同具备了一般生效要件，因此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拘束力，才受到法律的保护（参见《合同法》第8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附款延期生效合同是即时生效合同的合理延伸，以合同的依法成立为前提，以附款的满足为生效的临界点。附款合同依法成立后生效以前具有期待效力，当事人具有期待权。期待权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双重效力，从而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及时、充分地加以实现。

关键词：合同依法成立、合同的生效要件、即时生效合同、附款延期生效合同、期待权

自19世纪意思自由主义滥觞以来，“合同在当事人之间犹如法律”的意思自治原则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合同在分配当事人之间成本与报酬、利益与风险时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并因此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丰富。但不论是合同的自治性还是合同的拘束力，均是以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为前提的。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问题作为合同法的基本理论问题，一直多为学者所论及。目前国内学者也已经普遍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其典型方式为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合同；合同的生效则指法律赋予合同以强制力。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可以以无效合同为例子，即有的合同虽然有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形式存在，但由于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不被法律认可其效力。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问题如果仅止于此，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似乎也已经解决了，因为此时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虽然是两个范畴，由于是在同一订约过程中出现可以把它们仅视作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即合同成立且同时符合生效要件方可-笔者注）。但是当出现了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合同和附生效条件或期限合同（即所谓的延期生效合同）的时候，由于出现了成立和生效的不同步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类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之间的关系有何特殊性、法律该如何保障该类合同按时生效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在探讨较为特殊的延期生效合同以前，首先应当认识一般的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在该类合同中，除非有合同无效的情形存在合同自成立时即生合同的效力。而根据《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情形为：（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以外，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产生合同的效力，对内包括请求力、执行力和保有力，违反合同内容的规定即产生违约责任。这时成立的合同才是法律所认可并给予保护的合同，即《合同法》第8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所称的“依法成立的合同”。在这里，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为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而同时存在。借用台湾学者林诚二在论述债务与责任的关系时所用的比喻，即时生效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关系为：合同的生效为皮，合同的成立为肉，去之皮，肉不存。也就是说，不能生效的合同，即使徒具意思表示一致的形式，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内容摘要摘要：收养制度自其产生以来，便因其独特的社会功能而相继被各个历史时期所沿用。在当今的中国，收养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分担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由于受我国民法理论探究的影响，既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曾对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不加区分，在学说中多以法律行为的有效成立概括法律行为的形式和生效过程。（1）因此收养成立和生效新问题也被笼统的概括为收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这种做法虽然体现了简化传统民法繁琐规则的积极精神，但实际上却造成了理论架构上的不协调和法律条文规定的相互冲突，反过来又必将会影响到具体的司法、执法和守法等环节，因此有必要对收养的成立要件生效要件加以探究。

关键字摘要：收养行为；成立要件；生效要件

收养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社会制度，是亲属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法律意义上的收养（adoption）是指公民按照法律规定领养原来出生于某于家庭或家族的人为自己子女的要式民事法律行为，使本无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之间产生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而和他原出生家庭或家族的关系则部分或全部终止。因收养而产生的关属关系，为收养关系。在收养关系中，依法领养子女的人，称为收养人（或养父母）；被他人收养的人，称为被收养人（或养子女）；将子女或儿童送给他人收养的人或社会组织称为送养人。

自收制度在原始社会为父系氏族社会习惯确认以来，（2）便因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需求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本位，其主要经历了为族的收养-为家的收养-为亲的收养-为子女的收养四个历史阶段，相应的在立法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在当代由于收养制度以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国家监督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我国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是我国立法上的局限性的影响，要想最大程度上保护儿童的利益，就必须对其加以改革，做到这一点，首先有必要对我国的现行收养行为理论及立法加以梳理。

一、我国现行收养法对于收养行为的立法概况（3）

收养是设立、变更亲属身份关系的重要民事法律行为，不仅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利益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4）因此，我国收养法以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原则，并不得违反社会公德为指导，对收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作了明确规定。

[摘要]行政行为原则上自告知之时起发生法律效力，但在附款有规定时自规定之时起生效。受领之时生效和即时生效的规则，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行政行为；效力；生效

一、告知之时生效

行政行为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发生时间，一般为告知之时。这是各国行政法上的通行做法。《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97年）》第43条第1项规定：“行政行为以对相对人或涉及的人通知的时刻开始生效。行政行为内容的有效以通知为准。”《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年）》第15条第1项[1]，《荷兰国基本行政法典（1994年）》（行政程序法部分）第三章第40、41条等[2]，都作了相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虽然在法律上规定行政行为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效力，但实际上仍然是以告知之时为生效时间的[1]（P134）。在立法上规定以告知之时为行政行为的生效之时，也得到了判例的普遍支持。在日本，最高法院于昭和29年8月24日和昭和57年7月15日的判决，都确认了这一生效制度[2]（P119）。

告知，指行政主体应履行告知义务，以便让行政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告知之时，并不是指告诉之时，而是指受告知人即相对人知悉、知道之时。在我国法律中的表述一般为“收到通知之日”[3].但是，收到通知之时，必须是相对人或相对人所委托的人收到通知之时。否则，不能视为已经告知，行政行为还不能发生法律效力[4].告知之时生效，意味着行政行为只有在告知相对人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只能对所告知的人发生法律效力，只能以告知的内容为限度发生法律效力。并且，在没有告知时，行政行为以相对人真正知道之时起生效[5].

在张培荣诉阿克苏地区公安处案中，原告于1992年7月25日因与税务人员发生冲突而被阿克苏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送进了行政拘留所。7月29日，阿克苏市公安局向原告送达了拘留10日的裁决书，并告知原告可在5日内向被告申诉（申请复议）。原告于当日书写了申诉材料后，交给了派出所民警。该民警未将原告的申诉材料递交被告。原告于8月9日被释放后，又于当日向被告提出申诉。被告认为原告的申诉已超过时效，决定不予受理。法院经审理，撤销了被告的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复议决定[6].在该案中，阿克苏市公安局的拘留行为是在7月25日作出的。对此，原告也是明知的。因此，该拘留行为从7月25日起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但仅以该行为内容为限度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在该行为中，并未包含复议申请权和诉权等内容，因而也不能以此内容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复议申请权是阿克苏市公安局在7月29日告知原告的。因此，这一项内容只能从7月29日起对原告发生法律效力。

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是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双方法律行为，基于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因此，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是投保人和保险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过程，与其他合同的订立一样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步骤。

一、人身保险合同要约之方式

1.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是人身保险合同要约的一般形式

投保单它是由投保人填写的，向保险人提出投保要求的一种正式单证，投保人只能在投保单所限制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主观要求。现实中，人身保险交易都由保险中介人完成，签发保险单的保险人与购买寿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并不直接联系，因此，投保单成为他们之间交易信息的承载工具。人身保险投保单并非千篇一律，各保险人有选择的余地。但应包括以下这些最基本的内容:①有关险种的具体事项;②有关被保险人的详细情况;③保险人应向投保人陈述的事实。

实践中，人身保险合同都以投保人填具投保单为要约，作为要约，投保单的内容就不能仅仅表达投保人购买寿险的愿意，其内容必须具体、确定，这样才能使保险人有作出承诺的可能，否则只能构成要约邀请。但投保单作为要约的法律效力与一般要约不同，一般要约对被要约人没有约束力，被要约人可以作出承诺、反要约或拒绝，或对其置之不理，但投保单却要求作为被要约人的保险人在合理时间内对其进行处置，并及时通知投保人。否则，保险人可能因此而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在投保人在填具投保单的同时，交付了保险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作为要约的投保单的撤回，必须在保险人作出承诺，即签发保单以前实施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保险人签发保单或在投保单上核保签章作出承诺，则投保人不能撤回，要终止合同只能按退保处理。

内容提要：作者在深入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民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态度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就合意与债权合意在交易中的地位、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法律对法律行为本质的认识等因素对合同成立生效区分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意义、合同的不成立与被撤销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我国《合同法》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法理基础及《合同法》相关规定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合同成立，生效，意思表示，撤销

一般认为，合同成立是合同订立的结果，即双方当事人完成合意的客观状态。合同是否成立意味着合同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合同的生效是指合同效力的发生[1].随着《合同法》的出台及我国民法学界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深入探讨，应当区分合同成立与生效已经成为我国民法学界的共识。[2]学者们普遍认为，合同的存在与否是判断合同是否生效的前提，也是合同的履行、变更、终止以及确定合同责任的前提。但衡诸各主要民法典，鲜见对之进行严格区分者；我国学者的论述亦多从区分无效与不成立的意义着手来立论，对合同的撤销与不成立的关系、合同成立与生效之关系在民法体系中受哪些因素制约等问题探讨较少，因此有必要结合国外主要民法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态度及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从民法体系的宏观视角上对合同成立与生效区分的缘由及意义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合同成立生效的区分与合意

合同是交易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之下，“你给则我与”为基本规则，加之任何人不得处分他人之权益，因此，需要通过双方的合意各自让渡自己的利益才能获得他人的对待给付，从而完成交易。由于现代交易往往要求合意的完成与其实际的履行在时空上相分离，这就需要法律对合意赋予法律拘束力，从而维系信用，使合意目的的实现获得了法律上之力。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合同，其最根本之点就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合意。在合意未与实际的履行相分离并获得独立法律地位的情况下，讨论合同成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早期的交易形式并非现代人所熟悉的合同。在古代法上，对于一项交易，其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并非仅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可完成。例如，尽管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将合同定义为“由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但事实上，由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在交易较少的情况下，鉴于信用的缺失，在交易时客观上需要而且当事人也只能通过即时的交付来完成彼此所有权的让渡。因此，在绝大部分交易中，单纯的合意并不能产生法律的拘束力。早期罗马法中，交易的法律形式主要表现为要式买卖（mancipatio）、拟诉弃权（iniurecessio）和耐克逊（nextium）。[3]然而，后世法学家往往将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列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而非合同。因为，这二者中合意与对合意的履行并不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它们直接结合为一项要式交易行为，在此种行为之外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的观念。[4]换言之，交易的完成不仅需要合意，还需要实际的履行，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硬将之视为一个合同的话，那么这里的“合同”，其成立、生效与履行是一并进行、无法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