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范文10篇

财富问题一直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也是一个从未停止过争论的问题。16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即金银，对外贸易是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国内出口工业的生产。重农学派为了反对重商主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破坏，把受到大自然助力的农业看成是财富生产的唯一来源，认为工商业是不生产的，首次提出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但他们只是为了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并未将二者做对比性分析。而亚当·斯密则把社会生产劳动的范围从农业扩大到了工商业，第一次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对比分析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这对概念。

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的划分是双重的。一种解释是，生产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上，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增加，另一种劳动则没有这种作用。前一种劳动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可以称为非生产劳动。例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虽然主人也向制造业工人预付工资，但后者实际上并没有使主人花费什么，因为由工人投入劳动的对象的价值增加了，通常通过这个增加了的价值，就把工资的价值连同利润一起偿还给主人了。相反，家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佣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里，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另一种解释是，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相反，家仆的劳动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明确指出，斯密把生产劳动既定义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又定义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二者是矛盾的。马克思分别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区别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中，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考察的生产劳动。

不过，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得出的生产劳动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讲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值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里说的就不是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的生产劳动，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如果说第一种生产劳动的概念，即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得出的生产劳动的概念是同社会经济的历史形态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后一种生产劳动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工人“生产资本的劳动”和劳动者自己进行“商品生产的劳动”，前者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后者却不能。从这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两种定义是矛盾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述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同一种劳动既可能为生产性劳动也可能为非生产性劳动。他举例，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佣，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另外，一个制造钢琴的劳动者在工厂里生产钢琴是生产劳动，如果他被请到私人家里来做钢琴，就不是生产劳动。由此可见，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则是“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同一种劳动可能为生产性劳动，也可能为非生产性劳动，而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

一、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2012年河北省吸引外资总额为60.3亿美元，其中投资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额为3.891亿美元，占总比为6.45%，而山东省投资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额为26.9794亿美元，占总比为21.84%，江苏省投资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额为45.99亿美元，占总比为12.86%。其中投资于河北省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及商业服务业和金融业的FDI总额只有0.9255亿美元，占投资生产性服务业FDI总额比重为23.78%，而山东省为43.06%，江苏省为47.35%。

二、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和FDI问题解析

（一）生产模式落后，制造业升级和产业聚集进程缓慢，对生产性服务业内生性需求不足

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密集使用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原动力，而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造成生产性服务有效需求不足。河北省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河北省工业经济的比较优势产业，大量企业依然采用传统陈旧的生产模式，外包服务不多，致使制造业成本很高，效益降低，抑制了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作为中间投入的金融、管理、开发、设计、创新、广告等各个环节不能充分与制造业融合。

（二）科学技术支持力度不足，导致生产性服务业外生性供给不足

[摘要]文章首先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涵义和发展机制，并据以对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的现状展开分析，进而得出促进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机制江苏省

我国“十一五”时期就是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更好地发展服务业成为理论界和政策制订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关键，而服务业结构优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也是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生产性服务业的涵义与发展机制

1.生产性服务业的涵义。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者服务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生产性服务涵义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基本观点一致：生产性服务是市场化的非最终消费服务，是为企业、商务组织和管理机构等在生产、运作中提供的中间投入服务。生产性服务主要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投入，不形成直接的物质转化，但却能提高生产、运作过程不同阶段产出价值和运行效率。生产性服务业是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

2.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性服务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综合各种研究观点来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共同起着作用，形成生产性服务业经由起跑——加速——不断自我提升而进入上升通道的发展机制。

一、工序和工序分工的含义

工序主要是指生产者对整个施工过程的间断性划分，将生产最终产品途径的所有环节进行有效的区分和联结，进而保证产品的开发、设计以及相关的零部件的整合和制造，并将产品进行包装，同时一些品牌的更新和服务的设计等都能够有效地进行。而工序分工就是在全球生产性网络服务的发展过程中，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多个环节和工序，各个工序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了分离，并且通过这样的工序贸易来实现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完美分工。而这种工序的分工主要取决于整个生产流程中所需的工序的数量和区段[1]，将每个工序进行模块化的分解，能够有效地保证工序分工的细化，有效提高不同模块之间的工序的质量和水平，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良好发展。

二、工序分工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意义和发展思考

1.能够有效地拓展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贸易空间范围。在前几十年，我国对生产性的服务需求还不是很多，相应的生产性服务的规模也比较少。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人们对于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和扩展，特别是一些保险、咨询以及金融和审计方面的服务需求在不断地加快和扩展。因此，我们必须对相关的工序流程给予有效的完善和优化，进而有效推进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消费者的个性需求特点，在对商品的设计和工序的加工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和拓展。不断提高我国部门上产业性服务业的竞争水平[2]，提高产品的出口质量和水平，有力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大范围的拓展。2.有效地提升我国生产性服务的贸易能力和水平。国际的一些传统的分工理论认为，服务的这种无形化在处理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贸易是应该得到实现的，而服务是不应该纳入到这个贸易体系当中的。而不可纳入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很多政府的服务都是不能够进行贸易的；其次，行业的特点也对国际的分工理论造成了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对外律师和对内律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受到严重的限制；最后，还会受到一些技术性的缺陷，因为生产性服务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会对一些贸易的安全性以及相关的技术给予一定的严格要求，这就会严重地限制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通过对工序进行有效的分工，可以不断丰富生产性服务的表现形式[3]。3.工序分工对于我国生产性服务的贸易竞争格局予以完善。工序分工能够对我国的国际的产业模式和体系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通过良好地对工序进行分工，能够有效地突出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重要性，在这种多环节的监管和竞争下，就会提高中间产品的质量。人们在对中间产品进行产业生产的过程中，就会对降低产品的成本和提高产品的质量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而逐渐成为一种竞争力[4]，不断为工序分工提供更为有利的分工位置。从某种程度上，它也能够有效将工序劳动进行深层次的整合，不断对相关的工序和技术给予有效的升级。4.工序分工能够促进我国更好地加入全球化经济贸易当中。在我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中，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得到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进而能够有效地融入到全球化的产业发展结构中。跨国的企业需要挖掘出产业的价值链，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的任何环节和工序进行升级，逐渐在较低的成本中实现较高利润的有效增长。通过有序的分工，能够不断地建立完善的产业链，这样能够不断地对工序的分工背景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促进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凸显商业竞争优势[5]，使我国的一些具有绝对优势的要素能够有效地嵌入到全球工序的分工环境中，有效地融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济贸易体系中，有效实现国内附加值的有效增长。5.工序分工可能使我国的风险变动很大。工序分工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自由化发展，这在客观上能够有效地保证贸易的自由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贸易壁垒的阻碍，大幅度地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国家通过多种承诺方式来实现对生产性服务业贸易水平的深化，进而会更好地促进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除此以外，很多地区会确立一些歧视性的政策，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的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较快和更好发展。而且，市场的准入门槛降低能够有效地减少各国管制服务贸易的障碍，不断地完善市场中的各方的利益，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在更大的领域中得到可持续发展。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生产性服务贸易水平的发展还不够完善，相对国外的生产性服务贸易而言[6]，在技术上还存在很大的欠缺，这就导致我国在这种政策的改变上很容易受到激烈的发展进程的影响和排挤，在国际的贸易竞争中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6.工序分工能够导致我国的价值链被锁定在低端。工序分工能够突破传统的生产优势，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每个国家在对工序进行分工的时候，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流动性以及生产要素的分配进行资源配置和工序的模块划分，这样就会使中国的劳动力在发挥优势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这可能会严重导致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处于低端的生产性服务加工过程中，进而严重阻碍我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在工序分工视角下，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策略

1.合理地对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选择式开放。在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各个国家都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我国在对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发展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例如我国可以扩大金融和通信方面的服务，在这些方面上进行更好的强化和开放，进而有效吸引国外对本国金融领域和通信领域的关注。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行业垄断的现象予以严格的控制，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在我国生产服务领域中，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全方面的发挥，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鼓励一些民营和私营企业广泛地参与到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中来，能够不断地与市场竞争的行业优势进行有效的平衡，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贸易中建立完善的互动发展机制。在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加工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对相关的制造业也进行一定程度的西化分工，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结，促进二者全面发展。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由于服务贸易的竞争力不强，就严重导致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不能够迈入中高端[7]，从而导致货物贸易得到不良好的发展。因此，我们在保证货物贸易得到良好的规模发展的同时，要加大对生产性产业扶持力度，对国有的一些知识密集型的品牌和工序给予有效强化，大力发展与货物贸易进出口关联性比较密切的生产性服务，进而提高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建立良好的协调相关产业的政策，定期对一些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的信息和政策给予有效更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价值的信息服务有效保持。3.不断对生产性服务的贸易结构进行有效升级。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在生产性服务方面给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因此，我国要想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占有稳定的发展地位，就需要对相关的产业结构进行有效的升级。这需要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积极地促进科技成果的应用及形成，实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现代化，是对相关的商业模式进行不断的探索，进而有效地实现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长久发展。

摘要：文章根据2000-2008年相关数据，将上海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上海货物贸易进行相关性检验。分析表明上海货物贸易与生产性服务贸易存在依存性，但未出现差额替代，且上海货物贸易进口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增长拉动作用较大。从结构看，上海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对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广告宣传的出口影响较大，对通讯服务和保险服务的出口影响较弱。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相关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粘合剂，其地位越发突出。关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性服务贸易的重要性研究。Francois（1990）建立了一个生产性服务部门外部专业化的贸易模型，提出各国积极参与生产性服务贸易，有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内的专业化水平和融入国际专业化进程。VanMarrewijk（1997）在传统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服务技术差异和服务密集度差异，研究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最终产品贸易的作用，指出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或减退最终也会使该国的产品贸易失去优势。Markusen等（2005）则从更加微观的层面研究了一国进行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并指出当一国生产性服务缺乏时可引进国外较先进的服务要素，以弥补国内最终产品由于缺乏相关服务投入所导致的比较劣势。

2.生产性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依存关系研究。国内外很多学者大都认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作用。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源于随着货物贸易扩张所引起的服务需求，是货物贸易核心效用的派生效用（陈宪等，2000）。更多的学者（Robinsonetal.，2002；李静萍，2003；郑吉昌，2003；夏晴，2005；曲风杰，2007）则从服务贸易整体论述两者间的依存关系，指出货物出口对服务出口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服务贸易为货物贸易的升级和转型创造条件，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胡景岩（2008）则从总量关系上指出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呈正相关，且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附加值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

1上海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现况

1.1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检验检测机构在国内的发展。随着加入WTO的深入，很多国外知名权威的检测机构及其仪器已进驻上海。上述调查中，纯境外以及港澳台地区投资46家，仅占总量的5.0%，营业额为51.23亿元，占总量的28.6%，从业人员12886人，占总量的22.3%，这给长期处于政府保护状态下国有检验检测机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因为管理和技术层面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后，检验检测市场的较无序竞争，一些检测部门（民营机构较多）的检测结果经常受到许多质疑，这给市场的稳定、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的形象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甚至离“权威”二字相去甚远。1.2政府方面的现状和思考。一定领域的检验检测行业都长期处在政府的垄断经营之下。保护的时间长了，市场化意识谈薄是其必然的结果。很多检验检测机构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些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附属单位而运作，尚未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发展及管理模式。由于上述原因，一定量的检验检测机构（如建工检测机构）长期停滞于低水平的重复发展态势，因此造成了政府垄断成分高、技术门槛低的现状。1.3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现状。检验检测行业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行业。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可和行业资质管理本身就是政府调节的手段，上海的检验检测市场尚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政策的有利于否，直接关系到该行业的生存与发展。行业自身没有独立自主政策决议权。广东、浙江等更为开放的市场成长起来的众多检验检测机构越来越多跨区域在上海建立分支机构，抢占上海检测资源。上海一定量的国有检验检测机构由于所服务行业本身的萎缩或市场观念淡漠，有的行业检测机构已面临生存危机，存在检测人员知识老化、设备陈旧、检测技术落后、服务意识淡薄，散、小、乱、弱的状况。对上海928家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分析，技术服务行业年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属微型企业为242家，在已统计的检测机构中占26.1%；年营业收入100~1000万元的属小型企业为444家，在已统计的检测机构中占47.8%。按此统计口径，上海市技术检测行业近80%的企业属于微、小型企业。1.4检验检测从业人员的发展现状。上海市928家检验检测机构中，各类检测从业人员共计57663人。从学历学位分析：博士、硕士8703人，占总数15.1%；本科24525人，占总数42.5%；大专及以下24435人，占总数42.4%。作为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态，上海的检验检测行业的从业人员超过40%以上的从业人员无法达到大专以上的学历水平，而且高学历的人员多集中在不足总量10%的大型或外资检测机构中，人才资源的不足将是阻碍上海检验检测机构发展的最大的不利因素。

2检验检测行业存在问题及思考

由于社会进步的需求，检验行业早已走上了一条不可退缩的道路。为了更好地走在这条道路上，必须在检验检测机构的质量和从业人员的素质上投入较大的努力。2.1行业规模小、缺少品牌。上海现阶段80%检验检测机构属规模小、产出少，对上海市检验检测行业的发展规模缺乏有力的支撑，既难以实现技术检测行业集约化发展，也不利于检测行业优势品牌的培育。这方面与国际知名品牌检测公司相比有较大差距。以沪上知名某外资检测机构为例，该公司2016年业务收入（人民币）16亿元多，相当于沪上400多家中小检测机构年收入总和；该公司服务范围覆盖农产品、矿产品、石化产品、工业品和消费品检验、鉴定、测试，贸易保障服务和国际认证服务，并逐步发展到环境、汽车、生命科学和节能减排等新兴领域，服务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上海市农口系统、医药系统、环保系统、食药监系统、质监系统的检测机构；该公司服务能力通过CNAS资质认定超过10000项，更是中小检测机构无法企及的。针对这一问题，应“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品牌建设”。目前上海检验检测市场比较分散，条块分割，缺乏整合市场的动力，也缺乏统一的具有广泛知名度的品牌。为此，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尽快制定推进上海检验检测行业品牌建设的规划和激励政策，促进和培育一批检验检测行业龙头企业，营造树立中国检验检测品牌乃至世界性品牌的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2.2行业人力资源不足。针对上海检验检测行业，低学历低技术能力的从业人员超半数的现状，要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充分发挥现有各单位、各部门包括高校、科研单位人才的优势，积极开展合作交流，有效整合人力资源，推动上海市检验检测从业人员的机构优化。除了政府的引导扶持，检验检测机构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在人才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克服现行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在分配制度、用工制度、培养制度上大胆创新，增强机构的人才优势；加强岗位职业培训，加大基础人才培养力度，为检测机构发展提供更多合格的高技能人才；加快培育一批检测领域各专业的领军人才，使各检测机构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技术先进，与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方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动态相适应的检测专业队伍。

3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上海检验检测行业的现状，希望政府、行业、企业和机构共同努力促进检验检测机构发展，优化整合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推进上海检验检测机构向“专业化、集团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综合发展，为上海生产制造业特别是新兴战略产业提供专业技术保障和支撑。

[摘要]据统计，目前北京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优势突出，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最快，且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均快于地区经济增长。分析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比较意义重大。通过比较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背景与特点，选取2008年至2017年京沪深三个地区的数据为样本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吸纳的影响作用，得出结论京沪深地区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地区就业吸纳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弹性影响，且弹性较大，只是就业弹性低于经济增长弹性。因此，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重要驱动力。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面板数据；弹性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工业生产过程提供保障服务的产业，它依附于制造业而存在，是由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部门独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并以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从而提高劳动投入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范围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与租赁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等。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正经历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变的阶段，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驱动力。生产性服务业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辛格曼提出，随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1]。在国内文献研究中，钟韵等[2]从全国、区域以及广州市三个层次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周孝等[3]根据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资源禀赋，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优势；张军超等[4]利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结构与各产业的融合，指出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具有较强的增强效应；等等。这些探索和研究，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特征与作用开展了系统的论证，并大多以单个发达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如下侧重北京、上海和深圳三个发达地区(简称“京沪深”)作为典例，通过比较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背景与特点，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吸纳的影响作用，为推进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考虑数据来源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这里将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探业所包含的各个行业。

一、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差异与增速变动

(一)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结构差异。这里，从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总量、增加值占比(占第三产业)以及就业人数占比(占第三产业)的角度比较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差异。(数据来源：2009-2017年京沪深《统计年鉴》、2018年京沪深《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所得)在2008-2017年期间，从总量上看，2017年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分别达到13836.6亿元、11375.8亿元和6795.3亿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了3.08倍、3.13倍和3.49倍；2017年的就业规模分别为502.5万人、372.5万人和186.8万人，比2008年分别提高了1.78倍、2.16倍和2.54倍。可见，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规模最大，规模优势明显；上海和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规模比例提升高于北京。诚然，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规模的变化，受地区面积、专业化分工、工业化程度、产业融合程度以及产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京沪深三个地区，北京地区面积最大，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北京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至2017年底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0.6%，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占比均最大。上海地区GDP总量最大、常住人口最多，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重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约为北京市的两倍，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仅低于北京。深圳地区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受地区面积较小、常住人口较少的因素限制，地区GDP远小于北京和上海，但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则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也高于北京和上海。从产业结构上看，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动的影响，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其增加值比重与就业比例均得到快速提升。2017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上海近十年生产性服务业迅猛发展，增加值占比已超过深圳；相对而言，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缓慢，增加值占比变化较小。在吸纳就业方面，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明显提高。其中，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上海上升了11.3个百分点，深圳也提高了10.3个百分点。因而，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最大，在第三产业中吸纳就业的比例接近一半；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提升最多，而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比例较低。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差异，主要源于区位优势与地区产业发展特点所致。其中，北京作为首都，处在产业经济信息的中心，其金融业、信息传输、科学研究及技术服务、交通运输与旅游业等发展迅速，带动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这些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高于第二产业，进而使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比重、就业人数占第三产业人数比重明显居高。上海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物流商贸中心，繁茂的物流网络致使上海金融业蓬勃发展。与北京相比，上海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齐头并进发展，尽管地区GDP总量高于北京，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就业人数方面稍落后于北京。深圳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北京和上海；深圳以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作为其三大支柱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尽管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与就业人数规模小于北京上海，但在第三产业内部，其增加值占比与就业人数比例与北京和上海相差较小。(二)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增速与地区。GDP增速的比较在2008-2017年，由复利法测算得到，京沪深GDP年均增速分别为10.51%、8.66%和12.48%，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13.32%、13.51%和14.91%，可知，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均高于其地区经济增速。计算的环比增速(忽略价格因素)显示(见图1)，同样，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环比发展速度高于地区GDP环比增长。一方面，深圳地区GDP增速最快，其环比增速明显高于北京和上海，而北京的环比增速则高于上海；另一方面，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环比速度交替变化上升，表现出三个地区在追赶着快速发展。近几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环比增速超过北京和上海，2017年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8%、10.62%和15.8%。因此，京沪深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尤为突出和迅速。

二、京沪深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弹性影响分析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实现协同发展的国际借鉴

为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如何与制造业实现协同发展，拟从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韩国、新加坡等国进行分析。但是，上述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故此可认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其集群化发展是实现两者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

（一）美国。制造业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服务业增长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但是，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对经济的贡献下降较快，出现了相当明显的“产业空洞化”现象。美国为扭转经济发展格局而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旨在引导资源由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制造业转移。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通过各种措施在促使制造业降低成本、恢复竞争力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收缩。此外，为实现与制造业的有效对接，同时突出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和新兴产业区积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如在硅谷扶持研发、设计、金融业、中介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

（二）日本。日本的制造业在1956-1973年间逐渐发展为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布局，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且在1974-1991年间实施了从能源、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化的产业转型升级。就总体而言，日本的产业升级路径可认为是劳动密集工业、重化工业、高加工度组装工业、技术密集工业与服务业协同主导推进的，即制造业积极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对接是实现有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日本对服务业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完善动态的统计调查系统和相关的政策体系、设立日本服务质量奖和服务研究中心，进而带动集群化发展。

（三）英国。英国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主要采取了解除公司注册方面的壁垒以鼓励兴办企业、开放资本市场促使企业融资更加容易、政府做好咨询服务并对企业发展进行指导、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劳动者从事服务业的能力等四方面的措施。如，政府通过相关法案、白皮书及具体措施、设立重大机构等做法，确保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顺利实施。英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与其主导产业密切相关，如鉴于英国的生物技术企业总数约占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1/3，因此英国政府围绕生物技术产业形成了多个生产性服务业集群且特色明显，主要包括提供一流的研发服务体系、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配套的专业化服务机构和健全的劳动力与用人机制。

（四）意大利。意大利的经济发展主体为中小企业，由此中小企业如何实现集群是政策的重点导向，进而如何对已经形成的纺织品、皮鞋家具、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内的199个产业集群实现有效融合与对接是意大利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议题。意大利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的趋势较为明显，即制造企业通常负责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则主要交予专业性的服务机构。政府主要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中介服务与教育培训等发展较快、行业协会积极发展作用等方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集群发展。如，有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与低息贷款，同时政府也设立了专项基金用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研发支持。

0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创新的源泉[1]。相应地，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多学科竞相研究的热点，地理学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事实上，西方对于服务业的研究由来已久，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从业人口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大规模转移的趋势，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地理学者对服务业给予了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重点多集中于生活性服务业(servicesofhouseholds)，而生产性服务业方面仅从物质规划的角度对办公楼空间布局和空间联系进行初步探讨[2-5]，总体来看是被忽略的。1980年以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它逐渐成为服务业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的视角、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参与研究的学科和实证城市不断增多。Browning等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其他企业和公共机构提供服务的服务业类型，主要包括金融、保险和商务服务业，如广告、市场研究、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其他智力服务等[6]。也有学者将货物存储与运输、劳务出租、办公清洁等也包含在生产性服务业中[7]。但总体上，Browning等的定义和分类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8]。与其他学科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地理学研究侧重于空间属性分析，内容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分布、空间行为、产生的区域和空间影响等方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西方生产性服务业地理学研究进展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地理学者和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普遍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源于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9-17]。外部化主要是指服务活动由原企业内部生产转移为由外部企业生产的过程[10]。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集中生产体系逐渐瓦解的时期，之前大规模的生产体系占据主导地位，“凯恩斯”式的经济管理保证了对大规模工业产出的持续需求。但是，经济上的“滞胀”现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政治上要求撤销福利机构的“新保守主义”的出现，使得灵活性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体系诞生。实现灵活性生产的方式之一就是生产的垂直分工，原来内部包含的很多部门被拆分为若干个小部门，通过市场上的外部交易实现灵活性合作，即通过垂直分工和分包实现生产的外部化。灵活性生产体系兴起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很多学者用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Rajan等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具体实例研究，认为英国1979—1985年商务服务业就业快速增长过程中，外部化所起的作用占43％左右[11]。Lewis从劳动力的角度指出，行业内部提供服务的劳动力被外部所代替，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原因[12]。Barcet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指出，与外部服务业建立长期的协作关系有利于使用者降低交易费用[13]。Hatch强调企业对于市场反映灵活性的需求，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4]。Hansen通过对丹麦制造业企业的调查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有利于降低生产风险和应对偶然需求，有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技术[15]。Geo认为企业内部的技术缺陷使得企业对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必须通过外部购买实现，进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16]。Perry认为由于企业需要专门化的服务部门提供相对独立、公正的服务活动，如独立的审计和鉴定服务、专业化的法律咨询、项目的专门化评估等，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17]。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经济环境变化、服务贸易发展和技术进步等也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18-20]。Coffey等认为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18]。Porter认为产品生产周期的缩短使经济活动运行的环境逐渐复杂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因素之一[19]。Gillis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其已经转化为具有基本活动特征的产业，它的对外输出促使自身的快速发展[20]。

综上，生产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趋势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灵活性需求、内部技术缺陷、寻求独立的第三方服务、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等共同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趋势。与此同时，经济环境的变化、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也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一、门槛回归模型检验的实证结果

在门槛变量方面，就系数符号的变化方向来看，门槛变量系数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变，这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并非总是正向促进作用，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渐进过程。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制造业升级起到抑制作用，但随着集聚水平的不断提高，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其对制造业升级又变为促进作用。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因集聚而产生的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产性服务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是在制造业企业将生产服务外包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的结果。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不断发展，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集聚成为其主要的发展形式。根据集聚的不同阶段，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结合本文前文中根据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和门槛值的相对大小划分的四个集聚区间，低集聚水平属于萌芽期，中等集聚水平和较高集聚水平属于成长期，高集聚水平属于成熟期。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其集聚水平相对较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不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因此，此时制造业各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服务内部化，这样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就会与制造业各企业抢夺相关的人力资本、资产投资等资源，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这种效应会阻碍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则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升级，其促进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集聚，能够深化自身及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制造业运行效率。制造业将某些相关的生产服务外包给专门的服务企业，有利于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活动中，从而能够促进制造业向生产价值链的中高端延伸。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集聚在一起的生产性服务业之间会进行相互竞争，这样有利于多样化、高质量、低价格生产服务的提供，因而，制造业将相关生产服务外包会节省大量成本，而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凸显出一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也有利于制造业成本低的降低。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形成技术创新网络，有利于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扩散和渗透。生产性服务业在相对较近距离范围内的集聚，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使得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彼此之间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创新网络的形成不仅能够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科技创新，还能够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关键是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总效应。总效应为资源争夺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合力，即总效应=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萌芽期和成长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质等资源，这就使得其具有相对较强的资源争夺效应，而此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规模尚未形成，其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最终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强于集聚效应的正向作用，因而总效应的方向是负向作用，所以在这两个时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体现的是阻碍作用。但是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进入到集聚的成熟期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稳定，其集聚效应不断突现，而此时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考虑到成本、专业化等因素，倾向于将其生产服务外包，因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此时期的资源争夺效应相对减弱。正的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负的资源争夺效应因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程度提高而不断减弱，最终使得集聚效应强于资源争夺效应，因而总效应的方向为正向作用。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这一时期的外在的体现即是能够促进制造业的升级。门槛变量系数由负变为正就反映了上述总效应的变化过程。进一步观察表3各门槛变量系数的数值还可以发现，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低集聚水平向中等集聚水平过渡时，门槛变量系数由－75.9499变为－82.7560，就数值的相对绝对值大小来看，负向作用变强;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中等集聚水平向较高集聚水平过渡时，控制变量系数由－82.7560变为－62.9118，负向作用减弱。这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萌芽期向成长期过渡时，因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数量迅速增加，使得其资源争夺效应相对萌芽期明显增强，而集聚效应虽有所增强但是其程度相对较小，因而总效应结果是负向作用增强。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长期内，随着其集聚规模的变大，集聚效应有所增强，但集聚效应仍弱于资源争夺效应，而在这同一时期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资源争夺效应开始变小，因而总效应的结果是负向作用减弱。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不同阶段的资源争夺效应、集聚效应和总效应情况如图4所示。图中OA段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和集聚效应都在逐渐增强，但是资源争夺效应增强的程度大于集聚效应，因而总效应体现为资源争夺效应，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的抑制作用。随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不断加强，集聚进入成长期，即图中的AB段。这一阶段，资源争夺效应先是迅速增强，到达顶点后因与制造业的协同性开始显现而使得争夺效应逐渐减弱，在这一过程中，集聚效应虽然也一直在不断增强，但是增强的程度明显小于资源争夺效应。因此，这个阶段中的总效应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且其作用程度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在B点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集聚效应与负向资源争夺效应相互抵消，总效应为零。B点之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个时期内，资源争夺效应仍在逐渐减弱，集聚效应开始充分显现，其正向作用强度开始超过资源争夺效应的负向作用，因此总效应由负向变为正向，表现为对制造业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方面，就估计结果的符号而言，四个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具体来说，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250，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对制造业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相关知识，从事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而且工作效率也相对较高，有利于发挥创造性作用，从而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资本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052，而且估计结果显著。制造业的升级离不开先进机器设备等的支持，对制造业固定资产等的投资，可以为制造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进而加快制造业升级进程。科技进步对制造业升级也显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说明科技进步在制造业升级中的作用仍有待于提高。制造业出口对制造业升级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分工中我国显示出了明显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位于国际生产价值链的底端，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装配以及国际代工为主，产品的设计和研发能力薄弱，拥有的主要是最简单的加工能力，因此，我国的制造业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常年处于这种国际分工形势下，虽然每年制造业的出货值很大，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的加工生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较强，但出口的产品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科技含量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制造业的升级。总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使得对外出口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在量(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方面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制造业质的提高方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