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思想范文10篇

[摘要]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述，并大力主张和倡导社会主义，这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摘要]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述，并大力主张和倡导社会主义，这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社会主义一词最早见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著作中，它由“社会的”一词衍生而来。该词源出于拉丁文socialis，意思是“同辈的”、“同伙的”，体现着一种集体主义思想。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摘要]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要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到实处,首先必须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思想内涵。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思想内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及主张

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绪言：研究本课题的一些认识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阉割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绪言：研究本课题的一些认识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阉割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20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时期，邓小平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本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比较肯定列宁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当时只有54岁。因此，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只有思想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晚年。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重涵义，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20世纪的社会主义探索主要有四次；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时期，邓小平时期。邓小平在总结本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比较肯定列宁晚年那一段探索的。列宁是在1924年1月过早逝世的，当时只有54岁。因此，列宁没有年龄意义上的晚年，只有思想发展阶段意义上的晚年。他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在1921年3月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飞跃和升华，这是列宁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三重涵义，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第一节莫尔的农业乌托邦

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