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范文10篇

摘要：矿山项目的增多，在拉动经济效益发展的同时对环境也造成了巨大的污染，自然灾害发生愈加频繁。国家需要在未来不断加大生态治理的宣传力度，同时也要出台更多的法律法规，控制矿山开采，指导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方向。

关键词：矿山环境；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现状；恢复治理对策

矿产资源的开采使人类文明发展更快，经济更加繁荣，但大肆的开采使矿山环境遭到破坏，尤其是露天矿开采造成的破坏程度更加严重。政府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取得了一定成就，历史遗留矿山开采率有了明显提高，各项政策也相继完善，但依旧存在资金不足，矿山资料掌握不丰富等问题。矿山地质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地质灾难频频发生，对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目前，矿山环境问题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不仅会对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矿山环境破坏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将生态经济学原理和循环经济原理加入矿产工程，实现新的矿产资源产业链，从而达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环境整治双赢的目的，是科学界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分析了矿山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现状，并针对当前问题给出了相应对策，对未来矿山整治工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

1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现状

我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也相对较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出现，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开采时大肆破坏耕地和建设用地，导致地质灾害发生，水环境遭受破坏。在开采矿山时各种废气、粉尘、废渣都被排放出去，诱发大气污染和酸雨，破坏生态系统平衡，致使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2]。2017年《中国地质环境公报》指出：全国矿山开采数量已经超过100亿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矿山开采区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发生概率远远高于普通区域。鉴于此，党和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政府指出必须要积极寻找有效体质，加快矿山治理进程。国家计委局也相继下发指令，要求将整治矿山环境，恢复矿山生态平衡作为重点工程项目。在矿山整治工程中，国家投入了较多资金，加入了各项具体措施促进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努力完善各项制度，如：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履约保证金制度都是恢复矿山生态环境的有效制度。政府通过建立示范基地的手段解决废弃矿山和老矿山生态恢复问题，并且鼓励社会各界投入资金。在生产矿山和新建矿山中，国家引入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手段，生产矿山主要是通过建立环境治理投资机制来恢复生态；新建矿山主要是通过引入企业治理资金来提高治理效率。自2010年起，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矿山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的推广，深入环保管理工作的基础研究，并在江苏、浙江、湖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区）建立示范基地，经过长时间的治理，示范基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3]。国家环保总局在破坏土地复垦方面也加大了治理力度，提高矿山工程产生废物的再次利用率。自2013年~2017年，我国历史遗留矿山开采率在不断加大，从2013年最初的不足30%，增加到现2017年的超过50%，国家在这一方面做出大量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也显而易见，越来越多的遗留矿山不再被荒废，而是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2矿山废弃物的排放严重污染生态环境

合理的砍伐树木对保持生态平衡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砍伐树木中要确保生态环境不会受到任何的侵害下进行。通常来讲森林包括限伐区、禁伐区、商品林区，限伐区是指可以合理的采伐树木；禁伐区是指严禁在此区域砍伐树木，商品林区是主要用于采伐而培养的树木。在砍伐树木时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采伐技术分析

1.1伐区设计。伐区的设计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对运输成本有重要的影响，在设计伐区时要根据当地的林木特点、地形地势、交通状况、木材的需求情况等，合理的设计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的要求采伐树木。及时的补充新苗，更新生长量较小的成熟林木，保证林木需求的可持续。集中管理伐区的树木，搭配采伐，避免过多采伐林木以及出现堆积、弃用等情况。对于不按照规定要求偷伐森林的，要有专门的惩戒措施加以处罚，形成约束力，更好的做好伐区的管控工作。1.2采伐技术采伐前要完全掌握树木的形状、间距，并采用科学的工艺进行。林木采伐人员要掌握相应的采伐技术，使用合理的工具，按照要求采伐树木。在采伐的过程中要控制倒伐方向，尽可能避免砸伤其他树木。降低伐根，按照要求打枝，提高木材采伐的质量以及运输效率。站到树干另一侧打枝，枝干的表面要平，不能留茬，不能伤害到其他的树木。1.3清理技术。采伐之后要及时的做好清理工作，将剩余的树枝、树叶等及时散铺或堆放，减少对土壤的损害，同时还能保持住水土，涵养水源。剩余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分解后能够形成养料，代替肥料为其他林木的生长提供营养，还能够为森林中其他生物提供栖息场所。

2造林技术分析

2.1植被调查和制图。造林技术应用前需要先对当地的地形、气候等有充分的了解，东北平原地区地形相对单一，调查起来也比较容易。调查植被状况，包括现有的植被特点以及潜在的植被，科学的绘制出植被图，为接下来的森林恢复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2.2确定优势。植被调查和制图工作完成之后，要及时的选择优势植被，保证植被能够在当地有较好的生长环境，并在相应技术的应用下，实现快速生长。最少确定15种植被，再通过进一步的考察研究确定具体造林的树木。这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和树木生长的情况逐步筛选确定。2.3采种和育苗。要有专门的人员管理新造林地，并在果实成熟之后及时的采集种子，采集树上的或者采集已经掉落在地上的种子，再对种子做出筛选和试验，选好的种子在苗圃育苗，长到适当的高度并满足大面积造林条件之后再移植到造林地上。2.4栽植。栽植树木是造林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需要选整地，保证土壤的肥力和湿润度。挖坑的大小要结合树木根部的情况进行，一般是1.5倍左右大小的坑最为合适。小心栽植，避免苗木出现刮伤等情况，再填土压实。栽植时要注意树木密度的设置，按照最佳密度种植，使树木的生长能够在自然状态下进行，不会因为其中一株影响到另外的树木生长。覆盖土壤之后再覆盖少量的稻草，避免在风吹的条件下造成的干旱情况，同时还能够减少杂草的生长，保证苗木的健康生长。2.5管理。造林完成之后要做好配套的管理工作，保证苗木的健康生长，增加经济效益，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需要管理的阶段通常是3年时间，管理人员适当的做好除草、施肥、浇水、除病虫害等工作，尽量让苗木能够在自然淘汰下生长，如果出现死亡的苗木，就及时的替换下来，保证造林的整体质量。

3生态恢复分析

摘要摘要：文章介绍了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河流恢复工程——基西米河生态恢复工程的概况，该工程是按照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理念设计的工程．文中分析了进行河流恢复的目的以及工程设计原则．基西莱河生态恢复工程的经验告诉我们，按照传统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法造成河流渠道化，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减轻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压力采取的河流恢复工程办法，又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应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弯路，改进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方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摘要：生态系统河流恢复工程生态系统整体恢复基西米河美国

基西米河的生态恢复工程是美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河流恢复工程，从规划论证阶段至今已经经历20余年。它也是按照生态系统整体恢复理念设计的工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工作者就对基西米河渠道化工程引起生态系统的退化进行了长期的观测探究，同时组织了论证和评估，探究如何采取工程办法和管理办法对于河流生态系统进行修复．自1984年开始进行试验性建设，1998年正式开工，工程将延续到2010年结束。基西米河生态恢复工程的经验告诉我们，按照传统的水利工程设计方法造成河流渠道化，会对河流生态系统带来哪些负面影响，为减轻对于河流生态系统9压力采取的河流恢复工程办法，又会付出多高的代赞。我国正处在水利水电建设高潮，大批新建工程正在兴建，为了避免走弯路，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

1改造前基西米河的自然状况

1．1基本自然状况

美国基西米河(Kissimmee)位于佛罗里达州中部，由基西米湖流出，向南注入美国第二大淡水湖——奥基乔比湖，全长166km，流域面积7800km2．流域内包括有26个湖泊；河流洪泛区长90km，宽1．5-3km，还有20个支流沼泽，流域内湿地面积18000hm2。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两江四路”沿岸沿边生态恢复治理的意见》（保政发〔〕130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县“两江四路”区域（怒江流域以及高速公路、320国道、公路）沿岸沿边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尽快实现重点地区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和生态治理恢复，结合县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怒江流域以及高速公路、320国道、公路沿岸沿边生态恢复治理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的重大意义

历年来，县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和环境保护，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通过实施退耕还林、防护林工程、公益林保护、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和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7.85%，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人口、资源、发展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恶化的隐患依然存在，特别是怒江流域地区，部分群众长期延续下来的开荒种地、陡坡耕作的生产方式以及工程建设中随意设置砂石场等情况的存在，不仅生产率低下，而且造成大量水土流失，给当地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地影响。怒江流域以及高速公路、320国道、公路沿线沿岸沿边是我县生态恢复治理最重要、最紧迫、最艰巨的地区之一。进一步加强全县生态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怒江流域地区乃至全县生态环境，提高生态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拓展广大人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是提高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力，增强森林碳汇功能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为此，全县上下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强化措施，突出重点、加快推进，尽快使我县生态环境质量有一个较大提升。

二、进一步加强生态恢复治理工作的基本思路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着力打造特色林畜生态县、促进科学发展和“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总体要求，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桥头堡建设的历史性机遇，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重点围绕怒江流域以及高速公路、320国道、公路沿岸沿边生态恢复治理工作与保护这一中心任务，加大退耕还林和生态恢复治理的力度，大力保护和扩大林草植被，建立良好的生态屏障和产业支撑，促进人居环境和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带动山区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为全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要］生态恢复性司法符合当今刑法的轻缓化发展方向，已经成为环境司法改革的一股清流。福建省作为“生态文明先行省”已在生态恢复性司法探索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在实践中创新了生态恢复性司法的审判方式、责任形式、专家参与及衔接互动机制，可为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明、专业化水平不高、适用范围较窄、标准体系缺乏等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应从完善立法，充实专业知识和人才，拓展适用范围，建立责任保障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环境恢复性司法制度。

［关键词］生态恢复性司法；补种复绿；巡回审判；专家陪审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生态破坏和环境犯罪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紧迫，而传统报应性司法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却日渐捉襟见肘。为应对这一形势，各地法院开始创造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其中以采用“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方式的生态恢复性司法“福建样本”最为亮眼。生态恢复性司法因其坚持生态环境本位，契合绿色发展理念，在惩罚罪犯的同时注重修复生态损害和改造犯罪人的特点，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理念上看，生态恢复性司法所针对的环境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不同，应秉持“有损害必修复”“重惩罚更重修复”的观念有效地管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1](p168)。从性质上看，无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意图如何仁慈，其目标与惩罚性程序的目标如何不同，它仍然是一种刑事司法程序[2](p40)。从目的上看，恢复性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需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以解决各方主体之间不同需求的利益冲突和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3](p94)。从形式上看，人民法院创新性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判决被告人对自己犯罪行为破坏的生态环境权益进行修复是针对人身权、财产权的恢复原状[4](p136)。从效果上看，作为一种犯罪控制模式，生态恢复性司法在涉生态犯罪案件中的具体法律适用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较为明晰的针对性，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明显[5](p112)。从发展上看，在环境犯罪中，生态恢复性司法可以采取包括犯罪人与国家或集体之间的协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犯罪人的积极赔偿、犯罪人的义务劳动等形式，广泛适用于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符合轻刑化趋势[6](p99)。概言之，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使生态环境犯罪人在真诚悔过的前提下，积极承担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力求达到实现刑罚功能、挽救犯罪人、修复生态环境这样“一判三赢”的效果，预防出现进一步的伤害后果，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来促进社会生态文明和谐。目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正处于各地法院自行探索阶段，以“福建样本”为代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一方面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尚未形成统一机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的困境

当前我国处理环境犯罪主要采用的手段仍然是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依靠刑罚惩治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环境犯罪依然频繁发生，生态环境依然遭到破坏，犯罪人回归社会依然难度较大，在刑罚“双刃剑”下只能获得“有害的正义”。因此积极探索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成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理想选择，但这种选择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具有局限性，在生态司法实践难免会遇到诸多问题。（一）生态恢复性司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生态恢复性司法在适用时往往因其超前性而无法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补种复绿”“管护林木”“增殖放流”等常用的生态恢复性司法措施应该属于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措施却并没有将其列入其中，致使这些措施在适用中难以获得具体法律规定的支持。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有从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到《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数量庞大各个单行法，都极其少有涉及环境恢复性司法的规定，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面临“于法无据”的局面。如在运用“复绿补植”中签发的“补植令”没有明确其具体性质，在审判阶段，法院的发出“补植令”并不属于具有强制执行力、确定力、既判力的判决书的一部分，而在侦查阶段和判决前签发的“补植令”性质便更为模糊，也不属于“决定”或“裁定”，其强制执行的效力何来？这样导致司法实践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同地方的司法机关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标准也不同，使得生态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法院由于从现行刑法中无法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只好为此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出台规范性文件。如福建寿宁县公、检、法及有关部门联合就“补种复绿”司法措施出台的《意见》实施过程中，因其效力层级较低，就被质疑为自行“立法”供自己执法，甚至被认为是办案人员“放纵犯罪”的掩护和托辞[7](p12)。（二）生态恢复性司法专业化水平仍待提高。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生态恢复性司法更是正处于探索阶段，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需要更多的专业审判人员。运用生态恢复性司法审判模式需要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制定相应的恢复性责任承担方式，与被告人达成一致意见；最为关键的是事后监督阶段，对被告人的完成和维护情况进行评估、验收是一个较为繁琐的过程，需要较多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近几年环境犯罪案件在逐年增多，我国司法资源本就稀缺，尤其基层的司法工作人员工作更为沉重，在“人少案多”的情况下只想尽快结案，显然没有运用环境恢复性司法手段的积极性。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更多的专业知识。解决环境污染不仅需要法学专业知识，还涉及经林业、农业、海洋、水利、环保等专业知识对如何进行环境修复提供技术支持。一方面我国司法系统缺乏这类人才，检察院与法院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法学专业毕业，即使是法院里生态庭的法官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对于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另一方面我国缺乏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相关实践缺乏理论支撑。司法资源的短缺与专业知识的匮乏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顺利推行。最后，损害结果的认定缺乏统一的专业标准。适用环境恢复性司法必定要涉及环境损害结果的认定，因而制定统一专业的裁量标准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损害结果的认定通常需要由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而我国鉴定机构从整体看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数量较少，地区分布不均，且各地区裁量标准不一，评估范围具有局限性；而评估、鉴定、验收等环节的环境要素较多，涉及土壤、植被、大气、水源、生物等诸多问题，相应更加大了难度[8](p56)。缺乏专业、统一的鉴定容易导致判决缺乏公正性，使得同类案件在不同地区所受判决处罚结果可能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了生态恢复性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界定不甚明晰。由于生态恢复性现阶段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其适用范围仍显不甚明晰。从适用的地域范围来看，目前对生态恢复性司法进行探索实践的主要有福建省、黑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贵州省等，这些省份多为山林丰富与农用地广阔的省份，我国还有许多省、区都还未推行环境恢复性司法的实践；从适用的环境要素范围来看，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多集中在盗伐、滥伐林木这类涉林刑事案件中，其它如水体、土壤、大气、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情况并不多见。从适用的裁判尺度范围来看，尽管各地将被告人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但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从轻幅度各异，有违法律适用的公平性和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同案不同判”现象。从适用的主体范围来看，现行的法律并未对满足何种条件的主体才能适用生态恢复性司法作出明确规定，不同法官在审理同类案件时会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自由裁量，难免会带来判决上的差异甚至迥然不同的结果，从而容易引发“同罪异罚”的质疑，适用主体范围的确定也就成了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9](p77)。从适用的生态修复形式来看，多为采用“复绿补植”“委托修复”“替代修复”等少数几种，手段也过于简单，同时在各地实践中也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运行机制。生态恢复性司法的适用范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范，给司法人员带来很大的困难，无法明确何类案件适用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承担的方式，便可能导致同类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的结果。（四）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实现保障尚需加强。生态恢复性司法中的法律责任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能保证其实现。首先，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衔接不紧。生态恢复本身是一个涉及广、类型多、难度大、专业强的过程，需要生态环境相关职能部门的相互合作、密切配合、无缝衔接，如修复方式的选取需要生态行政部门的技术指导；缓刑考验期内修复责任的履行需要司法部门和相关行政部门的监管。但环境执法和司法各方在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生态恢复机制，工作配合的默契度不高，致使生态恢复性司法运行过程工作开展不顺。其次，生态恢复性司法的资金不足。生态恢复性司法涉及的生态环境恢复必然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但我国在生态恢复方面的财政支持缺乏力度。而当事人缴纳的生态修复费用管理模式不一，有的是法院管理，有的是林业行政部门管理；有的进入生态公益资金专户，有的上交地方财政。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管理上混乱，另一方面管理的部门出于财务负担增加、核算名目缺乏的考虑不愿管理，而设立专项基金的复杂程序和不易协调则成为管理利用生态修复费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第三，生态恢复性司法的监督不力。生态环境的恢复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未明确事后进行监管的部门，导致实践中的监管常常流于形式，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一部分罪犯就很有可能心存“侥幸”心理，不积极执行恢复与维护的任务，这部分人便“逃过一劫”，因此也没有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

近代以降,人类社会竞争性掠夺式发展,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匮乏。生态危机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引发了人类在生存环境、食物医疗、种属基因等方面的系列危机,这些危机可总称为人类生态综合性危机。由于解决这种危机措施的着眼点大多局限在传统概念上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以及植树绿化和节能减排等范围内,因此,其效果局囿于降低或减慢环境破坏的程度、规模、速度及范围内,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其遏制,更无法对生态实施修复和再生。虽长期以来环保呼声日隆,但是全球性生态危机仍在加速扩大化,甚至演变为多元性劣化。本文认为,真正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须跳出狭隘的生态观念和传统的解决方法,寻求新的生态恢复和保护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生态性转型。

一我国生态恢复路径

我国发展方式的追求数量特色,以及指导生态恢复的思想存在部分偏差,如误把大片的单一植树造林和良好绿化当成生态良好;绿化时过于注重形态设计和色彩观感;重视森林覆盖率,以及造林的规模、声势,而忽视其综合生态功能和质量;忽视对较大区域内生态多样性和地带性的恢复、保护等,使得对环境的破坏难以真正停止。但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大量存在[1]以及“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实验机会”[2];尤其是大量闲散的城乡劳动力能使政府历史性地实现以人力资源换取多样性生态资源的战略目标。因此,笔者认为只要趋利避害,在区别东中部及西北部不同地区生态环境实际情形的基础上,力争在生态恢复的路径上实现突破,将生态恢复、经济发展、生态科技开发等统筹规划,那么恢复生态并非难以作为。

(一)东中部地区的生态恢复和保护

1.广大乡村地区生态的恢复与保护。乡村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在整个生态恢复和维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乡村地区的生态恢复至少须经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专家学生进行地区性资源的摸底汇总,并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重点到自然保护区和交通不便、人为破坏较少等的地区进行。这项工作已有部分基础,但应看到多样性普查并非易事,全球物种估计只有约10%被记载下来,[3]因此必须设置长期性的机构,进行长期普查。植被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普查时可以先行确定不同植被的区域适宜性,考察不同植被个体在生态的群落性、复合性、层级性以及生长条件等方面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以及同纬度地区和同等高地区等情况下的可迁移性。这对资源的有效保育和成功复育至关重要。第二阶段:对区域性植被进行系统的育种培苗。很多地区的植被种类有限,因此要恢复生态的多样性,首先必须改变种苗的有限性,为此应确定复育植被的种类、数目及方法,并成功育种。在开展上述工作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须组织城乡闲散劳动力整治荒山及本土危害性植被。不少本土危害性植被既对土壤肥力造成破坏,又对其他植被形成排斥,如南方的茅草和野竹,它们的根硬而尖,钻土、吸肥、复生的能力都极强,因此必须挖根烧毁。第三阶段:以生态系统的自身特征为标准,大规模地恢复生态。在乡村地区,政府组织农民实行尽可能多种类的植树造林,然后飞播补充人工不便到达的地区,以及难以栽培的藤类、菌类等。还应将国有和集体的林场、道路、沟渠、河滩、荒山、公园等过于单一的成活林(如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杨树,南方的樟树、梧桐、玉兰等少数品种

)逐渐改造成品种多样、富有群落层次、自成区域性生态系统的新林。此外,政府还应根据高原、草甸、湿地、河谷等不同地形地貌和不同水文气候的生态特征,组织劳动力去恢复多样性的植被。只要多样性植被恢复,动物就有多样性的食物来源和优裕的生境,这样自然保护区内的动物就会走向更广阔的地区生存繁衍,由此较大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就会逐步丰富化;与此同时,植被的恢复还能为微生物等生存提供良好环境。检验生态恢复的效果,必须将特定区域、特定地带生态环境的应然状态、理想状态与现实状况对照考察,以此验证生态恢复情况。通过对比,找出差距,然后尽量使现实状况向理想类型、应然状态靠拢,一旦发现缺陷或缺失就复育补充使之完整。

简介：苏州吴中区旺山废弃石矿是国内较早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矿区，在生态环境恢复过程中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客土喷播、植生袋、厚层基材等边坡绿化工艺，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经过两年的养护和半年的自然维护，植被整体生长良好，与周边山林能够融合。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绿化效果。

关键字：旺山；生态环境治理；客土喷播；厚层基材；植生袋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特别是石矿资源的需求呈跳跃式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刺激了采石场的发展。这些采石场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采石场给环境、生态和景观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和问题，因此采石场的生态环境恢复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

由于以前没有成熟的采石场生态治理技术与资金支持，许多废弃的采石场暴露在城市中成为一个个“伤疤”，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近几十年里，国内外生态专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为采石场等裸露边坡的生态重建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生态恢复技术。近几年，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我国地矿、公路、国土等部门对于生态防护越来越重视，设立了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确保了废弃矿山生态恢复的资金难题。结合现有成熟的边坡生态环境恢复工艺，如客土喷播、植生袋、厚层基材等使废弃矿山的生态重建成为可能。

在江苏省与苏州市进行的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规划的指导下，苏州吴中区旺山采石场于2002年关闭，同年5月21日杭州环复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开始对旺山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成为江苏省首批进行生态环境恢复的矿山，此项工程的施工期到2003年1月20日截止，共治理山体面积8万平方米，通过2年的养护观察，已经基本达到了生态恢复的要求。在旺山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综合采用了以厚层基材为主，包括植生袋，客土喷播等多种国内外的先进工艺。

本文就旺山生态恢复过程中使用的主要工艺进行介绍，并对旺山废弃矿山的持续观察效果进行重点阐述。

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情况调研的目的是,了解掌握相关部门和典型矿区开展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工作状况，掌握典型案例，总结经验，为编制全国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工程规划提供借鉴。

调研组3月底考察了山西省阳泉和平朔煤矿、5月中旬考察了江西省德兴铜矿、寻乌稀土矿区、辽宁省鞍山大孤山铁矿、9月中旬到黑龙江省鸡西煤矿，并就有关问题咨询了有关部门和高校的专家。调研主要内容：山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中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情况，包括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在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中的地位与作用、矿区植被保护与恢复资金来源与使用情况、生态恢复与治理补偿资金提取的法律依据和标准、矿区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建立情况等；矿产开采对生态的破坏和森林植被生长的影响、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现状，包括矿区植被恢复主体、恢复与重建成本组成、定额标准以及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总成本、资金来源、矿产企业自身补偿能力和相关政策，以及矿山企业对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的意见和建议等。

一、矿区植被与生态破坏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种类齐全的国家之一。截止*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矿山企业近12.5万家，已探明矿种198种，涉及全国*余县（市），开采矿石总量（原矿量）73.5亿吨，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占地面积近25.7万平方千米。随着矿业的发展，已新建成300多座矿业城市。但是矿产资源的开发，特别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也引发了地表沉陷、植被破坏、地下水位下降、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到国土生态安全，直接威胁到矿区群众的生产生活。

（一）开采规模持续上升，森林植被与生态破坏不断加剧

矿业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破坏的种类很多。包括：露天开采直接破坏地表土层和植被；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废弃物堆置，导致对土地的过量占用和对堆置场原有生态系统的破坏；矿石、废渣等固体废物中含酸性、碱性、毒性、放射性或重金属成分，通过地表水体径流、大气飘尘，对周围的土地、水域和大气造成污染，其影响远远超过废弃物堆置场所占地域和空间。我国现有国有矿山企业8000多个，个体矿山企业达到23万多个。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年我国矿区直接占用和破坏的土地面积已达339.3万公顷，其中，直接占用和破坏林地面积已达53.2万公顷，导致森林和林地退化的面积约372.1～531.6万公顷。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期，矿产资源开发也处于急剧上升期。据统计，从1990到*年，我国煤炭产量从11亿吨增加到13亿吨，10年仅增长18%；*年我国煤炭产量已陡增至22亿吨，比*年增长69.7%。根据预测，我国矿业生产将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矿产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在不断增长。从本次调研的山西、北京、江西、辽宁、黑龙江等省市的矿区情况看，总体上证实了这种趋势。

生态学是由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于1861年首次提出,并于1886年创立了生态学这个学科。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包含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进化生态学、地理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应用生态学。生态学不仅是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学科之一,而且与农、林、牧、副、渔、医都有密切关系的应用基础学科之一。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生态经济学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科学的总称。包含理论经济学、技巧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系统来看待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生态变化的经济因素。包含部门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经济学、专业生态经济学、地区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的抵触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应用的经济学分支。

生态学与经济学两个名词同源于希腊字母(Oikos)。分辨是指有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问题与管理。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生态学和经济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与有机结合形成的一门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战略性和实用性特点。

在中国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至今只有20多年,在此期间,生态经济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旨在整合生态与经济系统,供给新的思考方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及时投入这一崭新的学科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中部分内容。在推动建立全民生态意识和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取得令人瞻目的成就。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学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价值流循环与转换。生态经济系统划分范畴可大可小,从层次上看,有由地球表层的生物圈和经济界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国民经济总体生态经济系统、部门生态经济系统、行业生态经济系统。按地区大小分:有国土生态经济系统、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庭院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组成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科技四大要素。公务员之家:

“现代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不可分割的生态经济统体,因而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有机整体。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现代经济不是个封闭系统,而是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之上的宏大开放系统,这个开放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生态经济学包含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理论、生态经济全面要求理论、生态经济生产理论、生态经济价值理论、生态经济循环理论。生态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系统理论的分析方法,从结构、功效、平衡、效益、调控高度揭示生态经济系统这一客观实体的运动发展规律。

本文作者：高倩徐丰果工作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长期以来，由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立法缺乏、监管手段乏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专项资金不足等问题，使我国矿山开采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其背后的原因，是我国各级政府和矿业权人在矿产资源的开发设计及开采过程中，只重视矿产资源开采工艺、技术以及产量的提高等具有明显经济效益的工作而对矿山地质环境及矿区生态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保护和恢复被破坏的地质环境这类从短期看具有“负经济效益”的工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导致我国因采矿活动造成了采空区地面塌陷、地下水疏干、地质地貌景观破坏等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危害矿区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目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得到国家的重视，例如国土资源部已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列为《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关于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现有法律制度

（一）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的概念

由于土地资源匮乏，长期以来，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一直是以土地利用为主要目的。20世纪50年代末，称为“复田”、“造地复田”、“垦复”等，2011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土地复垦条例》对“土地复垦”进行了界定：“土地复垦，是指对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显然这个概念主要还是以土地利用为目的生态恢复。随着人们对土地复垦的认识不断加深，从近年研究和实施工程来看，其目标趋向于更综合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矿山恢复的内涵也由单纯强调将毁损土地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上升到矿山地质环境的生态恢复。因此，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是对因采矿活动所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整治措施，因地制宜地使其恢复到一个符合代际间需求和价值的可持续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标既要求恢复土地价值，又要求恢复生态环境。

（二）关于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