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范文10篇

当前，审计机关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窘境，在预算执行审计中，被审计单位“屡审屡犯”，使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步入了“屡犯屡审”的怪圈。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和审计业内人士都在寻找答案，类似于体制、机制使然，部门利益驱使等原因多见于报端。但是，笔者认为，被审计单位“屡审屡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只有找准了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对症下药，“屡审屡犯”才能得到扼制，预算执行审计也就才能深化。

原因之一：单兵突进，审计机关只能干“打雷”，不“下雨”。前些年，新闻媒体把李金华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预算执行审计报告誉称为“审计风暴”。但一次次“审计风暴”过后成效难如人意，又喻之干“打雷”，不“下雨”。此言不无道理。但冷静思考，原因何在？我们不妨作如下分析：第一，从审计的对象看，预算执行审计的主要对象是与财政预算收支有关的财政、税务、银行、发改等政府直属的有职有权的部门，这些部门既掌握了事权，也掌握了财权。审计这些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审计政府。而审计也同属政府的一个部门，由一个政府部门审计几个或几十个政府部门，显然势单力薄。这样做审计不仅仅是数量的势单，更重要的是问题查出来后怎么办的力薄。第二，从审计的职责看，勿庸质疑，审计的基本职责是发现问题，披露问题。至于如何解决所则涉及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纪检监察制度、公检法制度等方方面面，显然一个审计机关是无法替代的。如果没有相关方面的有效配合，不能形成审计、问责、处罚、整改的互动机制，审计也只能干“打雷”，不“下雨”。第三，从审计的效果看，预算执行审计年年审，问题照常年年出。被审计单位听之任之，审计机关束手无策，只好列出“清单”在一年一度的人大常委会例会上一次次“发泄私愤”，冀于最高权力机关、社会舆论施压，来改变这种“屡审屡犯”的现状。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单兵突进，没有其他部门的有效配合，审计工作的实效必然无法体现。

原因之二：法制滞后，预算法“超期服役”与相关法规不配套。“屡审屡犯”绝对不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这是目前一致公认的看法。近几年来，预算执行审计发现，大量的预算外资金游离于预算管理之外，预算编制不科学、不细，预算执行透明度低，超预算追加等问题。这些问题，现有的预算法已经很难约束。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修改预算法。大家知道，我国现行的预算法是1994年颁布，1995年1月1日执行的，至今已过12年。在这12年里，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配套的原因，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预算法“超期服役”，“药效过期”、“药力失效”的问题已经显现。因此，强化政府预算源头上的法制建设，推动预算管理的法制化，才是根治预算执行中违法违规问题的根本之策。当然，要想根治预算执行中的“屡审屡犯”问题，单靠一部预算法的修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其他法律法规的配套完善，如审计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等。审计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虽说前两年作过修改，但显然与预算法修改不配套。尤其是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的缺失，政府预算中不能清晰地反映出政府及其部门的资产和负债情况并科学地组织核算，因此，政府部门预算执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因之三：监管不力，审计后被审计单位整改走过场。目前，我国预算执行审计运行机制基本是：审计机关审计→审计机关向人大作审计工作报告并公告审计结果→被审计单位整改→政府及有关部门完善相关制度。应该说这种运行机制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但从执行情况看，前两者可正常运行，后两者则有所折扣，特别是被审计单位整改问题更大，有的基本上是走过场。审计后整改不力已成为被审计单位“屡审屡犯”的又一大病因。什么原因造成被审计单位整改不力？我认为，一是被审计单位侥幸心理作崇，乐于找关系，只是千方百计想“摆平”问题，而未真正用行动脚踏实地地整改纠正问题。二是组织上安排领导干部异地为官，调动后审计出的问题大都不了了之。三是审计机关跟踪整改的力度不够，多数审计机关是重审查，轻整改，甚至没有把整改当作审计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整改力度是当务之急。现阶段，这些措施应当包括审计整改联动机制，即公安、监察、财政、税务、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相关部门要依法协助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审计整改责任追究机制，即组织、人事部门和其他有人事任免权、奖惩考核权的有关主管部门，要把审计整改情况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考察任用干部和考核部门年度工作的内容之一；审计整改跟踪检查机制，即审计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跟踪检查被审计单位执行审计决定、采取审计报告意见和建议和处理审计移送事项结果情况；审计整改结果报告和整改公告机制，即审计机关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整改工作情况，在做好审计结果公告的基础上逐步公告审计整改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对拒对整改或“屡审屡犯”的单位予以公开曝光。只有这样，才能长效地标本兼治审计整改走过场的问题。

原因之四：机制缺失，审计问责追究不能同步到位。预算执行中的许多问题之所以“屡审屡犯”，不能不说是与问责机制缺失有关。问责是什么？简单地讲问责是对责任人的处理，是对责任人的过错追究。这些年的预算执行审计，问题是查出来了，也披露出去了，但对责任人问责追究没有同步到位。为什么审计问责追究不能同步到位？一是与大环境有关。目前，我国开始重视问责制度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的问责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有责不问的情况还普遍存在。二是法律没有赋予审计机关对人的处理权。根据我国现行监督制度的架构，对事的处理和对人的处理并非是由一个职能部门完成的。对预算执行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机关只能依法对事的处理，而涉及对人的处理则需要移送有关部门。鉴于此，我建议政府优先考虑建立预算执行审计问责制度，政府牵头及部门联动，把问责进行到底。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可从四个方面着手问责：一是审计机关建议问责，对直接责任人和其他责任人依规应当问责的，审计机关应当建议问责；二是监察机关依法问责，对审计机关移交过来的能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问责；三是人大、政协代表民意问责，对那些尚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人大、政协代表可以代表民意问责；四是新闻媒体公开舆论问责，对一些典型案例报道公开问责。问责的目的在于落实责任，促进领导干部履行的职责。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究。

原因之五：认识不够，审计成果政府部门利用率低下。近几年来，审计机关为了提高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率做了不少工作，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经济责任审计成果运用暂行规定等规章。相比之下，“历史”更长一些的预算执行审计却没有。为什么？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预算执行审计成果的利用认识不够，认为预算执行审计实际上是审计政府，审计结果的好坏都有政府的责任，无所谓成果利用。二是审计机关对审计成果利用心存疑虑，认为利不利用不是我说算，所以审计结果达不到审计成果的高度。审计工作报告往往是普遍性的问题多，典型性的问题少；就事论事的多，有分析有价值的少。政府部门根本无法着手运用。如果这种现状不加以改进，那么预算执行审计将走入死胡同，越走越深。那么怎么实现审计成果的转化，提高审计成果利用率？我建议：一要关注审计决定落实情况。要坚持审计决定跟踪检查，扎实推进决定落实反馈制度和审计回访制度，确保审计查的问题整改到位，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到采纳。二要关注移交案件的查办情况。这几年各级审计机关向纪检、司法机关移交了大量案件，但有的案件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没有得到查处。因此，审计机关不能止步于案件移交，要督促案件查办落实，必要时还要派出人员协动查办。三要关注制度法规的修改完善情况。审计机关从体制、机制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促进制度法规的修改完善，比查处几个问题意义更加深远，但难度也更大。有些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不是一两次审计就可以革除的，需要审计机关有勇气坚持己见，制度没有修改、机制没有完善，就不轻言放弃。上述三条是促进审计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希望审计机关的同仁大胆实践，为体现审计成果的价值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从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必须要上下联动、全方位推进。党员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广大人民群众同样也要解放思想。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思想解放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把我们从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中解放出来。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实践充分证明，解放思想是扫除障碍、引领发展的“法宝”。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的深度、开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解放思想不是领导干部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实现的目标是不同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表率。

领导干部要在学习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在加强合作交流、借鉴经验中解放思想，在剖析自身问题、剖析个案中解放思想。用学习所得促进思想解放，推进思想观念、思维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创新，推动工作的有效落实。思想的解放必须要有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要有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社会环境，来激发新思维新观念，让人们敢于说话，敢想敢做，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宽大胸怀，虚心倾听不同的声音，允许别人说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要允许别人说错误的话。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把精神面貌从“稳”的思想、“守”的观念、“怕”的心理中解放出来，带头打破束缚我们大展拳脚的思想观念和条条框框，带头纠正迟滞我们发展步伐的陈旧思维，带头摒弃制约科学发展的消极心态，带头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实到执政为民上，落实到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上。当然，在强调领导干部解放思想的同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同样面临解放思想的问题。领导干部不仅要大胆创新，带头实践，把解放思想变成扎扎实实的各项改革方针政策，同时也要教育和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各个区域要解放思想，各个部门要解放思想，各个层面、各个行业都要解放思想。

二、从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必须要作为一个长久的课题、长期的要求。发展没有终点，开放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永远没有终期。

解放思想不仅是观念上的革命，也是实践中的创新。实践不停止，创新不停歇，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终期。虽然我们通过学习讨论活动，全市解放了一些思想，触及了一些深层次矛盾，但一是解放了的思想需要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二是那些尚未解放的思想依然还存在，有的还根深蒂固，一时难以从根子上破除。要行动起来，还是首先需要思想“动”起来。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到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从这样的意义上，思想解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因为事物永远是发展变化着的。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领域同样如此。

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着，社会主义所处的世界和环境在发展变化着，尤其当代这种变化更加复杂，更加迅速，我们的思想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只能不断解放思想。特别在现阶段，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认识，我们的认识所实现的飞跃，从大范围看还远没有完结。在社会主义的认识发展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应当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特有任务和权宜之计。

摘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开展深层次阅读是提升学生阅读能力及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语文阅读教学应该创新教学模式，激发学生阅读兴趣，提高阅读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小学语文；深层次阅读；策略

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学生语文综合能力与素养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只专注于对课文的条分缕析，占用了学生自主阅读理解的空间，学生没有深入阅读与思考的机会，只是被动地听教师讲解，机械训练，对课文的理解只处在浅层次状态，导致学生人云亦云，缺乏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的习惯，严重影响了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阅读是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过程，阅读教学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使学生进入文本中，进入人物的心灵与情感世界，获得丰富的审美与情感体验，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阅读动机与兴趣，进而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与语文综合素养。

一、诵读品味，加深学生的审美体验

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有意识地加深学生的阅读审美体验，让语文课堂充满着浓厚的文学气息、文化气息与语文气息。教学中特别要选取那些文质兼美的佳作名篇，或者选取其中的精华段落，让学生通过诵读，含英咀华，感受由文字营造的精神世界。如执教《雅鲁藏布大峡谷》时，教师通过多媒体为学生的诵读配以悠扬的旋律，采取指名读、男女生对读、齐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在诵读中领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神奇、壮观，然后让学生通过阅读找出自己感触比较深的词语、句子和语段，或者根据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某个景点或景观写出自己的体验。有的学生想象自己站在高处，俯瞰雅鲁藏布大峡谷，深不见底，只听得河水奔腾的声音，写出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神秘莫测；有的想象自己变成一只展翅高飞的神鹰，飞翔于雪山冰川与茫茫的原始林海，听寒风阵阵，看冰山起伏，写出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的雄伟壮观；有的甚至想象自己与藏族同胞载歌载舞，抒发了自己游览大峡谷的浪漫情怀……可见，诵读可以让学生直击文本，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想象，引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强化了学生的审美体验。

二、合作互动，把握文本中心意旨

“加快城市发展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增长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必须把发展城市经济，扩大城市就业，服务城市居民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市场化的大背景看，靠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受到市场的制约；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失去了原有的体制灵活的优势。”这是在“2003年中国·吉林城市发展与合作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研究员反复强调的。

发展城市经济与解决“三农”问题是并行不悖的。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经济飞速发展。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步积累，逐步暴露出来。比如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协调等等。缓解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说需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城市发展。

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问题并没有缓解。从表面上看，“三农”问题核心在“农”，但实际上，关键在城市经济的发展，在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农业劳动力能否尽快从农村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受到技术、资金的制约。但“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收入就难以提高，农村市场就难以拓展，整个消费、投资规模就会受到影响，与此相应，城市经济中一些产品和企业的生命周期会缩短，资源的利用率会降低，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只有城市经济大发展，才可能吸纳大批农村劳动力，才可能反哺“三农”，使城乡经济同步协调发展。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今年以来总理反复强调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目的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手段仍然是发展城市经济。在西部大开发中，以线串点的开发战略，实质是以西部的重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的开发为重点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主要是在大中城市间推进的。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一方面增强这些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一方面提高这些城市的吸纳人口与就业的容量，必将为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发挥作用。另外，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也同样是发展城市经济。通过提升传统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的活力，使这些城市摆脱困境，增强老工业基地自我发展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发展城市经济，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的素质。因为农民进城后，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哺养能力增强，生育管理更为严格，有利于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加快城市发展，首先是要发展城市经济，扩大城市就业，服务城市居民。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建设要做到规划适度超前，建设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讲求实际，注重实效。不可超出财力、物力限制，盲目攀比，贪大求快，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不要寅吃卯粮，卖地圈钱，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要把培育产业，为企业创业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市场的繁荣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城市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以城市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催生出更多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和城市带。

一、校企合作实现“双赢”的必要性

（一）学校的“双赢”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型人才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未来方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实践能力。通过校企合作使旅游企业共同参与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应用性是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必要途径。通过校企合作“走出去、引进来”，学生从理论到实际，再到理论的循环，理论知识得到更好的升华的同时增强实践能力，从而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

（二）旅游企业的“双赢”

旅游企业需要不断的进行技术改造、创新和管理，才能紧跟时代脚步，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与必然要求使人力资源成为重要的资源。学校毕业生是作为旅游企业的第一资源存在的。人力资源是校企合作的共同关注点。通过校企合作旅游企业将对人才的要求反馈给学校，高校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的培养输送，通过产学研结合使企业在产品开发、管理咨询等方面获取相应的智能、技术支持等。

二、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层次现状

一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从严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的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总的指导方针。同时，从严治党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党真正赢得社会及广大民众信任的一个基本保证，也是党区别于其他许多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从严治党如此重要，就不应只是共产党人的自我标榜，而应是取信于民的实实在在的实践。否则，就会有损于党的形象和信誉，就会严重危害党的事业。

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所谓“严”，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即对党员的要求应比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更严格，对共产党内的道德标准和纪律约束要比其他政党、团体更严明，对党内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要比对一般问题的处理更严肃。

原则的先进性并不必然产生现实的先进性。直面现实，在党内生活及党的建设中，从严治党的原则在一些地方、部门、单位及对一些人和事的处理上，贯彻得不那么好、不那么到位、不那么令人信服，以至于在党内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究其原因，固然有制度、体制层面的缺陷，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的掣肘，有腐败分子沆瀣一气等因素，但是也有一些有形无形的思想障碍，困扰和阻碍着从严治党的进程。在不少时候，这些思想障碍甚至成为妨害从严治党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思想障碍有时表现得堂而皇之、振振有词，有时又心照不宣、隐约其辞。由于这些思想障碍往往源于党内某种落后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话语形态，源于党内某种有话语权和有影响的权力因素，甚至在党内生活中早已形成了某种基础，因此就成为妨害从严治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就成为推进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

“从严治党要服从于维护稳定的需要，有利于维护稳定的大局”——这是有些领导干部经常打的招呼或作的“内部指示”。按其解释，从严治党就要查处案件，查处案件就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公众情绪，在一个时期中查处的案件多了，就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群众的激愤情绪，就不利于维护稳定的大局。有的人甚至以国际上有的国家一个大的腐败案件曝光，导致群情激愤和对执政当局的信任危机为例，一再强调从严治党要慎重。于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党内一些严重违法乱纪的问题该公开的不公开、该立案的不立案、该处理的不处理、该从严惩治的变成网开一面。应当说，这种把维护稳定与从严治党对立起来，以维护稳定来压制、削弱从严治党的思想倾向，在党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对于从严治党的健康发展是很有害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宽松政策下经济矛盾；经济矛盾下深层次根源；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投资大幅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资产价格攀升与物价萎缩、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不仅已远高出今年年初制定的17%的目标、储蓄率过高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新增信贷快速增长与中小企业融资不足、没有大量流入和有效解决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融资压力、国内有效消费不足、经济结构调整是全球经济危机深层原因之一、我国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长期陷入经营困境的民营制造业则陷入投资较冷局面、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为减缓全球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但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中出现经济指标背离,引发了市场对当前经济复苏的担忧,经济指标背离现象隐藏的经济深层次根源值得关注。

关键词：经济矛盾矛盾根源建议

1宽松政策下经济矛盾

1.1投资大幅增长与工业利润下滑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去年下半年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从当前效果来看,我国投资拉动经济效应逐步显现,国内呈现旺盛的投资需求,但最能反映我国企业整体盈利水平的工业利润却出现大幅下滑。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实现利润8502亿元,同比下降22.9%,表明当前经济复苏迹象更大程度上是政策性复苏,而非市场自发性复苏。

(一)当前德育科学化进程中的三个误区

1．把德育目标当做德育起点。德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常把学生德育培养所要达到的目标错误地当作德育要求的起点，把学生要经过长期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中才逐渐形成的德育目标当做起始阶段的衡量标准。这容易使学生产生错觉：觉得做一个教育者所要求的人太难和太遥远了，从而失去信心。这种教育方法或过程也易于导致学生对德育工作者的教条说教和行为规范要求产生逆反心理和行为异动。我们在现实中对学生的德育要求与学生当时相应的思想、心理和认知发生错位，忽视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教育规律。理想教育的起点要求太高，大部分学生会认为这是在说教，不能成为学生的精神支柱。产生这种失误原因在于：一方面教育者受到习惯于按固定定型目标要求来“塑造”、“转变”青少年品德的定势思维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新形势下学生品德形成有什么新变化、新表现，哪些是积极因素、中性因素、消极因素，如何引导、疏导等方面缺少深层的分析研究。

2．德育过程中重外炼轻内化。在对青年学生的德育过程中，我们常看到教育者想尽各种办法给学生定德育量化指标或约束条款，然后根据这些衡量标准来处理学生的日常行为，并且给予评价。这一德育教育操作过程虽然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其整个过程明显体现出只是表面重视了学生的德育内化过程中的外炼性，而且这一过程明显的或隐性的都是以建立在一定的强制和惩罚基础上来实现的。学生缺乏把德育认知和规范要求主动地、自觉自愿地内化机制，只在日常生活中惯常性的遵守和维护，容易让学生按时空和对象的需要而产生“作秀”应付举动或场面，这就是我们常讲的“表里不一”：在学校表现“优秀”而在家表现“糟透”。导致把学生的德育看成单纯的外炼，忽视内化过程，把两者相分离的原因是：我们未能清楚地认识品德内化过程的各种机制、各个环节及其规律，过于重视德育教育的眼前效果，忽视了长期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德育过程的科学化建设应把品德内化规律的探索、内化机制的建立作为突破口。

3．把整体化、序列化等同于科学化，使德育科学化外部建设与内部建设，理论体系的建立与操作体系的建立脱节。在对青年学生的德育实践中存在把整体化、序列化建设等同于德育科学化的认识和做法。具体表现为把大量时间、主要精力投放到如何使德育外部规范形成体系、形成序列上，而对构成体系、序列要素的合理组合、整体优化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应的品德心理结构，形成相应的可操作系统等深层建设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认识。系统建设的目的不是整体化，而是整体优化，不只是有序，还要合理。

以上三点是当前我们在德育科学化工作中存在的认识和操作上的误区，深刻认识和总结有利于我们的德育科学化，有利于加强青年学生德育化的效果。

(二)德育科学化深层次建设的几点思考

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期实行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必须对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予以废除和改革：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双重标准”；深化税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城乡居民应在承担国家税收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劳务和压力的总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农民负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曾几何时，农民负担沉重曾一度发展到“不堪承受”、“民怨沸腾”的程度。如此严重而尖锐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进行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期实行不合理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国家决策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更宽的视野上、更有力的改革上述行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对那些人为制造城乡有别、工农有别、农民与市民有别的“双重标准”、直接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果断地予以废除和改革，使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在负担国家税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接受义务教育、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一、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

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优先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地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隐蔽地获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85年国家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合同订购，但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下达订购任务、垄断主要农产品收购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方式并未改变，剪刀差依然存在。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这说明本来还很贫困的农民每年还要通过国家“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向工业、城市和市民支付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负担。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时间之长、数额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对于至今仍在为温饱问题而与大自然苦苦抗争的中国农民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清楚个中缘由，因为这种农民负担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特征，在农民看来，国家的统购或合同订购任务就是“公粮”，而“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何况国家还是付了钱的(尽管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甚至大大低于成本)；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压控制，故而未能引起农民外向的强烈不满。但这种隐蔽地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却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和农业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

建国后我们在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时，曾将工业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实行“挖农补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实行“农工自补”，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实行“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农业向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已经完成。按理说，国家应该及时调整“挖农补工”政策。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却仍然实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挖农补工”政策。这种持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以自身的贫困支撑起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整两、三代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可惜现在许多“城里人”似乎并不能看到这一点，或视而不见，反而歧视农民、排斥农民、甚至敲诈农民，这在农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上，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精神负担和安全负担。而现在身居城市的决策者，也似乎遗忘了他们当年的“诺言”，这是很不应该的。

农业本身是一个比较效益低的弱势产业，农业生产由于主要受自然界的影响而十分脆弱，其自身的增值和积累的潜力十分有限，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高、早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一致对农业实行特殊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直接支付农产品生产补贴，以确保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能获得平均利润。“以农业为基础”，是我国基本国策的第一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首要任务；我国加入WTO，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风险最大的是农民。笔者深感全社会应该增强对农民“减负”的紧迫感，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不能再这样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建议国家乘我国正式加入WTO和农村税费改革之际，取消人为制造的剪刀差，并适应WTO的需要，依照国际惯例和国外对农业实行普遍扶持和保护的做法，直接对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产品生产补贴，切实保护和扶持农业，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二、废除城乡隔离政策，取消“双重标准”

摘要：传统宪法概念存在三大局限性：历史的局限性、抽象对象的局限性、定位上的局限性。基于对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与超越，可将宪法界定为客观秩序和观念秩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权社会的基本规范。

关键词：传统宪法概念反思超越

一、传统宪法概念综述

纵观中国宪法学的研究，学者们对宪法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以宪法调整对象来定义宪法，这种界定方法主要突出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国家权力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如有学者认为：“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二是以宪法的功能与作用为视角来定义宪法。这种方法主要突出宪法的两重功能——授予权力、限制权力，它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l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美国宪法是保卫自由的重要手段，它既规范了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也规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它的目标是约束国家权力。三是以宪法的表现形式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突出了宪法的两个主要要素：“具有成文法典形式，具有特定的修改程序。”它首先着重强调必须有贯以“宪法”的规范性文件，以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别。其次是有严格的修改程序，以区别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度。从这两个主要的形式要素来体现宪法的根本性，而不是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体现其根本性。四是以宪法在整个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界定直接突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属性。这种定义着重指出，宪法制定者将宪法确定为治理人类政治组织群体的一种根本大法。宪法文献指出并阐明一国政体所赖以建市的原则。因此美国学者施华兹说：“宪法是包括治理国家的指导原则的国家根本法”。是以宪法的政治性、阶级性为视角定义宪法，这种定义从法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出发，认为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它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在法律上的最高反映。“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宪法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宪法的。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宪法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宪法的某一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与研究宪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的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以适应宪法原理。就在这个过程中，宪政实践首先对宪法的概念提出了疑问，然后宪法学理论也开始对此予以探讨，并涌现出大量与之相关的成果。

二、传统宪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