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范文10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生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它的主要任务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批评认为，人类今天所面的生态危机归咎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本文概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基督教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生态批评所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即，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转变。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学批评；人类中心主义；基督教；科学技术

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果危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远的将来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将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的主要诉求是重审人类文化，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态思想家沃斯特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本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生态批评以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学、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化的危机。反对简单地将生态问题还原成经济问题或技术问题。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技术或经济手段远远不够，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积极广泛的参与和引导。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论、机械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视角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

生态批评家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以要想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多视角、深层次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范围之外。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摘要]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话题，只有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达到真正的生态文明，创造真正美好的幸福生活。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新形态。本文通过阐述生态文明的属性及特点，分析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析生态危机向生态文明转向的问题，以期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工业文明；人与自然；多样性；可持续性

从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三个：一是原始文明，在远古时代，自然是神秘的，人类敬畏自然；二是农业文明，在封建时期，人类对自然有了最初的认识，人类开始依附于自然；三是工业文明，相较前两种文明来说，工业文明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文明，它推动人类社会迅速的规模化向前发展。同时，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姿态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严峻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生态文明应运而生。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发展、关乎人类未来、关乎全球福祉。建设生态文明，是当今时展要求。

一、生态文明的属性及特点

生态文明可以分为狭义的生态文明和广义的生态文明。狭义的生态文明一般是指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工业文明或说是政治文明之后的第四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系融洽、相得益彰，具体体现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广义的生态文明则将生态提升到文明形态的领域，不只针对生态来说，同时，也使人类的精神文明得以升华。文明拓展到生态领域，就产生了有关于“生态文明是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持否定意见，认为生态文明并不可能成为新的文明形态，它只不过是被生态化的文明形式，或者说是在现有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生态化。“生态”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人类意识到对自然产生了无法挽回的破坏后，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维持自然环境可持续的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致力于建立绿色可持续的文明新形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从对自然无底线的开发、改造、利用，到追求人类发展又能自律，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之间的共生。其实质是开辟一条与生态环境并驾齐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文明可以说是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的结果，是相较于传统文明形态的重大进步。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首先，生态文明是多样性与整体性价值的统一。生态系统是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要重视各个自然种类资源之间的联系，建立系统的自然资源理念，清楚认知生态是各个自然资源要素之间相得益彰的整体性关系。生态文明作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导的文明要素形态，更加遵循自然资源的多样性，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从而产生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生态问题不区别于种族和国家，生态危机是当今的世界性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球关注。其次，生态文明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在所作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报告为未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路线图。可持续不但意味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更加深远的意义是在不损害未来资源且满足当展需要的前提下，实现“生态全球化”。生态环境危机之下的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单纯强调对生态环境的禁止性保护，而是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的双赢结果。①再次，生态文明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五位一体”的新时代战略目标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最直接说明。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石，它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向，强调生态资源可持续和可修复的和谐再生，具有传承性、人文性的特点。生态文明抛弃了传统文明形态的以社会发展为导向的经济价值体系，摒弃随传统文明而来的唯利是图的思想，强调生态环境可持续。中国提出的发展性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就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真正的和谐统一。②

二、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摘要:资本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因其自身的内在否定性产生了一系列发展悖论，生态危机就是其中之一。生态危机的根源来自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的内在动力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对生态危机的反思离不开对高度发达的科技理性的拷问和量度，而且基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分立的生态观在生态危机面前也是难辞其咎。本文从经济哲学的视阈反思当下的生态危机，拓宽生态危机的研究领域，旨在建构起“人－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和谐生态观。

关键词:生态危机;欲望;科技理性;和谐生态观

在人类发展史上，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人类将自身设定为主体的同时自然界的存在成为“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使得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界的过度盘剥和压榨，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从根源上探究，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因此，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需要将人类的财富欲望纳入历史通道进行反思。财富欲望的张力随着世俗社会商业精神的发育而开启，在利润最大化的指引下，欲望聚焦于可以带来财富的自然界。发达的科技是对自然界进行深度开发的关键力量，技术在人类财富欲望的驱使下，“促逼”着自然界，使其被过度开发而遭到破坏，深层次里破坏着“人—自然命运共同体”。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为轴心的经济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存在在于价值增值，“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就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值也就是自行增值。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1］因此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获得使用价值，“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和货币储藏者所共有的。”［2］这种财富欲望具有一种扩张自身的内在张力。“就欲望概念自身的意义定位，它乃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的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求。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动倾向，也可以说是趋向于一定的目的的意向。”［3］人类欲望的闸门被打开以后，欲望的张力使得人类对货币、资本的追求日益强烈。货币是天生的平等派，但是当货币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这导致了货币持有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极大的不平等。货币持有者极力将货币继续投入再生产过程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无产者则对货币持有者掌握的生产资料日益依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货币持有者日益成为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主宰者，货币力量由此转化为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带来增殖的资本力量。资本的扩张逻辑不断生产出剩余价值并将其投入扩大再生产。“资本扩张过程是资本向自然界的扩张，向自然资源的扩张。资本自诞生以来进行的数百年的扩张过程，就是将从地表到地下，从表层到深层的自然资源不断货币化、资本化，吸收到不断运转的资本机器内部的过程，也即吞噬自然资源的过程。”［4］因此，资本的扩张必然以消耗自然界，对自然界无休止的掠夺为前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5］的原初形式是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6］需要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才能表现为资本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7］因而“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8］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纳入经济系统中，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中，由此进一步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不断开拓着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资本追求扩张的本性具有使这些资源进入扩张体系中的魔力。尚未被资本化的资源在人类欲望的驱动下与货币相结合，进入生产领域中，便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志，被资本化后便获得了不可遏制的扩张本能。我们亟需对人类疯狂行为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层次追问。人类企图将一切资源都资本化，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体系，刺激着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9］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资本扩张的推动力。人类把劳动价值注入到自然资源中时，资源被资本化了，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这种心理因素就通过物质得以显现出来。这种获得物质资源的力量承载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意志，使得人类进入了疯狂追求物质力量———资源。当人类对尚未资本化的资源进行开发，要投入大量的资本预付金，因此必须获得利润，否则就将血本无归，因此人类陷入资本逻辑体系的深度座架中。欲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动机，人类的行为由于这一欲望的满足而终止。这一欲望的满足又激发了新的欲望的产生，一种物欲造波着另一种物欲，由此导致欲望动力机的马达强劲，不断刺激着人类追求资本扩张的触角。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人对于事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等舒适品和装饰品方面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和确定界限的。”［10］满足这类没有限制的欲望的资本扩张也就处于无止境状态。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也深刻指出了，这种资本扩张的欲望逻辑，“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以是社会逻辑，也可以是欲望逻辑———那些逻辑把它们当成了既无意识且变幻莫测的含义范畴。”［11］这是深度资本扩张的欲望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图景。尚未开发的资源被资本化后获得了一种价值通约的社会性，这种经济性符号通兑着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有着一种将五彩斑斓的生活世界量化的神奇魔力，通过货币把异质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量度、可计算、可兑换的存在，使得人类的生活世界被货币和资本的增殖体系宰制。人类在这个体系下追求资本的不断扩张，并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研发出越来越多的高尖端的先进科技，进一步武装着人类进行资本扩张的欲望。人类的资本扩张欲望在吞噬着自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当愈来愈多的自然资源消耗在资本体系中时，资源的可再生能力也在不断衰减，最终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2］人类破坏着与自己的身体发肤密切相关的自然机体而不自知。资本扩张欲望无资源可寻而无法得到满足时，或许人类真的会将触角伸向到地球之外的“潘朵拉星球”，将世代诗意的栖居破坏，人类被疯狂追求资本扩张的魔咒附身。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危机的勾连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能解决生态危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被称之为全球化时代，对于经济全球化现象和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有过描述和预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全球化现象的描述。当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描述全球化的继承和发展。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统一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用欧盟主席巴罗佐的话说，“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淹死。”［2］11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便直接借用中国的成语“同舟共济”来表达巴罗佐所说的那句话意思。从某种角度和立场来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对此状况人们还形象的比喻为，“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就像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社会瘟疫犹如2003年非典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全世界，导致世界范围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各国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日益增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和途径也越来多样化了，并逐渐由武力征服而转变为协商对话，并且在许多问题上可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也可以采取一些协调一致的行动。比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打击国际刑事犯罪，打击国际贩毒，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但是，并不能由此就认为已经形成了真正的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的利益已经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了。这种观点和看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有害的。巴罗佐和希拉里的“我们同在一条船上，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淹死”的说教，不过是用来遮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侵略和掠夺本质，愚弄和欺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障眼法。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的霸权化。它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又一次扩张过程，它已由原来的经济、金融帝国主义变成“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生态、反自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只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那些西方的政客们只强调大家都同在一条大船上，人人平等，利益一致，而有意回避彼此之间的不平等和利益冲突，遮蔽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对此，美国已经离任的国务卿基辛格则比较坦率地道出了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速了贫富之间的鸿沟。”［2］11可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真正实现人类利益的大同，也并没有建立起利益一致的人类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即便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生态环境、核武器威胁问题，各个国家在处理和应对这些问题时，仍然是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狭隘利益而置其他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不惜破坏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也存在极端的不公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占世界20％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上80％的自然资源，一个富裕的美国人所消耗的资源是一个贫穷的非洲人的几百倍。“当强悍的美国守着本土地下的石油资源不动，从千里迢迢之外运来的石油喝了不算，还把灌入地下储存起来时；当富庶的日本守着百分之六十六森林覆盖率不动，木材进口量却占世界木材总进口量一半以上时；当世界上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消耗着五分之四的自然资源时，……日本想保住本国的森林。但是，世界森林减少就会导致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所产生的温室效应会使海平面上升，岛国日本不是自食恶果吗？美国想延缓本国的石油危机，但世界石油资源枯竭后的美国能幸免于能源危机吗？”［3］128可见，在这些事关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环境资源问题上，这些国家仍然在绞尽脑汁地斤斤计较，不惜以损害其他国家或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国家的私利。资本主义生产和对外扩张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以无限的价值扩张为目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4］。发达国家这些非法的、不道德的行径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重新沦为它们的生态殖民地。无数大量的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正是少数发达国家对多数不发达国家推行“生态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总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无限追逐经济利益的贪婪本性，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无止境的掠夺，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具有丰富内容和自身的价值，把自然界仅仅看作是自来水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5］124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经济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如蕾切尔•卡逊所说的“导致最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但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狭义）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的生活环境。”［6］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或集团占有，由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冲突与争夺，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向其他国家倾倒垃圾，转嫁环境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也就在所难免了。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无限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他们不能很好地平衡和解决不同国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破坏环境掠夺资源的内在冲动就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生态危机与共产主义的全球化

当下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人类利益的一体化，尽管他们宣称我们都同在一条大船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利益是一致的，要么一起畅游，要么一起沉没。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和实质是新的全球殖民主义化，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掠夺东方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过程。因为全球化规则是由美国控制的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是按照有利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益要求制定的，东方等发展中国家被迫执行的。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强行推行到全世界的过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中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从属于资本主义。这种全球化并不像全球化主导者所期许的那样，它并没有实现各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协调一致，并没有实现人类利益的大同。非但没有缓解和解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而是进一步j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缓解和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就必须代之以新的、更加理想的全球化，即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将消灭国家和民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差别，建立利益一致的真正和谐的人类共同体。人类的整体利益不仅包括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包括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人类长远利益不仅包括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也包括千秋万代的利益。是以一种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的。从人类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认为个人与集体，集体与国家，国家与人类，人类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人类要世代延续永恒发展，不仅要平衡好人与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要处理好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否则，就难以规避相互倾轧和掠夺的悲剧发生。为限制那种把万里之外的资源掠夺来，自己用了不算，还把他存储起来的行为，为制止那种只珍惜自家树木而滥砍他人树木的强盗做法，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设想的，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利益一致的统一世界。但是，汤因比同时又警告他的同胞，“西方人不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自身文明的价值观和目标将会永远处于支配地位’，恰恰相反，‘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因为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这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惟一选择。……未来的世界国家很可能出自于一个自愿的政治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一系列现存文明的文化因素都将继续保持本色。……一系列的文明或文化传统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一个政治体制下和平共处。因此，我们从大一统国家历史中所获得的最大教益之一就是，相互竞争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129。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彻底解决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国家，也不能只寄托于一种文化或文明。而是需要一种世界大一统的文明与文化，需要全球性的思考和全球性的行动，而不是地方性的思考与行动；使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文明放弃自己过去所坚守的传统和立场，由分歧对立走向融合，要构建一种融百家之长人类性的文化。也就是说未来的大一统国家和文化既保留各民族的特色，又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是人类的大同世界，即是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因此，人类要彻底摆脱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必须由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分裂、对抗而走向统一与合作。分裂与对抗是由于存在不同利益集团，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必然导致冲突与对抗，让他们走向联合与合作就必须要平衡好他们之间利益关系。在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前提下让他们完全放弃自己利益要求，那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国家或集团的联合，具体说来有两种，一是自觉自愿的，人们经过慎重的理性思考，自觉选择合作而放弃对抗是因为合作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即合作是“双赢博弈”，对抗是两败俱伤，只有合作是“双赢博弈”，人们才会心甘情愿地选择合作。哪怕这个“双赢博弈”是暂时的、微小的，他们也会如此。同时大多数人在面对利益抉择时总是把眼前的、微小的、可见的利益看得比那些长远的、重大的、不确定的利益更重要。因此，要使人们自觉自愿选择合作，必须使人们认识到合作能使他们合作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他们意识到未来比当下更重要，全局比局部更重要，生存和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类能够长久地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全球性的思考和全球性的行动，而不能单兵作战。“回报是合作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条件，有回报的合作是比无条件合作有更好的道德基础。回报的策略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帮助了别人，回报使双方从合作中获利”［7］。二是被迫的，即通过外在的法律或政策强制迫使个人之间、集团或国家之间走向合作。小范围的合作相对容易实现，政府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措施迫使个人之间或企业之间实现合作。也可以通过经济杠杆，使合作者的利益最大化，而使不合作者利益最小化，或者对不合作者通过各种惩罚措施使其自愿选择合作［8］。但是惩处力度必须使其如果不合作就会倾家荡产，让其无可选择，只能选择合作。超出一个国家范围的合作即国际之间的合作实现起来就比较艰难了，因为现在的国际组织像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或者是形同虚设，或者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和操纵，根本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在缺乏强有力国际监管机构的前提下，对那些采取环境不合作政策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对他们加以惩戒。这样也就无法惩罚那些选择不合作的国家和集团，而且这种不合作是以最大限度损害其他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简直就是一种强盗逻辑，对这种强盗逻辑我们也只能进行道德谴责，无法加以实际制裁。这样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此可见，不能真正从人类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不实现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就不会根本解决。要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实的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却只能使全球的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因此，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才能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实现了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利益的一体化，进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本质只有对社会（这里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来说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5］122而且，“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120共产主义社会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一致、和谐统一，进而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本文作者：周秀英穆艳杰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解决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绿色战略思想，即走向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但他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陷入了空想。笔者认为要走出困境还需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他流派有益的思想。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戴维•佩珀；生态危机；现代阐释Abstract:Pepper,anecologicalMarxist,withtheapproachofMarxisthistoricalmaterialismandtheanalysisofcapitalism,expatiatedontheecologic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analyzedtherootandthesolutionofecologicalcrisisandfinallyputforwardhisgreenstratagem,namely,strivingforecosocialismcharacterizedbyanthropocentrism.Pepper′secologicalMarxismunveiledtheecologicalcontradictionsofcapitalism,buthefailedtobreakthroughthelimitationsofwesternMarxismandeventuallyfellintofantasy.ThepaperarguesthattheMarxistfundamentaltheoriesandthoughtsofotherschoolsshouldbeemployedtosolvethedilemma.Keywords:ecologicalMarxism;DavidPepper;ecologicalcrisis;moderninterpretation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戴维•佩珀教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Ecosocialism:fromdeepecologytosocialjustice）。在该著作中，佩珀在很大程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生态危机问题。笔者试就这本著作的核心内容进行一番解读。一、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针对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解，其中还不乏错误理解，佩珀首先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它尤其感兴趣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如何运转和如何将可能停止运转，并让位于社会主义及最终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1］89从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发展的学说；第二，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的运作方式及社会的交替演变；第三，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社会交替演变时，将着眼点放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第四，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佩珀的这些理解为他后面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自己的理解后，佩珀就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联。首先佩珀承认，马克思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问题，但马克思的这一关注也是对当时时代最紧迫问题的一个反应，马克思的著作不能与时代背景相分离。尽管如此，佩珀还是肯定马克思主义是有生态思想，而且他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即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运动是有贡献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指出马克思曾提醒我们：“19世纪的环境问题……主要由日益与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包括农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剥削而产生。”［1］94佩珀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本身，而在于其分析问题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这里的方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物质组织变革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系统分析方法。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人们对当今的生态危机将会有全新的认识，并对生态革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佩珀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对生态问题是有贡献的，这比较贴近事实，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确实谈及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佩珀只是将这种贡献限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显得有点狭隘，这也成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局限之一。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主义学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在解释社会如何演变上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起点是物质生活。佩珀认为，正是唯物史观的这一特点，分析事物的本质首先应从分析物质生活开始，通过对物质生活的透析，我们可看出物质生活中的产品生产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们生产塑料碗时，要与原油接触，同时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而不是单个人进行生产，因此，产品生产的方式就强烈地影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和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一种封建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会意味着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1］101所以，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决定社会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就是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特征，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以其为基础，简言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如此，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仅仅靠改变人们的思想，包括各种见解、社会意识形态，这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改变这些思想赖以生长的生产方式。这也就暗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或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引起的，要改变这种关系就必须进行社会变革，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佩珀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以及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想要超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对此，佩珀也提醒绿色分子：“任何一个建立在它们偏好的生态中心主义的精神价值、合作、主观性和情感基础上的社会，能否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生存是令人怀疑的。”［1］103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进程，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历史是不同生产方式相转换的历史。佩珀介绍了几位学者的这一观点：格伦德曼提出了生产方式四阶段说以及对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四阶段说；帕森斯指出了与一定生产方式相一致的西方自然概念的改变；史密斯提出了类似的人类历史演进；约翰斯顿着重谈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进中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佩珀通过介绍这些学者的思想，无非想表达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探寻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时候不能逃避资本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这也是佩珀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上才有佩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矛盾的认识。三、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佩珀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无止境地追求，并且将追求到的财富积累起来重新投资以获取更多的资本。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资本”二字。什么是资本呢？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就不能称之为资本，资本家是不会去追求的；只有当价值增值了，资本才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生产是围绕利润或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只要有利润或剩余价值可赚，资本家就会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生产，这包括利用虚假广告刺激消费者本不需要的一些“需求”，以便来扩大生产促进销量赚取利润，生产的扩大更是需要强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耗竭资源、破坏环境。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佩珀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倾向——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要使利润最大化，就要使成本最小化，像资源保护、再循环和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资本家是不会去做的，而是把这些成本转嫁给社会，让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支付它们，或者说将由于开采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转嫁给未来的子孙后代，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成本外在化。资本家还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国家利益，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并且他们还做着“绿色资本主义”的梦。但佩珀则坚决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139关于生态帝国主义，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本身无法克服生态矛盾，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资本主义就通过在第三世界国家建造高污染、高耗费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到这些国家，从而来转嫁和缓解生态矛盾。佩珀借用皮特•格伦纳韦的“厨师、贼、妻子和她的情人”作比喻，揭露了在外表看起来某些是“绿色”的东西，其实在背后却是通过第三世界国家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的，这正如在外表看起来富丽堂皇的饭店，背后却是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除了环境破坏、资源损耗问题，佩珀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传统理论认为，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历史的普遍性的问题，由于自然界本身资源的稀缺，导致一部分人没法拥有资源，这部分人就成为过剩人口，这是一种普遍的人口规律。但佩珀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人口数量难题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把过剩人口与特定的历史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并非普遍的非历史的现象。例如在西方殖民化之前，第三世界就不存在人口问题，那时人口还是处于生态平衡状态的，并且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可见，对人口问题采取历史的方法来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过剩人口呢？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为了获得利润，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必然使得工人无力购买到自己想要的某些产品，再加上资本家又通过虚假广告来刺激人们的需要，一些工人更加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无法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的人口就是过剩人口。显然，过剩人口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相联系的，正如佩珀所说：“‘剩余’人口之所以不能够购买食品，仅仅是由于一种经济制度无力（或不愿）创造足够工作以增加收入或对那些工作的人支付充足工资的结果。”［1］142佩珀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原因的诊断是正确的，真正抓住了生态危机的本质，这与某些绿色分子所主张的环境破坏是与错误的态度即在观念上不够重视生态问题相联系，认为只要实施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方法就可以摆脱生态危机的观点区别开来，佩珀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大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环境问题上两种倾向的揭露及人口问题实质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伪善，从而为其寻求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奠定了基础。四、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既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要消除生态危机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佩珀看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但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历史上出现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首先，佩珀探讨了绿色变革战略。在佩珀看来，最好的绿色战略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首先要推翻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生产只是为了销售，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的贪婪行为必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引起生态危机。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抛弃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实行按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这种需要并不是资本家通过广告和营销等手段而制造的“虚假意识”，而是真正反映人们生存与发展要求的需要，因此它是一种可持续的需要。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根据需要而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分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已不复存在，生产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基础上，按照计划以有益生态的方式进行，从而实现资源利用的计划化和资源枯竭的最小化。佩珀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因为在其中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获得了共同体本质，社会是认知共同体社会而不是利益共同体社会，这样的社会有一种生态仁爱性，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社会公正，同时也力图避免生态矛盾。其次，佩珀探讨了变革的力量。佩珀认为，工人阶级在变革中仍起关键作用，阶级冲突是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但同时要将环境运动、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目标。当然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的，只有“直到大多数人确实希望它被创造出来并坚持它的时候，一个生态健康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到来”［1］357。在这里，佩珀其实也强调了大众革命意识的重要性。最后，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建立起生态社会主义，那么，生态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绿色分子坚持生态中心论，认为生态难题应归因为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认为只要人类放弃对环境的控制，把环境置于中心位置就可以解决环境难题。佩珀很明确地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确实存在着控制自然的思想，但是，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其实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和社会没有分离，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部分，是矛盾的对立面，是有机的统一。同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改变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改变人类自己。如人类通过学习如何种植自然产品，就把自己变为定居的人，学习制造东西，就变为工业社会的人，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我们的实践能力（比如运输和电子计算机）提高了，这些是物质方面的，同时也有非物质方面的，这就是人的智力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提升。正因为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因此在自然面前，不应放弃人的中心位置，人对自然的控制未必会引起生态问题，相反，“‘支配’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这其中隐含着一种管理关系而不是破坏关系”［1］339。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技术中心论。技术中心论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置于中心的位置，佩珀所说的人类中心论是与人本主义同义。他反对将自然神秘化或者夸大自然的道德性，认为人类本身并不是造成污染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潜藏在社会的经济制度中，我们所观察到的生态问题是社会产生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因此，除了人类的需要外，它不认为有‘自然的需要’，而且，正像它认为从本质上说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在生态上不健康的社会一样，它宣称，一个适当的生态社会在本质上不能支持社会不公正。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也总是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的需要”［1］340。五、结语《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是佩珀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之前，佩珀并不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身份来研究生态问题，而是一位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ism)，随着绿色运动的不断分化演变，他才成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1992年的‘世界峰会’公然宣布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大利益不打算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他被激怒了，对资本主义彻底地丧失了信心”［2］。佩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得出的结论，确实客观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环境问题上的弊端，为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其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展望也坚定了我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信心。然而，尽管冠之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却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不一定能和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实，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仍无法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弊端，即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从而找不到一条通往未来道路的正确途径，以致陷入一种空想，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另外，在生态问题上，与生态社会主义相对的是生态自治主义，笔者认为，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若要取得突破仍需要借鉴对方的有益成果，弥补自己理论的不足。正如郇庆治所说：“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而言，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辩证阐释中必须要有时代的内容，必须要吸纳生态自治主义提出的对自然存在及其秩序的尊重，这才是它真正面向未来的生存蓝图。”［3］参考文献：［1］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下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53.［3］郇庆治.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4）：7481.

一环境历史及其方法论的原则

(一)人与自然相互理解的历史

世界环境的历史就是有意识地努力去书写一种新的世界史。假设我们了解并能够想像可能存在许多种世界历史，那么，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位历史学家所做的评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历史方法比环境历史对于人类的相互联系和对于人类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有着更加敏锐的意识，它补充并且常常质疑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历史分析。”

环境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它与其他形式的世界历史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看出它的主要特点。“旧”的历史几乎与自然没有联系，主要与人类的政治活动相关。一旦涉及自然，旧的历史就会将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描绘成把人类从对自然界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并给人类提供管理自然界的手段。在环境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刚出版的一篇论著中，作者DonaldHughes(美国丹佛大学历史系)对环境历史的主要任务和方法作了如下概括：

“环境历史的任务是研究长期以来人类与作为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社会的关系，以便解释影响这种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历史运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手段，研究其他物种、自然力量和生物圈等多种因素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非人类生命体和生物网的影响。环境历史学家认识到通过这些方法，地球上的生命系统和非生命系统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过程。他们也对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些过程同时发生且互为条件。”

环境历史将生态观点作为方法论原则引入对世界历史的描述中，这成为了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的世界历史最大的特征。环境历史从这样一个新视角入手，目的是将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看作一种生态过程。对于这种观点的方法论的改变，其最基本的争论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无论人类是否希望，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经济学、贸易和世界政治都在经济学上被称作为“自然资源”的可用性、位置和极限所制约。政治和经济的历史对于地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忽视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因为后者揭示了事物的顺序，而前者正是依赖于这种顺序，并且按照这种顺序运行的。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应当通过人的解放和社会健全两方面进行总体革命，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发展、建立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科技异化；消费异化

自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劲旅，高举其批判理论的大旗，积极关注当代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及人的非人道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形成了其闻名于世的“危机理论”。“生态危机”理论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部分。这一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缜密地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真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之后，在经济领域其他重要矛盾的交互作用下，必然爆发经济危机，这是引起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内在动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并没有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大增加，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的关注。他们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是导致环境污染加剧、生态危机四伏、人与自然矛盾恶化的罪魁祸首。

摘要：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论意义、方法以及缺陷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实施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