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艺术范文10篇

摘要：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创新受到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等社会条件的制约。对危害社会又阻碍艺术健康发展的极端的艺术探索、艺术创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是错误的。宽容对待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展开正常的艺术批评，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艺术创新；社会制约性；艺术批评

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艺术要发展，就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然而，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探索和创新，探索和创新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不顾民族文化、道德、法律的制约，热衷于展现黄色的、淫秽的主题和出格行为等等所谓的探索和创新，既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一、民族文化、道德、法律制约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艺术虽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但它必定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艺术探索、艺术创新只能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进行。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政治文化又具有内在的联系。一方的变化受到其它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的变动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单刀直入，也不能离开政治经济的制约而畸形发展。文化是由科技、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等因素构成的精神力量。组成文化的各因素是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因此，作为文化因素之一的艺术的探索和创新，不能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越来越密切，相互碰幢越来越激烈。如何正确对待外来文艺思潮对我国文艺的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而又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同志早就指出，对待外来文化应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艺术探索、艺术创新中，一些人分不清香花和毒草，对外来文化全盘照搬，机械模仿。近几年，对我国艺术影响较大的是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消解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界限、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把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艺术与生活等同起来，取消艺术的审美、认识、教育等功能，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下，艺术领域出现了以消解民族文化、道德，甚至法律为时尚，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象，浮躁、刺激、自我抚摩、回避是非、消解道义、逃避责任、告别崇高、低俗化、庸俗化等有所抬头。前几年,行为艺术极端化比较突出，吃死孩子、烙印、植皮、把人脑制成脑浆到超市去卖、男女裸体摞在一起等行为被赋予了艺术的意义。近几年，也出现了《@41》及把自己的女性外阴特写照公开展出的事情。搞笑要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一定度的搞笑就会走向变态。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能看到一些搞笑走向变态的“艺术作品”。如可口可乐广告竟是在卫生巾上用可口可乐的颜色涂上可乐瓶的图案；红艳艳的双唇张着大嘴的男性小便池；男青年戴着镶有丰满“乳房”的围巾，女青年穿着织有逼真“男性生殖器”的裤子……。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一旦超出了它的“度”，就会走向反面。任何民族的艺术都有其文化积淀。脱离文化的艺术是悬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文化基础，有重伦理道德、重人格修养、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而极少数行为艺术家搞的所谓“行为艺术”与我国的道德、法律相悖，实属“垃圾文化”，丑恶行为。当某行为艺术家食死婴、喝男性生殖器泡的酒的行为公布与世时，连外国记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前卫艺术的大胆堪称世界之最。康德告诫人们应该从艺术中看到道德的责任。如果艺术没有道德的责任，就会变成社会的毒素。

一、艺术的“自觉”

思考艺术社会角色的扮演，既要追踪艺术起源与本质的问题，又要关注艺术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对艺术起源进行过相关思考。上古时期，人们习惯于将某种艺术形式的创造归功于某位英雄或神人，比如中国古代的“仓颉造字”“伏羲创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远古制陶业的反应）等神话传说即是如此。后来，人们逐渐本能地认识到，艺术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某种情感表达或情绪释放的需要。中国古代对其最经典的一段叙述是汉代《毛诗序》里面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古代中国的书画家也常讲：“写者，泻也”，“书者，抒也”，认为中国古代的书画是借以抒情达意的，尤其是写意画，明显带有画家的主观情感色彩。即使以今天的观点看来，艺术区分于其他学科门类的一个重要特点依然在于它对情感的依赖性，不管这种情感是社会性的还是个体性的，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中国古代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相对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因为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太习惯过于形而上的思考。而西方在这方面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提出了“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样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和原物相似的形象。音乐混合着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的论点。②这种模仿说是从人们对动物行为的模仿上立论的，因而具有朴素色彩。紧接着，德谟克利特将社会的“人”加入了“自然”这一模仿对象中，他说：“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我们从蜘蛛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③苏格拉底则认为艺术不仅要模仿人的外形，更要描绘出人的精神方面的特质。再后来，人们主要在人对事物形象的模拟上来立论，认为艺术源于人对“自然”（世界）的模仿。如柏拉图就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自然是对理式的模仿”。“理式”是第一性的，“自然”是第二性的，“艺术”由此就变成了“第三性”。它就像影子的影子，和理式的“真实世界”之间隔着三层，因此它只能模仿事物的“外形”和“影像”，而不能表现事物的“本质”。因此，柏拉图认为艺术是不真实的。他还试图用政治的标准来抹杀艺术的独立价值，主张将诗人逐出他的“理想国”。模仿说始终把艺术放在第二性甚至第三性的角色中，艺术的自足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情感价值才逐渐得到重视，艺术才会慢慢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在西方社会，艺术走向自足要等到神学笼罩的漫长中世纪结束之后。随着人文意识的觉醒，艺术的主体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得到灿烂释放。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早熟性，艺术的独立也要提前一些，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绘画艺术（文学亦是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走向独立。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④，即是将文学的语言美提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来，这与老子曾经讲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好相反。中国书法艺术的成熟也是这一时期，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书法家为后世书法树立了高山仰止的艺术标杆。艺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似乎带有某种进化论的意义。但有的学者选择更为直观的方式来描述艺术的这一过程。如中国近代绘画史学家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将中国古代的绘画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以及文学化时期，这一看似并列的四个阶段划分，其实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绘画从不自由到自由的线性发展过程，其间绘画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并在整体上呈现出越来越自由的发展趋势。

二、艺术的“觉他”

从历史来看，自在、自足、自由、自律的精神和意志，应该是艺术生命中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部分，虽然它得到社会全面承认的时间相对较晚，但一些先知先觉的古人，还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如孔子曾经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⑤，间接地道出艺术的主要价值在于使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艺术活动应该表现为一种“游”的状态，也就是不受种种外在的约束，自由自在、活泼生动的理想状态。南朝画家王微在《叙画》中所说的“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⑥亦是如此，后人称之为“畅神论”，即它特别突出艺术给人精神上带来畅快感与自由感。西方也有类似的理解，正如黑格尔所说：“审美带有某种令人解放的性质”⑦，这里的解放即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艺术越往后发展，它的这种主体性价值就会越加凸显出来。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讲时，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他说：“宗教是靠着自然美而维持着它们的实力存在。现在要以纯粹的美来唤醒人心，就是以艺术来代宗教”，“使以后的人都转移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借以真正完成人们的生活”⑧。简单来讲，蔡元培就是提倡以艺术教育（美育）来破除对宗教的迷信。他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的三种精神性需要，即知识的需要、意志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知识和意志逐渐与宗教脱离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只有宗教与艺术还是自始至终地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雕塑、宗教音乐、宗教舞蹈等各种具体形态），并通过感性手段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还说：“在宗教的仪式中，就丢掉了智、德、体三育，剩下的只有美育，成为宗教的唯一元素。”⑨宗教之所以“不忍心”丢掉艺术，因为艺术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宗教阐释和传播手段。不过，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宗教在利用艺术为自己开路的同时，艺术也借由宗教的力量不断完善自我的发展。当艺术足够成熟之后，就不再必须依附于宗教而存在。当艺术获得独立自足之后，它的社会角色扮演也就变得非常主动了。所以，由纯粹的艺术教育（美育）所达成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作用，就要比宗教对人精神世界的约束与统治积极得多也健康得多。所以，蔡元培说：“应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⑩通过艺术和审美教育活动建构人的感性生命和情感世界，这一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指导意义。

三、当下的“艺术”问题

当代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的多年导向下，市场经济的很多商业规则在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渗透，可谓“无所不入”，“遍地开花”。本来位居人类意识形态上层的艺术也开始走下神坛、跳出象牙塔，纷纷加入市场经济的各种游戏规则中来。由此，当前的中国艺术领域中便出现了种种看似非常热闹却非常堪忧的局面。严重点讲，其实是一种违背艺术发展一般规律的不良局面。虽然艺术史意义上的“艺术的自觉”早已完成，不过在当下社会环境中，艺术似乎并没有很好地继续完成“美育代宗教”的历史任务，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私人沽名钓誉或企业偷税漏税的工具，甚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中进行“雅贿”的牺牲品。对于今日中国艺术所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我们应该从专业和大众两个角度来加以审视。其一，对于一般的国民大众来说，艺术的主要使命与社会责任依然体现在它的某种类似“美育代宗教”的“灵魂救赎”功能上。通俗来讲，就是培养大众人群的审美能力，提升其审美境界，陶冶其灵魂和性情。这些尤其对于未成年人心智模式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受“为人生而艺术”的功利主义的近现代思潮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现行高考制度的影响下，艺术对于提升国民审美水平的作用在现实语境中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蔡元培在20世纪初所提出的“美育代宗教”的理想在现实中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宗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退隐了，然而取而代之的并不是美育，而是种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如在当今中国很多中小学的课程体系中，艺术课程依然是被忽视的，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艺术课程甚至被完全取消。相反，中国高校的艺术教育反而持续出现热潮。尤其是在1999—2012年间持续14年的中国高考扩招大潮的冲击下，艺术教育构成了高等教育系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一风景中有好看的一面，但更多恐怕是不好看的一面。众所周知，高校艺考为很多文化课成绩不好的学生实现大学梦提供了相对容易的旁门。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一部分学生选择艺术专业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但事实上有大半学生是被动选择艺术专业的，这样就为他们以后的学习就业乃至人生规划埋下了不良的伏笔。其背后的功利主义动机和对艺术的偏见，一方面损害了艺术在国民心中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也造成国民审美教育的普遍错位，使得艺术发挥不了应有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急切需要转变对艺术的偏见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将艺术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发掘艺术对人生和社会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以实现国民的艺术化生存作为终极目标。其二，对于少数专业艺术人群来说，艺术在当今中国依然呈现出严重的功利化趋势。许多画家将主要精力花在如何炒作画价、提高知名度等方面，忽视对自身文化底蕴的修养，致使画作的艺术水准和格调不高，难登大雅之堂，这几乎成为当前中国画坛的普遍现象。更有甚者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弄虚作假，哄抬画价，雇托儿购买以掩人耳目，实在是对艺术的莫大玷污。中国古代画家常说：“功夫在画外”，!又云：“人品高于画品”，“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即说，真正决定了艺术作品格调高下的，往往并不是艺术技法层面的东西，而是艺术家的人格、修为，以及人生经验等综合性素质。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创作出真正有水平的艺术作品来。反观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如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对以艺术为人生职业的人群来说，艺术不能成为发财牟利、沽名钓誉的工具，而应成为人生信念的支撑和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应该成为“艺术家们”的“宗教”，是需要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事业，这在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中国老一辈的艺术家那里都得到了很好的实践，至今仍是艺术家们应该效仿的榜样。

【摘要】信息的迅速传播使得组织负面事件的传播速度极快、关注人群极广、延伸异化极易、影响效力极强。想要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领导者就必须确保回应的及时性、立场的客观性、策略的透明性、措施的针对性。具体而言，领导者应做到摆正心态而不护短，端正取向而不糊弄，及时表态而不拖延，妥善解决而不敷衍。

【关键词】组织负面事件；社会互动；领导者；主动权

通信工具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信息的迅速、大范围传播，这就使得事件从发生到处理结束的整个过程完全呈现于大众视野。若突发事件属于激励人心的正面事件固然可以迅速引起公众共鸣，从而积极传播正能量；但若突发事件属于负面事件，则容易激起民愤，从而使涉事组织陷入遭受舆论谴责的被动境地。对于领导者而言，须通过迅速且合理的社会互动而引导公众形成客观理性的思维，并为组织争取一定的处置时间，以降低事件的负面影响。在信息时代，领导者应对组织负面事件的技能水平与艺术策略，已成为其强化个人综合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一、信息时代组织负面事件的新特征

1.传播速度极快。在通信工具尚不发达的时代，从事件发生到为公众所知晓的间隔时间往往很长，且必须借助权威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方能实现有限范围的传播。但当下社会以微信、微博、抖音等为代表的通信工具的急速发展，极大提升了事件传播的速度，其无须等待特定时间进行播报，而是可随时随地报道。以目前传播速度来看，从事件发生到信息广泛传播，其间隔时间往往不超过10分钟，以抖音为代表的小视频传播工具更是能够进行事件直播，实现了事件发生与信息传播的同步性。这就意味着一旦组织负面事件发生，其负向影响就会随之迅速传播，给予领导者的反应时间已大大减少，很多时候领导者知晓与公众知晓基本同步，这就必然影响组织应对负面事件时的主动性与自主性。2.关注人群极广。伴随信息传播速度提升的是阅读、参与人群的增多，在通信设备不断更新的当下社会，信息传播不仅已完全实现了速度的高效性，更兼顾了声音与视频等传播内容的丰富性与全面性。这就使得事件本身可以被完整记录，只要大众打开相关通信工具就可随时了解整个发生过程与处理流程，且还可针对事件与处置结果实时发声，以点评或参与讨论的方式阐述个人意见态度。这就必然导致组织负面事件的关注人数急速增多，其不仅可以第一时间知晓整个处理过程，还可针对组织处理态度与方式实时评论。这一言论自由性的提升也将进一步引致大众参与激情与行为的同步强化，导致领导者在处理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情绪态度不断增多，自主决策范围被显著压缩。3.延伸异化极易。综上所述，公众参与激情与行为的不断强化，所引致的直接后果正是事件本身评价视角的多样性与意见态度的多元化，不同立场之人有着彼此各异的利益诉求，其态度意见往往也相差巨大，甚至完全对立［1］；不同教育背景之人对于问题深度把握的差异，也会引致彼此关注焦点的差异。这就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对组织负面事件评价产生多种声音，可能原本只是发生于特定领域的突发现象，在被多层次、多角度地不断解读后就会完全上升为更为严重的社会性问题。若分析延伸能保证合理性与客观性，尚能使领导者确保应对措施的正确性；但若解读片面极端而形成一边倒态势，则会严重影响领导者思维，加大理性、正确决策的难度。4.影响效力极强。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必然导致负面事件负向影响的同步扩大，再加上公众参与热情和参与行为的高度积极，更无形中放大了事件本身的影响效力，且公众参与范围越广、回应越迅速，说明其关注度越高，对于事件处理结果的合理性诉求也越强烈。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这无疑加重了自身的责任。此时，作为组织的决策者和掌权者，领导者若无法兼顾公众意愿与态度，而仅立足个人立场进行决策，就可能招来护短的质疑；若处置不及时或解决问题不彻底，又会使公众感觉处理过程中存在遮掩的投机行为。迅速合理地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同时又全面深刻地剖析解决问题，就成为当下领导者必须掌握的管理新技能。

二、及时妥善消除负面影响的关键点

和“卡通一代”用“一代”淘汰前一代一样，“社会学转型”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领跑者。在比赛场上，跑在最后的运动员最聪明的竞赛策略，是宣布掉头转向，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冠军变成了最后一名。不过，我们先要问艺术有没有方向，需不需要方向。如果原来就没有方向，转向从何谈起？如果不需要方向，转向有什么意义？就算需要转向，新的方向是由来制定，还是由一群批评家来撮合？如果是在总结过去15年中国当代美术的基本走向，那么按照前卫艺术的逆反原则，结论就应当是告别社会学，而不是顺应社会学！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把社会学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搞个明白。首先是艺术创作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能够向艺术家提供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艺术创作则能够向社会学家提供反映社会的图像和代表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观的艺术方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的描述与界定，艺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图像的描述与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艺术，也只是图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图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艺术的方式，而成了文学或哲学的方式。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方法的交叉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体现的社会学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论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的派生物笔和炮，则分别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与武力征服的隐喻符号，这又是符号学的东西；同时女性主义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界定又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与之像对应的他者则具有《第二性》和与之对应的“第一性”相同的社会学视角。最后，作为他者的女性和作为中心的男性又与结构主义的“标注说”结缘，“标注的”(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特殊的)和“不标注”(un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普遍的)，man(不标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无视、贬低women(标注的)的意味。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社会建设在积极地向前推进中。艺术在公民社会中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公民美育层次的重要途径。文章阐述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的概念，分析了艺术维度发展以人为本、大众参与、情景交融、继承与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原则，并以武汉市的公共艺术发展为例，从加强法制建设、编制公共艺术规划、加强职能化管理、加强公众参与和突出科技性等方面提出了公民社会艺术维度构建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公民社会;艺术维度;美育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建设理论。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家正积极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公民社会的构建具有多种结构性要素和维度。从艺术维度出发，其能为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良好条件，推动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建设，提高公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因此，艺术维度构建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

公民社会，又叫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该概念源于西方社会变革历程，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公民社会理论在早期较为复杂，且观点并不统一。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正式提出了公民社会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对其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公民社会的概念。公民社会属于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具有一定的结构性要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原则。其结构性要素包括私人领域、志愿性社团、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基本价值与原则有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和法治原则。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国籍的人，公民性是指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可能性和规定，如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应承担的责任与能力，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素质和价值认同。公民文化是指公民在参与公民性活动中应具备的文化素质，是公民性的重要组成。我国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应加强公民文化的建设，提升公民的精神水平和文化素养。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艺术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深化，增强公民对艺术的理解力，将有利于公民社会的构建。

二、艺术维度构建的基本原则

【摘要】在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国民审美能力、夯实丰厚的民族精神底蕴方面，艺术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在我国，要推崇和发展国民艺术教育必须从幼儿抓起。本文针对目前艺术教育在全社会推广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途径和对策。

【关键词】社会艺术教育；途径；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夯实丰厚的民族精神底蕴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而得到大力的推崇和发展。幼儿处在教育的起始阶段，因此推崇和发展艺术教育必须从幼儿抓起。然而，现阶段艺术教育要在全社会推广仍存在若干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途径和对策：

一、健全社会艺术教育规章制度，层层分工贯彻落实

国家文化部、艺术教育委员会指出，要把建立健全社会艺术教育规章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每年应给地方政府拨款从经济上给以支持，推动社会艺术教育的发展。各省、市、县（区）、乡镇农村也应成立艺术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切实执行上级相关法规、制度，还应制订相应的细则和配套规章，把艺术教育工作纳入政府对教育行政部门、督导评估范围，完善艺术教育督导评估机制。上下级互相衔接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有利于促进社会艺术教育整体发展，形成良好的教育发展环境。

二、全社会关注艺术教育，遵循“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原则

【摘要】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在21世纪素质教育理念的实施下，不仅仅依靠学校艺术教育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表现机会，社会艺术教育也要努力满足更多人的体验需要，因而将社会艺术教育推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阶段。社会艺术教育作为我国艺术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一些发展和巨大成果，而一些问题也随之显露。本文就社会艺术教育中的功利化现象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社会艺术教育；功利化

社会艺术教育不仅与每个人关系密切，而且还与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紧密联系。每个国家社会形态可以不同，但民族文化传统不能割裂，各个国家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形式和雅俗共赏的艺术作品，都需要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因此，社会艺术教育事业能体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及国家和政府发展文化、繁荣艺术、提高全民审美文化水平的基本思想。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以不同程度和方式设置了大量公益性、服务性的文化艺术部门和设施，以适应社会艺术发展的需要，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树立国家整体形象。[1]艺术音乐教育是指学校以外的文艺单位、团体或者个人对社会成员所进行的有关艺术方面的教育。通俗来讲，就是各级各类社会力量办学的艺校、兴趣班，培训中心所进行的艺术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因其在教育对象的广泛性、业余性以及开放性等方面的优势，为国家的精神建设和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显露的问题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社会艺术教育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教育者进行艺术教育目的的功利性

受教育者从开始便有极强的功利性目的进行社会艺术教育，而并非真正的兴趣爱好。很多人之所以去学习，主要是为以后升学加分做准备。为了考级而考级的现象随处可见，他们不会考虑艺术教育审美、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价值功能，更不会去体会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内在的情感，而仅仅是像拿到某类考级证书或者水平等级证书一样，当作一种职业的技能。从开始他们把社会艺术教育当成了一种工具，为了赚取更高的收入或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改变了艺术教育最根本的性质。

二、社会艺术教育教育者的功利化致使社会艺术教育内容的技艺化

本文研究的课题应介于艺术社会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文献，因此申明其为笔者研究所得，并祈请读者不吝指教。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本文研究的课题应介于艺术社会学范畴，然而我既无意按照“艺术社会学探讨的是艺术和社会生活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霍克海默语）这样的宏大定义来切入讨论，也不想囿于“以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艺术”（让·玛利亚·纪尧语）。我试图在近年来较多思考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问题的基础上，①把社会运动、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分析等问题作为评析当代艺术的视点，通过重温和反思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在中国当代生活语境中重建批判性的和建构性的艺术精神的可能。在目前国内关于艺术与社会学关系的研究中，笔者尚未读到过呈现出类似的视点和思维路径的文献，因此申明其为笔者研究所得，并祈请读者不吝指教。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一、中国文化的特点

纵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国人向来擅长辩证思维、冷落形式逻辑，这从浩瀚纷繁的经著典籍中可见一斑。“铢分毫析”、“合而观之”，“疏通源流”、“时势见理”，“虚会”与“实证”统一，以达到“十分之见”。而被李约瑟认为的“《墨经》已是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只是止步于先秦，先秦之后，形式逻辑再也没有得到发展。而后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式逻辑火花也仅在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介绍到大唐的印度“因明”和明代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偶露峥嵘，其幼芽没有得到萌发便胎死腹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二——“经学独断论”大行其道。中国春秋时期是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形成，适应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的教育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对人才的要求是“明人伦”，要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伦理纲常，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此时期的典籍主要是阐明封建伦理关系的“四书”、“五经”。孑L子提出了六艺为内容的教育体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五经”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宋朝时又增加了“四书”。从此，“四书”、“五经”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其实质是：预设某个原理，赋予它自身绝对的权威，然后推断演绎，以论证所推出的结论的绝对合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是，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识形态，崇尚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导致社会丧失思想自由和宽容的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敲开故步自封的中国大门的时候，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也开始传人中国。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封建社会以培养明人伦，维护封建社会人才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国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逻辑学的视角对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启发民智、转换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国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处于摸索探究阶段，选择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紧紧围绕在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道路上，经济增长不规则，不时犯有急躁冒进情绪；社会发展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转型的广度前所未有，转型的深度史无前例，转型的难度前所未遇，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从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而言，目前中国所处的第三阶段社会转型的意义更为深远，可以认为这一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