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范文10篇

一、对社会秩序的理论阐释

人类的生活始终是在秩序之中的，秩序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秩序的概念，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亦即缺乏智识所及的模式——这表现为从一个事态到另一个事态的不可预测的突变情形。”在他看来，秩序可以分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确，春夏秋冬、日月轮回的自然秩序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社会，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类得以摆脱愚昧、野蛮而迈向文明。自然秩序受到自然规律的调整和支配而保持其恒久不变的伟力，这已成为一种真理。然而社会秩序何以生成与维持，则是人类社会始终在思索的问题。一种观点是以笛卡尔、霍布斯、卢梭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建构论的唯理主义”。这样的秩序是通过国家制定法所形成的秩序即是这种建构理性的产物，也即哈耶克所说的“人造的秩序”。另一种关于秩序的观点则是哈耶克所提倡的“增长的秩序”或者“自生自发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是在未经人类刻意设计的情况下既已存在，是自我生成或源于内部的人的行动的产物，是行动者依赖社会系统的诸条件而进行的自主推演与自由进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论”为多元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秩序相反的概念是纠纷，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纠纷，从人类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解决纠纷，实现社会秩序。诚然建立在理性选择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以其规范性、明确性、强制性和可预测性在纠纷解决、实现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都没有放弃对法律的尊崇。但是通过国家司法制度根据国家制定法解决纠纷有时未必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构也就面临着危险。而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的行动者依循即时性的环境遵循某些规则所自生自发形成的秩序更加关注了现实的人的行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乃至人与其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所构成的，是人类在不断试错、不断经验、不断积累而艰难获致的成就，更能体现人类内心对秩序形成的认同。基于此，有必要将纠纷解决放在人类社会的场域内，去发现法律之外存在的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可以说，无论是通过国家法律而产生的“人造的秩序”还是社会系统在具体环境下演化的“自生自发的秩序”都是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

二、蒙古族聚居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考察

内蒙古自治区是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的蒙古族主要聚居地，至今在蒙古族聚居区的人们虽然大都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但经济上依然保留着牧区或半农半牧或农区的传统形态，土地、草原、牲畜依然是草原牧民世代繁衍生息的基础。蒙古语是牧民们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平静、和谐的社会秩序让人无法联想到纠纷的存在，但纠纷的的确确是实际发生和存在的。（一）私力救济。私力救济是指通过借助私人、共同体以及其他民间社会的力量，实现个人权利、解决权益纷争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机制。其概念界定的参照物为运用国家权力解决纠纷的公力救济。在蒙古族聚居区私力救济广泛存在，而且由于蒙古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出一些独特的私力救济形式。协商。协商是纠纷当事人通过自愿、平等的对话交流达成共同认可的纠纷结果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蒙古族聚居区作为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情况下牧民们彼此认识或者熟悉，在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往往怕丢面子而选择忍让、协商以尽快将纠纷解决掉，避免让邻居们笑话。同时，牧民们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促进了共同认可的生产和生活观念及习惯的产生，因而，在协商解决纠纷时，当事人之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结果。也许在具体的纠纷中，作为个体的当事人要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用牧民的话说就是“吃了亏”，但从长远来看，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帐还是划算的。可以说，通过协商了结纠纷是蒙古族聚居区化解民间纠纷的常态。自助。自助是指完全依靠纠纷主体自身的力量来消除纠纷的方式。自助起源于文明程度不高的初民社会，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自助行为源自于人类对权利的自我保护与实现，是人类内心朴素的正义观、秩序观的行为体现。在蒙古族聚居区牧民们用自助的方式来对付越轨者，达到了有效地保护自身权利的效果。在以饲养牲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牧区，偷窃牲畜的行为直接威胁到了牧民的生产生活基础，牧民出于最朴实的正义观的考虑，“蒙古族的正义观为：诚实信用，各得其所，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只有看护好牲畜，生产生活才能得以继续，基于此这样的自助方式得以产生，并为他人所接受和认可。在牧区类似这样的自助行为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债务偿还时间已到，但债务人拒绝偿还，债权人就会到债务人家里拿走价值相仿的东西，多数情况是债务人饲养的牲畜。蒙古民族朴素的正义观促成了蒙古族聚居区特有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产生，也促进了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生成。调解。在牧民不能通过协商和自助解决纠纷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选择亲友或牧区内有威望的人居中调解。在牧区，完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是非常少的，而且大都是比较小的利益纠纷或家庭内的矛盾，由双方都相识的熟人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容易使双方当事人妥协让步，利于纠纷的迅速解决。在蒙古人的传统中，向来崇尚长者的权威，将长者的教诲视作“金玉良言”，在蒙古族人之间发生冲突时，主动寻求长者的调解是普遍而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此外，牧区内有威望的人也常常成为牧民选择的调解人。（二）社会救济。社会救济是介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的、国家容许并提倡的民间社会性纠纷解决方式，可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临时性）机制，包括从准司法、准行政性到民间自治性，以及公益性和盈利性等不同类型。在蒙古族聚居区，牧民们的纠纷也常常会求助于嘎查（村）苏木（乡镇）的基层干部，比如嘎查的书记、主任、治保主任等。这些基层干部在牧民们看来是国家的代表，既懂得一定的法律知识，又熟悉牧区中各家各户的基本情况，在牧民心中的位置一般都比较高，因而愿意将纠纷交给他们处理。嘎查的村委会也都普遍设置了调解委员会专门负责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总之，这些基层干部因为对当地的习惯、传统等“地方性知识”、蒙古族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与宗教信仰等等都特别熟悉，加之通过多年的基层工作赢得了牧民们的信任，因而，纠纷往往在这里能够被妥善解决。（三）公力救济。在牧区用“打官司”的方式解决纠纷，在牧民看来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这里的“遥远”一方面是指物理距离，一般在人口密集的几个苏木才可能设一个派出法庭，牧民到法院的距离比较远，去一次实在是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是指心理距离，法院对牧民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要在法院打官司，就得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递交诉状、证据；经历一审、二审等等，别说是实际地运用这些程序，就是光从名称上来说，已完全超出了牧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范围。但是在以上方式均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或者出于对法院的信任，牧民也会到法院诉讼，但诉讼的结果有时又超出了牧民的预想，出现了“秋菊的困惑”，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拉大了法院与基层老百姓的心理距离。同时在牧民看来，一旦把纠纷闹到法院那里，那么邻里之间、家庭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就很难相处和维系了。近几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送法下乡”的深入进行，牧民对法律的陌生感已有所缓和，但是，遇到纠纷到法院打官司仍是牧民迫不得已的选择。

三、从纠纷解决看蒙古族聚居区社会秩序的特点

（一）在纠纷解决方式上，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最基层的蒙古族聚居区，法律始终占据着高高在上的地位，获得了人们的尊崇，以法治的方式维护着社会秩序。但是，因为制定法毕竟源于少数精英理性，当然这部分少数人拥有着普通大众所无法企及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素养，更懂得如何进行择优选择，但囿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很难保证少数精英的择优选择是终极意义上的择优选择。民事诉讼因其严格遵循了国家制定法的规定，而表现出严格的规范性，案件事实也往往能够得以澄清，当事人的权利因裁判的强制性得到了实现，“人造的秩序”得以生成。然而，在蒙古族聚居区这样的熟人社会里，“非黑即白”式的审判结果却常常不符合常情和当事人的长远利益；纠纷当事人既不想导致当前社会关系的断裂，也不想影响以后的人际交往，而是希望通过纠纷的解决为未来生活和交往排除障碍。同时，由于纠纷多与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存在密切的关系，在缺少地方性知识的司法场域中所形成的“人造的秩序”往往遭到包括纠纷当事人在内的民间社会的排斥和抵制。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则通过民间权威运用法、理结合地方的风土人情以及世代相袭的民间习惯等，使当事人能够在平等的协商中进行自主地权利安排和处理，即维持了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和要求。（二）在纠纷解决依据上，习惯法的合理适用促进了和谐社会秩序的形成。在蒙古族聚居区，传统的蒙古族习惯法对地方民众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自古以来，蒙古族的传统习惯法早已深深根植在蒙古族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反复运用而被蒙古人认同。因此，蒙古族传统的习惯法在地方可以凝聚和形成共同的情感以及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良好价值观。而且，在蒙古族传统中有依循长者的观念，爱护自然、敬畏自然的习惯法理念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在长辈的谆谆教导中逐步深入人心，当发生一些矛盾，蒙古人更愿意依据传统的习惯法去解决。事实上，社会秩序的维护是由多种规范实现的，其中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因此，更加具有理性建构的权威意识，而习惯规范则是一种事实性质的规范，是社会规范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事实的法秩序的一部分，相当于法社会学的‘非正式的法’或‘活法’，是对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但是，“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法有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甚至难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长期认可的正当秩序。”由此可见，习惯法作为国家法之外的纠纷解决依据，对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德性与制度化规则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秩序的整合方式；对于人的价值迷失、社会失范、个体越轨行为的泛滥，不能说道德没有责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自由是人类意志的本性，也是德性发生的前提、制度化规则是对社会秩序性的“衰落倾向”的一种必然反应、制度化规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实质上是对自由的一种烘托和保障、德性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德的内在维度等，具体请详见。

提要：本文从德性与制度化规则相对应的角度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制度化方式推行德性教化是一种原则上错误的道德建设思路，是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的现代表现。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制度化规则与道德是整合社会秩序的两种方式，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它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定性，应该在运行方式上把二者区分开来；社会秩序的整合并不能通过二者的浑然无分来实现，而是应该通过德性与制度化规则在方法论层面的异构分立所形成的“张力构架”来实现。

关键词：德性制度化规则泛道德主义

德性是人类内在生活世界秩序的表征，而制度化规则则是人类外在生活世界秩序的筹划。秩序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管是内在生活世界还是外在生活世界，基本的秩序性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秩序性分别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但它们并非绝然隔离，而是以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构成一个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来显现的相对统一的张力构架。内在秩序和外在秩序不仅有着不同的规定性，而且它们的获得方式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要真正深刻地理解这个张力构架，就必须对不同秩序的获得方式和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理解。

一、德性是内在秩序的根源。

它使人类超越自然属性的羁绊和生理本能的绝对驱使，成为一种能够自我节制的社会存在。德性使人类具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创设能力，它以其根源于超越性的观念力，永远深情地眷注着人性的提升、人情的陶冶和美好习俗的护养，承担起为人类构筑精神家园，为人之为人确立形上基础的历史使命。德性建构了人的品格，纯化了人的心灵，为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每个真诚的灵魂无不深情地眷恋着它。德性作为人的一种稳定的精神品格，积淀在人的自我意识之中，指导人们的价值选择，通过人们的道德实践，在人的行为模式中呈现为个体存在的现实形态。它唤醒人仁人惜物的“善端”，使人定廉耻之心，行“忠恕”之道，最终向自由自觉的境界升华。

本文作者：高飞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历经三十余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建国后所建立的固步自封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缓慢的形成。在我国改革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性又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根据西方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下，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社会秩序结构上以及法律制度规制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现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缺陷与法律规制的缺失

1．我国社会结构的缺陷性目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已经由建国时僵化禁锢的时代逐步的转变为流动自由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时间不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开始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通过对外开放，变革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中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治的政治认同正在丧失而法治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国也将完成从卡里斯马型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改革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改革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西方社会学家在评述中国的发展时总会提到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百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无形的给予了我国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也使安定的社会秩序时刻存在着受到冲击的风险。（1）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不足。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时刻阻挠着社会群体间的自由流动。该种制度严重侵害着诸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农民、干部的身份壁垒虽然在消逝但是这种禁锢的观念以及原有秩序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使这种壁垒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庇护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呈现。比如国有垄断行业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着身份继承的现象。这些行业利用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自身的财富并形成环形封闭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坚决维护本集团的自身利益，造成许多社会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处于下层的群体很难流动到上层的封闭式的群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中缺乏足够多的渠道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的流动。（2）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经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动荡混乱的方面。”［1］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后，我国的分配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的模式初步形成。这种新的分配方式注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优先原则得到了彻底贯彻。然而我们应注意到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在个人能力、知识水平以及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值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的。效率优先原则固然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但是也必然导致社会群体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同过去相比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了三千美元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然而从整个社会目前财富的分配状况来看又是让人十分忧虑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下层弱势群体财富匮乏且财富增值手段匮乏。我国原先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被改革的大潮所颠覆，与此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立之中。各种税制与财产调整制度不健全会进一步凸显社会财富分配上巨大差异化的问题。伴随此种差距的扩大，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也会持续的深化。社会秩序中底层群体同精英群体的紧张态势会持续地加深，严重破坏社会的稳定性。（3）社会分层结构的不合理。西方近代百年的发展史让我们认识到了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的阶段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19世纪时期古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功利型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使社会的财富只集中于社会的上层之中。亚当斯密的观点让社会的政治精英们认为社会的财富会伴随着总体经济的进步与发展逐步渗透到下层的群众中，然而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社会性群体冲突一次又一次冲击着社会的秩序。面对分层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社会巨大压力，历史经验提供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对外扩张，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财富；而另一条是建设福利国家，构筑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当然，第一条道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国能够践行的只有第二条道路。变金子塔的社会结构为椭圆形的社会结构。2．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根据对于社会秩序内涵所做的解析，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对于既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巨大作用。如果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甚至是出现无序的状况必将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目前，国家调控社会的方式中最为倚重的手段则是法律调控。把社会的各种纠纷纳入到法律的规制中进行和平的调整，同时依靠法律制度赋予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合法性。通过自然法学派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最初的人类社会正是因为个体想要摆脱无序性和无保障性从而愿望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组成社会，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离群所居的人们被连续的战争状态弄得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为了平安无忧的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2］人类正是因为伊始状态下生活的无秩序性才迫使人们渴望结成一个具有稳定秩序的社会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产与自我的利益。为此，人们宁愿牺牲个人的部分自由权利给予社会秩序的保卫者以保卫社会的安全。处于转轨期的中国如何运用好法律的手段，建立起一种可以有效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与发展的社会秩序成为了我国最为重大的历史性课题。然而，我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却又是不能让人满意的。（1）立法程序中社会参与的缺失。“在我国，立法如同生产产品，法律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起草，绝大多数未经社会酝酿和民众的参与，而是按部门的模型“浇铸”出胚件，然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检验合格”，最后由全国人大“批发出厂。”［3］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立法应该是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激烈斗争且逐渐相互妥协的基础上，最终达成一种相互都可以认同的方案而产生的，但是中国所有的立法几乎都是根据政府的立法计划发展的需要而来的，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是社会的自发的发展历程而是一种政府计划下的法治发展规划。这种立法的方式根本是无法兼顾各个团体的利益，因为它不是从社会中来而是从政府的规划案上来。而这些所有的立法规划案只是社会中的政治精英与产业精英所决定的，民众根本没有机会实质性的影响该法案的制定。所立之法早在其草拟阶段就已经决定了其命运但是这一阶段完全是由社会精英参与的。因此，这些法案的公正性与平等性必然会受这些精英团体本身自我利益考量的影响。如此立法秩序之下，一部完全符合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需要，基本可以保护各个群体效益尤其是弱势群体效益的法律是很难制定出的。（2）政府主导、经济当先的立法理念。我国是一个长时间处于迷信个人权威的国家，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法治传统。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下法治化社会的建设是缺乏历史传统的。于是以政府主导，政府创制，政府监督的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运动开始了它的征程。当然由于中国的特殊的国情，在一段时期内由政府发挥这种主导作用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强调政府作用忽视社会参与的话这种法治化建设一定会出现偏差。我国现实的法治状况就是一种佐证，在法治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层面我国的缺失是十分巨大的。经历了建国后艰难发展阶段的政府意识到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长久的稳固国家统治。而市场经济模式被所有政府精英给予了深厚的期望，政府认识到必须要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激发经济体制的活力才能逐步挽救国民经济。在这种认识下，我国所有的政治运行的中心也就产生了，当然法治的核心任务也就产生了———必须要时刻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可以说我国所有的立法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理念就是要为市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体系。在效率经济面前我国所立之法可以牺牲法所应有的公平性、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的立法数量是十分巨大的并且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一套体系，但是我国有关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立法同其相比是十分稀缺的。“据人大统计，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的两百四十多个法律及有关问题的决定中，经济类占21．25％；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当中，经济类立法占45．3％，有关基层民主政治的仅有2个，占0．05％；在各类部门规章级别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经济类的所占比例更是高达55．6％，而关于社会保障类的立法仅占1．1％。”［4］完全以政府为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立法和法治模式能够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吗？笔者认为一味重视经济要求效率的立法和法治模式必将会由于公平价值的缺失而逐步的受到社会主体的质疑。

三、弥补法律制度调节作用的缺失，实现良好的社会控制功能

摘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保安业已经成长为预防犯罪、预防损失、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而西方的治理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强调管理就是合作；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等等。

关键词：保安业；困境；发展途径

从1984年我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问世，其发展已经走了23年的历程。根据最新统计，截至2007年12月全国保安服务企业超过2500家，从业人员超过300万人，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无论是企业管理、业务领域、服务水平，还是社会认知程度，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并且逐渐成长为一种社会产业，成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

1我国保安业的发展困境

1.1法制困境——行业规范不完善

目前，我国保安行业应遵循的法律法规除治安管理法律、刑法、税法、劳动法、公司法、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等相关规定外，保安服务行业的专门规范性文件主要有：①公安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公安部《报告》([88忪发14号)、2000年印发的《规定》。②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如《广东省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辽宁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地方性其他规范性文件，如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上海市保安服务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整顿本市企事业单位自建保安组织的实施意见》等。这些规范虽对保安服务市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层次较低，内容也不全面。由于我国保安行业发展较快，有些规定不但不适应保安行业发展的需要，甚至在某些该行业发展较快的地区还限制了该行业的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农村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就，但是农业经济结构的发展也仍遭遇到了发展中的阵痛。笔者就是基于这样的新形势背景和现实需求之下，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所发生变化及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进行探析。

［关键词］新型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秩序

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农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不断优化，取得卓越成效。过程中，由于农村经济结构变化所引致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变化，需要我们去重新审视这种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和把握才能更有效避免发展中的瓶颈，才能更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型农村目标的实现。经济是基础，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笔者以期通过分析建国以来，我国不同时期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变化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旨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土地是农村最大的财产或者说资源；二是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变了，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也应相应发生变化。

1我国建国以来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及特点

纵观历史的发展，经济结构从不同角度，有不同分类，从内容上来看，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生产结构、收入结构、分配机构、消费结构四类；从时间上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1949年至1978），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1979年至2009年），第三个阶段为2010年至今。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结构当中最大的支柱就是土地经济。

1.1改革开放前30年经济结构及特点

本文作者：高飞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历经十余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建国后所建立的固步自封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缓慢的形成。在我国改革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性又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根据西方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下，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社会秩序结构上以及法律制度规制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现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缺陷与法律规制的缺失

1．我国社会结构的缺陷性目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已经由建国时僵化禁锢的时代逐步的转变为流动自由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时间不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开始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通过对外开放，变革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中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治的政治认同正在丧失而法治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国也将完成从卡里斯马型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改革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改革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西方社会学家在评述中国的发展时总会提到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百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无形的给予了我国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也使安定的社会秩序时刻存在着受到冲击的风险。

（1）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不足。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时刻阻挠着社会群体间的自由流动。该种制度严重侵害着诸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农民、干部的身份壁垒虽然在消逝但是这种禁锢的观念以及原有秩序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使这种壁垒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庇护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呈现。比如国有垄断行业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着身份继承的现象。这些行业利用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自身的财富并形成环形封闭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坚决维护本集团的自身利益，造成许多社会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处于下层的群体很难流动到上层的封闭式的群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中缺乏足够多的渠道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的流动。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境内高山纵横，峰峦叠嶂，向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早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稳定的局面的形成，该地区人口得到迅速繁衍，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逐渐变得突出起来。为摆脱生存的困扰，徽州人开始大规模外出经商，形成“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局面。[1]与此同时，同徽州相毗邻地区的人口，也因生存问题，四处流徙，有的甚至来到了徽州山区谋生，“粤自明季，奸民渔利，凿石烧灰”。[2]清代乾隆以后，来自安庆、池州、宁国等府和浙江、江西甚至福建等地的流民，携家挈口，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他们于深山中搭棚居住，或开山种田（包括种植苞芦等耐旱高产作物和烟叶、蓝靛等经济作物），或采煤烧灰，从事种种谋生或营利的生产经营活动，“徽宁在万山之中，地旷不治，有赁耕者即山内结棚栖焉，曰棚民。棚民之多，以万计也。”[3]这就是徽州历史上的棚民现象。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全球化的经济秩序,需要全球化的标准规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经济逐步趋向于一体化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且交易变得越来越频繁,为了有利于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也使得生产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为企业之间的贸易活动提供一个公正公平、全面高效的国际市场秩序。世界贸易组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标准,能够使国际市场上商品流通的质量得到保障,为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创造前提条件。

一、市场经济的秩序

秩序在我们生活被广泛应用,无论是学习、生活、社会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秩序,秩序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类无论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秩序中进行的。社会中的秩序规范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是整个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和行为准则。社会秩序建立、维护、巩固了社会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

1.秩序的基本含义秩序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政治、经济、科学、地理、技术等,既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哲学家对于“秩序”一词的理解,已经提到了认识自然界本质的地位。所谓的自然秩序是存在与自然界中,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客观的运动发展规律,并影响着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着自然界中的物质运动与发展。人类无论进行什么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秩序中进行的。在近代的科学研究中认为,秩序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用以描述客观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关系的量度。建立、维护和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各国政府或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秩序。

2.秩序要靠规范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需要规范来约束才成立,所以说秩序与规范是一个整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规范是秩序的前提。社会的各类行为规范的目的和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之间关系,使其和谐相处,并且实现人类共同的社会目标。人类的社会活动需要建立规范,并且在建立过程中加以调整。而且,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这就决定了任何人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关联,也会在利益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争论。秩序对于社会来说,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其遵守,并且对其规范实施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规范是经过一定时间,经历一段实践过程,而成立的,而不是由于某种规范一经建立,秩序就立即形成,它需要一个过程。要形成有序的社会或是社会群体,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成员行为准则,要在实践中,建立、实施和维护规范,最终凝结为一种社会状态。也就是说,秩序是规范发生作用的过程或规范的实践结果。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又有赖于社会对相关规范的认同和实施,也就是说秩序要靠规范来建立和维护。

二、标准化如何建立最佳秩序

摘要:医闹事件频发，严重伤害、杀害医务人员的事件让“医闹”入刑成为必然。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将“医闹”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然而这个罪名无法涵盖“医闹”行为所有的主体方面和客观方面。建议刑法单独设立“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罪”，并在此罪中设转化犯。另外完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形成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

关键词:医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医疗秩序罪

近年来，医闹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暴力伤医事件不在少数。群体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现象时常发生。2015年4月，浙江省永康市妇幼保健院发生一起聚众扰乱医疗秩序案件，导致该院正常的医疗秩序被严重扰乱并停诊，一些财物被损坏。起因是患者孕妇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心脏骤停，昏迷不醒。2015年6月，福建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在门诊时遭一名男性患者砍伤，被砍断手臂数条肌肉。起因是该名患者对声带小结手术不满。2015年7月，广东惠州一名患者持刀看病，因为不愿意等候而砍伤女医生。目前这样的“医闹”例子已经不胜枚举。据有关报道，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155起。201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其中拟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即在此罪名的客观描述中加入“医疗”二字，“医闹”行为拟纳入刑法规范范围。

一、“医闹”入刑的意义分析

“医闹”是指患者、患者亲属以及受雇于患者方的群体和个人，以医疗纠纷为借口，采取威胁，杀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侮辱医务人员人格或者现场滋事、扩大事态、制造负面影响等形式严重妨碍医疗秩序的行为。在“医闹”入刑前，我国已经制定一些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此进行规制。2012年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当中规定了七种医闹行为。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制定了《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等。这些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只是笼统提及“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以上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反映出，“医闹”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法规可以规制的范畴了。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提到:“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黄风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刑罚是对私人报复的否定，因为这种报复常常使社会陷于相互侵犯的恶性循环中，刑罚不但不是为了报复而存在，而且它也把那些破坏公共秩序的私人报复活动作为惩罚的对象”。［1］我国人口基数大，医疗资源缺乏，巨大的工作量使医生疲惫不堪。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冷漠、焦躁、疏忽大意与患者及患者家属的高期待形成矛盾，导致大量医疗纠纷。使得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医闹“的根源就在于医患之间的严重不信任。患者及患者家属在“报复”医务工作者的粗心、冷漠。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必须停止。可以说“医闹”入刑，不是为了让医疗机构再来“报复”患者，而是把当前破坏医疗公共秩序的私人报复活动作为惩罚的对象。笔者认为，“医闹”入刑是必然，我们要思考的是刑法纳入一个新的行为，用刑罚来处置它，这个行为还需要严格考察其社会危害性，到底还触及哪些罪名，是不是需要有新的罪名来界定它，以及入刑后的刑种和刑度问题等。

二、对“医闹”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评价

新锐论题：社会和谐的逻辑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完全可由人来控制和引导，这个实践逻辑从理论的可能走向生活世界的现实，表现为人们对信任的需求与支持。走出封闭信任，反对滥用信任，重建社会信任，这是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导向。

封闭信任：社会矛盾的隐性诱导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由于某些热切希望的失落，付诸未来的利益生成环节、机制遭破坏，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期许产生不满或怨憎，为了避免造成心灵不安、精神伤害与利益损失，人们被迫停顿那些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的积极行为，也不再增加或扩大那些可以预期的社会行为，就形成封闭信任。造成封闭信任的原因主要有希望失落、利益变异等因素。

人为希望活着。人因为希望的存在而理解他人，信任他人，消解矛盾，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希望贯穿在两类生产、两类生活过程中。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了物质生活的主要方面，文化资料的生产决定了精神生活的主要方面。社会发展过程总是物质资料生产和文化资料生产的复合化过程，相应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是复合化过程。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的量度与速度，决定了文化资料生产的规模与程度，从而决定了文化资料生产的外在秩序；另一方面，文化资料生产是建基于一定理想与希望的精神生产过程，是不断实现理想、不断建构希望、不断积累成果的过程，从而规定了精神生产的内在秩序。这两种秩序都是人为的秩序，都包含着人的希望。这些希望既包括人们对物质生产的认识，对物质生活的理解；也包括对精神生产的追求，对精神生活的寄托。但是，一旦人的希望失落，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以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都可能发生深层、激烈的抵触、冲撞。由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础就会被动摇。

利益问题从来就是人类发展的恒久课题。就人们的价值取向来看，利益无非两大类：一是物质利益；二是精神利益。这两类利益是否合规律地被生产出来、是否得到科学管理、合理满足群众需要，这些问题关系到利益的变异问题。而利益的变异关系到社会的信任机制、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因此，利益的变异是社会矛盾的主导诱因。两类利益如果合规律地被生产出来，就能够造福人类；如果这些利益得到科学管理、满足人们合理的生活需要，就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反之，一旦属于人们应得的利益被蚕食，由于利益变异就会直接影响到人际关系和谐，直至影响、瓦解社会信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