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观范文10篇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随着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绿色革命”席卷了整个世界，绿色文学即生态文学正在异军突起，迅猛发展，成为文学园地里的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批评由西方文学界发起，但纵览中国的古代文学，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尤其是《易经》和《孟子》中的生态伦理观很值得探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从事物的变化中认识阴、阳对立统一，反过来又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释事物的变化。司马迁说：“易以道化”。有了阴阳的变化，“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所以，《易经·系辞》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以阴阳为枢机而“万物化生”，“生生之为之易”。阴阳对立统一，是万物化生的根据。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以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天人合一”观。中国古代文学关注整体的认知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精神直觉”，而要真正“体天下万物为一体”，还必须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即达到“德性之知”。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基础。中国古代思维史，其实质是一部阴阳论、矛盾论。这种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反映出华夏民族和自然界的天然亲和性和认同感，极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和思维定势。明清之际学者孙兰在《柳厅舆隅说》中进而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的活动破坏了万物的和谐发展则“鲜不为患”。这就是说世间万物天生、地长、人成，各有其生存的权力、价值和特殊规律，而万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它们彼此联系、相互制约，又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也就是现在所讲的生态平衡规律。它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存权力和价值，人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否则便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宋代张载从认识论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人必须理性地对待自然万物。《大心篇》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他提醒人们不要做柏拉图所讲的“洞穴中人”和庄子讲的“井底之蛙”，要跳出自身的小圈子，克服局限性，实现认识的飞跃。所谓“大其心”，就是《西铭》中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无一物非我”，打破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这就是“德性之知”，而不是“见闻之知”了。掌握这种“德性之知”的人就是“达道德者”，因而才能“体万物为一体”，把握世间万物生息变化的特殊规律和共同规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及人事活动有机结合成为一年四季的具体时空。以某一特定时空观为内涵，就是不同的生态系统。而特定的农业生态总是与天、地、人、动物、植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它循环往复使生命、生活持续存在和发展。古代的中国人民正是在这种毫不间断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不断积淀，从而形成了对农业生态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之所谓“依时而作”、“尽地力之效”、“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木奴千，无凶年”等，这些思想，现在看来的确不足为奇，但真正认识并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

为了合理利用自然，人们必须认识和尊重自然的律令，自觉维持自然生态平衡。在保护自然方面，儒家本着“仁民爱物”的观念，提出了“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大面积捕鱼，不射杀夜宿的鸟儿。孟子说：“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依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粱惠王上》）意思是如果尊重自然规律，按时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大丰收；不过分捕捞，鱼鳌就会源源不断；节制地用林木，林木就会用之不竭。这反映了儒家在对待自然资源方面的“中庸”思想，即不能过分地掘取自然，而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正是这些朴素的农业生态思想孕育了中国文学生态伦理观，作为民族文化的优秀思想，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对的。中国古代文学从整体上的“经验直觉”来把握世界，又以理性的“德性之知”来理解和认识世界这个“天人合一”的存在，从而“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把爱人和爱物统一起来，把社会伦理和生态伦理统一起来。倡导尊重一切生命的价值而兼爱万物是中国古代文学永恒的主题。

《易经·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宋代朱熹解释，生养万物是天地最大的道德。宇宙的万物就是宇宙的“大业”，而万物都处在“日新”之中，新陈代谢之中，就是所谓“生生不已”。儒家对祖先的崇拜及孝道的提倡体现了对生命的感恩与报德。“父慈子孝”，因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种对神的祭祀也不是对异己力量的畏惧，而是对有功于民的先民的怀念与仰慕。“社稷五祀”以及各行各业的始祖都无不是因功烈于民而受到崇敬，成为神灵的。这里的祭祀观念实际上就是生活观念。爱人与爱物是统一的。人是自然界一部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生”、“地养”、“人成”，“相互为手足，不可一无”。孔子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从“无为”出发“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儒家在研究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时，立足于“天人一体”，但又坚持“无为”即对自然不横加干涉，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冲突转化到社会伦理层面下。这种经验直觉思维在经由表象向理性思维过渡“中介”过程中被伦理层面堵截了。

所以，认识不需向外超越，而只需向自身深处开掘，“知人、知性、知天”，“反省内求”。因而，形成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内向超越”型文化。这种“内向超越”型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时，不是对自然的本体论认识和对自然界的改造，这无疑是儒家文化及其文学的先天不足。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解决人与人的矛盾是统一的。也只有正确解决了人与人的矛盾才能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点上，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因而又具有合理性。《孟子·尽心上》说：“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从而实际地把对人的关爱推广到对自然的关爱。法国文学家施韦兹在对近代西方人对人、对自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时看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他高度赞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归结为追求伦理目标的过程，“强调人通过简单的思想建立与世界精神的联系，并在生活中证实与它合一的存在”，“表现了奇迹般深刻的直觉精神”。他赞扬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地肯定了世界和人生”，从而找到了生态伦理观的“思想支撑点”。

【摘要】中西生态伦理比较研究实质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生态领域的对垒，不能预设前提，只能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才有比较研究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上观点出发，探讨下中西生态伦理的思辩性。

【关键词】生态伦理;第一性

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史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是人类在生物界的特权，脱离人类就不存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会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存在，当然这个定义不是哲学概念里的物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不同，造成了中西生态伦理观念的差异，本质上还是哲学基本问题。

1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

当下，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生态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学界表现为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执，争论的实质是以什么为标准和参照系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1狗在中西伦理观念中的不同

论文摘要：网络文化存在生态危机。为此，我们应该要像保护人类自然的生存环境那样保护网络生态环境在充分享受网络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我们应该树立一种网络生态伦理观的忧患意识。同时，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策略。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化；生态；伦理；策略

维持生态平衡是人类必须直面的一个研究课题。同样，网络信息资源中也存在着信息生态问题，也就是说，网络是人与信息的生态系统，也需要我们努力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文试就网络文化传播生态环境的危机与策略问题作些探讨。

一、网络文化传播之生态危害表现

道德伦理失范。杜拉凯将失范注释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由于网络技术的超乎寻常的高速发展，现实的道德规范很难适应这种高速的新环境，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道德的冲突。道德的冲突，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网络生态道德失范问题：黄毒泛滥、版权侵犯、病毒传播、黑客骚扰等。

信息污染。信息污染是指网络上充斥着信息垃圾，妨碍了人类对有用信息的吸收和利用。遨游在互联网世界里，就会或多或少遭遇到垃圾邮件、病毒侵蚀、过时信息等的“轰炸”。

【摘要】文章初步介绍、分析了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其表现和危害，用旅游伦理的眼光来看待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并着重指出旅游生态伦理观念的树立是内化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外部性；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态伦理

一、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

所谓外部性，按照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的解释是“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就是说某种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在其自身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但却会给其他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好处或坏处。当旅游活动的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好处时，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经济性(如改善旅游区的交通，受益者不仅仅是旅游业，也是整个旅游地区)；反之，则被称为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如旅游业造成的旅游资源损坏)。

二、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的表现及危害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旅游经营者)在开发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具体表现及危害是：（1）由于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旅游地的资源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如旅游地的水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旅游开发过程中的滥砍滥伐行为导致山区森林植被破坏；城市景点和市郊景点空气污染严重；旅游地垃圾污染已成为各风景旅游区的极大公害；它直接影响旅游地的旅游质量，影响旅游地的声誉，对旅游地环境造成极大危害。（2）在旅游资源开发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经营者盲目建设，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旅游而搞旅游，不注意综合治理，无视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造成了景观污染和文物古迹的破坏等。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生态伦理观，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马克思这一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与他揭示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密切相关。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又与他关于共产主义探索具有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他还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阐释了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关键词：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思维向度Abstract:Marx''''secologicalethics,elucidatedinEconomicsandPhilosophyManuscriptin1844,hasadoptedthedoublethinkingdimensionsandtheoreticalcontext:humanityorienteddialecticsandvaluecriticisminthelightofsocialethics.Hisecologicalethicsiscloselyrelatedtohisdefinitionofthenatureoflaborandhumanaswellashisexplorationofcommunism.InMarx''''sview,communismcannotonlychangethe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societyunderprivatepropertycondition,butalsochangethatbetweenhumanandnature.Onthisbasis,Marxfurtherexploredtheoperationofecologicalethicsfromtheperspectiveofmaterialproductionandindustrialpractice.Keywords:youngMarx;ecologicalethics;thinkingdimension《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给我们展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其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多重思维向度。一、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生成的背景与思维向度《手稿》中的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的生成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多重思维向度。其中蕴涵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等多学科的综合与多重思维向度的交织、碰撞，既包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又有青年恩格斯、赫斯-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思想印记。[1]首先，马克思在阐发其生态伦理观的过程中，采用了人本学主体辩证法和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双重思维向度和理论语境。一是马克思从社会伦理价值批判的思维向度，揭示了异化劳动使自然界、使人本身、人的自己的活动机能、人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使类同人相异化；他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变成了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的《异化劳动》中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97“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10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异化劳动消除的共产主义应当把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核心内容。二是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2］120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即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93。这样工人所直接拥有的感觉就单一化、片面化、贫困化了。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就是要把被私有财产片面化了的人的感觉彻底解放。因而，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2］123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解放人、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都必须依赖劳动。因而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生成与其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的界定相关。在理论的阐发中，马克思主要采用的是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伦理话语。一是马克思从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的类本质出发，阐发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二是马克思从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和动物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特性的比较中，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的思想。他说：“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96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从生产的方面对人的本质与动物的本质作了以下精辟的分析与比较：“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他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96-97马克思认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97从上述马克思对劳动的阐释中可以看到，劳动具有广义的伦理内涵：是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通过劳动（生产）“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同时人还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这不仅包含了劳动的伦理本质和伦理功能，而且也蕴涵了劳动的伦理价值。这成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二、青年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内涵首先，马克思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揭示了人与动物和自然关系上的异同，进而奠定了其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始点。他认为：“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95从理论上说来，自然界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和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因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自然界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2］95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他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95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即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马克思不仅从意识与实践的视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说明，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对待自然，因为自然既是人的“精神食粮”，又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对待自然的态度便是对待人的态度。由此推论，若是践踏自然无异于践踏人的生命。因此，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尊重人及其生命。其次，马克思从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的视域，进一步阐述了其独特的生态伦理观。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仅能改变原来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作出了以下的伦理推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20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3]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121-122。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再者，马克思不仅从人本学主体辩证法的思维向度和伦理（应是）话语，而且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和工业）出发来阐释其生态伦理观的现实运作。一是马克思从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方面，以上述的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揭示了自然科学和工业史的伦理功能——在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然而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看成是上述普通运动的一部分，正象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成是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自身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2］127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2］127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指认识论。[2］495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心理学（认识论）没有包括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二是马克思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方面，继续以双重思维向度和（“应是”与“是”）双重语境论述了自然科学与工业的科学伦理价值——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而，它“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首先，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他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2］128由此，马克思认为，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2］128。其次，马克思进一步认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因此，“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论证道：“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2］128。因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所以，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说法。三、青年马克思的生态伦理观对于当代生态伦理建构的启示尽管马克思的《手稿》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多，但《手稿》中所阐发的科学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仍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作为马克思生态伦理观对当代仍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和理论与实践价值。在当代，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科学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实践的方面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关系到人-自然-社会这一超大系统的协调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当代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化学废料和生态圈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的严峻事实，重温马克思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2］95论述，很受启发。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曾指出：“需要和才能使人能够不断地发现各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他用自然作手段来战胜自然；他的聪敏的理智使他能够以自然对象对抗威胁他的自然力量并使之失效，以此来保护和保持自己。然而实际上自然就其普遍性来讲是不能以这种方式被控制的，它也不会屈从于人的目的。”[4]马克思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融入人-社会-自然的系统之中，并且把人-社会-自然看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他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22因而重新认识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并确认人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在推进这一系统协调运转的道德责任，将马克思描绘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的图景变为现实是当代全球性重要的实践课题之一。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自然伦理观的论述，对于我们建立科学伦理规范体系、确立生态道德范畴和制定发展科学技术规划都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引导作用。[5]就科学伦理规范体系而言，自然伦理观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因为科学伦理学揭示，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使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人事之法天”到“人定胜天”的历程后，经过反思，现在正向着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在这一过程中，其关键就在于必须按照马克思在《手稿》所说的那样，“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并且“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此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来看，正如马克思所推断的那样，“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面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他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即异化的扬弃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的复位，并不是导致一种新的人对自然和对象的支配和奴役，而是人与自然（对象）关系的真正解决。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构与运作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对于科学迅猛发展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当代更有其深刻的人文意蕴与价值。在科学与社会（人）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即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的。而这种异化的形式与当时的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的功利性即“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6]，以及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的单一性——求真密切相关。当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它更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潜能，因而在科学运作的伦理价值目标上，必须注重人—社会—自然这一相互作用的系统协同发展，与此同时，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必须由原来单一的求真型向求真、臻善和达美的三维型结构转化，从而形成以求真为动力、以臻善为目标、以达美为指向的三维价值目标体系[7]，使自然科学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为了实现当代科学的伦理价值目标，在理论层面上，必须处理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道：“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他还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科学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进而充分展示了马克思生态伦理观的当代生态伦理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伦理价值。参考文献：［1］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8.［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67.［4］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1.［5］陈爱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向度［J］.学海,2006(3):143-14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2.［7］陈爱华.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的历史生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22

摘要：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生态伦理观。其中，以经济发展为惟一目标的“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目前生态恶化的认识论根源。本文提出：应坚持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改革现行会计要素。重新构建环境会计结构体系和环境会计的基本理论体系，使经济、环境与社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会计；生态伦理；会计要素；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看，可持续发展具有三个维度：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维度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坚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们对各自现实利益的追求总是打垮了人类的伟大理性，各利益集团的争斗总是以牺牲人类的总体利益为代价。而由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长期以来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全球环境的恶化危及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存时，直到社会的动荡造成社会发展的停滞时，人类才在面临的巨大灾害面前惊醒：没有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人们在经济发展中不顾一切地毁灭了自然生态。人类最终也要被毁灭。

20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环境的迅速恶化，人类深深陷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困境之中。面对严峻的生存困境，各国目前的现实、紧迫选择更着重于对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更着重于对危及全人类和某个国家、某些区域人们生存环境的治理。由此，人们对环境会计展开了深入研究。

20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科学快速进步，物质财富在巨大增长的同时也迅速地消耗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即人类自身环境意识的落后或缺失。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也成为我国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决策者，也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基于此，研究大学生这一特殊社会环保群体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及研究模型的建构

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相关资料。共设计了5个Ⅰ级维度，涵盖60个Ⅱ级维度，包括被调查大学生的基本情况、生态知识、生态行为、大学生生态教育状况与效果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具体见表1。四川农业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该校有理、工、农、医、经、管、文、法、教等学科方向的专业设置，调查对象为大学一、二、三年级的本科生，抽查样本中大学一年级选取222人(占30．5%);二年级221人(占30．4%);三年级284人(占39.1%)。其中，男生样本总数为377人(占51．9%)，女生样本总数为350人(占48．1%)。共发放问卷800份，有效问卷回收727份，回收率为91%，在统计过程中未发现无效问卷(当超过1/2的题目不作答时，问卷无效)，727份问卷全部有效。

2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问卷的统计整理，根据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生态知识、生态行为以及大学生生态教育状况与效果的现状及其关系的分析结果，笔者对造成大学生环境意识淡薄及环境行为水平不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2．1环境意识淡薄环境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属于观念形态上的上层建筑。一方面，它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又同法律和政治等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相关联并受其制约［1］。这具体表现在大学生对生态伦理常识和生态行为上。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生态伦理常识相对缺乏，针对“世界地球日、环境日、水日、无烟日、土地日的正确排列回答?”共有705位被调查者做出回答，回答正确有282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0.0%。针对“您了解‘生态商’这个概念吗?”这一问题，共有727位被调查者做出回答，有42．0%的被调查者“从未听说过”;有48．8%的被调查者“听说过，不怎么了解”;仅有9．2%的被调查者“比较了解”。而针对“您对《京都协定书》了解多少?”这一问题共有727位被调查者做出回答，有23．7%的被调查者“不了解”;36．8%的被调查者“了解很少”;有39．6%的被调查者“一般了解并感兴趣”。针对“您对‘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了解多少?”这一问题共发放问卷727份，有718位被调查者做出回答，有4．9%的被调查者“很了解”;有44．4%的被调查者“一般性了解”;有32.0%的被调查者“了解很少”。

【摘要】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生命平等、相互依存、平衡协调等生态伦理观念体现了卓越的生存智慧。从万物平等、和谐共生、互惠共荣三个方面发展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对于丰富这些传统理念以及建构更为完善的生态伦理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

乌江是长江上游右岸支流，乌江流域横跨贵州、云南、湖北三省和重庆市，流域面积为87920平方公里。该流域山川秀美，居住着汉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30%左右。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生态伦理观念，这些观念对于保持他们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保证乌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掘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的合理因素，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智慧相结合，实现超越，从而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提供启示。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念

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和自然对话的特殊方式。虽然没有构建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生态理论体系，但是他们的生存智慧蕴含在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以及日常生产生活中。

神话传说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乌江流域少数民族中流传着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例如关于人类起源：“彝文经书《勒俄特依》记载：远古时没有人类，天神为了炼出了人类，降下圣火烧了九天九夜，炼出一对像矮猪似的怪物；又先后派银男和金女、黄云和红云来到大地上，但都没有成人类；后来降下梧桐树，霉烂后起了三股雾，升到天空去，降下三场红雪来，化了九天九夜，化成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六种（动物），无血的六种（植物）。人类就是雪族子孙中有血的六种之一。”①根据这样的记载，可以推知彝族祖先承认人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之间有亲缘关系，物种平等。苗族先民认为“龙、蛇、虎、牛、象等等以及天上的雷公和地上的人，都是‘同一个早上生的’，是同一个母亲下的蛋，由同一母亲孵出的亲兄弟。”②这些神话传说瑰丽神奇，尽管没有科学依据，但体现了乌江流域少数民族先民认为人和其他动物有共同祖先，人类不能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的生态意识。这种生命平等的观念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摘要：伦理道德与法律是相辅相成的。如今传统生态伦理观正逐渐衍变为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伦理观，它成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指导，对环境立法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