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范文10篇

一、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认识

沈从文出生在1902年，原名叫沈岳焕，笔名有很多，譬如甲辰、休芸芸、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但是沈从文儿时的乳名叫茂林，字崇文，家乡在湖南的凤凰县，是苗族人。沈从文不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文物研究家。无论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学作品，他都想尽力去将丑的东西进行完善，虽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恶，但是，却能够让人感到很愉快，无法让人们预先就知道生命的庄重，并产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在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现的确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形式”。这种世界大概根本没有，也不妨碍故事的真实。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度量，他的批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他的一贯风格。沈从文在对文学进行艺术创作时很现实地描绘出了他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主观创造理论和客观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质和内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会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那样，堂吉诃德自身所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某种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他对理想的无限崇拜，为了自己崇高的梦想，他忍受着巨大的困难，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危险。他完全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对作品进行点评，而他诗一般地去揭示国民的每一种弊症，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挖掘并且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人性美来实现对民族与国家的重建。沈从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过真实美好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来表达的，对民族的品格进行重塑，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得到重新恢复。与“人性”相对应，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这同时又联系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理想，“经典重塑”“工具重塑”，通过文字来重塑民族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民族竞争力。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没有遗忘过去的一切，而且还独自创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终执著地探寻着人们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颂纯朴而又顽强的人生，是一个具备文化热衷、独立人格的和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家。“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以不变的执著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实践。他特别注重作品的独创性。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详细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以及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其实就是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就是“时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应用到整个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形成及个性创作

沈从文在1935年曾经给一位好友———巴金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沈从文连连声称巴金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弄得太调控，并限制了其个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伟大的人，必需要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在人事中有种‘调和’的作用，并将哀乐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断地去分析并节制它”。沈从文的观点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从文非常主张创造情感，他认为巴金在生活和创作上浪费了太多不应该浪费的时间。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在1934年创作，通过这些乡土气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悯感从容不迫地渗透到风土人情中去，在对场景、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与细节的冷静刻画与分析中，深刻地融入进了属于自己真真切切的爱憎，将浓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远意境中。沈从文作为读者的益友，他在文学批评时充满了道德感和现实感，以此引领读者认识和体会现代文学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热情显然和沈从文的诗意抒情是千差万别的。巴金的创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达的“度”，这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互违背的。沈从文的情感表达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长对情感加以节制以达到一种和谐美。

三、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剖析

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内容对它的情感进行深刻的体验，而这些确实是他在潜意识中的情绪记忆。换句话来说，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很明显地就表现出了个人化的情绪，但也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中华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静思、重了悟、贵感情”;“在审美上看重的则是欣赏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悯”。沈从文的这种女性化情感性格与东方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没有严密的体系，中心不明确。所以，沈从文在文学的鉴赏中，他的作品内涵是东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会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和这种民族内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贯通的，都比较看重心灵体验、感悟而轻思辨。相反，这样就符合了内倾性格的沈从文的情感要求。在《论落花生》中，沈从文称赞作者在《空山灵雨》《命命鸟》中用“中国乐器”奏出“东方的，静谧的，略带厌世倾向的，轻柔忧郁的调子”。一个感性的批评家，由兴而起，以情而终，他的批评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评文章不可能精于逻辑、体系严密、中心精准。内倾情感型性格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而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相比，为什么他会非常的重视人格的塑造与批评的情感因素呢?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启蒙教育有关之外，还与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联系。在我看来，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小学都没有读完，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总而言之，沈从文将其真挚的情感作为其作品审美的重要因素，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他的情感性批评准确地阐述了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典型作品。

一、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批评的基本认识

沈从文出生在1902年，笔名有很多，譬如上官碧、璇若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到的，但是沈从文儿时的乳名叫茂林，是苗族人。沈从文不仅是著名作家，京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同样也是一名出色的历史文物研究家。无论是他的人生或者是文学作品，他都想尽力去将丑的东西进行完善，虽然，那些不全都是罪恶，但是，却能够让人感到很愉快，无法让人们预先就知道生命的庄重，并产生的高尚的情操。我只想建造一座希腊小庙……在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而我表现的确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形式”。这种世界大概根本没有，也不妨碍故事的真实。把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放在文学批评史上度量，他的批评是别具一格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他的一贯风格。沈从文在对文学进行艺术创作时很现实地描绘出了他对梦想的渴望与追求，主观创造理论和客观反映现实这两个方面，并且把“生命”的本身性质和内涵融合到了一起。譬如，在《会明》中，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堂吉诃德式”的会明的形象那样，堂吉诃德自身所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某种永恒的”真理信念，他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他对理想的无限崇拜，为了自己崇高的梦想，他忍受着巨大的困难，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丢掉自己性命的危险。他完全凭借自己的直接感受对作品进行点评，而他诗一般地去揭示国民的每一种弊症，并且积极主动地去发现挖掘并且改造社会的各种方法;但是，他主要强调的是通过人性美来实现对民族与国家的重建。沈从文的人性美的核心理念主要是通过真实美好的人性美来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公来表达的，对民族的品格进行重塑，并且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得到重新恢复。与“人性”相对应，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核心理念就是信仰“生命”，这同时又联系到了沈从文文学创作的理想，“经典重塑”“工具重塑”，通过文字来重塑民族的灵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民族竞争力。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好的批评家，更是一位好的作家。他用优美的评述传达着个人丰富的人生理想和意境。不但没有遗忘过去的一切，而且还独自创造出了一片“湘西的世界”，始终执著地探寻着人们心中的美好人性，歌颂纯朴而又顽强的人生，是一个具备文化热衷、独立人格的和艺术才情的优秀作家。“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沈从文以不变的执著与热忱进行着自己的文学实践。他特别注重作品的独创性。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详细地描述了“生命”的四种基本状态，即:原始的生命形态、自在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以及个体自为的生命形态。群体自为的生命形态其实就是个体自为的一种升华，就是“时刻把自身的微小力量，应用到整个民族的提升中去”。

二、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形成及个性创作

沈从文在1935年曾经给一位好友———巴金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沈从文连连声称巴金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弄得太调控，并限制了其个人的情感。并且很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伟大的人，必需要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在人事中有种‘调和’的作用，并将哀乐憎恨看得更清楚一些，并且可以不断地去分析并节制它”。沈从文的观点是，“城市”是民族文化的歧路，“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乡下原始、淳朴、自然的人性和人生，才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他要展现这种人生的境界，为民族灵魂的再造提供他独特的方案。他常常说，他的创作是建“希腊小庙”，“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们需注意的是，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与五四启蒙主义崇尚的人性是有区别的。沈从文强调的人性，基本不包含理性，是特指自然状态的人性;与浪漫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又主要不是心灵的自由激情，而是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沈从文非常主张创造情感，他认为巴金在生活和创作上浪费了太多不应该浪费的时间。沈从文的《边城》《湘行散记》在1934年创作，通过这些乡土气息的作品把自己的悲悯感从容不迫地渗透到风土人情中去，在对场景、故事情节、人物心理与细节的冷静刻画与分析中，深刻地融入进了属于自己真真切切的爱憎，将浓烈的情感放于淡泊的悠远意境中。沈从文作为读者的益友，他在文学批评时充满了道德感和现实感，以此引领读者认识和体会现代文学作品，在作品中，巴金青年式的热情显然和沈从文的诗意抒情是千差万别的。巴金的创作并不十分注重把握情感表达的“度”，这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念是相互违背的。沈从文的情感表达倾向于周作人的作品并善长对情感加以节制以达到一种和谐美。

三、沈从文文学批评的剖析

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用非常直接的情感内容对它的情感进行深刻的体验，而这些确实是他在潜意识中的情绪记忆。换句话来说，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并不是很明显地就表现出了个人化的情绪，但也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印记。但中华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含蓄、静思、重了悟、贵感情”;“在审美上看重的则是欣赏幽怨、含蓄、凝重的‘中和之美’悲悯”。沈从文的这种女性化情感性格与东方民族的内倾情感型性格是十分接近的。但是他文学批评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没有自己的核心批评理论，没有严密的体系，中心不明确。所以，沈从文在文学的鉴赏中，他的作品内涵是东方民族情感同通常就会产生的情感体验。而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和这种民族内倾情感型性格都是相贯通的，都比较看重心灵体验、感悟而轻思辨。相反，这样就符合了内倾性格的沈从文的情感要求。在《论落花生》中，沈从文称赞作者在《空山灵雨》《命命鸟》中用“中国乐器”奏出“东方的，静谧的，略带厌世倾向的，轻柔忧郁的调子”。一个感性的批评家，由兴而起，以情而终，他的批评特色就注定了他的批评文章不可能精于逻辑、体系严密、中心精准。内倾情感型性格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而沈从文和其他作家相比，为什么他会非常的重视人格的塑造与批评的情感因素呢?这除了和他早年接受到的女性启蒙教育有关之外，还与他所受地域文化熏陶有密切联系。在我看来，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小学都没有读完，却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的辞世，并没有写完他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笔。1980年代以来，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发端，“重写文学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茅盾被戏剧性地从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上赶了下去，而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曾经被排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秩序之外的作家，则被供奉到了“纯文学”的神坛之上，占据了现代文学史的高峰。到20世纪末，沈从文和张爱玲成为了一种不可回避的阅读时尚。从文学史的被迫遗忘到“沈从文热”，沈从文的阅读史也具有了传奇的色彩。

沈从文的家乡湖南凤凰和瞿秋白的家乡福建长汀被路易·艾黎并称为中国两座最美丽的县城。可是，这里自然的美丽和生命的残忍、自然的永恒和生命的偶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历史悠久、多灾多难的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地之一。不断地起而反抗和一再地被镇压和歼除的苗族的民族历史，给这一方神秘美丽的水土染上了特殊的悲凉色彩。沈从文从小就耳闻目睹了对于生命的随意的处置。20世纪中国被迫面对民族的灭顶灾难而苏醒过来，大时代的冲击也波及了这块古老、遥远、闭塞和悲剧性的土地。1922年，由于对于生存的偶然和盲目的反抗，沈从文离开家乡——边陲之地的湘西前往新文学的首都北京，去寻找生命的合理的形式和意义。

沈从文成长为著名作家之路具有传奇的色彩。从郁达夫《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那个穷困潦倒的主人公到北方文学的重镇和京派作家的领袖，从小学毕业生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投考者到北京大学教授。这是一部传奇。一个“乡下人”由于个人才华受到徐志摩、胡适、林宰平、林徽音等绅士和太太的赏识，从而为绅士太太们的纱笼增添了传奇的光彩。这正是一个能够配合纱笼里恰到好处的明暗和色调的传奇。在童话中最常见而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的丑小鸭变成天鹅和灰姑娘嫁给王子的故事，这种奇迹终于在沈从文这里闪现了。

1924年，沈从文开始以休芸芸等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成为新文学的“第一个职业作家”。1928年，随着文化中心的南移，沈从文也随波逐流地从北京来到了上海，以几乎每月一本书的生产速度为当时新兴的小书店供稿，成为著名的“多产作家”。由于胡适等人的引荐，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平，从学衡派吴宓手中接收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体现了沈从文以及“京派”的文学主张，对于北方的文艺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引导和组织作用，并且由对上海的作家发难，挑起了“京派”与“海派”的论战。正如沈从文自己在《从现实学习》中自述的那样，他的成功“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因为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生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沿着“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以及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发展脉络，沈从文最终归纳为共同的流向。

沈从文是一部传奇，同时，他的创作也是不同于现代主流小说的传奇。与现实主义对于文学的“认识”作用的强调相反，他不是要使我们去接近现实，去“认识”现实；而是要给我们一些色彩，一些音乐，一些故事，一些使我们脱离现实苦难的美丽梦境。193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集《湘行散记》使沈从文达到了他创作的高峰。这是他最美丽的作品。与诸如丁玲的《水》、茅盾的《子夜》、洪深的《五奎桥》等运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描写中国城市和农村的骚动和崩溃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至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一九三一年》不同，沈从文具有明显的装饰风格的作品体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和创作态度。正如他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沈从文反感现代商业文明对于乡村的侵蚀和腐败，对于乡土自然人性的赞颂和对于城市病态文明的批判形成了他作品的基本结构，同时也鲜明地规范了沈从文创作的两种风格：一种是对于乡村的牧歌式的绘画风格的抒情小说，一种是对于城市文明病态的批判揶揄的讽刺小说。这一点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里说得异常明白：“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一、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怀旧情怀

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大多基于他对湘西的那份厚重的怀旧感。湘西世界既是对他这种怀旧心理的真实反映，又体现了他对现实生活遭遇的不满和反抗。在远离故土的陌生世界里，怀念湘西的沈从文并未消极沉迷，而是寄望以文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他脑海里对湘西世界的记忆。他选择用独特异质的苗家文化和风情来重新构建湘西世界中的人与物。就这样，在沈从文婉转优雅的笔下，一个记忆与现实、传奇与真实的湘西世界跃然纸上，生动地再现了湘西龙舟、狩猎、对歌、行巫、放蛊等独有生活场景。基于怀旧式的记忆再现，写实并非沈从文的唯一目的，他更多的是唤起自己内心对湘西世界传奇式理想生活的向往。这种理想生活，在沈从文看来，即是充满了诗意与宁静。［1］怀旧的客观前提是存在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怀旧，而且怀旧情怀中的过去经过人脑意象加工之后并非是过去的本真状态。有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沈从文加工湘西世界的记忆，让理想中的美好处于尴尬境地，因为沈从文早期作品里的湘西世界无法与真实的外部世界形成某种交流，导致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只有原型而缺乏现实复制的可能。沈从文自己后来也发现了他的怀旧情怀对文学创作的不利一面。所以他后期的作品如《湘西》等放弃了对记忆的唯美式改写，而是试图将怀旧的湘西世界与现实的湘西世界重新连接，形成了他湘西情怀的新的文学创作构建。记忆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该如何连接，这是20世纪40年代困扰沈从文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探索使他经常处于创作的苦痛心路阶段。沈从文不再如前期创作《长河》等作品一样干预现实、勾勒唯美，而是放弃创作中大量的抒情描写，开始了以批判性内容为主的言志散文等文体创作，期间的抒情采取更加抽象的方式来进行。在湘西世界的基础上，他开启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思索。他思索中华民族走出战争的出路，思索生命的本质与意义。用这样的方式，他将对湘西的怀旧情怀升格为与现实理性的相互结合，从而唤起和重构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例如《七色魇》，沈从文试图将自己对湘西世界中“爱”“美”等意象的亲身体会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中去，以重塑民族品德;《烛虚》帮助人们透视生命个体的“爱”与“美”。在这些作品里，湘西世界作为沈从文的怀旧对象，它所体现的沈从文的湘西情怀已经成为他文学创作里的精神元素，用来探索“爱”与“美”，探索生命的意义与民族精神追求的方向，使他的文学作品更具现代性、开放性的现实意义。

二、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对湘西的自然信仰情怀

在沈从文的湘西怀旧情怀中，人与自然的契合始终贯穿于他的脑海。中国自古就唯天地是从，天地生而万物生。千百年来这种尊天敬地的传统逐渐幻化为文化中的自然信仰印记，深深烙印在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心中。沈从文也不例外，他十分认同人类社会出于某种精神寄托而对自然万物赋予神灵色彩的做法。在沈从文的许多著作里都表达了他对自然信仰的坚持。他认为，生活的完整、健康与循环都离不开对自然的信仰。在极富湘西情怀的《长河》中，第一章就以“人与地”为章节标题开宗明义地向读者展现了人们生活在辰河流域的情景。辰河居民保持着一份原始的敬鬼神畏天命的自然信仰，并依靠这种信仰将各种历史风俗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完整、和谐图景。《长河》的最后一章“社戏”，以人间戏曲的形式酬神还愿感恩，刻画出沈从文所追求的人神和悦的自然信仰目标。［3］沈从文的自然信仰情怀与鲁迅的普崇万物思想是一致的。普崇万物实际就是对自然的崇拜，这种可谓之某种宗教信仰的崇拜，积淀了千万年来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并孕育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所有自然密码。严格地说，沈从文与鲁迅是风格迥异的两类文学创作大师，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属于人类精神范畴的文学创作触及自然界本源。鲁迅作品的例子在这里不做赘述，沈从文作品中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他在一段描述湘西苗寨敬神仪式的文字中写道:他所看到的不完全是一种仪式，而是一出诗歌与戏曲交相辉映的大戏，在这出大戏的声光音韵中，神灵和自然与之同在。沈从文的自然信仰情怀寄寓的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沈从文所描画的湘西世界里，万物皆有灵性，湘西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在与自然对话，人与自然相互都是对方的对象化存在。通过湘西世界的自然信仰情怀，沈从文揭示了他所认知的人与自然的本质，即人性本善，人与自然本应和谐共处。

三、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人”情怀

人性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20世纪20年代刚从湘西村野踏入城市的沈从文敏锐地察觉到，他之前所认知和向往的人性的坚韧强悍在城市难觅踪迹。所以，沈从文通过文学的笔墨大幅勾画出他记忆里湘西世界中现实与幻想交融、被加以粉饰的世外桃源般的美丽与恬静。在这片世外桃源中，龙舟赛、对歌等娱乐活动不仅反映出与城市截然不同的乡野生活，而且细致入微地刻画出生活于此的乡野村夫的淳朴秉性。沈从文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老迈体衰、老态龙钟，在西方民族面前颓废无力、精神萎靡，要改变这种状况，争得有尊严的生存权力，就要把湘西村野中的积极向上、略带粗犷的性格注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去，使中华民族振奋精神、勇往直前。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情怀也与中国人血性渐失、中国社会日益沉沦的特殊历史背景不无关系。在沈从文的眼里，中国人的人性需要从胆怯懦弱、教化驯服、麻木不仁、犹如孤魂野鬼般的堕落中爬出来，然后释放压抑、弘扬进步，使人性可以比过去较为敏锐地感知到爱与恨、生与死。［4］沈从文以湘西人淳朴的人性唤醒中国人人性的复苏，进而使国人承载民族复兴的大义。他的文学创作理念在此得到了升华。同时，沈从文也清醒地看到，自然信仰与人性之于生命意义的复归也存在明显脆弱的一面。一方面，沈从文努力以文学创作来扩散和宣扬湘西世界中的生命意义与坚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面前，湘西世界的一切又显得那么不堪一击。人与自然的契合虽然表现出原始的生命状态，但在现代社会面前，它的原始自在的单调难免让拥有复杂人性的人们不能长期坚持和忍受。因此，沈从文以湘西人为考察对象的人性探索给他带来了一种认同上的焦虑，也把他的思想意识与文学创作的人文色彩浓度推向了一个更高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他试图探寻人性深处爱恨生死的意识边际，并探索对人的新的诠释。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湘西情怀的确给了他一个关于立人问题的思维过程。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是立人与救国的关系。在沈从文看来，国家是人存在的外部世界，只有外部世界的自由解放才能让人个体的内部世界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如前所述，在沈从文许多的文学作品当中，人与自然的契合既是他湘西怀旧情绪中的记忆本源，又是他面对外部世界所忧虑的问题与追求的目标。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契合被赋予了立人与救国的关系内涵，他文学作品中的人性被推高到为国家自由和解放而斗争的新高度。

在人的一生中，有些东西是个人力量所不能左右的，当人们重复了那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而无奈的境地，是命运的魔掌给我们圈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宫。似乎，人生早已注定。人有生必有死，这也许是人的最大悲剧，一切的一切将随身体的灭亡而消失，知道了这个必然规律，我们会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现代作家沈从文是一个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人。他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个跃动的不死精灵，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悲剧性思索宿命论。在对湘西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生动表现中揭示出人的生活形式里所具有的宿命色彩的悲剧内容。他企图通过对生命的真切认识与理解超越这种充满宿命的“此在”生活，然而，这种美好追求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幻而已，湘西善与美生存方式的一去不复返，现代文明弊端的日益暴露与侵蚀，使沈从文小说难已摆脱宿命的怪圈。以宿命为起点最终又回归宿命，这并非其小说意义的全部所在，其意义的重心在于企图超越“宿命”这个悲剧性命题的过程中，此过程表现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

一

沈从文在其小说中表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式：吊脚楼妓女的爱与怨；辰河水手的痛苦和向往；牢狱生活的非人景象；城市绅士与太太们的虚伪和欺骗；都市女性的个性追求等等，这些五彩斑斓的生活形式都或多或少地涂上了一层宿命色彩。叔本华这样评判人生：人生总是在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因此“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1它永远无法超越这一段摆幅。具体说来，沈从文对宿命的表现和解释有三种情形。

第一，宿命是“必然”所导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宿命是一种“必然”，它具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外在情势使然。环境孕养了一代代人特定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产生一套固定的生存准则与模式，每一个体都在这种公认的准则与模式中生死，想破坏或超越它都是徒劳和不幸的。《边城》中的翠翠就生活在湘西淳厚民风所营造的“善”的乐土上，这种集体供奉的“善”却以牺牲个体为代价。翠翠母亲与屯防军人相恋却不于风俗最终以死亡代替爱情；同是湘西自然造化的翠翠也重复了母亲的不幸命运。在她与大老二老的感情纠葛中，爱情已失去其高贵的独立性，成为兄弟二人互表亲情的牺牲品；爷爷正是由于“善”，更增加了翠翠爱情道路的曲折。总之，特定的风俗人情和人文环境给翠翠的命运蒙上了悲剧意味。沈从文小说有几篇是由佛经故事改写而来的，自然，佛教里有对人生转世轮回的感悟，有对迫于现实苦难个体生命的劝谕。《月下小景》便展示了这种人生无奈：族人的习气是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第一个男子只可得其贞洁而不能拥有其爱情。爱情中的“性”与“爱”被割裂开来，夫妻二人生活在固定的契约而非真正的爱情中。卜伽丘在《十日谈》中谈及人的七情六欲，说它是人的本性所在，特别肯定人的爱人，男女追求是人性的自然发展，爱情是来自人的天性的自然感情。沈从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这种“天性的自然感情”，他们在一起歌唱、并向往永久结合，而现实又逼迫他们就此分离，四面八方没有他们的去处，爱情只能走向死亡。海涅在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时说：“这出戏的主人公并不是提到名字的那对情人，而是爱情本身。我们在这里看到爱情年轻气盛地出场了，抗拒着一切敌对关系，战胜着一切……因为好不害怕在伟大的斗争中求助于最可怖、但也最可靠的同盟者，死亡。②《月下小景》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许多相似之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都受到习俗势力的压制，在这种特定的外在约束下，任何个体的任何反抗或突破形式都将注入宿命的悲剧内容。”

第二，宿命寓于“偶然”中。宿命作为一种“必然”而存在，这种“必然”是由一个个的“偶然”组合而成并表现出来。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仿佛在不经意的一瞬，一切不经意的一瞬。以好像早已安排好，同时指向生命的最后一个终点。沈从文有“偶然”＋“情感”的人学模式，“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③他在晚年对自己的人生也曾这样感慨：“浮沉半世纪，生存亦偶然。”④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以其执着的个性以世事沧桑变幻进行无悔体验的过程。沈从文对“偶然”因素的重视，说明他对生命有真切感悟与理解。这种“偶然”换成通常的文学理论术语，就是以个别和特殊来表现一种共性和必然。歌德对论沈从文

摘要：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荚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

[内容摘要]沈从文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的代表，他的乡土小说表现理想世界中农村生活的淳朴宁静，表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都市文明入侵农村所带来的中国传统美德的消失、田园生活自然和谐的被破坏。但他总是站在美好人性的角度上，反观湘西社会的“常”与“变”，将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构成了“一种爱与美的新宗教”[1]。他的文艺思想弃绝传统的“载道”观念，弃绝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以此坚守自己的自由、独立的文化立场，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多姿多彩而又多灾多难的湘西世界。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世界生命人性自然多姿多彩

在沈从文倾心构造的这个独特、多姿多彩的湘西世界里，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他在古老的生活节奏和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的人，讴歌人生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以及自得其乐的人生境界，力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形式[2]。”然而，只要是忠实于生活的，即使是以歌颂理想为宗旨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对现实无动于衷，他的作品也不能不折射出他所生活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都市文明也开始进入闭塞的湘西时，他敏感的心灵不能不受到强烈的震动，不能不发出对于都市文明侵袭下传统美德沦落的感叹。下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了解他笔下丰富多采、独特美丽而又苦难深重的湘西世界。

一、自由人性与健康纯朴之湘西世界

沈从文努力从歌颂理想中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出发，去建造一个他理想中“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来表现下层劳动人民崇高的人性美。在他的作品中，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人是他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前者如《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后者如《边城》中的爷爷、《长河》中的老水手等。在湘西青山绿水里，受着自然的养育，远离尘嚣，生活着的小儿女烂漫如花、清纯如水，他们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俗世的纤尘，那么诚实无邪、聪明伶俐，是人类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爷爷世故如松、刚强如石，人生沧桑、生活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那么忠厚善良、慈爱可亲，是我们古老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这些少女和老人的形象成了作家理想的象征，在他们身上没有都市文明的污染，是自然化育了他们的灵魂，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他笔下的人物无论辰河上的妓女、水手，还是农人、里长、商人、士兵，也不论男女老少，全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豪爽正直、相亲相爱，是作家理想化了的自然人性。

青年男女的爱情作为优美人性的集中表现，在沈从文笔下如诗如画。英俊、潇洒的美少年，漂亮、聪明的俏姑娘，山间对歌的热烈，星夜幽会的静谧，仿佛《诗经》中那种男女欢悦的歌声、《九歌》中动人的人神恋爱故事。像浪漫主义文学经常表现异域边地生活一样，沈从文经常描写湘西苗族青年的爱情生活。《龙朱》中少年龙朱有天生的美貌和高尚的美德，因超众的俊美得不到爱情而苦恼，但终于用动人的歌声得到了大胆而美丽的姑娘。《神巫之爱》中与龙朱同样美貌如神、光彩照人的少年神巫，骄傲地拒绝了一切多情的女子，却被一位美丽动人的哑姑娘打开了心扉。《媚金.豹子.与那羊》虽然是青年男女殉情的凄美悲剧，但媚金和豹子对于爱情的忠贞和执着，没有都市文明中的物欲横流，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朴归真，有的只是爱情的纯真，诚实不欺，一切都听命于人的天性，人的热情。

摘要：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沈从文与黄春明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二者在创作上既存在着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异性。本文将从相同的乡土姿态与不同的价值选择两方面来比较他们的“乡土世界”。尽管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内容摘要：

“情愫”，也作“情素”；愫：真实的情意，诚意；“情愫”本意，就是真情实意。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通过记写“湘西世界”自然优美、健康人生形式等方面的“美”来展现本意。本文将从“人情美”、“风俗美”和“写作动因”三个部分作阐释，分析作家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如诗如画、恬静淡远、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和独特的功利原则与美学观的显现，以及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进而展现作者对湘西人民命运的关注，对故乡发展的关切，体现作家创作的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怀，反映作家对湘西故土的深深情愫。

关键词：《边城》故乡情愫人情美风俗美

前言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最初在天津《国闻周报》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六期上连载，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在作者本人的《选集》和《文集》中都曾被编选过。这部作品先后被翻译为多种外文流传世界，曾有“震动中外文坛”之誉。《边城》的故事梗概是：在湘西山城茶峒，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兄弟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翠翠虽然对二人都有好感，内心却深爱着傩送。天保因为自己的爱得不到理会，在痛苦烦闷中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难。哀伤悲痛的傩送一时无心耽恋爱情，又与家里为婚事发生摩擦，随后也随船出走下桃源，不知归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经不起打击的老船夫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翠，怀着对祖父伤悼和对情人思念的双重感情继续守着渡口，而傩送却不知何时归来，也许明天，也许永远都不回来。

纵观《边城》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我们不难看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也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小说《边城》无论从独特的艺术风格，还是它所表现的故乡美景，即人情美和风俗美，这无疑是沈从文讴歌与赞美故乡的代表作。同时，他用柔美的笔墨、深沉的感情描绘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缚的原始古朴的湘西，讴歌自由、自得的人生，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善与道德的美，与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形成鲜明对照，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外，还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边城》中所描写的“美”，即是故乡的“人情美”和“风俗美”，作家不仅着笔于神秘绮丽的自然风光，更蕴含于人身上，是作者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的集中表现。

摘要：作为文学批评名家，沈从文以自己的人性乌托邦重新修复着人文精神生态，他以对荚的诉求与守望实践着自己的文学批评理想，思考着文学创作，探索着文学的未来走向，想象设计着文学的现代形态。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批评；人性；美与爱；经典重塑

沈从文以其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审美体验、独特的精神气质，独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的文学经典。同样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批评以对美的诉求与守护，传承着五四新文学之精神，构建着文学之理想形态，参与着世界意义的创造。

一、人性乌托邦之美学构建

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率先竖立起了“人性”觉醒的鲜明旗帜。之后，“人的文学”成为贯穿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一条思想主线。周作人以人道主义作为根基，以个人为本位，认为人性是兽性和神性的集合，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主张灵肉二重生活要一致，最终实现人性之解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实秋的文学人性论则更加明确地提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像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标淮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强调了“人性之约束”，“人性”成为文学批评之唯一标准。而到了三十年代，沈从文则申明：“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延展丰富了五四以来文学的人性学说，成为经典的自然人性论沈从文所崇尚的理想“人性”，一如其在湘西系列小说中所呈现于世人的那样，是基于人的原初状态之下的天人合一。“他认为：生命是一种至善至美的人的本性，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抽象，是健康人生显示的一种完美而崇高的精神。”他在想象构建着自己的人性乌托邦：处身农耕文明社会，本于自然，顺其自然，归于自然，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真诚纯朴，充满关爱，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生活的自在状态，人性的自然释放，田园牧歌一般，恬淡而美好。

沈从文曾经满怀希望与欣喜地从原始乡村步入繁华都市，但现实却使他以对“自然人性”的偏爱，以“乡下人”之乡间文化立场来审视现代文明所滋生的各种弊端，批判都市人性的丑陋与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