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范文10篇

摘要：社区是城市居民的重要生活单元，在当代社会的功能日益凸显，因此构成了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而其中，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又构成了主要的创建内容。本文试从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对和谐社区的概念进行分析，然后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运用社区工作的理论、方法及技巧，试图论述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及对和谐社区构建的最终促进。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社会资本；和谐社区；平安社区

近来，和谐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都在论述和谐社会及其构建，从各个层面对和谐社会的内涵及构成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政治和谐、文化与社会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等，而提及和谐社会，就不得不提到和谐社区的构建，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每一个基层社区都是和谐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如果基层社区不和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是健康的。社区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之一，在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中，社区工作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忽视，从某种角度来看，和谐社区的构建过程其实是社区工作的开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和谐社区的构建，中国社区工作的本土化也将得到促进。

一、和谐社区

要想给和谐下个确切的定义很困难，大致来分析，和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和谐包括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和谐，生物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也即科学发展观角度的“和谐”，社会性的和谐主要集中于社会层面，包括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各系统如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各层面的和谐。

具体来谈，“和谐社区”是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社区民众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谐相处。在社会工作的意义上，和谐社区的创建过程其实是一种共处情谊的培育过程，共处情谊是一种人际协调相处、友好往来、互帮互助的理想共处状态，是社会工作致力达到的理想目标，无论是个案工作、小组工作还是社区工作，都是从“人在情境中”出发，在利他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助人自助”，解决个人、家庭、团体及社区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共处情谊”。

一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欧洲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在这两各地方普遍维持着城市生活方式，城市文明，并且在这种理想城市中，产生了自由民。他们一方面是特定城市国家的市民，是属于谋求自身利益的私人，另一方面，他们是特定国家的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国家，是一个“公人”，必须在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袁祖社，2003：14）。中世纪的城市运动使商人成为城市市民的主体，形成了与封建主的领地、城堡相区别的具有合法地位的自治性社会。在这里，城市居民以商人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尽管出身不同，但是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获得了同样的法律地位，即公民权（袁祖社，2003：16）。公民对城市事务的参与首先是通过行会和兄弟会等市民自治组织和机构，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的。市政议会的权利来自公民群体，并受到市民大会的监督。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同政府的分离，而且表现在“它对政府，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参与。但是，中世纪城市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特别是到了同业公会时期，这种排他性严重违反了现代民主精神（袁祖社，2003：19）。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公元18世纪到19世纪。在战胜各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危机过程中，人们开始对社会秩序的原则进行反思，开始越来越把视角转向社会内部，从社会自身的运作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存在（亚当·塞利格曼，1992，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51）。近代市民社会开始逐渐独立于政治国家，反对专制制度，明确地划分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界限，形成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的，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市民社会。1767年亚当·福格森将他的《市民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首版于英国爱丁堡，他认为市民社会就是拥有政府和法律的文明社会，是公民自治自决的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每个公民都自觉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福格森又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由于分工和致富欲的发展，公民们丧失了公共精神，他们把政治和军事问题交给官僚处理，这就在无意中为专制制度准备了条件（袁祖社，2003：28-29）。福格森的思想体现了近代市民社会的转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在19世纪，托克维尔(Tocqueville)认为“一个多元的且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组织的市民社会是民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认为制约专制政治的方式必须通过处于国家机构直接控制以外的市民社团的成长和发展（约瀚·基恩，1988，转引自亚历山大、邓正来，2002:117-120）。

从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可以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产物，它是具有一定政治功能的社会结构形态。市民社会的形成对于制衡政治国家的权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克思(KarlMarx)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科学地阐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辨证关系。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看作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范畴，是阶级利益之分化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失，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一道消失（转引自袁祖社，2003：41）。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不但包含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同一性，而且包含了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同一性，还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真正解放的思想。

根据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结构指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在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又是投入社会实践再生产的中介（吉登斯，1998：52）。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它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进一步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制衡，或者说市民社会发挥不了制衡的作用，那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种情况就可能完全由政治国家来统治，这就必然出现专制政治；另一种情况就可能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混乱，彼此没有清晰的界限，干预过多、秩序混乱或功能不健全。所以，市民社会是否能够发挥这种制衡作用，取决于它本身的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正是这种建构机制和运作机制才使它对于形塑健康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政治学的视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视野中，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的均衡。其理论主要有三个取向：洛克(Locke)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黑格尔(G.W.F.Hegel)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KarlMarx)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这三大理论分别从政治国家的基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历史辨证关系来阐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

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D.Skidmore，2001）。自洛瑞（G.Loury）于1977年在《种族收入的动力学理论》中首次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来，经布迪厄（P.Bourdieu）、科尔曼（J.S.Cole-man）、普特南（R.D.Putnam）、福山（F.Fukuyama）、伍考克（M.Woolcock）、埃文斯（P.Evans）、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学者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最有影响和最具潜质的理论之一，并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的重要工具。农业保险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涉及到农民生产的各个方面。社会资本与农业保险关系密切，从各方面影响着农业保险。本文从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出发，分析其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

一、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有利方面

1.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具有工具性作用农民对农业保险既力不从心又心有疑虑。一是不相信保险；二是依赖保险，部分农民买了农业保险后，不积极参与防灾防损，导致损失扩大；三是道德风险严重，少数农民利用农业保险进行欺诈活动。社会资本介入农业保险可以制约以上的行为，对农业保险具有工具性作用。社会资本提供的保险信息搜寻便利降低了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弱化或解决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2.弥补保险中介机构缺位规范化的保险中介机构是现代保险市场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保险的供求双方均能起到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然而，我国保险公司并没有利用农村保险和保险经纪公司这一中介形式。其可以利用社会资本弥补保险中介机构的缺位。社会资本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保险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多途径的让广大投保人了解农业保险，提高农业保险产品的搜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农业保险中介的缺位。

（二）社会资本对农业保险供给需求的负面影响

［摘要］社会资本理论合理地解释了公共治理领域的问题，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我国正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时期，由于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很大程度就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作者试图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农村社会结构在现阶段所出现的问题，通过投资社会资本使农村社会形成以信任为基础的网络结构和互利的多元社会结构，进而使农村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稳定的人口结构作为前提，通过民主决策、民主问责、民主参与为农村的社会资本运行提供活力;通过制度设计为农村社会资本的稳定运行提供长效机制;通过内聚型的文化建设为农村社会资本的运行提供广泛的认同。同时法制化和制度化是社会资本的必然归宿。

［关键词］投资;社会资本;农村治理;现代化;社会结构

1社会资本的引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社会资本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网络关系的优势，通过信任和这种网络关系内在的沟通实现高度的自治。这种自治是在分权的逻辑下进行的，从而使每个人都过上有组织的生活，每个组织又能够发挥其职能的优势。在《独自打保龄》中，帕特南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了美国人为什么逐渐倾向于过一种没有组织的生活并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这种现象在我国也有着明显的体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引入在观念上其实是自由主义的获胜。之前我们在大规模地搞群众运动，人们习惯于用集体的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虽然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个悖论，但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解释在高度政治热情下的群众参与行为。所以以一种案例式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带有政治热情驱使的非理性因素，这种非理性因素一旦丢失，集体的行动就会回归到理性选择的逻辑内。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广泛的参与历程，按着路径依赖的理论，又很容易会组织起来人民过上有组织的生活，进而实现互利互惠的自治模式。所以在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时期，社会性问题凸显的重要节点，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农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过上多元组织的生活，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民主化进程、内聚型文化建设、分权制改革等制度供给实现农村治理的现代化。

2从农村社会治理现象审视社会资本的投资欠缺

农村人口外移导致农村社会资本流失:城乡差别的存在和近年差别的扩大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体制因素，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又有政策因素，如投资、财政、金融和流通政策的不协调等;也有发展方面的因素，如农村的教育、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滞后等。其中立法和政策是主要的原因。同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几乎成为中国城乡分离的有力证明，一般认为自由市场加上理性人等于公共选择的悲剧，而大规模人口流动加之法制不健全等于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逻辑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达到互助共赢的自治状态。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而空心化恰恰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农村人口经历了从“不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不离乡”，再到“离土又离乡”的阶段，社会资本的评估几乎是以人口的状况为参照标准，而人口状态是政策导向的集中体现。农村社会资本由于人口流动和土地使用固化而流失，而人口规模没有能控制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人口频繁流动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缺少创造财富的机会，或者是人口过多地堆积在土地上所造成的农民贫困化构成了社会不安定之源。正是基于对农村贫困化的考察，有学者便将农村流动视作农村革命的替代品，是因为人口的外流缓解了农村由于贫困而埋下的秩序混乱的隐患。

一、前言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将供应链支撑的生产经营领域的共生机制引入和扩展到中小企业融资及小额信贷运营，是一种全新视角。如果说大中小企业的分工合作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那么作为这一体系的“衍生产品”的信誉链和合约构成了融资链的战略基础。虽然分工细化导致的企业间的强联系，使价值链上升到供应链而形成一种广泛的共生机制，但其最主要特征仍在于外生性(易受市场环境的左右)；而高级共生模式在于以供应链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为基础的信誉链——供应链的本质应是一种信誉链，其核心与升华是以合约连接的信誉的共建与共享。由于信誉链的建立伴随着企业信誉边际水平的提高，因而存留于供应链的各企业的边际信誉度将被提升到同一水平。一旦信誉链基本稳定，处于该链条的企业融资模式，会改以企业为单位的模式和以基于“供应链—信誉链”的共同项目为单位的模式，这标志着企业间的融资链——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形成。这正是共生融资模式的实质。融资链本质上就是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体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

二、“供应链一信誉链一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

据上分析，为化解信贷配给难题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以金融制度与非金融性制度的创新，深化与拓展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践，因而对于“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的探析就水到渠成。

持续地对具有一定负债能力、但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人或企业授信的小额信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它又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一旦运作良好意味着大量人口脱贫。因而其研究与实践对于“和谐中国”建设具有特别意义。然而，中国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乏善可陈。其因在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判断(小额信贷组织对于“真扶贫”或“扶真贫”的只说不做直至退却，往往是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白地表达了小额信贷的经济学困境：借款人从抵押资产等财务指标考察上的资格欠缺，使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异常严重，利率价格机制的失灵使逆向选择不可避免。因而面对控制风险的本能方式——利率上调，即使借款人同意，贷款者由于更担心道德风险仍不敢放贷。这样，面对财务资料未达标、借款信用等级缺失和利率机制失灵的困局，经济学的评价体系就变得混乱不堪。于是，人们转求于社会学的考察。当一个经济上的行为演化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时，这种经济行为的不经济就不难想象：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和运作成本均很高，对贷款的监测很难；笔数很多而业务琐碎，人手不足而效率低下，等等。鉴于此，小额信贷的主旨由最初的扶贫向实现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1997年全球第一次小额信贷高峰会议首次提出了双赢目标)的转变，就顺理成章。于是就有了关于社会问题经济化抑或经济问题社会化的“相机抉择”或兼得的诉求与实践。庆幸的是，有这样的成功范例——尤努斯和他的乡村银行(GB模式)以共享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就做了很好的诠释。

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

一、维护投资主体的法律地位是推动社会资本投资勘查的前提

勘查投资主体指的是实施勘查项目的出资人。在我国，探矿权是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中派生出来并相对独立于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的限定性物权。探矿权人享有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并获得收益的权利但没有处分矿产资源的权利。探矿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同样应该表现为：行为能力或承担责任的能力是衡量申请该项权利的民事主体是否符合规范的前提。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行为能力的根本体现就是一种经济能力。因此，凡具有足够经济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均具有申请探矿权的资格。经核准、登记等法定程序，可以成为探矿权主体。在此前提下，探矿权人成为勘查投资主体，履行勘查出资义务，并可以通过“招标、招聘”等途径，来解决行使探矿权过程中所需的特殊手段或技能问题。允许一般民事主体申请探矿权，成为探矿权主体，实际上是从法律上赋予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合法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地质找矿突破战略，允许和鼓励勘查投资主体多元化，维护投资主体权益，鼓励更多的非国有企业投资商业性地质找矿。近十多年来，随着地质找矿机制的改革，国家允许国有地勘单位以持有的探矿权为条件，与其他企业和个人合作勘查，勘查出资主体发生了很多的角色变化，非国有的探矿权人与他人合作勘查的行为非常普遍，因此，除了通过成为探矿权人实现勘查出资主体权利外，一些企业和个人出资与探矿权人合作勘查，事实上也是勘查投资主体。合作勘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合同来约定，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提出：完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机制。对可以由企业投资的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政府原则上不再出资，主要运用政策调控，改善市场环境，发挥引导和促进作用。对勘查风险大的能源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政府适当加大前期勘查力度，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投资。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培育壮大商业性勘查市场主体，确立企业在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中的主体地位。各类矿业企业新建矿山或采区，必须依法投资矿产资源勘查或有偿取得矿业权，承担投资风险，享受投资权益。上述政策的提出，解决了商业性地质勘查项目的投资主体问题，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矿产资源勘查，降低商业性地质勘查的风险，保护商业性地质勘查的权益。旨在通过拉动社会资本投资，加大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实现在短期内形成显著找矿成果的目标。在国家倡导地质投资多元化的今天，我国诞生了一批专注于风险勘查的民营企业，投资进行商业地质勘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梁伊广西国土资源规划院广西南宁530022投资的民营企业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实施找矿突破行动的2011年，我国公益性与商业性地质找矿资金投入已实现了1∶10的比例，随着地质找矿新机制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这种拉动比例必将更大地提高，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在地质找矿中将发挥更多的作用。

二、社会资本勘查投资导致地质勘查队伍发生变化

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活动是打破地质勘查队伍单一性的决定因素。地质勘查活动是一种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产业活动，因而各国矿业法一般都规定，必须满足特定资质和条件才能从事地勘活动。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地勘项目由国家投资，实施计划管理，国有地勘单位承担，因此，没有制定地质勘查资质准入制度，更不可能存在非国有的地勘单位。改革开放后，在允许社会资本投资勘查的形势下，地质勘查也逐渐向社会开放，非国有地勘单位有其存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地质勘查资质管理制度应运而生。1991年9月3日，原国家地质矿产部令第14号《地质勘查单位资格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地质勘查资格管理工作进入新的时期。非国有地勘单位由此诞生并逐渐在地质勘查行业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地质勘查单位资格管理办法》实施十多年后，由于其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原有的规定和要求已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地质勘查资格管理工作的需要，尤其是缺乏竞争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导致勘查工作能力水平相差很大或十分悬殊的地勘单位持相同的地质勘查资格证书，不利于地勘单位提高素质、增强地质勘查能力、提高地质勘查工作质量水平。为此，国土资源部适时总结，进行制度完善，2003年了《矿产资源勘查资质注册登记办法》。2008年国务院了《勘查资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0号）。将勘查资质管理的制度上升为行政规范，这些制度规定了勘查资质的准入条件，消除了国有与非国有的界限，强调技术能力是取得资格的主要条件，从而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质量和水平，规范地质勘查行为，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序，促进地质勘查工作健康发展。非国有地质勘查队伍需要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壮大。实施地质找矿战略行动，需要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勘查单位。《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提出：鼓励国有矿山企业实行探采结合、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公司或企业集团，增强在国内外参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能力。鼓励国有地质勘查单位与社会资本合资、合作，组建矿业公司或地质技术服务公司。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公司和机制灵活的找矿企业。近几年，不仅国有地质勘查单位申请地质勘查资质，而且有一批非国有的企业陆续申请地质勘查资质，成为地质勘查的新军，国有与非国有的地质勘查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应清醒地看到，非国有地质勘查单位自有的技术人才相对缺乏，在申请地质勘查资质过程中，为了满足各类技术人才的限制条件，一些公司四处拉人的现象依然普遍。虽然聘在公司的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但实际上这些人员并不在公司承担项目工作，这些公司承担的项目，往往项目人员少，成果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有地质勘查单位仍是地质勘查的主力军，非国有的勘查公司应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技术水平，在地质找矿战略行动及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保护社会资本勘查投资权益需要规范勘查行为

矿产勘查活动是以生产一定的地勘成果为产品的产业活动，目标是形成一定的关于矿产储量大小等情况的地勘成果。探矿权人享有出资对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并由此获得收益的权利。探矿权人实现勘查收益的主要途径一是转让探矿权，二是依据优先权登记采矿权取得采矿的权利并据之取得后续的收益。近十多年来，由于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登记探矿权，探矿权人是投资人，实施地质勘查工作的是具有资质的勘查单位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探矿权人是一般主体，地勘单位是特定主体。地勘单位通过出资可以成为探矿权人，但非地勘单位之外的探矿权人要进行地质勘查活动必须通过委托或其他形式由地勘单位进行勘查。具有地质勘查资格的勘查单位与探矿权的主体探矿权人往往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勘查投资人与勘查单位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双方通过建立合同关系，明确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勘查合同成为维护勘查投资权益的主要手段。由于勘查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行为，投入与产出（地勘成果）往往并不成为正比关系，双方订立的合同不可能约定勘查投资人投入多少资金后勘查单位找出多少矿产资源（地勘成果）。这种情况下，规范勘查行为是保护勘查投资人权益的前提。近些年，发生了一些勘查单位抬高勘查价格，不认真编写勘查报告的行为，深受勘查投资人的痛恨。勘查投资人可以接受勘查单位按技术规范严格实施地质勘查但却找不到矿的结果，但不能接受勘查单位违反技术规范，乱施工、乱作业行为，更不能容忍弄虚作假。不规范的勘查行为频繁发生致使勘查投资人权益得不到保护，将导致勘查投资人的投资积极性减小。不规范的勘查行为在损害勘查投资人权益的同时，也损害地质勘查行业的利益。

[摘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已经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并且为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社会资本与强化政府回应有着内在制约和依赖关系，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发育的不成熟严重制约了我国政府回应的效率。因此，必须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培养公民人文精神、参与意识；加强政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建设，发展社团式社会资本。通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社会公众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形成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进而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回应；公民社会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社会理论，为社会行为、政府管理、制度研究以及社会民主等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增长在公共利益表达、公共利益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群体间的有效沟通等公共性维度上体现诸多作用，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进程，对增强政府回应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回应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它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及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前，政府本身正做出变革体制、加强监督、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推进民主进程等各种努力来提高政府回应。实践中我国政府已经在执行的有利于促进回应机制建设的举措，主要有承诺制、公示制、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度、国家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行政质询制度等。这些实践对于促进“阳光行政”和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看，形式有余，效用不足。这些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查缺补漏，平息社会矛盾，弥补权力作为的过失，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沟通单向性、回应被动性的缺陷。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反应过程的迟钝和回复过程的隐形化、非制度化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也存在政府对不同社会群体回应不对称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要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政府回应不足问题，笔者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找到答案。

二、理解社会资本理论

摘要：作为一种全新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产业新城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产业和城镇的融合、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如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生态宜居。在这些新理念的指引下，产业新城通过孵化、产业转移、整合等对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实现资源集约型城市的构建、提升区域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产业新城建设中引入PPP模式，提升了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效率，有效弥补了政府在财政资金方面存在的缺口。但是社会资本在参与产业新城PPP项目的建设中将面临诸多风险，如何才能有效的规避社会资本参与的风险已经成为PPP项目中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就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中社会资本管理存在的风险进行探讨，从而提高对PPP项目的风险管理水平，从而为其他产业新城PPP项目的社会资本风险管理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产业新城；PPP模式；社会资本；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诸多问题，例如：城乡分离、对资源过度的掠夺式开发、产城分离，甚至有的城市出现了“空城”、“鬼城”，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我国大量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更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产业新城是一种城镇化和产业化相结合的全新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的推出不仅保留了传统园区的优点、有效弥补了不足，同时更对园区经济合理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原来单一的生产园区向着汇集了生产、服务、消费等多种功能支撑的新型城市经济园区。产业新城开发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建设工期较长、工程量较大，这对各地政府的财政资金提出了新的挑战，再加之缺乏专业技术人才，并且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并不完善等，从而导致在产业新城建设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PPP模式的引进有效弥补了政府财政资金的缺口，更为新型城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在PPP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是其中的一项主体，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有效识别和分析社会资本所面临的各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PPP模式下产业新城建设项目中社会资本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门槛较高。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社会资本进入最为艰难、门槛最高，更是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由此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社会资本投资中发展最为不足的领域。我国各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监管规范的监督者、实施者、制定者，更是出资者，这就出现了一些权力寻租现象；出现了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问题。当社会资本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时，虽然市场准入壁垒已经不再明显，但是，仍存在一些不顺畅的现象。例如：有的基础设施项目长期由政府垄断，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表面上看实现了脱钩，但是实际上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容忽视。这种对社会资本其实的观念必须尽快转变。(二)缺乏完善的监管制度。社会资本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强化政府监管职能的基础之上，一旦出现监管职能的越位、缺位的现象，将会危及到广大社会公众的利益，同时也会造成无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投资的利益。但是目前我国现行的监管机制缺乏完善性，如：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范围不具体、监管水平低下、监管部门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监管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升。(三)融资难和投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我国很多民营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要跨越很高的门槛，与其他大型国有企业相比，民营资本的融资机会少、规模小、比重低、品种少、期限短、融资成本高、担保难等问题造成融资难的现状。另外，很多民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投资所有权的安全性、独立性、完整性受到威胁。

[摘要]PPP作为近年来我国主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运作模式，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得到了快速发展，发展过程中有关部门加强了对PPP模式的指引，社会资本方的PPP业务相关监管规定和法律环境有所变化，运作方式也更为多样化，财政部近期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社会资本方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将对PPP项目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旨在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会计处理结果对PPP项目公司融资、税务等的影响，并提出切实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PPP；会计处理；影响；应对建议

2021年2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下称解释14号），解释14号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下称解释2号）第五条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了社会资本方对PPP项目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并规定了应当进行追溯调整的情况。解释14号规定：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有权向获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收取费用，但收费金额不确定的，该权利不构成一项无条件收取现金的权利，应当在PPP项目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将相关PPP项目资产的对价金额或确认的建造收入金额确认为无形资产，以下称该处理为“无形资产模式”；社会资本方根据PPP项目合同约定，在项目运营期间，满足有权收取可确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条件的，应当在社会资本方拥有收取该对价的权利（该权利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因素）时确认为应收款项，以下称该处理为“金融资产模式”，对包含以上两种情况的成为“混合资产模式”，对应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IFRIC)于2006年11月30日的《国际财务报告解释第12号———特许经营协议》披露的三种资产属性下运营方的会计处理规范[1]。文章重点探讨PPP项目中同时存在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情形，分析解释14号会计处理的影响以及提出切实的应对措施。

一、影响分析

（一）会计处理操作

解释2号明确了企业采用BOT方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了项目公司可以无条件收取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或取得约定差额补偿的应当确认金融资产；项目公司有权收取服务对象费用但金额不确定的，应当确认无形资产，从文件的规范内容来看，解释2号是应急性的，许多有关PPP项目的会计核算问题并未涉及，如采用控制法还是风险报酬法确认资产，收取货币资金等的权利如何确定[2]。此外，解释2号主要针对BOT项目，其中不少规定对其他PPP项目并不适用[3]，在实务工作中，金融资产收益率的确定没有统一、金融资产与无形资产分割缺乏操作案例，且政府主体的会计处理没有明确、各地税务机关认定存在一定差异，部分PPP项目资产并未按照解释2号规定进行划分，而是直接计入了无形资产。解释14号从适用范围、资产确认、附注披露等方面对社会资本方下PPP项目会计处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且2020年12月财政部了《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应用指南（下称政府第10号指南），政府主体对PPP项目会计处理有了更详细的操作办法，社会资本方与政府主体对于PPP项目的会计处理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明确。解释14号已开始施行且对追溯调整进行了相关要求，即以往会计处理不符合解释14号的将需要根据进行追溯调整。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含义的纷争与批判；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本土化对接；社会资本含义资源说的现代化转型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中国人所奉行的关系说和所践行的关系网、关系价值包含人文特征和经济特征、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每个人、群体或组织都拥有各自的各种各样的资源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从群体的角度和一般意义来讲,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嵌入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这种有价值的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资源,既能促进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又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中产生。尽管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但是关系资本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怎样从为个人、小团体和小圈子所拥有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群体、社会所拥有的准公共产品和甚至纯粹公共产品,是社会资本在完成本土化对接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本土化对接后的现代化转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互惠机制、转换机制、共建机制和共享机制的有效运行,而机制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组织间的力量的大体均衡、各种组织目标的互补与兼容以及组织体系中主导力量的形成。

【关键词】社会资本公共产品转换机制

自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成为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它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因此,得到了学界和官方的广泛认同。

但是,还没一个完全得到公认的社会资本概念。正如“有多少个社会学家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的定义”一样,“有多少个社会资本研究者就有多少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

一、社会资本含义的纷争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