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范文10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适应国家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人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决策机制、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还要看到，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同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要坚定不移，又要积极稳妥，特别是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具体讲，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战略部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进依法行政，坚持执法为民，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

［摘要］

“”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以下简称“”）发生并

关键词：小康社会政治哲学制度社会功利社会

小康社会的提法，原先是和大同社会相对而言的，其明确的表述，最早出于《礼记》。[1]小康社会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三代社会的写照，在邓小平那里又有一种着眼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进行的新阐发，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对传统中国社会理想及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也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形势所提出的新目标，小康社会由此获得了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全面理解什么是小康社会。人们往往倾向于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小康水平，然而，这只是小康社会的一个方面。为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和道德预设。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在于它是一个制度社会；第二、小康社会的道德预设，在于它是一个功利社会。

一、制度社会：小康社会的政治前提

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布伦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康芒斯认为制度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2]；德国经济学家史漫飞、柯武刚给制度下的定义是：“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3]本文所说的制度，和上面列出的几种说法有一致之处，它是指一种广义上所说的制度，泛指一切规则和约束，不仅包括有形的、正式、成文的约束，如成文法、规章，还包括无形的、非正式的、不成文的约束，如道德习俗，意识形态。制度一词，字面上理解，便是“限制在某个合适的度以内”，便是“制”事于“度”内，“制”人于“度”内，可见，“限制”乃是制度的最基本的要义，制度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行为的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可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长期演化而逐步形成的，也可能是通过人类的理性构建产生。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欲望的无限扩张，在于限制权力的滥用，在于制止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行动空间，从而调整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的协调，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降低和节约交易成本，由此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制度影响人的预期，而预期则影响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是社会的命门，制度的缺损和崩溃，预示着社会的解体。

制度是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词汇，无论是以凡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还是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都十分重视制度的价值。现代化理论也一致主张将制度化能力和程度的高低，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4]。政治生活中的制度，更是事关天下兴旺、国运兴衰。[5]这正如《商君书》中所讲的那样：“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

摘要：笔者针对目前宁波地区社会思想品德中考实行开卷考试这一现状，结合自己这几年的初中毕业班教学实践，总结出了一些社会政治中考迎考的方法和策略，以帮助学生在复习迎考中采取有效方法进行复习，从而取得理想的成绩。

关键词：中考策略复习迎考

最近几年，中学社会政治中考逐渐由闭卷形式向开卷形式转变，注重考查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要求学生面向社会热点，关注时事，把所学知识灵活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在复习迎考中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复习。本人根据自己这几年的初中毕业班教学实践，总结出了一些社会政治中考迎考的方法和策略，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帮助学生纠正错误观念，端正复习思想和态度

针对目前宁波地区初中社会思想品德中考实行开卷考试这一现状，家长和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轻视心态。他们认为初中社会思想品德中考很容易，可以翻书的，随便学学就可以了。在这里，我想作为初三的政治老师，首先应该给家长和学生进行洗脑，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端正他们对本门学科的学习态度。应该告诉他们开卷考试的要求，告诉他们开卷考试重视对基本观点的理解以及应用基本观点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同时，还重视考查学生活学活用，联系生活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闭卷考试相比，开卷考的难度要大得多。现在的政治课要学好，已经不是简单的记忆再现，而是要通过学习课本知识，逐步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具备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自如地应对中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

二、制定好中考复习计划，并有条不紊地实践复习计划

我市从20*年开始在市直机关开展社会各界评议满意和不满意单位活动(以下简称社会评议)，社会评议是从机关效能建设的角度提出，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机关“效能革命”，促进机关为基层、为群众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但在评议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已超出了对机关效能建设的评价，评议的过程体现了民主政治的理念，突出顾客导向、公民导向的作用，演进了一次丰富民主政治形式的有益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深刻理解和实践这一科学论断，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市开展的社会评议应该说是符合丰富民主形式这一要求的，在社会评议过程中社会群众至少部分地行使了对社会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评议活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各界群众纷纷给予积极评价来看，充分反映了社会评议是顺应时展要求的，是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的。

一、社会评议是民意表达的直通渠道

评议满意和不满意单位是由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派人士、领导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及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市民代表等七个层面的评议人，被评对象涵盖了市直机关、依照公务员管理的市直事业单位和省(部)属在温单位，由七个层面组成的评议人对被评单位给出一个满意度的直观评价，在各评议人独立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计算出被评单位的满意度。评议人的组成非常广泛，共一万多人。在评议中不仅仅是对被评单位一个满意度的测评，更重要的是评议人可以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前两年的评议中，共收集到3289份意见表，意见和建议共计7100余条。

从对所提意见建议内容分析来看，社会各界突出对以下四大问题的关注：一是突出对社会公平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源分配、教育资源分配、一次分配公平等问题上。如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是否做到平公赋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工资奖金过高，一次分配显失公平；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各学校收取高额捐资费、择校费等教育乱收费的关心。二是突出对社会发展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企业后续发展上。如城市规划滞后，前瞻性差，随意性大；城乡违法用地与违章建设的现象多；工业用地批拨不规范，对被征土地缺乏跟踪管理；全民健身活动的设施和场所少，市民健身活动场所设施不完善，管理不到位。三是突出对生存环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平安*建设方面的意见。如批评固体废物泛滥成灾、垃圾围城现象严重；对油烟排污、噪声扰民等现象治理力度不大；对重污染企业处罚不及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市容市貌较差,占道经营、无证小贩太多；交通管理重罚轻管；对外来人口、出租房管理不严，街头行乞人员较多。四是突出对民生民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安置房建设、医疗卫生、食品质量、社会保障、关心弱势群体等方面。旧城危房改造力度不够，城市拆迁范围大，但拆迁安置建房的进度十分缓慢，房价节节攀升，加大了居民和企业生活生产成本的压力；看病难、看病烦、看病贵，对医疗单位监管不严，对某些医生收受红包、拿药品回扣的违规行为处罚不严，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淡化，医托、虚假医疗广告泛滥；对百姓密切关注的食品质量问题不能及时公告，在生活中经常发生食品质量问题；医保普及面不广，看不起病仍是低收入群众的心头大患，各项优惠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可以说，评议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意见的表达是直观的，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客观现状和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而且市民代表和中小企业代表非常积极地提出意见建议并献计献策，市民代表与企业代表分别是评议活动中回收意见表数和提意见率最高的，这充分说明了广大市民和中小企业主是很重视和珍惜在评议中表达自己意志与利益的机会的，社会评议为市民和企业开通了表达意见建议的又一个很好的平台，成为民意表达的直通渠道。

二、社会评议是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

摘要：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为国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和政治发展要求完善国家体制和运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实现，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关键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对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但早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设计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主张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分法，政治民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许多人不同意，十二大报告专门另列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部分。但这时没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学术界认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仅仅提两个文明还不够，因为两个文明的建设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推进，两个文明的成果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加以保障，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现的。

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对十二大报告的继承和创新，是将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论述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一、公民政治社会化概述

(一)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公民政治社会化形成的具体过程，是有计划地向公民传输政治信息，从而使公民逐步形成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过程。

(二)公民政治社会化所包含的内容

公民政治社会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教化和个人自主学习。一方面，从社会方面来说，公民政治社会化就是当前政治体系将相关的政治信息通过诸多传播途径和方法传递给社会成员，让社会成员在接受政治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形成各自的政治观念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从公民个人方面来讲，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形成也是公民自己学习的过程，公民通过对政治信息的学习，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内在思想，使政治价值观影响和决定公民的政治态度、政治情况和政治取向。

(三)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一、“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现有模式的缺失

1．思想政治工作价值定位失衡。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但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呢?革命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使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先进的革命理论和立场上来，以便步调一致，完成革命任务。计划体制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将社会成员的思想统一到一致的计划上来(国家计划、单位计划)，以便完成上面下达的计划任务。这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具有共同之处，即都是为了整体，因而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定位，这是与我党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相切合的。因而可以说，公民意识的培育正是我们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性的价值取向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却扼杀了进取心和创新能力，使人们丧失了发挥自己创新能力的愿望，从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不相容。2．思想政治工作实施过程的封闭性。思想政治工作往往采取从国家——单位——个人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单位是核心，国家虽然处于权力的最顶层，但其意图只能通过单位来实现，国家和个人是很少直接照面的，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似乎是遥远的、抽象的，因为个人的利益主要由单位来直接体现和满足，“单位制度既是单位垄断个人生存资源分配的制度，也是国家权力垄断资源分配的制度”。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主要缺失是其封闭性。3．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缺位。思想政治工作一般由单位内的党组织作为主要的实施机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性质、种类的同质和单一，党组织的建设是普遍化的，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至少在形式上可以普遍开展。新形势下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组织，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一般没有党组织存在，也就意味着缺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机构。另外，即使是在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原先党组织承载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剥落和弱化现象。这与这些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有关。

二、“政治社会化”视域下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建立方略

1．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社会团结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机械团结，它是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其特征主要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甚小，集体成员情绪感受类似，价值观类似，信仰也类似；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公民意识，型塑开放的公民意识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健康社会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公民意识主要表现为一种公共意识，它包括政治上的参与、对所属共同体的认同和忠诚；法律上的制度认同感、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道德上的自我负责与社会责任感；它还应包括负责任的环境与生态伦理等等。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在目标内容上必须调整到公民教育上来，以型塑公民意识作为自己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的必然要求。3．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机制、组织实施的社会化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保障。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整体性教育工程，是封闭、自足的“单位”难以承载的，以“单位”为核心枢纽的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塑造封闭性的“单位人”，因此必须变革封闭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应该由能超越本单位利益界限的机构承担，即实施机制应具有社会公共职能色彩。首先，执行国家公权力的机构和公务人员应对思想政治工作负有更大的责任，他们的职能行为应该既是履行法定职责，又是面对社会公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三、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过数十年的建设，积淀了许多有益的资源，我们必须一方面发扬光大这些资源，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要适应新的社会需求，转换视角，惟其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焕发新的活力。

摘要：政治社会化本质上是统治阶级主导的，传播主流政治文化的过程，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政治社会化在改造旧的政治文化，传播、灌输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推动社会政治化，维护和保持主流政治文化；整合亚文化，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趋同主流政治文化；顺应社会政治变迁，实现主流政治文化的自我变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本质；功能

政治社会化理论研究即使在我国当下也不是什么时兴和前沿的事情了，但是从实践层面上看，政治社会化的效果仍有待于提高。在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仍然不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程度仍然较低。因此，加强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客观地揭示政治社会化的本质，全面分析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对于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一、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社会化研究最早发轫于美国，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种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研究政治文化问题的学者们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认识、政治理论等，这些是不能遗传的，任何人也不能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通过生理途径传给他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政治文化都是后天得来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政治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政治社会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其中较为经典的界定就是“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

[摘要]“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1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