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想范文10篇

摘要：生态文明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研究，生态文明的思想主要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为保证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建设小康社会进行的生态文明研究。文章从生态文明的思想形成入手，阐述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观念，并叙述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价值观念实践意义

一、前言

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良好的环境才能让人们享受到优质的生活。近年来，生态系统不断被破坏，造成了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为此，对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性产生了重视，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了研究，其主要目的是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体系，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本文将对生态文明思想做进一步的研究，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生态文明思想。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

（一）萌芽时期。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时期是在在知青阶段的时候，主要地区是陕北，时间大概是1969年到1975年。在1969时，还未满16周岁。初次来到陕北，当地环境艰苦，取暖成为了一大问题，为了生火，只能去山上砍柴。但当时山上的植被已多数被破坏，可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无奈之下只能在江边打捞被雨水冲垮的木材，其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直至197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成功建设沼气的报道，这一报道引起了的关注。为了改善陕北的艰苦环境，也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先后两次实地考察之后，根据陕北地区的当时环境状况，学习了沼气建设技术，不断完善加强，终于成功地建设了沼气池。在1975年，已在村子里建立十几个沼气池，改善了当时的居住环境，让百姓过上了舒适温馨的日子。同时也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的生态文明思想就萌生于此。（二）任职时期。在1982年，正式任职。任职期间他提出生态保护要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保证生态的平衡。人们不能一味地开发资源，破坏环境，要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爱护。明确表态：“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在1985年，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要提出了在20世纪环保工作作为主要目标，并提出了实施方案。秉承着“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思想，在三年的时间里就摘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提出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统一的思想体系。在1985年，去福建任职，提出生态环境要加以实践。在厦门制定了《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根据厦门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特征，提出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根据区域划分制定，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把生态保护建设和扶贫联系起来，提出闵东的振兴发展战略。其地区要重视对森林的建设发展，发展林业是该地区脱贫的最好途径。在2001年，担任福建省省长，提出“生态省”的建设，2002年，福建获得了生态省建设的首批资格，为福建的生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2002年，在浙江赴任。提出了建设“绿色浙江”的构想。2003年，发表了《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一文，对生态建设的目标作出了明确的规划。主要目的是加强对环境的建设，会促进人类生活的自身发展。2005年，在《浙江日报》中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环境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资源是宝贵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打造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在2007年，又去到上海任职。任职期间对生态环境建设一直保持重视态度，并针对崇明岛生态岛建设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对崇明岛的资源合理利用，构建生态文明岛屿。在上海世博会国际论坛上，呼吁人们关注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把城市和环境紧密结合，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所有的任职过程都促进了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也奠定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实施。（三）完善时期。通过党的十八大，讲述了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意义价值，从理念、制度、合作等多个方面阐述了生态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会遇到怎样的问题，要实行怎样的策略，要加强怎样的防护，并对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在党的报告中，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推进实行生态文明建设。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说明生态环境的建设对人类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同时在世界上也要发起合作完善，促进生态文明的全球化发展。

摘要:学术界对于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也不应该有所例外。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本文重申了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必要性，阐述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概念、特征及区分标准等，分析了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反生态思想形成的原因，并对其消解途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反生态思想;消解

关于文化的研究，学界一直都存在雅与俗、良与莠、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积极与消极等既对立又统一的哲学范畴。相较而言，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则缺少辩证分析的色彩。目前，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集中在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体系的解读、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价值评价及建构途径的探讨方面。〔1〕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元化的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有些仍然是能够引领时代前进的旗帜，而有些却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理念相悖。因此，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的“糟粕”无论对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都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分析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消解其文化中反生态思想的首要步骤

早在2010年就有学者探讨过《辩证分析法在文化研究中的运用》问题，文章认为，“只有对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以及外国文化进行辩证的、历史的、系统分析，才能科学认识文化的本质，把握文化规律，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正确指导。”〔2〕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其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上，而忽视了文化在不同时代而表现出来的不足之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必然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在其对待方式上也必然会全盘吸收。因此，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否能够对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科学的引领作用，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认识了它的本质，是否分清了它的构成成分。为此，必须采取辩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从诸多的文化现象中分解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进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让它们尽可能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首先，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优秀的、先进的生态文化进行科学引领，而错误的反生态思想只会把人们引向歧途。“生态文明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处理整个生态系统的积极成果。”〔3〕80“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先导，是因、在先;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化发展的实践产物，是果、在后。”〔4〕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是当地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导”，不同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伦理观及政绩观、消费观和发展观。因此，“蕴含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是生态文明发展的内在原动力。”〔5〕在西部地区，虽然民族不同，文化有别，但其生态文化的本质是共通的，那就是它要求人们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开发西部，在保证天蓝、地绿、水净的前提下发展西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保护西部。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不良成分则无法发挥这些积极的作用，相反，会把我们的行为引向保护自然的对立面，使我们成为自然的敌人。其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素质的提升，需要有生态文化中正面的生态思想的引领和负面的反生态思想的警示。所谓生态素质，就是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心理的、技能的以及道德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遇到环境问题能自觉地采取恰当的方法处理就是一个具有较好生态素质的人。生态素质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的教育和培养。西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挖掘并整理这些民族生态文化，对其中的“良莠”成分加以甄别，并在生态素质教育中充分、合理地利用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掌握生态保护的技能，同时通过反生态思想的梳理，可以警示人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在生活中做到远离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做到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为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需要对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甄别和扬弃。在对待文化发展的态度上，我国一贯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缺少科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倘若没有科学的研究和规划作为开发的基点，利用就可能失之盲目和无序，文化开发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有可能造成文化资源的浪费与破坏。”〔6〕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是要挖掘其中优秀、进步、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精华”，以便于人们去保持、继承和发扬;同时，甄别其中有害的、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糟粕”，帮助人们去批判、改造以致于摒弃。最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的全面建构，需要补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而对于那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内容，则要及时加以修正或摒弃。“生态文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反思与超越，也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关照和探索。”〔7〕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是“基于自然———人———社会‘三维化’的，由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四个层次共同构建的方法论体系”〔8〕，它需要世界人民携起手来，不分种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度、不分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我们的地球家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作为我国大家庭中的成员，有义务、也有责任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贡献，而那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反生态思想则要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及时剔除。综上所述，突破原有的研究方法，辩证分析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梳理出其中的反生态思想，对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创新都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能够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又为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更富有时代特征。

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反生态思想及其特征

党的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生态文明的主张已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系统分析生态文明思想，准确把握其思想理论特征，是全面认识这一思想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一、战略定位: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日益凸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了我们党在实践和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进一步深化，宣誓了我们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久久为功、持续奋斗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过程。我们党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将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表明生态环境问题是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决定性影响的重要问题。多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覆盖范围从区域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生态文明建设方式也从财政注资、科技创新向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意识导向发展。时至今日，环境问题仍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问题，正如习所说，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必须从现在起紧紧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以挽回环境代价、实现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出台的制度频率之密，治理力度之大，监督尺度之严是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质量发展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人民群众对身边生态环境改善的获得感更加真切。但客观来讲，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并不稳固，生态退化、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仍是我们实际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1］生态文明建设仍需咬紧牙关、攻坚克难，继续做好打持久战的充分准备。处于发展的关键期，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回应和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其准确概括了生态文明社会下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同向发展关系，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还是对美丽中国蓝图的真实描绘，其把环境问题落实到民生视角，将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共同呈现在美丽中国的理想画面之中，赏心悦目、令人向往。所以，要想准确把握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气息，就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面理解良好生态对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其所处时代的精神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能永葆美妙青春，能不断探索时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2］面向未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团结协作、戮力同心，将美丽中国由蓝图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生存条件需要依附于自然界，而作为社会存在物，人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将自然变为自身活动的对象和工具，从而使自然界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所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和精神与自然界的联系所反映的正是自然界与其自身的联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3］83自然界的解放与人类社会自身的解放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人类社会自身内部矛盾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就相应解决了。所以要求我们在处理生态问题时要从宏观上分析问题，从大局着眼，从体制、政策上来协调人地关系。长久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环境建设工作，并在实践中循序渐进、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努力让发展更加符合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以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态度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根基。他指出，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的陷阱，终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所以要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要求尊重自然规律，利用资源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强调应用宏观视野、树立全局意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三、基本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系统工程思路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着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摘要：儒家提出“与天地参”的人道论，要求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相和谐，认为自然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整体，并且提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和“以时禁发”的合理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家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

关键词：儒家；生态思想；生态伦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讲的人道不是以人类为中心，而是与天道相统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和谐，因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本文着重论述儒家的生态思想，以期对今天建立新的生态观有所启迪。

1“与天地参”的人道论

先秦的道家讲“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终合于自然之道。儒家也讲“天人合一”，其出发点在于人，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须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与自然相互和谐，这就是“与天地参”。

《礼记》中的《中庸》为战国初儒家思孟学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论述旨在阐释天地自然万物之本性与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里所谓的“赞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至于“与天地参”，朱熹注曰：“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1]也就是说，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这就是“与天地参”；“参”，即为天、地、人三者并立和谐。《中庸》还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里的“律天时、袭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也就是“与天地参”。

什么是生态经济学？这需要从自然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说起。自然系统是一个有着多种产出及其关联产品的复合系统。这个自然复合体能够为经济系统提供四种服务。首先，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中原材料输入的来源；第二，自然系统可以为生命系统的维持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可供呼吸的空气以及赖以生存的气候条件等；第三，自然系统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舒适性服务，包括野生生物观赏、美景所带来的愉悦感等；第四，自然系统能够分解、转移、容纳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由于自然系统提供的各种服务密不可分，广义的生态经济学将自然系统提供的这四大类服务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近年来，尽管我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无论是大学教科书，还是研究者的话语体系，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生态经济学为借鉴的。当前的一些研究工作，往往存在着一般化，问题意识比较模糊，思想内核不够强大，导致生态经济学学术体系内部研究并不规范。而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这样的一套学术体系显然并不适应，可能导致生态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界限不清。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曾贤刚新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正式出版。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该书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这一重大研究课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的生态经济学与过去的生态经济学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区别、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生态经济学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区别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入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的必要性，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研究的理论体系。

二十多年来，本书作者一直耕耘于生态经济学领域，对生态经济学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到锡林郭勒草原、从西藏拉萨的拉鲁湿地到江苏盐城湿地、从福建长汀县水土保持到江西赣州稀土开发后的生态修复、从浙江安吉县生态产业发展到安徽泾县宣纸生产、从鄱阳湖的生态保护到赤水河流域的生态补偿、从湖南郴州循环经济示范区到青海盐湖集团钾肥生产、从新疆的克拉玛依油田到神华集团的煤炭开采、从四川宜宾市的绿色发展到华电集团的低碳发展、从黑龙江伊春森林资源城市转型发展到安徽淮南煤炭资源城市转型发展……书中，作者重点以青海三江源区、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浙江安吉、福建长汀、贵州赤水河流域、安徽泾县等地的生态经济发展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通过调研分析，作者总结归纳出了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一般性规律，对新时代的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并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对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

例如，“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超越传统生产力资源“无限论、无价论与无主论”的保护、改善、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理论。传统的生产关系是与传统的生产力理论相适应的。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建立与新的生态环境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也是要建立与新的生态环境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时，作者还提出了生态产品市场化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生态产权分割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碎片化、生态环境管理应由分散化管理转变为整体性治理等一些有新意的观点。这些观点建立在作者多年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迪性。该书在把握生态经济体系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经济理论体系。书中，第一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第二部分提出了生态经济的研究目标，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生态服务的均等化。生态经济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不仅要研究生态经济的效率、最优与可持续，而且要研究生态环境公平与普惠。

第三部分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结合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公共产品理论、机制设计理论、价值理论、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对生态产品市场、生态价值、生态资源产权等基本经济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第四部分对生态经济的研究主体——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对舒适性、原材料类、环境容量类、生命支持性等四类生态资源的产业化路径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对我国重点行业产业生态化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产业生态化的路径选择。第五部分则是对生态经济与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基于市场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政策效果、生态补偿绩效影响因素等。另外，还对我国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变迁、制度结构与制度绩效进行了分析，在充分考虑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特征的情况下，提出了生态环境管理从分散化管理到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思路。生态经济学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诞生的，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实践问题，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为此，作者在著作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制度分析、问卷调查与访谈、比较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增强了本书的指导性，希望可以为生态经济学研究和生态经济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作者:马中

一、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建设提供有利指导

生态文明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解决生态问题、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设遵循自然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等规律，尊重自然、人和社会的辩证和谐统一，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构建三者间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环境，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提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马克思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人们的社会生产也只能在自然中进行。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以实物、燃料、衣着的形式或是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的力量是无尽的，自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人类提供生活必需品。自然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物质保障，“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和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生态思想表明，自然和人、社会是辩证统一的。这在社会实践中就要求社会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合乎自然、合乎规律，坚持统筹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样的发展就是科学发展。可见，马克思生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际上，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主张采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保证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时刻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基础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始终坚持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辩证统一，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受到自然发展规律的惩罚，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到严重的影响。

(二)真正确立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生态理念

正确生态理念的确立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保证自然、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生态理念的形成，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转变社会发展观念，正确认识物质经济利益及其追求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关系，克服物质经济利益至上、社会实践唯物质经济利益是从的错误思想，自觉坚持以马克思生态思想作指导，自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断增强生态环保意识，树立解决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心，为建设生态文明准备思想前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表面上看是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道路、必然要求和结果，从根本上看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思想的内在要求和意蕴。换言之，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和谐思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土地作为自然物质循环的基础，一方面通过土壤各元素的循环承载了农作物生长的根基；另一方面，还是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对象。所以，土地的经营状况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效率。然而土地并不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厚礼，而是农业自然生态不断循环、持续发展的结果。如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泥土的营养循环、碳的循环到植物的开花结果，这都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保护与土地有关的资源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与土地有关的资源包括生活资料的富源和劳动资料的富源。自然生活资料的富源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从土地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的生长过程，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思想。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突出特点在于认为自然万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来源于地球不断进化、不断更新的产物。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但是伊壁鸠鲁的生态理念思想毕竟还停留在机械自然观范围内。还不能解释自然界进化的许多复杂现象。马克思对自然进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博士论文》里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倾斜运动，论证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决定性和道德哲学自由性的两重特性，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的自由只有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实现。这是对以往哲学的超越，也是自希腊哲学以来对宗教神学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思想的论述留下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烙印，特别是深受伊壁鸠鲁进化论的自然观影响。

吸收和创新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思想。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农业化学》一书，他在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化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李比希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顾土地肥力所能承受程度，不惜一切手段对土地肆意利用。这样一来，带来严重后果就是土地的荒芜、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农民的流离失所。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城乡分离，社会阶级矛盾的严重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营制度造成了土地贫瘠的一个根源。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给土地环境的污染，而有机的营养成分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这是农业土地贫瘠的又一根源。最终得出结论，单靠农业化学和土壤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农业危机，解决土壤贫瘠的问题只有在原则基础上合理农业。李比希所说的合理农业更多停留在对资源循环利用的认识层面。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人与动物的排泄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循环系统，使粪便中的营养成分重新回归土地，从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养分。在制度层面，李比希并没有提出构建农业发展制度框架，更多是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但是把农业土地肥力得不到合理的回归，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掠夺性的耕作，这些思想却是现代生态农业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深受李比希农业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农业发展理论方面又有所超越。这在于马克思注重批判理论的构建，提出资本主义农业“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不仅存在于自然系统中，而且还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自然系统具有独特性，它是独立与人类活动自然循环，又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特殊代谢，它实质上受制于人类物质交换的特定机制。如土壤营养元素的补充，氮、磷、钾等物质相互循环，带来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结果，保证了整个农业系统正常运转，从而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所以说：“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给劳动者提供了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了活动场所。”［2］马克思还用此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的交往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是通过积累来实现的。积累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主观目标和马达动力”。［3］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扩张是通过竞争和资本的积累、集中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从而影响了生态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概念，但是在他们对农业思想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保护农业自然环境、维持土地肥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较为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第一，生态农业技术维度———生态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生态农业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农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对土壤的改良，农作物的生产，农产品的增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在于农业化学和机械技术的进步。在谈到土壤肥力的时候，马克思说：“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4］这些化学和机械的方法，实际是指利用自然循环的原理改造生态农业技术。在当时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认识条件限制，生态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物理学和农艺学等科学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土壤结构和各种元素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利用土地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提高，土地的效能和适用耕种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土地的好坏标准也是随着生态技术提高不断改变。“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了好地了。”［5］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主要指生态农业技术，马克思认为农业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对土壤的利用率，扩大土壤的基本用途，提高土地的基本效率。第二，生态农业环境维度———持续发展。在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所以人们对保护土壤肥力、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意识还很淡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有关农业思想论述中，对不合理农业生产方式危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作了详述。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谈到土地利用的情况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马克思认为“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土地的受益者，要想保持从土地中长久地获取利益，就必须从长远的眼光来利用和保护土地。这是站在一位“家长”的角度，认为只有保护土地、珍惜利用土地、改良土地，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在以后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危害生态环境短视现象做了进一步揭露。在小亚细亚等地，由于森林的大肆砍伐，结果带来是“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7］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马克思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他告诫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在谈到人类进步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人类社会每进一大步都是与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分不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要真正理解规律必须“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9］因为只有把握了自然界内部发展规律和人类农业生产活动规律，才能正确处理人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的持续发展。第三，生态农业组织维度———集约化经营。小农经济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生产交往形式方面也存在不足，它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仅与自然交往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专业的分工，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导致居民之间、村与村、省与省之间，成为缺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个体。马克思以法国作为例子，把法国的农民形容“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0］这深刻地揭示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与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技术手段的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这有效地整合了农业发展资源，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另外，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又离不开规模化的农业，它要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从而达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目的。“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1］第四，生态农业消费维度———绿色环保。人类用的所有食品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农作物，农作物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健康的消费制度对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他们看到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变质食品，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同情。

论文摘要：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对生态伦理产生的原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功用和行为实施等方面的观点，挖掘其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论文关键词：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现代启示

生态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一种全新意义的伦理学说，它研究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道德态度和在生态中人的行为规范准则，最终目的是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朱熹哲学“既是生命哲学，也是深层的生态哲学”…，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朱熹哲学体系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精华，以期为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伦理依据和思想资源。

一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才能从关注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力扩大到关注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体的生存权力。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伦理是人类由关注自身生存进而以恻隐之心推及世间众生的终极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熹对“仁”说的阐释，正是立足于生态伦理的产生原因上来说明的。

朱熹仁说的核心是“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所谓“仁者，心之德”，朱熹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熹继承了二程“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观点，认为天地之心，其德包括元亨利贞，以春夏秋冬的秩序运行。而人之心，此德是心之全德，包括仁义礼智四德(四性)，而仁统包四德。所谓“仁者，爱之理”。朱熹指出：“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唤作仁，仁却是无形影；既发后，方唤作爱，爱却有形影。”朱熹以为仁是爱之体，爱是仁之用，两者是体现体用关系的统一整体；仁因爱而存在，脱离爱谈仁，仁呈现无形影之状；爱是仁的根本表现，离开仁的支持，爱不复存在。这种仁中之爱是一种广泛普遍的、由人及物的理性之爱，这既是人类道德层次提高的体现，也是人类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情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