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范文10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优质的生态产品、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生态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根本上，乡村振兴就是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过程。

关键词: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振兴;绿色发展

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对此，提出“五个振兴”，即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建起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而实施乡村振兴本质上就是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过程。基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背景，本文主要探讨乡村生态振兴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价值地位和路径选择。

一、生态环境———美好生活的栖息地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美好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的追求和向往。美好生活除了富足的物质保证，更需要优质生态产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告别了物质短缺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环境代价。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于自然界?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560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不应是对立存在，不然会招致自然的报复。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性开发、利用自然，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3］。尤其是20世纪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工业发展、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基本上是以牺牲自然生态换来的。人类在破坏自然的同时，也在破坏和威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559－560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周易•系辞下》记载“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4］，把人包括在天地之中，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统一。《老子》中有“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周易》中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6］，《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7］。这些都揭示了天地万物有其自身变化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不能违逆自然功能。儒学集大成者朱熹进一步指出，人和天各自有各自分内之事，天有天所要做的事，人有人所要做的事，而人要做的事就是“赞天地之化育”［8］32，顺从万物本性，取之以时，用之以节，达到“与天地参”［8］32，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生态自然观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发展。直至今日，中华大地上处处彰显着这种生态智慧。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报告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9］一切生命都起源于大自然、从属于大自然;一切事物的产生都需要合乎自然演化、宇宙运行规律。只有遵循自然的实践活动，人们才能获得诗意般的生活。

二、生态振兴———乡村振兴的支撑点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青藏高原的研究简况由于海拔、地缘和气候等因素，青藏高原被人们视作生命的禁区。历史上内地对青藏高原的认识较少，一些汉文典籍描述，“青藏高原群山连绵、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满目荒凉、寒风凛冽、干旱缺氧，属于人迹稀少的蛮荒之地”。很多文人墨客在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时就大发感叹，如唐代的周朴写道：“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唐代的杜甫写道：“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唐代的柳中庸写道：“青海城头空有月，黄海碛里本无春。”唐代的皇甫曾写道：“暮天沙漠漠，空碛马萧萧。”以及唐代的王之涣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听到这些诗句，谁敢再踏入此地？我国对青藏高原真正的认识，始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组织的中科院青藏高原考察队进入当地算起，到目前为止断断续续进行了四五十年的考察。西方世界虽然从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对青藏高原进行了传教、探险和科考，但至今还处于科考阶段。自1953年5月，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在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向导的扶助下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人，从此以后，珠峰热了，登山热了，青藏高原的探险和研究也随之热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板块学说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多学科的验证。关于高原隆起与环境演化变迁：迄今所知，青藏高原有确切证据的地质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5亿年前的奥陶纪，其后青藏高原各部分曾有过不同次数的地壳升降，或为海水淹没，或为陆地。到2.8亿年前的早二叠纪，除阿尔金山地外，青藏高原的绝大部分是波涛汹涌的辽阔海洋，与北非、南欧、西亚和东南亚的海域沟通，称为“特提斯海”。到距今4千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欧大陆接壤并继续向北移动，导致两个板块的接触带岩层发生弯曲、破裂和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的雏形。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说“：关于青藏高原，我们知道的很少，理解的就更少了。”我认为，这只是针对自然地理和地况概貌而言，而对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观和山水文化的研究，却更为浅薄和外沿。我认为青藏高原是“五源”，即生态之源、气候之源（冷源）、生命之源、水源、文明之源。

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为其构建生态文明打开了一扇窗口青藏高原是现代科学意义上生命的禁区，高寒、干旱、缺氧等气候特征使高原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较差，尚未发育成熟的生态链极易受到人类的干扰，在遭到人为破坏后，又极易产生崩溃性失衡，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青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一开始就对人们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赵朴初先生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这个研究课题欣然题写“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源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费孝通先生曾两次写信鼓励和赞扬道：“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青藏高原的生态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本身的范围，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南亚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态利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全球环境问题正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生态原本脆弱，但为什么这块年轻的高原在历经千万年后还能与藏民族基本和谐相处？我认为，这与藏民族立足这一自然生态，培育、发展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生活在世界上，将面临着两个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两种关系，需要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规范性手段。但从近现代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运用这些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这些手段之外，还要提倡伦理道德、消除仇视、培养善念，从精神层面予以关注和引导也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藏族善待自然，将雪域每一处山山水水都赋予了生命的含义，这一人性化的定义将雪域生态保护与人和人造的神联系起来并定格化；藏族生态观念中关于崇敬自然、敬重生命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相适应、相和谐的活动和节制简朴的生活方式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打开了一扇窗户。这些都对我们保护和建设人类这片最后的净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维护是长周期、大尺度的系统工程，其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于当地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从保护整个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高度，认真思考和审视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珍惜和参考长期积累下来、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和实践。

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体纳入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的纳入使青藏高原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源于对我们人类发展的反思，也是倒逼我们对发展理念的提升。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进步史，也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就青藏高原这一特殊的区域而言，构建生态文明，我认为保护高于开发，保护是基础，保护是关键。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决定了必须从构建生态文明战略高地、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上，一些古代文明因生态良好而兴盛，也有一些文明因生态恶化而衰败。在此举一则当生的实例：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是黄河源头第一县，30年前，这里山清水秀、湖泊成群、湿地连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以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纯牧业县赖于黄河母亲的施泽，玛多牧民的人均收入达到500多元,人均占有牧畜达到100多只。“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从1980年—1982年连续3年蝉联全国人均年收人排名第一。而20年后的今天,当冰川一点点萎缩、湖泊干涸、水位明显下降，当草场退化成沙漠、退化成黑土滩的时候，玛多人又首当其冲地品尝了生态恶化的苦果，玛多已经沦为国家级贫困县,国家以大量的投入进行生态移民———贫瘠的草原再也无力养育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这个地方走了一条典型的“先开发，后治理”的弯路。这种发展模式虽带来了一时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从根本或长远意义上审视是得不偿失、不可取的。它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这种“发展”的后果常常需数倍于其产出的投入才能治理，更何况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基本是不可逆转的。近些年来，青藏高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的代价。20世纪下半叶后，国际社会开始思考“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联合国先后召开了4次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了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共识，并逐步转化为各国的行动。国家成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会来进一步关注生态保护建设问题，各级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青藏高原生态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而言，由于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地位，目前所采取的治理保护举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自然生态极其脆弱、环境容量极其有限、文化生态趋向多元，这已经成为科学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我们从事这一研究，正是要为破解这一难题做些努力和准备。

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解读

青藏高原是藏族心里的一方高洁神圣之地。当地人民用拟人的方式赋予这里的山山水水以部落、家族、爱情的神话故事，并进行祭祀和崇拜。藏族把青藏高原的高山称为神山，湖泊称为圣湖，地下称为龙神领域，蓝天由天神主宰。藏族自豪地称自己为“雪域民族”，又称“卡瓦坚”。当然，他们也承认这块地方环境恶劣，当地人把这块高地的地形看成一个仰卧的女魔，又以佛教的理念在这个魔女的要害部位上建立寺院，压邪扶正。

（一）青藏高原的史前文化

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密切相关。其一，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经济整体素质不高、产业结构大部分处于中低端。而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的密集投入来换取微薄的利润，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急剧下降并遭到破坏。其二，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主要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导致资源能源消费增加。产业发展以“高消耗、高污染、高破坏”为特点，多以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因而一方面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也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其三，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城镇人口大幅度增加，基础设施规模加大，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较快增长，生活方式的明显改变以及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导致资源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其四，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发挥职能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形成“GDP崇拜”，忽视了资源配置以及能源利用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发展以及日常生活中只关注物质利益，而忽视了生态保护的义务。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果中国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及时转变观念，不尽快实现‘三个历史性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生态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残，将可能出现在中国”[1]（P112）。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化解我国生态环境困境、保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正确抉择。

什么是生态德育

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全体人民的清醒认识与自觉参与。这又依托于全体国民的生态意识培养。生态德育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客观需求的重要举措，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从而成为新世纪德育的创新主题。国内学术界关于生态德育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早涉及生态道德教育的文章是杨学良发表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应该重视生态道德教育》。作者在文中指出，生态道德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至关重大，只重视社会道德而忽视生态道德是一种偏狭的伦理观念和短视的教育观点。[3]之后著名学者鲁洁在其《试述德育的自然性功能》一文中指出，鉴于生态伦理学主张从生态科学以及道德意识领域来寻找限制和禁止人类某些行为的根据，从而提出“自然道德”、“生态良心”等概念，并认为人类的“善”的概念应当扩展，如果从一种伦理理论不包括人与自然的规范就不算是完善的伦理的观点出发，学校德育面临着道德、伦理学领域发生的新变化，从而必须重视学校德育所具有的自然性功能的发挥，来培养和塑造具有完善伦理的下一代。[4]文中所指的学校德育的自然性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指的就是要进行生态德育。1998年、1999年刘惊铎，王磊两人分别在《教育评论》第五期和《河东学刊（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五期上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与《生态教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两篇文章。文章中首次提出生态德育的概念，并对于什么是生态德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作者指出，所谓生态德育，不是生态伦理学，也不是生态道德，而是一种生态教育活动，一种新德育观。它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道德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自觉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这个界定比较全面地对生态德育进行了概括，它将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德育区分开来，从而也将生态德育与生态道德区分开来，明确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到德育的视阈中来，指出了生态德育的理论基础就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伦理学观点；生态德育的目标则是养成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德育视阈下的生态道德教育即生态德育，拓展了德育的范畴。可以说，以往的传统德育都属于“人际德育”。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曾经这样说道：“在缺乏觉悟的情况下，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5]（P199）“土地伦理观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严重后果的障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教育和经济体系是背离，而不是朝向土地意识的。”[5]（P212）正如利奥波德所认为的“土地伦理的进化是一个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感情发展的过程”一样，生态德育的目标就是要实现道德情感从人际关系拓展到人与自然关系中。传统人际德育是从把自然界作为征服对象观点出发，仅仅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及一切行为方式纳入人际道德规范的制约中，要求人们体现出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则单方面地为人类的思想行为辩护。而生态德育则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道德规范约束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在建设自己家园的时候，不能仅仅把科技、经济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标杆，更要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道德关系作为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在“横向比较、纵向扬弃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德育观和新的德育范型。它以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教育和引导人们学会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6]。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

生态德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生态德育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1.生态德育促进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养成，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其中特别强调“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原因就在于，生态文明观念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范畴，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支撑，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更加清醒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生态文明意识包括生态忧患意识、生态科学意识、生态法律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等。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说明加强生态德育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80年代，尽管加强了环境保护的科技投入和环境立法，暂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使得发达国家的环境状况普遍得到好转。然而，到80年代末，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问题虽基本得到解决，但全球环境问题却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恶化。这说明：“割疮疗毒的办法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却并不能使之全面好转，环境问题必然潜伏着更深层次的内因，而不仅仅是单一的、科技不完善的问题；面对它，任何人想独善其身是徒劳的。这个内因就是人的生存价值观问题，透视环境问题须有人文视角。”[7]这里所指的更深层次的内因，是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即思想意识层面的培养问题。《21世纪议程》指出：“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的关键。教育对于改变人们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培养环境意识和道德意识，对于培养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公众有效参与决策的价值观与态度、技术和行为也是不可少的。”[8]（P92）通过生态德育，培养人们新的环境价值观和对待环境的态度，促进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和生态文明观念的养成，弥补以往人们往往注重环境保护的硬件投入而忽视生态德育的软件投入的缺陷，并且纠正以往只注重工程建设的推进而忽视生态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正确引导、忽视培养和发展保护环境的伦理精神的误区，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和动力。

提要：生态话语分析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强调“生态哲学观”在话语分析中的指导作用。论文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指出其3个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在此基础上，论文系统阐释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在判定语篇生态属性和引导人们日常行为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鉴于生态哲学观与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均属哲学范畴，其研究边界并不清晰，因此论文分别从阶级性、观念性和现实性3方面阐述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的相同点。同时论文也从研究视角、社会语境层面以及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区别生态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以厘清二者关系，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是当前德育研究过程中出现较多的两个新潮名词。在有些研究论文中，存在着混用的现象。同时，德育生态也是“德育工作生态模式研究”课题的核心概念，能否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与实质，直接影响研究的路径、方向和成果。因此，辨析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之间的区别，正确合理使用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德育生态与生态德育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概念不同

生态德育是近年来德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人们关于“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解释，尽管表述各异，但并无实质性差别。著名学者刘惊铎等认为，生态德育是指“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和互惠共生的生态观出发，开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更好地享用自然、享用生活，养成关心爱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意识、思想觉悟和相应的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它要在受教育者思想上树立一种崭新的人生观、自然观，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调控人对自然的盲目行为。”许多研究者指出，生态德育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教育活动”，或“一种新型的德育活动”，是“一种新德育观”，或“将一种新的德育观渗透在德育活动中”。生态德育是传统德育在内容上的拓宽，在领域上的延伸，显然属于德育的本体论层次。

目前学术界关于德育生态的研究还不多，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所谓德育生态，是指德育工作者从改进德育工作方式，增强德育效果出发，借助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遵循道德品质养成规律，消除德育工作中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创造一个和谐、快乐、自然的德育生态环境，维持德育生态系统的平衡协调，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自然生成。德育生态概念的提出是对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生态失调失衡的反思的结果，是德育方法模式的探索和创新，属于德育方法论层次。德育生态强调，德育工作一定要有生态观、系统观，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体，遵循学生道德生成的规律，协调好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社校关系，一切为学生的道德成长服务。德育生态重视的是德育的方法，关注的是德育的效果。

2、内涵不同

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上。生态文明不仅要积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还要积极促成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从哲学、经济学、科学技术的层面来研究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解决对策,对政治与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的关联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从政治的更广阔的背景出发,研究生态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提出包括生态文明内涵的新的政治理念,努力建构和谐的生态政治体系。

(一)生态政治的内涵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生态运动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80、90年代中,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生态政治就是把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统一整体,将建立可持续的社会、自然、经济作为其思考的中心,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变革政治价值观、政治思维和政治活动,从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到政策操作层次,如政治民主、政治决策、政党参与等,再到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配,直至国家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它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的和谐发展视为己任,反思现有政治体系的欠缺并调整之,使之能够更好地调整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在社会意义上的最优化。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生态政治是对过去政治理念的扬弃,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观。

(二)生态政治的发展及趋势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政治行为不仅要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且要把握自然生态规律的作用和影响。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越了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生态政治理论是生态文明的先声,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力量的又一次飞跃。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此后,在1979-1989年期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政府与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生态政治运动中,活动者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和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做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政治文明方向发展,这就是当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文明趋势。

(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生态化及其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党和政府提出了第五大政府职能———生态职能。探讨政府生态职能的目的在于寻找科学合理的生态治理方案，政府生态职能有效发挥有利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职能;生态治理

一、引言

生态职能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五大职能”，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不同于政府其他职能的定位和特性。贵阳市在发挥政府生态职能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城区绿化覆盖率，已经分别达到44．2%、43．5%，饮用水达标率100%，空气质量森林覆盖率、总体优良。

二、生态文明建设中阻碍政府生态职能发挥的原因

政府生态职能能否有效发挥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我国各地市在政府生态职能发挥的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发挥其中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缺乏国际交流。毋庸置疑，互相学习互相交流是提升自我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样，要想充分发挥政府生态职能需要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相互借鉴经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也曾经历过生态环境恶化的困扰，如今其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促进政府生态职能发挥的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人才队伍匮乏。政府生态职能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才引进与培养。政府要具备战略思维引进高端人才为发挥政府生态职能增添动力，如若没有相关人才的配备，那么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发挥将会变成一纸空文，政府生态职能的发挥也不会合理、有效，制定的相关措施更不会科学。我国在城市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在能够促进政府生态职能发挥的人才引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三)生态治理不够精细化。众所周知，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发挥是一个系统化工程，在这个系统化工程中包含的指标有空气质量指数、水污染指数以及噪音控制指数等等。我国政府在发挥其生态职能中缺乏将治理项目分类，还是运用传统的管理治理方式胡子眉毛一把抓，城市管理人员不仅要管理城市生活餐饮所带来的污染而且还要对城市噪音进行监测和治理，而城市管理人员对于噪音的监测毕竟不够专业，在城市噪音监测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应该将噪音治理分配给专业人员进行监测和治理，这样一来既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又可以确保其科学性。(四)财政投入力度有待加强。拥有财政大力支持是开展一切活动的重要保障，同样在发挥政府生态职能的过程中也需要地方财政大力支持。我国在发挥政府生态职能过程中，财政支持力度还不够。在发挥政府生态职能过程中高端设备的引进，以及人才培养都需要一定财政投入，缺少财政投入那么政府生态职能的发挥将会是一潭死水，会出现制定的方案无法顺利实施、会导致政府生态职能的发挥疲软、乏力、最终会导致政府生态职能失灵。

一、城市生态设计理念

伴随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MAB计划的提出，许多国家先后开展了城市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保护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状况的思想引入城市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并对未来园林发展的规划设想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景观行业发达的国家，生态主义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处理技术思想贯穿于整个设计的始终。对生态的追求与对功能和形式的追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后两者，占据首位。国内城市范畴的景观规划还相当落后，仍停留在传统的追求空间视觉效果的形式层次，生态原则只在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中得到少许应用。

生态设计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意味着设计应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生态设计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重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摒弃了掠夺式开发的弊病，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理想。

二、城市生态敏感区

鉴于城市处于快速拓展阶段，特别是建设需要大量土地资源，为了保障其建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应对城市空间作生态敏感性分析，并划分出不敏感区作为城市优先发展区用地。

生态敏感性分析通过对城市化特别敏感的自然生态因子加以叠加，用以界定易受人类损伤的敏感地带，加以控制保护。一般从饮用水资源、自然生态要素的人文价值、生态资产、工程地质情况等指标进行处理分析。根据生态敏感性程度，将市区划分为生态最敏感区、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4种类型。空间落实如下：

一、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用诺斯悖论概括，即政府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又有可能成为人为衰退的原因。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主导。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经济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虽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效用函数是不同的，但作为中央政府人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是双重的。因为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有必要将其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边界内。如果越过必要的行为边界，地方政府的行为可能会毁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视角下的金融生态

经济是金融业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的不利影响也会波及到金融领域，因此，地方政府行为是否规范，关系到金融生态的优劣。

地方政府行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