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风险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何谓生态风险、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论文百事通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矿产采掘业是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直接破坏的产业。不同的矿种、不同的开采方式和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下，采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在众多矿产资源中，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能源物质，在一次能源中所占比例约70％，其开采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是显著的，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各煤炭大省所面临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生态风险的增强和生态脆弱性的增加已经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生命财产的安全，各地政府及相关领域学者已开始广泛重视。生态风险是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1］。生态风险评价即确定发生上述不利生态效应的可能性的过程［2］。生态风险识别是在进行评价前，认识并确定区域内存在的危险源，查找、列举和描述风险事件、风险源、风险后果等风险要素的过程，包括风险源识别、风险受体识别、暴露—响应过程识别和生态终点识别［1］。风险识别是风险研究的基础，能否科学、有效地对多风险源及相应的风险受体之间复杂的暴露—响应过程进行分析，对该系统的风险评价研究至关重要。通过进行风险识别，才能够构建风险评价体系，进行风险评价，而其最终目的是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3］，其框架关系如图1。在本研究中，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在空间范围上覆盖了采矿活动所能影响和扰动到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采矿活动对生态系统具有直接作用。在目前的生态风险研究中，学者多关注于风险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对生态风险识别缺少系统性论述。而在煤矿区，对于单一生态风险源（如土壤重金属污染、地表塌陷等）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善，但综合性的煤矿区生态风险识别研究仍较少。本文明确了矿区生态风险识别的内涵和目的，根据典型煤炭矿区生态系统特点和煤炭开采对矿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煤炭矿区多风险源的生态风险识别流程，构建了典型煤炭矿区生态风险因果链，并对其识别方法进行了梳理。

1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煤炭开采工艺可分为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两种，以不同的方式对矿区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国的煤炭资源以井工开采为主。为了明晰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式，为后续的风险识别工作进行铺垫，需对其影响方式和基本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本研究将采矿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归纳为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两类，二者综合造成了矿区生态退化（图2）。

2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煤炭开采造成的土地破坏可分为土地挖损、土地压占和土地塌陷3个亚类［4］，露天煤矿以挖损和压占为主，井工煤矿以压占和塌陷为主。2000—2009年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损毁土地5534万hm2，对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消耗和损伤［5］。土地破坏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局部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滑坡、泥石流、土石流、矿震等［6］。环境污染可分为固体废弃物污染、废水污染和废气污染3类，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的污染方式基本类似。除污染物的直接排放之外，土地破坏也可能引发次生的环境污染。例如煤矸石堆放不仅压占土地，其中所含的重金属元素还会在雨水淋溶作用下迁移并污染土壤和水体，煤矸石自燃又会产生SO2、CO和CO2等有毒有害气体，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综合作用导致矿区的生态退化，发生生态系统的结构损坏和功能缺失。同时，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生态退化会进一步加剧土地破坏程度，例如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煤炭开采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7－8］；在潜水位较高的区域，地表塌陷会引发地面积水、土壤盐渍化等后果［9］。这一正反馈机制会导致矿区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大生态治理和风险防范的难度。即使在闭矿后，矿区生态环境也可能继续恶化，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理和复垦才可能恢复。2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在目前国内外常用的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和方法中，风险识别通常作为风险评价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较少单独提出进行研究。例如，Hunsaker79等［10］提出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概念模型中，将风险评价总结为5个环节，其中“终点选取”和“风险源的定性和定量描述”两个环节即属于风险识别内容；PETAR方法［11］（procedureforecologicaltieredassessmentofrisks）中提出“三级风险评价”，其中“初级评价”即是对风险源、风险受体和评价区域的识别；在Landis［12］构建的相对风险评价模型所包含的9项内容中，也并未提出“识别”的概念，而是将对区域的选择和划分，风险源、受体及评价终点概念模型的建立等属于风险识别的内容融合到风险评价的方法中去。风险识别在风险评价研究中通常被作为风险评价的前期准备工作，或直接融入风险评价过程中，对于风险识别的内涵尚缺乏共识的界定。例如，姚兰［13］在洞庭湖进行的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与评价研究中，将环境风险因子的识别与相应的评价指标选取相结合，由此将识别与评价结合起来。在许学工等［14］针对自然灾害进行的风险评价中，通过对风险源、风险受体和脆弱性评价因子的分析，完成了风险识别的内容，但并未明确使用风险识别这一概念。高铁军等［15］在采矿塌陷区进行风险识别时，将塌陷区修复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分类和分析作为风险识别的研究内容。焦锋［16］提出了较为具体的风险识别概念模型构建方法，采用加权打分法来对驱动力、风险源、风险因子和评价终点进行分析，确定其危害强度。常青等［17］针对矿区土地破坏生态风险构建了风险因果链作为风险评价的基础，并探讨了风险源、风险受体和生态终点的选取和定量表征方法，在矿区生态风险综合识别与评价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拓展。本研究认为，广义的风险评价研究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类和狭义的风险评价，狭义的风险评价即是对生态风险发生概率的定量化研究，而风险识别则是对生态风险的定性和半定量化认识。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的内容是筛选矿区范围内的风险源和风险受体，通过定性和半定量的方法对其进行甄别，判断区域内是否受到各个风险源的影响，并对风险源作用于风险受体的暴露—响应过程进行分析，确定生态终点。其识别结果是构建一个详细的生态风险因果链，明晰风险源、风险受体、生态终点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搭建起矿区生态风险多源多受体的网状因果体系。本文将矿区生态风险识别分为风险识别流程和识别方法两部分进行论述。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流程包括矿区生态风险综合调查、风险源识别、风险受体识别、暴露—响应过程识别、生态终点识别、因果链构建6个步骤。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方法是在风险识别中判定风险源及风险受体是否存在、确定其空间位置和风险影响程度的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常作为风险评价的一部分进行。

3煤炭矿区生态风险识别流程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尖锐冲突问题被人们称之为“生态问题”并获得了全球性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和风险。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和风险，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变得可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并不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生态风险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战争。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这种生态风险已经演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性的表征，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统一，它既没有简单地把历史归并于自然也没有绝对地把自然溶化于历史，而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结构和历史情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当今生态风险问题的全部答案，但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当时的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其中蕴藏着我们可以用以探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想智慧。以当代生态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性的阐释和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的确立。

近代以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抽象对立的两极中解释二者的关系，因而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说明二者的关系及其对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意义。通过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变革，马克思把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出发点和思维原则，确立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1］(P40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中，重要的不是先从认识上把人与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只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生发出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他关系。正是在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展开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了重大意义。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3］(P11)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马克思主张“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1)进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因而，“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4］(P105)必然处于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原初性关联表明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映照，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整体内才成为问题并可以理解、认识和干预。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的对立或者和谐，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辩证结构，始终在冲突与协调相交织的矛盾中发展变化。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既有先在性、实在性、基础性，又有属人性、社会性、历史性。一方面，自然环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进化，才为高级生命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因而必须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内在规律对于人的先在性、实在性和基础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56)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P92)，“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P107)。另一方面，通过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中介，对人来说的先在的自然、外部自然界就不断地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和历史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116)。“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4］(P83)“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P89)。这样，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又具有了属人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就是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变成“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神秘问题、针对布?鲍威尔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批评说:“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如果懂得了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3］(P21)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变更的，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外在性和属人性的矛盾、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变更中，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属人性的确立并不能否定自然的优先性和基础性，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也决不能吞噬自然的先在性及其进化。马克思明确反对各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理解和二元论理解，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固定立场已经让位于对生态过程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具体形态的改变、对自然规律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使自然人化以满足需要、造福人类的过程，同时也有可能使自然反人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和灾难即生态风险。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剖析。

［摘要］人力资源对于企业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重要了，相关管理人员应该首先结合人力资源自身的特点来让整个管理工作更完善、更科学，这对于我国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力资源生态这一理论开始被人重视起来，也已经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得到了应用，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应该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有效规避风险，这样才能确保一个企业的稳步发展。文章首先对“人力资源生态”这一概念进行了介绍，然后分析了企业如何才此为基础，规避人力资源投资中的风险。

［关键词］人力资源;生态;投资风险;规避策略

进入新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而各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人才的重要性已经大大提高，成为比财力和物力更为重要的环节了。而人力资源生态是一个新兴理论，以此为基础，可以有效避免人力资源投资环节中的诸多风险，所以企业的发展中应该对其重视起来。

1关于人力资源生态理论的概念

1.1关于人力资源生态理论的介绍。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界定人力资源就是人力资源生态学理论的来源，这种理论体系中，人力资源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个整体具有很好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并且这种特性也给人力资源在运行之中提供了一些规范和限定。这种结构分为两个方面，即静态和动态，而静态结构中包括其行业类别、职业技能、性别和学历等已经确定的因素，而动态方面则包括行业流动情况和自身的价值偏好等不稳定的方面，这会直接导致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区别。如果提及该理论在现实中的对应的话，举例来说就是企业给员工提供的薪酬和企业自身发展的条件都可能会影响到对于人才的感召力以及吸引力，很多企业由于其专业特性，可能仅需要招揽一定范围内的人才，这样就造成了每个企业对于人才管理的方式也就是不一样的。企业在获得了相应的人力资源之后会结合实际情况来配置资源，来给整个企业的运行提供动力，确保企业的各职能部门之间都可以运作得更加协调和顺畅。除了上述的横向对比之外，纵向来看，一个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内也存在着不同的人力资源需求，所以这样看来，人力资源利用的时限性特征也非常明显，综合看来，无论是企业对于人力资源的需求还是人力资源的利用情况都呈现出了阶段性特点，所以这也是人力资源流动性的一个成因。1.2人力资源的生态表现。人力资源的生态可以对企业的人力资源投资造成影响，这样一来，人力资源投资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风险环节，其中动态结构方面的因素影响力最大，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以及环境氛围和人力资源自身的个人喜好等，所以应该对上述因素都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下面进行具体说明。(1)人力资源供求情况变化很快。人力资源竞争展现出了双向选择性，一方面是各组织和各单位来竞争人才;另一方面是人才对于具体的职位来进行的竞争，人力资源的供求状况可以直接决定当前人力资源方面竞争激烈与否，并且也说明了人力资源是否处于可流动的状态，人力资源在价格方面适合何种投资方式。所以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企业应该在把握好这个因素的前提下开展投资工作，才能起到最好的规避风险的效果。(2)人力资源自身的价值取向。影响到一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其家庭状况和成长环境以及接受教育情况都会影响到此人的技能水平和个人素质等，所以企业在进行人才选择的时候应该以企业自身的实际依据作为出发点，结合个人的价值取向、发展需求方面的因素来进行选择，然后企业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符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和人才自身发展需求的制度，有效降低人力资源的成本。(3)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这种因素是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经过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最终形成一个整体上的价值观念和发展观念以及行为取向等，和上述因素不同，这种因素起作用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但对于人才来说，其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对个体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切实把握，将企业的文化氛围引向有利的方向，确保人力资源可以有效创造其价值。(4)企业的组织结构情况。企业内部组织情况也会对人力资源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其具体包括企业自身在组织方面的目标、企业的性质和管理方式以及所能够提供的薪酬福利等。这一方面决定着企业能否有效培养人才，还直接关系到企业人才流动性的强弱，所以企业应该对于内部的组织方式进行不断优化，适应时代的脚步，才能让人力资源的投资行为获取收益，减少风险。

2关于如何规避人力资源投资风险

生产者企业向消费者企业提供所需的各类资源，上级消费者企业将其内部不能再利用的废弃物提供给下一级消费者企业作为原材料使用，下级消费者产生的废弃物再提供给下下级消费者；企业间基于对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上下游关系的“链式”结构，最后无法分解的废弃物交由分解者企业处理或排出系统以外。例如广西贵港（制糖）生态工业园区中制糖企业将废糖蜜提供给能源酒精企业，能源酒精企业再将酒精废液提供给肥料企业等。上述两种途径同时存在，并且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不同级别的消费者之间既可能存在对单一资源不同程度的利用而形成的链式关系，也可能存在对不同废弃物的使用而形成的链式关系。当园区内的企业数量和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源将不再沿着单一的链条流动，各种链条之间相互交叉和结网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家企业可能同时参与几个链上的企业间活动而成为多个链条的共同结点。物质和能量在生态工业链上流动，原料、能源、废弃物及各种环境要素之间形成更为复杂的链网结构，能源、资源在其中反复循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并实现再生增值[4]。

生态工业园区系统稳定性在生态工业链上的体现

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系统在遭受干扰的情况下维持其经济生产力与环境效益的能力。抗干扰能力、经济生产力或是环境效益这些表征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的指标，都以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为前提。首先，政策变化、技术创新或市场冲击等干扰对任何企业造成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企业内部，而是经由生态工业链传导，对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均将造成冲击，影响企业所在的整个生态工业链的正常运行。而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在个别企业遭受冲击时，将不得不在携手抵御冲击或切断与受冲击企业间的联系中做出抉择，风险经由生态工业链的传导，致使整个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其次，生态工业园区的经济生产力，是通过园区内企业间各种要素的结合和“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周期式循环往复的动态生产模式来实现的；尽管生态工业链是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链的物质与能量的流动方式构建的，但与自然生物链的本质区别在于，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首先是受经济学规律的制约，只有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企业才有动力遵循生态学规律。园区内各个企业形成生态工业链的主旨不是为了吃掉另一个企业的废弃物从而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而在于减少自己的成本（包括治污成本），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园区内已形成链式结构的其他企业接受一个新企业加入其中，也必然是新加入的企业能够提高链上原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否则，新企业将被逐出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新企业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生态工业链的结构，提升了其经济效益，促进了技术创新以适应新的组织形式，即企业成为生态工业链上的节点促进了生态工业园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再次，环境效益是生态工业园区区别于一般园区的最重要特征，环境效益的来源是企业间基于废弃物和能量利用等关系而形成的生态工业链，如果生态工业链运行稳定，则废弃物利用最大化和能源的梯级利用均可正常进行，环境效益可伴生经济效益实现。如若生态工业链无法稳定运行，那么废弃物与能量的利用也将无法正常进行，经济发展将回到传统模式，生态工业园区的稳定性也难以为继。可以说，生态工业园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的稳定性决定于园区内生态工业链的稳定运行。生态工业链的稳定性是指整个生态链系统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时，系统维持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的能力。生态工业链稳定，则园区的各项生产活动亦稳定，进而园区的各项功能也能正常运行，则整个生态工业园区是稳定的。

生态工业链上经济生产力和环境效益的协同

经济生产力是各种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构成的经过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和协同而构成的具有动态属性的系统。传统工业园区中的企业利用“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生产模式获取收益；不同的是，生态工业园区中的企业是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周期式动态循环的生产模式来不断获取收益的。生产模式的不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1）企业间由于副产品的交换产生了合作关系，形成了生态工业链；（2）在合作中上游企业可以享受到废弃物处置带来的收益（直接收益或处置成本的节约），下游企业以更低廉的价格获得原材料，双方均从中获益；（3）副产品因为有利可图而变成了被再次利用的资源，避免了直接排放产生的对环境的损害；（4）企业间的合作对组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以适应新的生产组织形式；（5）由于生态工业园区中组织管理功能和技术创新等因素，生态工业链上的企业能从副产品中获得更多的环境效益，并进一步促进了环境效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生态工业链一经形成，由于链上企业能从中受益，因而都有维护生态工业链稳定运行的动机。园区内已形成链式结构的企业如果接受一个新企业加入其中，必然是因为新加入的企业能够提高链上原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使链上的其他企业从中受益；否则，新企业将不被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所接受。芬兰东部城市约恩苏（Joensuu）曾经试图在已有的生态工业园区中通过建造新的发电厂，从而把已有的小型、零散的生态化链接企业进行整合运营，形成一条“主生态工业链”，强化园区的经济生产力，以改变其当时竞争力薄弱的现状。但是，这项工作由于在技术上不能提升泥煤燃烧效率致使物质与能源无法充分利用，以及其他一些对环境方面的破坏而被迫中止，新的发电厂并不被原有的生态工业链所接受[5]。一个新企业的加入被接受，将改变原有的生态工业链的结构，提升其经济效益，促进技术创新以适应新的组织形式，即新企业成为生态工业链上的节点必然促进生态工业园区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新企业的加入将产生新的共生关系来完成对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也有助于环境效益的提高。

生态工业链上企业合作的客观需求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何谓生态风险、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内涵及特征

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相对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的。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在于对潜在的损害或者尚未发生的风险的处理方式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救济体系，其制度表现具有利益前置性、法定性、利益可期待性的特征。(一)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制度类型。从制度类型上来界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可以分为补救性救济体系和预防性救济体系。现行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主要是一种围绕损害结果为核心要件而构建的规范体系。这种事后性规制的法律逻辑是:赔偿义务人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产生法律层面的救济责任－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来开展索赔或救济工作。这种救济模式是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确定为逻辑起点，通过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来实现权益救济或者民事法律责任的分配。以环境侵权为例，各国立法都肯定了基于环境侵权而产生的赔偿义务的逻辑，即“没有损害即没有责任”［1］。有学者将这种补救性法律救济方式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填补机制［2］P48。然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虽然能够实现对受损的生态环境权益的填补，但是却无法对不特定、不确定的生态环境风险予以适当的调整［3］P10。究其原因，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强烈的“风险性格”，打破了民事救济体系以“损害发生”为基本前提的制度预设［4］P263。例如，在洛阳市吉利区辉鹏养殖案，如果没有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存在，那么只能在养殖场对黄河水源区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方可提起损害赔偿①。这种事后性的救济方式是对生态环境风险行为或者危害行为的放纵，最终不利于生态环境正义价值追求的实现。从法律属性上讲，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与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并列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制度核心理念是对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溯本追源，这种讲究民事权益的预防性救济方式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典罗马法时代。此时期，立法者已经将民事预防性救济定义为一种旨在防御潜在的、尚未具现化的危险或风险的规制的方式。最具有代表性的预防性司法体系是“谨防未发生损害之诉”［5］P160以及“有权排除侵害诉讼”［6］P43。由此不难看出，立法者不仅充分肯定了民事权益预防性保护的重要性，也对预防性救济和补救性救济作出了准确的区分。这种蕴含风险规制的理念应当被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所继承。(二)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内涵。目前，学界关于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的内涵探讨并不多，偶有论者，也未能对其作出清晰的阐释。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针对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领域内未来危害或者潜在损害的规范体系［7］。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描绘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全貌，存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从逻辑来看，只要相关责任人的行为置生态环境权益于危险状态或者高度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依据此来寻求预防性救济来保护自身权益免于损害。由此可见，生态环境预防性民事救济体系建构的核心是尚未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以英国《环境损害预防和救济法》为例，该法第13条明确规定生态环境损害包括了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可能发生的环境威胁以及有理由相信极有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损害②。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救济并不要求具备“成熟性”的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发生，只要确认生态环境不利益结果发生的高度可能性或者客观性，权利人就可以采取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措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就是这一理念的最典型代表。我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明确规定，针对明显错误行为或可能损害社会公益的风险行为，环境公益组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民事环境公益诉讼，以避免生态环境权益损害的发生③。在规制目的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旨在解决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制度供给不足。在实践中，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人身和财产损害，也包括纯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看似已经能够对生态环境予以周延的保护，实则未然。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并非仅有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一种表现方式，也包括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的行为，对后者而言，以损害结果为前提的补救性救济体系是不适用的。这说明，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需求不断增加，期望通过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来满足个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保护的制度需求［8］。这种制度需求不仅包括公众对良好、健康生态环境的当然追求，也涉及生态环境空间规划、环境开发、公共管理等公共池［9］的利益需求。在这些方面，既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对其予以结构性回应。因此，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是弥补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存在的制度供给不足的必然。在调整范围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并非仅涉及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也包括生态环境私益。一方面，生态环境私益的预防性救济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一般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可以采取预防性救济方式来对抗他人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侵犯。以美国为例，《佐治亚州登记法》等法律明文规定，“如果他人的不适当行为或方式剥夺或损害其他主体的法定权益，美国的出庭律师可以据此向法院寻求预防性救济”④。另一方面，预防性救济体系设定伊始就明确生态环境公益保护的必要性。从功能定位上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介入应当围绕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而展开，以消解生态环境公益的不利益为己任。以环境公益诉讼为例，虽然各国制度在设计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环境公益诉讼目标的定位却具有一致性，即旨在“阻止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或公益的危害”。在制度表现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救济体系。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会像补救性救济体系一样产生实体性的救济［10］P4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方式的制度表现具有较强的不可知性:生态环境风险是否存在、是否消灭、法律责任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只是一种宣示性的权利［11］P205。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即使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存有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也会产生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分配，包括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以及是否消灭了生态环境风险。以环境禁令制度为例，法院会对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考量，包括否需要颁布环境禁令、环境禁令内容是否合适以及禁令效果的事后评价等等。(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特征。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制度特征可以归纳如下:1．生态环境权益保护前置性。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定位是肯定生态环境权益救济的前置性。“基于后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不可计算性、不可防范性的特点”［12］P301，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权益保护上显然“先天不足”。反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则通过扩展生态环境权益的范围，进而将生态环境权益保护提前至生态环境损害发生之前。例如，《法国环境法典》第6编“预防和补救对环境损害部分”，着重阐释了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的重要性。在适用范围上，尚未发生或者可能生态环境风险具有可救济性，国家、社会团体、个人应当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损害的发生［13］P320。具有不确定特征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从事后性救济转向事前救济的功能变迁。2．法定性。法定性首先意味着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制度渊源的“法律”性。无论是立法安排还是司法实践都都是依托于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运行。在美国，大量的单行法和特别立法的存在为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提供了充分的实体法支撑，无论联邦层面还是各州的民事法律体系都肯定了当事人寻求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3420条规定了预防性救济可以是通过禁令、法律明文、或者其他方式来实现⑤。除此之外，大量程序性规则的出台也增进了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可操作性。以美国《宣告性判决法案》为例，该法案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创设可操作性的规则，包括法院的职能确定、预防性裁判的适用、自由心证等［14］P78。在美国杀虫剂(麦草畏)案，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庭依据该法所赋予的权利来进行裁决。最终裁定，拜耳公司、巴斯夫公司、科迪化公司的除草剂产品对公众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可能产生风险，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⑥。其他国家所建构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具有鲜明的法定性特征。例如荷兰《民法典》第175条、第176条等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对特别严重的危险物质的法人、个体追究危险物质法律责任。此处所指危险物质的判断可以参照《环境有害物质法》第34条及《环境管理法》等相关规定⑦。正是由于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符合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法定性要求，否则将陷入“于法无依据”的困境。3．利益可期待性。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满足了公众的利益的可期待性。作为法律的重要价值追求，公众对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期许以及选择是推动生态环境救济体系转型的源动力。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来说，选择怎样的法律规制秩序，配置怎样的法律功能以及达到何种法律效果都是公众利益可期待性的体现。这种对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意象表述是一种强劲的规范力量，可以对国家机构甚至法律体系进行现实的塑造［15］P59。在生态环境实践上，考虑到“损害－救济”方式在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上的无能，民事救济体系有必要从“风险—救济”角度来回应公众需求。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应当能够对风险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济。换言之，为了“预防性”地避免侵害，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应当赋予相关权利人提起预防性救济的权利，以满足其生态环境利益保护诉求。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更有利于生态环境风险的预防。如果仅仅关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联系，那么生态环境保护将会陷入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制度困境中。对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必须具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例如《瑞士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9条(环境危险责任)、《西班牙民法典》第1967条(核设施危险)和1976条(水污染)，以及《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关于异常危险活动责任的制度设计等，都使得民事救济体系具备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

二、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转变的缘由

风险社会的兴起促使立法者寻求一条超越传统规制方式的路径，以回应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诉求。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形塑有必要进一步梳理风险社会的缘起，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塑造及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规范体系之实践因应。(一)风险社会的缘起。生态环境救济体系的转型首先归功于风险社会的缘起。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风险泛指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科技的发展，技术的革新，在重塑传统的社会秩序、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便利和无限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众多的危险源，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这种对社会结构的宏观表述强调，社会发展不应当仅仅聚焦于社会经济或生产力的发展，更应当重视对现代化进程所创设或者增加的风险的规制。在风险社会理论下，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具备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与古典社会具有鲜明的差异。现代社会结构下的风险来源主要是指科学技术、工业体系发展所创造的不确定性，而非是人类主观认知的变迁。这一点在生态环境领域尤其明显，核事故、基因工程风险等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现代社会意义的风险具有鲜明的人为特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的活动行为、改造行为使风险语境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为色彩。无论是英国著名理论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还是其他社会学家都主张，对现代意义的风险的反思性打破了过去个体、社会的思维枷锁，愈发关注对个人、制度以及社会中风险行为因素。⑧基于上述认知，生态环境风险应当是指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按贝克“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16］P2的论断，这种后现代性的反思要求重新审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不确定性因素、非理性的救济、非理性的发展等现象，以消除公众内心对风险的不安全感。即使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过于强调感知的主观性，但是立法者也有必要寻求一种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解决办法。同时，这种生态环境风险规制的诉求也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对风险社会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的回应。波曼将这种风险产生的心理需求和社会背景描述为“风险的不可决断、不可控制，而造成的恐惧包围”［17］。无论政治体系或法律体系存有多大的差异性，但是保障公众免于生态环境风险不良影响之威胁或恐惧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之外，还应当创设更具有风险规制力的工具。(二)风险社会对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塑造。风险社会为生态环境民事法律体系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救济体系合理性、实效性的分析范式。因此，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不仅应该具有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功能，更应该具有积极的预防性救济功能。特别是即将发生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害将会给社会弱势群体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通过规范性的制度建构来保护其权益免于损害。在此目标下，风险社会重塑了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1．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走向抽象。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风险推动了生态环境救济内容从“具体”转向“抽象”。一方面，生态环境法律救济体系适度扩张了“损害救济”的方式，将高度盖然性的风险或危害作为法律责任分配的核心要素。此逻辑下，生态环境风险责任的表述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义务人对个人、社会以及生态环境承担不利益状态责任的正当性。简言之，风险社会中的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都具有了可谴责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并不仅仅局限于实际损害的生态环境行为，也包括了违反注意安全义务或者风险预防义务而造成的生态环境不利益［18］P192。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成为追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关键。2．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影响要素更加多元话。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责任的生成机理以及演进路径并非旨在实现某一个案的正义，而应考虑到生态环境风险的强弱、可能性以及各种相关因素而形成的综合性救济体系。具体因素包括:其一，生态环境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问题。这里的生态环境风险强弱的区分影响着法律责任的分配。其二，因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而产生合理费用的归属问题。目前来看，域外的立法对此普遍持支持的态度。其三，生态环境风险法律责任的减免问题。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措施得当是否意味着法律责任的减免，各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四，基于生态环境风险或危险而获取的利益意味着相应法律责任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而这些因素恰恰是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3．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常态化。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情景将逐渐被限缩，因为其不能就抽象意义的生态环境风险或者危险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此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将是一种常态化的选择，因为其具备积极的生态环境风险预防能力。无论是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措施还是环境禁令，都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生态环境危害或者风险的积极预防方式，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最大可能的安全保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具有随意性，即，只有在造成明确的生态环境风险或危害的情形下才可以启动预防性救济体系。(三)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实现。在风险社会下，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立法确认并得到司法实践的践行。这种建构方式符合法定性的必然，也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借鉴经验。纵观生态环境法治完善的国家的生态环境预防性立法，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存有较大的差异，但却大都肯定了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正当性。以德国为例，德国1974年《空气污染、噪音、震动及其他类似作用环境破裂防止法》(又名《联邦公害防治法》)规定了“公害危险的存在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就此，德国1991年《环境责任法》也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该法第1条规定“由于附录一列举之设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伤亡、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19］P72。这种基于法定义务而衍生的预防责任既包括危险活动过程中的预防责任，也含括了因危险物而产生的危险责任。同样，一切因应对生态环境风险而支付的必要费用也应当有风险引起者来承担。例如，德国《基因技术法》第32条、《水法》第22条［20］P290－291等都肯定了排除危险或者抵御风险而产生的合理支出可以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总之，立法确认的方式是对风险预防要求的回应，从而为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责任的分配提供了授权和支撑。在司法实践层面，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为生态环境风险应对创设了更加适当的场所。当前，就生态环境风险与法律责任的分配的关系上已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以美国为例，在布莱森诉皮尔斯伯里公司案一案中，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无症状的基因突变增加的致癌风险能够成为当事人主张预防性损害赔偿诉求［21］。由此，只要对生态环境或者健康造成迫切性、可期性的损害风险，当事人就可以主张一定的损害赔偿。在鲍尔诉西屋公司农作物一案中，西佛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为了保护自身健康免于有毒物质的损害，权利人采取的合理的预防性措施所支付的费用应当纳入到损害赔偿的范围内。同样，在费尔菲尔德诉哥伦黑文服务公司一案中，上诉法院明确指出，抛开接触石棉是否实质性增减了其致癌的概率或可能性的考量，当事人都可以依据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而提起预防性民事救济之诉［22］。可见，在风险社会中，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在最大范围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长期以来秉持着”重损害发生进而据此进行补救”的法律构造思维模式。目前在我国，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都有着较为成熟的制度表达，但却极其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备受质疑;而创新性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也因诸多因素存在着适用性障碍。(一)我国生态环境民事救济体系的现状。1．在立法维度上，环境立法的重心仍然立足于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法律责任。总体来看，无论是单行法还是部门法都对此有着较为严谨的制度设计。以《民法典》为例，总则部分第9条明确规定，任何民事主体都应当秉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⑨的宗旨。第7编第7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一步明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逻辑关系，为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提供了更具体的法律依据。显然，这种制度建构的机理仍是基于传统侵权法的“无损害即无救济”原则而形成的事后性规范模式。有学者将其逻辑描述为“生态环境损害结果的实质是环境生态不利益性的厘定，也是法律责任的承担的基础”［23］。而对于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立法而言，也仅有个别立法蕴含着风险预防的制度建构。例如，《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条、第21条⑩、《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四章等，肯定了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或防控的重要性。在程序法方面，也仅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功能。相较于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而言，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立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周延的法律体系，存在诸多立法空白。2．在司法维度上，生态环境司法规制中心仍是损害救济，而非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当前仅有个别案例可视为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典型，例如，云南绿孔雀案，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嘎洒江水电的建设将给绿孔雀栖息地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风险瑏瑡。然而，从环境司法实践来看，事后性的生态环境补救性司法体系并不能对生态风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一方面，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损害救济方式的局限。现行的司法体系侧重于对人、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或补偿，缺乏对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的系统设计;另一方面，现有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立法的不健全，导致针对生态环境危险后果的司法救济实效难以彰显。由此观之，就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架构而言，无论是其制度适用范围还是其他技术性规则都存在巨大的制度供给缺口。(二)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从实践来看，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所固有的适用性障碍，很难对生态环境权益提供周延的保护。这些适用性障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体系的适用困境。现行法规定损害救济模式需要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通过法定化的方式将生态环境恢复或修复至原有的基准线状态，进而纠正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益。然而，生态环境的不利益也并非只有损害救济的一种呈现方式。假定在给定权利人所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隔壁工厂的生产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可能对其所拥有的土地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此种情况下，权利人是否可以采取合理措施?是否可以向工厂主张合理的费用?换言之，对生态环境的危险或高度盖然性的风险能否成为主张权利的法定事由?对此，现有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很难作出准确的回答。相比较而言，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却能打破补救性救济体系的束缚，且不以生态环境损害结果为前提。以新西兰松林火灾［24］P15一案为例，主审法官肯定了原告采取防范火灾风险而激增的必要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即高度盖然性的火灾风险具有可谴责性。反观之，此类对生态环境极有可能造成潜在风险的法律救济规范在我国是阙如的。显而易见，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补救性救济体系在生态环境风险预防性救济上是捉襟见肘，存在明显的适用困境。2．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不经济性。生态环境民事补救性救济方式的经济逻辑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高成本的生态环境损害予以内部化。在生态环境权益给定的前提下，他人的不合理使用或非法行为造成的权益损害，损害者应当向权益所有人支付相应的款项。显然，这种事后性的救济体系呈现出了明显的不经济性的特征:一方面，天价的救济成本。因为，生态环境损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失往往数额巨大，从而导致救济成本畸高。以泰州案为例，江苏省高院判决被告承当高达1．6亿的赔偿;同样，在山东章丘生态环境损害案，涉案的企业排放废碱废酸共1181．72吨，造成高达2亿元的生态环境损失。对此，有学者呼吁:环境司法不应仅仅止步于高价赔偿［25］。相较而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规制方式则是一种更经济、有效的方式。在风险预防语境下，行为人采取风险预防的成本要远远低于损害救济的成本。对权利人而言，前期的成本付出可以通过预防性责任进行合理的分担。例如，《欧盟环境指令》明确规定，经营者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是衡量其承担的经济责任的关键性因素［26］。尤其是在权利人和义务人同时采取风险预防性行为时，可以大大降低生态环境损害发生的概率和严重性。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应当激励受害者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这是一种低成本的避免方式［27］P46。另一方面，不可估量的制度成本。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制度变迁成本是衡量生态环境制度经济性与否的主要因素。现有的事后救济方式及规范设计很难称得上经济性的体系结构:一是，以损害救济为主导的制度结构是一种末端治理的方式，其所造成的制度成本无法估算;二是，在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构造中，损害救济制度成本呈现叠加，并不能实现制度成本的合理分担。具体而言，事后性损害救济的必要性往往意味着立法者应当配置多样的制度来化解公众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担忧。对于损害救济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的成本不需要加以考量。(三)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难点。虽然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能够化解补救性救济方式的适用性障碍，但是该体系的建构并不能一蹴而就，其无论是整体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规范都存在诸多难点，亟待破解。1．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思路不清晰。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实体制度建构或体系化问题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法律规制功能的制约要素。如何建构我国的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法律体系?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应当具备哪些核心内容?相应制度定位如何?整体观之，我国尚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体系化的建构思路。有学者指出，基于风险的思考实质上是一种思维范式的转变，其语境不仅打破了对道德判断以及经验法则的依赖性，更影响着法律规制体系的转型［28］P15。同时，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是对生态环境权益的预防性保护机制，这种方式具有能动性的特点，极其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滥用。2．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的表述不清楚。尤其是在生态环境风险方面，科学判断标准的缺失是制约我国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建构的关键点。我国《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了损害公益或有损害公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但这种描述显然不够精确:一是，在规范意义上，生态环境重大风险是否可以等同于危险?危害是否也可以被看作为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的表述上这种混淆不清的现象，亟待厘清;二是，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与法律规定的重大风险存在较大的偏差。公众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一种主观感受的描述，往往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很难将其视为法律规范意义上的风险。3．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存在适用困境。在一般情形下，环境法规范中生态环境保护适用预防原则［29］，但目前在我国，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极个别的法律法规蕴含着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元素外，其他的环境法规范包括环境法基本规范几乎都欠缺风险预防规范要素。当然，在此我们需要明确，预防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是有着实质性区别的。前者是指对那些会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行为或活动应当采取预防性的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发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行为人应当采取治理和修复的措施。此时，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不存在不确定性。而后者则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活动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法律也应当加以规制。可以说，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原则和预防原则的实质性区别。例如，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转基因食品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科学证据却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和转基因食品分别会对全球气候变化、人体健康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法律应当对其加以规制。在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和转基因等议题上，均存在着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风险或潜在危险的可能，如果不及时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风险预防行动，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而且无法挽回。因此，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风险预防原则应当成为生态环境法律的基本原则。4．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冲突［30］。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核心是生态环境风险的识别。在传统补救性救济体系下，这种判断方式是一种基于事实要素而形成经验法则的判断［31］，往往依托于固有的经验法则以及对事实的描述形成稳定的、可期的判断准则。然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判断方式是不适用的。一方面，经验法则的判定很难应对生态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感知存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生态环境民事预防性救济体系必须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价值判断体系。5．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的建构性不足。在国外，不仅采取明确的立法方式肯定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的重要性，而且还匹配相应的司法实现方式，包括环境禁令、预防性私益诉讼等。相比之下，我国生态环境预防性救济体系及其规范设计却存在建构性的不足。从立法维度来看，真正具备生态环境风险预防的法律较少，且远未形成系统性的生态环境风险规制体系。同时，生态环境预防性法律规制的内容也缺乏合理性。以生态环境风险识别为例，无处不在的风险是否等同于法律规范意义下的风险，答案是否定的。在司法维度上，系统化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仍未形成，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环境保护法》等个别法律规范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蕴含预防性的司法规制方式。由此观之，现有的生态环境预防性司法的制度供给既不能满足公众对规制生态环境风险的需求，更不能消解生态环境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引言

随着技术进步，高新技术发展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加入创业行列，创业者往往不缺新颖的想法以及创新性。然而资金缺乏是阻碍他们想法得以转化成市场需求产品的最主要阻碍，所以此时拥有投资者的风险投资助推就显得尤为重要。

2风险投资案例：小米科技生态链现状初探

目前小米的业务主要包括三大类：硬件方面有电视、路由器、手机，互联网包括互娱、影业、MIUI、金融、云服务；新零售有小米商城、全网电商以及小米之家；米家有品。（如图所示）小米生态链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硬件平台。截至2017年6月30号，小米生态链已经投资了89家生态链公司，不管是产品还是年收入来说小米生态链上的公司都获得了较大成功，而且有4家独角兽公司。2.1小米生态链的投资方向。小米生态链的投资主要围绕以下六个方面：（1）手机类产品：手机的耳机、移动电源、蓝牙音响；（2）智能可穿戴设备：小米手环、智能手表；（3）传统白电智能化：净水器、净化器；（4）优质的制造资源；（5）极客酷玩类产品：平衡车、3D打印机；（6）生活方式类：小米插线板。从以上小米的投资方向来看，小米生态链投资的基本都是自己熟悉的硬件设备领域。这符合小米生态链让工程师从他们的产品角度看公司而非传统的投资人从行业、团队看公司角度，因为小米生态链认为工程师基于对公司产品以及技术的了解更能把握未来走向，他们从趋势以及产品看公司优于投资人从数据角度看公司。2.2小米生态链的投资标准。小米生态链的投资标准有别于传统基金风险投资，小米生态链企业的选择方法则主要有以下几项：（1）该公司所做产品属于大类，这样才能保证市场足够大，发挥空间大；（2）现有产品有较为明显的痛点和不足，这样才能有改善以及开发新的消费者的余地；（3）该公司所做产品能被粉丝追逐，具有互联网的传播属性；（4）该公司产品要符合小米用户群；（5）团队实力足够强；（6）团队跟小米一定要有共同的价值观。2.3小米生态链的退出机制。小米生态链的退出机制同样有别于传统基金投资的退出机制。小米生态链把对其生态链上的公司看作是战略联盟，也就相当于是孵化器。小米生态链把链上的所有公司看作为一个整体，看重的是共同成长，共同做出好的产品，这些公司对这个生态链是否有价值，至少目前是而不会去思考将这个团队变成为一个投资回报率的团队，所以小米本身并不会关注退出。小米不会去干预这些公司的未来走向，投资这些公司不是以投资为目的，而是为了共同成长。2.4小米生态链初期成功的原因。小米生态链在短短几年内就已经投资将近90家公司，且其中有三分之一公司是从零做起的初创公司，多家企业年收入过亿，其中不乏独角兽公司。其成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1）小米自身的优势。小米拥有最好的创新团队，不管是品牌热度、供应链、电商平台、用户群以及资本等多方面都有极大的优势。可以为加入的公司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帮助。（2）小米的合作机制。小米会给小米生态链上的公司提供一定的帮助，会充当公司的引路人，但是又不会去控制公司，会让这些公司按照自己的成长路径自由生长，这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会有干涉的母子公司关系，更像是兄弟公司。（3）小米生态链的“孵化矩阵”。对于生态链上的每一个公司小米都会根据初创公司的实际情况提供帮助。包括设计、用户研究、产品经理、供应链管理、品牌营销、渠道、资本等等。让企业在小米的帮助下自由生长。（4）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小米生态链上的公司和小米具有相同价值观，即立志做最好的产品；不赚快钱；追求产品的高性价比；提升效率，改造传统制造业。

3风险投资现状

3.1风险投资的含义。风险投资一词来源于美国，一些人愿意承担高风险来获取高额的回报的投资方式，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高回报必然存在高风险。更加通俗地讲是某家风险投资公司对一家该投资公司认为有发展潜力的公司注入资金，期待日后该公司获取利润时能够收回远大于投资付出时的资金，继而从该公司退出并继续寻找下一个风险投资目标。3.2传统风险投资的特点。（1）风险投资风向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风险投资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承担高风险获取高收益。在高新技术领域，技术革新快，短时间内就有一轮技术迭代，获得投资回报的时间较短，且收益往往巨大。加上高新技术需要的风险投资一般很大，这样也就保证了风险投资公司只要投资一笔就能一次性获取巨额回报。（2）风险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面临的高风险往往具有不对称性。风险投资和其他类别投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风险投资的高风险一般由投资人承担，一旦被投资企业创业失败，投资者将不仅无法获得回报而且投入的资金也是血本无归，而创业者却不会背负巨额债务。风险投资通常是长期投资，一旦对某个创业公司进行投资之后，那么投资公司和被投公司的命运就连接在一起，一旦企业创业失败，投资公司将会失去一大笔投资资金。所以投资者在投资企业时一般都会非常的谨慎。（3）风险投资具有很强的周期流动性。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目的并不是通过建立企业来获取利润，而是通过投资来获取投资收益。所以投资公司与被投资公司不会形成稳定的资本关系，投资公司一旦获取投资收益就会马上退出，然后转而去寻找新的发展目标，进行新一轮的投资－获取投资收益－退出这样的循环。3.3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早期由于高新技术的技术革新快，具有较高的附加值，风险投资企业往往都偏向于投资高新技术企业，而目前则呈现出投资行业多样化的特点，不再仅限于高新科技行业，传统行业也成了他们的投资标的；在投资阶段上侧重于投资成长期，但也涵盖了企业的各阶段。近年来由于投资公司获取了巨大收益，导致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资本是一个创业型公司的血脉，从前因为风投行业市场还不太规范所以资本主要来源于政府，后因国外风投比我国发展得早更加成熟所以之后资本来源以外资为主导，直到我国风投行业的盛行以及更加的规范化现在以民间内资为主。在风险投资的资金额度方面，我国的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公司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不过最近几年种子期的投资金额增加趋势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