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范文10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最近在好几个场合听到这样的质疑：生态文学家或者生态批评家不够重视艺术性。我想简略答复一下：生态文学的前提是生态的——对待自然、表现自然和表现人类时的思想观念是生态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环境主义的。没有这个前提，再艺术、再有诗味的诗也不是生态诗；在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希望诗人更注重艺术性。但是，除了传统的艺术性之外，我们特别希望生态作家能创造出生态文学独具的艺术性。

生态批评之所以对文学性、内在研究说得不多，并非研究者不想说，而是很难说。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所要研究的文学性是生态的文学性，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性，否则就不是具有特色的研究和批评了，如果生态批评大谈特谈结构、韵律、意象、想象、象征、情感等其他任何传统的批评都能做也都做过的研究，那还叫生态的批评吗？同理，如果生态文学的艺术性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或现代的环境文学都具有的艺术性，那么它在审美艺术方面还有“生态的”特色吗？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能否找到、能否论证生态文学所独具的、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截然不同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如果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和艺术分析，与对非生态文学、对环境文学的同类分析基本一样，那么这样的美学艺术研究就失去了生态批评的特色。与其没有特色，还不如不予突出强调。其实，不仅仅是生态批评，当代的许多批评流派，比如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都遇到过这个难题。这个难题堪称世界性难题，我们期待着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能够早日构建出独具一格的生态的美学体系和艺术论体系，在那个时候，生态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说文学性研究才有了理论基础。

在认识到美学和艺术角度的生态文学研究之困难性之后，有必要强调：即使生态批评仅仅是思想文化批评，即便生态批评仅仅是通过对文学与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来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或者批评流派也完全能够成立。从整体上看，文学批评当然不能仅仅是思想心态、文化社会视阈的批评，必须包括审美的艺术的批评；但就一个批评流派、一种批评方法来说，将批评的视野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不仅是可以的，而且甚至是必须的。不应该以批评视阈的局限性为由苛求任何批评家、批评流派或者批评方法，而应当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这类有限度的批评所达到的深度、高度和创新程度上。是否具有审美和艺术批评特色，不是判断一种特定批评能否成立的必需标准；否则，精神分析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等许多对整个文学批评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流派都将被排斥在批评之外了。至于生态文学，我同意，在生态的前提之前，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更为首先的，是文学。

无论有多么明确、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写出来的不是文学作品，那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归属；正如生态批评一定也要是批评，是具有严格学理规范的学术研究，如果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都算不上，那还何谈生态批评。在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之前，生态文学创作可能只好暂且借鉴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艺术性，但那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它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独创性。同时还要特别提防：不少传统的艺术表现或者艺术性，是与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相矛盾的，比如：自然人化（包括显性的拟人和隐性的移情），自然客体化，自然工具化等，在作家特别是诗人运用意象、象征时，非常容易落入人类中心主义审美的窠臼，从而使得作品的生态性大为受伤，甚至使作品不再是生态文学作品了。值得作家们高度警惕的是：赞美自然、抨击征服自然并不一定就是生态的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和环境文学也可以这样写，而且早就这样写了，从古希腊就有了。客观地说，不少自命为生态作家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生态文学与传统的自然文学、与环境文学的区别，对生态文学的使命也不是很明确。在一些人看来，只要讴歌自然，只要批判破坏自然的行径，只要倡导环境保护，就是生态作品了。生态诗歌乃至整个生态文学要健康发展，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明确何为生态诗和生态诗何为。我希望所有愿意自称为生态文学作家或者生态批评家的人，都能够首先明确生态的与非生态的、生态的与环境的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思想理论上的不同和审美艺术上的不同，那样才能真正是名符其实的。

生态作品最核心的、使之与其他描写自然的作品相区别的独特属性——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以生态整体为终极价值标准，不是人与自然物的主客二元论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如果仍然把人（包括作者自己）当作中心，把自然视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必须爱护的环境条件，把自然物仅仅当作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的对象，当作表现人类自我力量的客观对应物；那么，无论作者对自然倾注了多么强烈的感情，也无论作品多么感人、多么独特地表现了自然的美，这样的作品仍然算不上生态作品。至于生态批评，我想可以首先集中力量于生态思想方面的研究，同时尽可能对生态审美和生态的艺术变现做一些探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生态意识是一种在处理人与世界万物关系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观念，它的核心内容包括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创作对揭示生态危机、呼吁生态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恢复生态平衡的关键无疑是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妥当处理。儿童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如何利用儿童文学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健康的引导，帮助儿童树立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对儿童自身甚至一个民族、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儿童性格的天真无邪、思维的单纯直接，既充满灵气生气又饱含诗意，这种天性决定他们与大自然以及动物、植物有着本能的亲近，因此，儿童文学也就更加关注自然，将动物、植物与人的世界纳入统一创作。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中包含生态意识的文本开始出现，作家的知青生活经验让他们把大自然的丰富多姿与动物世界的神秘灵动呈现给小读者，如沈石溪、牧铃的动物系列小说。随着作家生态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儿童文学所体现的生态内容表现日渐丰富，除了对人与自然互动之间真善美的描写，还塑造了破坏环境、侵害动植物的“恶人”形象，展示了家园毁灭、生命消逝的残酷现实，饱含愤怒、忧伤基调的生态童话、生态散文也开始增多。儿童生态文学越来越成为生态文学大家族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一、敬畏生命，守护生命

在古今中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人们最熟悉的动物小说总是告诉孩子：忠诚的狗、温顺的羊、残忍的狼、狡猾的狐狸……动物的形象因人类的实际利益被角色化，甚至妖魔化，对尚处于懵懂之中的孩童来说，会造成在人生之初就对大自然中众生万物产生三六九等划分的错误世界观。荣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施韦泽博士首先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态思想。“敬畏”就是对神秘而广大的世界心怀谦卑和尊重；“生命”则指世间一切的生灵，无论其进化程度，习性差别，因此，这一生态思想的具体内涵是善待一切生物。以“敬畏生命”的思想来对待身边一草一木的人，“就会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1］321。当儿童文学作家具有“敬畏生命”的生态意识，小说中的自然世界就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他们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从此，野生动物不再只是负面的符号，它们恢复了自在和多彩的生命。沈石溪的《红豺》（又名《豺狼情仇》）还原了豺和狼的真实生活和情感世界。在作者的笔下，豺狼不再是让人类一提起就恨得牙痒的野兽，红豺“就像天边的火烧云，因而芳名就叫火烧云”［2］314，而黄毛小狼“身上的绒毛金黄发亮，就像一朵蒲公英”［2］314，它们有大自然天赐的美丽。作者的描写不仅如实甚至带有赞美，实际上是对大自然由衷的敬佩和热爱。文中豺、狼、熊、乌雕、花狗等动物都是平等的生命，为了生存奔走，为了亲人拼命，它们的生命价值不低于人！而火烧云的母爱更是让人为之动容，它的舐犊之情和献身精神，体现出动物生命的灵性与高贵。如果人类仍然一意孤行，不敬畏大自然及万物的自身价值，仅视自己为世界的主人，人类的形象非但不能提高反而显得更为可疑和霸道。“大自然创造出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很可能首先是为了这些动植物本身的幸福，而不可能是为了一个存在物的幸福而创造出所有其他动植物”。［3］332。儿童文学不应角色化、矮化动物，更不应该把动物仅看作一种工具，因其食用、药用价值和满足人类其他贪欲，动物的生存权和生命权就可以被无情地肆意践踏。是告诉儿童世界为我所用，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他者幸福和存在，还是告诉他们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大自然让彼此保持平衡保持尊重，答案是明显的。这对地球和未来的影响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湘女的《懒猴悠悠》通过一只猴子的视角表现了人类的残忍和自大，同时显现了猴子的智慧和生命的顽强。“悠悠觉得人类也太没道理了，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需要就随便杀害别的动物呢！当然，悠悠知道，人类一般是不会去想别的动物的恐惧和痛苦的。”［4］272人类有能力也有责任改变目前大自然中动植物所遭受的苦难，人类也有感受动植物痛苦和诉求的知觉，通过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传达敬畏生命，守护生命的生态思想，无论是生态保护的实际还是对儿童思想和心灵的影响、生态人格的塑造，都会产生有利作用。敬畏生命，守护生命在成人世界或许并不容易实现，但对于儿童来说却是本能。他们互相关爱，互相依靠，甚至不需要语言，儿童和动物通过心灵和眼神就能读懂彼此的心思。为了对方甚至愿牺牲自己的性命，冷凝《射雕少年》、沈石溪《猎狐》中的少年因为自己对“敌人”的不忍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猎人”而懊恼。但恰恰是他们对动物们的爱与关怀使他们比冷血的猎手更勇敢，成为大家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儿童与动物亲密无间的关系令人感动落泪，心生暖意。如果每个人都能如书中的少年般心灵纯净，为了动物朋友的生存尽一份努力，我们的生命达到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境界就会不再遥远。

二、自然之美，自然之殇

具有生态意识的儿童文学成为生态文学中的排头兵和急先锋，对当代文学的“自然维度”建构作出了积极回应。文学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儿童与自然的亲近本性，使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对大自然的描写和歌颂产生热情。在儿童文学中，大自然的性格是被崇拜和赞美的，其粗犷、博大、刚劲的雄性的力量，让人类像对待父亲般景仰尊敬大自然；而她的质朴、包容、柔美，又像母亲般值得人类亲近保护。在生态文学家看来，感受自然之美就是人世间最幸福的状态，“陈阵终于看清了这片边境草原美丽的处女地，这可能是中国最后一片处女草原了，美得让他几乎窒息。眼前是方圆几十里的碧绿大盆地，盆地的东方是重重叠叠，一层一波的山浪，一直向大兴安岭的余脉涌去。绿山青山、褐山锗山、蓝山紫山，推着青绿褐锗蓝紫色的彩波，向茫茫的远山泛去，与粉红色的天际云海相汇”。“杨克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道：我也有同感，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牧羊，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可能都没有白天鹅”。［5］345在姜戎的《小狼小狼》里，各种生灵自得其乐，没有无奈和忧伤，草原的样子就是天堂的倒影。无论是姜戎笔下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原，还是沈石溪笔下西双版纳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抑或是金曾豪描写的水乡江南，都有大自然独到的、人力难为的美丽。自然生态的存在现状与生态作家的美好愿望却总是背道而驰。现实充斥着自然被征服、掠夺，丧失尊严和生命的悲剧，这些作品对于性格和心智接近自然原始的儿童不能不说是理种震撼和伤感，但这对于他们的健康生态观和世界观的培养却能够产生一生的影响。在黑鹤《最后的藏羚群》中，可里尽管不知道等待它的是什么，但已经从妈妈和同伴们那种不顾一切的舍命奔逃中感受到，那是比饥饿的狼群更可怕的东西。欲望的膨胀导致人类对自然疯狂地掠夺，藏羚羊的未来也许就是最后一群、最后一只直到灭绝。陆梅的《一只猫的独白》，通过一只猫的视角声讨控诉人类无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生态紊乱，人类越来越多地占有地球公民共有的资源，享受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其他生命的生存权利就受到越来越严重地剥夺。作者们向人类明日的希望———少年儿童揭示一个可怕的后果，如果人类仍然沿着这条看似平坦的道路一意孤行，不加节制地继续征服和统治自然，等待他们的绝不是康庄大道，而是越走越窄的死胡同。

三、回归荒野，复归和谐

一、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应运而生生态文学批评为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途径。为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方向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所研究的不仅仪是描写自然变化或反映生态危机状况的文本，所有文学作品，包括古典文学．只要涉及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变化，无论什么角度都可成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生态文学批评旨在通过文学研读与批判．弘扬生态和谐观，协调人与自然，自然与灵魂之间的关系。小说《白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亚哈船长曾在出海中被大自鲸咬断一条腿，于是捕鲸之旅成了亚哈的复仇之旅。在他眼中象征自然的大海不再是孕育我们的母亲，而是必须征服、支配的对象。《白鲸》一方面围绕捕杀鲸鱼这条线，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之冲突、对矗的悲剧。另一万【f【i借船员以实玛利之口，传递人jr1然可以也应该和谐共生的思想。

二、人与自然的对立面

人与自然的对面表脱存人类断略取自然资源，人类意图征服自然，以满足自己的求。《r{鲸》描绘r以亚哈船长为代表的捕鲸者疯狂猎杀鲸鱼，最终葬身大海的过程美国红18I造纪便有r捕鲸业，捕鲸在一定程度l：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嗣时也成为人们聚敛财富的于段捕鲸的迅速发展是现代人欲望膨胀的结果人们照亮川的灯油，同正和王后JJfI篼时J『J的油．先生，太太和小姐f『J用以散发香气的龙涎香等都来『J捕鲸业。“豪宅府邸，华园美院。它产生于魁魁克的标枪，如果没有捕鲸业，这里与荒僻的拉布拉多海岸是没有多大别的。这里所有的建筑和钱财都是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捞来的，鄙是标枪从大海里戳来的。”[-]P134人类不是适度地捕鲸为生，而是过度地猎杀鲸鱼满足门已的贪欲捕鲸船载着人类掠夺自然的欲望，成为人类从Fi然f，掠取资源的野蛮llI具作者以同情之笔描述船上鲸鱼被宰割的场面，痛斥人类嗜杀无度的【xl残捕鲸船就像是一座流动工厂，生产问．一个“加T鲸脂”、“炼取鲸油”的L产流水线。人类如果以自身利益为主体，蔑视自然和其他生物的同等生存权利，则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在第七章中，“我”在教堂前看到了墓地中许多纪念海上丧生水手的纪念碑和许多丧失丈夫，心情压抑的寡妇。每年很多的捕鲸船被鲸鱼撞翻，上千水手丧生在海上。亚哈船长的一条腿被白鲸咬断，海上遇到的另一个船长的一条胳膊被鲸鱼咬掉。大自然不仅从物质上养育了人类，而且在精神上指导着人类。一旦人类把自己放到了自然的对立面，人类自身就会产生精神危机。“连续不断的四十年的捕鲸生活，四十年的艰辛，危险，狂风暴雨，四十年生活在无情的大海上，和可怕的大海做斗争……这时与其说他是人，还不如说他是魔鬼!”E]D623亚哈一方面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受害者，一方面又希望征服自然，最后逐渐疯狂，把自己变成了连自己都不认识的魔鬼鲸鱼是美丽的、壮观的，正如神奇瑰丽的大自然，然而人们的过度捕杀，不会带来永久的财富．必然会带来无穷的灾难，白鲸作为自然界的代表与亚哈所代表的人类进行了殊死搏斗。小说中许多大鲸聚合起来，以共同抵抗人类的捕杀，于是无数的捕鲸者尸骨无存，命丧鲸腹。亚哈和他的船员最后也船毁人亡。

三、人与自然的统一面

人类与自然息息相关，紧密联系。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历久而恒新的主题。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极端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人依附．顺应自然基础上的原始的平衡和谐状态。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把自己从自然中解脱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并试图征服自然，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麦尔维尔在《白鲸》中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生态和谐观，却敏感地嗅到了生态意识的重要性，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如要摆脱生存困境必须转变思维方式。麦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深深思考，表达出自己对大海及海洋生物的赞美。小说开篇第一章以实玛利大谈他那种莫名的对海的渴望。当他对陆地心生厌倦而心情低落，精神面临崩溃之时，他不由想起大海。海是“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以实玛利作为幸存者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因为文章中他与自然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之所以出海是由于倦了陆地上的生活。在小说中以实玛利运用大量文字对鲸鱼的种类和结构做了说明，传达了他对自然和鲸鱼的热爱之情。在第四十五章中以实玛利采用一些人名来命名每一头所见的大鲸．如汤姆、杰克等，这体现了生物之间的平等和尊重。鲸鱼和大海都是自然的象征，以实玛利对鲸鱼的接受与和平共处都表明了他对自然和其他生物的理解、喜爱和宽容。他对白鲸的描述是：“白鲸……那乳白色的庞然大物，好美啊，美的惊心动魄，它被地平线灿烂的阳光一照，在早晨蔚蓝的海面上宛如一块活的乳白色水晶体，移动着，发出耀眼的光华!”。当以实玛利所乘坐的小船被一头负伤的大鲸拖人鲸群中央的一片水域后，他却意外发现这里如室外桃源般宁静、祥和。一些“幼鲸也许可能它们都还年轻．不懂世故，各方面都很天真，缺乏经验的缘故”，竟向那些猎手们游来。这种纯真对以实玛利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也正是在航海过程中，随着对白鲸传奇经历的不断了解．以实玛利逐渐形成一种对大自然中一切生命的伦理关怀。

一、“生态语言学”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语言与逻辑词典》将“生态语言学”定义为在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这些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196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在其有关哲学与生物学的著作中，首次提到了Ecology这个词，并将生态学定义为：自然界中作为生存竞争条件的所有有机物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所进行的研究。此后，各领域的科学家及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生态学”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与诠释。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学者特里姆在《语言与言语》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描述的与能动的语言学》一文，首次从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与变化。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家豪根将生态学与语言学联系在一起，提出并使用了“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学者们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进一步应用于语言学研究，同时涌现了以“生态语言学”为主题的论著，逐渐确立了“生态语言学”这一学科理论框架。纵观“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进程，所有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比喻成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互变互动的过程，强调自然、社会、价值、人文等方面在语言学中的影响及作用，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语言教学现象，包括构成教学生态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教学发展的生态趋势，对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生态语言学引入高等教育，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批判了传统教育观念存在的弊端，而且为高等教育展现了广阔的视野，为现代语言教学理念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教学思路。

二、高校英美文学教育中的非生态现状

无论从文学还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英美文学教育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语言教学与西方文化的深度融合。我们将英美文学教育看成是一个微观的生态系统，其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教学主体、教学活动及教学环境，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当某个或多个要素发生改变时，均会对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严重影响。英美文学教育是高校语言学专业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非生态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重视程度不够，逐渐被边缘化。当前，国内高校对英美文学课程体系的设置大致雷同，主要有英美文学选读和英美文学史两门课程，课程设置过于单一，教学内容更新缓慢，并且大多数高校将英美文学选读作为选修课，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学生也普遍认为对此类课程浅尝辄止即可，不求甚解，对文学作品内涵的理解和把握不够透彻。第二，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单一。传统英美文学教学目标的定位及内涵过于单一，大多是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课后阅读的模式；英美文学教学多数授课教师仍以传统的填鸭式、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教学方法多为对文学作品枯燥的长篇大论的讲述，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学生不能够很好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兴趣不高，缺乏主观能动性，学习效果不明显；考核方式多以传统的“一锤定音”的终结性闭卷考试为主，只注重对学习结果的考核，忽略了对学习过程的评价，考核成绩不能够真正反映出学生的学习状态，考核的信度与效度较低。第三，教学环境有待改善，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语言学认为，教学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教学资源和学习氛围等。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教学活动场地的设施装饰、光线、噪音、舒适指数等。据统计，目前多数高校的英美文学教育均采用合班授课方式，学生人数过多，教学资源配置不合理，生均占有率下降，教学场地及空间有限，学生学习环境舒适程度大打折扣。

三、高校英美文学教育语言生态化体系的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呼唤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英美文学教育是我国宏观生态教育系统中一个微小的生态体系，如同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存在方式一样，高校英美文学教育生态系统同样具有关联性、整体性、动态性及平衡性等特征，积极创造并构建适合高校自身发展特点的英美文学教学体系，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英美文学教学工作变得生机盎然，是我们教学工作者应该去关注及探讨的热点问题。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我们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模式以及生态语言环境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力求探索提高英美文学教学质量及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

摘要：本文基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对生态语言学与英美文学教学之间的潜在联系进行剖析，并从教师立场建构英美文学教育中学生主体性培养的新思路，以期对提高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有所裨益。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英美文学教育；学生主体性培养

现代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合理而完善的教学模式应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即做到平衡教师、学生、语言与语言学习环境等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引下对知识形成初步感知，进而形成学生对知识的自我探究能力，这是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所在。但英美文学教育难点在于作品中的意境很难得以完美传递，这就需要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把握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进行主动思考，主动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生态语言学观点下的教学活动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教学活动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能动的且可变的体系，教师与学生都被看作是发展中的人，其中教学效果的呈现则是这两者之间有意识的相互影响。本文尝试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英美文学教学，并从教师的角度来探讨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希望能真正发挥出英美文学教育的潜在作用，进一步推动英美文学在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

一、生态语言学内涵概述

生态语言学是自然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观点的核心概念“语言生态”最早由美国学者霍根提出，他在《语言生态学》中指出：“要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进行相应的隐喻类比，并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来对生态语言学进行考察和研究。纵观“生态语言学”的所有发展历程，所有研究者都将研究对象比喻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语言学与生态学之间互动变化的动态过程，运用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机制原理，研究各种存在的语言现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语言的多样性。如生物的多样性类似，语言也是由多种语言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性体现，“就好比是自然生态中的有机体，各个个体都具备其独特的生长机制及演化规律”。（2）语言的互动性。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感情的主要媒介和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彼此进行深度融合的关键，但这些都是建立在互动的基础之上。（3）语言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相互作用。任何一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演化过程都受到所处特殊环境的相应影响，将两者看作是一种微型的生态系统，继而针对系统内部之间的彼此作用和协调机制进行相应的考察和研究。而生态语言学理论自身较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即语言系统是由不同时空语言交织建构的一个整体性存在，其内部之间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彼此的相互作用，最终构成相对平衡的语言生态系统。

二、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学生主体性培养

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发展迅速，在不少国家的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是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课题的研究的。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中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对“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的揭示，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大提升了大批文学研究者的生态自觉，使曾被文学研究界忽视的“环境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时代的必然。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有目共睹。文学应该直面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生态文学家有着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把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在文学中表现出来。

一、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生态文学

1．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与文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天人合一”讲的就是天与人、人与物，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思想形成的基础。《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的合一，是最高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境界。此外，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无不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欧阳修在他的《画眉鸟》一诗中，以物咏志，自然呈现出来的生机和活力，回归自然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韩愈在《山石》中则反映了一种把自然当作家园和归宿的情结:“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天人合一”的恩想表现出了一种生态伦理，体现了中国古人善待自然、保护生物资源的朴素的生态智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栖身的家园，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相互依存的，珍惜自然就是珍惜人类自己的明天。

2.西方文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音。在西方，产生了支配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人类以征服自然为荣，以统治自然为乐，这种征服与统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人类将为此承受长期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然而，西方也有着绵延数千年的生态思想。西方最早的文学主要是神话、诗歌等口头文学，是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这类原始文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生态文学。作为西方文学一个主要源头的《圣经》，既包含了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同时也有很多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创世纪》第13章记载，亚伯拉罕和罗德各自拥有大量的山羊和绵羊，而土地不能同时承受它们，因为他俩拥有的羊只太多，所以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一起生存。亚伯拉罕对罗德说:“让我们分开吧，你如果往北我就往南，你要往南走我就到北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已经有了生态平衡的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质疑，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生态思想蕴含在西方生态文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揭示和艺术表现中。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不以人类的利益和行为准则为价值判断的尺度，含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梭罗是浪漫主义时代最伟大的生态作家，被评论界认为是“绿色圣徒”。梭罗在《缅因森林》里，批评了只知道占有和利用自然的态度，呼吁人们诗意地对待自然。他说:“几乎没有过什么人来到森林里看松树是怎么生活、生长、发芽的，怎样将其常青的手臂伸向光明—看看它完美的成功。大部分人都只满足于看到松树变成宽大的板，运到市场上，并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绝不是物质财富越来越多地占有，而是精神生活得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在与自然越来越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和谐。

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反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不仅要研究所有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所有作品具有生态意义的部分，而且还必须对己有的反生态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生态思想角度的重新审读和重新评价。这有利于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记载了普罗塔戈拉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文学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最深远的思想根源。拉伯雷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巨人传》以赞赏的口吻描写了巨人卡冈都亚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卡冈都亚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小说大肆夸张巨人们的生理需要，肆无忌惮地大谈特谈饮食男女之大欲，所有这些都象征着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以及对探索自然、开创未来的渴求。历史地看，这部小说具有反抗禁欲主义和张扬人性的进步性;但如果从生态角度审视，则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巨大危害性。假如所有人都像巨人这般疯狂地、毫无限制地满足无尽的欲望，那么，生态系统总崩溃早就到来了。在中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和谐、疏远到对立这样一个过程。从庄子的“与造物者游”到陶渊明的田园之游或李太白的酒酣“梦游”，文学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亲近的。元明清以降，城市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与之相应的叙事文学形式如话本、小说、戏曲、鼓词开始兴盛起来，文学艺术的主体遂由田园逐渐转向了市民生活。《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肯定是更加丰富了，但在无意间却渐渐丢落了在古代文人和诗词中占据绝对意义的“自然”。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灾难，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然而，这时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把人类的进化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等同于人与社会摆脱自然约束的程度。于是，整个社会在有意识地进行着改天换地的操作。这一时期的文学如《红旗歌谣》突出地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和发起人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说女权主义批评从性意识(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经济、阶级的意识纳入文本阅读，那么，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生态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和现代生态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思潮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形成,然后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许多学者对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发起人同时也是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认为,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批评,这一定义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把生态文学批评界定为研究文学乃至整个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的批评,揭示了这种批评的主要特征。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进而通过文化批评来探索人类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方面怎样影响人对自然的行为,怎样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深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生存方式。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研究文学除了要研究怎样运用文学话语表达自然以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考察那些能决定人类对待生态系统态度和行为的所有社会文化因素,并把这种考察研究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因此,生态文学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1]。

十多年来,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无论在学科化还是在体系化等方面均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研究会建议以“生态批评”来替代以前沿用的“自然写作研究”;1992年,成立了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紧接着在第二年该研究学会又创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六年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吸纳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为该组织会员。美国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谢里尔?格洛特费尔蒂认为,生态文学批评在体系构建和批评实践方面将会按照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文学再现荒原即天然自然;第二阶段通过研究重现长期以来被众多文学工作者忽视的实体自然创作,广泛深入地研究有生态倾向的文学作品;第三阶段将会致力于研究通过文学语言对人类世界的重新建构,批判西方传统文化将人类与自然割裂开来并主张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二元对立思维。不难看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坚持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统一的基本原则,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给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带来的危机。“生态”一词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那里体现了更为鲜明的实践价值,蕴涵了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这种努力将会培育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种生态文化批判思潮将会变成一场将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对人类现代文明做出深刻反思的文化运动。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性成就的同时,由于片面地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不仅是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环境公害事件”层出不穷。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首当其冲。这时人们开始对工业与科技革命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已经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改变自我中心的立场,继续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那么在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祸种,由生态危机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将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把生态问题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研究中进行生态思考,尝试一种融合生态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而文学研究领域生态思考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诞生。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又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即当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这种环境伦理思想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肯定人类价值高于自然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另一部分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倡导人类与自然具有平等价值的非人类中心论思想。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思想,与此同时,它又借鉴了西方现代生态学涉入社会科学的理路,发展为独树一帜的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认为,自然界中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都有其内在价值,应当受到与人类同等的尊重;整个生物圈,包括人类、其他物种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不应当把自然环境看成是仅供人类享用的资源,相反,应把它看成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中心。因此,人类需要把善、同情等道德情感从人自身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

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已经深入到哲学层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哲学思想。第一,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生态主义的自然观与只关心人类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恰好相反,这种生态主义的自然观关心的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因此它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同时,它又与专注于环境退化的症候,如污染、资源耗竭等等的环境保护主义不同,环境保护主义提出只要改善针对环境问题的管理方式,不需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就能够解决环境问题,但是生态主义自然观则认为,这种观点已经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深层矛盾,必须以彻底转变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为先决条件,因此在实践上主张重建人类文明的秩序,使之成为自然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3]多布森(AndrewDobson)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明确指出,生态主义首先是从根本上怀疑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它不追求一个高增长、高消费乃至高科技的社会,而是期望一个以更多劳动、更少物品和为人类服务需要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后现代社会,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环境保护主义;其次,生态主义特别强调地球的有限性资源,在这个前提下来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可能的;再次,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生态主义所关心的是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不至于干扰乃至威胁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而环境主义关心的只是人类对自然界活动的介入在什么程度上不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利益和安全。第二,通过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说这种环境伦理说认为,诸如物种、生态系统等非人类存在物具有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地位,因此,人类对它们负有与人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一般而言,环境伦理说旨在系统地阐释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它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美国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发表了《存在着一种生态伦理吗?》的学术论文,首次从环境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概念,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环境伦理学》,该书认为,人必须从价值上摆正大自然的位置,在人与大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伦理情谊关系,人类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大自然;也只有在这种尊重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调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伦理观要求人类与自然建立一种良好的和谐关系,倡导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主张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而破坏大自然与浪费自然资源,就等于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就等于是在慢性自杀。人类需要秉承一种生态危机意识,才能担负起保护地球、保卫家园的神圣职责。因此,环境伦理观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与自然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第三,美国生态文学批评也意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态智慧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化研究者认识到,发掘和引入古代东方生态智慧,很可能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文化哲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所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来看,天人合一论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不分彼此、融为一体的和谐共生思想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对割裂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的解构,存在内在的契合,富有极大的生态智慧。事实上,生态文学批评的这一发展倾向,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在生态批评的世界论坛上,许多人正期待着中国学者的参与,期待着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

总之,通过对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思潮的反思,需要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共生共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从根本上形成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