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义务违反说”及其检讨；“法益侵害说”及其反思；“综合说”及其不足；国内学者的新锐见解及其剖析；“身份法益侵害说”之主张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纳格勒试图以规范论为基础来探求违反限制性规范的身份犯之本质、日本也有部分学者持这种主张、祖国大陆学者通常是从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性来论述主体的特殊身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主张及理由几乎与德国学者同出一辙、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研究只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个身份犯理论支撑根基的原点、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判断直接决定着身份犯相关问题的结论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身份犯的处罚根据问题是身份犯理论研究的基础性范畴,它直接决定了身份犯具体问题的展开。发端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的“义务违反说”、“法益侵害说”以及建立在二者基础之上的“综合说”都不能圆满地说明身份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学者关于此问题的个别看法也不无纰漏。以“身份法益侵害说”作为身份犯的处罚根据,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关键词:身份犯;处罚根据;身份法益

《刑法》分则缘何将有些犯罪主体限定在只能是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一部分人;又缘何在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都可以实施某一犯罪行为时只对有特定身份者进行加重或减轻处罚,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对身份犯的处罚根据之探究。有学者将之称为身份犯的本质或者规范本质[1]。

关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较为发达且身份犯理论研究较为深入的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研讨得较多且观点对立鲜明;而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则较少论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学者在研究所谓身份犯的问题时要么仅在犯罪构成主体要件部分作简要介绍,要么仅在共同犯罪部分稍带论及“身份与共同犯罪”问题,而并未将身份犯作为一个体系自足的、具有相对独立存在价值的理论范畴进行研究。这种理论研究现状的直接反映便是对身份犯处罚根据的不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身份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这从较早的有关身份犯的相关论述即可见一斑。好在近几年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对身份犯理论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身份犯本质的相关看法,但是这种探讨还稍显粗浅。笔者将一一作出评介。

一、“义务违反说”及其检讨

文山州委实施“云岭先锋”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有州属部分单位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就州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在窗口服务行业中如何实施“云岭先锋”工程，营造良好氛围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会上，林耘埜部长在听取了各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后，对全州机关、企事业单位实施“云岭先锋”工程提出了要求：

一、高度重视，狠抓落实，再次掀起实施“云岭先锋”工程新高潮。要下功夫抓好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活动。州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根据不同工作性质，抓好党员示范活动，特别是在窗口服务行业要设有明显的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标识，真正把党员身份亮出来，把党员形象树立起来，把工作绩效抓出来。

二、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采取举办联欢会、文艺演出、知识竞赛、组织专题生活会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宣传，让基层群众和每一位党员都能看到、听到、感受到，使大家知道“云岭先锋”工程就在自己的身边，让“云岭先锋”工程贴近基层、贴近党员，贴近群众。

三、找准结合点，找准抓手，扎实推进。各单位要根据各自实际，把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与机关“三为”教育实践活动、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根据部门和行业工作特点，抓好党员的设岗定责工作，结合党员的实际，把“五带头”的目标进行分类细化，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党员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让百姓能够看到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

四、抓典型，出经验，点面结合。要注意培养一批单位和个人典型，用党员身边的事和身边的人教育党员；要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此带动面上工作。

摘要：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身份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我国社会分层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本文从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对身份代表制作了全面的再探讨，并建议完善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以及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和《国务院关于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有关问题的批复》精神，根据省公安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公通﹝20*﹞152号）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公安局关于**市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方案的通知》（厦府办﹝20*﹞63号）的文件要求，鉴于今后思明区街道区划调整的需要，决定20*年6月至12月在思明区中华、文安、思明三个街道办事处开展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二代证”）的试点工作，为确保换发“二代证”试点工作和全省换发“二代证”工作的顺利开展积累经验,特制定试点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换发“二代证”工作的总体部署，开展宣传发动、户口核对、信息采集、证件审核签发、数据传输、证件发放等实际流程试点工作。通过试点，摸索和总结城市换发“二代证”工作的基本做法，建立起一套适合换发“二代证”工作的管理体系和制度，为全省全面推开换发“二代证”工作提供经验。

二、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对象

㈠基本完成辖区内年满16周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或原证件有效期满需换证的人员；

㈡户口在试点辖区内自愿换领“二代证”的人员；

“公众人物”概念在我国的提出，始于2002年“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一案[1]。之后，“公众人物”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理论学界均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人格权(包括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的主体，学者大多将其区别于一般自然人，认为“公众人物”应受到法律特别的限制以衡平各种权利冲突。然而，是否有必要特别地提出“公众人物”的概念?人格权主体是否应因“身份”的差异而受到不同对待?对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单独规定?笔者基于人格权本质以及“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理论进行剖析，对公众人物人格权进行审视，并就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就教于学界。

一、人格权本质之解读

根据现有文献，人格理论可追溯至古罗马，然而罗马法却是将人与人格相分离，（据周枏先生所述，罗马法中对人有三个用语，即“homo”、“Capu”t、“persona”。“homo”指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一定是权利义务的主体，“Caput”原指头颅或书籍的一章，后转借指权利义务的主体，表示法律上的人格，需要同时具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persona”则表示某种身份，从演员扮演角色所戴的假面具引申而来，用来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06.)）所展现的是不平等的法律人格;及至17、18世纪，近代民法完全否定了古代民法一切不平等身份所带来的狭隘的物法和债法的观念，实现了法律人格的形式平等，[2]确立了法律人格系私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归属之主体的概念，其所蕴含的平等内涵是资格平等和机会平等;进入20世纪，随着社会的变迁，有学者针对近代民法中法律人格的抽象性，提出“弱而愚的人”的观点，主张具体人格和实质上的平等[3]。然而这种“具体的人”所表示的“不过是法律上认为的平等人格所处的不同地位而已”，人格平等的前提不能动摇。（拉德布鲁赫《法哲学》，转引自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梁慧星.为权利而斗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72.）

因此，法律上的人格发展至今，已普遍确立了人在私法上存在的资格，反映了作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平等性的意涵，并蕴含了自由、责任能力和人的尊严等伦理价值[2]26－41。人格权作为一种“主体为维护其独立人格而基于自身人格的权利”，其主体仅限于私人个体，其客体为独立的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

对于人格权性质的界定，学界存在着民事权利和宪法权利之争[4]。笔者认为此处所涉及的是一个权利两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私人所享有的权利，可分为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方面，“公权即人们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公共事物方面的权利，私权即人们在经济领域和民间的和私人的事物方面的权利”。[5]因此，公权(利)由公法规定，是一种对抗国家和政府的权利;而私权(利)由私法所规定，是一种对抗其他私人主体的权利。正如有学者所说：“公权反映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私权反映的是市民与市民之间的关系……”[6]

人格权作为私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自然的权利，不但不受其他私人侵害，同时也不受国家权力侵害。因此人格权具有公权利和私权利两个维度。宪法上的人格权和私法中的人格权，并不是两个分别的权利或相互排斥的权利，“那不过是单一的权利在对一般人时和对国家时所表现的差异，即不外同一的权利兼备有公权和私权的两方面。”[7]

摘要：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身份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我国人大代表身份研究、我国社会分层三方面相关研究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紧密逻辑联系，在研究的对象、涉及的层面等等，大多具有一致性或趋同的。本文从身份代表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理论技术问题，对身份代表制作了全面的再探讨，并建议完善身份代表制理论体系以及发展人大制度学。人大制度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部门法学体系，是有着良好的宪法学理论基础和宪政实践要求的。

关键词：身份代表制，人大代表，人大制度，社会分层，利益群体，人大制度学

目前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中，还有不少非社会职业的身份群体在选举实践中常常被排除在当选为人大代表之外。笔者认为，应加强对身份代表制的研究，这不仅能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助于代表们更好地维护多元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并促进较为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开展。

一、身份代表制概述

（一）人大代表身份的涵义

关于人大代表之“身份”这一概念，可从以下几个层面逐步加深理解。首先，从身份的字面概念和制度层面[1]来理解，它反映和体现了个人及其社会群体的角色特征、社会地位、等级、资历以及“差序格局”。其次，从不同身份人大代表涵义的界定这个角度来理解身份。不同的代表来自不同的社会职业群体、阶级及阶层，人大代表作用的发挥相应地体现着其代表的身份群体的特征。②再次，从“法律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宪法与法律对人大代表身份构成的相关规定”。最后，从“现实身份”[2]（P5）的层面来理解人大代表身份，“指人大代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构成状况”。

内容提要：当前农民身份制度赋予农民的劣等性待遇主要体现在对农民迁移和择业的控制、税收负担上的城乡差别、直接具有“农民身份税”特征的各种收费和摊派、财政分享上的城乡差别。农民身份制度的形成和固化，并非象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必然的”、“必要的”，相反，它是一种脱离现实的、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现，之所它能延续至今则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结果。目前消灭农民身份制度、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是求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一过程必然是冲击社会中一些强势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深刻改革。

关健词：农民身份制度国民待遇

一、农民和农民身份制度

几十年的现实说明，中国农民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农业者”，农民，“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小区乃至社会的组织形式……”(秦晖，1996)，50年代以来，统购统销政策、体制、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单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使中国走上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陆学艺，2000年)的路径，迄今为止，农民身份仍不只是职业标志，它有着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上的“劣等性”内涵。

关于农民身份等级制度，郭书田等列举了十四项“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包括：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应制度、住房制度、生产资料供应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人才制度、兵役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郭书田等，1990)。李佐军还进一步论证了政治、先天地位、参政机会、代言组织方面的城乡差别(李佐军，2000年)。凡此种种，农民都处于劣等地位(生育制度上农民能生二胎的例外，也对农民并无好处，还加重了农民生存危机)。

尽管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之中，上列各项制度中有一部分己开始“松动”(如户籍制度有限地放宽了农民进城的限制)甚至取消(如粮油供应制度彻底寿终正寝)，但农民身份的“劣等性”仍很突出，当前农民身份制度的根本性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言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在与他人或群体的复杂交往中，很自然地会关注“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等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identity）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身份认同则是指“人们在个人或集体这两个角度，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由文化建构而成的”。[2]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身份认同也由单纯的哲学角度进入到了当今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与民族、种族、族裔散居、文化、性别和政治等概念相结合，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种族认同、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和认同政治等概念。身份认同不但在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凸显出来，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身份认同为什么在当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还是仅仅是当代人的困惑呢？身份认同的出现不在当代，然而它成为一个问题却是在当代。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保罗•吉尔罗伊（PaulGilroy)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世界里。既作为一个理论上的观念，又作为当代政治生活中备受争议的事实，它显示出重大意义。”[3]乔治•莱瑞论述道“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

身份认同问题的不确定性与以下语境有密切相关：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西方和其他文化的关系及个体的身份感，身份认同本身产生裂变，从一种固定的身份，裂变为多种不同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其次，20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巨变和随后苏联的解体削弱了已经被认可的身份。已经认可的身份和由联盟崩溃造成的身份困惑构成身份认同变化新的驱动力；再次，各种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选择的自我放逐和迁徙，使他们集中到环境相对自由的世界性大都市之中，如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等，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全球“散居”现象，并由此带来了突出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和认同危机。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巨大变化使主体对世界的把握变得越来越难，个体在时空变化中迷失了方向，动摇了人们对身份认同的传统理解，整体的、同质的自我被多样的、异质的身份所取代，抽象、普遍的同一性被具体的、特殊的差异所更迭。可以说，身份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以身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的丧失为前提。

二、身份认同概念梳理和主要问题

身份和认同这两个概念在英文中是以identity一词来表示的。从词源上看，英文中的identity源自晚期拉丁语identitas和古法语identite，受到晚期拉丁词essentitas（即essence，本质）的影响。英文中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意为“同一”。故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中也是用identity来表示的，用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中既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也包含着差异。总的来说，identity一词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界定，纵向，它侧重个体的差异；横向，它侧重群体的同一。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由于受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和使用还存在着比较混乱的局面，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词汇。显然，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应该首先要把哲学上使用的identity区分开来。在哲学上，identity的翻译可以统一使用“同一性”，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同一”）、oneness（“一”）这两个概念相当。而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5]当然，我们应当明白的是，identity这个词语所具有的“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出明显界限。本文主要从强调整体概念出发，故将该词所蕴含的两个概念一起表述为“身份认同”。有关身份认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在差异无所不在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个体的身份认同？其实质就是身份本身的规定性，即身份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论的，是意义的核心，先于并超越文化和政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为地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构出来的。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以“同一性”为前提，认为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获得，个人和群体身份都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总体性的，强调相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如“加勒比性”和“黑人性”就是这种身份观的产物。霍尔认为，传统的身份认同是整体性、本源性和统一的，其核心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倾向，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第二种身份观，主张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模式，也就是差异的身份观。这种观点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认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身份认同从未是单一的、稳定的，它始终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身份认同的未完成性、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是其最大特点。当今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处于流动之中，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不断变迁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研究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作用后指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7]霍尔则认为，应该把身份认同视为一种生产，永远处于过程之中，是在话语实践中出现的，经由话语实践，（或具体说，是经由表意实践）内部而不是外部构成的再现。可见，把身份看成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变化的观点，强调差异、断裂、迁移，挑战和质疑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一、引言

萨义德《东方主义》的面世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向来只被看作欧洲的“他者”，对于理性、发展、人道、高级的欧洲来说，反常、落后、愚昧、低级的东方只是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想象和构建东方的模式，体现的是东西方书写与被书写的权利关系[1]。在后殖民语境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被殖民地人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了学界争论和研究的热点。在《新关键词：文化研究词汇修订版》（2005）中，身份的定义是这样的：“身份关乎个人或社会团体在任何时候、任何境地中想象的共同性；关乎个人或团体能够持续地作为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而存在”。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身份是一种关系，而身份的建构往往参照于他者。在后殖民语境下，殖民地人民对于身份的认同有着很多困惑，甚至有很多人因为对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而感到迷惘、痛苦。事实上，后殖民主体在身份诉求中通常会经历逃离、模仿、混合以及流散的过程[2]。而他们的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混合或者杂交的并不断变化的动态身份。

二、《印度支那》中各主角的文化身份认同

电影《印度支那》是一部经典的后殖民题材影片，讲述了在法国占领越南的最后年代里，法国贵妇艾利安，一个拥有十万五千亩橡胶园的女人，爱上了年轻的法国海军军官让。在与让短暂的爱情结束后，艾利安的养女，越南的公主卡美，在与让偶遇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这个年轻英俊的法国军官，卡美在新婚之夜逃婚出走追寻她的至爱让。当卡美投身于独立运动时，让也追随她而去。最后军官被杀，公主成了革命者，他们的孩子被贵妇带到法国抚养成人。电影《印度支那》中的三个主角艾利安，卡美和让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后殖民语境下法国与越南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三个主角分别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当然，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文化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双重的、混杂的文化身份。然而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中，必然会有特定的文化身份胜出，从而决定了其身份持有者的人生命运。

（一）法国贵妇艾利安

艾利安是一个法国贵妇，她拥有一个非常大的橡胶园，作为一个庄园主，她剥削着庄园里众多越南工人的劳动果实，过着奢华的生活并周旋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很显然，她具有法国的文化身份。然而，作为一个法国人，她却是在越南出生的，且从未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并且她还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越南公主，这又毫无疑问的说明她还具有另外一个文化身份，即被殖民地越南的文化身份。在艾利安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两种文化身份的较量是势均力敌的。她与不同人物的关系中体现着不同的文化身份。当她面对养女卡美的时候，她所体现的是宗主国法国的文化身份，这也意喻着法国与越南这种宗主国与被殖民地的关系。在法国人看来，法国对越南正如一个母亲对她的养女，虽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却也包含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所有无私的情感。然而，虽然艾利安对于养女卡美的爱甚至高于她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但艾利安却也试图控制并改变着卡美，这也恰恰暗示了当时法国对于越南的统治关系。在艾利安对海军军官让的爱情关系中，艾利安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却是作为被殖民地的越南文化身份。艾利安对于让的爱慕可以理解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文化的仰慕。而艾利安与让最终短暂的爱情也暗示着宗主国文化与殖民地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矛盾。艾利安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她的人生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她既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越南人，而只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层中，成为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艾利安对于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三个主角中最为明显的，她对于自己身份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人生。

中国21世纪初至今，文学批评界有一个较为关注的话题，即关于“打工文学”、“网络文学”等这样的“底层写作”的论争。争论的中心是该如何准确定义“底层写作”这个新的文学概念。声音大致有二。其一：“底层写作”就是：创作者本身就属于社会阶层最底端的人士，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文学写作。其二：“底层写作”就是：以社会底端阶层生存状态为主题的写作模式。第一个定义的可归纳为：“底层写”，突出写作过程中“人的因素”。创作者一般应该是当今社会低阶层的代表，生活、工作都是在社会第一线。认可这种说法的例证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深圳的“打工文学”和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打工诗选》。“底层写作”在这里就是：以都市“打工一族”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种表达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底层”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诚如较早关注“底层写作”的评论家蔡翔先生所说：“相对于男权，妇女就是底层，相对强势阶级，工人农民就是底层。我们在不同的语境下需要考虑不同的底层问题”。“底层”不仅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变化，也是随着创作者的身份变化而变化。即令当初的“底层写作者”，经过知识的积累，写作技巧的锻炼，理论水平的提高，也能有一番成就。对于这些成名后的“底层写作者”，他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生活工作便脱离当初的“底层”，上升到较高的社会层次。第二个定义归纳为“写底层”，为突出文学写作过程中“物的因素”。行文选材，内容都紧贴社会现实，反映“底层”生存状态。认可这个定义的先从“底层”的社会学着手：“1、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下层底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缺乏行使权利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2、经济层面--生产、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博弈的资本，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3、文化层面--既无充分话语权，又不具备完整充分表达自己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由此推断：知识分子、作家是这些不具备写作能力的“底层人士”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不管作者身份，只要作品是反映社会“底层”的就是“底层写作”。

如研究者王晓华指出：综观整个中国文学史，这种指向“底层”的文学写作始终没有停止过。确实，早见《诗经》中《氓》章节，就是描写民间的悲剧爱情故事，再到唐朝著名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反映农民饱受战乱、徭役、灾荒之苦，还有现代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乡土小说，社会底层一直出现在文学写作中。对应第一个“底层写”的问题，2009年11月，第八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揭晓，“80”后打工文学作家郑小琼凭借诗集《黄麻岭》获奖。东莞市作协聘请她进作协当职业作家，被她拒绝了，还是要继续打工生涯。她说：“打工的疼痛感让我写诗，没有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她深刻知晓她的写作资源优势所在，坚守住了“打工文学”的立场，这种“底层写作”远比进入主流更有意义。“打工文学”的旗手，较早的研究者杨宏海这样说：“‘打工文学’作家不管身份如何变，不要忘本，要坚持曾经的民间立场”。显见，保持“底层”身份对“打工文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对应第二个“写底层”的问题。贾平凹于2007年9月出版了长篇小说《高兴》，小说坚持了对农民的一贯关注，主要书写来自农村，流落城市的拾荒人刘高兴的命运故事。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女等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而且，作品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这部作品发表后，有学者把它纳入“底层文学”，也有学者则对贾平凹、莫言等这批已经成为社会“中产阶级”作家的“底层写作”表示怀疑。我深以为然，尽管《高兴》确实是反映“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即便当初贾平凹先生也生活在农村，但是此时他却已是著名作家，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也生活在大都市，所以这种对“底层”的书写可能只是他的“表述方式”之一吧。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得不考虑。20世纪80年代，作为第一批经济特区的深圳，广东等地，借经济改革之势，率先发展起来，工厂林立，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造成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人口迁徙，西北部欠发达地区涌起南下广东、深圳“打工”浪潮，大批“底层”劳动者来到这里，开始从事“底层”打工生活。在工作紧张，身心疲乏，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环境下，一些“打工一族”的文学爱好者们产生了拿笔书写自己生活的感受，即为早期的“打工文学”。写作内容多是他们亲身经历，情感真实，借渐趋发达的传媒之势，终引起文坛的注意。《天涯》、《文艺争鸣》、《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参与组织专题谈论，吸引诸多批评家参与探讨，“底层写作”批评热潮由此成形。并非所有指向“底层”的文学样式即为“底层写作”，把“底层人士的文学创作即定义为“底层写作”也嫌牵强。这样表达“底层写作”：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对“底层社会”的文学创作活动。也许是更为妥帖和纯粹的。近年来，“底层写作”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批评声也纷至沓来。对这个文学现象的普遍指责是：“文学性较差”、“粗鄙化”、“苦难焦虑”“泛自由化”等。诚如诸多评论所讲，“底层写作”时是有感而发，随意性强，感觉来了，提笔就写，没有长时间的思考和沉淀，且多是不加修饰而出。与其他任何文化一样，是一个复合体，有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垃圾文化之分，精华和糟粕并存，因此对“底层文化”的提升和改造也是很有必要的。

1书写真实

1994年有一首“打工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发表后，在众多的打工者中反响热烈。诗中有一段这样写到：如果你愿意与我北上你必须懂得三月扶犁四月插秧你必须懂得将生命的根须植入深深的土地我不要你给我奢侈的山盟海誓只要你爱得真诚爱得专一我不要你给我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你一方厚实的土巴墙能遮挡我人生的风雨如果是这样我的心扉向你敞开你就径直来我们电子厂采我三月的芬芳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处于社会边缘的劳工阶层对“自我关怀”的真切诉求，作者直抒胸臆，用心灵在召唤爱情，对爱情的表述也很贴近现实，“不要金钱结构的小楼，只要厚实的土巴墙，遮挡人生的风雨”，写出自己的内心，不相信虚无缥缈的物质爱情，只求踏实可靠的精神寄托，繁华的都市给作者这样的“打工族”恐惧感，暂时寄居于此，不想做这都市的主人，只想做自己的主人，最终要回归故土。多少读者，被作者“真实”的情感所感动。我们一直把“忠实于现实”作为写作所要遵循的黄金定律，“现实主义”被文学所审美、反映，始终贯彻于中国文学史。再说，《诗经》中对《硕鼠》的现实主义描写，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五四时期“乡土文学”，新时期写实小说，“现实主义”成了一种文学写作规范。我想“现实”和“真实”相对于“底层写作”，还是“真实”重要。如果要把这个“现实主义”的帽子扣到“底层写作”的头上，有点形而上了，属于文化精英阶层就不一定适合“底层”这一特殊写作群体。“底层写作”还是必须要把“真实性”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法宝，注重创作者本身的真实“底层”身份，创作对象人物“底层”命运的真实性，才是提供这种文学样式持续的“动力”。

2扎根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