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利益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张健工作单位：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概述

环境犯罪具有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诸多特性。第一,具有灾难性的危害后果。环境犯罪不仅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危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仅危害这一代人,而且很可能会危害下一代人。环境犯罪一旦发生,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面。第二,其运行时效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其危害后果往往具有长期潜伏性,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不易察觉,其发案时间常常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二十几年,而我国现行刑法典规定的大部分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为10年,这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环境污染犯罪得不到追溯。因此环境犯罪的追溯时效应适当延长。第三,环境犯罪具有高度的行政从属性。环境犯罪能否成立,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行政法的规定,甚至多数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由其它环境行政法规的规定来填补。现行刑法典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有效地顾及到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而实际上这也不可能做到。把环境犯罪规定到刑法典当中,只是过多地注意到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却忽视了环境犯罪的实际追溯效果。为了有利于追究环境刑事犯罪、便于司法操作,环境刑事立法在模式上应当具有独立性。环境刑法作为刑法的一个子系统,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它应该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类型犯罪系统的指导思想。对于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可以从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的角度来构架。人类社会发展到生态文明阶段,传统法律可以说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现实。环境刑法的法益,应以集体公益保护为基础。传统上刑法法益以个人法益受侵害为防卫的主要对象,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大多数危害环境罪的成立均以对人的权益人身、财产造成实际损害为条件。环境犯罪的客体应当是环境权益,环境刑事立法应该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在目前环境保护形势相当严峻,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然在加剧,并向农村蔓延,生态破坏范围加大,我国环境刑法立法观念应由传统的人本主义中心立法向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立法转变。在2001年环境资源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主张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0为中心作为价值观念取代以/人类利益0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并进而提出其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由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迈进,由发展经济的绝对自由向相对自由推移,由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向对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承认拓展。生态经济学认为,/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0因此,人类想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然要遵循经济与生态相协调发展的规律,从生态学的角度保护环境,在立法中考虑环境要素,在经济运行中加入环境因素。

二、生态利益的保护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

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环境现状,向环保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加强刑法介入环境保护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破坏环境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0归根到底是对人与自然的保护。注重自然生态系统价值以及人与生态和谐统一的目标决定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中要有法律规则的介入,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化和合法化已成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要求。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最主要的是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在漫长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中,人类一直关注其经济功能,在立法上表现为将环境资源作为财产进行保护。随着人类对环境资源认识的深入,环境的生态功能开始得到重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态要求在立法上体现出来。至此,人类利益中原本被忽略的一个重要利益生态利益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环境刑事立法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独立的犯罪予以规范;二是将生态利益作为单独的保护法益。这样,环境刑事立法就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生态安全,生态利益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目标。环境刑事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人体健康及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环境条件,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使生态环境呈现为良好的质的状态,而这主要取决于对生态利益的保护。因此生态利益的保护才是环境刑法的本质和目的。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首先体现在法益目标的选择上。环境犯罪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即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利益较为复杂,因为污染环境不单表现为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且它还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因此,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来说,很多国家往往把生态利益和人身、财产利益均作为法益目标。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一般不直接造成人身伤害,但因资源固有的财产属性,保护法益往往确定为生态和财产利益。但是,在几个保护法益中,有一个基本法益的选择问题。不同的基本法益选择导致犯罪构成设计上的不同和罪状表述上的差异,从而决定某些行为的罪与非罪。如果环境刑法以生态利益为法益目标,环境犯罪的客观方面必然表现为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定罪和量刑的标准,将生态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如果环境刑法旨在保护人身或财产,则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就取决于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程度,而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通过其他章节的规定就可达到目的,完全没有必要单列环境犯罪。因此,环境刑法应将生态利益确定为法益目标,并以此来达到保护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目的。

三、我国环境刑法对生态利益的保护

一、生态利益的形成机理

1.生态利益的形成

生态利益是生物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它产生于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通过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为生物提供所需物质和生态需要。养分循环是指由于生物的生活、生长、死亡和分解，化学元素从周围环境中进入生物体和从生物体又回到环境中去的过程。能量流动是指能量通过食物关系从一个营养级转移到下一个营养级。通过不间断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生态系统才能维持平衡，从而为各种生物体提供所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探寻生态利益的具体形成之前，首先要分析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根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生产者，主要是指绿色植物，包括一切能进行光合作用的高等植物、藻类和地衣。除绿色植物外，还有利用太阳能或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光能自养微生物和化能自养微生物。生产者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可以产生有机物，而且也能在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的同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生成的有机物中。这些有机物及贮存的化学能，一方面供给生产者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用来维持其他生物全部生命活动的需要，是其他生物类群以及人类的食物和能源的供应者。第二中类型是消费者，主要是指动物。它们以其他生物或有机质为食。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之一，是实现物质与能量的传递。消费者的另一个作用是实现物质的再生产，所以消费者又可称为次级生产者。第三种类型是分解者，主要是指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分解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残体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再供给生产者。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是指各种环境要素，包括湿度、光照、大气、水、土壤、气候、各种矿物质和非生物成分的有机质等。非生物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平衡，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周而复始。

没有生态系统，就无法产生生态利益，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组成成分都是制造生态利益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其中的生物成分则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也就是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它们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成分都不能缺失，否则，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就会中断，则生态利益也就无法产生。所以，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生态利益的制造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生态利益与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一、生态利益的形成机理

1.生态利益的形成

生态利益是生物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它产生于生态系统，地球生态系统通过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为生物提供所需物质和生态需要。养分循环是指由于生物的生活、生长、死亡和分解，化学元素从周围环境中进入生物体和从生物体又回到环境中去的过程。能量流动是指能量通过食物关系从一个营养级转移到下一个营养级。通过不间断的养分循环和能量流动，生态系统才能维持平衡，从而为各种生物体提供所需的物质和生态需要。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

在探寻生态利益的具体形成之前，首先要分析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根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生产者，主要是指绿色植物，包括一切能进行光合作用的高等植物、藻类和地衣。除绿色植物外，还有利用太阳能或化学能把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光能自养微生物和化能自养微生物。生产者在生态系统中不仅可以产生有机物，而且也能在将无机物合成有机物的同时，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生成的有机物中。这些有机物及贮存的化学能，一方面供给生产者自身生长发育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用来维持其他生物全部生命活动的需要，是其他生物类群以及人类的食物和能源的供应者。第二中类型是消费者，主要是指动物。它们以其他生物或有机质为食。消费者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之一，是实现物质与能量的传递。消费者的另一个作用是实现物质的再生产，所以消费者又可称为次级生产者。第三种类型是分解者，主要是指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分解者的作用就在于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残体分解为简单的物质，再供给生产者。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是指各种环境要素，包括湿度、光照、大气、水、土壤、气候、各种矿物质和非生物成分的有机质等。非生物成分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各种生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元素。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成分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保持相对平衡，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周而复始。

没有生态系统，就无法产生生态利益，通过对生态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组成成分都是制造生态利益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其中的生物成分则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也就是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是生态利益的制造者，它们在制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任何一个成分都不能缺失，否则，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就会中断，则生态利益也就无法产生。所以，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在生态利益的制造过程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生态利益与制造者之间的关系

摘要：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技术无法满足保护生态环境需求，但使用最新的技术存在专利阻碍。基于国家安全、基础人权保障的考量，考虑到技术的决定作用与专利的负作用，我国有必要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因生态环境专利符合《专利法》中以公益为目的事由，国际条约为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提供法律支持，发达国家的国际法义务及道德责任等原因，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切实可行。为保障其落实，需要在《专利法》中明文规定，积极推动相关国际条约修订，强化国际协调与合作。

关键词：生态环境专利；生态环境技术；生态保护修复；强制许可；专利法

在武汉金口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案例①的技术选择上，修复单位考虑到传统垃圾封场技术存在毒害气体散发、渗沥液泄漏等弊端，而采用开挖筛分转运方式，不仅投资高昂，且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尝试引入全新的好氧修复技术。使用该技术能将垃圾渗沥液通过回灌直接消耗在垃圾填埋场中，气体产物主要为二氧化碳，有效减少废液废气产生。如今的金口垃圾填埋场已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老旧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成功案例，还作为第十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场址，具有显著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1]。该技术已经成功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几十年，而我国直到2008年才首次将其试验性运用于北京黑石头垃圾消纳场。上述金口垃圾填埋场案例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相比于其他垃圾处理方式容易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好氧修复技术无疑是垃圾处理的最优解，但该技术在我国却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好氧修复技术在我国难以全面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核心技术的缺失：该技术的核心是“填埋场生物反应器”技术，但被美国固体废物工程与咨询龙头企业——SCS公司牢牢掌握。实践中不当使用该技术，不仅无法对垃圾填埋场实施生态修复，还存在二次污染风险。可见，技术专利在生态修复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现有的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生态环境技术不足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引进国际先进的相关技术就是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方式。主流环境技术转让有：通过加强政府间合作机制、建立促进技术转让资金、建立商业性技术转让的激励机制等方式[2]。先进的生态环境技术往往以专利形式掌握在发达国家少数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多会基于技术优势，以及利益考量来滥用专利垄断权，或阻碍技术向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转让，或索要高额的专利费用，这也导致“知识产权怀疑论”和“反知识产权论””的思潮。不可否认知识产权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起积极作用，但为了切实保护我国生态环境，亟需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制度设置上扭转生态环境技术受制于他国的现状。

一、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的必要性

生态环境专利解决的是迫在眉睫的生态环境问题，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关系到基本人权。从技术专利考量，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中起到核心地位，且专利垄断性会对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产生负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生态环境专利实施强制许可。（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现实需要。党的报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在当今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生态安全直接影响人民生产生活能否少受生态环境的制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满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3]。评价一个国家生态安全的体系众多，应用最普遍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SR）”评价体系[4]。状态指标反映环境当前的状态或趋势（如污染物浓度、物种多样性等），是水、大气、土壤、生物等生态因子的直接体现。生态因子通过影响生态系统安全性，进而影响到区域生态安全。无论是PSR体系，还是其它生态安全评价体系，状态指标都占据着最大权重，故只要任一生态因子为劣等，就可否决该区域生态安全。这与实际一致，若某地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直接威胁到民众生产生活，何谈生态安全？最后，生态因子的影响因素繁多，其中人为因子是关键。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既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打击，也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积极效果。生态环境专利作为人类智力成果，将其妥善利用可提高生态因子数值，进而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二）优先保障基础人权的必然导向。近些年，迫在眉睫生态环境问题已影响到人们生活，损害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等基础人权。解决该问题的重要一环是合理使用生态环境技术。强制许可生态环境专利对环境保护有着利好作用，但对知识产权有所限制；正常实施生态环境专利能有效保护专利权人利益，却无法满足环境问题的技术需求。从本质上看，是否强制许可生态环境专利涉及到的是知识产权与基础人权的冲突问题，处理两者冲突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法益优先保护”原则，根据各自价值位阶的高低确定顺位[5]。显然，基础人权的价值位阶高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财产性知识产权。普遍的基础人权优先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首先，在权利产生方面，基础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可转让；生态环境专利是国家授予的权利，可让与。其次，在权利适用方面，基础人权的普遍性被世界广泛认可；生态环境专利仅在授权国家的生态领域内适用。再次，在权利特征方面，基础人权具有道德性和终极性，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利；生态环境专利具有经济性和工具性，是智力成果的权力化产物。最后，在权利救济方面，侵犯基础人权行为大多关联严重的暴力事件，会受到所有国家严厉制裁；侵犯生态环境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行为仅属民事侵权行为，即使构成犯罪的，刑罚也较轻。此外，侵犯他国生态环境专利虽然可能引起国际争端或导致国际舆论谴责，但远不及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如国际刑事法庭对种族屠杀罪、危害人类罪等国际制裁）。具体的基础人权也优先于生态环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首先，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享有其它权利的前提条件。权利主体为人。人延续生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安全保障，正符合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内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能成为人的充要条件，是以人为主体而形成权利概念的基础。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我国首要人权，优先于一切权利[6]。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空气、水、食物等生理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只有从基础物质需求解放出来，才能追求所有财产等安全需求。前者体现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后者表现为财产权。其次，环境权优先顺位高于生态环境专利。环境权是环境法律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其核心内涵。为了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维护代际间环境公平，要对经济发展的绝对自由做出限制。（三）先进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决定作用。先进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在生态修复中。为了实现生态修复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目标，需综合运用物理、化学与生物修复手段及工程技术措施，而先进技术直接决定方案如何实施。技术能有效应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现实困扰。实践中，生态修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费用高昂但效果有限，运用先进的生态修复技术就可有效解决。如江苏无锡通过引入德国“光净膜”技术治理水污染，修复河滨生态。其自带微生物的竹纤维膜在阳光等催化下，将水中有害物质分解为有机物。该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不仅成本得到控制，成效更为明显。技术能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历史难题。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随着科技进步，一些当时无法修复的生态损害有了新技术支持。如千百年来有着“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漠而今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跨越半世纪的治沙工作终见成效，分析其成功经验，离不开容器苗、大坑深栽、迎风坡造林、甘草平移种植、水气种植法等治沙新技术[7]。最后，强制许可将会促进生态环境技术的普及，带动更多的环保技术发展，促使形成研发、生产、运用的良性循环体系，提升绿色生产力[8]。（四）专利垄断性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负作用。专利是把双刃剑，具有公地与反公地的两重性，其原因是缺乏对使用权与排他权的协调[9]。专利一方面通过形成合法垄断阻止同类竞争；另一方面通过给予专利权人专利独享期，阻止第三方对该技术的使用。而出于非纯粹目的而滥用专利的合法垄断，或将阻止知识传播，或将阻止有序竞争，或将阻止经济发展。专利垄断性所导致的负面作用在生态环境专利中更为突出。首先，专利垄断性阻碍技术流动与传播。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是综合性工程，需广泛运用各类技术，但专利垄断会限制上游专利的应用，直接阻碍新技术流动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播。其次，专利垄断性会阻碍有序竞争。生态环境技术因应用场景有限，相关研究匮乏，这使得生态环境专利权人往往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对手。专利权人为了追逐丰厚的利益而滥用专利垄断性，将阻碍同类技术的发展。最后，发达国家已经在专利技术中占据先发优势，专利垄断性使得后发展国家举步维艰。保护生态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发达国家滥用专利垄断攫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做法显然欠妥。可见，具有垄断性特征的专利本身就存在负作用，这一点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被进一步地放大，故需要通过实施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来减弱专利垄断的不良影响。

二、生态环境专利强制许可的可行性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需要制造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协同发展。本文借助于传统商业生态关系的演变，探讨新时代制造企业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指出制造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财务战略及财务资源是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构建的影响因素，从财务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生态主体、生态客体及生态法则等方面，构建新时代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模式“一体两翼”。

关键词：新时代制造企业财务生态系统

一、引言

我国要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促进中国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关键在于发挥制造业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效应与管理协同效应，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发展理念，遵循制造业产业链的生态规律进行财务管理，实施财务管理创新，构建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生态系统，形成和谐共生关系，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的平衡，提升制造业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确保制造业企业振兴与成功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态学家Tansley[1]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将自然生态系统原理应用于人类企业活动[2]；随之生态系统的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到商业、学术、政府机构等领域。国内学者对财务生态系统研究集中体现在概念、特征及机理方面：在我国较早提出财务生态系统，提出财务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开放性的特点[3]；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界定了财务生态系统概念[4]；以上市公司为主体界定财务生态系统概念[5]；认为保持财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协调是财务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6]。财务生态系统的研究尽管已引起重视，但均未能形成可借鉴的直接研究成果。财务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研究散见于四个方面：（1）财务战略研究。Modigliani&Merton[7]最早提出财务战略；英国的DavidAllen[8]最早系统研究财务战略；英国的RuthBender&KeithWard[9]认为财务战略主要目标是增加企业价值。财务战略研究视角很多，目前基本上认同的是基于价值创造的财务战略研究[10-11]。（2）财务治理模式研究。应用委托的理论建立数据驱动系统，传递数据信息，保障公司内部财务治理的有效实施[12]；采用激励机制－问责制，以确保财务主管能充分行使他们的责权[13]；建立经理特定的投资模型，认为增加管理者薪酬并不十分有效[14]。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15]；财务治理可以从公司财务活动及财务关系中逐渐形成[16]；从EVA、全面预算、风险边界及财务增加值角度研究财务治理模式[17]。（3）利润共享机制研究。对库存时间和库存数量的优化来使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同时最大，但无法实现整体的最优[18-19]；价格协调机制两成员实现利润双赢的必要条件[20]；两成员获取的系统利润增量比例取决于其风险规避程度[21]。利润共享契约优于其它契约[22]；利润分配参数对供应链上的各节点企业的影响[23]；针对两渠道价格相等和不等两种情形，分别寻找其协调价格机制和双赢条件[24]。（4）营运资金管理研究。在供应链环境下应付账款对营运资金管理有改善作用[25]。国内对营运资金研究较多的是王竹泉，分别从跨区分销渠道、战略影响因素、供应链关系、产权性质、供应商关系及经营风险方面研究营运资金管理策略[26]；从业务流程视角出发，提出营运资金管理的原则[27]；研究营运资金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存在共生互动的关系[28]；研究行为财务对建筑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的影响机理[29]；在正常经营状况下，中国上市公司经营性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0]。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财务生态系统的研究是完全类比自然界生态系统的特征来研究企业财务生态系统，大多停留在概念、特征及内容的研究层面，并未涉及实质性研究———财务生态系统构建研究。虽然财务生态系统构建要素的财务战略、财务治理模式、利润共享机制及营运资金管理方面有过研究，但均为单一问题的研究，并未对财务战略、财务治理模式、利润共享契约及营运资金管理等构成要素进行整合研究。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权利平等，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理依据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指的是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也承担平等的义务。唯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实现制衡，并进而抑制各种专制。“公平负担平等学说”，强调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以平等为基础为公民设定义务。现代法治国家在剥夺或限制了特定人的权益时，应通过社会全体负担的方式，弥补由此产生的损失，以实现相关利益的调整。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多重效益。我国实行林业分类经营，将森林分为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公益林的主体功能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生态产品属于公共物品，其产品功能为公众共同享有，依据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提供产品的成本也应当由公众共同承担。公益林禁伐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规定，受益者是社会全体人员，成本应当由社会全体人员公平负担，不应当由林农单独承担。

(二)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三)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禁止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要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加强人口转移的力度，将这些区域内的人口逐步转移到更适宜生活和生产的地区，减少禁止开发区域的人为破坏。这样就涉及到对原有利益的侵犯，这也成为限制开发区及禁止开发区政策制定有效性的最大难题，对划定区域人口的补偿量化研究问题突出，补多少才能使当地居民愿意配合政策实施，对已有权利利益有何影响，对潜在利益如何影响，对受益者怎样合理收费等问题十分严峻。本文构想了一个以公共物品理论为基础，以生态价值为纽带的联系补偿者与被补偿者的费用分担补偿模式。

一、相关理论

(一)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早是由布坎南与斯塔布尔宾于1962年提出的。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1]一般而言，外部性具有附带性的特点。其中正外部性是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附带的好处，具有“不得不赠予”的特征;负外部性是指某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对其他经济主体外加的负担，具有“不得不转嫁”的特征。经济主体从事经济行为时所产生的利益，有“可计量利益”与“非计量利益”之分。“可计量利益”是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目标，是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间的差额;“非计量利益”是某经济行为主体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所产生的无法界定和计量的对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经济主体根据“可计量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计量利益”则为外部性。对于理性的经营者来说，在没有建立有效使得“非计量利益”转变为“可计量利益”的生态服务交易市场或提供有效补偿的前提下，将根据“可计量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不会自动地将提供最优的像生态服务这种“非计量利益”作为经营目标。[2]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如何将“非计量利益”转化为“可计量利益”来补充外部性现象产生的市场失灵问题。

(二)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是指那种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说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根据公共产品的特性，排他性的使用或者消费的竞争性是区别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两个定义性标准。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公共物品，纯粹公共物品完全满足这两个特性，生态服务的有些功能是属于纯粹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配置;然而非纯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生态服务的部分功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但其消费具有地域性或集团性，所以这类公共物品准确的说应该属于准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可以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约机制、以及民间自愿机制等在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失灵问题，只能由相应的政府机制来替代弥补，而且也只有政府参与才能增进公共福利潜力。

一、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宪法基础

财产权是一项自然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密不可分，因为公民财产是公民维系生命、追逐自由的物质保证。承认并保障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责任。各国宪法都将财产权列为了公民基本权利。虽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用公民的私有合法财产，但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三是给予相关公民一定的补偿。在我国，林地的权属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林木的权属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体所有。对于公益林，除“抚育性采伐”、“更新性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基本上是禁伐。农民的林地一旦被划为公益林，树长得再好，也难以变现。既然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就应当给予特定的相对人合理而公正的补偿，否则，就会伤害利益主体，阻碍其进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活动。

(二)权利冲突的衡平，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法律需求

权利只有边界和范围，没有等级之分，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人不可能凭据哲学的方法对那些应得到法理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排列。”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冲突是难以避免的。立法只是个无限接近事实的状态，仅仅通过立法不可能完全解决权利冲突，解决权利冲突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对冲突关系进行利益衡量，找到平衡点，实现权利配置最大化。2003年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实际操作中，公益林都被纳入了林改的范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是实现林农的承包经营权，而公益林承包户的承包经营权基本处于“无法自主”的状态。在法律无法准确界定公益林承包户经济权利，又需要维护生态利益的时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就成为了现实中对受损利益做出的替代，间接维护了权利的平等和正义。

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制建设的缺失

生态文明的呼唤：生态修复良法之治

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要求呼唤生态修复的良法之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生态环境善治及其影响下社会治理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需要管理方法和政策体系的创新，而“环境善治”理念的引入恰恰为此提供了优良的制度建构土壤。“环境善治﹙Goodenvironmentalgovernance﹚”是近十多年来国际上倡导的改革环境管理方法的理论和政策体系。环境善治理论的主要思想是要在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社会手段，改变环境保护仅由政府﹙特别是由环境保护部门﹚独力举办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局面。环境善治倡导的手段主要有：有效的法律、有权威和有效率的政府、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政府问责制、下放权力、发挥社会机构的作用、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环境信息公开化等［7］。环境善治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一种较为新颖的管理理论创新，这种理论也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所需要的。善治强调了有效的法律这一主要手段，法律也确是制度建构的前提和保障，生态修复法制化就成为相关制度建构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的善治是一种良法治理的状态，而良法是一种法制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创设更在于实践的检验。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就给良法定立了三个标准，即良法为公益；良法体现自由的道德标准；良法创设的机制使政权持久［8］。我国古代传统思想里对良法也有相应的标准，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强调法应具有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教化以明德，二才是罚。与当代立法中多强调强制性处罚的立法理念相比这种思想竟更能反映法的本质。注重法的教化激励作用给我们当前生态文明良法之治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此外，我国法家更是明确了良法另外两个标准，一是“当时而立法”［9］即法应顺应时代变化；二是“毋强不能”［10］即法要考虑实际情况以及当时的民力。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法治思想中关于良法的标准是鲜明的，并且我们当今的社会立法也都正在或需要遵循这些标准。藉此，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生态修复良法应当具备三个最主要标准：一是应全面发挥教化与惩戒的双重立法作用，并体现其最本质的公益；二是应当顺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需要建构生态修复法制体系；三是应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应当允许不同标准的存在。当然，关于生态修复良法的标准还有程序正义、形式正义等等，但上述三个标准更能够反映生态修复法制建设的最鲜明特征。良法是生态文明社会中生态修复法制化的方向。良法给法制建设提供了标准，生态修复良法也为生态修复法制化指明了方向。正因为这种方向性指引作用，使得生态修复良法的三个最主要标准能够决定生态修复法制化建设的最主要内容。首先，全面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作用，是生态修复法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具体要求的。强制性是法的一个根本特性，但是并不表示惩戒就是法的唯一作用形式。特别是当法以协调人类自身行为，达到维护自然目的，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自身可持续发展面貌出现的情况下，法就不能够仅仅以强制性惩戒手段来彰显其权威了。没有教化作用的充分发挥，法律将失去一半的功效。而教化有多重形态，其中一定程度的惩戒也能算是一种教化，但是教化更多程度上是以较为温和的形态出现的。并且，许多情况下，惩戒所取得教化功能也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人总是在利与害中有所倾向，并想法躲避惩戒，找机会去逃避义务，很多情况下使法制难以有效实施。对此，现代制度经济学总结了一个重要概念———“机会主义行为”，其最根本的表现形态就是人或企业会趋利避害［11］。这是企业或人的一种本能，这种趋利避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或企业会不停地查找成本降低的路径，甚至通过违法来换取利益的最大化。而经济学研究认为，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好方式就是激励，这里的激励恰恰就是教化的温和形态。通过激励措施甚至形成激励法制以此补充法教化作用的表现形式，最大限度发挥法的教化与惩戒双重功能。因此，良法对激励法制的要求决定了生态修复法制化的一种倾向，即由惩戒到惩戒与激励并重，甚至更加强调激励。其次，生态修复良法要体现最本质的公益。本文认为最本质的公益应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充分实现基础上的更加正义的社会集体利益①。最本质的公益需要发挥法的双重作用，体现法的正义价值。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正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矫正正义，主体间自愿以及非自愿的交往中所得与所失的中间，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二是分配正义，即依据人们各自价值对于共有物的分配［12］。此后，比利时法学家达班则进一步解释了分配正义，他认为分配正义确定集体成员应从集体得到什么，它从立法上对权利、权力、荣誉和报酬等方面进行分配［13］。分配正义根据人的出身、才德以及对国家的贡献把荣誉财富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公共物品按比例分配给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14］。并且就民众的朴素正义观而言，只有最小限度破坏原有秩序和尽最大可能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在人情、面子、权利义务分配等诸多方面，达到博弈后的均衡，这才是人们心目中最大的正义，而非在国家法的条条框框之下的开庭、审理、判决和执行［15］。分配正义关注更多的正是这种民众要求的实质正义，只有个人能够有效地从集体那里通过分配或再分配相应的权利、权力、荣誉以及报酬等方面的利益时，个人的利己主义动因才能获得充分满足。而在法律控制中，个人主义就应与集体主义相综合、相和谐。并且利己主义也能够刺激人们的积极性、激励人们做不断的努力，如果法律制度试图根除或反对利己主义，那么它便是愚蠢的②。就生态修复而言，生态修复在实践中多是对某一区域内受损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行恢复或重建，这一区域相对于全国利益而言必然是个体利益。过去我们常常夸大整体利益忽视个体利益的满足，这并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生态修复的社会化修复目的就是为了使得个体利益在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基础上实现最大程度的满足。使得生态系统受损地区能够获得修养生息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和能力。这是对生态受损地区及其人群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正义对待，是对此地区或人群最起码的尊重。由此，可以彰显其基于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社会正义的本质———分配正义。而建立在对个体利益尊重基础上的分配正义，更能够通过法制化形态激励人们在努力实现个体利益基础上，更多地创造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这也充分体现了法制除了强制作用之外的激励作用。因此，从分配正义意义上说，生态修复法制化及其良法形态充分彰显了在个体平等享有权利基础上社会公益，是对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整体利益的准确阐释。再次，法应时而立，科勒曾经说过，每一种文明的形态都必须去发现最合适其意图和目的的法律。永恒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因为适合于一个时期的法律并不适合于另一个时期。法律必须与日益变化的文明状况相适应，而社会的义务就是不断地制定出与新的情势相适应的法律［16］。因此，良法应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做出应有的补充或更正，使其不断完善。同样如此，生态文明社会下的生态系统平衡的维护对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有的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类法律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社会实际要求。的确，我国现有立法中有环境恢复或土地复垦的规定，但不论是环境恢复原状还是土地复垦都仅仅是生态修复的初始手段或相应技术的某个方面，是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末端治理的典型立法形态。例如，在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中有矿山恢复保证金的相关立法，有《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等单行立法，但是这些立法多是从土地复垦这一目的着眼。然而土地复垦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其立法理念上都仅仅是对一种环境要素的综合治理，根本不是生态系统整体的校正，将生态修复停留在以土地复垦为表现形态的立法最初阶段是不适应当前生态文明社会法制建设需要的。此外，就环境保护立法而言，同样也仅仅是对于环境要素的维护，而且这种维护仅仅停留在对于受损环境要素的保护以及对环境利益的赔偿上。对于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恢复与重建却大多予以忽视，或者仅仅满足于环境意义上的小修小补，更难以适应生态文明对于生态系统整体维护的要求。同时，当前我国环境立法还大多以社会利益的损失与弥补为调整对象，并没有形成从根本上恢复与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的法律治理概念。因此，生态修复良法要求生态修复法制化过程中必须更新原有的仅仅强调某种环境元素或生态要素的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治理等阶段性治理理念，从生态系统整体着眼，探索适应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并体现对自然和社会“全面关爱”的生态修复法制途径。最后，法应势而立，即法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良法应当体现分配正义，这种分配正义往往是针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我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在一段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如果一刀切似地制定统一的生态修复标准，将难以体现对受损生态系统区域内公众权益的分配正义。这就需要在生态法制化过程中，使生态修复的标准更加因地制宜；同时，生态修复的主体应当多元化，主体的义务也应当有多种承担方式。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情况下，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系统失衡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状态，而这种资源开发的受益方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资源开发方本身也有未开发地区一方，甚至在这些资源开发中国家才是最大受益者，因此，让某一方承担生态修复义务是不公平也是不正义的。分配正义就是要使受损生态系统所在区域内的人群，获得与发达地区相似或者相同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发展机遇或状态。这也是生态修复的社会属性所要求的，更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本质性要求。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生态修复法制的作用

通过上文对于生态修复良法以及生态修复法制化方向的讨论可以看出，生态修复法制化对于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是社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而法制又是法治的前提。生态修复良法标准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化发展趋势更是生态文明社会有序建设的保障。首先，生态修复法制化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自然方面内容的保证。生态修复本身就是一种自然修复的手段和技术形态，只不过这种技术形态以人为主要动力和执行力。没有人类社会有序的研究和开发并实施这些生态修复技术，自然的修复将是缓慢和无法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因此，通过一定的法制化标准使相应的技术指标能够有序、合理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建设服务，这是一种良法之治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生态修复有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制度运行规制体系，生态修复相应的实施步骤和程序才能有所保证；也正是这些相应制度的运行，才能够使得生态修复工程正常有序运行；生态修复的主体、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才能明确，生态修复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资金才能有所保障。以此为基础，在生态修复工程广泛开展的前提下，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才能够有序和有效开展，其自然修复的目标才能够尽快实现。其次，生态修复法制化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文明”的体现。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之外的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也是人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对于外在自然的一种新的享受。而法制则是文明的保障，也正是法制的存在文明才具有了不断发展的可能。因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措施的生态修复的法制化进程，将为这一文明状态下的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生态修复法制是生态文明的强心剂，正是生态修复法制对于激励的强调与运用，才使得生态文明有了另一番动力。与原有的强制性惩罚措施相比，生态修复法的激励更彰显一种人性的引导和经济文明的刺激，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更高阶段的产物。这种更高层次的文明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人们也更愿意接受这种引导。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才有主动性的因素。再次，生态修复法制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的运行，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善治。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实质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体现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利益的均衡。而善治的要求也就是使人与自然关系在法律的作用下更加能够达到利益博弈的共通点，实现双方利益最大程度上的均衡。法律产生的因素之一就是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一会带来社会关系以及各种利益的有效分配，二则带来人性文明抉择的最基本展示。生态文明就是人性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博弈中最新的体现，维护和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社会本身，而以人类社会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促进自然利益更好地维护，则是生态文明社会善治的本意。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通过修复自然与修复社会双重目标的实现，体现了人类利益最大化与自然利益维护之间的最均衡状态，是法律中利益博弈均衡形态的最基本体现。因此，生态修复法制化能够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善治要求提供最需要的法律制度。最后，也是最实际的是，生态修复法制化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实践的可能性。一方面法制建设能够为社会建设提供最具实际操作意义的制度建构方式，生态修复法制建设能够从制度建设上量化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各项要求，例如权利要求和义务承担要求等；另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化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一一设定为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取得了由理论到社会实践的强制力保障；再一方面，生态修复法制是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创新，是其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下的新发展。生态修复法制理念弥补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法治建设中只注重惩罚不注重激励，只注重保护不注重修复的弊端，实现了环境保护法治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靠拢的现实要求。这将使得生态文明社会法治建设更加完整和更符合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四、关于生态修复法制的几点建议基于上文对于生态修复法制化的若干理论解读，本文认为建构生态文明社会要求下的生态修复法制应当从以下几个制度的建立进行考虑。首先，应建立专门的生态修复管理制度。明确生态修复的义务主体和生态修复的对象是建立管理制度的前提。关于义务主体，本文认为，国家应当是生态修复义务的主导者，是最重要的义务主体之一。不仅因为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更是因为在我国国家是各种资源的管理者和所有者，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但是其他所有因生态系统受损而获益的利益体都应当对生态修复负有应尽的义务，只不过这种义务可以通过国家进行“代执行”。关于生态修复的对象，本文认为，不仅是受损的生态系统，那些没有受损但是遭到一定程度破坏的生态系统也应成为生态修复的对象。基于此，生态修复的管理者应当是国家及其各级政府，各项生态修复活动的管理都应当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管理权。为此，应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制，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建立专项财政，成立监管部门等等。其次，应建立生态修复规划与评价制度。这一制度与现有的环境规划与评价制度可以互鉴。但是在生态修复的评价制度建立上，生态修复的标准制度应当更为因地制宜，允许不同地区设立符合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生态修复标准。生态修复规划制度应当更加民主化，为此应当允许公众参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生态修复工程的规划与实施过程，扩大公众参与生态修复的范围；设立更加便民的生态修复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构建公众否决制度，将生态修复工程切实与民生民意结合在一起，实现最大程度的文明开化。在评价制度建设上也应当更加能够体现文明的要求，不仅要专业化评价队伍，设立专家评价机制，还要使得评价更透明，更具有决定功效，将评价结果直接与各种工程验收以及个人利益挂钩，提高生态修复评价机制的权威性。再次，应建立生态修复的专项资金机制。除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生态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外，还应当鼓励民间生态融资和投资；制定政策，激励公众从事生态修复产业，促进新型生态修复产业的发展；设立专项财政，保障生态修复资金源的稳定；建立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最重要还是要建立生态修复基金，从根本上改变资金链的问题，也同时为建立生态修复激励机制奠定资金基础。再有就是应建立生态修复激励制度。在政策上要给予生态修复个人或企业以优惠，鼓励他们研发技术和投资生态修复产业；在资金上建立的生态修复基金应当有专门的鼓励经费，专门用于“有功则赏”；在业绩评定上要直接与个人工作相挂钩，把生态修复的业绩作为管理者考核、奖励或升迁的依据；在保证金制度上要有返还机制，对有功者要返还奖励；在污染费以及资源税费制度上也要有返还奖励制度；同时还应当建立起专门的激励标准和激励权益救济制度以及监督制度等。最后就是要建立起相应的辅助制度，例如生态修复权益救济制度，生态移民的搬迁安置制度，生态修复功能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态修复补偿和赔偿制度等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生态修复的补偿制度不同于生态补偿制度。生态修复补偿是对特定主体而言的具有实际可算损失的补偿，或者是对其在生态系统受损状态下可实际获得利益的补偿。这种补偿往往是通过资源开发成本使受益者直接给付。

本文作者：吴鹏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森林生态补偿的实现应当包括区内(纵向)补偿机制和区际(横向)补偿机制.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为区内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而对于区际补偿制度则缺乏相应规定.区际森林生态补偿建立在生态利益的依存性和行政上的无隶属性的基础之上.其建立需要制定有关区际森林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完善相关组织机构及增强公众生态意识和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区内补偿区际补偿生态补偿

2001年我国开始践行森林生态补偿制度,这种补偿制度的实施建立在现有的行政区划的划分之上.也就是说,国家按照一定的林地数量采用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补偿给予各省.各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将中央的给付基金下发的同时,有些省份还会给予一定的省对市(或县)的补偿,这也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划分的基础上的.各个省份还根据自己的生态特点,规定了若干地方生态林由省级政府按照地方性法规或者命令给予一定补偿.这种地方性生态林的补偿比国家生态林的补偿往往少一些.这种森林补偿制度的实施路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的国家管理是建立在纵向分割控制的基础上的同时,所有的税收及分配也是按照这个路径流动的.但是对于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来说,这不应该是一个完全的路径,还应当辅之以其他方式.

一、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基础

所谓区际生态补偿,就是指按照行政区域如省内、市内、县内、乡(镇)内的划分,按照公平合理的一般性原则,对受益地区与受损地区、开发地区与保护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区际生态补偿产生的机理不同于区内的生态补偿,特别是在财政划拨上.纵向划拨的目的是政府补贴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际生态补偿则基于公平理念,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生态受益地区给予受损地区、开发地区给予保护地区一定的经济补偿.区际生态补偿存在的前提是生态利益的依存性、行政上的无隶属性.所以,区际生态补偿往往是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或者一定主体间的给付来完成的.

(一)生态利益的依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