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范文10篇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一、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年轻一代思想状况、基本特点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想去分析，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经济体制转型——使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

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其作用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完善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其中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哪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二是，个人、集体、社会三者的利益如何对待。道德的实质是义与利的问题。用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讲奉献还是讲索取”。在奉献和索取二者之间的取向不同，使道德观念呈现出千差万别，导致道德取向的多元性。

年轻一代道德取向的多元性，可以具体分为：只奉献不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少奉献多索取；不奉献不索取；不奉献只索取。有奉献就应有索取，多奉献就应多索取，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道德的主要信条。这种奉献与索取并重的观念，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道德取向的一种否定和超越。那些年代只能讲奉献，不能谈索取，只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自身价值。这种道德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并以其为基础的。

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嬗变中，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状况，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实现道德观念更新的一种进步趋向。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观念的要求，建立起新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当前社会主义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文化的特点

纵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国人向来擅长辩证思维、冷落形式逻辑，这从浩瀚纷繁的经著典籍中可见一斑。“铢分毫析”、“合而观之”，“疏通源流”、“时势见理”，“虚会”与“实证”统一，以达到“十分之见”。而被李约瑟认为的“《墨经》已是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只是止步于先秦，先秦之后，形式逻辑再也没有得到发展。而后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式逻辑火花也仅在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介绍到大唐的印度“因明”和明代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偶露峥嵘，其幼芽没有得到萌发便胎死腹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二——“经学独断论”大行其道。中国春秋时期是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形成，适应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的教育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对人才的要求是“明人伦”，要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伦理纲常，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此时期的典籍主要是阐明封建伦理关系的“四书”、“五经”。孑L子提出了六艺为内容的教育体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五经”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宋朝时又增加了“四书”。从此，“四书”、“五经”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其实质是：预设某个原理，赋予它自身绝对的权威，然后推断演绎，以论证所推出的结论的绝对合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是，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识形态，崇尚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导致社会丧失思想自由和宽容的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敲开故步自封的中国大门的时候，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也开始传人中国。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封建社会以培养明人伦，维护封建社会人才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国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逻辑学的视角对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启发民智、转换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国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处于摸索探究阶段，选择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紧紧围绕在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道路上，经济增长不规则，不时犯有急躁冒进情绪；社会发展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转型的广度前所未有，转型的深度史无前例，转型的难度前所未遇，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从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而言，目前中国所处的第三阶段社会转型的意义更为深远，可以认为这一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

本文作者：袁忆工作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一)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和权利意愿的增加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公民的法制意识从最初的对法律的畏惧已发展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二)中国的“民权”和“人权”的发展目前，全球化浪潮不仅仅涉及经济而且还涉及文化及观念的范畴。中国也从传统的“官本位”逐步向“人本位”发展，在宪法的修订中，也提出了“人权”的概念。(三)社会矛盾日益增加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是制造了社会的裂变和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城乡差距的严重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中国目前社会处于裂变的转型阶段，因此，对于国家乃至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的模式仍然在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力不从心。(一)立法尽管“人权”已经被写入了宪法，但是，总的来说，仍然和国际人权标准有着较大的距离。对“和谐”的曲解使在立法上沿用以往的“社会管理”的模式，过于重视“稳定”，使人权的价值没有成为立法中的价值选择。(二)公务员管理从历年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畸高的录用比例就可以看出来，老百姓对公务员职位的向往之中隐藏了公务员管理方面的缺陷。仅仅依靠宣传教育，依靠政治学习和模范人物示范作用来解决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是不可能对其根除的。只有从根本上的制度建设上入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从公务员的思想方面来看，“权力本位”的观念仍然在许多公务员脑海里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这造成了人民意愿无法表达，或者说难以用适当合法的方式来表达，这些问题的积聚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诸如说流动摊贩和城管之间的矛盾，类似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盾。(三)司法由于在中国司法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使得在解决当前社会矛盾中，中国的司法应对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因为法律的制订中存在着许多灰色地带，致使很多本应由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被受理。其次，对“和谐”的错误理解使调解受到司法部门的追捧，在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强制性调解。再次，司法腐败的存在和日益猖獗，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诉讼”的排斥和“官本位”的残留思想，以及司法的时效性和收益和付出的不均衡性，使得群众更倾向于通过上访来寻找“包青天”来解决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的这个时期，传统的管理模式没有能够相应改进，从而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纵观全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法治是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因而，中国只有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走依法治国的道路，并切实实行法治，才有可能解决当今社会的种种矛盾，才有可能应对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严重的危机，才有可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平稳过渡。(一)从立法方面入手，保障社会正义首先，在人权保障方面，立法应与国际社会接轨。随着我国在国际经济法律方面和国际社会相融合，与之相关的人权方面，也应该受到相应的重视，虽然中国已经是国际上若干与人权有关的公约的缔约国，但是，在把公约的条款并入到内国的法律时，力度仍然不足。其次，法律的制定必须更加谨慎。在今后法律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应该真正的表达和体现民意，体现法律对终极目标的追求，也就是说，对公平、正义、自由等理想境界的追求。(二)从政府守法方面入手，体现社会正义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言，“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在自己的行为中，也必须做到依法行事，无论何时，无论何人，无论何事，都要严格的遵守法律，破除中国特有的“人情和法律并存”的现象。同时，还要有能够对政府行为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机关，做到权利制衡，使之能够切实地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相对于实体公正而言，程序公正更为具有先行性。因此，政府守法的关键问题在于执法者能否严格依照程序执法。当没有程序的公正时，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在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①(三)从司法方面入手，实现社会正义在现代社会中，司法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是私权利之间的争议，还是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争议，司法都对结果的正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目前，“信访”、“双规”、以及法院本身所追捧的“调解”等解决纠纷方式都对司法本身有着强烈的冲击，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当代司法的基石，意味着法官应该是独立判案，以其专业知识和对法律的恭谦的态度，对案件做出自己的裁判。而在中国，太多的因素影响了法官的独立性，这也造成了司法中诸多问题，致使不能真正的实施法律。总之，无论是从立法、守法，还是从司法方面，转型时期的中国都面临着许多纷繁芜杂的社会问题，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应对现代社会转型方面存在着缺失的情况下，只有切实推进法治的现代化，遵循中共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完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历史使命，才能构筑真正和谐的现代社会。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向现代工业文明的伟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危机、价值观危机、社会道德危机、生活方式危机和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不同程度地阻碍和延缓了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认真分析和有效化解这些危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转型；文化危机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社会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全是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全是良性的。（1）P1-15全球化在为我国的发展创造着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精神文化和生存条件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的后果，引起并加深了各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由意识形态、价值、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和生态危机等所引导的矛盾冲突中前行。下面做个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危机

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全球范围内超越国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冲突与整合随之而来,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消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2）P6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生活方式就绝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以商品文化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已经构成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动。它通过反映特定意识形态的意志在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中行使着对大众道德、思想、观念的控制与主宰，是一种文化的霸权。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生活方式是从属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所以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对支撑这种生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认同。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是感性而深刻的，人们一旦接受就难以摆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商品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要按造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255目前，以介绍和宣传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媒体，在向人们展示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娱乐、饮食服饰、起居用行等消费行为方式、消费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诱导并刺激了我国一部分人对各类物质享受的欲望，并由此引发和导致了他们对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理解。“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从物质层面上进而深入到其观念和行为之中。消费主义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渗透，必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强烈的冲击，构成严峻的挑战。”（4）马克思指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P35所以，面对新形势下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如何防范和抵制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也就成了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与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1)社会转型期的界定。

社会转型期是指当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时期。

(2)政府管理创新的内涵。

何谓政府管理创新，主流观点认为:“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等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的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

政府管理创新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自古以来，妇女的传统角色往往是单一的家庭角色，即作为母亲和妻子而存在，而极少有社会角色。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妇女也不例外，她们首先是属于家庭的，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使得仅仅依靠男人的劳动无法维持家庭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纷纷走出家门，从事力所能及的社会性劳动，以此来满足个人及家庭生存的需要。在妇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信贷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对其家庭的生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妇女信贷活动概况

在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中，有所收入的妇女中有不少都参与到了信贷体系中。她们或作为放贷人，将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物品、土地借贷给别人，或作为借贷人，从别人那里借贷自己所需之物。其信贷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有息或无息的金钱借贷，这也是所有信贷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其二，抵押贵重物品的典当业，即如果到期后，债务和利息都偿还了，抵押的物品就要归还原主，否则，就归典当商所有。其三，因买卖而产生的信贷关系。在那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在购买物品时能一次性付款并立刻将所购之物带回家，而是达成一个销售协议，将付款日期或物品的送达日期推迟，这样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便产生了信贷关系［1］85－86。金钱的借贷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没有银行可以安全地存放钱财，没有正规的贷款人或以国家为后盾的债约，没有保险公司的社会，尤其是处于16，17世纪早期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钱如果只是简单地存起来，它的购买力就会大大降低。有资料显示，在1500－1619这12个十年之间，只有3个十年在结束的时候比开始时货币的购买力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只有1%;在另3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下降了4%－10%，还有5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流失了14%－20%;在16世纪4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最初价值为10镑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了38%。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1540年存了10镑，那么到了155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6．2镑了［1］100。因此，在这一时期，向外有息的贷款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并且能从金钱中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妇女所从事的借贷一般是小规模的，只在亲戚、朋友、邻居和熟悉的人中进行，不经常也不专业，所以经常会产生纠纷。例如，1387年伍斯特郡(Worcester)的朱莉安娜•惠勒，在海尔索温庄园法庭为3马克的贷款起诉菲力普•布拉夫和他的担保人。1432年埃姆雷堡(ElmleyCastle)的艾格尼丝•亨迪，为6先令8便士起诉另一个村民。在14，15世纪，由于天主教禁止高利贷活动，因而利息的数额通常是被约定在还债数额中而被隐藏了。例如，借债人借了40先令的债务，在协议的末尾却注明要归还42先令。到16世纪的时候，利息被广泛的公开承认了，特别是在1517年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利息在10%以下的都不属于高利贷行为。债务利息的收取开始走向标准化。15，16世纪的借贷利息一般为5%－7%，有部分妇女因收取过多的利息而被告上法庭。1592年，格瑞斯•斯科特就曾因要求借贷者理查德的妻子支付14%的利息而被起诉为“放高利贷者”。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乡村中，债务可以用物品或者等价值的劳动来偿还。1580年，碧翠丝•贝尔斯借给托马斯•卡尼的11镑5先令的债务，最终是以2头牛、1头母马和20只母羊的形式偿还的［1］101－102。有时，为了保证债务能被安全收回，借贷双方在签订契约时会约定一个大于实际债务数额的保证金，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还款，就要支付保证金。例如，艾丽斯借了30镑给罗伯特，并通过契约约定在1520年圣诞时归还，还要支付3镑作为利息。同时，艾丽斯还要求罗伯特签署了一份在1521年2月1日借债60镑的契约，并将其附在先前契约的后面，如果罗伯特能按期还清33镑的债务，后面的契约就被废止，否则，先前的契约将被它所替代［3］。

妇女参与金钱的借贷还要受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艾米•弗瑞德(AmyFroide)在对1550－1750年间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45位单身妇女的遗嘱和财产清单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她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对外放债，而且作为仆人的单身女性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些仆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工资或储存的现金放贷给他人，以此来为自己将来的婚姻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1598年，罗姆福特(Romford)的一个仆人玛格丽特•皮尔特，将自己作仆人所赚得的工资分成6份对外放贷，其中有4笔是放贷给其他妇女的，金额在2先令到2镑4先令之间［4］。有多余钱的寡妇也是常见的放贷者。1480年左右，约翰•阿西亚就曾向切斯特(Chester)地区的一位名为艾丽斯的寡妇借钱20镑，艾丽斯同意借钱给他，但要求他另外找两个人来见证他们之间的契约。婚姻中的妇女也有可能参与金钱的借贷，但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妻子在丈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放贷，或丈夫以不知情为由追讨妻子向外借贷的钱财。例如，一位名为休•帕克的男子就曾宣称，他的妻子艾丽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马库斯•贝拉米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价值20镑的钱和钻石，因此他要起诉他们还债［1］105－106。如果已婚妇女的借贷活动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那么她将比其他单身女性具有更多的优势。她不仅可以从丈夫那得到更多的资金，而且当出现债务纠纷时，也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出席法庭。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法制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愿意把钱借给那些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人，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而对于那些社会信誉比较差，无法从亲戚、朋友那借得金钱，或刚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良好信誉的人来说，典当是唯一的可以快速获得金钱的方式。典当的物品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诸如土地之类的不动产。部分女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用权暂时地抵押出去，以获取金钱上的收益。但由于妇女所拥有资源的有限性，多数妇女只能作为借债人而存在，只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成为典当商。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典当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典当业并不正规，典当协议的内容仍十分模糊，没有对典当物品的价格做出明确的规定。1480年寡妇玛杰里•拜登同意将30先令借给理查德，仅收取两双鞋子、两件衬衫和他保证偿还债务的承诺作为担保;同时期的另一位寡妇伊丽莎白•拉舍特从威廉姆那借钱，只是用了她的一些齿轮作抵押。但如果典当商怀疑借债人的偿还能力，可以要求价值高于借债的物品作抵押。例如，14世纪早期，一位名为朱莉安娜•库提的女子借了4便士的债务，却被要求用16便士的衣物作为抵押物;1390年，埃塞克斯(Essex)一位制革人的妻子向当地的一位肉商借了8先令，而她所交纳的抵押物价值大致相当于她所借债务的3倍之多［5］。另外，由于典当物与那些即将出售物品界限的模糊不清也会产生法律纠纷。艾丽斯•怀特是一位已婚的独立经营金钱借贷和典当业的女性，她声称1531年约翰•沃尔顿带给她价值5镑的银子和一些其他金属，并委托她将其卖掉，于是，艾丽斯就将这些物品以5镑的价格卖了出去，并将其中的4镑给了沃尔顿。然而，不久沃尔顿便将其告上了法庭，并声称他交付给艾丽斯的金属只是用来作为他借债的抵押物，不是用来出售的，并打算还债时将其取回［1］111。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各种非正式的信贷常常被用于商品的购买与销售中。特别是在13至14世纪之间，如果购买者经常从某个固定的销售商那里购买低价值的商品，那么销售商会允许购买者延期付款，等债务达到一定金额时再偿还。而对于那些富有而又诚信的顾客，店主会允许其赊账更长时间或达到更大金额后再偿还。这一时期人们一般会把账目保存在头脑中，到了15世纪以后，人们更倾向于将其记录下来。记账的方法是将账目刻在一根很细的木棒上，然后把木棒纵分成两部分，双方各保留一半。15世纪80年代中期，格瑞斯•巴蒂经常从琼•哈罗德那里购买面包、麦芽酒和其他食物。当出现纠纷时，琼拿出了用于记录她们之间账目的36根木棒作为卖东西的凭证［6］。在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中，购买者通常会被要求先支付一部分钱，并约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将剩余的欠债都付清，以便为购买者留有充足的时间筹集资金。同样，对于并不能马上兑现所有商品的销售者来说，也可以要求购买者先行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额，并约定在日后的某个时间将货物送达。另外，部分妇女将自己所拥有的房屋等财产暂时性的出租。出租房屋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虽然房产有被火烧和被故意破坏的危险，但与放贷、做生意相比所承担的风险较小。从公平法庭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16世纪晚期妇女依靠房屋的出租来获取经济效益的现象日益普遍，其中大部分都是寡妇，已婚妇女如果同丈夫一起也经常会参与其中。例如，16世纪70年代，埃塞克斯的一个寡妇凯瑟琳•诺特就将自己庄园的一部分租给约翰•辛姆普森，自己仅保留了一个房间和商店;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凯瑟琳•艾伦和她的丈夫威廉姆把自己家的几间卧室和房间租给了理查德，并每周收取5先令的房租。同时，妇女也可以通过出租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来获取收益。15世纪80年代前期，寡妇约翰•鲁格文就将自己在剑桥郊外市场上所拥有的18个各种各样的货摊出租了出去。她对出租摊位这件事非常谨慎，当她决定把摊位临时出租给约翰•威斯顿的时候，便当着剑桥市长的面把摊位的转让和期限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安妮和皮特•莫瑞是管道方面的专家，拥有从汤姆斯地区向家庭供水的权利，但他们却把这一权利租让了出去［1］115－116。

摘要:分析框架类似于形式逻辑的理想类型，是一项将关键要素关系理论化的努力，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框架具有多元及竞争性，代表着流派传统，有多少分析框架，实际上就会有多少标准逻辑。这些逻辑往往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事实的看法，在转型研究中起到发现事实、评估价值、提供标准、组织证据的作用。如果没有分析框架的帮助，很多差异特征之间的转型就会隐藏于历史视而不见。因为判断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是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

关键词:转型研究;分析框架;形式逻辑

一、历史观

社会转型一直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领域。由于转型的长程性质，政治社会学者多采用历史资料分析转型现象。一些观察称此为面向历史的“转向”，但在我看来，这种“转向”其实指的是资料和证据的来源，而鲜少涉及处理史实的分析框架问题。与其说他们把研究目标转向历史，不如说他们在寻找对后致社会转型的路径影响更准确。另一些观察批评转型研究的“历史观”呈现断裂性———传统与现代，停滞与发展，野蛮与文明，国家与社会，……诸如此类，而非连续性，这确实触及分析框架，却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观”问题。何为历史观?我的看法，它不是指将研究目标限定为历史。历史观属于前提性预设，是无论采用什么分析框架、无论分析历史还是现今材料的学者都须拥有的。如果一个研究者预设了———存在变动的进程事实，这些事实呈现不同的类型，可以进行认识和比较;在某些研究目的下，比如挖掘现今事实的起源，它们可以作为参照系提供经验或者教训———就可以说是具备了历史观。历史观给予研究者纵向及横向的比较视野，如果看不见历史的变动性及相互影响性，就未必可称得上具有历史观。即使是处理当今的事实，如果充分注意到了来自历史(纵向的自我历史，以及横向的他者历史)的影响，特别是相较于这些历史事实的新变动，明了现今事实在这些历史局势中的位置，就是具有历史观的体现。历史观具有的纵横比较视野，有助于克服转型分析中常见的局限:仅仅基于局部的已知经验，或者仅仅基于审美、好恶及教化目标的关于过去的评断。对于转型研究来说，历史观不是指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指是否具备了上述前提性预设。如何看待具体的历史事实，常常是分析框架问题。比如学界常言的线性或者多元的“历史观”，实际上是趋同演进还是趋异分殊的分析框架使然。我主张轻易不言分析框架的“转向”，原因在于分析框架的形成代表着接续某种学术传统，它们本身就是多样的、竞争性的、相互影响或者挑战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有些影响大，较为“主流”，有些影响较小，未引起注意。但主流的未必就是持久的方向，非主流也可能会慢慢变成主流，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再变成非主流……所以，分析框架并不是追求理论时髦。分析框架不是权威竖立，而是认识者通过思想市场进行选择的结果。知识的进展，有赖于不同分析框架的交流甚至激战，它们的交汇、论辩、甚至抵牾，是为研究的常规现象。流的多元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多元，流的变化其实就是分析框架的变化，知识是在多元分析框架的竞争中，通过相互影响及不断的证据挖掘演变的。但演变不同于演进。如果知识(只能)“演进”，“转向”说法就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正确替代了错误，革新替代了守旧。然具有长年研究经验的人，都明白见过错误替代正确、守旧替代革新的情况。所以分析框架的变化，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常态。

二、证据组织的逻辑

在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运用什么框架处理资料，比起从现实资料转向历史资料，是更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料是当今的或是历史的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的真正作用都是论据，是产出论(知识)的据(根据)。证据需要通过逻辑进行组织，分析框架不同，学者从史料中看到(或者他们认为值得重视)的东西往往不同。我们经常可见，针对同一史料，不同的研究者得出不同的论点，这些差别，不完全是材料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分析框架决定的。这提示了，对社会转型分析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不仅仅是史料，还有来自经验现实、但经过人类认识活动抽象出的分析框架。是这些分析框架影响着研究者对于具体证据的组织逻辑。比如，对于资本主义转型的分析，一种分析框架是: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演进，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是转型之根本;另一种分析框架则是，产权关系确定，激励了效率追求行为，于是生产剩余转向投资增加，导致生产力的更新，因此，产权关系的变化是转型之根本。那么，究竟是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转型，还是产权关系推动了社会转型?与其说是史料本身，不如说是分析框架对于史料的逻辑组织给出的答案。还比如，“冲击—回应”框架，将社会转型看成是回应外部挑战的方式及结果，在这样的框架下，没有真正遭遇外部挑战的中国，似乎难以发生自动转型，因为不存在动力。如果如此，凡是和西方没有明显联系的史实都是不重要的，西方的冲击或影响，成了历史叙说中被凸显的重点。①而以中国为中心的分析框架，则相信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转型必定始发于中国自身的需要和情势。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和西方无影响关联的历史事实，对于转型解释的重要性自然上升。中国自身是否会发生转型的动力?这些动力是什么?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冲突、其作用究竟是巩固了延续还是触发了转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和分析框架密切相关。这两个例子，提供了对于转型基础原因的不同(甚至相反)看法，是运用分析框架选择史料、并组织化史料中的关键要素关系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何者为转型的关键要素，并非由史料自动给出，而是由分析者从史料中选出。因而，选择什么，忽略什么，如何将选择的证据按照一定的逻辑组织起来并指向结论，无论研究者自己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都需要运用分析框架的指引。

一、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研究和认识年轻一代思想状况、基本特点的指导思想。循着这一思想去分析，年轻一代思想的基本特点表现为：

（一）经济体制转型——使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出多元性

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关系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道德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其作用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完善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其中分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物质利益和道德哪一个方面起决定作用；二是，个人、集体、社会三者的利益如何对待。道德的实质是义与利的问题。用当代年轻人最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讲奉献还是讲索取”。在奉献和索取二者之间的取向不同，使道德观念呈现出千差万别，导致道德取向的多元性。

年轻一代道德取向的多元性，可以具体分为：只奉献不索取；多奉献少索取；少奉献多索取；不奉献不索取；不奉献只索取。有奉献就应有索取，多奉献就应多索取，是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道德的主要信条。这种奉献与索取并重的观念，是对新中国建立后50～60年代道德取向的一种否定和超越。那些年代只能讲奉献，不能谈索取，只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忽视人的自身价值。这种道德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并以其为基础的。

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意识形态的嬗变中，年轻一代道德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状况，不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实现道德观念更新的一种进步趋向。如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人们道德观念的要求，建立起新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是当前社会主义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