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范文10篇

提要：生态话语分析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强调“生态哲学观”在话语分析中的指导作用。论文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指出其3个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在此基础上，论文系统阐释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在判定语篇生态属性和引导人们日常行为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鉴于生态哲学观与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均属哲学范畴，其研究边界并不清晰，因此论文分别从阶级性、观念性和现实性3方面阐述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的相同点。同时论文也从研究视角、社会语境层面以及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区别生态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以厘清二者关系，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一、生态理性的起源及国内外主要观点

“生态”的词源可追溯于希腊语的“house”或者“environment”，起初是指家或者人们所处的环境，后来“生态”一词发展成为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性”是人类通过思考做出的合理行为的能力，因此，生态理性即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下做出的符合理性的行为能力。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并非能够直接实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尤其在心智方面还存在着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本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人类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往往走向暂时趋利于人类的道路，在不断的试探中总结经验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由此看来，生态理性反映了人类的受动性和主动性在与环境的反复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能力。国外关于生态理性内涵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雷泽克认为生态理性指人类与环境构成相互依存和协调的系统结构，并且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下使系统向低熵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高序的稳定系统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应该合理的控制自身行为，以可持续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1]。第二，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理性是基于生态条件的经济活动的效能限度，它反映的是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的意识形态[2]。吉仁泽等人强调了人类的认知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人类做出反馈于环境信息结构的合理行为策略[3]。第三，哈耶克和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体现了人类在自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深深的植根于在此之中的个人，由此影响着人类对待生态系统的行为，它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形塑作用[4]。国内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唐代兴指出现代人类文明所沾沾自喜的由科学理性构建出的新技术革命文化，其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因此，要应对形势窘迫的生态危机，必须突破科学理性的瓶颈，构建生态理性[5]。种海峰认为生态理性是对人类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即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性思辨，将人类文明实践引向新的方向，是人类文化理性进步的体现[6]。牛庆燕认为生态理性的思维范式包含三个层面：生态理性是系统有机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事实与价值相契合的思维范式[7]。因此，总结国内外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理性是现代人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约束和指导自我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真切眷注。这是一种追求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理性,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它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的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会引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

二、生态理性、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逻辑关联

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过度追逐资本会导致工具理性的猖獗，并逐步建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理性形态，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最终引起生态问题进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栖息、繁衍和发展的根基，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水、大气、土地等自然资源，但是部分自然资源的增长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当这种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时，就会反向成为人类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应该看到，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都是基于充沛的自然资源，并且因为环境危机而淘汰的人类文明也比比皆是。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起始的人口膨胀导致居住环境恶化，产生土地沙漠化、森林破坏、动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进而直接使该区域的人口急剧下降。因此，和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让人们反思现有理性形式的可行性，以生态理性为基础思维范式建构的哲学体系推动了全新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首先，生态理性指导着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促使我们对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中形成的现代化工业文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生态理性在人类的反思与批判中应运而生，是对工业文明下人类观念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一是哲学自然观的转向，工业革命催生的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主从关系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转变；二是生产范式的转变，即从以现代科学为知识资源的征服性技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向可再生环境技术转变,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三是发展理念与目标转向，生态理性下人类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单一效益，而是权衡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抛弃财富至上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态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孕育了生态哲学，促使人类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为文明的发展方向予以哲学思考。其次，生态哲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之基与实践之源。生态哲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指导绿色运动的开展，又不断的发展生态哲学自身，以至于逐渐走向成熟。从生态哲学的内核来看，它颠覆了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而是以人与自然共处的有机生态观作为理论核心。生态哲学的发展为我们系统地认识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德国哲学家萨克塞认为，人类在深入探究生态问题之后，逐渐跳出了追逐客观物质欲望的深渊，推动了现代社会人生意义迈向更高境界[8]。毋庸置疑，生态问题关乎人类命运的延续，面对生态问题，就是人类理性深刻思考人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及其前途命运进行深刻反思，在工业文明穷途末路之际，人类必然会重新思考工具理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哲学的引导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实践路径。最后，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理性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与最终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也能更好地推动生态理性的扩展觉醒、生态哲学的不断完善。西方现性的精神启蒙无不散发着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是在人类通往自由彼岸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与此同时，人类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以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强弱为划分，在现性以从必然实现自由的思想引导下，不断刺激人类增强自身控制自然之力，并最终完全实现支配自然。因此，工业文明的思维范式就是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结合后的无限谋利理念，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其哲学基础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生态理性思维范式引领下、在生态哲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实践行为，是生态理性觉醒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同时，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也能更好地完善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发展。因此，生态理性、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生态理性是思维范式先导，它的觉醒能够促使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哲学基础进行反思，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生态哲学是理论实践基础，它是在生态理性引导下对工业文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批判；生态文明是终极价值归宿，也是生态理性觉醒与生态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反过来促使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完善。

三、探寻生态理性的实践路径，推动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首先，应当塑造和培育生态理性的人格。理性是人所独有的能力，生态理性最终必须转化为生态理性人格（生态人）。相较受生物本性和自然本性驱使的“自然人”，生态人更强调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体性；同时，相比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单面人”，生态人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对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态价值和社会意义；与经济理性支配而形成的“经济理性人”相比，它要求人类承担起保护自然的历史任务。因此，我们需要完成生态理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让生态理性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滋养，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生态理性的社会实践。总而言之，培育和发展生态理性，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次，应当构建和弘扬生态经济理性。生态经济理性就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物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弘扬生态经济理性，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粗放式生产模式，尽可能降低能耗、环境污染而获得高质量的经济产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也只有充分考虑生态效益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再次，应当审视和彰显生态科技理性，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生态理性融入科技理性中去。首先，要求人类必须扭转形而上的机械自然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调解人与自然有机系统的内部矛盾。其次，要求我们实现科技价值观念的生态转向，将生态价值尤其是生态道德引入到科技理性中，以此维护人在自然实践中的合理行为。同时，要依靠21世纪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实现科技体系的绿色化生态化发展。21世纪以新一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科技与产业变革在众多领域都将实现生态化、智能化的转向，这也是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最后，在工具技术理性和生态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目前，我们将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多是推给了工具理性，然而适当尺度的工具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中力量，之所以导致生态危机，是资本与工具理性的深层缠绕，致使工具理性失去限度。在资本的操纵下，人类逐渐丧失了主体性，被裹挟着追求无限增长的物质欲望，生态危机也就从中“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生态危机造成的危害促使人类反省对待自然的粗暴行径，生态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开始重新思考工具技术理性。相比而言，生态理性是新生儿，思想体系还尚未成熟，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技术理性框架。但是，理论总是在实践中才能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生态理性也会随时代的发展得到修正，一旦新的思想发展成熟，旧的问题就会消失。

一、生态哲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是工业文明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一个世纪，社会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飞速发展，全球人口持续膨胀，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这些所谓的繁荣景象相对来说都是局部的，是有代价的，那便是大气水体污染、地球增温、土壤侵蚀、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人类已经被迫沦落到四面楚歌、危机重重的地步了，生存环境不断地变得恶化。大自然不再像往日那样温顺地按照人类想要的方式发展，于是它便开始疯狂地向人类报复，生态严重破坏、环境不断污染、资源日益变得枯竭，从而导致大自然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这时人类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改造和征服自然，应该尊重和保护大自然，和大自然平等和谐地相处。与此同时，人类为此而采取了大量而广泛的行动，爆发了一场又一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旨的生态运动。紧接着生存的本能使得一些有识之士透过由于人类行为而导致环境问题的表面现象，从哲学的高度以批判的精神和反思的态度去审视人们自身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进而去研究和探寻引起生态危机的本质原因，从而可以探索出关于人与自然的在未来的关系。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人类想要向前进步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有关这方面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自身的文化命运，不仅为人类的当代同时也为下一代的文化创造注入了新的动力。当今，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反思，我们应该从哲学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自然、社会、人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人类应该怎样更好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刻启发。改进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缓解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系统和谐平衡有序，这便是生态哲学的终极目标。

二、生态哲学的内涵

生态哲学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体系，分别由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哲学认识论、生态哲学价值论和生态哲学方法论这四个部分有机构成。生态哲学本体论是生态哲学最根本的问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世界既不仅仅指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单纯指人类世界，而指的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社会—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既表现为自然的人化，也表现为人的自然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态哲学认识论突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世界中心，而是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中的组成部分，与自然是相互联系、影响与依附的关系，共同构成世界乃至宇宙的有机整体。生态哲学价值论则认为自然不仅具有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的外在价值，或者叫做工具价值，还具有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人类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只有在正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相统一后，才可能促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哲学方法论主张用生态思维，即生态观点来认识和解决问题。提倡人们用辨证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以及其他生物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核心价值。

三、东方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是以对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反思为主。再加上我国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对气候、天气的依靠性很大，因此“天人合一”作为我国哲学的基本内核，贯穿始终，超越时空，并且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成深层内涵：一直在追求和执着于宇宙自然与社会人生的亲和、统一的境界。同时，作为一种精神观念已经融入进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学艺术中，融入进了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方式中，从而形成了代表我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如“天人相参”的思想。儒家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相处，认为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是协调统一的。在儒家学者看来，人作为自然界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与自然对立，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道家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与儒家强调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同，认为人必须遵从顺应自然。老子的相关思想理念是最接近生态伦理的，他最先表达了有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天、地、人三才都统一于“道”也即自然，从而提出了“齐同万物”的观点和“重人贵生”的理念，同时从宇宙的整体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佛教虽起源于印度，但是却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其中汉传佛教便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相融合的最好例证。佛教中的“缘起论”阐释出的“整体共生”的生态观便是以系统性、相关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认为自然万物与人之间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彼此依存、互及互入的关系。

【摘要】当代人类的全部生存危机产生的根源是无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支撑力，是其观念理性向理性的共谋；它的基本思想是人类中心论、物质幸福目的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物质霸权主义行动纲领和技术理性行动原则。21世纪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的危险处境，必须创建起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支撑的、融会贯通人类精神原创智慧、体现人类精神要求和人类未来方向的限度论哲学思想，这一新型哲学思想的整体认知方向是“万物有灵”，其基本生存法则是生生不息，其生存目标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幸福观；其行动纲领和行动原则是（、社会、人文）环境生态主义和（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当代与后代之）整体互动原则。

【关键词】限度论生态理性生生精神限度生存限度生存原则

在地球上，人以及所有生命既生存在一个无始无终的宇宙之中，又生存在一个有边有限的世界里，这是因为，整体之于个体始终是无限度的，而个体之于整体则永远是限度化的。生命、物种、人以及地球之于世界，始终是个体之于整体，所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限度的世界，当我们的行为与活动超出了世界所给予的限度，必然导致整个世界生态失去平衡――而形成生命存在的灾难性根源。本文即是从此出发，通过在考察形成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无限度论认知－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尝试重建限度地存在的生存观、伦理理想和行动原则，以为当代人类消解生态危机提供新的视野、态度和。

一、无限度化生存的当代危机

自近代革命以来几百年间，由于其无限度化的生存追求，累积出当代人类全球化生态危机。这种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首先表现为生命系统出现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生命的这种多样性锐减状态和非平衡化的分离状态直接来源于：(1)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对动物世界的生命予以狂捕滥杀；(2)生命的故乡――森林，日益变成了沙漠；(3)污染和生活污染对生命系统的全方位侵袭：这些大量排放的污染不仅使水变成了有毒物质，而且更空气变得不干净与不清洁：“由于人们不再拥有清洁的空气，只得把清洁空气包装起来送给他们。在城市中安装起像电话间的氧气室，使居民可以花钱呼吸氧气。这难道就是明天所有城市将出现的情景吗？我们是不是如此地破坏了自然给予我们的遗产，因而我们将死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1］(4)化学药品和化学工业品的广泛使用，使人生活在一个“癌变的世界中”［2］

其次，整个地球上的生存资源系统遭到根基性的破坏，生命与生命之间、资源与资源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性，使它们之间的活力消失或生命停止：“环境危机就是个标志：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他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3］

《易传》是由十篇不同文字组成的解《易》的著作系统，包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究天人之际”，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思路。应当说，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在《易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哲学思维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在《易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人们把这种有机整体观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这种和谐统一是建立在《易传》的生命哲学之上的，这种生命哲学有其特殊意义，生态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

讲“天人之际”首先必须讲“天”，但“天”究竟是什么？历来有争议。在《易传》中，明显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从《易传》各篇的论述来看，答案似乎是明确的。

《易传》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对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个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体上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似与天文学、宇宙学有关；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气层，似与气象学有关。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易传》中都有论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风、雷、雨、露，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在谈到“天”之诸象时，都与生命现象有关，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传》）、“天地变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则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个自然界。在《易传》看来，天地间的万物皆“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顺承天”，因此，天能够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传》中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地与天相对而言，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能够离开大地的，天空中飞鸟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传》称之为“易之门”，“易之蕴”，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就是讲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蕴涵，这是一个分析的命题。正如《系辞上》所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传》不仅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称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才是《易传》“自然观”的特点。它是从人的生命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坤卦之《象传》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为如此，《说卦传》将乾、坤二卦视为父母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这所谓“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这个大父母，不是指人类家庭中的父母，是讲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讲人类自身的血缘关系。当然，这里的父、母二字是从人类引伸而来的，因此有人说《易传》对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种“拟人化”、“移情说”，并进而归结为原始神秘主义。

我们说，这种比拟确实具有某种“原始性”，因为它是从人类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这说成是人与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义，则是有问题的。因为《易传》不仅明确区分了人与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学说（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肯定了人的主体精神。《易传》讲天人关系，常常用比拟的方法，（“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类”、“拟议”等等），这里有深刻的哲学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学语言或认识沦的逻辑语言所能说明。因为它处处都关心生命问题，关心人的问题，讲自然界也是从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关系立论的，不是将自然界单纯地看作一个“对象”。

摘要:近年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仅带来了文明，也对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也使人类与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人们开始考虑把居住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随之提出了绿色设计。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现代空间设计水准和理念的不断提升，在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而言，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是对于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家居空间设计的绿色生态设计理念遵循着美学、光学、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与原则。绿色生态设计理念本身反映着生态美学的和谐生态价值观，反映着建筑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体现着科技发展与科学发展的统一。

关键词:绿色生态设计;哲学;和谐;文化;发展

绿色室内设计是以保护地球生态和对人类生活生存环境为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设计，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地球的负载，并使得人类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健康。在进行室内设计时，利用自然的元素与天然的材料来创造自然质朴的室内环境，在此过程中注重强调自然材质肌理的运用，着重表现纤维植物、竹类、木材和金属等。对于那些含有对人类身体有伤害的放射性材料一律禁止使用，像含苯的石膏板、涂料或者是含甲醛的粘胶剂等这些都是不允许出现的。

一、室内绿色生态设计的兴起的价值原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保理念的提高，我们对环保和室内设计的结合越来越重视。这些体现最为显著的是人们对自己居住空间材料的运用以及居住环境的设计。现代建筑和设计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逐渐脱离人的主体性的价值准则，而成为追逐利益的工具。狭窄、单调的家居空间设计不但不会带来身心的休整，反而压抑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建筑本质的回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居空间设计的人本性，现实表现为人们开始注重选择使用环保的木地板以及很多的实木家具，摒弃了传统的大芯板、压缩板、胶合板等一些威胁我们健康的材料。据调查研究表明，人待在室内的时间是最长的，大约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所以人们对于室内空间环境的要求有很大提高，虽然科技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让人类的生活也变的便捷。但我们在享受有利的一面的同时也要接受不利的一面，我们所使用的装修材料、家具、油漆等都会散发很多有毒的气体，严重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

二、家居空间中绿色生态设计的哲学理念

今天，当人类面临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时候，人们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持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扩展道德功能的领域，把传统道德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关系，重视道德保护环境、保护自然的功能。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和西方生态伦理构建过程中的东方转向和，说明中国传统生态哲学队当代生态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

一、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兴起及其东方转向

现代生态伦理学是在人们反思人的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生态伦理学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苦乐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1864年，美国学者乔治•帕金•玛什在《人与自然》一书中首次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自然保护问题。1923年史韦兹出版《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后来又提出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一些生物，要求对所有生物行善。（《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1933年，莱奥波尔德（AldoLeopold）发表了《大地伦理学》一文，提出将伦理作为辅助手段管理自然，拓展传统伦理学到自然领域的观点，并在1949年出版的《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生态伦理学的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人与大地的关系，人为人是自然界共同体的成员，应该承认人以外的实体固有的权利，并且确立了生态伦理的科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上个世纪6、7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带来的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更广泛共识的形成和世界生态运动的深入，生态伦理思想也走向系统化。1979年，哈格洛福、罗尔斯顿等人创立了《环境伦理学》学刊，成为该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牌。1986年泰勒(P•W•Taylor)的《尊重自然》一书问世，他主张生命体由于各具其“固有的价值”，自然界的存在并不简单地是我们开发利用的对象，也不能将自然生物仅仅当作是我们利用和消费的资源。美国学者罗尔斯顿1986年出版了《哲学走向荒野》一书，论证了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性，呼吁应当将所有地球上的自然存在——大气层、岩石圈、地质层、生态圈等都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价值和生存权利的存在，应当将道德权利赋予这些存在物。纳什（R•F•Nash）在1989年出版的《自然的权利》著作中指出权利不是人的特权，还应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无机物体。1992年日本伦理学家丸山竹秋发表《地球人的地球伦理》一文，提出地球伦理学以人的生存和地球要素（环境保护）为最大和最终目标。生态环境伦理道德的建构，标志着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它超越了以往狭獈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积极扩展伦理的范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到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新时代人类处理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新视角、新思想，也是人类道德的新境界。在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过程中，学者们不断反思西方文明模式，反思人对自然的粗暴统治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西方文化主流中的主客二元分立的本体论、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以现代环境运动作为其现实基础，以现代生态学作为其科学依据，以后现代主义及其它人文主义的思想作为其理论来源，力图建立一种包括人、自然乃至宇宙在内的整体主义的生态价值观，用生态伦理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构筑现代生态伦理的过程中，由于看到西方主流思维方式的狭隘性，现代生态伦理学家在寻求构筑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时，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他们认为东方文化特别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著名学者F.卡普拉(F.Capra1938——)认为佛教、道家、儒家、禅宗等中深蕴有各种生态智慧，他曾说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评价“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来，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兹和罗尔斯顿等也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尊崇自然、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老子、庄子、孔子、荀子、墨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名字及其有关著述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施韦兹说：“属于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老子(公元前6世纪)学派的列子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的差别不很大，即没有象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杨朱(应是‘程朱’，指程颢、程颐、朱熹)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主席、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东方传统文化思想对伦理学的理论突破有所帮助，“在这方面似乎东方很有前途。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东方这种思想没有事实和价值之间或者人和自然之间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为工具的价值,这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增加的价值。自然界只是人类开发的一种资源。但是禅学不以人类为中心的。它不鼓励剥削资源。禅宗佛教懂得,我们要给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去剥夺个体在宇中的特殊意义。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学和生命的神圣统一起来。”

源于西方的生态伦理学的这种转向，说明了我国传统生态哲学思想和现代生态伦理追求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挖掘和梳理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思想，能够对现代生态伦理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启发。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道、释、法、墨各家都有深厚的思想资源，尽管各家学说分立，但是也有着共同的特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关注生态、珍惜生命。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崇尚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基本精神，对人与环境关系的高度重视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生态传统。

摘要:将生态文明拆分来看，生态是自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联系，是按照自然规律发展的;而文明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积极成果。生态本身无所谓文不文明，只有当它与文明相结合之后才具有人学意义。从这个角度看生态问题就是人类问题，所以从人学的角度进行审视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人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是人，从人学角度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反思生态困境、构建生态文明理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反思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困境出发，寻找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人学依据，最终将生态文明理论进行人学意义上的创新实践。

1对工业文明的生态反思

1．1工业文明背景下生态观的人学依据。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人与自然并不分开谈及，更无所谓与人分开的自然概念。工业文明出现之后，人与自然相分离，人类变成与自然相对的理性存在物，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工业文明以来最核心思想。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在这个宇宙中人类才是至尊荣耀的，拥有绝对目的主体和绝对理性主体两个身份，而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具备有用性的一种客观实在［1］。这种界定彰显出人类中心主义以满足人类利益为中心任务，内在包含利己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误区，下面逐一说明。1．2利己主义生态人学观。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尖锐、人与自然关系不断紧张，人类中心主义并不像过去那样对自然进行强力控制，而是变成“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即反对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个体化利益和绝对化利益，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中心评价行为正当与否并主张对自然进行适度合理开发。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因为它改变了以往对待自然狂妄态度。但不得不承认弱式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没有改变以利己主义为核心规定人进而规定自然界的价值观。除此之外，以利己主义规定人的人类中心主义还面临两个困境:第一，以利己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是否能真正保护自然环境?不论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核心都是以利益为中心并对自然加以控制。其实我们并不纠结于是否以人类为中心，而是纠结于“利益”作为衡量道德善恶的标准。如果利益二字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虽然存在人类理性力量调和，但这种以利益作为追逐对象的人类只能是利己主义、具有生物性质的人［2］。如此一来，不论一个人有多么高尚，离开了利益也就失去了保护自然的动机，自然界也就无法逃脱沦为人类利益附属品的命运。第二，以利己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是否真正带来人类社会行为进步?事实证明，世俗、奢侈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滋生出奢侈消费的种子。奢侈，就像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随着他的出世，资本主义也随之产生［3］。工业文明带来消费社会，而利己主义形成奢侈生活方式向各个社会阶层蔓延。这种奢侈消费伴随奢侈需要，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更大规模进行索取。利己主义看似满足人类需求，成为人类发展更高级表征，实际却为人类酿造更大灾难，这并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1．3整体主义生态人学观。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看似有理，实际却大大超出具体利益，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体现在，真实可触碰的利益都是具体的，而抽象、超越局部利益的人类整体利益并不存在。想让人类活动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消除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对立，只有消灭生产、生活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在今天并不现实［4］。现实中存在很多具有差异性和相互抗争性的不同利益主体，他们更愿意从实实在在的特殊利益与短期利益而不是抽象整体利益出发来处理环境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少数人靠多数人的劳动满足自身需要，这些少数人得到发展权;而那些多数人，他们却要为迫切需要的东西进行斗争，实质上，多数人发展可能性被耽搁了，能真正受益、垄断发展的只是少数人［5］。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相互推诿、呼喊着“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口号掩盖弱势群体的声音、隐藏资源分配不公事实，人类整体主义所代表的正是这部分人的利益。必须明确，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资源为代价获得本国发展是极不道德的，他们对自身错误并不自知，反而更加蛮横责难发展中国家减缓甚至停滞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整体主义就成为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依据，历史也已证明这一点。所以整体主义并不能真正立足人类整体改善生态环境。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的人学维度

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生活化教育”的境界是生态的，《学记》中所说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境界是生态的，肖川先生所说的“唤醒沉睡的潜能，激活封存的记忆，开启幽闭的心智，放飞囚禁的情愫”的境界也是生态的。新课程背景之下，一切的教学活动都应该是和谐的、互动的、生态的，高中化学教育也不例外。它应是以“对话”为载体，以沟通与交流为基本特征的动态行为。生态化学教育理念下的“对话”其实只是一个隐喻，意思是使师生保持一种平等、合作、探究的精神，在对化学未知领域与对象的探索中，通过合作交流、激发提升，从而达到拓展视野空间、优化认知结构、升华人生境界的功效，并在对化学教育问题的追问中发展为一门“教育哲学”。教育生态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英美等国家兴起的新兴边缘学科。生态学原本只是属于自然生态学的范畴，后来，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从自然科学领域延展运用到教育科学领域。“生态化学”则又是教育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它是由教师、学生、教学资源、教学信息流、教学手段等多要素构成的一个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和一定结构的基本系统。这其中“对话”为师生、生生、生本交互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的条件，使得新课程下的高中化学学习过程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富于创造性的“视界交融”过程。“对话”———作为一种平等互动的课堂认知方式，最好地契合了“生态化学”的本义，相对于传统的“独白式”教学而言，广义的对话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化学教学模式、方法或技术，而是一种融教学价值观、知识观与方法论于一体的教学哲学。对话是教学主体之间思维的碰撞，智慧的交锋，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活动。有效的化学学习就是通过思想与思想的撞击，情感与情感的交流，知识与知识的链接来达成的。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创造力被激发，智慧的火花被点燃。

一、“对话”是生态化学课堂实施的新需要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也就是说教育不像一部有序运转的机器，而更像是有机的生态系统。既然是生态系统，那就是有生命的、动态的、结构多元的……随着高中化学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教学更多地开始关注学生的生存方式、关注学生的心理世界、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关注学生心智发展特点，而对话教学能够比较好地将这些对学生的种种“关注”统一在具体的教学中。变教材、教本为对话文本和沟通桥梁，使新课程下的高中化学教学真正走进对话时代。

1.“对话”是生态化学教学模式变革的需要新课程背景下对化学教育真谛的深度追寻，教学价值观念的嬗变，迫使人们重构具有新课程理念的课堂教学模式。高中化学新课程改革在教学论层面上，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改变传统化学教学中以“讲授法”为主导地位的教学，引入如“实验法”、“探究法”、“情境体验法”等，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培养能“自主学习、终身学习、和谐发展的人”作为最重要目标。生态化学观就是要“让课堂回归自然，组织一个健康的课堂生态系统，不仅给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机会，也给予学生可持续发展、终身发展的机会。”在课堂生态系统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是民主的、平等的“对话”关系，并通过“对话”来维持良好的学习生态，让课堂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使学生在动态开放的过程中发挥潜能、体验自我价值。

2.“对话”是生态化学有效教学实施的需要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应当是一种有效互动，是化学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这也是“对话”型化学生态课堂的建立依据。生态化学下的课堂是教师、学生、教学资源之间的对话过程，尽管当下的化学课堂已经开始关注师生的对话，但还普遍存在着对话重心知识化、内容预设化、过程形式化等弊端，使化学课堂教学很难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学习的有效性首先体现在学生是否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以保证知识的主动建构，课堂中如抛出“浓、稀硫酸鉴别思路和解决策略”等能让学生充分对话的问题，就可以有效地激发起他们的思维。生态化学理念主张课堂实施对话教学，强调通过对话使得学生创新知识、生成个性、丰满人性，顺应高中化学新课程以“对话文化”为主导的教学哲学。

3.“对话”是生态化学教学价值体现的需要生态课堂是师生一道来重新“发现”科学真理的平台，是课堂教学价值的必然体现。新课程下化学知识学习的过程不是把别人的“现成知识”接受下来，而是把知识变成探究对象，在解决理智问题与生活世界中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思想和体验。因此，生态化学理念下真正的知识学习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必然伴随学生新思想、新体验的诞生，是创造新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化学从感性向理性的华丽转身使得“对话”不再仅仅流于形式，而是成为了一种心灵的对视和沟通。如“化学教学中常见的中毒事故和你的感悟”对话话题，能让学生从传统课堂的“无话可说，无话想说”，到民主课堂的“有话可说，有话想说”，再到生态课堂的“有话敢说，有话会说，”这既有助于知识的创造，又是知识本性的必然要求。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说“没有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教育”。对话作为一种教育精神和原则，使新课程下化学教学的要素在对话中被赋予了创新的意义。

【摘要】中西生态伦理比较研究实质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生态领域的对垒，不能预设前提，只能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才有比较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上观点出发，探讨下中西生态伦理的思辩性。

【关键词】生态伦理;第一性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是人类在生物界的特权，脱离人类就不存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会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存在，当然这个定义不是哲学概念里的物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中西生态伦理观念的差异，本质上还是哲学基本问题。

1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

当下，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生态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界表现为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执，争论的实质是以什么为标准和参照系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1狗在中西伦理观念中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