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范文10篇
时间:2024-03-12 20:57:01
导语:这里是公务员之家根据多年的文秘经验,为你推荐的十篇生态修复范文,还可以咨询客服老师获取更多原创文章,欢迎参考。
生态修复的概念研究论文
1生态修复相关的重要概念和理论
1.1环境与生态
广义上讲,环境是人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如现代人居环境即为广义的环境概念;狭义上讲,环境是影响有机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理条件的总和。生态系统简称生态,是有生命的主体(包括人类)与无生命的客体的总和。研究有机生命体与无机环境关系的科学称为生态学,研究生命体以外的无机环境的科学称为环境学。生态修复的研究与实践离不开环境学和生态学,而后者尤为重要。
1.2生态环境与环境生态
生态包括环境,“生态环境”的说法是不科学和难以理解的,可以牵强地理解为与生命体最密切相关的环境。我国所谓的生态环境实际就是生态,准确地讲“生态环境建设”应为“生态建设”[1]。生态修复是对生态系统的修复,故不能称为生态环境修复。
环境虽然是无机的,但完全从无机角度理解环境是不完整的。特别是自然环境,本身是生物体或生物群体周围的整体状况,只有应用生态学原理研究、认识和理解环境,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环境生态学。环境生态作为概念不易理解,但环境生态学无疑是科学的,他对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海水养殖污染与生态修复策略
海水养殖是指利用天然海水进行鱼、虾、贝、藻等经济海产品的养殖活动。海水养殖根据养殖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网箱养殖、池塘养殖、筏式养殖、吊笼养殖和底播养殖等。随着海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近海渔业资源的衰竭,海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海水养殖已成为获取海产品的重要方式。海水养殖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饵料及治疗性药物以促进鱼类等快速成长。由于海水养殖生态系统结构较为简单,生态效率低下,这些输入的物质和能量无法被充分地循环利用,给养殖海域生态环境健康造成了较大的影响[1]。海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质主要有营养盐、有机质、重金属及抗生素等药物。这些污染物质主要通过残饵、排泄物、化学药物等形式排入养殖海域中。有研究表明,海水养殖污染不仅降低了养殖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还威胁着养殖生物质量与食用安全。海水养殖已是我国近岸海域重要污染源之一,并成为制约我国海水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2]。开展养殖海域生态修复,科学、合理、有效地治理海水养殖污染已迫在眉睫。
1海水养殖污染物类型及生态影响
1.1有机质及营养盐污染。海水养殖中产生的有机质污染与营养盐污染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且在需要大量投饵的网箱养殖、池塘鱼虾养殖中较为常见。在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中,渔民通常采取提高投饵率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鱼类等养殖生物仅摄食部分饵料,导致大量未能有效利用的残饵和鱼类粪便等有机质在养殖区沉积物中大量累积,使养殖海域悬浮颗粒物的沉降通量显著增加,海域底质环境发生改变,海水水质质量下降。研究发现,每养殖1t鱼,将向海洋中输入9104.57kg的悬浮固体、843.20kg的颗粒有机物、235.40kg生化需氧量、36.41kg氨氮、4.95kg亚硝态氮、6.73kg硝态氮、2.57kg正磷酸盐磷[3]。这些悬浮颗粒物和营养盐的输入直接导致了网箱养殖区沉积物及水体中有机质和营养盐含量的快速升高。有研究发现,海水网箱养殖区沉积物有机碳含量显著高于对照区,超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约90.9%[4]。蒋增杰等[5]进一步对养殖区有机质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发现网箱养殖区养殖源有机质平均比例为56.88%,其中,网箱正下方比例可高达87.88%。Yokoyama等[6]研究则发现,网箱养殖区沉积物中养殖源有机质的比例为40.7%,其中残饵为28.8%,鱼类粪便为11.9%。可见,海水网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质输入对养殖底质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有机污染。由于潮流影响以及野生鱼类觅食扰动,网箱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质还容易被带到周边海域,影响周边海域沉积物的理化性质,其扩散范围可达300~500m[5-6]。这些网箱养殖源有机质的输入不仅会改变养殖海域水体化学因子的垂直分布特征,其在降解过程中还将持续释放溶解性有机质、氮、磷等化合物,导致养殖海域周边水体有机负荷增加,加速养殖海域富营养化[7-9]。有机质降解需要消耗大量的溶解氧,将使养殖底质环境长时间处于厌氧还原状态,滋生有害病原体,引起硫化物含量升高,对海洋生物生长、繁殖产生影响。由于有机质的降解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导致养殖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累积性和滞后性,也使得当外源营养盐输入得到控制时,由于养殖海域沉积物中有机质的降解释放大量氮、磷等元素,使水质在较长时期内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出现渔场老化现象[10-11]。此外,还有研究指出,高密度的海水养殖源有机质和营养盐输入为海洋赤潮发生提供了物质基础,是部分海域赤潮发生的诱因[12]。1.2重金属污染。我国海水养殖海域水体和沉积物中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Liang等[13]调查了珠江三角洲6个海水养殖区沉积物的重金属污染情况,发现养殖区的Cu、Zn、Cr、Pb含量显著高于非养殖区。韩现芹等[14]调查了天津汉沽海水养殖区重金属含量分布特征,发现超标重金属以Zn、Cu、Ni为主,分别超出三类、二类和一类海水水质标准。Wu等[15]则调查了漳江口蛤、螃蟹、对虾等池塘养殖对周边红树林湿地沉积物生态环境的影响,发现池塘养殖尾水的排放明显提高了周边红树林湿地沉积物中Cu、Cr、Cd、Pb等重金属的含量,增加了周边海洋生态系统的重金属污染风险指数。海水养殖过程中随饲料添加、有机肥使用和药剂投放等输入的重金属元素是导致海水养殖环境重金属超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国渔用配合饲料只对无机砷、Pb、Hg、Cd及Cr提出了安全限量要求,而未对Cu、Zn等动物机体所必需的微量元素作出限量要求,因此造成了这些重金属元素随饲料过量的输入到海水养殖环境中[16]。梁炽琼等[17]研究发现,我国水产配合饲料生产中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多数重金属指标未能符合相关标准限量要求。在池塘养殖中以畜禽粪尿为主的有机肥投放也是重金属的重要输入源。猪粪有机肥中Cu、Zn含量最高可分别达到1742.1mg/kg和2286.8mg/kg[18]。在池塘养殖过程中,有些养殖户还会使用含Cu和As的化合物对养殖品种进行消毒,造成重金属元素在水体及池塘底质环境中累积,并会随养殖尾水排放到周边海域中[19]。过量的重金属输入对海洋生物具有毒害作用,会影响海洋生物的生长和发育,甚至引起死亡[20]。由于重金属不可降解,海洋生物摄取的重金属将在食物链中传递,并层层富集,最终将对食用海产品的人群身体健康产生威胁[21]。此外,输入养殖海域的重金属元素还会在生物地球化学的作用下与其他物质结合,形成毒性更大的污染物质,例如甲基汞等,对水产品食用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1.3抗生素污染。海水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抗生素污染主要来源于饲料添加剂、鱼类粪便以及药物直接投放[22]。抗生素在海水养殖中主要用于疾病防治和促进养殖动物生长。由于缺乏指导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我国海水养殖中普遍存在抗生素滥用的现象。按其作用机理、化学结构和活性普,常用抗生素可以分为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四环素类、β内酰胺类、氨基糖甙类和多肽类[23]。李云莉[24]调查了我国沿海11个养殖水域沉积物的抗生素污染现状,包括鱼、虾、蟹、贝、刺参等海洋动物养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养殖区沉积物中具有较高的抗生素含量,总体上看以四环素污染最为严重,其次为磺胺类抗生素,最后为喹诺酮类抗生素。梁惜梅等[25]调查了珠江口鱼、虾、蟹养殖区抗生素污染特征,发现水体和沉积物中主要以喹诺酮类抗生素残留为主,其次为四环素类抗生素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但磺胺类抗生素未检出。说明不同养殖区域间抗生素污染有较大差异。而且在同样的养殖模式下,随着养殖时间的增加,环境中累积的抗生素总量将逐渐增加[25-26]。张瑞玲[23]通过对海水养殖环境中抗生素的来源进行分析,发现在对虾养殖中,仅有0.29%~0.33%的抗生素来源于饲料,其余绝大部分源自抗生素类药品的大量投放。此外,在这些抗生素中,约56.81%~62.17%将随养殖尾水排入大海,约35.88%~40.97%将在池塘养殖底质环境中沉积,约2%进入虾体。由此可见,海水养殖中输入的抗生素仅有少部分进入生物体和食物链中,绝大部分在水体和沉积环境中累积。海水养殖已经成为海洋抗生素污染的重要来源。有研究表明,部分抗生素对藻类、鱼类等海洋生物具有较为强烈的毒性,长期暴露会使海洋生物慢性中毒,并导致畸形或死亡[27]。抗生素还将诱导海洋环境中的细菌产生抗性基因,增强细菌的耐药性。这些耐药基因将随细菌或病原菌传递到海洋生物或人体内,产生健康风险[28]。此外,残留在水产品体内的抗生素也将最终进入人体,影响人体免疫系统,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29]。
2海水养殖污染生态修复对策措施
水产养殖污染可以通过物理、化学及生物的修复方法进行处理。物理修复主要通过投放一些多孔环境矿物材料,如活性炭、炉渣等,使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吸附在这些材料表面,以减少水体中污染物的含量[30]。物理修复方法简单、易操作,但容易引起二次污染。化学修复主要通过向水体中投放氢氧化物、碳酸化物等,使重金属离子钝化沉淀,降低其生物有效性,也可向水体中投放氧化剂,使有机质、抗生素等污染物氧化降解[30-31]。化学修复方法简单,但是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而且投入的化学物质本身存在污染问题。生物修复主要利用植物、藻类、微生物等对污染物质的吸收与降解作用,达到降低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污染物含量的目的。生物修复处理费用低、净化效果好,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还有助于恢复受损海洋生境[32-33]。由于海水养殖环境的特殊性,单纯的物理和化学的修复法对养殖水域环境影响较大,且较难以实现,因此,适宜采取以生物修复为基础的生态修复措施。目前,海水养殖可采用的生态修复技术主要有生态浮床修复、大型藻类修复和人工湿地修复。2.1生态浮床修复技术。生态浮床修复技术利用无土栽培的原理,通过在需要修复的养殖水域构建植物生存空间,以达到利用植物吸附、吸收为主的净化污染物的目的。生态浮床主要由植物、栽培基质、浮床框架和固定设施构成。因其美观而且经济、高效,通常用于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和城市河道,生态效益明显。近年来,也逐步开始应用到海水养殖污染治理中。生态浮床主要用于净化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对重金属和抗生素净化也具有一定的效果。其作用机理主要为植物对污染物质的吸收以及植物根际微生物的生化作用[34]。生态浮床的净化效果与植物的种类具有较大关系,某些植物对特定重金属还具有高效的富集作用。研究发现,海马齿、碱蓬、北美海蓬子等生态浮床对海水养殖污染具有较好的净化效果,可以明显降低水体中有机质、营养盐及重金属含量,改善养殖水体和沉积环境,促进水生生物生长,恢复养殖海域生态系统结构[35]。也有研究发现,海马齿生态浮床可以有效降低海水中悬浮颗粒物浓度[36]。生态浮床修复技术主要用于原位修复养殖海域生态环境质量。2.2大型藻类修复技术。大型藻类修复技术是指利用大型藻类的生长过程对污染物质进行吸收和转移,以削减水体中污染物含量。大型藻类修复技术操作简单,对营养盐具有较好地去除效果,对重金属元素也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利用经济价值较高的大型藻类,例如生产琼胶的优良原料江蓠等进行生态修复,还可以带来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海水养殖修复中,常用的大型藻类有海带、龙须菜、江蓠、紫菜、孔石莼、卡帕藻、红皮藻等[37]。有研究表明,每养殖1t的海带、江蓠和紫菜可分别去水体中约2.2kg、2.5kg、6.2kg的氮元素和0.3kg、0.03kg、0.6kg的磷元素[38]。大型藻类修复技术主要用于原位修复养殖海域环境质量。目前,较为广泛应用的还有鱼、虾、贝类与大型藻类共同养殖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39]。在该模式中,鱼、虾、贝等养殖过程中过量输入的有机质、营养盐及重金属元素为藻类的快速生长提供了条件,提高了藻类的生长效率和产量,为养殖户提高了经济效益,而藻类大量生长繁殖的同时,降低了养殖污染的负面影响,使养殖生态系统维持在稳定状态,增加养殖的可持续性。2.3人工湿地修复技术。人工湿地修复是指利用植物吸收、基质吸附及微生物生长代谢的综合作用,达到去除水体中的有机质、营养盐、重金属、抗生素等污染物的目的。人工湿地一般可分为表面流人工湿地和潜流人工湿地,在海水养殖中通常用于处理养殖外排水。海水养殖人工湿地修复中常用的植物有碱蓬、芦苇、秋茄、互花米草等[34]。人工湿地对水体中的污染物质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刘佳等[40]研究表明,芦苇人工湿地可以去除海水养殖外排水中50%以上的总氮、抗生素恩诺沙星和磺胺甲噁唑。王加鹏[41]研究表明,芦苇和互花米草人工湿地可以去除海水养殖外排水中90%以上的悬浮颗粒物、氨氮以及浑浊度。人工湿地技术也可用于原位修复滩涂海水养殖污染。但因植物对生境具有一定的需求,原位修复通常以红树林湿地修复为主。红树林湿地是众多海洋生物栖息与繁殖的场所,构建红树林综合养殖系统可以有效降低滩涂海水养殖水体污染,减少水产病害发生,并促进鱼类生长[42-43]。冯建祥等[44]评价了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系统的生态环境状况,研究发现红树林原位修复可显著降低养殖区营养盐和重金属含量,可有效改善修复湿地的环境质量,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红树林的长势和健康状况不如自然林。
3结论与展望
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思考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申报管理
目前,海岛管理部门对项目申请工作进行了有效管理,组织专家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提出改建意见,对于提高项目质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规范项目申报,提出以下两点建议。31进一步明确规定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深度现行的《关于启动实施2012年海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与领海基点保护工作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2〕113号中,规定了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方案编写的大纲和主要内容,对于规范项目的实施方案编写起到了较好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是,没有详细明确每一部分内容编写的深度。由于项目申报各单位对编写大纲理解的不同,编写的内容深度不一。为了全面、翔实、客观、可行地反映项目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又具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建议制订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的技术要求,明确编制深度,特别是针对项目的主要内容与技术指标、图件部分应该详细说明。目前,已经组织实施了多个海岛生态整治修复项目,基本掌握了生态整治修复内容,能够进一步提出各内容和技术指标要求。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海岛所在县级政府的意见当前,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一般由县(市)级海洋主管部门作为承担单位申报并组织实施。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很多是针对有居民海岛的整治修复。根据《海岛保护法》的规定,有居民海岛由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建议有居民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申报材料,应当征求海岛所在县级政府或项目承担单位同级政府部门的意见,并由县(市)级人民政府或项目承担单位同级政府部门出具申请方案文件申报,以便县级政府统筹管理辖区内的有居民海岛,统一安排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和支持海岛生态整治综合工作,也便于项目批复后县(市)级海洋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管理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批复后,如何进行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的验收和管理,尚未出台有关的规定,各地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都是参照其他行业项目实施,正在探索经验。本部分针对项目实施管理提出5点建议。建立和完善项目管理流程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由国家海洋局负责组织申报并同财政部进行会审后予以批复。方案编写、总支项目预算编制、项目实施的基本程序、施工图纸审查、施工过程的检查管理和技术监理、竣工验收管理等是项目实施工作的几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项目执行质量的关键。管理部门应当逐渐完善管理制度,加大管理力度,对项目任务实施管理。陆地上建设工程从申请立项到施工许可,再到工程实施和竣工验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流程,明确了管理依据和审查要件。对于新兴的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的任务实施管理,可考虑以下两种方式。(1)项目实施方案批复的同时,财政部下拨了项目经费,后续的管理流程可参照现有陆地上建设工程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如会商规划部门会审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会商建设部门会审施工图纸、审查施工合同、备案安全措施、施工许可证等,会商监理单位和建设部门进行施工监理,会商建设、规划等部门联合进行工程预检查验收等。(2)国家海洋局应当建立具有海岛特点的统一管理的流程,明确项目施工图纸、施工、监理和验收等规定,对项目进行全面管理;也可以对部分环节进行统一管理,其他环节与陆地有关管理部门合作。明确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要求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决定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的质量。目前,陆地上的建设工程,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对具体承担单位都有明确的资质和技术要求。但是,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不同于陆地上的建设工程项目,涉及岛陆及周边海域两部分,施工作业极易受到天气、交通的制约,造成项目实施难度大、成本多、危险系数高等诸多不利制约因素,部分整治修复内容,如岛陆植被修复、沿岸防波堤建设、植被保护绿化等,都需要考虑耐海水、海风腐蚀和海洋性气候因素,项目实施的风险较大,不确定性较高。应当根据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属性的特点,以工程量或投入经费为标准,明确提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的资质要求,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建立完善的项目档案材料项目档案记录了项目立项、实施、竣工的全过程,而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和声像等是项目档案管理最有效的载体,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也是对海岛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实施效果的最好见证和检验。对于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除了与一般建设工程相类似的档案资料外,项目实施前的海岛现状和项目实施后效果的数据和影像资料尤为重要。海岛生态整治修复是要通过各种人为修复手段改变海岛生态环境受到破损的状态,修复前后的海岛对比资料是说明生态修复效果的最好依据,也是检查、验收海岛生态整治修复项目的重要档案资料。因此,建立完整的项目档案资料,尤其是准确、客观地反映修复前后的数据和影像对比资料,是管理部门需要引起重视的重要环节,也是各项目实施单位需要做好的基础工作。实施严格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是否按照方案实施,在实施工程中难以准确把握。例如,采取补沙的方式整治修复沙滩,由于海水的流动性和潮汐的自然作用,实际补沙的数量很难检查;修复岛陆植被,可能由于极端天气和客观环境的影响,植被的适应性能要求高,造成成活率极低,实际修复的数量和质量难以核实。因此,除了遵循现有的管理规定外,还应当建立结合项目实际的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制度,组织管理部门和专家队伍实施跟踪管理和全过程的记录管理,规范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执行,确保国家财政资金落到实处,充分利用,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产生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已经开展了《海岛整治工程管理与绩效评价研究》,建议结合项目的特点,应尽快组织应用,为实施项目质量管理和监督检查提供技术支撑。组建专家团队跟踪项目执行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刚刚实施不久,无论是管理还是施工技术,可能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部分,国家和地方海洋管理部门应当组建专家团队,采取异地或本地相结合的办法不断跟踪项目执行过程,包括项目施工设计、项目施工、修复技术应用、项目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项目验收及项目档案管理等,查找不足,完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国家编制了《海岛生态修复整治技术指南》,专家团队应当跟踪技术指南的应用情况,掌握这些技术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实用性,是否有新材料和新技术能够应用,不断提高海岛生态整治修复技术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真正把海岛项目做成百年大计工程。
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关系到我国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生态安全的维护,关系到海岛地区民生保障能力的提升,是我国海岛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岛生态整治修复及保护项目的组织实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陆岛结合、勘察设计建设、海岛海域管理等多个组成部分和技术层面,但如何更好地组织实施并有效地实现项目本身的作用,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流程和技术体系。本研究针对项目申报和实施过程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以上几点建议,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检验。
本文作者:吴姗姗刘智训工作单位: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社会生态修复法制初探
生态文明的呼唤:生态修复良法之治
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要求呼唤生态修复的良法之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生态环境善治及其影响下社会治理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管理方法和政策体系的创新,而“环境善治”理念的引入恰恰为此提供了优良的制度建构土壤。“环境善治﹙Goodenvironmentalgovernance﹚”是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倡导的改革环境管理方法的理论和政策体系。环境善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要在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社会手段,改变环境保护仅由政府﹙特别是由环境保护部门﹚独力举办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局面。环境善治倡导的手段主要有:有效的法律、有权威和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政府问责制、下放权力、发挥社会机构的作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环境信息公开化等[7]。环境善治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一种较为新颖的管理理论创新,这种理论也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所需要的。善治强调了有效的法律这一主要手段,法律也确是制度建构的前提和保障,生态修复法制化就成为相关制度建构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的善治是一种良法治理的状态,而良法是一种法制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创设更在于实践的检验。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给良法定立了三个标准,即良法为公益;良法体现自由的道德标准;良法创设的机制使政权持久[8]。我国古代传统思想里对良法也有相应的标准,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强调法应具有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教化以明德,二才是罚。与当代立法中多强调强制性处罚的立法理念相比这种思想竟更能反映法的本质。注重法的教化激励作用给我们当前生态文明良法之治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此外,我国法家更是明确了良法另外两个标准,一是“当时而立法”[9]即法应顺应时代变化;二是“毋强不能”[10]即法要考虑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民力。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法治思想中关于良法的标准是鲜明的,并且我们当今的社会立法也都正在或需要遵循这些标准。藉此,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生态修复良法应当具备三个最主要标准:一是应全面发挥教化与惩戒的双重立法作用,并体现其最本质的公益;二是应当顺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需要建构生态修复法制体系;三是应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应当允许不同标准的存在。当然,关于生态修复良法的标准还有程序正义、形式正义等等,但上述三个标准更能够反映生态修复法制建设的最鲜明特征。良法是生态文明社会中生态修复法制化的方向。良法给法制建设提供了标准,生态修复良法也为生态修复法制化指明了方向。正因为这种方向性指引作用,使得生态修复良法的三个最主要标准能够决定生态修复法制化建设的最主要内容。首先,全面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作用,是生态修复法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具体要求的。强制性是法的一个根本特性,但是并不表示惩戒就是法的唯一作用形式。特别是当法以协调人类自身行为,达到维护自然目的,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自身可持续发展面貌出现的情况下,法就不能够仅仅以强制性惩戒手段来彰显其权威了。没有教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法律将失去一半的功效。而教化有多重形态,其中一定程度的惩戒也能算是一种教化,但是教化更多程度上是以较为温和的形态出现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惩戒所取得教化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人总是在利与害中有所倾向,并想法躲避惩戒,找机会去逃避义务,很多情况下使法制难以有效实施。对此,现代制度经济学总结了一个重要概念———“机会主义行为”,其最根本的表现形态就是人或企业会趋利避害[11]。这是企业或人的一种本能,这种趋利避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或企业会不停地查找成本降低的路径,甚至通过违法来换取利益的最大化。而经济学研究认为,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方式就是激励,这里的激励恰恰就是教化的温和形态。通过激励措施甚至形成激励法制以此补充法教化作用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功能。因此,良法对激励法制的要求决定了生态修复法制化的一种倾向,即由惩戒到惩戒与激励并重,甚至更加强调激励。其次,生态修复良法要体现最本质的公益。本文认为最本质的公益应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充分实现基础上的更加正义的社会集体利益①。最本质的公益需要发挥法的双重作用,体现法的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正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矫正正义,主体间自愿以及非自愿的交往中所得与所失的中间,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二是分配正义,即依据人们各自价值对于共有物的分配[12]。此后,比利时法学家达班则进一步解释了分配正义,他认为分配正义确定集体成员应从集体得到什么,它从立法上对权利、权力、荣誉和报酬等方面进行分配[13]。分配正义根据人的出身、才德以及对国家的贡献把荣誉财富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公共物品按比例分配给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14]。并且就民众的朴素正义观而言,只有最小限度破坏原有秩序和尽最大可能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人情、面子、权利义务分配等诸多方面,达到博弈后的均衡,这才是人们心目中最大的正义,而非在国家法的条条框框之下的开庭、审理、判决和执行[15]。分配正义关注更多的正是这种民众要求的实质正义,只有个人能够有效地从集体那里通过分配或再分配相应的权利、权力、荣誉以及报酬等方面的利益时,个人的利己主义动因才能获得充分满足。而在法律控制中,个人主义就应与集体主义相综合、相和谐。并且利己主义也能够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激励人们做不断的努力,如果法律制度试图根除或反对利己主义,那么它便是愚蠢的②。就生态修复而言,生态修复在实践中多是对某一区域内受损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行恢复或重建,这一区域相对于全国利益而言必然是个体利益。过去我们常常夸大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的满足,这并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生态修复的社会化修复目的就是为了使得个体利益在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使得生态系统受损地区能够获得修养生息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能力。这是对生态受损地区及其人群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正义对待,是对此地区或人群最起码的尊重。由此,可以彰显其基于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社会正义的本质———分配正义。而建立在对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分配正义,更能够通过法制化形态激励人们在努力实现个体利益基础上,更多地创造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制除了强制作用之外的激励作用。因此,从分配正义意义上说,生态修复法制化及其良法形态充分彰显了在个体平等享有权利基础上社会公益,是对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整体利益的准确阐释。再次,法应时而立,科勒曾经说过,每一种文明的形态都必须去发现最合适其意图和目的的法律。永恒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因为适合于一个时期的法律并不适合于另一个时期。法律必须与日益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而社会的义务就是不断地制定出与新的情势相适应的法律[16]。因此,良法应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做出应有的补充或更正,使其不断完善。同样如此,生态文明社会下的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对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有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类法律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社会实际要求。的确,我国现有立法中有环境恢复或土地复垦的规定,但不论是环境恢复原状还是土地复垦都仅仅是生态修复的初始手段或相应技术的某个方面,是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末端治理的典型立法形态。例如,在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有矿山恢复保证金的相关立法,有《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单行立法,但是这些立法多是从土地复垦这一目的着眼。然而土地复垦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其立法理念上都仅仅是对一种环境要素的综合治理,根本不是生态系统整体的校正,将生态修复停留在以土地复垦为表现形态的立法最初阶段是不适应当前生态文明社会法制建设需要的。此外,就环境保护立法而言,同样也仅仅是对于环境要素的维护,而且这种维护仅仅停留在对于受损环境要素的保护以及对环境利益的赔偿上。对于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恢复与重建却大多予以忽视,或者仅仅满足于环境意义上的小修小补,更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要求。同时,当前我国环境立法还大多以社会利益的损失与弥补为调整对象,并没有形成从根本上恢复与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的法律治理概念。因此,生态修复良法要求生态修复法制化过程中必须更新原有的仅仅强调某种环境元素或生态要素的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治理等阶段性治理理念,从生态系统整体着眼,探索适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并体现对自然和社会“全面关爱”的生态修复法制途径。最后,法应势而立,即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良法应当体现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往往是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果一刀切似地制定统一的生态修复标准,将难以体现对受损生态系统区域内公众权益的分配正义。这就需要在生态法制化过程中,使生态修复的标准更加因地制宜;同时,生态修复的主体应当多元化,主体的义务也应当有多种承担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情况下,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系统失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而这种资源开发的受益方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资源开发方本身也有未开发地区一方,甚至在这些资源开发中国家才是最大受益者,因此,让某一方承担生态修复义务是不公平也是不正义的。分配正义就是要使受损生态系统所在区域内的人群,获得与发达地区相似或者相同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展机遇或状态。这也是生态修复的社会属性所要求的,更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本质性要求。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生态修复法制的作用
通过上文对于生态修复良法以及生态修复法制化方向的讨论可以看出,生态修复法制化对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而法制又是法治的前提。生态修复良法标准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化发展趋势更是生态文明社会有序建设的保障。首先,生态修复法制化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自然方面内容的保证。生态修复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修复的手段和技术形态,只不过这种技术形态以人为主要动力和执行力。没有人类社会有序的研究和开发并实施这些生态修复技术,自然的修复将是缓慢和无法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法制化标准使相应的技术指标能够有序、合理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一种良法之治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生态修复有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制度运行规制体系,生态修复相应的实施步骤和程序才能有所保证;也正是这些相应制度的运行,才能够使得生态修复工程正常有序运行;生态修复的主体、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才能明确,生态修复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资金才能有所保障。以此为基础,在生态修复工程广泛开展的前提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才能够有序和有效开展,其自然修复的目标才能够尽快实现。其次,生态修复法制化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文明”的体现。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外的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也是人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对于外在自然的一种新的享受。而法制则是文明的保障,也正是法制的存在文明才具有了不断发展的可能。因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措施的生态修复的法制化进程,将为这一文明状态下的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生态修复法制是生态文明的强心剂,正是生态修复法制对于激励的强调与运用,才使得生态文明有了另一番动力。与原有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相比,生态修复法的激励更彰显一种人性的引导和经济文明的刺激,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更高阶段的产物。这种更高层次的文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人们也更愿意接受这种引导。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才有主动性的因素。再次,生态修复法制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的运行,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实质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体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利益的均衡。而善治的要求也就是使人与自然关系在法律的作用下更加能够达到利益博弈的共通点,实现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上的均衡。法律产生的因素之一就是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一会带来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利益的有效分配,二则带来人性文明抉择的最基本展示。生态文明就是人性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博弈中最新的体现,维护和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社会本身,而以人类社会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促进自然利益更好地维护,则是生态文明社会善治的本意。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通过修复自然与修复社会双重目标的实现,体现了人类利益最大化与自然利益维护之间的最均衡状态,是法律中利益博弈均衡形态的最基本体现。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能够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善治要求提供最需要的法律制度。最后,也是最实际的是,生态修复法制化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一方面法制建设能够为社会建设提供最具实际操作意义的制度建构方式,生态修复法制建设能够从制度建设上量化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各项要求,例如权利要求和义务承担要求等;另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化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一一设定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了由理论到社会实践的强制力保障;再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是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创新,是其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新发展。生态修复法制理念弥补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中只注重惩罚不注重激励,只注重保护不注重修复的弊端,实现了环境保护法治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靠拢的现实要求。这将使得生态文明社会法治建设更加完整和更符合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四、关于生态修复法制的几点建议基于上文对于生态修复法制化的若干理论解读,本文认为建构生态文明社会要求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应当从以下几个制度的建立进行考虑。首先,应建立专门的生态修复管理制度。明确生态修复的义务主体和生态修复的对象是建立管理制度的前提。关于义务主体,本文认为,国家应当是生态修复义务的主导者,是最重要的义务主体之一。不仅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更是因为在我国国家是各种资源的管理者和所有者,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但是其他所有因生态系统受损而获益的利益体都应当对生态修复负有应尽的义务,只不过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国家进行“代执行”。关于生态修复的对象,本文认为,不仅是受损的生态系统,那些没有受损但是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生态系统也应成为生态修复的对象。基于此,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应当是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各项生态修复活动的管理都应当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管理权。为此,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专项财政,成立监管部门等等。其次,应建立生态修复规划与评价制度。这一制度与现有的环境规划与评价制度可以互鉴。但是在生态修复的评价制度建立上,生态修复的标准制度应当更为因地制宜,允许不同地区设立符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生态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规划制度应当更加民主化,为此应当允许公众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与实施过程,扩大公众参与生态修复的范围;设立更加便民的生态修复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构建公众否决制度,将生态修复工程切实与民生民意结合在一起,实现最大程度的文明开化。在评价制度建设上也应当更加能够体现文明的要求,不仅要专业化评价队伍,设立专家评价机制,还要使得评价更透明,更具有决定功效,将评价结果直接与各种工程验收以及个人利益挂钩,提高生态修复评价机制的权威性。再次,应建立生态修复的专项资金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外,还应当鼓励民间生态融资和投资;制定政策,激励公众从事生态修复产业,促进新型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设立专项财政,保障生态修复资金源的稳定;建立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最重要还是要建立生态修复基金,从根本上改变资金链的问题,也同时为建立生态修复激励机制奠定资金基础。再有就是应建立生态修复激励制度。在政策上要给予生态修复个人或企业以优惠,鼓励他们研发技术和投资生态修复产业;在资金上建立的生态修复基金应当有专门的鼓励经费,专门用于“有功则赏”;在业绩评定上要直接与个人工作相挂钩,把生态修复的业绩作为管理者考核、奖励或升迁的依据;在保证金制度上要有返还机制,对有功者要返还奖励;在污染费以及资源税费制度上也要有返还奖励制度;同时还应当建立起专门的激励标准和激励权益救济制度以及监督制度等。最后就是要建立起相应的辅助制度,例如生态修复权益救济制度,生态移民的搬迁安置制度,生态修复功能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态修复补偿和赔偿制度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态修复的补偿制度不同于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修复补偿是对特定主体而言的具有实际可算损失的补偿,或者是对其在生态系统受损状态下可实际获得利益的补偿。这种补偿往往是通过资源开发成本使受益者直接给付。
本文作者:吴鹏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采煤沉陷区生态治理修复案例探讨
[摘要]采用适宜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模式能有效地解决采煤沉陷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以淮南潘一矿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为例,介绍了不同类型沉陷地的治理模式,分析了该工程取得的治理效益,总结该工程获得的有益启示,以期为我国其它采煤沉陷区的治理提供指导和建议。
[关键词]采煤沉陷区;治理模式;有益启示
1概述
采煤沉陷区是指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扩大到一定范围后,岩层移动发展到地表,使地表产生沉陷的区域[1]。淮南矿区位于淮河流域中段,水系发育、水位较高,长时间的煤炭开采形成了2.7×104hm2的采煤沉陷区和0.96×104hm2的沉陷积水区。由于淮南矿区独特的地理、地质特征和开采方式,使该区域的沉陷积水区具有沉陷速度快、积水面积大、稳沉时间长的特点,造成了土地破碎、植被破坏、基础设施和农田毁坏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活和环境。因此,淮南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对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缓解人地矛盾,促进矿区的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007年以来,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消除矸石山”要求,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的朱集东、潘四东矿不再设置临时矸石山,便提供资金委托东辰集团创大公司,负责将潘四东、朱集东矿的矸石转运至潘一矿塌陷区进行充填。为加强资源化利用,实现“变废为宝”,东辰集团创大公司因地制宜地对潘一矿采煤沉陷区进行治理,将矿井排矸、煤矸石处置利用、塌陷区复垦与发展生态经济有机结合,采取围堰抽水、表土剥离、矸石回填、覆土造地及湿地建设等方式,分4期已累计治理修复采煤塌陷地92.3hm2。将潘一矿采煤塌陷区治理为一个集湿地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公园———东辰创大生态公园,如图1所示。2015年10月底,东辰集团创大生态园晋升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成为采煤塌陷区治理的示范样板。本文以淮南潘一矿采煤沉陷区的生态治理工程为例,首先介绍了不同塌陷地类型的治理模式,然后介绍该生态工程的治理效益,最后总结了该生态工程的有益启示,以期为淮南矿区乃至全国的采煤沉陷区治理提供参考与建议。
2治理模式
2.1生态农业模式
河道生态治理与修复实践探讨
摘要:《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印发以来,经过5年的治理实践,永定河初步实现了生态水量统一调度,河湖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稳步提升,流域协同治理能力明显加强,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入新发展阶段,复苏永定河生态环境任务依然艰巨,水资源统一调度与生态水量保障能力亟待加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仍有待提升,数字孪生永定河亟需建成,流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对下一步重点工作提出建议。
关键词:永定河;综合治理;生态复苏;成效;展望
永定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和生态廊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永定河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承载力差、水污染严重、河道干涸断流、生态系统严重退化、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推动永定河等“六河五湖”生态治理修复要求,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原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实施5年来,通过上下游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成效与启示
5年来,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扎实推进,《总体方案》中规划建设的78个重点项目已开工56个,批复投资185.7亿元,累计安排中央投资42.5亿元。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初步形成,生态功能逐步复苏。
1.主要成效
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问题研究
摘要:在徽州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徽州地区的传统街区建筑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应加强对传统街区的古建筑、文物古迹等历史人文景观进行生态修复,从而使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人文色彩得到延续和传承,形成自身独特的地域特色。文章针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问题及其设计理念、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希望相关观点及措施建议可以为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问题;解决策略
徽州传统建筑是我国古建筑体系中的重要流派。在当代徽州地区,仍然保存着一定规模的传统街区、村落民居、古祠堂庙宇、园林景观和牌坊等多种功能的徽州传统建筑,使徽派建筑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然而,随着徽州地区城市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对徽州传统街区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因此,加强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有着较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本文对现有生态修复问题进行全方面的探索与研究,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修复理念与设计方法。
一、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问题
徽州建筑被誉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对于徽州传统街区和古建筑而言,由于其深受徽文化的浸染,成为该区域历史文化、社会形态和人文内涵的缩影,更是徽州人民长期以来生态营建理念、辛勤劳动以及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传统街区建筑不仅展现出徽州艺术的卓越成就,更体现了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对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是传承、发展微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佳途径。据统计,在现存的徽州街区建筑中,最早期的建筑修建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且这一类型的传统街区和古建筑在徽州不仅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大,不仅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会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对徽州传统街区建筑进行生态修复,不仅具有较强的必要性,还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徽州地区保持着快速发展势头以及着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对于那些被岁月风蚀的徽州传统街区和古建筑而言,早已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材料缺损、腐蚀甚至是倾斜、倒塌等现象。而对于这种现象,要想做到有效保护,使珍贵的历史遗存和徽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必须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对破损之处进行生态性和保护性修复。但是,从当前的修复设计情况来看,还存在理念落后、经验匮乏、技术有限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相关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针对生态修复措施进行全方位的探索与研究,提出科学有效的修复方案,使徽州传统街区建筑得以流传后世,永续利用,为徽州地区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的安居乐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徽州传统街区建筑生态修复设计理念及方法
城市水系生态修复规划设计研究
摘要:本文在研究中主要以湿地规划设计为核心,探究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湿地规划设计,进而促进城市水系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城市;水系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作为城市水系治理的主要途径,其中主要涉及到湿地建造、植被恢复、河岸生态治理等内容,同时生态修复与湿地规划存在很大的关联,并具有建设目标、方式以及实际措施等方面交集之处。在进行湿地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到城市水系生态修复情况和要求,并将生态学理论知识作为规划指导,结合现有城市水系资源进行湿地规划设计,以构建城市湿地网,进而实现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湿地规划设计的最终目的。对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城市水系生态修复中的湿地规划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城市湿地规划设计原则
1.1生态原则
生态原则作为城市湿地规划设计基础总原则,满足人类与自然生态共同发展要求,为城市水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生态原则要求规划设计人员在开展湿地规划设计的过程中,保留湿地本身的生态原真性。
河道治理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探析
摘要:齐齐哈尔市东部雨水排干经过多年的运行,加上沟道内生活垃圾堆积、养殖废液排放,造成沟道功能衰减与水环境恶化,水体失去自净能力,形成黑臭水体,严重影响项目区范围内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且影响排干的排水功能。
关键词:齐齐哈尔市;水环境污染;治理;新型复合物化凝聚剂;原位清淤;生态修复
1工程概况
齐齐哈尔市东部雨水排干位于江东灌区西部,是江东灌区骨干排水工程之一,排干全长25.95km。东部雨水排干经过多年的运行加上沟道内生活垃圾堆积和养殖废液排放,造成沟道功能衰减与水环境恶化,水体失去自净能力,使得桩号6+200-7+000段形成黑臭水体,严重影响区域内的人文居住环境并且影响排干的排水功能。因此,需要对此段采理措施,有效治理内源污染,解决水环境恶化,改善排干水质与区域内的水环境。东部雨水排干6+200-7+000段位置图,见图1。
2现场调查
根据现场勘察了解,东部雨水排干养殖废液及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中,河道表层底泥受污染物沉降的影响,有机质、营养物质含量相对较高。受耗氧有机物污染的底泥,呈黑色、灰黑色,且易再悬浮,处于微流动状态,同时通过溶解氧的消耗会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如臭气的发散,COD、氮、磷的释放,是底泥造成二次污染的主要原因。项目区内的黑臭水体和淤泥,见图2。
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完善分析
〔摘要〕环境犯罪作为对水源、土壤、大气等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犯罪类型,不仅需要适用较为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而且需要救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司法机关在梳理分析生态司法修复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修复标准不统一、修复方式单一、监督不完善、修复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基础上,提出实践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完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实现环境犯罪案件办理生态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环境犯罪;修复机制;生态效果;完善路径
积极探索生态司法修复机制是司法机关履行生态保护职能的体现,也是司法机关发挥生态保护的重要创新工作机制。近年来,部分司法机关在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过程中积极探索,先后建立独具地方特色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取得良好生态保护效果。但是该机制理论研究还不成熟,仍存在诸如修复主体、方式、时间、地点、监督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化、不规范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该机制。
一、逻辑起点:生态修复基础理论研究
(一)生态修复源起。“生态修复”词语并不是中国本土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环境学现代恢复理论成果———恢复性司法理论。“修复性司法”理论最早由西方学者在20世纪中后期提出,其目的是从法律角度解决受损生态系统或者社会系统的修复问题,该理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实施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虽然英美法系对该理论研究较早,但是对修复性司法的认定并没有统一认识。尽管学界对恢复性司法理念认识不同,但都认可其目的就是将受损的社会系统恢复到原有状态或者比原有状态功能更和谐的状态。该理论是对传统司法模式的一种创新。恢复性司法理论应用于环境刑事犯罪案件后,认为司法效果应当是采取有效措施对受损的生态系统或者社会系统修整、进化,当生态修复工作机制运用于环境司法领域时就是一种修复性司法方式,该理念得到理论界、实务界认可。(二)生态修复性质探讨。近几年来,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作为司法机关办理环境犯罪的重要创新工作机制,取得良好生态效果,但在生态修复行为的刑法定性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修复就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恢复性司法理论,针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犯罪行为人采取措施修复。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修复行为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实施环境犯罪后,积极修复受损环境,作为可以从轻处罚的酌定量刑情节对待。第三种认为:生态修复行为就是将受损的生态环境恢复到原有状态,其实是恢复原状的一种体现,所以修复工作应当与恢复原状具有一样的刑法定位,应作为非刑罚处罚措施来认定。第四种观点认为:无论法定量刑情节还是非刑罚处罚措施,均需要刑法明文规定。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生态修复行为具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刑法性质。笔者认为,生态修复行为的刑法定位需要结合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背后法理精神进行认定。生态修复工作虽然与西方学者的恢复性司法有相似之处,但是生态司法修复机制与恢复性司法从参与主体还是实现效果方面均具有不同之处。同时,如果将修复行为仅仅作为一种酌定量刑情节认定,在行为人拒不实施修复行为情况下,司法机关无法强制行为人实施修复行为,受损生态环境将无法得到修复。(三)生态修复概念界定。生态修复与恢复原状无论在内容还是功能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有些司法工作者认为环境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没有必要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直接让环境犯罪行为人适用恢复原状即可。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厘清生态修复概念。修复与恢复的概念虽然意思相近,但是却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使用。恢复最常见的就是恢复原状,将损害的结果恢复到损害前的原始状态;修复的字面意思是指修理使恢复完整或者有机体的组织发生缺损时由新生的组织来补充使恢复原来的形态。恢复强调的是恢复原始状态的结果;修复强调的是通过修理恢复其完整的功能效果,至于修复后的功能效果是否就是原始状态,这并不影响修复的认定。[1]生态修复概念在刑法领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概念。笔者在分析该词语出处,综合该词语在刑法中特定内涵,认为可以将生态修复界定为:司法工作人员在环境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要求行为人按照特定修复方式将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并对修复情况进行监督,追求完整生态修复效果的非刑罚处罚措施。生态修复不仅仅是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还包括对受损社会关系、受损法益的修复,生态修复具有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双重含义。
二、实务考察:生态司法修复机制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