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范文10篇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主办会计竞聘，首先我要感谢联社领导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展示自我，相互学习的机会。推行会计委派制，是联社党委为了提高信用社会计核算质量，进一步促进全县信用社系统稳健经营和健康发展的一项重大会计制度改革，我衷心拥护联社党委的英明决策＊。作为一名有十多年会计从业经验的竞聘者，今天重新挑战这个岗位，我有勇气担当重任，有信心把今后的工作做的更好。＊公平竞争，挑战自我，在这里，我也衷心祝愿今天参加竞聘的各位同仁，都能取得较好成绩。

参加今天的公开竞聘，我认为，我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我是一名党员。工作中我一直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提高自我的一项基础任务，能够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上坚决同党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用党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不管是在照镜、位庄信用社，还是来到现在的营业部，我始终做到坚持原则，廉洁奉公，落实制度，明确责任，搞好团结，加强管理，使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会计业务得到了健康发展，受到了单位领导的肯定。

第二、具有扎实的业务基矗一九九三年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后，在抓紧时间自学会计业务知识的同时，九七年我参加了联社组织的平大计算机财会专业学习，系统学习了有关会计业务理论。一九九八年，我通过参加全国考试，获得了助理经济师资格，二OO二年我又报考了中级会计师资格考试，目前经济法、会计实瘢ㄒ唬┮鸦竦猛ü褂辛矫趴纬探衲暾诮懈聪氨缚肌T谝滴窦寄苌希沂贾斩宰约貉细褚螅谘Э嗔罚?/o>OO一年获得了会计电算化资格证书，同年在市办组织的业务技能比赛中，我所参加的两项比赛全部获奖，取得了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的好成绩，为联社争得了荣誉。二OO二年初，我被授予了市级青年岗位能手称号，我还连续多年被评为信用社系统先进工作者。

第三、工作经验丰富。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后从事过信用社营业会计、储蓄会计、主管会计等诸多工作，不管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我都把坚持原则，细心谨慎，不折不扣执行规章制度作为一项准则，认真处理每一笔业务。在对外服务和内部管理上，用热情迎来每一位储户，把微笑留给每一位客商，凭公心赢得尊重，靠真诚换取信任，是我一向的工作原则，这也给我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帮助，带动了所在单位各项业务的发展。特别是2002年全市推行电子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营业部被列入首批上机网点，凭着集体智慧和平时学习掌握的电脑知识，我和同志们一道虚心学习，认真钻研，细心操作，共克难关，在全市率先实现联网成功，加快了业务操作进度，并顺利完成了电算化年终决算，受到了联社的肯定和表彰，为以后全县信用社电算化推广积累了经验。

提要：本文作者在本刊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家族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情、义、忠、信。其中，“情”是最基本的。由此发展出“忠”，衍生出“义”及“人情”，而“信用”仅仅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这些基本纽带如何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直至现在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从而论证信用危机的现实原因以及建设信用社会和深化改革的根本途径。关键词：家族分家失信公正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注意，这里的“义”不是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孩。家族社会的阴影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4时期，由“三自一包”5、“物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宏，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织，更何况。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来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为产权不清。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6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要么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看到“59岁现象”。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的确，市场是从对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吗？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①论语·学而篇第一②孟子·离娄下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④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⑤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⑥白居易：卖炭翁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52页。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03页。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族，不是家庭，当然更不是个人。但家庭往往是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朝历代均强调“孝”，甚至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1这就意味着“孝”是“忠”的基础。笔者在《在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中曾谈到：“父为子纲虽然包括个体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从属关系，但这不是父为子纲的要义所在，因为父亲对成年已婚儿子的控制才是家族得以维持的根本。”实际上，父亲对未成年儿子的控制是自然而无需强调的。尽管“情”是家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纽带，但“信用”依然作为一种从属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信用关系的从属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下对上不讲信用，则为不孝、不义和不忠，会受到惩罚和谴责，为社会所不容。而上对下不讲信用虽然不为社会所提倡，但往往为社会所宽容。孟子甚至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注意，这里的“义”不是指“情义”，而是指“道义”。第二，信用主要表现为家族关系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曾子所言：“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把讲信用比喻为能够行驶的车，不也是强调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在外面的世界行走、与朋友交往吗？信用关系的普遍化有赖于经济的市场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本身对自然经济的从属性质决定了信用作为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的从属地位（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中国社会信用的历史沉思》）。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个人从传统社会的家族关系中分离出来的过程，从而最终使个人、而不是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分离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我们可以一推了之的东西。马克思说：“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3正如一个成年人的行为特征总是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一样，不考虑中国的过去就来讨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这就等于把一个成年人当作婴孩看待，结果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婴孩。家族社会的阴影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封建家族在战乱中不断瓦解，但家族的组织形式，家族的思想观念，家族的道德规范等等依然存在着。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结束，我们一直沿袭“讲成分、查三代”的作法。这是为什么？阶级是按当事人的经济地位来划分的。为什么要查“三代”？这查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这种作法等于把个人仍视为家族的一分子。某人虽然不是地主，但他的成分是地主，也就是说，他是地主家族的一分子，因而不能不受到“株连”。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但对于一个刚从家族社会走出来的新社会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说有什么不对，那也不是作法的不对，而是社会的不对。在家族社会，个人属于家族，这就好像蜜蜂属于蜂群一样。一人遭殃，满门不幸；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能地将一切组织家族化，或一切组织本能将自己家族化，这是即使今天我们也能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点。改革开放之前，所谓企业办社会，所谓大而全、小而全，为什么？每个企业都力图把自己办成一个独立王国，即一个自给自足的家族式的小社会。因为只有自己靠得住，国家计划不可能无所不包。计划是为国家完成的，与自己无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仅决定于计划的制定者无法洞察一切的能力局限，实际上也决定于计划完成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协调性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试图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但家族所天然具有的狭隘性和排他性使得这个“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强调内外有别，一个组织排斥另外一个组织，一个系统排斥另外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地区排斥另外一个地区，只有国家出面才能进行协调，但高层政府官员又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始终大公无私呢？当然，组织家族化自有其温馨的一面，这也是我们至今留恋的，但其低效率不可避免。在我国的“三年严重困难”4时期，由“三自一包”5、“物质刺激”所引发的党内分歧激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在这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革命”中，血统论及各种个人崇拜的口号被并非清王朝遗老遗少的青年一代喊得震天价响，再次显示了传统家族社会的深远影响。这场浩劫使国民经济遭受空前的大破坏，促使中国人从此确信“猫论”才是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说：不讲个人物质利益，对少数人可以，对多数人不行；短期可以，长期不行。但是，如何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发奖金，人人有份，拉不开差距，结果还是“大锅饭”。直到今天，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行业之间，而这种差距又往往是不合理的，或具有相当大的不合理成分。所谓“大锅饭”，其实正好来源于“大家庭”。“钟鸣鼎食”之家虽然气势恢宏，但培养出来的子孙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大家庭”内部没有竞争，只有等级。公有制企业的情况正是如此。从内部看，人人端的都是铁饭碗，领导坐的是金交椅。从外部看，国有企业也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婆婆不同，权利就不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地位不如全民所有制企业，农村的集体企业不如城市的集体企业，农民不如工人。市场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消费品市场，这与传统社会的情况相似。因为生产资料实行调拨；虽然名义上有银行，但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统存统贷”，而且信贷计划由实物计划决定。这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实际上不存在。只有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用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分家”，即打破家族式的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分家”才有可能使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信用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但如何走向市场？如何“分家”？在农村，问题在开始时解决起来相对容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分了“”的家。家庭，这个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存在的“枯木”终于又“逢春”了。“分家”是必然的，因为无论怎么说，的凝聚力都无法与真正的家族相比。家族尚且不是高效的经济组织，更何况。在城市，问题在一开始就异常复杂，因为企业无法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不是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的。实际上，即使能分解为若干个体家庭，因为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也很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班组承包、部门承包，有两个方面问题难以解决：第一，不同承包单位之间的承包结果缺乏可比性；第二，承包单位内部成员的考核和利益分配难以合理进行。如果承包单位是真正的家庭，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但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仍然难以处理。当然，如果企业领导能够公正无私，并且有能力对各承包单位的承包结果进行正确比较，从而能够正确处理各承包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能够为各承包单位选择适当的承包人，那么，承包制对企业就是可行的。但是，这样的企业领导如何产生？改革初期曾一度大力宣传“用能人”、大力宣传“让贤”，实际上就反映了承包制对这种企业领导的需求。结果如何？用了些什么样的“能人”呢？又有多少领导“让贤”呢？实践表明，相当部分的所谓“能人”其实都不过是骗子和“硕鼠”而已；与“让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肆无忌惮的“跑官”、“要官”。中国古来就有“父母官”与“子民”的说法，这实际上反映了统治者总是希望将国家化为家族，再进一步化为家庭的幻想。为官要爱民，如父母爱子女；为民要敬官，如子女孝父母。但实际上，一旦超出个体家庭的范围，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爱是随着家族的扩展而降低的。要求一个家族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家族成员，尚且不可能，又如何要求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同等、无私地爱每一个职工呢？如何才能保证企业领导者公正无私呢？遗憾的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家族制度，它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多大的帮助。家族的稳定靠的是血缘关系和等级制。现在我们说论资排辈不好，但对于家族来说，严格遵循按辈分、长幼形成的等级是家族稳定的根本，皇室家族也是如此，即使是朕即国家的皇帝在确定接班人时，往往也不敢轻易废长立幼。家族内部讲和为贵，讲一家子其乐融融，不分彼此，待遇上的差别则决定于辈分和长幼，赏罚难以分明。因此，精明、高效的家族管理者往往不容易产生，即使产生也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不就正是这样吗？当然，王熙凤还有其自私弄权的一面。不过，在她看来，不以权谋私则她对家族的贡献就没有得到回报，就对不起自己。这其实又何尝不是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能人在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或之后贪污受贿时的想法呢？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在正常情况下，即使有可能采取选举制，有竞争力的家族领导者都难以通过选举产生，这是由家族这种组织形式本身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不能盲目迷信选举制。第二，家族既难以产生和支持对家族有利的强者，也很难抑制对家族不利的败类，家族是平庸者的天堂。这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必须要有耐心，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坚强的支持力量，而大多数人的一般性支持往往是不够的。如果外来压力有利于团结则有利于改革。这正是家族体制本身的悲哀，而我们现在仍强烈地感受着这种悲哀，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其实仍在家族阴影的笼罩之下，挥之不去。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动力但缺乏制约的改革结果不断地向我们表明，企业的领导者可能既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企业职工的利益，甚至也不代表股东的利益，他们中的不少人可能就是安心成为“穷庙中的富方丈”，或者在大发横财之后远走他国。实践同时表明，由于控制链条太长，国家很难对无数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企业内部事实上存在的等级体制或准等级体制(因为需要加强领导而成为必要)又使企业职工对领导层的监督和制约成为不可能，这正是很多企业的国有资产在职工的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流失的原因。总之，“家”分给谁？对于没有真正的家庭、也无法由真正的家庭来作为承担者的经济组织来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结果就表现为产权不清。信用缺失的现实原因“分家”没有完成，或者说，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那么，又何来的信用危机呢？当人们谈论信用缺失的时候，似乎把信用关系在过去的普遍存在作为前提。其实，中国在过去并没有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改革的任务正是要建立这样的关系。但是，在“情”、“义”和“忠”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发挥作用时，处于从属地位的信用关系总的来说是受到维护的，这实际上由市场存在的必要性所决定。“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碳值”6的情况肯定存在，但不可能总是如此。新中国建立以后，市场受到严格限制，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明确而基本固定的，不存在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受益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首先，借助于市场的个人致富受到鼓励。市场、特别是由不成熟市场所天然具有的投机性而产生的巨大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马克思说得好：“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就成了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对货币财富的疯狂追求很容易使人漠视一切，信用观念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更何况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信用观念本来就不够强大，不讲信用在很多场合仅被视为“赖”而已。时至今日，当人们在使用盗版软件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而感到羞惭呢？产权不清为失信谋私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公肥私很容易发生，也容易得逞，虽然人人切齿痛恨，但挺身而出、拍案而起的不多。因为失信者要么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比如企业的领导者违背对国家的承诺，侵吞国有资产，比如借了国家银行的钱不还；要么以欺骗的方式损害社会大众的利益，比如制假售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通常不以强制手段直接损害民众的个人利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方面，人们对不讲信用的现象切齿痛恨，但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或无可奈何。家族的狭隘性和排他性造就了人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居民住宅从一楼一直安到顶楼的沉重的防盗栏不正在向我们述说着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吗？假货也是消费者自己去买的嘛，因为人们或者可能不知道他们买的是假货，或者不得不买假货。而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与种种不讲信用的社会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应该明确的是，在中国，不讲信用的主要是某些企业领导、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个人，特别是某些国有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官员。国家的企业借国家银行的钱不还，对国有企业来说，似乎是应该的，而且在背后往往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制假售假的企业往往也享有同样的待遇。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这其实都是“阳光下的罪恶”，无秘密可言。因此，很明显，根源还是家应该分给谁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我们的某些人手中、即在某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和某些相关的政府官员们的手中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而老百姓作为需要被加强领导的对象，又有多少可以作为的余地呢？其实，不讲信用是现象，而本质是：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大家庭”真的面临危机了。首先，在各种组织内部，人际关系无端地变得紧张，企业之间出现无序竞争，企业和其他组织的领导者，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开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一句话，家族式的组织体制开始变得不稳定，换句话说，各种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兄弟情义”已开始经受利益争夺的考验，下级对上级已开始“不忠”，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及越来越明目张胆的地方保护主义。与此同时，新的家族已经开始萌芽，即权力家族。人们崇拜权力胜过崇拜金钱，因为有权就不难有钱，有权就可以将“社会主义的家”分给自己，而仅仅有钱则可能难以有更多的钱。于是，在对权力的疯狂追逐中，我们看到“39岁现象”。时间是权力的制约因素，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在对权力的滥用中，我们看到“59岁现象”。权力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控制系统或支配系统，因此，离开了支持者，就无法行使权力。在权力家族中，这个控制系统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因为被效忠的是位高权重的个人，是效忠者的利益来源。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就是在家族中主子和侍从的关系。权力家族往往寄生于组织家族的权力中枢，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在社会下层，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开始出现，“义”又重新成了一面“招兵买马”旗帜。实际上，在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中，圈内人相互“称兄道弟”的现象并不鲜见。这是值得深思的。家族的幽灵始终不愿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没有最终建成，信用关系还没有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所以，家族的幽灵就总有藏身之地，或者说，家族的幽灵被人们所需要，或用于谋私，或用于自卫。但是，家族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信用关系的发展来说却是严重障碍，因为不管是“情”、“义、”“忠”还是“人情”，它们都与普遍的信用关系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相违背。当人们在证券市场上大声呼唤“三公”原则时，我们是否应该意识到“三公”原则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啊！除了因产权不清而造成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外，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有控制、渐进的模式对信用关系的建立也有消极的影响。当然，对中国来说，有控制、渐进的改革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只有这个选择才可能防止或减轻社会动荡，但这个选择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破坏信用关系来牟利，恰恰相反，它会在三个方面诱发和助长对信用关系的破坏。原因很简单：第一，既然要改革开放，控制就必须放松，必须对企业“松绑”。在法制不健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了发财致富的“硬道理”，“松绑”后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因唯利是图而置信用于不顾势在必然。第二，既然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控制就不可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需要做试验，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政策。信用关系的基础是平等，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虽然有利于对全局的控制，但破坏了地区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不利于信用关系和信用观念的建立，相反，却会助长在中国本来就根深蒂固的特权意识和对特权的滥用。“搞关系”的普遍存在，甚至搞改革在某些场合还得以“搞关系”为基础，比如为争取成为改革的试点地区或试点单位而不得不上下打点，这就是特权普遍存在的证明，因为“搞关系”其实就是为了利用特权。第三，渐进式改革虽然有利于进行调整或纠正不当的做法，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但却同时也使得不讲信用的行为有充裕的时间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不断地毒化人们的意识，以至于不少的人对不讲信用的行为习以为常，失信者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受害者往往也自认倒霉。

总之，产权不清是信用缺失的经济根源，而不成熟市场的投机性、改革对象的有选择性和改革方式的渐进性则只能在产权不清的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产权不清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东欧和前苏联采用“休克疗法”就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产权不清的问题，后果如何？有目共睹。在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之前，其国民经济的总量远大于中国，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实，产权的清与不清始终是相对的，或者说，没有绝对清晰的产权。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人难题同样普遍存在。当然，自然人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督要优于法人股东，因为法人股东与其代表之间又有一个人问题，换言之，国有资产的代表对经理人的监督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效率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一个是否监督的问题。尽管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产权清晰与否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政府在企业产权上的超然地位，以及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信用关系的维护，比如违规的经理人难逃法律的制裁，等等，这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能够正常运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仅意味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同时还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基础需要相应的上层建筑来保护它。具体地说，经济上的信用关系，离不开政治上的信用关系，经济信用离不开政治信用。如果信用关系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政府偏袒破坏信用的企业和个人，后果如何？可想而知。社会公正在于权力制衡古人云：“政者，正也。”为什么需要政府？广而言之，因为人们需要一个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关。公者，对公也；正者，正确、恰当也。如果社会能够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或者说社会使所有的人感到他们受到的待遇是恰当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因此，公正与公平不同，公平是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而公正是指恰当地对待所有的人。公平和公正显然都是相对的，但公正的相对性较之公平则更为复杂。比如，一定级别的官员享有国家配备的专车，这是不公平的，但却可以是公正的。再比如，时至今日，英国王室仍享有种种特权，但英国大众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公正。公正明显地包含有历史的因素。中国人对等级差别的容忍程度与家族社会的传统直接相关。传统社会的老百姓并不在乎官老爷们的高高在上，而只求高悬的是一面明镜即可。殊不知当“高高在上”被绝对化之后，又如何能保证被高悬的始终是一面明镜呢？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什么？因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均”总是危及社会的基础——小农经济的稳定，从而导致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以至天下大乱。因此，农民起义大多与对土地的要求相联系。在起义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王朝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这样做既是对农民守信，也是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正。实际上，对政府而言，维护社会公正就是对人民守信，因为维护社会公正总是政府的承诺。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农村所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均田制的现代版，它满足了农民自主使用土地的要求，符合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步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但难以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地少人多的矛盾，小农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地方政府的随意干预和伸手使“三农”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前面讲到，承包制难以在城市普遍推行，因为“家”分给谁的问题不能像在农村那样地加以解决。于是我们发现，迄今为止的城市改革都是在或多或少不利于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出现的某些企业管理层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现象其实正是这种破坏信用关系的改革方式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马克思说得好：资本来到人世间，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是没有什么信义可言的。信用来源于市场。不错。在传统社会，的确只有在市场上才可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对独立、平等的关系。因此，一般地说，信用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极不相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外在于自然经济的市场，人们对它的依赖不深，因为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借助市场的盘剥既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也不可能长期地进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被抛向市场的工人阶级已别无选择，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在经济上毫无平等可言，因为他们丧失了生产条件。想一想在辛苦劳作之后连微薄的工资都可能得不到的民工们，他们与欺骗他们的老板之间是平等的吗？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8，这是因为持有它们的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在分析市场的优越性时，不应该忘了我们所分析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市场，哪个时期的市场。我们不可能像进口美国的波音飞机那样进口美国的市场，这正如我们不可能像购买牛排那样去购买健康一样。一个社会的市场是内在于该社会的，中国的市场要靠我们自己慢慢培育。主张扩大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的人们总是以国有经济产权不清为理由，以效率第一为口号。是的。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化为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的私有财产以实现产权明晰的方法在中国行得通吗？或者说，继续沿着破坏信用关系的路走下去行得通吗？市场，这个产生于不同的人类共同体在殊死搏斗之后的怪物，始终保留着它桀骜不驯的本性。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或者按照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待中国正在发育中的市场都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纵横古今、着眼长远的市场观。“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他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9的确，市场是从对外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不过，和平的对外交换的关系，往往都是战争的结果。从掠夺自然界发展起来人类在贸易之前所想到的理所当然地是掠夺他人。想一想与海上贸易如影相随的海盗行为，想一想西方的殖民者当年所到之处的烧杀抢掠，想一想从房地产开发中一夜暴富的大亨们，他们的座右铭会是“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吗？正如对外的市场关系不是在互敬互爱中产生出来的一样，任何共同体内部的市场关系也绝不会在轻松愉快中产生。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发展为在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内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是一个血与火的长期过程，在西方经历了大约三千年的时间，从希腊文明的萌芽一直到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在中国，这个过程至今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所带给世界的是什么？它把奴隶制度下的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即作为奴隶主的国家与被奴役民族的对立，把在封建制度下分散的不同领主庄园内的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转化为内在于一个社会的、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展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从而使阶级冲突的强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产阶级的不妥协与无法妥协最终使社会的妥协成为可能。而这正是西方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发生并取得成功，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必然伴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又会使该矛盾加剧和复杂化，从而把落后国家逼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生活于家族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又很容易与他们所追求的天下一家的大同社会的儒家理想发生共鸣。虽然天下不可能一家，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由此留下的国有经济尽管需要加以改造，但绝不应视之如敝屣、弃之而后快。因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按照传统社会的方式“分家”。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这就意味着国家对全民不守信用，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公正。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激化阶级矛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已经错过了可以忍受大规模的阶级冲突来发展经济的时代，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西方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具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或者说，没有可供我们剥削的落后国家。以国内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向国外低价出口的政策最终只能带来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因为这在国际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同时，既浪费了国内的资源，又影响了本国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少数人。现在西方国家总以维护自由、人权来标榜自己，尽管有其虚伪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国内的阶级矛盾的确并未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愈演愈烈直至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最终造就出强大的社会阶级，使妥协成为可能，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使社会财富被大规模创造和积累的同时，也使尊重人、关心人、提高人的素质成为必要，因为这是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所需要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民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从善待其国民、强大其国民开始。因此，如果听任少数人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则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而且这种人为的财产差距将不利于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的社会氛围，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想一想某些权贵们视普通人的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吧。再想一想希望工程的尴尬。如果无视这一切，我们所丧失的将不仅仅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公正，而且还将是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公正、即人民享有参与机会的公正。产权不清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想一想在对居民住宅实行强制拆迁时的情况。私有产权得到应有的尊重了吗？它在理论上是清的，但实际上是清的吗？再想一想县、乡政府强行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们的经营自主权又到哪里去了呢？简言之，不清的又岂止国有产权！产权是在对财产支配的过程中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排斥其他人的关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第一，产权绝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规定，第二，产权无法离开其它社会关系而存在。当一个人将自己得到的奖金主动地或不情愿地分一部分给其他人时，特别是以某种形式分一部分给自己的上司时，这实际上反映了这个人对这笔奖金的产权因为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打了折扣。这个人知道在理论上他或她可以独享，但该理论恰好是脱离实际的，因为独享的结果只能是在其它方面付出更多。中国现在流行有太多的这样的理论。我们用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要求中国的现实，就像一个拿着明星的相片埋怨自己长相的人一样，总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财产支配关系来看待产权，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产权是无法“独清”的。这是第一。第二，产权也无法“速清”。因为一种产权关系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尊重，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除非这种产权关系具有与传统产权关系相似的内涵。想一想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在其确立过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历史的错误，而是历史的必然。但数千年家族社会的历史却不知不觉地给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打上了家族的烙印。我们前面关于家族社会的阴影的分析足以证明这一点。社会主义是社会大众广泛参与管理的社会制度，不是少数人为多数人做主，少数人为多数人办实事、施恩于多数人的制度。因为我们无法保证为多数人做主的少数人只为自己办实事、置多数人的利益于不顾的情况发生。这就是说，离开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放大了的家族，社会主义不是把“家”变成国，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是用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国来代替以家长为中心的等级森严的家。因此，如果任由少数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那么，这样的“分家”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分家”是有利于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的“分家”，而不是相反。人是社会的产物，现实社会是历史社会的发展。家族社会的阴影既然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问：中国传统社会的“软肋”究竟何在？以“情”、“义”、“人情”为横向纽带，以“忠”、“孝”、“节”为纵向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自下而上的制约存在的社会。两百年左右发生一次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的改朝换代，就像现在西方国家四年一次的大选一样，周而复始地进行。家族的本性是狭隘而排他的，因而需要专制的“忠”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作为皇室家族成员的皇帝也同样无法摆脱家族的狭隘性，皇帝只能产生于特定家族的事实就已经基本上排除了自下而上进行制约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当皇室家族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被牺牲的只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此外，狭隘而排他的家族又怎么能协调一致、产生出有利于国家的自下而上的制约呢？满门忠烈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家军，留给后世多少遗憾？但一个“家”字已经说明了一切。历史的“软肋”已经荡然无存了吗？显然没有。这个“软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明晰产权的最大障碍，因为缺乏制约、极易膨胀的权力往往无视社会的公正，蔑视任何产权的神圣性。权力必须受到双向制约，这是产权明晰的前提。如果仅仅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上做文章，那实际上意味着企图割裂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在于能够进行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控制，也在于存在自下而上的广泛的社会制约。中国只能无愧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①论语·学而篇第一

②孟子·离娄下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第11页。

④1958年到1960年的连续3年“”，使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的3年中，陷入严重的经济灾难中。⑤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统称。

诚信，即诚实守信。这个道德规范之所以被纳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20字规范中加以提倡，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特别适合有效率特长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 在社会交往中，诚信的人相互之间打交道，交易成本最低。其道理是双方都讲实话，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双方都信守承诺，于是交易很容易成功，又都不必在了解对方和预防不测上花什么投入，正所谓“好邻居不扎篱笆墙”。相反，则不仅交易成本高，且交易也难成。即使交易偶尔成功，也往往是一方吃大亏，一方占大便宜的不公平结局。 由于在现实社会中，诚信或不诚信的人都没标志，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诚信的人和一个不诚信的人打交道又会如何？这时，就要看外部的制度环境了。如果社会的有关制度安排是有利于诚信者的，那吃亏的就会是不诚信者，否则，吃亏的就会是诚信者。从我国目前坑蒙欺诈、假冒伪劣、赖账违约等恶行屡禁不止的现实看，虽不能说我们现有的制度安排本意是要鼓励不诚信者，但至少说明它对不诚信行为的抑制是很不理想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是已有防范制度在设计和操作上存在低效甚至无效的毛病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尚缺少一个专门能对诚信给予有力支持的制度。目前我国最缺的制度，是社会信用制度。 社会信用制度，既是一种以维护金融秩序、市场秩序为目标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以维护信用、诚信等重要道德价值为目标的道德制度。因而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具有双重意义，不但对市场经济秩序有利，更重要的是还能如《纲要》所说，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

社会信用制度，是有关个人信用、法人信用、乃至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制度，它是指社会监督、管理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信用活动的一整套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和运作机制。当代社会信用制度以微机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为手段，以信用机构、金融机构、工商管理机构、税务机构、司法等机构的协作构成信用管理体系，其基本内涵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登记、信用评估、信用风险预警、信用风险管理及信用风险转嫁等制度。它主要包括五层含义： 一是每个准备谋职、开立银行账户、参加社会保险、注册公司、经营企业和其它各种交易活动的人，事先都要用实名进行信用登记，获取社会编排的终生惟一信用代码号，然后才能进行这些活动并由此形成各自的信用史； 二是资信评估机构根据金融、税务、工商、司法等机构及用人单位、业务往来人提供的信息，掌握每个企业和个人的资信情况和信用史并予以评估； 三是任何人或企业都可以向资信评估机构咨询任何一个他准备与之进行交易的企业或个人的资信情况，以决定是否与之交易或以何种方式交易； 四是对某项交易没有把握的交易者，可向信用担保机构为其寻求担保； 五是对有不当交易行为或违规行为的企业或个人，资信评估机构给予不良信用记录，管理机构视情况做出赔偿、加倍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吊销银行账号乃至永远不得重新注册公司、永远不能重新申请设立银行账户等惩罚决定。 有了这样的信用制度，社会上各种无信行为就不能再横行无忌，以往诚信者常常博弈不过不诚信者的情况就会发生改观。其一，诚信者可以轻易地从资信评估机构了解到对方的资信情况，一旦发现对方信用度不好，就可终止与对方的交易，即使不小心上当吃亏，也有保证通过银行或信用担保机构较便捷地获得对方的赔偿；其二，不诚信者的损人利己伎俩风险巨大：不诚信的记录，肯定会让当事者在今后的就业或经营中困难重重；其三，越是信用好的个人或企业，越容易取得其他市场主体的信任并达成交易，不仅获利会多，而且其信用度也越高，由此形成信用与经济利益的良性循环。人们也就有了愿讲诚信的内驱力。 社会信用制度之所以能使不诚信者吃不开，一是由信用登记、评估、咨询制度构成的信息反馈机制，为防范违信损人建起了一个有效的预警系统；二是信用制度内含的约束惩罚机制严厉，这种灵验的恶有恶报的机制，使那些想干违信损人坏事的不良之徒，不得不为之却步；三是违信损人，除了会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惩罚，还会受到普通大众的惩罚，增大其道德风险。这种状况按经济学的解释，是不讲诚信者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比较：发现违信损人，不仅失败的风险大，而且即使侥幸得逞，长期成本也远大于短期收益。社会信用制度正是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构造了一个信用违约成本大大高于信用违约收益的社会环境。 社会信用制度不仅能有效防范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无信行为，也能有效防范其它领域的无信行为。因为权力领域中的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偷盗拐抢、黑黄赌毒行为等等，同样能作为个人信用史进入个人的信用记录。

三

社会信用制度起源于金融信贷业务，最古老的形式是高利贷。作为成型制度，在西方至少已有不下150年的历史，马克思当年就曾在《资本论》中专门用几个章节论述信用和信用制度的问题。 信用制度在中国本来也有发展，只是新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中断了这一进程。计划经济体制，一切事情听政府安排，一切行动听政府指令，一切资源靠政府调拨，一切责任由政府承担，没有自主权的个人和工厂，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信贷、信用。 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个人和企业逐渐成为拥有自主权的市场主体，但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使金融信用迟迟提不上议程；长期的短缺经济，使消费信用显得没有必要。更主要的是，我国的政策制定部门和理论界也没认识到社会信用制度的重大社会作用尤其是道德意义，这从当初各种有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都没有提到社会信用制度就可略见一斑。 事实上，很久以来，信用制度一直被我们看作是一个纯经济类的不甚紧要的小制度，它只在金融学中被论及，而“信用”也被解释为“经济主体之间有条件让渡货币资金或商品的一种经济关系”。2000年我国虽然终于提出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并在上海率先试行，但也主要是针对市场由卖方转为买方，连续几年出现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的情况，而要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来考虑的。其实，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有刺激生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意义，还有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的道德意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且急需的大制度。 惩恶亦是扬善。信用制度对不守信用行为的惩罚，就是对守信用行为的奖赏。当社会信用制度的安排让信用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社会通行证，让声誉成为人们弥足珍惜的无形资本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成为道德经济之日，它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再好的制度，不精心设计供给，也会变得形同虚设。就社会信用制度而言，对它的精心设计和供给有三个要点： 一是要做通盘考虑。既要看到它的经济意义，也要看到它的道德意义；既要考虑它的整体结构、运作体制，也要考虑它的各个细节、操作程序；既要预测它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也要预测它可能遇到的对策对抗；既要顾及它的效率性，也要顾及它的公正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是要建立参照系。就是将国外各种类型的社会信用制度，搜集来做深入全面的比较和成败利弊分析，以供借鉴。 三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即结合我国的实际，从他人成功的经验中，选出最好用、最适合我国情况的部分为我所用，并对那些不尽如意的地方加以改善，最后整合出我们自己的新的社会信用制度。

本文作者：刘宪权周舟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近年来，人们的理财途径越来越多，由过去较为单一的存款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购买国债等形式，逐步走向投资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保险市场、信托市场以及其他国家允许进行投资的一些领域。由于所涉及金融领域的专业性，人们往往会出于对一些金融机构的信任而委托其作为自己的理财机构，以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应当看到，伴随委托理财行为的日益普及，在司法实践中，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济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擅自运用客户委托资金或财产的案件屡屡发生，且数额特别巨大。而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对于这类严重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刑法条文却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一旦发生这类案件，也往往只能对相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在研究起草《刑法修正案（六）》的过程中，公安部、中国证监会、银监会等单位强烈呼吁增设新罪名，专门规范该类行为。该建议最终也为立法者所采纳，《刑法修正案（六）》在第12条中，通过《刑法》第185条之一的规定，增设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经修正后的《刑法》第185条之一第1款规定：“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0月25日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本款的罪名被确定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但笔者发现，尽管《刑法修正案（六）》已经颁布实施近5年了，学界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大多仍然散见于学者所编写的教材或者对金融犯罪的著述中，而并未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案件时还存在较大争议，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也远未能解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理论研究，明确其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为今后司法机关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一、背信行为的本质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金融领域的特别背信罪，在理论上探讨背信罪的本质，对准确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背信罪，是指依法律、公务机关命令或法律行为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违背其义务，致使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的行为。①关于背信罪的本质，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滥用权限说”、“背信说”以及“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等三种学说。滥用权限说将滥用法律上的权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认为背信罪主要发生在与第三者的对外关系上，并且只有基于权的法律行为，才可能构成背信罪。②据此，金融机构只有在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又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否则，即使金融机构擅自运用了客户的资产，也不能构成本罪。背信说将违背他人的信任、信赖关系及诚实义务而侵害其财产视为背信罪的本质，背信行为除了存在于与第三者的关系中外，还存在于与本人（委托人）的对内关系中，并且不限于法律行为，凡是破坏事实上的信任关系的事实行为，都可能成立背信罪。③据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诚实信用义务，给客户资产造成损失的，就都有可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则认为，构成背信罪的基础仍然是违反诚实信用义务，但只有滥用对他人财产的管理权限或事实上的事务处理权限、从而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行为才是背信行为。④据此，金融机构只有以滥用对客户资产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管理权限的方式违背诚实信用义务时，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笔者认为，刑法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应结合刑法中有关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具体规定对上述各学说作出判断和分析。就刑法的规定分析，对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理应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理由主要有：首先，“滥用权限说”范围限定太窄。如果采取“滥用权限说”，那么在委托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关系终止之后，委托人未及时处理其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不履行清算义务，而擅自运用这类信托财产，造成委托人财产损失的，由于委托关系已经终止，金融机构并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①但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只要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即可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而且此处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的义务，也包括法定的义务。因此，只要金融机构违背了《证券法》、《信托法》等相关法律中规定的诚实信用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就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滥用权限说”似乎范围限定太窄，显然并不妥当。其次，“背信说”范围设定太宽。如果采取“背信说”，那么在金融机构接到客户的交易指令后，不及时执行指令，从而错过了最佳交易时机，给客户造成损失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机构这种消极的不作为同样违背了诚信，金融机构同样也可以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②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只有在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产的情况下，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无论是从法条的字面含义还是从立法原意来看，“擅自运用”都应当是指在没有得到委托人或者受益人的同意和批准的情形下运用。由此可见，这里的“运用”显然不能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也即上述所谓的“消极履行受托义务”的行为虽然违背诚信，但却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此外，虽然“背信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背信类犯罪“违背诚信”的本质，但仅仅通过“诚实信用”这类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提供明确的判断标准的。由此可见，在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认定过程中，采取“背信说”显然范围设定太宽，同样存在不妥当之处。最后，“背信的滥用权限说”范围设定适中，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内容。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既可以进一步明确违反诚实信用义务的含义，又可以适当扩展滥用权限的范围，从而能够比较清晰地划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界限。该说不仅弥补了“背信说”与“滥用权限说”的不足，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现行刑法对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规定。因而，在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

二、“违背受托义务”的认定

就本罪刑法条文中规定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点内容：义务”一般是指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基于与客户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而具有的约定义务，但也应当包括基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而具有的法定义务。应当看到，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信托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就受托金融机构可能出现的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情况以及受托人在委托理财过程中必须履行的职责和禁止的行为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例如，根据《信托法》第25条至第30条的规定：“受托金融机构主要有以下七项义务：（1）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2）受托人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3）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4）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5）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6）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7）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但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一般的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所应当遵守的这些法定义务，却不可能全部了解，从而委托人也就难以在委托合同中具体约定这些义务，特别是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采取格式合同或者格式条款等方式逃避这些必须严格依法履行的法定义务。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受托金融机构往往会通过许诺高额回报的方式，与委托人签订资产管理合同，以吸收委托人资金，而委托人对受托金融机构如何投资理财则往往不管不问，甚至明知受托金融机构进行违规违法的资金操作也不过问，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能够按时返还本金并给予高额回报即可。①由此可见，仅仅将此处的受托义务限定为合同义务，就有可能会导致受托金融机构利用合同约定的义务来逃避法律规定的义务，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即使从合同上看，受托金融机构并没有违背委托人与其的约定，但是只要受托金融机构违背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法定义务，同样也应构成“违背受托义务”。其次，合同并不是本罪中受托义务来源的唯一形式，只要能够形成受托义务的形式都可以成为受托义务的来源。例如，通过银行自动存款机存款，存款人与银行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存款人只有自动存款机输出的一张存款凭证，可以说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合同关系。但是，根据银行的存款操作交易习惯，自动存款机实际上是代表银行接受存款人的存款委托，双方的存储关系已经建立，银行接受存款人存款的受托义务即已经成立。最后，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与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有所不同。就本罪中的“违背受托义务”而言，只要相关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委托事项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有所规定，即便是相关金融机构中没有任何职务便利的人员也可能“违背受托义务”；而就挪用类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言，只要行为人有主管、管理或经手单位资金的职务便利存在，其就可以利用这一便利，而无需委托事项或法定义务的存在，亦即无需受托义务的存在。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摘要：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必备要素。目前我国落后的信用体系已经极大的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构建一个符合国情的信用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信用；信用体系；

一．引言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市场经济承认人们独立利益及独立的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并要求人们在为自身的独立利益而劳动、主产、交易的过程中，不得靠侵害他人的权益和财产权利而牟取私利。在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规则之上，为了使交易活动顺利进行．减少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和交易的效率，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所谓信用，就是指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关系。在债务人对债权人承诺偿还的基础上，使后者无须付现即可获取商品、服务或货币等。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交易都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从人们之间简单的买卖关系到国家发行货币，无时无处都需要信用作为中介，信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个必须具备的要素。普遍的守信行为是交易能够进行．经济能够运转的前提，也是每一个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然而，信用是会带来风险的。提供信用的一方授信失当或接受信用的一方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因此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信用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市场经济的体制，就不会有信用制度．也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信用体系，就不会形成保护市场经济的体制，从而丧失市场经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摘要：本文阐述了建立和谐社会重要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性，介绍了诚信体系的内容，以及与合同信用之间关系、明确提出了合同信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不可少条件的观点。

关键词：合同信用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把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放在全党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高度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活动必须以诚信为本，因为诚信体系中的信用机制、信号机制、信息机制和舆论机制是市场机制完善的基本运行机制，只有在完善和规范的市场体系下，人们才会有较稳定的预期和长期投资的行为，社会成员才会有和谐社会。

一、构建和谐社会与诚信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诚实守信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规律的新探索和本质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因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诚实守信既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又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核心要素和基本保证，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诚信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关系体现为：

（一）诚信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工业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为加快推进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皖政办〔20****〕32号）、《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实施意见》（合政办〔20****〕41号），现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有发生。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利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优化发展环境、增强综合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打造“安徽浦东”、建设滨湖新区，具有重要的长远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采取措施，加快推进我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二、明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你们好！我叫向阳，1970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现任新县城关信用社会计职务。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根据金融体制改革及地方经济发展形势需要，按照改革要有新突破，发展要有新思路，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引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激励竞争机制，在信用社内部营造全员学习、奋发向上、公平竞争的氛围，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推动信用社深化改革、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从大的方面来说,社会各行业间的竞争、金融同业内部的竞争,都需要我们树立竞争意识,要有不竞争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作为信用社员工的一员，结合多年来的会计工作经验，我欲参加信用社会计岗位的竞聘，下面我将个人竟聘思路向诸位领导、评委作以简要汇报：我出生在一个金融系统的家庭，从小在父亲的引导和熏陶下，天性活泼的喜欢上慢慢喜欢上金融这个行业。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在联社担任会计职务。刚到工作岗位的我，面对陌生的工作性质和密密麻麻的会计报表，真不知如何下手，有时，甚至有想改行的念头。父亲是信用社的老会计，业务精通，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力求规范。他时常勉励我要刻苦学习，多钻研，要爱岗敬业，多奉献，为信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父亲的嘱咐时常在我耳畔萦绕，为我指明了奋进的航向。于是我暗下定决心“要干就干好，干出个样子来”。在工作中，我虚心向同事、老职工请教，晚上孤灯陪伴，刻苦学习《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信用社会计业务法律法规》、《信用社财务管理概论》《信用社财务报告与财务评价》《会计工作规则》、《会计结算管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专业书籍为自己充电，拓宽视野，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知识。在联社领导、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很快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会计能手，熟练掌握了信用社会计工作各项专业务知识。在会计工作中，我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协助搞好本单位信贷工作管理。良好的信贷管理有助于信用社及时识别、防范、化解信贷风险。，面对市场开放性竞争，在揽储发展上，我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克服困难，动用一切社会关系确保完成信用社下达计划指标，储蓄余额得到了增长；与此同时，我始终把“增存款、调结构、创效益”作为信用社工作的三件大事来抓，进一步加大存款、贷款、收息、利润的量化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定期通报，使全员竞争意识明显增强，有效促进了信用社各项业务持续了快速发展。在具体工作中，我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真抓好信贷档案规范管理。对存在信贷档案不完整，记录要素不全，没有明确的档案存档等问题加大督察整改，有效提高了信用社贷款质量。二是认真抓好信贷“三查”制度的落实。三是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信贷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业务素质。十多年的会计工作，让我倍加珍惜这神圣的工作岗位。每当为整理当天借、贷方发生额和凭证、附件张数汇总记录、为赶制会计报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每当孩子生病无心照看的时候；每当节假日加班无心陪伴年迈的老人孩子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会计工作艰难和辛苦；可当信用社一次次存款突破新高，优质服务受表彰，精神文明创建传来喜讯，财务效益指标上升的时候，我又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欣慰，我的付出是值得的。几年以来，我认真履行会计职责，城关信用社会计管理得到了规范和加强，有力促进了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截止2003年底，城关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万元，较上年同期净增万元；不良贷款占比较上年下降个百分点；累计收回利息万元，各项业务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这次我有幸被选聘为城关信用社会计岗位上，我将积极配合单位领导努力做好以下工作：一、认真执行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和信用社财务会计制度，履行好会计岗位职责，进一步规范完善信贷档案的管理，实行信贷程序化管理，进一步提高信贷资产质量，降低信贷风险，夯实信用社发展基础。并通过建立收息台帐，落实收息责任，使利息清收常年保持高压态势，维护信用社资金、财产安全。二、按规定审核、汇总、编报信用社各种会计报表，真实、完整、及时地反映经营成果，并向联社领导提供准确数据和信息依据。同时，进一步加强重要空白凭证、帐表及密押、印章保管和会计档案管理，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三、进一步加强联社财产管理，认真搞好联社会计资料的收集和保管，加强保密制度的落实。四、加强监督，维护财经纪律和金融市场秩序，敢与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五、保守联社的商业秘密，确保信用社内部信息和商业机密不外漏。六、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积极配合联社搞好中心工作。各为领导、评委，以上是我参加信用社会计岗位的竟聘演说，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你们好！

我叫向阳，1970年出生，汉族，大学文化程度，现任**城关信用社会计职务。

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根据金融体制改革及地方经济发展形势需要，按照改革要有新突破，发展要有新思路，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工作思路，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引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激励竞争机制，在信用社内部营造全员学习、奋发向上、公平竞争的氛围，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推动信用社深化改革、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从大的方面来说,社会各行业间的竞争、金融同业内部的竞争,都需要我们树立竞争意识,要有不竞争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作为信用社员工的一员，结合多年来的会计工作经验，我欲参加信用社会计岗位的竞聘，下面我将个人竟聘思路向诸位领导、评委作以简要汇报：

我出生在一个金融系统的家庭，从小在父亲的引导和熏陶下，天性活泼的喜欢上慢慢喜欢上金融这个行业。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在联社担任会计职务。刚到工作岗位的我，面对陌生的工作性质和密密麻麻的会计报表，真不知如何下手，有时，甚至有想改行的念头。父亲是信用社的老会计，业务精通，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力求规范。他时常勉励我要刻苦学习，多钻研，要爱岗敬业，多奉献，为信合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父亲的嘱咐时常在我耳畔萦绕，为我指明了奋进的航向。于是我暗下定决心“要干就干好，干出个样子来”。在工作中，我虚心向同事、老职工请教，晚上孤灯陪伴，刻苦学习《信用合作社财务管理实施办法》、《信用社会计业务法律法规》、《信用社财务管理概论》《信用社财务报告与财务评价》《会计工作规则》、《会计结算管理制度》、《会计档案管理制度》等专业书籍为自己充电，拓宽视野，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知识。在联社领导、同事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很快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会计能手，熟练掌握了信用社会计工作各项专业务知识。在会计工作中，我充分发挥会计职能作用协助搞好本单位信贷工作管理。良好的信贷管理有助于信用社及时识别、防范、化解信贷风险。，面对市场开放性竞争，在揽储发展上，我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克服困难，动用一切社会关系确保完成信用社下达计划指标，储蓄余额得到了增长；与此同时，我始终把“增存款、调结构、创效益”作为信用社工作的三件大事来抓，进一步加大存款、贷款、收息、利润的量化考核，实行动态管理，定期通报，使全员竞争意识明显增强，有效促进了信用社各项业务持续了快速发展。在具体工作中，我认真履行好岗位职责，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真抓好信贷档案规范管理。对存在信贷档案不完整，记录要素不全，没有明确的档案存档等问题加大督察整改，有效提高了信用社贷款质量。二是认真抓好信贷“三查”制度的落实。三是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信贷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自身综合业务素质。十多年的会计工作，让我倍加珍惜这神圣的工作岗位。每当为整理当天借、贷方发生额和凭证、附件张数汇总记录、为赶制会计报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每当孩子生病无心照看的时候；每当节假日加班无心陪伴年迈的老人孩子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会计工作艰难和辛苦；可当信用社一次次存款突破新高，优质服务受表彰，精神文明创建传来喜讯，财务效益指标上升的时候，我又感到由衷地高兴和欣慰，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几年以来，我认真履行会计职责，城关信用社会计管理得到了规范和加强，有力促进了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截止2003年底，城关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万元，较上年同期净增万元；不良贷款占比较上年下降个百分点；累计收回利息万元，各项业务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果这次我有幸被选聘为城关信用社会计岗位上，我将积极配合单位领导努力做好以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