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利益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张健工作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概述

环境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诸多特性。第一,具有灾难性的危害后果。环境犯罪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仅危害这一代人,而且很可能会危害下一代人。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面。第二,其运行时效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其危害后果往往具有长期潜伏性,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不易察觉,其发案时间常常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二十几年,而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大部分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为10年,这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环境污染犯罪得不到追溯。因此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应适当延长。第三,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能否成立,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甚至多数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由其它环境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填补。现行刑法典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有效地顾及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而实际上这也不可能做到。把环境犯罪规定到刑法典当中,只是过多地注意到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却忽视了环境犯罪的实际追溯效果。为了有利于追究环境刑事犯罪、便于司法操作,环境刑事立法在模式上应当具有独立性。环境刑法作为刑法的一个子系统,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它应该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系统的指导思想。对于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构架。人类社会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传统法律可以说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环境刑法的法益,应以集体公益保护为基础。传统上刑法法益以个人法益受侵害为防卫的主要对象,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大多数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均以对人的权益人身、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权益,环境刑事立法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范围加大,我国环境刑法立法观念应由传统的人本主义中心立法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立法转变。在2001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主张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0为中心作为价值观念取代以/人类利益0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并进而提出其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由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迈进,由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向相对自由推移,由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向对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承认拓展。生态经济学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0因此,人类想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遵循经济与生态相协调发展的规律,从生态学的角度保护环境,在立法中考虑环境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加入环境因素。

二、生态利益的保护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

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环境现状,向环保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刑法介入环境保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0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的保护。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价值以及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目标决定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要有法律规则的介入,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化和合法化已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要求。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在漫长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中,人类一直关注其经济功能,在立法上表现为将环境资源作为财产进行保护。随着人类对环境资源认识的深入,环境的生态功能开始得到重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要求在立法上体现出来。至此,人类利益中原本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利益生态利益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环境刑事立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予以规范;二是将生态利益作为单独的保护法益。这样,环境刑事立法就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生态安全,生态利益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目标。环境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体健康及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环境条件,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使生态环境呈现为良好的质的状态,而这主要取决于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此生态利益的保护才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首先体现在法益目标的选择上。环境犯罪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利益较为复杂,因为污染环境不单表现为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且它还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因此,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来说,很多国家往往把生态利益和人身、财产利益均作为法益目标。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一般不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但因资源固有的财产属性,保护法益往往确定为生态和财产利益。但是,在几个保护法益中,有一个基本法益的选择问题。不同的基本法益选择导致犯罪构成设计上的不同和罪状表述上的差异,从而决定某些行为的罪与非罪。如果环境刑法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目标,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必然表现为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将生态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如果环境刑法旨在保护人身或财产,则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就取决于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程度,而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通过其他章节的规定就可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单列环境犯罪。因此,环境刑法应将生态利益确定为法益目标,并以此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目的。

三、我国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

一、生态利益的形成机理

1.生态利益的形成

生态利益是生物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它产生于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通过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为生物提供所需物质和生态需要。养分循环是指由于生物的生活、生长、死亡和分解，化学元素从周围环境中进入生物体和从生物体又回到环境中去的过程。能量流动是指能量通过食物关系从一个营养级转移到下一个营养级。通过不间断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生态系统才能维持平衡，从而为各种生物体提供所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探寻生态利益的具体形成之前，首先要分析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根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生产者，主要是指绿色植物，包括一切能进行光合作用的高等植物、藻类和地衣。除绿色植物外，还有利用太阳能或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光能自养微生物和化能自养微生物。生产者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可以产生有机物，而且也能在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的同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生成的有机物中。这些有机物及贮存的化学能，一方面供给生产者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用来维持其他生物全部生命活动的需要，是其他生物类群以及人类的食物和能源的供应者。第二中类型是消费者，主要是指动物。它们以其他生物或有机质为食。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之一，是实现物质与能量的传递。消费者的另一个作用是实现物质的再生产，所以消费者又可称为次级生产者。第三种类型是分解者，主要是指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分解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残体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再供给生产者。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是指各种环境要素，包括湿度、光照、大气、水、土壤、气候、各种矿物质和非生物成分的有机质等。非生物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平衡，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周而复始。

没有生态系统，就无法产生生态利益，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组成成分都是制造生态利益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其中的生物成分则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也就是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它们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成分都不能缺失，否则，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就会中断，则生态利益也就无法产生。所以，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生态利益的制造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生态利益与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一、生态利益的形成机理

1.生态利益的形成

生态利益是生物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它产生于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通过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为生物提供所需物质和生态需要。养分循环是指由于生物的生活、生长、死亡和分解，化学元素从周围环境中进入生物体和从生物体又回到环境中去的过程。能量流动是指能量通过食物关系从一个营养级转移到下一个营养级。通过不间断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生态系统才能维持平衡，从而为各种生物体提供所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探寻生态利益的具体形成之前，首先要分析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根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生产者，主要是指绿色植物，包括一切能进行光合作用的高等植物、藻类和地衣。除绿色植物外，还有利用太阳能或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光能自养微生物和化能自养微生物。生产者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可以产生有机物，而且也能在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的同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生成的有机物中。这些有机物及贮存的化学能，一方面供给生产者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用来维持其他生物全部生命活动的需要，是其他生物类群以及人类的食物和能源的供应者。第二中类型是消费者，主要是指动物。它们以其他生物或有机质为食。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之一，是实现物质与能量的传递。消费者的另一个作用是实现物质的再生产，所以消费者又可称为次级生产者。第三种类型是分解者，主要是指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分解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残体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再供给生产者。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是指各种环境要素，包括湿度、光照、大气、水、土壤、气候、各种矿物质和非生物成分的有机质等。非生物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平衡，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周而复始。

没有生态系统，就无法产生生态利益，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组成成分都是制造生态利益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其中的生物成分则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也就是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它们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成分都不能缺失，否则，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就会中断，则生态利益也就无法产生。所以，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生态利益的制造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生态利益与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摘要：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技术无法满足保护生态环境需求，但使用最新的技术存在专利阻碍。基于国家安全、基础人权保障的考量，考虑到技术的决定作用与专利的负作用，我国有必要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因生态环境专利符合《专利法》中以公益为目的事由，国际条约为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提供法律支持，发达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及道德责任等原因，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切实可行。为保障其落实，需要在《专利法》中明文规定，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条约修订，强化国际协调与合作。

关键词：生态环境专利；生态环境技术；生态保护修复；强制许可；专利法

在武汉金口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案例①的技术选择上，修复单位考虑到传统垃圾封场技术存在毒害气体散发、渗沥液泄漏等弊端，而采用开挖筛分转运方式，不仅投资高昂，且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尝试引入全新的好氧修复技术。使用该技术能将垃圾渗沥液通过回灌直接消耗在垃圾填埋场中，气体产物主要为二氧化碳，有效减少废液废气产生。如今的金口垃圾填埋场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老旧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成功案例，还作为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场址，具有显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1]。该技术已经成功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几十年，而我国直到2008年才首次将其试验性运用于北京黑石头垃圾消纳场。上述金口垃圾填埋场案例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相比于其他垃圾处理方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好氧修复技术无疑是垃圾处理的最优解，但该技术在我国却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好氧修复技术在我国难以全面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核心技术的缺失：该技术的核心是“填埋场生物反应器”技术，但被美国固体废物工程与咨询龙头企业——SCS公司牢牢掌握。实践中不当使用该技术，不仅无法对垃圾填埋场实施生态修复，还存在二次污染风险。可见，技术专利在生态修复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生态环境技术不足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引进国际先进的相关技术就是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方式。主流环境技术转让有：通过加强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促进技术转让资金、建立商业性技术转让的激励机制等方式[2]。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往往以专利形式掌握在发达国家少数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多会基于技术优势，以及利益考量来滥用专利垄断权，或阻碍技术向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让，或索要高额的专利费用，这也导致“知识产权怀疑论”和“反知识产权论””的思潮。不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起积极作用，但为了切实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亟需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制度设置上扭转生态环境技术受制于他国的现状。

一、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专利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关系到基本人权。从技术专利考量，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中起到核心地位，且专利垄断性会对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产生负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生态环境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党的报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安全直接影响人民生产生活能否少受生态环境的制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满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3]。评价一个国家生态安全的体系众多，应用最普遍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SR）”评价体系[4]。状态指标反映环境当前的状态或趋势（如污染物浓度、物种多样性等），是水、大气、土壤、生物等生态因子的直接体现。生态因子通过影响生态系统安全性，进而影响到区域生态安全。无论是PSR体系，还是其它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状态指标都占据着最大权重，故只要任一生态因子为劣等，就可否决该区域生态安全。这与实际一致，若某地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到民众生产生活，何谈生态安全？最后，生态因子的影响因素繁多，其中人为因子是关键。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既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也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积极效果。生态环境专利作为人类智力成果，将其妥善利用可提高生态因子数值，进而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二）优先保障基础人权的必然导向。近些年，迫在眉睫生态环境问题已影响到人们生活，损害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基础人权。解决该问题的重要一环是合理使用生态环境技术。强制许可生态环境专利对环境保护有着利好作用，但对知识产权有所限制；正常实施生态环境专利能有效保护专利权人利益，却无法满足环境问题的技术需求。从本质上看，是否强制许可生态环境专利涉及到的是知识产权与基础人权的冲突问题，处理两者冲突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法益优先保护”原则，根据各自价值位阶的高低确定顺位[5]。显然，基础人权的价值位阶高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财产性知识产权。普遍的基础人权优先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首先，在权利产生方面，基础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可转让；生态环境专利是国家授予的权利，可让与。其次，在权利适用方面，基础人权的普遍性被世界广泛认可；生态环境专利仅在授权国家的生态领域内适用。再次，在权利特征方面，基础人权具有道德性和终极性，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生态环境专利具有经济性和工具性，是智力成果的权力化产物。最后，在权利救济方面，侵犯基础人权行为大多关联严重的暴力事件，会受到所有国家严厉制裁；侵犯生态环境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属民事侵权行为，即使构成犯罪的，刑罚也较轻。此外，侵犯他国生态环境专利虽然可能引起国际争端或导致国际舆论谴责，但远不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如国际刑事法庭对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等国际制裁）。具体的基础人权也优先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首先，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享有其它权利的前提条件。权利主体为人。人延续生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安全保障，正符合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内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能成为人的充要条件，是以人为主体而形成权利概念的基础。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国首要人权，优先于一切权利[6]。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空气、水、食物等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只有从基础物质需求解放出来，才能追求所有财产等安全需求。前者体现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后者表现为财产权。其次，环境权优先顺位高于生态环境专利。环境权是环境法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其核心内涵。为了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维护代际间环境公平，要对经济发展的绝对自由做出限制。（三）先进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决定作用。先进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生态修复中。为了实现生态修复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目标，需综合运用物理、化学与生物修复手段及工程技术措施，而先进技术直接决定方案如何实施。技术能有效应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现实困扰。实践中，生态修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费用高昂但效果有限，运用先进的生态修复技术就可有效解决。如江苏无锡通过引入德国“光净膜”技术治理水污染，修复河滨生态。其自带微生物的竹纤维膜在阳光等催化下，将水中有害物质分解为有机物。该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不仅成本得到控制，成效更为明显。技术能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历史难题。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随着科技进步，一些当时无法修复的生态损害有了新技术支持。如千百年来有着“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而今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跨越半世纪的治沙工作终见成效，分析其成功经验，离不开容器苗、大坑深栽、迎风坡造林、甘草平移种植、水气种植法等治沙新技术[7]。最后，强制许可将会促进生态环境技术的普及，带动更多的环保技术发展，促使形成研发、生产、运用的良性循环体系，提升绿色生产力[8]。（四）专利垄断性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负作用。专利是把双刃剑，具有公地与反公地的两重性，其原因是缺乏对使用权与排他权的协调[9]。专利一方面通过形成合法垄断阻止同类竞争；另一方面通过给予专利权人专利独享期，阻止第三方对该技术的使用。而出于非纯粹目的而滥用专利的合法垄断，或将阻止知识传播，或将阻止有序竞争，或将阻止经济发展。专利垄断性所导致的负面作用在生态环境专利中更为突出。首先，专利垄断性阻碍技术流动与传播。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是综合性工程，需广泛运用各类技术，但专利垄断会限制上游专利的应用，直接阻碍新技术流动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播。其次，专利垄断性会阻碍有序竞争。生态环境技术因应用场景有限，相关研究匮乏，这使得生态环境专利权人往往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对手。专利权人为了追逐丰厚的利益而滥用专利垄断性，将阻碍同类技术的发展。最后，发达国家已经在专利技术中占据先发优势，专利垄断性使得后发展国家举步维艰。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发达国家滥用专利垄断攫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做法显然欠妥。可见，具有垄断性特征的专利本身就存在负作用，这一点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被进一步地放大，故需要通过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来减弱专利垄断的不良影响。

二、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的可行性

摘要：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化，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这就导致了人类与生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的人类长久发展，各国都加大了对生态的保护力度，而我国更是在新的《宪法修正案》中加入了对生态的保护。可以得知我国加强了对于生态价值的保护，而刑法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刑法所要保护的环境法益应当符合“生态观”。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否还应该坚持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否应该扩大范围？环境刑法法益既包括“人类中心主义”法益，也有“生态环境法益”？

关键词：环境刑法法益；人类法益；生态法益

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法律规范及其所要保护的法益的变化，大致是和社会同步发展的。由于环境问题恶化，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以减少人类自身利益的生态中心主义由此产生，对保护生态环境法益要求不断提高。价值考量的目的是达成一种利益配置和矫正上的均衡合理，以实现价值的平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价值考量的视角对人类法益和生态法益进行讨论，并以此对刑法环境法益的范围提出自己的见解。而环境刑法的发展是紧紧围绕法益的变化进行的，但由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环境刑法法益的保护范围较为有限。

1人类法益和生态法益的争议

1.1传统刑法法益

由于人类存在自私的心理，本质上对生态的认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工具价值，是为了保护人类自身价值而存在的，对生态法益更多的是利用。而这自私的心理在国家的立法活动中得到了充足的体现，如，《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名称即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明确表示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强调，对其中的珍贵动植物、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要素的保护。在第339条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中规定了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限制要求。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出对于生态的保护，是出于一种工具心理的利用。因此传统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正是以自身需要为出发点，并没有真正考虑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补偿机制是为防止自然资源配置扭曲，通过制度设计来修正发展平衡的问题。在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形下，应当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对这类权利人的受损利益进行补偿，以保证国家的生态治理过程顺利实施。

[关键词]自然资源物权合理限制生态补偿

一、自然资源物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物权的意义

自然资源，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包括在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物权是指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物权，即权利人为满足其权益需要，对自然资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与排除妨碍的权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没有分清对土地本身的使用与开采埋藏于地下的矿藏以及采伐生长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土地是承载其他自然资源的载体，其他自然资源均依赖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资源是可以与土地分离或相对分离的，或者具有独立于土地的自身价值，同时由于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与可支配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学界也一般将自然资源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土地与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资源(也有简称资源的)。相应地，自然资源物权亦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和与其他自然资源物权。

与一般物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属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础物权。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着对人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要素的垄断或专有。在此基础上，学界认为，自然资源物权体系是指由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基本的物权权利类型，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自然资源他项权利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于自然资源可分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物权体系又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体系和其他自然资源物权体系。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需要制造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本文借助于传统商业生态关系的演变，探讨新时代制造企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指出制造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财务战略及财务资源是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构建的影响因素，从财务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生态主体、生态客体及生态法则等方面，构建新时代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模式“一体两翼”。

关键词：新时代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

一、引言

我国要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关键在于发挥制造业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效应与管理协同效应，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理念，遵循制造业产业链的生态规律进行财务管理，实施财务管理创新，构建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生态系统，形成和谐共生关系，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提升制造业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确保制造业企业振兴与成功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1]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将自然生态系统原理应用于人类企业活动[2]；随之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到商业、学术、政府机构等领域。国内学者对财务生态系统研究集中体现在概念、特征及机理方面：在我国较早提出财务生态系统，提出财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开放性的特点[3]；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界定了财务生态系统概念[4]；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界定财务生态系统概念[5]；认为保持财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协调是财务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6]。财务生态系统的研究尽管已引起重视，但均未能形成可借鉴的直接研究成果。财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研究散见于四个方面：（1）财务战略研究。Modigliani&Merton[7]最早提出财务战略；英国的DavidAllen[8]最早系统研究财务战略；英国的RuthBender&KeithWard[9]认为财务战略主要目标是增加企业价值。财务战略研究视角很多，目前基本上认同的是基于价值创造的财务战略研究[10-11]。（2）财务治理模式研究。应用委托的理论建立数据驱动系统，传递数据信息，保障公司内部财务治理的有效实施[12]；采用激励机制－问责制，以确保财务主管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责权[13]；建立经理特定的投资模型，认为增加管理者薪酬并不十分有效[14]。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15]；财务治理可以从公司财务活动及财务关系中逐渐形成[16]；从EVA、全面预算、风险边界及财务增加值角度研究财务治理模式[17]。（3）利润共享机制研究。对库存时间和库存数量的优化来使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同时最大，但无法实现整体的最优[18-19]；价格协调机制两成员实现利润双赢的必要条件[20]；两成员获取的系统利润增量比例取决于其风险规避程度[21]。利润共享契约优于其它契约[22]；利润分配参数对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的影响[23]；针对两渠道价格相等和不等两种情形，分别寻找其协调价格机制和双赢条件[24]。（4）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在供应链环境下应付账款对营运资金管理有改善作用[25]。国内对营运资金研究较多的是王竹泉，分别从跨区分销渠道、战略影响因素、供应链关系、产权性质、供应商关系及经营风险方面研究营运资金管理策略[26]；从业务流程视角出发，提出营运资金管理的原则[27]；研究营运资金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存在共生互动的关系[28]；研究行为财务对建筑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影响机理[29]；在正常经营状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0]。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财务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完全类比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特征来研究企业财务生态系统，大多停留在概念、特征及内容的研究层面，并未涉及实质性研究———财务生态系统构建研究。虽然财务生态系统构建要素的财务战略、财务治理模式、利润共享机制及营运资金管理方面有过研究，但均为单一问题的研究，并未对财务战略、财务治理模式、利润共享契约及营运资金管理等构成要素进行整合研究。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供产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摘要]森林生态补偿的实现应当包括区内(纵向)补偿机制和区际(横向)补偿机制.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为区内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对于区际补偿制度则缺乏相应规定.区际森林生态补偿建立在生态利益的依存性和行政上的无隶属性的基础之上.其建立需要制定有关区际森林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完善相关组织机构及增强公众生态意识和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区内补偿区际补偿生态补偿

2001年我国开始践行森林生态补偿制度,这种补偿制度的实施建立在现有的行政区划的划分之上.也就是说,国家按照一定的林地数量采用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补偿给予各省.各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将中央的给付基金下发的同时,有些省份还会给予一定的省对市(或县)的补偿,这也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划分的基础上的.各个省份还根据自己的生态特点,规定了若干地方生态林由省级政府按照地方性法规或者命令给予一定补偿.这种地方性生态林的补偿比国家生态林的补偿往往少一些.这种森林补偿制度的实施路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的国家管理是建立在纵向分割控制的基础上的同时,所有的税收及分配也是按照这个路径流动的.但是对于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来说,这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路径,还应当辅之以其他方式.

一、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

所谓区际生态补偿,就是指按照行政区域如省内、市内、县内、乡(镇)内的划分,按照公平合理的一般性原则,对受益地区与受损地区、开发地区与保护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产生的机理不同于区内的生态补偿,特别是在财政划拨上.纵向划拨的目的是政府补贴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际生态补偿则基于公平理念,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生态受益地区给予受损地区、开发地区给予保护地区一定的经济补偿.区际生态补偿存在的前提是生态利益的依存性、行政上的无隶属性.所以,区际生态补偿往往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或者一定主体间的给付来完成的.

(一)生态利益的依存性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强人口转移的力度，将这些区域内的人口逐步转移到更适宜生活和生产的地区，减少禁止开发区域的人为破坏。这样就涉及到对原有利益的侵犯，这也成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难题，对划定区域人口的补偿量化研究问题突出，补多少才能使当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实施，对已有权利利益有何影响，对潜在利益如何影响，对受益者怎样合理收费等问题十分严峻。本文构想了一个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纽带的联系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费用分担补偿模式。

一、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带性的特点。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附带的好处，具有“不得不赠予”的特征;负外部性是指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外加的负担，具有“不得不转嫁”的特征。经济主体从事经济行为时所产生的利益，有“可计量利益”与“非计量利益”之分。“可计量利益”是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非计量利益”是某经济行为主体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所产生的无法界定和计量的对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根据“可计量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计量利益”则为外部性。对于理性的经营者来说，在没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计量利益”转变为“可计量利益”的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或提供有效补偿的前提下，将根据“可计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不会自动地将提供最优的像生态服务这种“非计量利益”作为经营目标。[2]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将“非计量利益”转化为“可计量利益”来补充外部性现象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竞争性是区别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这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约机制、以及民间自愿机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失灵问题，只能由相应的政府机制来替代弥补，而且也只有政府参与才能增进公共福利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