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范文10篇
时间:2024-03-12 1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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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调味品生产销售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调味品生产和销售管理,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根据《河北省调味品生产销售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调味品,是指用于人们日常餐饮的酱油、食醋、酱类、料酒、味精、腐乳以及其他具有调味功能的食品。
第三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调味品生产销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市商务行政部门负责本市调味品生产销售的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商务行政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调味品生产销售的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卫生和工商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调味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从事酱油、食醋等调味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市调味品生产销售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调味品生产和销售管理,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根据《河北省调味品生产销售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调味品,是指用于人们日常餐饮的酱油、食醋、酱类、料酒、味精、腐乳以及其他具有调味功能的食品。
第三条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调味品生产销售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市商务行政部门负责本市调味品生产销售的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商务行政部门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调味品生产销售的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卫生和工商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调味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从事酱油、食醋等调味品生产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农业局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通知
各市、县(区)农牧(农业、畜牧)局:
现将《农业部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瘦肉精行为的紧急通知》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是国家法规明令禁止在饲料和饲养过程中使用的药品,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暴利,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瘦肉精,直接危害畜产品质量安全,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最近发生的广州的食用含有瘦肉精猪肉中毒事件表明,仍有不法分子顶风作案,危害人民身体健康。
为保证城乡居民食品消费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饲料和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各地要进一步强化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和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的行为。
一、高度重视,落实安全监管职责
各地畜牧饲料管理部门要认清瘦肉精等违禁药物危害的严重性,按照畜牧饲料监管职责,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做好协调衔接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落实工作措施,查找薄弱环节,细化工作目标,主要领导要亲自指挥部署;逐个区域、逐个企业、逐个基地、逐个产品的整治,整治一个巩固一个,彻底消灭监管盲区,决不留监管死角,切实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
县辣椒干生产销售调研报告
*县总面积856.45平方公里,全县辖14个乡镇,有总人口46.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8万人,全县有耕地55.4万亩。*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具有传统的历史洲源,特别是辣椒种植在农经作物种植中占有很高的份额。自七十年代以来,经过多方的技术推广,种植面积、产量在逐年扩大,辣椒的生产由原来的自给经济发展成为了辣椒商品生产基地,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生产状况:
*县近三年来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4万亩、产量维持在8000吨(干椒)左右。其中:2000年种植面积6.18万亩,产量1.08万吨,产值8640万元;2001年种植4.5万亩,产量8010吨,产值6480万元;2002年种植4.5万亩,产量7807吨,产值5465万元。
全县辣椒生产几乎遍布所有乡镇,在四个乡镇生产比较集中,其中:青化镇15000亩,雍川镇5000亩,蒲村镇、祝家庄镇各2000亩,益店镇6000亩,凤鸣镇4000亩,五丈原镇2000亩,大营乡1500亩,枣林镇1500亩,故郡乡1000亩,京当乡1000亩,安乐镇1500亩,蔡家坡镇1500亩。
*县为了推动辣椒商品化生产,提高商品质量和产量,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马江镇建立了优良品种培育、繁殖基地,先后培育出了椒中之王的秦椒8812、8819两个优良品种,培育的新一代优良品种“岐椒981”2002年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审定,目前在大面积推广种植。该基地每年为辣农提供优良品种2000斤,种植后可产高品质优良干辣1万吨。
二、购销情况:
调味品生产销售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调味品生产和销售管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本省调味品工业健康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调味品,是指酱油、食醋和酱以及其他具有调味品功能的食品。
第三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调味品生产和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调味品生产和销售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并组织实施调味品行业的发展规划;
(二)监督检查调味品的生产、贮存、运输和销售活动;
药学专业生产销售见习报告
一、实习单位简介
1.实习单位:药店连锁店学院路分店、仓储部、北清路分店
2.实习岗位:实习营业员.保管员.制单员.养护员.营业员兼收银员.值班经理3.简介:药店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十三年间迅速发展成为市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连锁药店。除专营中成药、西药、保健药品、保健器材、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计生用品,还兼营母婴、家居、化妆、礼品、图书、音像等共10000多个品种。目前,拥有零售连锁药店、专业药妆护理店、健康社区店、商超店、爱心门诊店和母婴家居网上购物平台等42家直营店。其中,魏公村分店、中关村南路分店、北苑分店、马连道分店、万寿路分店等日营业额均在万元以上,深受广大人民的信赖。
二.实习概况
1.来到先在学院路分店做了一个月的实习营业员,职责是每天负责药品摆放,清洁整理,标签价码对应等工作,向顾客正确推介OTC药品,及时介绍药品的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使用禁忌等相关知识,保证用药安全。中药配方坚决执行处方调配制度;西成药凭处方销售处方用药,二者按处方复核制度双签名,保证无差错事故。另外负责相关柜台药品质量与养护,以及服务投诉的前期处理工作。商品信息和在柜药品短缺情况上要报经店长,对责任区内的药品数量帐实是否相符负经济责任。
2.一个月之后被调到仓储部做一名药品保管员,职责是每天根据办公室打印的各店配送单,给各店进行配货、复核及装车,负责管辖区药品的上货、查对、摆放。每天库房新到的货物需要建立卡片账,发货时要严格核对品名、规格、厂家、批号、数量及效期,药品在货架上要摆放整齐,方向一致,绝对禁止出现液体倒置等现象。之后又在仓储部转做制单员,职责是每天依据各店的领货表来打印各店配送单,负责配送单的盖章、校对、整理以及货物的查数、各店的信息反馈。打印配送单要格式相同,不同类的药品要分开打印,主要分为中药保健类、西药外用类、生物制品类、医疗器械类、中药饮片类及其他类,对各连锁店的配货件数要详细统计并打印,一式三份,对各店的配货问题反馈要详细记录,并追查责任人。之后在仓储部被转为药品养护员,并考取了药品养护验收员证,主要对各库区的温湿度进行有规律的记录,做好库房内防鼠、防晒、防潮、防风等工作,并定期做药品养护记录。
生猪生产销售及价格的考察汇报材料
今年月份以来,常宁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市内生猪销售困难,饲料价格上涨,生猪价格一跌再跌,绝大部分养殖户处于亏损养殖状况,严重挫伤了养殖户的积极性,影响了我市生猪生产的正常发展。针对养猪难、卖猪贱这一情况,为准确把握目前我市生猪生产和价格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月31日—月2日,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市畜牧局、市商务局、市物价局、市生猪定点屠宰办公室抽调专人参加,组织赴兰江、洋泉、柏坊三个生猪规模养殖乡镇和康佳利、聚一同两家城区生猪定点屠宰场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三个乡镇生猪养殖生产情况
我们选择兰江、洋泉、柏坊三个生猪规模养殖乡镇作调查对象,其中,兰江乡和柏坊镇实施了生猪定点屠宰,而全市大镇洋泉镇没有实施。通过调查、座谈、走访,我们发现,一是三个乡镇的生猪养殖大户都呈现增加的趋势。兰江乡的生猪养殖大户由去年的11户增加到今年的16户,洋泉镇增加6户,达到34户,柏坊镇增加2户,达到13户。二是三个乡镇的生猪存栏量较去年相比有升有降。据三个乡镇畜牧站提供的年动物春防数据显示,兰江乡生猪存栏量为3800头,较之去年同期的3467头,增加333头;洋泉镇生猪存栏量为5647头,较之去年同期的7849头,减少2202头;柏坊生猪存栏量为6218头,较之去年同期的7250头,减少头1032头。从数据看,生猪存栏量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兰江乡养殖大户刘罗明反映,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春防是今年2月底搞的,很多养殖大户还没有进猪仔入圈,所以数据看起来整体有下降。而真实的情况是,受前两年养猪的高利润刺激,养殖大户增加,原有大户又扩大生产,现在生猪销售困难,生猪存栏总量应该是增加的。三是三个乡镇的生猪养殖户都处于亏本养殖。我们走访了兰江乡刘罗明、洋泉镇张建军,柏坊镇谭泽英等7户生猪养殖大户,他们普遍反映,现在生猪销售价格低,饲料涨价,生猪养殖处于亏本状态。以一头120公斤的成猪为例,年初的收购价为7.60元/斤,现在为4.70元/斤,一头成猪直接损失696元。四是乡镇定点屠宰场均从本地养殖户收购生猪。我们从兰江、柏坊定点屠宰场了解到,兰江、柏坊两个屠场均从本地养殖户收购生猪,价格在4.60-4.90元/斤不等,日平均屠宰量兰江乡为3头,柏坊为5头。洋泉镇日均消耗生猪量在8头左右,由零散屠工收购宰杀。另外镇内有几家屠工同时申请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场,因为关系没有协调好,洋泉镇没有签章同意。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于城区生猪零售价要低于乡镇,像兰江、柏坊、宜潭等城乡结合部的乡镇有的村民已经频繁进城购食猪肉了。
二、全市生猪养殖整体情况
我市是农业大市,生猪生产在我市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我市生猪生产逐步由过去的散养变成现在的规模养殖为主。据市畜牧局提供的数据:目前,我市共发展规模养殖户2970户,其中年饲养生猪5000头以上的3户,3000头以上的12户,1000头以上的79户,500头以上的173户,100头以上的1703户。年第一季度生猪存栏57.30万头,较去年同期的51.86万头,增加5.44万头,增长10.5%;出栏生猪20.60万头,较去年同期的34.18万头,减少13.58万头,降低39.7%。
三、全市生猪定点屠宰情况
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刑化探讨
摘要:在以“民生刑法观”及“风险刑法”理论指导下,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罪删掉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使得该罪从具体危险犯变为行为犯。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争议不断,“聊城主任医师开假药案”及“陆勇案”更是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从刑法所保护的该罪法益和刑法谦抑性这两方面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重刑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生产、销售假药罪;法益保护;刑法的谦抑性
2019年2月25日,一则聊城主任医师为患者开假药的新闻播出后,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之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情况通报,医生陈宗祥在对患者王某禹临床治疗过程中,个人私自向患者家属建议使用未经国家批准生产、进口的“卡博替尼”药品,违反《执业医师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陈宗祥建议使用假药行为,给予责令暂停一年执业活动的处罚,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免去肿瘤二区科主任职务。与此同时当地公安机关称已经成立专案组,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该案引发各界尤其是医学界强烈关注。2019年3月24日,山东省公安厅官方通报称,依法对事件主任医师陈宗祥、转卖药品的病人家属王清伟作出终止侦查决定,二者行为均被认定不构成犯罪。另一起引发激烈讨论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陆勇案”,结果是检察机关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决定对陆勇不起诉。这两起案件的起因都是由于当事人违反我国药品管理制度,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在引起社会各界激烈讨论后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这两起案件虽然了结了,但由于类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可能出现,因此,对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反思就更加有必要按照刑法谦抑性原则确定其所保护的法益内容。
一、生产、销售假药罪认定假药的形式与实质标准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假药的认定只从形式上作出规定,在认定假药时需要依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规定。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假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假药:(一)药品所含成份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份不符的;(二)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假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身不具备真药实质内容,另一类是按照假药论处的情况。在按假药论处的情形中除了药品变质的、被污染的,其他都是违反药品监管制度的,并非对药品本身的质量进行实质认定,是以是否经过批准来认定假药,这类假药属于法律拟制的假药。现实中许多需要救治的患者从国外购买药品,这些药品具有治疗效果,在国外是合法注册的,只是由于没有经过我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而被认定为假药,进而导致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客观上救治了很多深陷绝境患者生命的行为受到刑事制裁,对该罪名的认定是值得反思的。“聊城主任医师开假药案”及“陆勇案”即是因为购买没有取得我国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被认定为假药。这种不是以药品本身的疗效进行实质的真假判断,而是以违反药品管理制度的形式认定假药,这样的假药认定标准其合理性本身即存在疑问。笔者认为我国《药品管理法》立法目的是保证药品质量,保障人体用药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而加强药品管理只是手段,药品的真假应以药品的治疗功效为实质判断标准。
二、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的法益内容
开展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的通知》(工商市字[2008]42号)要求,从2008年6月1日起,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并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为进一步贯彻国家总局通知精神,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出发点,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依法行政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并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引导、鼓励群众合理使用塑料购物袋,减少“白色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建立塑料购物袋销售市场准入制度和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的长效监管机制,杜绝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杜绝经营者无偿或变相无偿提供塑料购物袋现象,引导经营者销售和使用合格、环保的塑料购物袋。
三、整治措施和重点
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回顾与前景
一、对现行食品安全刑法立法沿革的回顾
(一)对食品安全刑法立法阶段性变化的梳理。
从立法时间上划分,我国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行刑法阶段。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是刑法第一次规定食品安全犯罪。第二阶段,为刑法典阶段。这是食品安全犯罪法典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1993年单行刑法的规定进行修订完善编纂入《刑法典》中。第三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为《刑法修正案(八)》)阶段。在国内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立法机关将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纳入立法议程,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并且增加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比较这三个立法阶段,可以看出,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有如下特征。第一,立法模式的变化。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1993年《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采取的是结果犯的立法模式,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危险犯的立法模式,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加以延续。①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三次立法采取的都是行为犯的立法模式。第二,立法调整范围的变化。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993年单行刑法只规定了生产行为(即掺入),没有规定销售行为。②1997年《刑法典》补充了销售行为的规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延续这一规定;1993年单行刑法和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扩大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就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单行刑法和《刑法典》没有特别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将这一行为特别规定为犯罪。第三,法定刑的变化。主刑规定上: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1993年单行刑法法定刑较重(7年以下有期徒刑),1997年《刑法典》法定刑较轻(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八)》予以延续。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行刑法和《刑法典》规定一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取消了拘役刑。附加刑规定上:就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单行刑法设定并处罚金刑,《刑法典》设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并且明确罚金刑的量刑幅度是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并处罚金刑,并取消了量刑幅度的规定。就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单行刑法规定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刑法典》延续这一规定,并明确量刑幅度是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刑法修正案(八)》调整为并处罚金刑,取消了量刑幅度的规定。
(二)对食品安全刑法立法阶段性变化的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食品安全刑法立法呈现出严厉化的趋势。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为例,其从最初的结果犯立法模式转变为目前的危险犯立法模式,从而使刑法对食品安全的保护阶段直接前置,避免在发生严重后果后才发动刑法,符合保护公众健康权利的要求;其主刑虽然表面上比1993年单行刑法轻缓,实则因为立法模式的变化更为苛刻,将拘役设为最低法定刑,与危险犯立法模式相结合,目的在于实现对此类犯罪的尽小尽早规制;其附加刑从原来的并处模式,历经并处或者单处的过程,回归到并处模式,是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经济犯罪属性认识的回归,即对经济犯罪,财产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遏制犯罪所必需的。但是,一方面,刑法对现有食品安全犯罪规定的修订,仍存在着保护不力的问题。具体体现在:
(1)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危险犯的规定上。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和抽象的危险犯。本罪是具体的危险犯,以产生“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危险作为构成要件。根据最高法、最高检2001年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这一危险的认定,需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这在实际中会导致刑法保护的滞后性,即仅仅行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尚不构成本罪,还要求作出发生严重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患危险的鉴定才能充足构成要件。相比之下,其他国家食品安全犯罪立法鲜有采用危险犯立法模式。如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301条规定禁止行为,303条规定“违反301条规定的,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00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并罚”,日本《食品卫生法》第6条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禁止销售等,第71条规定违反第6条规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三百万日元以下罚金,都无类似危险认定的规定。[1](p236,262)另外,食品安全犯罪的追责滞后性,也可能很大程度上“架空”现行危险犯的规定。在大多数食品生产已经高度工业化的条件下,司法机关适用本条发动刑罚权主要根据: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认为可能出现刑法规定的危险,或者消费者受到伤害后向司法机关报案(消费者主动发现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可能性较低,尤其是在食品生产这样相对专业的领域)。后者实际上已经超出危险范畴造成了实害结果,而前者目前并不多见。因此,本罪设定危险犯,无异于作茧自缚,导致对基本犯罪(即危险犯)的适用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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