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范文10篇

青藏高原的研究简况由于海拔、地缘和气候等因素，青藏高原被人们视作生命的禁区。历史上内地对青藏高原的认识较少，一些汉文典籍描述，“青藏高原群山连绵、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满目荒凉、寒风凛冽、干旱缺氧，属于人迹稀少的蛮荒之地”。很多文人墨客在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时就大发感叹，如唐代的周朴写道：“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唐代的杜甫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唐代的柳中庸写道：“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海碛里本无春。”唐代的皇甫曾写道：“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以及唐代的王之涣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听到这些诗句，谁敢再踏入此地？我国对青藏高原真正的认识，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组织的中科院青藏高原考察队进入当地算起，到目前为止断断续续进行了四五十年的考察。西方世界虽然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对青藏高原进行了传教、探险和科考，但至今还处于科考阶段。自1953年5月，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在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向导的扶助下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从此以后，珠峰热了，登山热了，青藏高原的探险和研究也随之热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板块学说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多学科的验证。关于高原隆起与环境演化变迁：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有确切证据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5亿年前的奥陶纪，其后青藏高原各部分曾有过不同次数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2.8亿年前的早二叠纪，除阿尔金山地外，青藏高原的绝大部分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称为“特提斯海”。到距今4千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接壤并继续向北移动，导致两个板块的接触带岩层发生弯曲、破裂和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的雏形。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说“：关于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的很少，理解的就更少了。”我认为，这只是针对自然地理和地况概貌而言，而对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观和山水文化的研究，却更为浅薄和外沿。我认为青藏高原是“五源”，即生态之源、气候之源（冷源）、生命之源、水源、文明之源。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禁区，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藏民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藏民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国家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解读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包括位于湖北西部的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神农架等8个市州（林区）。该地区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鄂西地区拥有2个世界文化遗产、1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9个国家自然保护区、35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及3个国家级地质公园。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及旅游景区等占全省比例均在一半以上。经过三年的建设，已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国务院假日办的统计，在2010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鄂西圈的接待游客数559．9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2．16亿元，其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9％，43％，均超过全国分别同比增长27．1％，32．4％的水平，超过全省分别同比增长31．23％，35．8％的平均水平，也超过诸多旅游发达省份如周边湖南、河南。但是，随着旅游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在文化营销的应用方面，与百强景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一、文化营销的含义

文化营销的内涵，是从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目标，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创造一种文化产品或服务，以满足消费者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的过程。［1］文化营销是传统的物化营销或实体营销的提升。具体到旅游行业来说，就是以旅游产品的实体为基础，注重资源本身文化内涵的深刻挖掘，以旅游者的文化体验为诉求，针对企业的产品和游客的消费心理，利用某一文化，使之形成一种文化气氛，有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观念，进而导致其自觉地接近与文化相关的产品，促使旅游行为的发生，甚至形成一种消费习惯，一种消费传统。［2］

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实施文化营销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树立旅游圈的品牌，提升旅游圈的竞争力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旅游资源大多分布在“老、少、穷、库”等山区，交通、通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设体系不健全，导致旅游目的地尚未真正形成，过境游、接待游、出差游等现象突出。从地理位置上看，并不占优势。在交通瓶颈制约严重的情况下，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旅游业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旅游业争得一席之地？答案是文化营销。由于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传承性的特点，往往为一个地区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因此在竞争中就减少了可比性，具有垄断的地位，容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也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效应。由此可见，只有注重挖掘本地区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把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融于产品的设计、制作的各环节中，才能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

（二）有利于提高旅游业管理水平旅游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素质的高低，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游客在游览中能否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也直接关系到旅游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旅游业未来的竞争主要体现在旅游文化上的竞争，人们对旅游资源、旅游服务的需求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和科技水平上，因此旅游业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3］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旅游企业的市场运作能力较差。一方面是缺乏高水平的市场化包装和营销。各地在对外宣传和旅游策划上往往各自为政、手段落后，旅游知名度较低。多年来，鄂西旅游业依旧停留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和“等客上门”的粗放型经营阶段。另一方面，缺乏规模大、实力强的旅游业市场主体。目前湖北大型旅游企业不多，省内尚无一家本土上市旅游企业。要改变这些落后的面貌，都依赖于圈内旅游业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摘要: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摘要：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此种舆论新模态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存在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良好的舆论场治理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和谐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及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实证研究和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等方面也有不足，需要做出持续的学术跟进与创新。

关键词：两个舆论场;政治文化生态;国家治理

新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波及了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搅动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推动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政治生态注入了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舆论领域，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汹涌不已，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①。此种舆论新模态在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舆论场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良性发育，增强舆论场共识度与和谐度的任务十分紧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两个舆论场”发生发展的脉络与原因，并不断完善应对之道，消减对立，促进融合，共同构筑公共理性舆论平台，实现更加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纪中期把“生态学”一词引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和网络政治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和互联网参与对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态建构的影响，认为：网络改变着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网络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点正是民主发展的时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规约公权，进而在信息时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西方舆论场的二元分立远不如中国的典型②，因此“两个舆论场”的研究主题并不很突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南建设生态文化的重要价值

云南省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复杂，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性地区和重要的模式标本集中产地，生态建设意义重大。同时，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汉族外，少数民族有25个。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创造、积累、传承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围绕朴素的环境观、饮食观、消费观等而形成的生态文化，成为建设现代生态文化的重要基础。云南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突出生态文化建设，具有以下4个方面的重要价值：1、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提升云南各民族群众的生态文化素质，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虽然生态文明本身包含了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内含文化的要素，但是，生态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它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先进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由于云南本身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趋于保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科学的生态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这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也是重要基础。2、通过突出生态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凝练和提升云南各民族传统朴素的生态文化意识。如前所述，云南省作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众多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包含朴素生态思想的生态文化意识和观念。这些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蕴含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系之中，容易被忽视，而且其中也有某些方面的局限甚至不足。通过突出生态文化建设，积极发掘和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中的生态因素，凝练和提升民族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价值观念，既能够提高生态文化的发展水平，也能更加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3、突出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将党和国家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相关精神和要求与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使命相结合。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理念和素质，使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当前，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做好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这“两篇大文章”，是云南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内在要求。我们突出生态文化建设，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现实需要。突出云南生态文化建设，能够将文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结合起来，更好地挖掘丰富的民族生态文化资源，突出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特色，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同时，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4、突出生态文化建设是加快云南民生建设的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民生建设，要求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③文化建设本身也是民生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更是民生建设。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素质提升，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通过生态文化建设，不仅能够让全省人民广泛树立起生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环保观念等，形成促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舆论氛围，而且通过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使人民更好地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强化云南生态文化建设的策略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云发[2009]5号）明确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提升各民族群众生态文化素质的目标要求，并提出了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建立生态文明道德规范和推广可持续消费模式等三个方面的措施。这就为建设生态文化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具体落实生态文化建设任务方面，我们认为具体应该从以下4个方面入手：1、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大讨论，形成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广泛共识。虽然早在200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云南长期坚持生态文明教育，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全社会来看，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尤其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宣传还不够深入，大众对此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尤其还有不少认识误区，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单独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其放到突出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要求的认识也还不够，因此，借助当前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东风，在全省范围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思想大讨论，既能增强认识，又能找到差距和问题，尤其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从而形成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广泛共识，以此奠定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舆论基础。2、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文化艺术单位的优势，积极开展生态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探讨，配合相关决策部门，提出建设生态文化的具体思路，形成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科学有效的政策措施。经过全省各族人民的长期不懈努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禀赋，已成为云南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资本，成为最珍贵的品牌和形象。不仅如此，云南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具有关于生态方面的丰富内涵，比如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朴素生态观，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观，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等等。这些是我们建设生态文化强省的重要基础。同时，我们也要认真解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建设方面的最新要求，结合云南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结合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现实要求，集中智慧，群策群力，形成建设生态文化的具体思路，为相关决策机关和部门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生态文化建设不仅具有扎实的群众基础，也有科学有效的政策支撑。3、建立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思想观念要解放，政策措施要明确，但贵在执行。建立科学有效的体制体系，促进生态文化体系的建立是关键。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制度体系的建立关系重大。云南在建立健全生态文化制度体系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一，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要求中关注生态文化建设。当前，全国都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但是，由于我们长期忽略生态文化，在不少地方和场合，生态文化不能登大雅之堂，而且有的认为云南突出的就是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提一提即可。如果在制度体制的设计中缺乏对生态文化建设的关注，生态文化建设就不可能得到真正很好的落实。第二，要在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下设计和考虑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单独考虑和设计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但是，也不能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机制替代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总体上是在生态文明的战略上设计，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进程中推进。第三，生态文化制度体系建设要面向市场，面向世界。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东南亚3个国家接壤，发展面向东南亚的跨境文化是云南生态文化建设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要有面向世界的眼光，要把生态文化建设与桥头堡建设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不仅形成生态方面的精神和价值文化，而且形成生态文化的物化产品，真正使生态文化建设充满生机活力。4、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省人民广泛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既是政府的事，也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政府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做好规划，确保资金等方面的投入。群众是生态文化建设的主体，只有将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广泛发动起来，生态文化建设才有生机和活力。当然，这就需要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作机制。只有政府科学有效地决策施政，构建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才有可能；只有全省人民广泛动员起来，生态文明道德文化体系基本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才有可能。

本文作者：廖小明冯颜利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一、生态文化的现代性内涵

“生态文化”概念最早由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所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文化即是“人类通过技术圈的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结果，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人类自救的唯一选择就是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形成一种新的形式的文化。”［2］生态文化的诞生就是时代变迁的要求，就是人类在终于认识到自身真实处境之后做出的英明决断。每一个时代都必须经历文化的革命，尤其当人类已经无法控制自身的贪婪，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对抗打乱了应有的平静之时，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才能对人类实现自救。生态文化带给现代文明以曙光，因为生态文化的核心强调“生态”，它要求人类必须建立符合时展要求、符合人类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断谋求人类性发展新理念的时代精神。生态文化这一文化革命以生态学的思想与方式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并逐步建立起符合文明要求的思维模式、价值体系和人类生活方式等。生态文化预示着将生态学的优势融入文化的形式之中，体现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生态文化是人类积极反思恶果的产物，与一般的文化含义不同，生态文化以“生态”的思维方式、从关系性与整体性两方面入手，表征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即从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利制衡到人与自然的合作关系。

“生态”的思维方式就是要超越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机械化思维模式，把自然与人的活动动态的结合在一起。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在当今社会文化的作用效果常常达不到人们的预期？文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出现问题时，一切着眼于文化力量的做法都是可取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本质是，如果将文化也仅仅看作是产业化、商品化的社会灌输形式，那么文化发挥的作用力就并不出自文化本身，而是人们的其他目的。所以首先需要扭转的是人们思考文化的方式，以及人们将文化注入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方式。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生态问题的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思考。只有真正构建在以此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人们对于文化的重新理解，以及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问题的实践行动。因此，这就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不应机械的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是相互利用、竞争的，人与自然应是相互依存与发展的。而生态文化以加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整体性思考为基本旨趣，才能实现通过文化的传播达到思维方式变革的目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生态文化在现代文明中不仅具有了文化层面的意义，也具有了梳理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观的重要作用。生态文化作为文化变革的新形式引起了价值体系重塑的讨论，何为价值体系的实然主体？谁才真正拥有价值的最终解释权？生态文明下的文化变革必然引起一系列价值观的动摇，人类中心主义在这样的趋势下不断反思自身的价值指向，传统的人类统治自然、支配自然的价值观不再通行，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价值观的变革深刻的反映了人类内心的挣扎，但自然的价值不应在这种挣扎中被淡忘，自然价值的彰显才是人类价值的深刻印证。如果说生态文化通过价值观的重新塑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作为实践依据的内在尺度，那么生态文化还通过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为新文明、新时代下的人类生活世界的变革提供了具体的途径。

生态文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类需要不断的通过实践体现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实践就是人类的特殊生活方式。科学文化将科学视为人类实践的手段与目的，科学的实体化弱化了人类的实践真实性，为了科学人类甘愿沦为工具，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变成科学的附属品，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欣喜远不及科学，人的存在方式自觉的将人与自然拉开了距离。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成为了成就科学的条件，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面对窘境，人类需要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用生态文化丰富自己的生活。生态文化提倡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相处的文化形态，在生态文化中，生态系统把持着人的存在活动的必要尺度，人类活动必须在生态系统的范围内展开，与工业文化大肆地掠夺自然资源的方式不同，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融洽相处，要求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为目的，进行合理生产、和生态生活的方式。因此，生态文化的发扬预示着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的诞生，人的存在不再用科学的标杆加以衡量，而是以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全面运行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生态文化有效的促使了人的存在方式的优化发展，生态文化以人类与自然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优质生活的重要原则，生态文化坚持尊重自然理性，从根本上认识到人与自然在生态系统中平等地位，从根本上优化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因此，人自由的选择生态化的存在方式，自由的将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放置在自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促进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福祉。生态文化的变革脚步预示着一种现代性文明的升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文化的建设，表明了生态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说明了生态文化彰显了现代性内涵，为人类发展找到了新方向。生态文化展现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层面，生态文化的发展牵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的文明建设内容。许多学者专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余谋昌认为:“从狭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3］生态文化内涵丰富，它以人类社会、人类文明的建设息息相关，生态文化又是一个崛起的新文化，它不仅涉及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凸显出了人类与自然、与自身文化历史的关系维度，是人类社会在生态文明时展过程中起到主导型的新文化，它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促进着人类各种活动的开展。生态文化不仅是在理论具有意义，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同样起到了指导作用。人类在面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度都基于对生态文化的认真考量，生态文化以知识的形式融入人类的生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指引着人类发展的新方向，在生态文化的支撑下，生态文明才能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稳步发展，为社会的整体性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支撑。

二、生态文化建设的构思原点———承继传统，与时俱进

人类面对的荒漠不是文化本身，而是人类跨越文化而留下的人类精神的衰弱。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原点设想自身的可行性，参照社会发展的规律，透视时代进步的方向，才能将生态文明的建设贯穿于人类的思想根基之中，保有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潜力。我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以尊重自然、珍惜生命为主要的价值观念，在人与自然相和谐思维方式的指引下，生态文化为发展现代文化、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传统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炼和升华其思想理论中的积极价值，才能使生态文明在时代的意义之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观念的发扬光大，以一种新的视角深化挖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为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宝贵的资源。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历来崇尚“天地人和”、“阴阳互补”、“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些观念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具有深刻的生态情怀，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以及匡正效果。我国周代就有“斧斤不入幼林，网罟不宜过密”的说法，对自然的合理采伐虽然在当时与人们对“天”的朴素认知密切相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约束的效用，表达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维系生态系统的基本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会出现对“天”的描述，“天”具有神化的色彩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朴素理解，因此才造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重视。重“天时”即“因时制宜”，传统农学认为，农作物本身是气，农作物主要感受环境中气的阴阳状况，也就是天体，日月星辰的变化状况给农业带来的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可以说由“天”决定，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顺应天地的阴阳变化就能耕耘收获，迎来丰收，如果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就必将劳而无获。在中国古代，“天时”对人类来说是无法超越的限制，因为农业作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条件，因此，荀子曾指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4］对天时的重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性思考，人类想要保全自身的生存就要首先保全自然环境，因为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不可估量。不仅天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重视，所谓“地利”即指地理因素对人类生产活动的影响。

摘要：为解决乡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乏力的问题，文章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解读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的内涵以及生态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大范围推广和营销乡村生态文化品牌的建议和策略，以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推动乡村地区产业的繁荣稳定。

关键词：乡村生态旅游；文化品牌；营销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一环，也是保持乡村地区各大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动能。面对新的建设要求，乡村旅游产业打造生态旅游项目，并以特色乡村文化为依托，实现旅游文化品牌化的发展，可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凝聚更多的发展力量。然而，在进行乡村生态旅游文化品牌推广的过程中，乡村地区缺少文化品牌营销经验，导致文化传播的渠道单一，难以实现大范围的传播，降低了乡村文化品牌的影响力。面对这种现状，乡村地区如何展开生态旅游文化品牌的营销活动，大范围推广乡村文化内涵，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乡村生态旅游产业概述

（一）乡村生态旅游的含义

乡村生态旅游作为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的结合体，主要是指以乡村为背景，将生态的理念融入旅游活动中，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淳朴的乡风、娴静的田园风情为旅游特色，开展对生态环境有着开发和保护价值的旅游项目。与传统的乡村旅游相比较，它除了能满足游客最基本的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需求外，还具有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教育的功能，保障在旅游资源合理开发下，乡村地区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对以往乡村旅游开发层次较低、旅游项目缺少特色的问题，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建设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乡村生态旅游将乡村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等资源，转化为旅游特色的产品，促进乡村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同时，旅游业配套产业的发展也为乡村地区提供大量的从业机会，解决乡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并增加乡村劳动力的收入，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稳步提高。而对于农业而言，生态理念融入乡村地区各大产业建设中，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促进农业转型发展，推动乡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为乡村地区的发展赢得更多的可能［1］。

一、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的变异

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在现代科技的冲击下产生了极大的变异，这种变异一方面表现为功能生态系统之功能的丧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态系统之功能的变异。

（一）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丧失。正如前文所述，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生态系统是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与人类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诸因素紧密相关的功能生态系统，其中，功能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原生态的状态下其功能极其多样，因而，就存在极其多样的子生态系统，形成了一个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但是，一旦其中的某些功能丧失，将会导致相应的子生态系统的消亡，从而导致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的萎缩。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之间的格局形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的许多事项不再需要依靠音乐就可以完成，因而导致民间音乐功能大量的丧失，如高速运载工具的出现，机器设备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指挥生产、协调劳动动作和鼓舞劳动热情的劳动号子和劳动歌曲就丧失其功能；现代通信设备的运用，缩短了人们时间、空间和心理距离，以歌（乐）传情、传信、传授生产生活知识的功能丧失；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了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人体自身的能力，破除了诸多的迷信，众多用以主持仪式的音乐丧失其仪式功能，等等。随着这些功能逐渐丧失，与之相应的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也就随之消亡。接着，随着这些子生态系统逐个消亡，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群也就渐次萎缩。

（二）原生态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异。一方面，民间音乐原生态生态系统的功能在丧失，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在消亡；事实上，另一方面，民间音乐又企图从别的地方寻找出路，生态系统又在转化其功能，这就出现了功能的变异。显然，变异产生的前提，是原生态功能的丧失，我们将变异前后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就能找出其变异之所在。第一，原来丰富的企盼（动机），诸如希望顺利完成劳动、风调雨顺、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家宅村坊平安、老人长寿、小孩顺利入睡、获得娱乐放松等，均已萎缩，有些已不复存在。如果要讲有所企盼的话，那就是趋利的商业动机——希望挣钱，原来那五花八门的企盼都萎缩为这一个希望，它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外壳是对民间音乐进行包装。第二，原来的各种场所，如荒山旷野、牧场草地、田头地角、路口水边、祠堂庙宇、家堂香火、喜堂灵堂、街头巷尾等，均不复存在，萎缩成一个方寸的空间——局限于舞台之类的一个划定的表演空间。第三，活动的参与者产生了分化。原来所有在场的人员均为参与者，其中有操作者，没有表演者和观众的称谓，而现在分化出表演者和观众，其泾渭分明，参与者萎缩成操作者（即表演者）。第四，原来丰富的活动项目和音乐程序，如仪式中的哭嫁贺郎、超度亡魂、驱灾解难、祝寿等项目，大为简化，并且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表演，萎缩成一种残缺的标本。第五，原来那众多的目的也萎缩成一个“获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相关因素的变异之大，在这些变异后的因素作用下，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的功能必定产生变异，原来由众多企盼所生成的、要达到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众多目的之众多功能，萎缩成一个简单的“获利”功能。

（三）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的产生。由于上述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各相关因素和功能的变异，民间音乐生态系统必须产生变异，将变成为：包装（商业动机）→表演空间→表演者和观众→表演和观赏→获利从整个过程及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它们已经严重的脱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不再是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了，在本质上它是一个追逐利润的商业运作系统，那种原生态的功能性已经完全丧失，相反，其功利性是主要的。我们把它再进一步浓缩，就得到：包装（商业动机）→表演→获利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民间音乐的运作系统是一个以商业动机为驱动力的系统，因而，是一个以功利为主的生态系统，在此，我们将变异后的民间音乐生态系统称作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在变生态功利生态系统中，原生态功能生态系统那些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业已消失，它缺乏子生态系统，因而没有其生态系统群。

二、生态系统在旅游文化产业中的重建

摘要：原生态音乐文化属于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极为必要。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现阶段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中所面对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角度入手拓展文化传承路径、加大信息传播量、充分发挥出新媒体的作用、引入数字化技术这些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路径。

关键词：原生态音乐文化；传承路径；文化保护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长时间的发展中，各个民族均形成了自己的音乐文化，促使我国整体的音乐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基于历史、自然、生活、民族等因素，原生态音乐文化逐步形成，具有极强的民间特色。当前，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需要展开路径的更新，促使我国原生态音乐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

一、原生态音乐的概述

对于原生态音乐来说，其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因此，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普遍依照一般的理解完成定义。笔者认为，对原生态音乐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完成：第一，内容方面。即原生态音乐的表达内容、方式、情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的结果。通常情况下，在不同的场合与环境，所形成的原生态音乐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第二，形式方面。依托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原生态音乐可以表达出更为多样的、丰富的情感内涵。一般来说，不同民族所形成的音乐表演形式有所不同，且无法使用统一标准完成评价。

二、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困境分析

【摘要】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生存的最佳抉择。文章试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及其藏族传统文化对此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