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范文10篇

1发展特色经济是青海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首先,青海的省情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在选择特色上下工夫。青海地处偏远,区位条件差;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交通通信不畅;科学教育落后,人口素质偏低。这些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青海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构成如果不突出青海特色,与外省趋同,那么肯定会在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产业发展的路子势必越走越窄。同时,青海地域辽阔,省内各地区之间差异性也很大。因此,青海以及省内外不同地区应当对产业发展进行区域调整和区域布局,突出地方特色,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次,青海的资源决定了我们有条件在发挥特色上出优势。青海地处世界屋脊,由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它具有独特的自然地貌和海拔高度,不仅山川藏珍、戈壁埋矿,而且具有其他地方少有的高原特殊气候和在这一气候条件下派生的珍稀生物资源,有在全国独具优势的水电、盐湖资源,独特的畜牧草地资源,太阳能、风能资源,独树一帜的高原地貌景观,众山之巅、众水之源和颇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人文景观等。这些丰厚的特色资源为青海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善于开发这些优势资源,就能够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据省情,青海特色经济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着力发展壮大盐化工业,逐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第二,重点发展中藏药业、绿色食品业、有机食品加工业和高原生态农牧业,逐步形成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链。第三,发展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特色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在西部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经过努力,最终形成世界高原生态基地,全国盐化工加工基地,中藏药生产基地,西部水电——高耗能工业基地和石油天然气开发基地。第四,以发展特色旅游业为龙头,经济推进现代服务业。在保护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规划、高起点、高水平地面向市场开发各类旅游资源。

2发展生态经济是青海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与生态,二者是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互为条件的关系。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有着极大的制约能力,经济要想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系统,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是以保护和发展生态产业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具有生态系统性、公共性、全球性、持续性的特点。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亚洲孕育大江大河最多的区域,起着江河水文循环的重要作用。青海生态又十分脆弱,水土流失、沙化现象日益严重。尤其是湟水流域、青海湖流域和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经成为青海发展特色经济的严重阻碍和最大的隐患。因此,在青海未来的发展中必须把保护和建设生态作为根本任务。

摘要:西藏是我国的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清洁能源接续基地。西藏作为重要的能源型地区，除了能为国内的基础能源、原材料提供渠道，还能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西藏的经济转型代表着我国能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西藏的经济转型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令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进一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赢。本文主要通过阐述在生态经济的理论依据、生态与经济相融合的时态下，西藏地区如何找寻经济转型的具体方式、路径，以此来进一步推动西藏的经济转型，促进西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经济；生态产业；西藏地区；经济转型；研究分析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社会经济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能源的利用率也日渐增加，资源型地区的资源使用已经濒临枯竭的状况，为了能够进一步延续能源的使用率，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强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着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更关系着人类生存家园的维护。所以，相关地区部门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全新的理念，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些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可持续发展。西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资源型地区，资源型地区的共性，主要在于它能够依靠当地的地理位置、政治地位来寻求适合地区的发展。在目前的西藏地区展中，主要存在着缺乏丰富多样的能源产业组合、产业结构过于单一、藏区牧民的收入过低、城市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匮乏、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资源的损耗也是愈来愈大，更会造成西藏地区的社会负担，也会降低人民的生活质量。所以说西藏地区这类资源型地区的经济转型，也是为了能够进一步适应藏区人民的需求。西藏地区位于我国西部高原，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境内最早实施“对口援助”的民族地区，其“对口援助”的范围在国内各地区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西藏的经济发展常年受到地理环境、人文素养、民族信仰等等方面的约束，“对口援助”虽然说能够缓解藏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因素，但是长期的经济发展单纯依靠这些是不行的。西藏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清洁能源接续基地、民族文化保护地、世界旅游目的地，这些都足够证明西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从上述这些描述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走生态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生态经济概述

生态经济，主要是指在生态体系能够承载的范围之内，应用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原理、系统工程方法，来进一步改变社会生存、消费的方式，找寻一切能够利用的资源种类，发展地区内一部分经济发达、生态效率高的产业，建设合理的保护体系，创建适宜的居住环境。生态经济的本质属性，就是指将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能够承受的范围之上，以此来更好的达到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双飞、环境保护、文明建设、大自然与人类高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态势[1]。

一、建筑生命周期经济观

建筑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同时也是能耗高、环境污染大的行业。传统的建筑经济效益主要由建设成本、施工时间以及建筑质量三方面组成，其经济效益的实现是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质量和最短的施工时间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建筑行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常常不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周围环境肆意破坏并大量消耗资源。

1.传统的生命周期成本观

在传统的建筑经济观中，生命周期成本往往只包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经济效益与经济价值，完全没有环境的概念，只考虑初期资源的投资，完全忽视了整个建筑生命周期中的环境保护、垃圾处理以及污染的处理等费用。然而实际的生命周期中初期的资源投入只占整个生命周期的一成左右。在传统的建筑经济成本观中缺乏使用过程中的经济费用计算与评估，使建筑的生命周期效率变得很低。

2.新时期下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观

新时期下，传统的、片面的建筑成本观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要加快建立一个以生态经济理念为指导的新的建筑生命周期成本观。生态经济理论要求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互利共赢，以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以经济的繁荣促进环境的改进。这就要求建筑经济在整个的生命周期中要周全地考虑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各种要素，包括温室气体的排放、垃圾处理、资源消耗等。要建立全新的建筑生命周期评估系统，要在生命周期评估中引入最新生态经济理论生命周期成本评估法，评估要包含三大部分的内容：建设期成本、使用期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其中建设期的成本仍然同传统的相同，包含了材料费用、设计费用、建造费用、安装费用；使用期成本包括：维护费用、清洁费用、装修费用以及新增加的能源消耗费用；生态环境成本是以往建筑生命周期成本中从未有过的,包含了建筑在生命周期中创造的垃圾的处理费用、温室气体排放费用、环境污染费用等以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所连带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经济损耗。

摘要：随着我国建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进步，经济发展中暴露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建筑经济的长远发展。根据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国家倡导我国建筑企业走可持续绿色生态发展道路，把建筑经济与绿色生态相融合，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本文对建筑经济和生态经济相结合进行探讨。

关键词：建筑经济；生态经济；互动性机制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建筑经济包括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工程建筑、商业建筑、娱乐设施建筑等活动，在整体的建设体系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总体来讲建筑经济最关心的三个要素是成本、时间和质量。

1建筑经济与生态经济

简单的说如果一个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利润，管理者一方面要严格把空工程建设的质量；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在较短的时间以及花费较少的成本，两者相结合的同时又可以满足消费者对该建筑产品的需求。这其中质量问题是关键，如果忽略了工程建筑的质量，那么该建筑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然后当前社会大部分企业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忽视了建筑对环境的影响，随意破坏环境，不顾及未来的长远发展。生态经济的概念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生态的地位及其作用，生态经济就是环境经济。这就要求企业台开展建筑经济的同时不能随意破坏环境，要求相关监察部门做好监督工作，对破坏环境的活动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治。生态经济这个概念看起来比较宽泛，其实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的保护，做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2发展建筑生态经济的重要性

【摘要】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生存的最佳抉择。文章试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及其藏族传统文化对此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且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象，提出了生态经济对于各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各地区生态经济的特点，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1生态经济的概念

生态经济是指人们合理利用系统工程方法以及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内，不断改变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充分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实现物尽其用。并在挖掘过程中发现扩展出新的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合理的体制，促进社会文化和谐、生态健康平稳、环境美丽适宜。生态经济的本质是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可承受范围内，实现自然、社会、经济三者的良性循环，创建出复合型生态系统。该复合型生态系统能很大程度上统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物质与精神文明以及自然与人类生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生态经济的特点

2.1时间性

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机遇和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只有遵循生态原则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因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平台，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叠加而耦合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而海洋生态经济则是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通过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海洋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经济。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美国伦理学家R•T•诺兰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1]他这里虽然是就经济体制即市场经济而论的，但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形态、经济政策、经济体系等也同样都有自己的道德含义，即人性追求、道德责任、道德取向等。我国目前正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快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所谓生态经济，根据生态经济学者们的解释，“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综合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以生态经济学的原理为指导，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充分发挥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最大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健康幸福，资源永续利用，经济、社会和生态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2]。它是一种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形式或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经济体系或经济发展形式，生态经济具有其深刻的道德含义。

一、满足人的生态需要：生态经济的人性追求

生态需要即人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确立和创建的一种需要。生态需要在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但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资源环境的日益紧缺，而成为人类需要体系中一种显性且迫切的需要。在我国，因为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从而使生态需要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与人的其他需要相比，生态需要是一种具有典型二重性特征的需要。首先，它是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生态需要是一种具有典型的渗透性特征的需要。这种渗透性特征表现在从生态需要的性质看，它一方面具有满足物质需要的属性，即其实现要反映在人对生态物质的拥有上；另一方面又具有满足精神需要的属性，即生态物质使人产生精神上的愉悦。”[3]其次，它又是人的基本需要与高级需要的统一体。“从生态需要在人类的需要体系中的层次序列上来看，它一方面表现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类的高层次的需要如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4]就生态需要与生态经济的关系来看，生态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系一样，也是作为一种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体系而存在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不过，与其他经济体系不同的是，生态经济则更为直接地以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为基本价值诉求。因此，生态需要构成了生态经济的道德含义。第一，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就是在满足人性。人性由需要所规定。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即……本性”[5]。需要是生命物体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于外部环境的选择能力，是生命物体因依赖于外部环境而产生的一种摄取状态。作为生命物体，人与动物一样，都必须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信息、能量交换，这是人永远无法摆脱的自然必然性，因此，需要是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本性。同时，需要也是人的劳动及社会交往的内在动因和根据，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积极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它，人的劳动及社会交往就不会发生，从而也就谈不上与动物界相区别的人类社会。需要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人与动物、人与人相区别的一种标志。作为生命物体，人的需要之特征及其满足方式与动物的需要之特征及其满足方式是相互区别的，同时，作为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与人的需要也是不同的。“对现实的人来说，需要规定着活动，活动显示着人性，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显示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具体的人性。”[6]正是在此意义上，满足需要也就是在满足人性、彰显人性。从人性上看，人首先具有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表明人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依赖性，即人必须通过外部自然环境获取生态产品和服务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恩格斯也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8]这就精辟地揭示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其实就是人之生态需要的体现。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界，让自然界为自己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既是一种满足生态需要的举动，也是自然属性得以发挥的举动，因而也是满足人性的举动。第二，满足人的生态需要是道德行动。生态需要的满足并不只反映自然属性，同时也反映社会属性，当然它首先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实质上又呈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因为人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社会性的动物，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并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说：“‘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9]即是说，人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以满足任何需要的过程，总是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中进行的，总是摆脱不了社会性质。脱离社会，他即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满足需要的生产。生态需要是人的需要体系中的一种，其满足也同样必须通过社会性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因此，社会性的劳动既是一种满足生态需要的举动，也是社会属性得以发挥的举动，因而也同样是满足人性的举动。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满足生态需要具有显而易见的道德性。所谓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表明人之为人的属性。从类别上看，人性多种多样，既有自然属性，也有包括精神属性在内的社会属性。社会（精神）属性则与道德密切相关。虽然社会（精神）属性并不以道德为唯一规定，但道德构成社会（精神）属性的内核。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就在于人有道德。“人的精神性赋予了人以一种能力，即通过自身的人性而将自己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里所谓的人性就是指人类道德，指人懂得人际相处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是人出于自由而自行设定并自觉遵守的。”[10]因此，说人有社会(精神)属性也就是在说人有道德，同理，说人有道德也就是在说人有社会（精神）属性。所以，社会（精神）属性的发挥也就是道德属性的展示。在此意义上看，人对生态需要的满足，是发挥自己内在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社会性活动，也是一种道德价值创造行动。第三，满足人的生态需要是生态经济的基本责任。任何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特定的对象即“满足物”，生态需要同样如此。它所指向的满足物，是一个包含众多内容或指标的体系。莱恩•多亚夫和伊恩•高夫认为，健康和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满足两大基本需要是经济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和职责。而“每个个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就是各种协调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输入”，即“中间需要”，其中包括“满意的营养食物和洁净的水”“满意的具有保护功能的住房”“无害的工作环境”“适当的保健”“无害的自然环境”[11]。而无害的自然环境又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土地、矿产、空气、海洋及其自然过程和自然功能，或者我们统称其为自然资本”[12]。这些满足物，被生态经济学称为生态产品和服务，把它们提供给人们，以满足其生态需要，只能通过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处于同一位序的经济体系是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他们也是适应人们的需要而出现的，但他们提供的不是生态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工业时代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就是循环的生态运作和直线式的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矛盾。”[13]工业经济把利润、资本增值摆在首要位置，把满足人们的需要置于次要位置，后者只是其副产品，这样导致工业始于自然资源的极大开掘、消耗，终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至于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爆发。农业经济在工业经济到来之前，本来是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但由于农业的工业化转型和人口激增，导致农业中出现了土地过度开垦，草地过度放牧，林地过度砍伐，化肥、农药广泛推广和应用等问题，使资源环境日趋恶化。为了缓解这种局面，就必须对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进行生态化改造，发展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既是生态的，即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是采用循环生产和仿生态的技术，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实现无废排放的；也是经济的，即可以生产产品，为人们提供服务的。这样，生态经济就扬弃了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可以担负起为人们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满足人的生态需要的使命，从而具有了深厚的道德意义。

二、保障人的生态权利：生态经济的道德责任

生态权利即人的环境权利或权益，是指人拥有生存和生活于健康、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权利。生态权利在20世纪60年代前都还不是人们生活中的显性话语，但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人类生存发展安全受到的严峻挑战，而成为人权的重要内容。既然如此，生态经济在人权包括生态权利问题上也不能视若无睹，而必须把保障人的生态权利作为基本的道德要求。因此，生态权利也构成生态经济的道德含义。第一，生态权利是对人的生态需要和生态利益的肯定与承认。生态权利作为直接影响人以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权利，于1960年由一位联邦德国医生首次提出。他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控告，向北海倾倒垃圾的行为是对人权的侵害；他提出，任何公民都拥有生活于良好适宜的生态环境之权利。从此人们开始研究和讨论人权中是否要吸纳生态权利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承认了生态权利，明确提出：人类享有自由、平等、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在尊严和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此后，生态权利被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被许多国家写入宪法和环境法律法规之中。许多人权研究学者在讨论人权的分类时，也都将生态（环境）权利当作一个基本类别，予以彰显和强调。比如，法国瓦萨克提出“三代人权”说，第一代人权是个体自由权和政治参与权，第二代人权是社会分享权，第三代人权是发展权和环境权；德国哈斯佩尔提出人权的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政治与公民权利，第二层面是社会、经济与文化权利，第三层面是发展权和环境权。[14]生态权利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内容，本质上看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它主要指向的基本价值是生态利益，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生态利益是生态权利的根本目的和指向，是生态权利的根基性内容，也是人们申张、行使生态权利的根本诉求。生态利益的根源在于人的生态需要。由于生态需要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体，因而生态利益也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统一体。当然，某一单纯的特定的需要和利益不可能被申张为权利，作为生态权利的生态利益是也只能是社会的、具体的，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被社会、权力和他人评价为正当的，因而也是得到他们的承认的。另一方面，作为目的性诉求和指向，生态权利是对生态利益的认肯，正是这种生态权利的利益化确认，使得权利所有者感受到自己的正当利益从社会、权力和他人那里得到承认，而这种承认也是对其自由本性、人格尊严的积极认同和肯定。也正是这种自由本性和人格尊严代表着作为权利所有者的人不能被无理由地剥夺的精神利益与价值。第二，包括生态权利在内的人权原则已成为时代的基本道德要求。在当今民主化时代，保障人权已成为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诉求。“人权原则是各种富于生命力的伦理学说中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的、稳定的、拥有无条件约束力的道德原则……对人权原则的坚持已构成我们时代不可逆转的价值取向。”[15]这一点我们从伦理学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得更清楚。自近代以来，伦理学领域大致出现了功利主义、契约主义、康德义务论等几大典型道德理论，虽然他们在理论运思的逻辑起点和论证方法上各异其趣，但人权原则构成他们共同的“道德视点”即“凸显人的地位与价值的视点……以人为本的视点”[16]。功利主义的卓越之处在于，把道德的基础奠定在人的趋乐避苦之本性上，从而使伦理学不再受中世纪神学的宰制和统辖，而是回归人学阵营，把人当作自己的中心关切对象。虽然功利主义不关注个体权利，但正是因为他突显了人在伦理学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为伦理学关注人的权利提供了可能。契约主义的卓越之处在于，把道德的基础奠定在每一位理性个体的价值与权利之上，从而消解了功利主义的缺失，凸显了人权。康德义务论的卓越之处在于，把道德的基础奠定在理性和自主行为能力之上，强调人之所以为人，根源并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人能够自主地自我立法并按照法则自由行动。遵守自我订立的法则是人的绝对义务，即法则对于人具有无条件的、普遍的约束力。正是因为对自我立法的遵守，人被赋予尊严。在权利问题上，康德同样认为，权利及与其相对应的义务一方面都是理性即自由自主的，另一方面都是来自于理性并以理性为内容的，这使得权利的论证获得了更为充分的依据。当然，这几种伦理学理论也有缺失之处。功利主义的缺失之处在于，把价值诉求定位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上，这使其一直受到重整体、轻个体，重功利、轻权利的诟病。契约主义的缺失之处在于，把道德界定为理性个体为了利益而签订的契约或协议，强调个体的在场性，这使其一直受到忽视了那些还不具有或已经丧失了理性行为能力的个体，如婴幼儿、精神病患者，还有未来人的权利的批评。康德义务论的缺失之处在于，把道德的普遍性约束力抬高到无以复加，即便面临两难抉择都不容权衡的地步，这使得其无法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具体生活。他的这种形式主义和冷酷、刻板的特征受到了后果论者的尖锐指摘。但是，正因为这些理论各自具有缺失之处，说明他们在权利问题上都无法自足，而是必须相互合作、互为补充，从而使人权的论证更为坚实，并成为基本价值诉求更有无法辩驳的说服力。生态权利同样是人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人权已成为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诉求，那么这种基本价值诉求中同样也包括生态权利。当然，生态权利是靠应用伦理学特别是生态伦理学来张扬的。“应用伦理学是以彰显人权与民主原则为特征的公民社会的产物，是公民社会的文化发明，是公民社会的道德理论。”[17]它“以人权为出发点和根本的价值基准”[18]。生态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中的一个显性分支，它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开始关注环境正义问题。这一问题的引发，起因在于美国许多学者发现，生活于垃圾场所和污染严重地区之人总是有色人种和弱势群体，尤其是，“有色人种和穷人总是更多地承担着环境退化所带来的苦果，而白人和富人总是比其他人群更多地享受着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好处”[19]。其核心议题是由鲍勃•爱德华兹提炼出来的：“谁为经济增长、工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当代政策付出了代价，而谁又从中获得了好处的问题。”[20]环境正义其实是正义在环境事务中的延伸和体现，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生态权利的公平分享；一是生态义务的公平担负。这两个维度清晰地表明，生态权利经由生态伦理学的聚力探讨和环境保护及环境正义运动的极力申诉，已成为当今时代的显性价值目标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第三，保障人的生态权利是生态经济的基本责任。从具体内容上来看，生态权利并不是某一单项的权利，而是指向一组权利束：首先是生态享有权，即人享有在适宜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是保证人生存与发展的首要前提；其次是生态监督权，即人有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其三是生态参与权，即人拥有参与公共环境事务、环境管理全过程的权利；其四是生态知情权，即人拥有获取相关环境信息的权利，这是人所享有的基本政治权利在环境事务中的延伸。如同环境正义问题一样，生态权利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环境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的综合性问题，是一个必须通过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得到享有和行使的问题，但是经济构成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经济层面来看，生态权利的保障，最优化的途径就是生态经济。就经济运行体制而言，人类已经选择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前者虽然没有有意识地把生态学原则纳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中，但也没有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性的影响，然而它也是低效的，无法保障人的物质生活权利，从而也就谈不上保障人的生态权利；后者根本不考虑生态学原则，而是在利润原则和资本逻辑的宰制下，通过无限制地汲取来自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生产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它并没有保证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造成了社会贫富分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这样一个给生态环境带来严峻危机的经济体制显然是不能保障人的生态权利的。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否弃市场经济，因为它毕竟有着其他经济体制所没有的优势即效率。这就必须对其加以生态化改造，即发展生态化的市场经济。生态经济就是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又遵循生态学原则的经济发展方式，它既是一种经济体系，也是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一种经济体系，它要求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以生态理性驾驭经济理性，培育生态需求，创造基于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双向互动的增长动力；作为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它强调既要保护自然资本，也要追求经济增长，即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相配套，尽可能降低资源耗损、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系统，同时又推动生态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持续提升，通过制度、技术创新和资本引导，建构生态产业和生态生产体系，通过市场生态化和生态市场化的市场交换、流通体系，培育生态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这样，生态经济就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为人们生态权利的有效行使提供了条件。就社会性质来看，生态经济只有以人为本，以生态产业和仿生态技术为驱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贫困，降低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实现社会公平正义”[21]，保障人的生态权利，才合乎人们的道德期待，也才契合时代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生态权利就构成了生态经济的道德责任。

三、提升人的生态福祉：生态经济的道德取向

摘要：在“十二五”规划以后，我国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功能区”模式应运而生，它一出现就被首度应用于煤炭产业富集区中，希望打造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煤炭经济生态圈模式。本文就主要揭示了当前我国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的基本系统要素组成，证明该模式对于我国煤炭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词：煤炭经济生态圈模式；低碳经济视角；系统；结构层次

低碳经济应该是当前及未来人类经济发展的主力模式，而且低碳经济与人类经济发展存在耦合关系。将低碳概念融入到煤炭经济生态圈中，构建煤炭行业发展的全过程，其实就是对煤炭行业产业结构的有机调整。它一方面解决了传统煤炭行业中所存在的高消耗问题，一方面也提高了煤炭行业的产业效能，促进煤炭富集区对于企业的核心主导作用及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力。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模式的基本内涵

煤炭经济生态圈属于从生态角度来看煤炭行业的具体化发展进程，作为煤炭行业的阶段性标志产物，它充分体现了该产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构建以煤炭经济生态圈为主的煤炭行业就应该始终坚持走产业系统升级路线，并坚持对资源的集约化开发过程，这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按照这些要求，煤炭经济生态圈必须妥善处理企业自身与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做到对资源、环境与产业主体功能的平衡优化，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科学手段，并做到对开发程序的有序适度，最终实现对煤炭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此一来，煤炭生产就可以保持在生态及资源环境可承受的合理范围内，也就是对煤炭经济圈内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提高[1]。

二、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本系统剖析

本文作者：华志芹温作民工作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1研究背景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生态灾难使得人类不得不接受事实：二百多年前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效仿，稳定的生态系统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态经济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生态资本代表不断消失的自然资源基础作用应当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焦点[1]。国内外对自然资本的理论研究为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研究经济增长过程中考虑环境问题，是经济学家不懈努力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马勒尔（Maeler）首次从环境质量角度研究了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与以往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其效用目标函数由U(c)扩展为U(c,Y)（其中Y为环境质量）[2]。卢比奥（Rubio）和库切（Coetz）分析了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本与生产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3]。史仕新、刘鸿渊通过建立集合人力资本、生态资本以及科技进步的生产函数，探讨在满足约束条件情形下，经济处于最优的平衡增长路径上。该经济增长模型把三种资本视为具有完全替代性，当实现三种资本弹性之比等于经济投入份额之比时，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产量最大[4]。生态经济模型分析为更清晰地分析生态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生态资本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容忽视的差异：市场价格缺失可能导致极大的建模误差。因此合理的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是构建生态经济模型的基础。碳交易市场旨在通过市场机制以碳资本价格为信号，激励企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碳生态资本价值的补偿。本文从分析碳交易市场的经济特性入手，基于罗默（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引入生态资本变量从宏观层面构建生态经济增长模型，从模型简单形式的分析中可以得出：技术进步是生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同理新增生态资本也是生态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源泉，因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技术水平的规模报酬与生态资本的规模报酬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资本增长的共同作用。由于我国碳市场处于探索阶段，如果能把握碳市场发展的规律，那么将指导我国碳市场的形成。

2生态经济增长模型构建

2.1碳交易市场经济特性分析

当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不同方式组合时将体现不同的生态资本价值，假设环境对二氧化碳的承载能力是生态资本价值的重要指标，那么考虑生态资本价值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衡量，二氧化碳排放量高则表示生态资本价值低，碳排放量低则价值高，这从生态容量的有限性与稀缺性角度可以解释生态资本的经济性。碳交易市场实质即实现了生态资本价值的动态变化，新古典经济学从微观层次上解释，只要生产要素间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那么生态资本价值实现最大化。从宏观层次上却要解释生态经济系统增长的原因，即新增生态资本的动力机制。因而碳市场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经济系统，其应当视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个生产生态资本的经济部门。碳交易市场的内在激励机制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本的比较优势，即通过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或者提高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或者产生规模经济性等。这本质上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可以理解为新增的技术使得生态资本价值发生变化，在碳市场经济中，即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技术差异化引起生态资本存量的变化，碳市场经济的增长依赖于生态资本存量的增长；同时生态资本增长过程中又伴随着新技术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