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范文10篇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郑重地强调社会和谐，把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问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任务的确定，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战略性推进，也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作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与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关系。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都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和谐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和谐社会就是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从这一视角看，也可以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学科。这是从正向说的。从反向来说，社会学则是研究如何减少不和谐因素，把不和谐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的学问。

从实践上说，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结构，即个人、群体、社会等方面来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机制。就人际关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就必须加速和谐社会的主体培育。这主要是通过人的社会化机制，把社会成员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通过不断的继续社会化，使社会成员能够恰当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劳动从社会获取应得的一份利益，从而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社会化的主要手段，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人员，以适应现代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就资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过社会阶层体系这一社会激励机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激发社会活力，把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较低的阶层上升为较高的阶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社会成员能够多赢互利，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协调处理。就社会结构方面看，合理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例如，构建现代职业体系，使至今尚游离在现代职业体系之外的农民逐步进入现代职业体系，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由来上说，社会和谐的提出与社会学的重建，都植根于现代性从旧式向新型的转变。这里，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控制自然资源、争夺自然资源为中心，社会和自然不和谐，使自然和社会都付出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之际，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双赢、人与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当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对旧式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现代性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目标和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型现代性的日益自觉。社会学直接产生于现代性。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日，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建发生之时，社会学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视野调整、理论重建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理论研究和具体运用上不断开拓新的空间、探索新的途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摘要：婚外恋事件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阶层中，绝对意义上的一夫一妻从来都不曾有过，婚外情的存在一直都非常普遍。对于这个普遍存在与我们身边的这个社会现象，有必要从相对科学、客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和研究。针对现代社会上许多学者对婚外恋的研究作了一个述评。

关键词：婚外恋；离婚；道德；感情；经济；发展

近年来电视热播情感剧《蜗居》、《婚姻保卫战》、《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婚姻问题的激烈争论。外电评论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大胆表露敢情。”

一、现状

当下，“婚外恋”已经成为一种特殊而且又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它的特殊性在于，现代主流社会普遍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夫妻之间有对彼此忠诚的义务，而“婚外恋”恰恰破坏了这种彼此忠诚的契约，是与主流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相悖的。它的普遍性在于，历史上所有存在婚姻制度的社会中，无不存在“婚外恋”，没有任何社会的文化、道德、法律能杜绝“婚外恋”。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婚前和婚外的两性关系，即使在我们这种把贞操观念看得特别严重的社会里，还是不能绝迹的，大观园里只有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恩格斯也说过：“一夫一妻制从产生那天起便以通奸和为补充。”

不能回避的是，婚外情正在成为不少人情感世界的最大危机，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离婚率增高。目前，虽然全国的离婚率在4年来总体持平，但一线城市“北上广“的离婚率正逐年上升，并且在离婚的夫妻中，35岁以下的夫妻离婚的比例占一大半。因为婚外情的激增，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

摘要：本文从社会学的发生学意义入手，对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能否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梳理，认为儒学中虽然存在着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和社会学因素，但不能将其与近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社会学等量齐观。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论文关键词:法国社会学派涂尔干社会事实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内容提要】通过文献调研了解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初步总结和分析了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媒体、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体育全球化、体育组织等现阶段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提出了今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即瞄准社会变化前沿；重视实证研究；加强方法学研究；重视休闲、娱乐体育和老年人、特殊群体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加强合作研究，尤其是跨国的合作研究。

【摘要题】国际体育博览

【英文……

1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由此带来了世界体育运动的大繁荣。当今，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展，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增多，体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体育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1]体育运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愈加需要靠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者的经验，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

【内容提要】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诞辰185周年的今天，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本文提出：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正确区分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三、在社会学学科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搞清楚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根本观点/具体论断/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会学/维护建设型社会学中国特色社会学

【正文】

20年前，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从英国寄回一篇题为《从伦敦几处纪念地看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长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报用整整一版加以发表。18年前，我从英国回来后，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题为《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发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诞辰185周年的今天，国际国内的大背景、大环境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何在实践中、在本学科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又一次更尖锐地摆在面前，要我们有针对性地加以回答。同时，这么多年过去了，作为学者也有必要对自己过去发表的观点进行回顾和审视。我想用这种方式纪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科学巨匠”马克思。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

健康社会学作为医学社会学发展的高级阶段，其理论体系也包括医学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健康和疾病理论、弗雷德森的标签理论、福柯学派和埃利亚斯学派的理论等。本研究着重对健康社会学发展中新近出现的一些理论范式进行研究与阐释，包括健康模式转变理论、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以及健康权与政府责任理论。这些理论虽不全是普通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但都包含了研究者对健康社会学的具体思考，同样有着引导科学研究的先导典范作用。对于健康社会学的研究，这些理论也是一种提供典范性问题及解法的范式，至少是较低层次意义上的社会事实范式或社会界定范式。

1健康模式转变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寿命增加、人口老龄化导致慢性病的作者简介：冯显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社会学。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这种变化称为健康模式转变。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变化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指出世界所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经历这样一种转变过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转变”这一术语，把人们对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认识，从生物学因素扩展到社会、经济及心理学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转变”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和行为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的影响。健康模式转变是由人口转变和流行病学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健康模式转变还会引起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健康问题的差异和变化等。健康模式转变包括人口模式转变、流行病学模式转变和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3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模式的转变与人口老龄化。近十几年来，我国生育率水平逐步实现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模式的转变。人口构成趋向老年化，医学敏感人群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从40％上升到60％，将严重影响人群健康模式和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伴随着人口模式的转变，人群死亡年龄构成变化导致了死因谱的变化，被称为“流行病学模式的转变”。导致流行病学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导致疾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转变；②由疾病危险因素改变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绝对上升。调查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与70年代相比，我国城乡居民传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明显上升。此外，职业危险因素等的发生，也导致了许多与行为有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破坏引起的环境污染，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迁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流行，导致不同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生改变。

2健康生活方式理论：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汉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机会所选择的与健康相关的行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问题，要从德国社会学家MaxWeber的理论说起。在(EconomyandSociety)这本著作中，Weber在论述“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等级、政党”时，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对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们知道，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受一定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家庭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习惯、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识，是不同阶层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内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Weber将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差异上，他指出，阶级是基于经济的划分，“等级是根据其货物消费的原则来划分的，表现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经济上制造着不合理的消费条件”引。Weber认为，阶层是社会生活的客观维度，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和资产作为象征；而地位是主观维度，包括别人对其的尊重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础。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别取决于人与消费资料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与社会底层群体及中产阶层群体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体当中的成员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还注意到社会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机会”来解释获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个人想要获得某种生活方式，必须有资金、地位、权利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及中层的群体拥有充分的资源支持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现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更大。但Weber也认为，虽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阶层。Featherstone的研究证据表明，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中，原先产生于中上阶层的强调锻炼和运动、合理饮食、避免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经开始传播到所有社会阶层中。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适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时，就是这个人在尝试按照自己的动机、努力和能力水平产生良好的健康状态。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观点对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总结了Weber以后的研究进展。从Weber到Cockerham逐步发展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其基本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概括如下6点。@Weber发展了社会学中“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认为一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定位不仅仅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地位3个因素的综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Weber认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费什么而不是生产什么，当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为了获得健康时，人们的活动目标最终就是一种消费性活动，即人们努力获得健康来达到延长寿命、享受生活和继续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选择为基础的，但是这些选择取决于个体实现某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又取决于这个人的社会经济环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群体的特点。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层及中层的特点，但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界限影响到全社会的潜力。⑤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会阶层因素外，还应该重视年龄和性别等其它因素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⑥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明显标志，是无论属于哪个社会经济阶层，人们都会在环境和机会允许的条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会阶层差异理论：社会阶层与健康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正确区分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

近些年来，我一直论证这样一个观点：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分清它的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所谓“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这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基本原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程作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就具体论断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提出的许多命题，同样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校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我们怎么能够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们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执政党、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不与时俱进显然不行。同时，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提出的具体论断，还有一个作用是要理解他们是针对何种具体情况、根据何种具体条件得出来的，从中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过时论”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和“教条论”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这种两极思维方式，都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就是这种丰富发展的典范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才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二、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搞清楚善于破坏旧世界与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关系

正确处理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与建构新制度的关系，十分重要。建国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取得的成绩，都与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紧密联系，而我们的失误则与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关。上述破坏与建设的关系，集中表现在“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以阶级阶层作为甄别机制到激励机制、从“斗争哲学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今我们已经认识到，寡头政治之所以有其历史必然性，正是立基于一系列经验事实。与所有其他科学规律一样，社会学规律来源于经验观察。然而，为了剥除我们的原理中那种纯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该原理具有一种可以将公式转变为规律的分析性解释地位，仅仅从某一单一的视角考察那些取自经验的现象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研究造成这些现象的决定性因素。这始终是我们所要承担的任务。

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政党组织内部的功能分化，领袖日益从大众中脱离出来，这使得他们具有了许多特殊的质素。起初，领导人是自发产生的；他们的作用仅仅是附属性的，也不领取薪给。然而很快他们便成了职业领袖，正是在这一阶段，领袖群体变得稳定而且不可动摇。

看来，对寡头现象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寡头统治起源于政党领袖在他们生活经历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寡头统治还建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本身的心理的东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性为基础。这是每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联合为实现自身团结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要而言之，政治党派（这里的“政治”一词是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

任何政党组织都代表了一种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寡头化权力。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我们总是发现当选领袖具有对于选举他们的大众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一寡头结构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则。真可谓受压迫者正是应该接受压迫的。对大众来说，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始终是一个谜。社会主义者经常真诚地相信，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比起原来的政治精英将能够更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特别是德语世界的工人阶级始终不渝地认为，领袖是大众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这一观念实际上是一种由虚假的解释所制造的幻觉，它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罢了。阿尔丰斯·道德特（AlphonseDaudet）对这种现代的堂吉珂德主义者做了极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坚守Tarascon勇敢的指挥官（brav`commandant）布拉维达（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轮火红的太阳时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到过上海，并经历了各种各样充满英雄色彩的冒险活动。[1]无独有偶，现代无产阶级由于长期受到智识上优于大众的那些能言善辩的人的影响，最终使自己相信，通过蜂拥去投票站投票，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事务委托给代表，就可以保证自己直接参与的权利。

民主体制中寡头统治的产生是机构上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也对组织产生影响，无论这种组织是社会主义者组织甚或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民主和革命政党中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放在现在和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虽然只有少数特殊人物才能够充分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义上（inabstracto），大众决不可能进行统治。所以，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实现的可能，而毋宁是要讨论民主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时刻是可以实现的。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政治作为一门科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说的，要么是由于视而不见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认地向前推进，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无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现出贵族统治的某些特征这一事实。[3]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导致社会主义者犯了一个最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主义与对未来带有玫瑰色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混为一谈。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大众的智识状况必然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我们并不否认提高人类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们无法对政治领袖和哲学家赖以推行他们社会重建计划的人类现实条件持过分的乐观态度。在人类能力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乐观主义只是乌托邦思想家们的专有特权。

2004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10余家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正式开始实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GIAHS)。根据FAO的定义,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农业文化遗产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3点:①农业文化遗产是文化外延和内涵的总和。它不仅包括“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农业知识和技术等文化外延,还包括由此衍生出的传统农业价值观和生态观等文化内涵;②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农民仍在使用并且赖以生存的“活”的农业生产系统和耕作方式[2]。它不是静态的陈列物,而是生动无比的生活,参与的主体是使用传统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的人;③农业文化遗产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形成后延续至今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性和对现代农业的借鉴意义。它不仅是过去的存留,还是一种关乎未来的遗产。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中国唯一一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即在稻田里养鱼,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和鱼类共生,鱼类的粪便为水稻提供了养料,稻田里的有害生物又是鱼类的佳肴。如此将植物、动物的自然生态协调系统组合在一起,就实现了共生系统功能的完善和强化。人们使用最少量的化肥、农药,就能实现水稻产量增加、鱼类质量优良的目标。以下,笔者将以这一农业文化遗产试点为例,从旅游社会学的角度展开论述。

1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原因

1.1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活态保护“活态遗产”指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的生产方式,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3]。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是农业的发展趋势,农村工商业的繁荣令农民眼花缭乱。而农业文化遗产中传统的生产方式虽具有生态、文化等多方效益,但这对于当地农民的生计需求来说,却显得层次过高。当地农民希望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水平,增加家庭收入。农民的发展需求与遗产保护所要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一矛盾,农民才有可能作为遗产的参与者和保护者,保持并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于此,生态旅游这个字眼进入了遗产保护专家们的视野。

1.2生态旅游使遗产保护与农民生计统一起来生态旅游是一种能够解决遗产保护和农民发展矛盾的模式。生态旅游的概念在1983年被首次提出,它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人们将它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便是一个创新之举。与传统旅游相比,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将游客人数限定在环境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旅游者亲自参与其中,领会生态旅游的奥秘;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4]。一方面,生态旅游的特征与遗产地所要求的保护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农户能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益,又满足了农户生计和地区发展的需求。因此,生态旅游应该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的方向[4]。从实施情况上看,成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后,青田的龙现村吸引了大批前来参观的游客,旅游业年收入已达到200多万元[2]。这是生态旅游模式给遗产地农民的馈赠。

1.3农业文化遗产的共享性和旅游价值《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确定缔约国责任包括“鉴定、保护、保存、展出和遗传后代”等5项内容[2]。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知,它的价值体现在展示与传承之中。因此,遗产保护组织和个人不应筑起高墙守卫遗产,而当开门迎客展示遗产,这是保护遗产的必要之举。另外,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独特、珍贵的资源,本身具有丰富的旅游价值。例如,稻鱼共生系统中蕴涵着多种旅游资源,如山水景观、农耕文化源、田鱼文化、华侨文化、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村落旅游资源[5]。依托这些文化资源,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产品,为遗产地的旅游开发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用发展旅游的方式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