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范文10篇

摘要：为解决生态系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重建设轻成效、重投入轻产出问题，在改善生态系统质量过程中需要引入绩效管理理念，建立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模式。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本质上是以提升政府生态系统管理效能为目标的约束条件，重点关注生态系统管理结果与目标的接近程度。我国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发展过程是一个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过程，政府是我国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主体，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困境是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因，制度供求不均衡催生了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为了降低生态系统管理成本，需要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根本出发点，推进管理体系由责任评估考核向流程绩效管理深化，实现绩效责任由行政责任向法律责任深化，增强制度与制度环境的适应性，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流程，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降低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成本。

关键词：绩效管理；生态系统；制度安排；制度变迁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占国土面积比重达到60%以上，脆弱的生态系统极易受不当开发活动影响而产生负面生态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我国生态环境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衡或危机状态，给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安全的前提和保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首先需要维持生态系统稳定与安全。生态系统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政府管理部门是我国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实施者，为解决生态系统管理过程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建设轻成效、重投入轻产出等粗放式管理问题，在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的过程中需要引入绩效管理理念，建立绩效导向的生态系统管理模式，这也是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的核心和关键。鉴于政府创新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本文拟借助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历程、变迁动因、模式特征及发展方向，为我国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提供支撑。

一、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

1.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诺思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制度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制度变迁理论也应运而生。制度是一个内涵比较广泛的概念，不同学者对其的理解差异较大，诺思提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理解为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也可称之为制度安排①。制度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供给同样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制度环境变化或人们的理性程度提升，新的制度需求不断产生，当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时，就会催生制度变迁。可见，制度变迁就是新的制度安排替代旧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是制度不均衡的演化过程，之所以出现制度变迁，是由于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净收益小于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产生了新的潜在制度需求和潜在制度供给②。导致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均衡的因素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变化、技术进步、制度服务需求的变化等，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最优制度，从而产生制度创新需求③。制度变迁根据动力不同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模式④。诱致性变迁是一种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的渐进式变迁模式。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技术变迁产生新的制度需求，知识、法律、社会服务等领域的进步支撑新的制度供给。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易解决搭便车问题，且变迁时间周期较长，不能及时满足制度需求。由于行为主体在收益、费用之间存在分歧，只有部分制度不均衡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消除，其余制度不均衡则继续存在。当政府的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政府将采取强制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⑤。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受政府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多元因素制约。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获取制度创新利益的成本，短期内创造出较高的效益，但在长期强制运作的过程中，由于利益非均衡化而可能会削弱制度的有效性。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内部构成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制度需求时，由政府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则可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两者是一种互补关系。制度变迁理论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石。首先，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权结构的创新。对产权的界定、调整和保护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效率的产权可以激励人们去从事社会需要的活动，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和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使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其次，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并为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国家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其他资源要素的变化，协调产权结构与持续经济增长的关系。第三，任何制度都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改变会左右现有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形成共同利益，从而克服搭便车行为。2.生态系统绩效管理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理论从时间维度反映制度安排对不断变化环境的适应，变迁方向有可能是正向，也有可能是负向⑥。因此，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剖析制度发展进程，有助于了解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及可能存在的不足，梳理出制度安排未来变迁方向。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政府是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作的主要实施者，生态系统绩效是政府相关责任主体的工作职责所达到的生态系统保护阶段性结果及其过程中可评价的行为表现。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是绩效管理理念在政府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用，是主管部门与对应责任主体之间就生态系统保护目标与如何实现目标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为提升责任主体工作绩效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和实施的管理措施、机制及技术。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可以简单概括为对政府生态系统管理行为的管理，关注的是政府生态系统管理结果与管理目标的接近程度。生态系统绩效管理不仅关注生态系统质量本身，也关注资金投入、污染控制、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修复等对生态系统质量变化趋势的影响⑦。政府绩效管理的顺利实施和作用的充分发挥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和政策的指导，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同样离不开制度保障。因此，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是政府创新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其核心和关键是要推进建立生态环境绩效评估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绩效导向的生态环境管理评价和考核模式。政府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生态系统绩效管理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有关生态系统绩效管理的讨论，可以借助制度变迁理论加以分析。从静态来看，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是一套制度体系，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中设计出来用以提升政府生态系统管理效能的约束条件；从动态来看，生态系统绩效管理是一个在一定制度安排约束下落实生态系统保护主体责任、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过程。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是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图1)。制度环境为制度安排设置了基本边界和范围，是影响和约束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安排的基础规则，通常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生态系统管理制度、公众生态环保诉求等，是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安排面临的外部环境。根据“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绩效管理行为，并决定了生态系统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制度安排是具体的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是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形成的直接决定生态系统绩效管理行为的具体的规则，并间接影响政府部门在生态系统管理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制度结构是所有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安排的总和，是按照生态系统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要求形成的具有结构特征的制度体系。生态系统绩效管理制度变迁既包括制度结构中各项制度安排的创新，也包括各项制度之间相互耦联形成的制度结构的调整，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是下一次制度变迁面临的制度环境的组成部分。

二、我国生态系统绩效管理的制度变迁分析

1引言

高强度的资源利用与持续增加的食物、纤维、能量、材料需求正在导致对地球表面有限自然资源的消耗强度日益增长。当前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利用强度是50年前的3.5倍，超过承载能力的20%[1]。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公布的结果显示，全球60%生态系统已经退化，其中人类活动是主要诱因之一[2]，其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存储量和自然界遗传和进化的速度，对后代的需求带来了严重威胁[3]。高强度的自然资源利用使得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经济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1,2,4]。

然而，面对日益退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对其控制欲望仍在不断增强，对其服务的需求和消耗持续上升。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和消耗的持续上升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开发性的利用，如城市化；二是半人工化的开发利用，如农田的改造和耕作制度的革新；三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耗费式利用，如对草地和森林生态系统的消耗。中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均自然资产最为稀缺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均生态系统服务最为稀缺的国家。生态系统服务的合理利用和维护是我国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矛盾核心之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下，自然资产的储量、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都在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由于生态系统服务产品的无偿或低价消耗，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总量却在急剧攀升，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在生态脆弱区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蒙古高原地区过去的30年里，人类为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新的需求，进行了一系列集约化土地利用及草地连续和高强度过牧[5,6]；蒙古族传统的牧场使用方式和生产秩序的巨大变化、以及向半游牧和定居式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结构趋向多元化和高水准[5,6]，致使草地开垦和过牧曾以空前的速度发展，对内蒙乃至整个华北、东北亚的气候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由于土地退化、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引发的沙尘暴灾害，以及过牧、土地开垦和撂荒导致的数倍、甚至百倍的土壤侵蚀[7]。

研究生态系统服务消耗、构建生态系统高效持续消耗模式，有助于把握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方向，对保障我国生态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消耗驱动下的环境效应研究还远远不足。因此，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是资源生态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将在分析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生态系统服务消耗驱动下的环境效应及其表现方式。研究对生态恢复和人-地关系研究的延伸和深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将为我国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和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提供科学基础。

2生态系统服务直接与间接消耗

以家庭为核心的消费者行为一般与其经济活动投入产出模式及其环境后果相关联，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一般也是以家庭为单元，而不是消费者个体。农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其消耗模式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体消耗不仅仅取决于农户数量及其消费特点，还与自然、技术、经济、行为习惯及时间和空间变化密切相关。图1显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消耗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由自然界生产的生态系统服务和产品被农户直接或间接消费，这些生产和消费活动最终都要形成废弃物。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直接消耗主要是对供给服务和文化愉悦服务的消耗，这些生态系统服务是被人们为了满足消耗性目的（如果其他用户可以获取的产品数量减少）或者非消耗性目的（其他用户可以获取的数量没有减少）而直接使用的。在自然生态系统或人工生态系统中，对食品产品、对作薪材或者用于建筑的木材及医药产品的获取，以及用于消费的动物狩猎都是消耗性使用的例子。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非消耗性使用包括欣赏和文化愉悦（例如观赏野生动植物和观鸟、水上运动，以及不需要收获产品的精神和社会效用）。

伴随着教育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为目的的走班制应运而生，从传统以班级为单位的管理到以课程为单位的管理，似乎并不能够实现课堂管理从专制向民主的跨越。从课堂组织形式的视角来看课堂管理的问题，课堂管理既非重“管”不重“教”，也非重“教”不重“管”，而是要树立“管理即教育”的理念。

一、基于共同体的课堂管理生态系统模型组成

（一）共同体及课堂管理生态系统。“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他认为共同体意味着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in由此可见，共同体是社会组织内成员间的一种联结，一种合作，一种交互影响，彼此共享成果的有机群体。在共同体中，追求“共享观念”“共同理解”，共同体中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共同体的精神意识，是一种归属和认同。课堂管理生态系统是指在课堂生态系统下所从事的管理活动，而课堂生态系统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的。在课堂生态系统中，作为一种非生物环境的教室给课堂生态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时空，但是其本身并没有产生能量，而是作为有机体的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活动中输出了能量而形成了课堂生态。［21课堂生态系统在这里是一个中性词，非生物意义的课堂由生物与其环境共同组成了系统的整体，因此，这一环境的生态组成有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自然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课堂管理生态系统是教师通过管理手段协调教学环境，学生乃至学生心理保证各因子正常运行以达到预定教学目标的过程。（二）共同体课堂管理生态系统模型特征。1．个体责任和集体分享相辅相成。在共同体的课堂管理生态系统中，个体会与集体融入在一起，个体责任的承担和集体中的分享会相辅相成。学生有可能出于自己的兴趣而产生学习动机，更有可能出于彼此间的相互尊重和共同的精神意识而考虑到对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做出选择并负起责任。此外，学生通过合作探寻来提出他们概括出来的真实问题，从而制定适合共同体的规章和行为规范，违反则按照规章进行相应的“管理”，这种管理不仅是治理，更是一种教育。学生在管理体悟中进行交流和分享，从而完善共同体规则的制定，在合作的氛围中使学生个体责任和集体分享相辅相成。2．积极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共同体下，集体意识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由共同的观念和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在角色和义务上形成一个互惠的关系结构。在角色上，教师更多地充当教育者、管理者，学生更多地充当受教育者、被管理者。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念，教师的教学活动以及将“管”视为“教”的管理活动，激励学生去思考自己在课堂上行为不妥之处，从而主动去改正，继而保证了课堂纪律，以达到有效的教学目标。在义务上，教师承担着教育学生的义务，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教学生去做人。共同体下的课堂管理会让教师在课堂中时刻记得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这种义务也渗透在管理过程中。3．具有共同精神意识的发展愿景。共同精神意识可以理解为具有高度的集体意识，指教师和学生间达到了高度一致的观念，而具有共同精神意识的愿景则是有了共同的前进方向。在共同体下，每一个体都会意识到自己是共同体中的一分子，自我的言行会影响到共同体系统中其他成员的成长及最终愿景的达成。从而在这种共同的观念和愿景中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基于共同体的课堂管理生态系统中，每个人都是管理者，都是学习者，都是教育者，相互学习，彼此影响，互相监督，最终达成共同体的目标发展愿景。

二、基于共同体的课堂管理生态系统构建策略

1．树立“管理即教育”的理念。“管理即教育”强调管理过程也是一种教育过程。管理是一种影响，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彼此作用，相互影响，其影响方式则是通过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手段在管理过程中实现。正是在这种影响下，组织这一共同体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实现各个阶段的目标。教育是影响人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教育同样也强调影响，这种影响是置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教育的影响更为深刻。教育影响包括作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影响以及运用这种影响的方式和方法。需要明确的是，教育管理不同于教育教学活动，它是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它也不直接培养人（公民），而是为人的培养提供辅助性、支持性服务的活动。1312．创造和谐的课堂环境。班级是学生学习、生活、自我教育、相互激励的场所，让学生参与管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师生共同讨论制定课堂规则的内容和处理方法，让学生自觉思考需要这些规则的原因以及产生的不良行为后果，这样由学生创造“规则”的课堂环境，不仅可以通过规则增加“管理”的约束力而且有利于课堂管理在和谐的课堂环境中实施。教师与学生的课堂管理行为的理念和态度，决定着他们对课堂环境的构建模式，反之，课堂管理一经形成，又对师生在课堂中的行为产生影响。［41因此，创造积极和谐的课堂环境，是有效课堂管理所采取的必要途径，其目的是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发展。3．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课堂管理中要体现对学生的尊重。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渴望获得尊重、肯定、信任和关怀。尊重他人对于人际关系的优化至关重要，由于师生关系是教育场域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因此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改善师生关系。以“尊重”为核心的课堂管理倡导教师应适时抛弃权威和“金口玉言”。首先，要尊重差异，学生个性因人而异，应采用不同管理方式。其次，通过表扬，肯定学生的某些闪光点，实现对学生有效激励作用的“正强化”教育，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将教师的主动管理变成学生的自我管理。4．营造和谐的生生关系。课堂管理中要注意对学生群体的影响。课堂管理的对象更多指向学生群体，由于年龄相近、志趣相投，并在一起学习生活而形成了所谓的“同龄群体”。这一群体成了学生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形成的重要影响源。在课堂管理中，教师应注意识别学生的行为，进行适当调控。适当的调控既指适时，又指适度。适时即应及时处理，否则可能会有更严重的行为发生，适度既不能过松也不能过于严格，可能滋生学生对教师行为的不满。因此，无论是何时还是何种程度的管理，都要考虑对学生的处理可能对其他学生造成的影响。

作者:赵越 齐鸣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1林业生态系统概况

1.1林业生态系统的形成

林业生态系统是一个抗逆性和稳定性相对较强的自然生态系统。在自然环境的优胜劣汰中形成的稳定、和谐，生物与环境共同存在的生态系统。林业生态系统虽然存在着可恢复性，但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很长一段的时间。

1.2林业生态系统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进行的绿化造林工作就是一个林业生态系统人工恢复与复原的过程。但认为只要是种上了树就是建造了林业生态系统的想法是不完善的。林业生态系统的创建应当包含建造生物群落、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生物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协调。林业生态系统虽有较强的抗逆性，但也不可忽视外界对林业生态系统的干扰。随着人类活动地域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林业作为重要的生产材料，也不可避免第遭到人为的破坏。

1.3林业生态系统工程

一、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的变异

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产生了极大的变异，这种变异一方面表现为功能生态系统之功能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态系统之功能的变异。

（一）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正如前文所述，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生态系统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诸因素紧密相关的功能生态系统，其中，功能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原生态的状态下其功能极其多样，因而，就存在极其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形成了一个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但是，一旦其中的某些功能丧失，将会导致相应的子生态系统的消亡，从而导致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的萎缩。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之间的格局形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的许多事项不再需要依靠音乐就可以完成，因而导致民间音乐功能大量的丧失，如高速运载工具的出现，机器设备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指挥生产、协调劳动动作和鼓舞劳动热情的劳动号子和劳动歌曲就丧失其功能；现代通信设备的运用，缩短了人们时间、空间和心理距离，以歌（乐）传情、传信、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功能丧失；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体自身的能力，破除了诸多的迷信，众多用以主持仪式的音乐丧失其仪式功能，等等。随着这些功能逐渐丧失，与之相应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也就随之消亡。接着，随着这些子生态系统逐个消亡，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也就渐次萎缩。

（二）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异。一方面，民间音乐原生态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丧失，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在消亡；事实上，另一方面，民间音乐又企图从别的地方寻找出路，生态系统又在转化其功能，这就出现了功能的变异。显然，变异产生的前提，是原生态功能的丧失，我们将变异前后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就能找出其变异之所在。第一，原来丰富的企盼（动机），诸如希望顺利完成劳动、风调雨顺、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家宅村坊平安、老人长寿、小孩顺利入睡、获得娱乐放松等，均已萎缩，有些已不复存在。如果要讲有所企盼的话，那就是趋利的商业动机——希望挣钱，原来那五花八门的企盼都萎缩为这一个希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外壳是对民间音乐进行包装。第二，原来的各种场所，如荒山旷野、牧场草地、田头地角、路口水边、祠堂庙宇、家堂香火、喜堂灵堂、街头巷尾等，均不复存在，萎缩成一个方寸的空间——局限于舞台之类的一个划定的表演空间。第三，活动的参与者产生了分化。原来所有在场的人员均为参与者，其中有操作者，没有表演者和观众的称谓，而现在分化出表演者和观众，其泾渭分明，参与者萎缩成操作者（即表演者）。第四，原来丰富的活动项目和音乐程序，如仪式中的哭嫁贺郎、超度亡魂、驱灾解难、祝寿等项目，大为简化，并且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表演，萎缩成一种残缺的标本。第五，原来那众多的目的也萎缩成一个“获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相关因素的变异之大，在这些变异后的因素作用下，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必定产生变异，原来由众多企盼所生成的、要达到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众多目的之众多功能，萎缩成一个简单的“获利”功能。

（三）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的产生。由于上述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和功能的变异，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必须产生变异，将变成为：包装（商业动机）→表演空间→表演者和观众→表演和观赏→获利从整个过程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已经严重的脱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不再是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追逐利润的商业运作系统，那种原生态的功能性已经完全丧失，相反，其功利性是主要的。我们把它再进一步浓缩，就得到：包装（商业动机）→表演→获利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民间音乐的运作系统是一个以商业动机为驱动力的系统，因而，是一个以功利为主的生态系统，在此，我们将变异后的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称作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在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中，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那些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业已消失，它缺乏子生态系统，因而没有其生态系统群。

二、生态系统在旅游文化产业中的重建

摘要：随着我国农业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也意识到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建设完善的农业植保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建设的工作重点。沼肥在农业植保生态系统中起到了连接环境与植物的桥梁作用，对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需要继续在我国的农村大力进行推广。

关键词：沼肥；农业植保生态系统；影响；作用

沼肥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肥料，沼肥中富含钾、钠、磷、氮、钙、腐殖酸、有机质等多种农作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1]。沼肥适用于多种农作物，且对农作物产生的不利影响低于普通沤肥。另外，沼肥的制作工序简单，还可以协调饲料、肥料与燃料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发展。但目前我国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受到某些传统农耕习惯与农耕风俗的影响，对沼肥还缺少足够的认识，同时也没有沼肥的相关制作经验与使用经验，这导致沼肥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大面积使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探讨了沼肥在实际农业植保生态系统中的相关作用，希望能为其他推广沼肥使用的从业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1沼肥对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农业建设走入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道路，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业植保生态系统包括环境和植物，其中前者是植物群落形成的基础，并为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养分，而后者以各类农作物为代表，通过科学的耕种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了优化，保证了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里，沼肥具有关键性的媒介作用。沼肥既是环境优化过程中的必备要素，也是保证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肥料。沼肥在制作时会用到大量的植物秸秆、杂草落叶与人畜粪便，因此通过推广沼肥能够有效减少农民焚烧秸秆与粪便的排放，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并降低农民种植农作物时购买化肥的成本。另外，通过制作与应用沼肥，能够将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因素转变为有利于生态环境的钾、钠、磷、氮、钙等微量元素[2]。所以，沼肥本身就是构建和谐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会对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2沼肥对农业植保生态系统的作用

1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的特性

云南高原湖泊属淡水湖，处于低纬度、高海拔亚热带地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基本特征见表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增长，高原湖区所承受的因经济规模和土地利用扩张造成的生态压力巨大，不断出现水质恶化现象。九湖综合治理从未间断过，但效果堪忧，滇池前后治污20年，污染源仍未完全控制；异龙湖已逐渐干涸见底，杞麓湖、星云湖变为劣Ⅴ类水质。究其原因，除综合管理问题外，与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特点也不无关系。

1.1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性

云南高原湖泊以构造断陷湖为主，湖体狭长，南北向伸展。湖泊多处于水系分水岭，流域面积小，具有封闭与半封闭的特点，加之受降雨季节性及人类活动双重影响，生态系统表现出很强的脆弱性。以抚仙湖为例，湖体南北狭长，污染物多从南北端注入湖内，出水河流海口又位于东岸中部，该结构决定了抚仙湖具有特别高的污染物滞留率，易发生营养盐累积而导致富营养化。抚仙湖流域面积（463km2）小，仅为湖泊面积的2倍，同时地处干旱缺水区，来水量少，作为典型的高原深水湖泊，水生植物分布面积不足湖面面积的0.1%，整个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27.2%。目前湖区水土流失较严重，水生态系统已逐渐衰退，一旦发生全湖污染事件，极难恢复。

1.2高原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胁迫性

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多级生态系统综合体，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若某个子系统遭受外力扰动破坏，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链的功能，甚至引起生态系统的失衡。湖区内的人类活动对湖泊造成直接影响，如沿湖周边的采矿、旅游等开发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湖泊生态系统空间格局的完整性。较之湖滨区开发，湖泊流域生态系统中的社会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及基础建设对湖泊保护与发展的约束更为重要，也间接反映了湖泊生态系统的易受外力胁迫的特性。九湖流域人口最为密集，是云南粮食的主产区，汇集云南70%以上的大中型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的不甚合理及管理不善，给湖泊流域带来的污染风险会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1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

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中，严格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不同的学者在对商业生态系统进行分析时，对其有不同的表述。比较各种表述，其意思基本相同。综合众多学者的表述，笔者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归纳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思想建立起来的商业系统，是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形成的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具有生态系统的特点。其中，经济联合体包括核心企业、消费者、市场中介、供应商、风险承担者和政府部门以及竞争者等；企业所处的生态环境指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跟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体一样，商业生态系统中的联合体成员间有竞争也有合作，成员间的竞争与合作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价值链，每个成员仅是价值中链的一个结点，执行着某一个功能，不同的价值链之间相互交织形成了错中复杂的价值网，物质、能量和信息等通过价值网在联合体成员间流动和循环。

2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从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及特征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行业，汽车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是由主体、社会环境及关系组成。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的结构如图1所示。

主体是指在汽车产业中活跃的元素及其相关者。在柳州市汽车产业商业生态系统结构中，包括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和完整商业层四个层次。其中，企业层、核心商业层、扩展商业层的成员构成了生态系统的主体。

商业生态系统除了三个层次的主体外，还包括主体生存的外部环境。环境是指对汽车产业主体活动起到支撑辅助作用的各种力量。整个汽车产业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形势、经济环境、国内外汽车市场环境、技术创新状况、自然环境与文化习俗等。

一、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

“商务生态系统”这一概念首先是由JamesF.Moore在他的著作《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中提出的[1]。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自然界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学认为，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互为环境的关系，并且生物的多样性和共生性是生物界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要求和规律。众多的生物以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其他生物提供共生的环境和条件，同存于一种共生体之中，共同进化和优化。JamesF.Moore指出商务生态系统正是模拟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以上这些机制。众多的商家、企业作为有生命的经济实体，同时还作为经济细胞，组成和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功能协调、优势互补、和谐增长的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

二、电子商务环境下的新商务生态系统

电子商务环境与传统商务环境相比有显著的区别。从传统意义上说，企业必须在一个特定的行业内进行竞争。但电子商务环境下，一方面，原来处于各个封闭“湖泊”中的不同行业，由于Internet这条“电子运河”而沟通起来，竞争范围改变了。另一方面，虽然目前有些企业采用了MRPⅡ、ERP、CRM、SCM系统等，但合作伙伴之间的电子化连接（Electroniclinkage）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接口薄弱，难以实现信息实时的、同步的共享。通过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如XML、OBI等）和网络平台，可以灵活地建立起各种组织间的、高效的电子化连接，如组织间的系统IOS（Inter-organizationalsystem）、企业网站、Extranet、电子化市场EM等，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从而大大改善商务伙伴间的通讯方式，使组织间的信息和知识的交换量与交换速度大大提高，为形成新商务生态系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针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复杂性，新商务生态系统不仅是一种实施电子商务的战略途径，也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创新[2]。在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战略的制定应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商务生态系统。与系统中的各成员共创新的集成化商务模式和技术标准，共享知识，协调与各成员的关系，并根据商务生态系统发展不同阶段（开拓商务生态系统、商务生态系统的扩展、对商务生态系统的领导、自我更新）的特征和自己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培养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急于攻击其他企业的领导地位或驱逐弱者。商务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会给企业带来更强的生命力[3]。

三、新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状况及其与当前其他管理思想的区别

摘要：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体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演化的复杂性与可持续性。社会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复杂性主要体现为：具有非线性层级结构、具有适应性演化机制和表现出共同进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则主要表现为自稳定性、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等特征。社会生态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维持自己的整体有序结构；能够根据规则调整系统的内部结构，甚至改变规则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从而使系统突现出新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出一种适应性的有序演化过程。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分析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进路。

关键词：绿色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复杂适应系统

一、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理念

可持续发展概念自1987年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正式提出以来，经由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响应和推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的这一理念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1]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和实践选择，也成为各国政府力图协调人类需求与资源供给，以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均衡、永续发展，从而达到全球范围的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可以说是我国响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发展理念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探索。绿色发展传承并发展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东方智慧，是一种具有系统整体思想的绿色价值观和生态文明理念。但在实践中，绿色发展也遇到一些巨大的困惑和挑战。例如，“放眼当今中国，既有经济发展的亮眼成绩，也有‘会呼吸的痛’带来的焦虑、‘母亲河的呼喊’引发的担忧。……现实中，少数人还存在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的片面认识，视之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则难免会畸轻畸重、顾此失彼”。[2]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绿色发展作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但这在理论上是不够的。对绿色发展的理论把握需要在中国古代智慧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困境、以及由社会、经济、自然要素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这样才能为绿色发展的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

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与方法论新进路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和思想可以说是学界对现代以来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人类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需求与渴望最大限度实现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加，新一轮的全球化问题等迫使人们对主流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早在西欧发达国家产生的绿色运动以及绿党，其影响力延续到现在。特别是，绿党将生态学观点融入其执政理念，充分吸收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系统论中的整体论（holism）思想，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发展整体，强调维护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绿色运动开启了人类关注“可持续性”的一种社会运动，那么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则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推动了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可持续性”的价值追求。[4]系统科学家梅多斯（D.H.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中，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了世界模型，并运用World3模型给出了12种模拟场景，描绘了在各种限制情况下，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试图为解决全球性的人类发展困境提出可选择的方案，并极力呼吁通过技术、文化和制度上重大的、具有前瞻性和社会性的创新来避免人类生态足迹的增加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否则世界系统将以上述场景模拟的各种原因发生崩溃，而出现增长的终结。[5]虽然这一研究结果和提出的主张被一些学者打上了悲观主义的烙印，并遭到各种质疑，但是系统整体论和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则为学者们分析人类可持续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和多元化特点。瑞典隆德大学国际工业环境经济研究所的梅布拉图（D.Mebratu）从历史发展维度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演变进行了梳理，并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前斯德哥尔摩时期，包括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前的时期（1972年）。这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宗教信仰和传统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的“环境极限”理论等。（2）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到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1972-1987年）。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这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熟悉的罗马俱乐部所做出的努力，而可持续发展概念则是由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正式提出。（3）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之后（1987-1997年）。在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后，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当属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主要的国际文件，如“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以及关于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公约。[6]2000年9月，147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领导人会聚在联合国总部，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7]并提出“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抗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制订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八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8]成为近十五年全球国际合作的重要指导框架。在2015年9月25-27日，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的17个具体目标，成为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些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了概括。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教授贝格（Bergh）和杰伦（Jeroen）认为当前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大致可分为以人类为中心的、保持自然和经济资本的总存量为特征的均衡-新古典主义理论（Equilibrium-Neoclassical）；以保持自然系统的恢复力，促进遗传/生物/生态系统多样性等为特征的生态-进化理论（Ecological-Evolutionary）；基于材料的工业代谢-产品链政策以及综合废物处理、减少、再循环和产品开发等特征的物理-经济理论（Physico-Economic）；维持物理和生物种群及生物多样性，向污染影响最小的能源系统过渡的生物物理-能源理论（Biophysical-Energy）；控制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维持人类系统的物质投入和产出之间平衡的系统-生态理论（Systems-Ecological）；通过操纵生态系统将人类利益与环境质量和功能结合起来的生态工程（EcologicalEngineering）；保持有限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在生态系统食物网和生物圈中占有适当的位置，始终考虑人类行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乘数效应的人类生态学（HumanEcology）等理论观点。[9]英国赫尔大学商学院的埃斯皮诺萨（A.Espinosa）和独立研究者沃克（J.Walker）认为上述这些理论观点可谓主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观点，其研究进路大致可分为“传统方法”和“系统（或整体的）方法”。他们根据这些主流观点是否充分考虑了系统整体因素，将其分为程度不同的五种等级，以判断这些理论属于传统方法还是系统方法。[10]他们认为这些主流方法更多的是考虑社会对生态压力和冲击的应激反应和适应的能力，或者诸如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是否能得到维持和改善。也有些管理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正迫使全球经理人批判性地评估他们的商业实践，以确保其不会为了短期的公司利润而牺牲今世后代的福利。[11]然而，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主流观点都具有一些局限。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勒乐（S.M.Lélé）认为，对贫穷和环境退化问题的不完整认识，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可持续性和参与概念的混淆。[12]而一些为了促进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而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并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因为这些发展模式大多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线性的、简单性的世界模型基础上，它假设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人类的完全理性得到控制和预测，并据此设计可持续发展方案和评价标准。然而，现实世界的混乱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等特征是人类设计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是社会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面临困惑和挑战。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使人类认识到，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一种系统整体的理论视角，需要一种超越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复杂系统思维，因而更加关注复杂系统中要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演化的动力学过程。因此，以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分析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可持续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