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范文10篇

本文研究的课题应介于艺术社会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文献，因此申明其为笔者研究所得，并祈请读者不吝指教。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本文研究的课题应介于艺术社会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文献，因此申明其为笔者研究所得，并祈请读者不吝指教。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可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经过20世纪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由16个减少到5个(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联邦、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和柬埔寨。现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作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19世纪末，俄国几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俄国却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1](P400)斯托雷平的未能消除俄国的农奴制残余，农村的阶级斗争依旧尖锐，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顺应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果断领导工农武装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苏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初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不符合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于是，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总结一年多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苏联(当然也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就是：

其一，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那个时代“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2](P452)列宁告诫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摘要：随着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通过调研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现状，分析了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并针对现阶段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从社会和谐视角对构建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建议。力求实现对每一位退役运动员的公正对待，消除现役运动员的后顾之忧，进一步提升国家竞技体育的竞争力。

关键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和谐社会；建议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运动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长期投身于挑战人体极限的训练中。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屡屡夺金，为国家赢得了无上荣誉，同时也会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但我们不能只看运动员光鲜闪耀的一面，除了一些热门项目的退役运动员日子相对好过之外，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3000名运动员退役，大约80%的退役运动员受伤病困扰，面临着失业、贫困[1]。如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退役后生活困难竟摆起了地摊；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多次求职失败，为了生计，只得在浴室为人搓背；李朝辉，第一届城运会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为了这枚奖牌付出了惨痛的伤病代价，退役后生活窘迫，竟试图卖掉自己的奖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发展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从和谐社会视角看竞技体育事业，为实现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不断加深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现阶段竞技体育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为优秀运动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够促使我国体育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合理流动，消除现役运动员的顾虑，提高其训练和竞赛的积极性，继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这也是体育社会化进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退役运动员的现状

运动员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体育事业，但目前的体育管理制度决定了只有少数运动员能成为冠军，而大多数的运动员，特别是一些冷门项目的运动员更是鲜为人知。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不仅让运动员仅功成名就，还能获得奖金、赞助和广告收入等，而大多数与冠军无缘和集体项目中的运动员，退役后没有太多的金钱和荣誉，体育竞技中的一技之长在社会中并没有很好地带给他们舒逸的退役生活。（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现状。对于退役的运动员，国家的安置政策并不统一，大多根据运动员的成绩、运龄及退役前津贴等因素，给与退役运动员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以“买断”后自主择业为主。使得退役运动员在现实社会处于劣势地位，并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调查显示，我国多数退役运动员仍旧长期在队滞留，部分已安置就业的运动员很快又失业，且他们的就业渠道十分狭窄[2]。有关报道显示，我国共有500万运动员，而伤病、就业难、文化偏低、年龄大、缺乏社会关注等问题成为我国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现状。落后省市相比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其待安置的退役运动员人数较多，所占比例较高[3]，因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状况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体育竞技实力关系密切。此外，国家二级运动员及其他级别的运动员较之于国家一级运动员，更早地退出了封闭式的专业化训练，走上求学或就业道路，几乎不存在安置就业问题。反观国家一级运动员，其退役年龄较大，受伤病程度影响更深，专业化的训练也耽误了其文化知识的学习，因而面临较大的安置就业问题。（二）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手段。目前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手段主要包括政策安置、自主择业和入学深造3种手段。（1）政策安置，即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及法规，制定相应的安置计划，并为运动员选定安置单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政策安置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新时代要求简洁高效，因而不能完全安置退役运动员，对退役运动员自身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2）自主择业，即退役运动员自己选择职业发展道路。在退役时根据个人情况一次性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这种“买断”的形式不仅让运动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通常这种货币的补偿数额较大，因而给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但目前这种手段仍占主流，亟待改善。（3）入学深造，这种安置方式相对比较合理。不但提高了运动员的个人素质，可通过高校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就业问题，也拓宽了他们的就业渠道。但这种安置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对于优秀的退役运动员，理所当然能够受益，但对于普通的运动员，入学深造对其安置问题几乎起不到作用。（三）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政策。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我国每名运动员都享有退役安置权利，这是对退役运动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保障。2006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首次以运动员保障为主题，召开工作会议，并明确规定，运动员依法享有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保障。其他方面，中华全国体育基因会为退役运动员前后设立了“全国优秀运动员奖学金、助学金”、“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关怀基金”以及“全国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压力，为其再就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

摘要:我国足球运动竞技术水平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是青少年足球普及率不高。而影响青少年足球参与率不高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大众传媒因素及伙伴群因素。

关键词:青少年;足球;参与;社会因素

近年来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每况愈下,令人痛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国从事足球运动人数所占人口总数比例太小,尤其是青少年的足球人口,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5万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为61万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仅仅18万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仅只有5万多人。导致青少年足球参与率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因素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因素。

一、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而家长又是家庭中支柱及最主要的成员。家长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社会中,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与收入成正比,其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就相对稳定,收入也就相应增多。有关调查显示,干部、白领职业身份的家长在对待孩子参与足球运动的支持程度上明显要小工人、私营业者职业教身份的家长。这是因为具有较高学历和体面职业的家长,其家庭生活水平较高,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对抗性强、易受伤、竞争激烈的足球运动,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利用时间来学习,考取好的大学,将来能有个体面的职业或从事一些危险性小、对抗性不强的,能对将来生活、学习有一定帮助的活动,如书法、绘画等。对于工人、私营业者的家长来说,因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生存技能少,收入不多或不稳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的兴趣也就相对开放些。甚至有一部分家长希望孩子能从事职业足球运动来改变家庭生活水平和个人命运。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却无法接受系统、正规的训练,往往只能望球兴叹。

此外,家长的足球意识对青少年参与体育亦有重大影响。按照社会学的原理,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要素。家庭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其它社会组织所不能替代的。通常情况下,家长对足球运动是否喜爱,可直接影响到其是否支持孩子参与足球运动。

1辽宁省运动员社会保障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1运动员保险体系不够完善

运动员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法规相对滞后、险种单一、宣传力度不够以及个人保险意识不强等方面。第一，我国有关运动员保险方面的法规还相对滞后，虽然在1998年2月国家体委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和《国家队运动员保险试行办法》，2002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优秀运动员伤残等级标准》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但这些只针对部分优秀运动员，且真有伤残发生时，保障的额度还远远不够。同样辽宁省也没有专门的关于运动员保险的法规，法规已滞后于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运动员属于高危职业，而针对体育运动项目特点的保险品种较少，大部分都是保险公司的普通保险业务，不适应运动员的专业特点，无法满足运动员的需求，保障运动员的根本利益。且在目前的运动员保险宣传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宣传内容多以介绍自己的产品为主，普及宣传保险常识的较少，运动员对保险知识了解甚少；注重甚至夸大投入保险好处的宣传，可能产生局部误导；宣传形式多为媒体广告、广场活动、电讯咨询、业务员上门等传统形式，对运动员的吸引力不够，达不到保险宣传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运动员的保险意识。第三，虽然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但是由于运动队里经费有限，投保之事优先考虑优秀运动员，大部分的普通运动员需要出一部分的保险资金，出于自身经济情况的考虑就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危险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没必要浪费钱去购买保险，保险意识相当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运动员保险业的发展。

1．2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缺失

对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社会上很多人的一个思想观念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认为运动员只会跑跳投等，对于他们能学好文化知识并不看好，如果学习好为什么要走运动员之路。很多运动员都是从小开始专业训练，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这与教育的起始年龄与训练的最佳年龄高度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运动员在运动队里的训练环境和生活环境一般来说都是封闭式管理，虽然也要求了运动员在训练时，要合理安排学训时间，做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提高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质量，但在实施过程中，总是无法有效实施，为了出运动成绩，培养高水平的运动人才，他们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和比赛，就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化课学习。运动员学习文化知识基本上都是在训练之余，繁重的训练使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学习之中，加之自己想在运动方面有所成就，首要任务就是训练，文化知识的学习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对于训练的时间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时间的现象也只能默认。正因如此，他们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机，错过了基础的文化教育与其他技术的培训。而在后期，一些优秀运动员因为出色的运动成绩被特招进高校进行学习，进入高校后，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还是在进行着运动训练，为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争取荣誉，学校对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严格把关，导致真正学到文化知识的很少。文化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到退役后的再就业。

1．3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呈“两极分化”状态，大多普通运动员就业安置难

邓小平理论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两大事件。前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者深深影响了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苏东剧变影响，处于低潮的最困难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邓小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摘要】近些年来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运动员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运动员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越发的突出，尤其是退役运动员，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峻。本文针对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研究发现当前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若要加强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亦应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关键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完善

一、引言

体育运动不仅反映了人类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是实现运动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观看运动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关注到一些热门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依然能够依靠自身的知名度谋求到很好的出路：从事广告代言、求学，或者是走上演艺道路等等，这些运动员无论在荣誉或是物质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我国运动员数量庞大，真正能够走上奥运舞台并最终成名的运动员毕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运动员由于自身及多种因素的影响，退役后的就业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尤其像“奥运冠军依靠卖奖牌度日”、“奥运冠军退役后去当搓澡工”等事件的出现，凸显了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还存在不少问题。退役运动员的现实生活问题理应得到学界和相关机构的更多关注。

二、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从当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情况来看，其中涉及到的范围很大，但是受益的人员却很少。当前很多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针对优秀运动员设立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普通运动员的情况。调查统计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从3岁左右就会开始进行各种运动训练。在传统训练观念的引导下，很多人过于关注当前运动员的成绩，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运动员的专项技能训练方面，而针对运动员综合素养的培养则存在显著不足，这就直接导致退役运动员相比同龄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工作经验、知识等，最终导致这一群体无法很好的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甚至出现生存困难的情况。这就充分说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缺乏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也是该问题的主要表现。统计资料表明，所有退役运动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到5成，这样的学历在走上社会之后显然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业的难度可想而知。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构建专门针对退役运动员的教育培训机构，很多退役运动员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高等院校，但是由于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是从小就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文化水平很难提高。（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退役运动员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是很多条例都是比较笼统的政策，同时在立法层次上普遍不高，继而导致约束性不足，很多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并没有给予重视。从我国运动员培养体系来看，一旦运动员开始进入体校训练，那么一切都将以体育成绩为主，这就直接导致运动员的生存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不高。虽然当前政府已经加大了法律保障，但是其保障涉及面依然不广，力度不够。“艾冬梅事件”的发生更加鲜明地体现出退役运动员的法律保障存在问题。2006年，长跑运动员艾冬梅等人以王德显“侵占财产”罪正式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艾冬梅等在诉讼中称，被告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教练，在执教期间以原告年龄小为由，代为保管她们（同为退役运动员的郭萍、臧云杰、李娟）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之后，她们分别发现自己的存折内有部分款项被王德显取走，王德显拒绝归还。同时，艾冬梅还向媒体披露自己在训练时曾遭严厉体罚，因训练不科学导致双脚严重畸形。2007年4月6日，曾经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在网上开博，公开表示愿将自己所有奖牌出售。虽然法律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曲折而漫长的诉讼周期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都说明这一群体亟需更为完善的法律加以保护。（三）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充足的资金是保障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顺利构建的基础，只有资金到位，一切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目前我国在构建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资金匮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资金的筹资方式非常单一、资金来源渠道十分狭窄、没有成立专门的运营机构来进行统筹管理，对于资金的运转监管效率低下。由于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存在显著的不足，从而导致政策很难有效的实施。另外当前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民间部门没有真正参与到其中。虽然有一些社会人士以及企业进行了赞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其社会捐赠的积极性，因此，国家财政负担在此方面依然很重。

「内容提要」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党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英文摘要」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initsbroadsenseconsistsofallthepoliticalmovementslaunchedbythePartyinruralareasinthe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in1949to1978.ThePartytookthismovementasanimportantdrivingforceandguaranteeforachievingcollectivizationandmodernizationinagricultureandthenforanall-roundmodernizationofthewholecountry.Duetodifferentbackgroundsandcentraltasks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thismovementvariedsignificantlyindifferentstagesinspiteofitscontinuity.Regardlessofthewaysthequestionswereraisedandsolveddur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themovementactuallytouched，invariedforms，onthedevelopmentalstrategyandtheunderlyingproblemsthatcouldnotbeavoidedbytheeconomicsystemdeterminedbythestrategy.

「关键词」社教运动/四清/农业集体化/体制安排

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试图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体制安排的角度说明其由来。

一

建国后，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同内容，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两大事件。前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者深深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苏东剧变影响，处于低潮的最困难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邓小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只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发展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邓小平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