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10篇

1生态环境特征

从气象、降水条件看，环渤海地区位于半干旱暖温带，年降雨量为500～700mm，地面蒸发量为1500～2000mm，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4倍。降雨量主要集中在7～8月份，占全年降水量的50%～70%，常常出现春旱、夏涝和晚秋又旱的自然灾害，土壤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积盐和脱盐的交替过程。从水文、地质条件看，黄河、海河和辽河等16条河流的入海口均在环渤海地区，因而该区域地势多以滨海平原三角洲为主，海拔高程－1～10m之间。土壤受海洋侵蚀现象较重，土壤盐分呈现从内陆向海滨逐渐增强的规律。从土壤、植被类型看，环渤海地区属于湿润－半湿润海水浸渍盐渍区，盐渍过程先于成土过程，是在盐渍淤泥的基础上逐渐成陆发育而成。此外，土壤盐分组成也具有地区差异。在黄河三角洲，土壤以盐土为主，盐分组成主要以Cl－和Na+为主，盐含量为6～30g/kg，盐土占土壤总面积的50%以上;而在辽河下游滨海三角洲的盐渍土中则出现了少量SO42－［2］。黄河三角洲和辽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物种类较少，主要以湿生、水生和盐生植物为建群种形成的群落在该区占据主要地位［6－8］。常见的植物群落类型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communis)群落、盐地碱蓬(Suaedasalsa)群落、柽柳(Tamarixchinensis)群落、獐毛(Aeluropuslittoralis)群落等。总体来看，由河流冲积形成的三角洲地区土壤的成土历程短，熟化程度低，土壤养分少，但土壤含盐量高，地表蒸发快，极易盐碱化，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该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对生态系统的扰动较大，因而，环渤海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2环渤海油田区开发历史

目前，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油生产、加工基地，胜利、辽河和大港油田的开采时间均超过50年，最年轻的冀东油田开采年限也已达20年。以胜利油田为例，自1961年发现以来，目前拥有油井2万余口，已累计生产原油8亿余吨，主要工作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胜利油田在1987年产量突破3000万吨后一直保持了9年，至今原油产量仍然保持在2500万吨以上。冀东油田开发最晚，最初原油产量每年仅有18万吨，而今年产量已达213万吨，累计探明储量17662万吨，该油田目前已步入快速开采期，预计5～10年即可达到千万吨油田的生产规模。石油的勘探与开发涉及面广、涉及点多，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在油井建设过程中，主要涉及到钻井、勘探、管线埋设以及道路建设等地面工程的占地用地问题。每口油井的井台占用的土地面积约为400m2左右，油井位置一般较为分散，油井间以作业路面相连接，油田长期勘探、开发后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本脆弱的环境更加破碎化。油田作业区污染物累积量逐年加大，环境自净能力越来越弱，生态风险越来越高。

3油田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1油田开发对大气的影响

1新巴尔虎右旗草原生态环境现状

目前全旗人口近4万，其中牧业人口1.5万，蒙古族人口占79.8%，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如今新巴尔虎右旗外来人口近10000人，而且已经在新巴尔虎右旗落户.脆弱干旱的草原环境加上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草质变劣及植被覆盖率下降造成草畜矛盾日益突出，草原沙化加剧，草原生产力大幅下降，多数牲畜处在半饱状态下，遇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牲畜会大批死亡等诸多问题，在利益的驱使下夏秋两季草原上挖药材的人遍布，严重破坏了土壤表层结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新右旗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有金、铅、锰、铁等十多种金属和煤、玛瑙石、石灰石等非金属矿藏，并引来大庆油田等公司的青睐，但近几年因为某些矿山企业的盲目开矿和违法开采造成土地的破坏和植被的破坏，这些企业造成的废弃物不仅过多占用空间，而且对周围的水域和大气也造成了污染，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2011年春季，新巴尔虎右旗草原发生鼠害面积达1350万亩，占全旗草原的50％，在鼠害重灾区，植被稀疏，地表裸露，遭受破坏的草原惨不忍睹.2012年全旗闹蝗灾危及420多万亩草场，平均每平方千米害虫数量达400~500只，最高到达700~1000只.我们的草原正加速向毁灭前进，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人为因素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的原因

2.1草畜双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草场共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在人口与草场比例失衡的状态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场上完成日复一日的放牧活动既不科学又不合理.草场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轮流放牧的可能，这种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价归户的“双包制”使得经营畜牧业和经营草原紧密联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复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动，牲畜昼夜啃食同一个牧场，在居民点、卧盘、水井附近出现许多直径60米至95米的同心圆，平均每个居民点退化105亩至310亩左右的草原“.草畜双包制”导致草原的不科学使用，牲畜以牧户为中心每天从定居点至饮水点不断践踏和啃食一片草地从而导致了蹄灾.同时，这种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来的制度不仅使草原载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造成牧民之间的恶性竞争.

2.2新巴尔虎右旗旅游业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什么是大学精神

作为知识生产、传播和教育的主导力量，大学只有在一种特定的精神理念的引领下才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大学精神代表着一种超越性的气质、高举远慕的品格和执着于真理的求索精神。首先，大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探索精神。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追求建立新的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明显地区别于神话式、常识主义和宗教的知识系统。以科学主义和理性逻辑为基石，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验证的、可靠的理论学说，并以真理为指向，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其次，大学精神是弘扬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大大提升了人的地位，修正了旧有的宇宙观和宗教观，把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心。人本身得到了尊重和崇敬。在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知识和教育的方向都发生了重大转向。现代大学更加注重对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创造，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世界。再次，大学精神是一种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有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批判。运用知识和理论的武器，致力于批判反科学主义的迷信观念、假恶丑的道德堕落。第二个是对大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学说的学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在学术批判中，对既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理性验证、批驳，从而推动知识创新能力。“严肃的学术批判，也就是对知识增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从知识角度的批评。正是通过这种有助于知识增量的学术批评，我们能够进一步洞见到此前我们认识不到、或不意识、或忽视的许多问题。”［科学的理性精神、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大学精神的实质，由此，现代大学才能在推进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二、异化了的学术生态环境

大学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价值观念。纵观人类历史，在巨大的社会变迁时期，往往能够带动文化的重大创新和转向，促进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时，也会出现异质因素而导致文明发展的迟滞，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这种文化变迁内在逻辑的制约，大学精神也始终受到多种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牵制、影响和挑战。20世纪初期的德国，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大学里弥漫着抑郁、悲观的气息。围绕着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学术管理体制、“去学术”的专业化和纯粹学术等问题聚讼纷纭。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斯•韦伯在对青年教师的讲演中指出，学术应当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志业。但是，“今天，学术已经作为一种职业的经营，以学术为志业受到了限制，就是学问已进入一个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并且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下去”。韦伯所批评的是大学中的堕落现象，即严肃的学术活动、以教育为志向的大学，已经被逐渐功利化的职业谋生所取代。认为这是大学精神衰落的征兆，将危及大学独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学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大学创造力的衰减，最终造成文化发展失去根本动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同样面对着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学术的生态环境尤为严峻。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功利化、学术失范、学术操守和道德严重堕落、浮躁与虚夸的现象。韦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险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写照，这种现状“正如我们在败坏着精神一样，我们也在败坏着情感”。学术创造原本尊奉的价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处于利益和权力的围城之中。在大学中存在着数量与质量、功利与学术、敬业与浮夸等多种矛盾。大学的学术管理体制严重背离了学术的精神实质和发展逻辑。数字化管理已经成为普遍规则，评判大学的等级、学术声誉以及教师的学术水准皆以此为标准。研究基地和博士硕士点的数量、科研经费的引进数额、的数量和刊物级别以EI、SCI区分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管理体制便于进行直观的评判，简化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简便易行。但是，这恰恰伤害了学术本身的严肃与尊严。在这种学术管理体制下，严肃的学术研究演化成了商业性的数量竞赛。“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代替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和衡量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就像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一样，在不断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义的实质不合理。”于是，在这种环境里，粗制滥造、抄袭、炒作、自我复制等反学术的现象不断滋生。“对那些一旦进入这一赛跑并决心参与竞争的人来说，这场竞赛激励他们参与了一场每个人要对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对抗的斗争。这一斗争决不包含带来学术革命的危险，相反，它以自己的逻辑促进这一包含时间性距离的体制和秩序的延续和继承。一方面，这是因为参与竞争就意味着承认竞争有着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为竞争在任何时刻都局限于大约位于同一起跑线的竞争者，还因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学术敬畏之心的所谓“创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贡献呢?人类的知识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长呢?是否推进了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与学术卑微相对照的是权力的傲慢。学术自治和学术权利始终依附于权力的支配，学术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既无法传承大学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学术创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学质量降低。“学术‘成果’在大量涌现，学术真金却在不断萎缩;学术市场热闹非凡，学术空气却异常浮躁。”在表面光鲜浮华的背后，难以掩盖的却是学术精神和大学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学术生态环境的重建

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大学，首先是一个秉承共同学术理想的知识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尊奉着特定的理念、共享着一整套价值认同和学术话语。学术思想“只能于产生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只有当它发现它自己时，它才存在并且才是真实的”。学术研究活动遵循着自身的特定逻辑，过度的逐利思维必然使得学术创造发生异化。作为相对自治和自主的知识共同体，大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是在秉承其自身理想的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了学术共同体的相对自治，大学就无法持续地成为思想文化的中心和培育优秀人才的基地。制度正义是首要的正义，矫正异化的学术生态环境，应当从制度建设着手。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和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保障大学精神和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涉及学术研究与学术管理体制的关系。大学的行政化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尽管“去行政化”的呼声在近年颇为响亮，但却困难重重，行政化的管理仍将是大学制度的主流格局。在这种现状之下，学术活动缺乏独立性，严重地依附于行政权力。比如，学术资源的行政控制，行政权力支配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对评奖、职称晋升的全面管制等等。由此，学术研究并未遵循自身的逻辑而展开，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时时处于行政的权力逻辑规训和支配下。缺乏学术独立和自由，必然导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圈定在权力的逻辑中，也就无法真正地推进学术发展。在本真意义上，学术研究工作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活动，其特质表现为思维活动、观念更新与知识生产。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熠熠生辉的精神基础和必要前提。学术研究和思考的领域“无穷大”，从浩瀚的星空到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从形而上的思维世界到现实具体的生活世界。既包含对可见物理世界的研究，也涵括形而上的纯思维活动。作为思维活动的学术，并没有不可思的领域，但却有边界，即受限于人类自身的理性———人的边界构成了思维的边界。打开人类知识的演进史，就可知学术本身并不以明确的功利为首要目的，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单纯的思想上的愉悦，之后才被人们运用于现实生活之中。真正的思想者，“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当然，这并非表明学术活动缺乏现实关注的情怀。在思想本身的“原初状态”里，它就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思考。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过度压制和宰制，既违背了学术的逻辑，也背离了大学的独立自治精神。行政话语主宰、压制着学术话语和民主话语，学术资源的分配更多地受制于行政权力，造成了学术自由的匮乏和学术自治的虚无，最终必然导致学术创新精神、积极性和能力的衰减。其次，学术的承认和学术荣誉感对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臣服。这主要表现为在物欲主义和逐利主义对大学的影响。学术研究不再遵循学术生长的逻辑，反而，学术本身异化成了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失去了神圣光环的学术，就必然演化为追求物质利益、谋求课题经费、各种头衔和名望的手段。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除魅之后的社会神圣结构被打破，逐步演化为一个形而下的“逐利的世界”，侵入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表征。学术研究同样无法免于被侵蚀而独保清纯，功利主义成了学术的评判标尺和至上追求。再次，身处行政权力支配和物质利益诱惑双重挤压之下的知识分子，其价值的承认与最优化往往不是学术创造本身决定的。所以，也难以认真对待学术、虔信知识即力量、敬畏学术的尊严与高贵。学术与权力和功利缠绕一处，学术逐步功利化、趋利性和平庸化，催生出了另一种“时代的喧嚣”———有理论而无思想、刊物大于观点、课题经费至上、普遍的学术堕落、抄袭成风。虚假繁荣的局面，既无法传承或创造出一种学术传统，更无法创造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

内容提要：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优化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东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途径

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金融生态环境”这一全新概念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2004年首次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对金融理论的一次创新，是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高度概括。什么是金融生态环境呢？概括地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生活。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降低金融风险，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经验表明，一个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和融资便利；在全国统一政策指导和调控下，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和经济运行质量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除了自然禀赋因素外，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也有很大关系。而造成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地区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和金融服务水平。

一、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成因的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贷款资产作为银行的一项主要资产业务,其运动是一种以“两权分离、按期偿还”为本质特征的特殊价值运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银行的信贷活动,会受各种事先无法预料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使银行贷款资金有遭受损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主要表现为贷款到期不能按时收回和贷款的贬值等,这样就产生了贷款风险。从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质量的现状看,形势较为严峻。

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除了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金融生态优劣。金融生态是借用生态学上的提法对金融环境的描述,通常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

(一)政府行政干预银行贷款,扩大了银行贷款风险

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银行应该是资金配置的主体,政府职能应只限于宏观调控。然而实际情况是,政府作为资金配置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并未淡化,往往造成部份项目投资效益不高,形成贷款沉淀。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也激化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二)微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直接影响到银行贷款资产的安全

1研究方法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道”是天地万物生存的本原

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即天人合一，道家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是人类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本原，这本身就是内在的存在，不是任何人力和外力所能打破和替代的，这种“自然之德”构成了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本原。在古代社会，人们对“天”充满着敬畏之情。春秋战国时期，哲人已经把宗教的“主宰之天”转变成了具有生命意义的、代表生命本原的“天”。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自然内在的生命意义，庄子把儒家所敬畏的天提升为一种更本初、更恒久的“道”，庄子认为“道”和“自然”是最恒久的、最崇高和最纯粹的，庄子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於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这里“自本自根”的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本原。之所以说是“自本自根”，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被规定，是生命万物的终极归宿，是一种绝对的、自足的“善”，能生成万物、成就万物。现在社会越来越重视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了人的自然性，经常说人是社会的存在，把人的社会属性凌驾于人的自然属性之上，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立起来。而庄子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处的，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智主义是荒谬的、愚蠢的、肤浅的，人类要用无限的观点看待世界，超越人类的有限性去理解万物存在的必然性。用“道”的观点理解宇宙、洞悉人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认为“道”承认世界万物生命的内在性，而人类的理智是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用自己的独裁习惯性的用自己的存在方式去代替其他的存在方式，是世界失去多样性、失去活泼，如果将人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宇宙的本原，那么将会使人道与天道对立起来，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尊重和敬畏自然，是庄子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启示。

二、“无以人灭天”

近代史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主宰，自然环境是为人类服务的，只有被人类利用，自然才有存在的价值，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向自然索取，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最终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具理性的傲慢，加上人们不合理的生活态度，人们已经离自然越来越远，遗忘了人与自然的生命整体性。我们只有明白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认识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荒谬和可笑，才能调整我们的错误态度和不合理的生活方式，谦恭地确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价值观。“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马蹄》）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如果将人类的意志强加到其他物种身上，只会使多样的自在世界变成单一的为我世界，所以人类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低自己的姿态，心平气和的与世界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三、“道通为一”，尊重生命多样性

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主张“道通为一”的生命整体性的世界观，尊重生命的多样性。“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齐物论》）庄子主张用平等的观点看待世间万物，即“齐物”。庄子特别反对人类用自己的视角来对待千差万别的生命世界，更反对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世界万物身上。虽然庄子的齐物论被认为具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在现在看来，里面有非常宝贵的万物平等的生态思想。在道家“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水平是最好的、最高的，我们应该将自己合理的纳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多样性。

一、森林惨遭浩劫

入山流民为了开辟农田，使山区森林惨遭浩劫。流民对森林的破坏方式是比较野蛮的。清代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中对流民毁林开荒的方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记述说：“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缳下缒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木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后，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熄。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炭矣。”他们采用这种野蛮的方法破坏了森林后，铲除山坡上的草皮，改种玉米等农作物，很快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几场大雨就可以使岩石裸露，所开之田亦常常毁于一旦。因此，流民们便不断迁移，“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食尽一山，则移一山”。[1]所过之处，森林一扫而空，大面积的森林因此而消失殆尽。如洛宁城西45里的龙头山，位于洛河出山口处，“其山四绝孤峙，为邑胜景”，一些游人曾以亲身感受写下了动人的诗篇。到了民国初年，这里的林木已被砍伐而尽，山腰被人开垦后又弃之不耕，反反复复，终使这一宜人的景区变成一座鲜有杂草的荒丘。豫北太行山区，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林县志》称该县：“宋时尝于县属潘阳、双泉两务，采办木材。森林之盛，可以想见”。乾隆时，该县尚有千年以上的古槐、树干高达七丈的银杏树；到清末民初，县内“山坡有土之处，多垦作荒田，栽种树木者殊少——以致童山濯濯，弥望皆是”。[2]豫西山区是河南林木资源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区，历经采伐，康熙年间的基本情况是“中州山少木，即嵩、岳二室，仅寺观中，老树数十株而已，其连峰叠皆童也”。河南在清代1700年左右，森林覆盖面积约6.3％，经过乾嘉时期的大垦荒的厄运。到道光朝时森林覆盖率已降至2％左右，后又经过晚清至民国前期的垦殖破坏，时至民国十八年，“大河南北，太行、伏牛等山脉，绵亘千里，到处童山濯濯，林木斩尽，而濒河废地，弃同沙碛，往往十里、数十里，无一拱木”。及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河南森林覆盖率仅余下0.6％了。上面主要讨论了山垦对林木的破坏，实际上木材贸易、采樵烧炭、采矿冶炼等活动对森林所造成的破坏也不容忽视。砍伐深山高大树木从事木材贸易而获利是木商、入山流民和原住山民的重要活动，是林区内对森林破坏最严重、规模最大的一种产业。雍正六年，豫西河南府辖十一县的林木，“自(永宁)龙头山以西，松、柏、榆、青黄杨等木，可以为栋梁檩柱者，硕大且繁，其盛埒于卢氏。村民斧斤以时人伐之，缚为筏，春涨浮洛而下，郡城及偃、巩诸邑，营造者资焉。其枝条供燔烧之用，鬻于城市获利”。南阳县的赊旗镇，清乾隆年间发展成繁华巨镇，至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为鼎盛时期，该镇商品成交数额巨大。其中，日成交木材千余立方米，竹竿五万余斤。伐木烧炭，卖钱营生是河南山区农民的重要副业之一。在当时煤炭还没有大量开采和作为主要燃料的情况下，此种产业在山区相当普遍，凡有木材之处均可伐薪烧炭，“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权长至八九围，即可作炭”。清代河南山区州县的方志里多有炭的记载，《洛宁县志》有谓：“炭以南山杂木烧成，栎木为最坚。”因此，伐林烧炭对森林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采樵直接卖柴谋生同样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嵩县罗村、楼关西三十里，“山坡瘠薄，农耕甚苦，樵采山产度日”。在当地的集市上。一般都有固定的柴市、炭市。因便于运输的关系，采樵者所砍掉的山坡上的林木主要是幼树及大树枝。另外，他们甚至还将已经砍伐过的大树的树根也掘出去卖。道光年间辉县知县周际华曾说：“再查高庄、黄水口、薄壁等处，卖柴者络绎不绝。问之，采之深山，视之，皆树之根也。”至于采矿冶铁，豫西山区在明代时就已经很突出，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内乡、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当时的铁厂一般都设在林木茂盛的老林区，采出铁矿就地冶炼。“如老林渐次开空，则虽有矿石不能煽出，亦无用矣。”这种采矿冶铁业毁林在清代自然也会存在。到了晚清时期，由于近代工业技术的引进，煤炭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开采煤炭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材和采空后形成的塌陷区，都会对森林造成破坏。1870年，德国人李希霍芬考察河南社会经济状况后报告河南煤产情况称：怀庆府附属以清化为中心，东起修武西达济源，均盛产煤炭。清化十大煤窑，每窑每天出煤1000筐（每筐120-130斤），鲁山所产之煤，运销南阳；南召曹店所产之煤亦同。汝州之煤，多炼成焦炭出售。其毁林数量也相当可观。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停砍伐，由浅山丘陵，再至深山老林，使得天然形成的茂密林木与植被一扫而光，甚至一些古刹名寺历代得到保护的古树名木也难幸免，经过数十百年的砍伐也全成童山。

二、水土流失及其负面影响

大片森林被破坏后，水土流失严重。据当代学者研究，在坡度大于25°的山坡上，既不能种植农作物，也不适于栽培果树，因为农作物和果树都需要有较大的株距，过密了收成不好。而低密度的的植被是不能保持山坡上的土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而森林植被特别是天然林层次多、结构复杂，层层林冠可以挡雨，地表高密度生长的灌木、草类及其根系能够蓄水、固土，因而能够减少水土流失。如果林地内有1cm的枯枝落叶层，就可以使林地减少泥沙流失量的94％。故山坡上的土壤只能靠天然植被来保护。所以一旦高坡度山区的森林植被遭到铲除，都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生态环境恶化。清代中后期所开垦的有许多就是这类高坡度山区。凡被开垦的高坡度山区农田，不几年，表土就会损失殆尽，农田便不堪耕种。因此，他们只能迁往别处。经常迁移流动，遗下大片大片的童山秃岭，长期无法恢复原貌，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水土流失。其后果则是附近的河流很快被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淤塞或附原的良田被沙土覆盖。对大规模的毁林造田的后果，清代各地的记述很多，如“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迂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泥沙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险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地亩，或坍或压。”山场“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抄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救无由，山有石而无泥”。这类记述在河南也非常多。民国《汜水县志》的纂修者曾说：开山为田后，“遇早则干，遇涝则山水暴发，上冲下压，地皆破坏，不易收拾”。陕州境内的谯水、橐水，“稍有雷雨，即被暴水冲没……旱则水泉干涸，河底熯然”；道光时期《伊阳县志》记载，伊阳县山林破坏后，童山濯濯，一经暴雨，山洪暴发，土石尽被冲走，残存的少量林木也难以自峙，溪谷“林木塞河而下”，而滨河之地则被“冲决一空，河石嶙嶙，流沙弥漫”。舞阳县河患为害，有谓“县北之水，以沙为大，而害莫甚于沣”。“宝邑(宝丰县)半硗土，兼多污下地。秋霖三日往，一望渺无际。”咸丰四年，灵宝大水，冲荆山谷，沙石压地680余亩。同治《叶县志》载：“沙、沣二河，数十年前，两岸相距无几，近则水唤沙覆，动在数里之外，按亩计之，不知其几何也。其他山岗确荦，垦而无成，下土坟墟，成而不殖，以及盐碱沮洳之区，所在多有，是昔年之膏壤，或成今日之弃地矣。”浊河“上自下城，下会北舞，逦迤宛蜒，亘百余里，春冬之际，风起沙飞，已为民害”。民国《禹县志》纂修者说：“禹山尽童，无森林以为节潴，夏秋大雨时，行洪流激浪。”淅川境内，丹、淅两河，水溢为灾，境内田土，崩溃甚多。民国《信阳县志》载：豫南狮河“百年前，河面宽不过数丈，两岸植柳，其上枝条可相接，中泓可以通商船，航行极便。至道光二十八年，大水，溜挟沙下，河身全变为沙粒，深度不过三尺，仅通竹排。沙滩则宽至数十或二三百丈，岸高沙深，不能资灌溉”；而且每逢夏季，山洪不时暴发，漂没田庐人畜。沙河“在雍、乾时，仅一小土溪，人可跃而过，后因生齿日蕃，垦山播种，沙随水下，河流遂有变迁。”嵩县伊水于乾隆后的“百余年来，河流冲刷粮地无数”。清人鲁仕骥针对中州山林状况曾专门指出：“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泉脈不旺，而雨潦时降泥以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

三、野生动物资源减少

多种多样的地形与气候，有利于多种生物资源的形成，而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是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条件。生态系统是有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即环境系统组成。生物系统主要是由动植物及微生物构成，环境系统则由光、温、水、气、土等生态因子组成。在生态系统的内部存在着由多种生物因食物的关系而形成的众多的食物链。植物的种类和动物量越多，食物链的数量就越多，它们所构成的食物网就越复杂，生态系统也就越稳定。稳定而成熟的生态系统又是生态环境良好的根本反映。因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是保证良好生态环境的前提。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严重破坏，短时期内很难恢复，甚至不能恢复，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最终将危及人类生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山区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为多种生物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场所。但是持续的开山造田、伐木毁林，造成森林面积锐减，生物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导致林木资源匮乏，生物的多样性减少。原在河南山地栖身的虎豹等野生动物，随着人口向山区移入和捕杀，清代由不恒有到绝迹。豫南大别山区的光山县，康熙年间曾经出现老虎为患，一村民搏杀二十余只的情形。老虎属于大型食肉动物，处于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末端和生态系统能量金字塔的顶端，食量很大，老虎的存在说明清前期豫南山区的动物种类和数量还相当多。另据道光时期所修《泌阳县志》记载：“泌山虽多，近时户口繁盛，采樵者众。虎狼恶兽之类，间或有之，然见者绝少，故不备载。”这说明清中叶河南境内大型食肉动物已经极其罕见。查阅各县方志关于晚清时期的野生动物记载，除狼、狐之类，已经难于找到大型食肉动物了。关于食草野生动物，康熙时所修《林县志》记有捕捉活鹿一只，折银三十二两。捕捉活鹿一只居然在县志中专门加以记载，可见这类野生动物已经很稀有。而乾隆时的林县志中鹿已经见不到了，惟记载有山中多猴，但民国林县志中已无此类记载。地处中原腹地的嵩山地区的登封，汉代有白鹿，金元已为罕见，明万历年间发现一小白鹿，通身如雪，视为稀有，献给县之官府，畜之二年放归。但是到了清代，再也没有发现过。至于鸟类，乾隆《林县志》载：豫北“太行为老山，多异鸟。每至三四月间，黄华谷百卉俱放，灵禽吴音，毛羽五色，飞翔上下，与山花相映。虽山僧亦不能尽识。”到了清末民初，多异鸟的记载已不见。

［摘要］后发展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工业化启动较晚，发展也相对落后。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从生态层面上看，后发展国家面临着严酷的生态环境现实。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之维对后发展国家的生态困境予以深刻的反思，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不平衡的联合发展”背后的社会制度根源与资本逻辑。基于此，后发展国家需追求“环境正义”，抵抗“碳政治”的绿色壁垒;落实“科学发展”，协调好各方生态利益关系;共谋“生态治理”，同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通过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抗发达国家的等级优势和排斥性霸权，争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规则和秩序来处置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困境与发展的挑战。

［关键词］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启动较晚，因此也被广泛称作是后发展国家。后发展国家往往以先发展国家为范本，通过先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了解现代化本身，大量引进先发展国家的技术、资金、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等，以达到发展经济、完善政治体制和管理制度的目的。后发展国家的发展通常相对落后，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发展国家往往凭借其在经济、政治上的先发优势，对后发展国家在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响，限制后发展国家发展，使南北差距持续扩大。从生态层面上看，先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源掠夺”和“污染输出”的双向剥夺，使大量财富和资源以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方式从后发展国家流向先发展国家而成为其资本积累的一部分，这不仅造成了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深、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同时也造成了后发展国家及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一、后发展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现实

据2019年3月联合国的《全球环境展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地球生态环境已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如果不采取紧急的环境保护措施，地球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将遭受重大挫折。到本世纪中叶，亚洲、中东和非洲将有数百万人因遭受污染而减寿。在地球生态普遍恶化的今天，广泛分布于上述地区的后发展国家的国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难以承受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发达国家“碳政治”的裹挟。在这种背景下，生态环境问题将成为制约后发展国家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后发展国家对于世界环境问题的恶劣后果首当其冲。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10年9月公布了2001年至2006年全球PM2．5平均值的地图，图中显示PM2．5浓度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一般的中低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北非以及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区。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上的优势，“巧取”后发展国家的自然资源，独占环境收益并进行污染输出。有资料显示，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陆续将国内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以及拉美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美国也将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和有害废弃物给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生存质量带来了重大威胁。此外，还有重大的环境灾难。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投资于印度博帕尔市的一所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引发了严重的工业化学事故，造成近60万人死亡和20多万人永久残废的人间惨剧。几年后，尼日利亚有消息称，意大利一家公司分5条船将大约3800吨的有害废物运进了本德尔州的科科港，并以每月100美金的租金堆放在附近一家农民的土地上，这些有害废物散发出恶臭，并渗出脏水，经检验，发现其中含有一种致癌性极高的化学物———聚氯丁烯苯基。美国也曾以“处理费”之名与几内亚政府签订协议，几内亚五年内接受来自美国的150吨有毒废物，可换取来自于美国六亿元美金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正如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所隐喻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的这个“优雅的超出寻常的饭店的精美外观，只有通过一系列日益肮脏和令人恶心的后房和厨房才能成为可能。”［1］(P111)后发展国家面临着高昂且难以承受的环境成本压力。据资料显示，在2003年———2011年间，后发展国家的环境成本为20．79%～23．02%，而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为3．99%～4．22%，不难发现，两者的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后发展国家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内部原因。后发展国家的工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能源利用率低，同样的工业生产总值往往耗费更多的资源和产生更多的污染;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环境成本转移”的外部原因。发达国家利用后发展国家对环境红利的依赖，以“自由贸易”的方式将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或者将污染物留在后发展国家，借此实现了自身环境成本的转移，却使后发展国家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此外，发达国家在早期先发展过程中广为使用的种植园制度以商业化的单一种植模式造成了生物基因的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也为了满足其充裕的物质享受，发达国家还利用手中的金钱和技术大量从后发展国家进口珍稀野生生物、掠夺稀有的生态基因，为后发展国家的生态修复和生态发展埋下了隐患。就这样，后发展国家因专注于环境红利而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出于环境保护、资源节省等目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展国家，大量的初级产品由后发展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后发展国家虽然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环境恶化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环境成本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后发展国家在“碳政治”的裹挟下求发展。资本在全球化运动中将国际间政治经济的不正义拓展到生态交往关系层面，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生态掠夺与污染转移，在后发展国家欠下了巨额的生态债务，这完全违背了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基本正义原则，致使全球环境正义问题凸显。为了逃避责任，发达国家还将矛头指向后发展国家，竭力推卸其所应该承担的环境责任，并用一种“碳政治”的方式，试图在更深层次上裹挟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力求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和主导者，它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为名，大力推进低碳革命，鼓吹“低碳”、限制“高碳”，并企图建构起生态主义的话语实践。在这种话语体系下，已经历高度工业化发展的发达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低碳国家”和“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极力推广“低碳”技术和手段。后发展国家却不得不背负“高碳国家”的恶名和指责，对于“高碳经济”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务，发达国家都运用其所主导的话语体系予以限制和打击。仔细思索，不难发现，“碳政治”实则是以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之名，在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中展开的利益博弈。无论是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约束性”减排的率先行动，还是向后发展国家许诺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预期———将广大后发展国家置于由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经济体制框架，而资金和技术(尽管是在绿色或低碳的名义下)也无非是充当维持或强化其经济政治相对优势的基本手段而已。这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引发的，资本无法克服生态灾难，就借助于资本的力量将其转嫁到后发展国家。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后发展国家生态环境困境的反思

一、2013年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情况

（一）县域经济增长加快，结构逐步优化。2013年，全省县域GDP总量为7243.6亿元，同比增长11.5%，是2007年的3.1倍；县域人均GDP为30281元，同比增长12.8%，是2007年的2.8倍。已有超过80%的县（市）摆脱了单一依靠农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格局。县域经济正向特色产业主导型、园区建设牵动型、产业集群引领型、中心城市辐射型、口岸经济带动型等为主要类型的工业模式发展。

（二）县域金融运行态势良好，金融支持“三农”力度加大。2013年，64个县（市）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1.1%，与全省各项存款同比增速持平；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3%，较全省各项贷款同比增速低1.4个百分点。存贷比的平均水平为64.8%，较全省全口径存贷比高出2.2个百分点，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县域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为90.6%，较2012年高出2.6个百分点。超半数的县（市）该指标数值在80%以上，有16个县（市）涉农贷款比重超过90%；从涉农贷款增速上看，涉农贷款同比增长14.7%，高于县域地区各项贷款增速1.4个百分点。县域金融资源基础逐步改善，64个县（市）万人银行类机构网点布放为2.1个，较上年增长16.7%；每个行政村POS、ATM、电子终端布放数平均值为14.2个，较上年增长50.8%，是2011年的2.3倍，整体县域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前两年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征信知识宣传力度加大，社会信用环境有所改善。各地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公众征信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诚实守信的意识，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社会各界对信用记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人民银行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量迅猛增长，在贷款审批、拓展信范围和产品创新、防范信贷风险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地区信用状况，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社会公众对信用环境满意度有所提升。

（四）中心城市辐射作用较强，特色县市综合排名靠前。在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总体排名（见附件）中，哈尔滨地区和牡丹江地区分别有4个县（市）排名在前20名，说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市）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具有一定的辐射影响，起到了带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发展均衡的作用。同时，国家级农村改革实验区、人民银行总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验区克山县坚持“政府主导、央行推动、多方参与、共赢受益”的工作机制，建立全省首家县域信用信息中心，信用环境洼地效益凸显，2013年，位居全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排名第一位，较上年相比较有大幅提升。口岸城市绥芬河市、全国百强县肇东市金融生态综合排名均位于全省前20名。

二、黑龙江省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