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范文10篇

摘要：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传播、继承，都是基于相关心理认同所形成的。对于茶艺文化来说，其作为茶文化的艺术化表达方式，其中所向我们具体传递和展示的，不仅是一种艺术特征和文化色彩，同时更是一种心理认知。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内涵分析入手，结合茶艺文化的价值理解，并且基于社会心理机制角度与研究茶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内涵，并且尝试从具体的社会心理学视角来对茶艺文化的功能价值形成丰富认知。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视角；茶艺文化；心理认同；文化传播；社会影响力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茶艺文化则是大众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性影响。茶艺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且影响力极其深厚的文化机制。整个茶艺文化，实际上是在我国茶文化这一基础上，通过具体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体系，从而所具体形成的极具民族文化和艺术特色的茶文化机制。

1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内涵分析

社会心理学（socialpsychology）中主要研究个体与群体在具体社会关系与作用影响下，其心理特征和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具体变化和规律特征。在具体研究社会心理学时，应该从个体与群体两个主体角度来形成客观认知。从个体角度看，其主要包含了个体在参与社会化活动中，所具体使用的语言以及具体的交往关系、乃至社会各项要素对个体的影响等。从群体视角看，其主要指的是群体的态度、规范性和群体自身的风俗习惯、交往规律等等。心理学体系中包含诸多内容研究，社会心理学就是其中极其独特的研究方式。在社会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其更多关注的是个人或者群体在受到社会环境外在影响之后，所具体形成的综合、客观的心理素质。在目前社会心理学研究过程中，其尚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综合多样化的观点视角，笔者认为，社会心理学指的是同社会进行互动的社会科学，其基础是群体生活所形成的心理学，通过对人类反映、人类沟通和大众自身的具体习惯和行为进行解释和研究的科学理论。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源看，其作为基于母体学科所具体形成的边缘性学科，其中融入了人类行为与文化、人格关系等等，社会心理学并不是多种学科的混合，而是一种以独立视角来研究和整合社会心理现象的学科。在当前应用社会心理学理论进行研究活动时，其主要对两大领域进行具体研究，其一，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体系内，其将基础理论与应用心理学逐渐分离，进而来解决客观、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二则是从人性、心理认同和客观行为等诸多视角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进而来发挥该理论的应用价值和客观意义。

2茶艺文化的价值理解

特邀嘉宾：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青连斌

中央党校博士刘海湘王荣启晏荣

中科院心理学博士侯瑞鹤

主持人：白全贵

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摘要:索绪尔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核心贡献在于区分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研究方法是共时而非历时，语言存在方式是系统而非原子，使得语言获得独立自治能力，但这并不与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论断相矛盾，相反，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贯穿于以上三种区分中，还原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索绪尔对语言的认识，有利于对普通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社会心理性；共时；系统

索绪尔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还没有做到建成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1]7，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清，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给语言学划出边界。在划定边界，找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过程中，索绪尔对言语想象进行了拟像化的抽象，开启了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新的历史进程，索绪尔将新进程称为符号学，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规避个人或社会的意志”之后，这样的“语言”符号是否还真实存在，或“存在”之后是否还有意义？[2]这种质疑反映了对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普遍误解：语言不具有社会心理性。语言的社会心理性受到质疑在于索绪尔明确反对“语言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1]318的观点。但是，这不代表索绪尔否定语言的社会心理性，或认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重要，而是反映了索绪尔语言第一性的社会心理观。研究语言的社会心理性不是为社会学、心理学作脚注，而是致力于立足语言学自身学科领域情况下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本质属性。误解的另一来源在于索绪尔所说的“语言不是直接由说话者的心理支配的”[1]320。在此，索绪尔要否定的不是“心理”，而是“说话者”，语言不是由具体的、个别的说话者决定，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受社会集体心理的制约。索绪尔反对新语法学派强调的个人心理。新语法学派对个人心理的研究正如心理学家研究“个人脑海中符号的机构”，缺点是“跨不出个人执行的范围，和符号沾不上边，因为符号在本质上是社会的”[1]25。因此，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必然与社会心理相联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上线学科是符号学，而符号学属于社会心理学，语言首先是一个“社会心理系统”，即根植于某个集体对世界的体系化的认识。[3]由此可见，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具有社会心理性。迄今仅有王红生在《正确理解语言的社会心理属性》[4]中直接谈论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赵蓉晖［5］、申小龙［6］、鲍贵［7］等人研究单方面社会性或心理性，且论文数量不多，故有关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研究空间较大，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研究有利于消除以上质疑和误解，有益于对语言的本质属性的理解。

一、语言社会心理性区分语言和言语

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是索绪尔建立普通语言学理论遇到的第一个分叉路口。如果没有这种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我们将面临着一堆异质的、杂乱无章的东西而茫然不知所措。［8］索绪尔将言语活动（langage）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主要区别在于：一是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二是语言是纯粹心理的，言语是心理和物理的。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反映了索绪尔对语言社会心理性的初步认识。索绪尔用“社会”与“个人”这组二元对立区别“语言”与“言语”是受同时代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思想启发。涂尔干认为社会事实是某个社会中“集体心智”（时间集合物或意识集合物）的心理产物（心理表征）。[9]44由此，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是集体心理产物。[10]43一方面，语言是群体心智的产品。语言的符号性决定了它彻底的社会性，语言无法离开社会集体而存在。语言不是由个人塑造的，个人心智只在言语上发挥作用，语言是社会心理、群体心智规约的产物。索绪尔明确道语言以“每个人脑子里的印迹的形式存在于集体中”[1]28，与“存储在人的意志之外”[1]28并不矛盾，因为后者中的“人”是指个人，其对立面为集体。图1中语言和言语的公式清晰地说明了为何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语言却是群体心智的产品。图1语言存储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虽然每个人掌握的语言印痕有差异，但每个人的潜在印痕都是同样的，是整个语言系统，就像每个人被赋予同样的词典，可能每个人掌握的词汇不同，但潜在的词汇量是相同的，同理，每个个体脑子里的潜在语言印痕等同于集体的语言印痕，因此，所有个体的潜在印痕均用同样的数字“1”表示，与集体的“1”完全相同。每个个体所拥有的语言系统就是集体的语言系统，语言在个体存在中体现了共同的社会集体心理，也正是因为个体拥有共同的心理印痕，语言才得以实现交际功能。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社会事实。索绪尔借用涂尔干（E.Durkheim）的“社会事实”对新语法学派理论进行批判发展。新语法学派反对19世纪语言学家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发展的有机体”，而是把语言看作“集团精神的产物”[1]11。可是，新语法学派的“集体”不同于索绪尔的社会集体，他们从个人主义者立场出发，认为没有群体本身，只有所有个体集合构成的群体，这种观点在新语法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保罗（H.Paul）对集体心理学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保罗将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的个体心理学为唯一恰当的心理学，反对冯特（WilhelmWundt）的民族心理学观念，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科学观察的主体［10］。新语法学派超越语言的生物有机体论认识到了语言的心理属性，但局限于个人心理，索绪尔将语言的社会性和心理性融合，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索绪尔将人类的言语活动一分为二，界限十分清晰，尽管有时索绪尔也将言语和言语活动混用，如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的产物。[1]28”在此，根据索绪尔对“言语活动”明确的二分法，“言语”一词应指代“言语活动”，但索绪尔对于语言的准确定义从未动摇，它是社会心理的产物，凡是不具备社会心理性的是言语，不属于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范围。由于索绪尔对语言的社会心理性的准确判断，才能将言语活动清晰地划分为语言和言语，确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二、共时与历时区分体现语言社会心理性

摘要:从社会心理与建筑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传统社会心理与古代休闲建筑的关系，即文士心理与古代私家园林中的休闲建筑，以期为当代建筑创作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传统社会心理古代休闲建筑

当人类满足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各种活动。从词源上看，“休闲”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kole，其本意为休憩和教育，现在人们一般理解为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与物质文化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闲暇的驱动下，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灵魂寻到高尚的寄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实际上也是休闲的一种反映。

1中国古代休闲建筑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休闲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如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对内敛，其休闲行为大多采用自娱自乐、寄情山水、静观内省、修心养性等形式。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很多休闲空间。包括园林、寺庙一带的风景区以及一些村落中人们的聚集地或街头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场所[1]。在这些空间中，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空间了。中国古代的园林大多是融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尽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贵族或士大夫的专利，但是却鲜明地反映出了一种休闲生活和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不仅得到身体的放松，更得到心灵的闲适。因此，休闲是一种物欲以外的状态，它依赖于精神的富足。休闲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自由的心情可以给休闲生活一份个性的释然。

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为“囿”，发端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帝王畜养禽兽、游猎等活动。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秦汉时期将囿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大规模宫苑建筑为特色的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园林转化，寺观园林和文人园林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园林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宫廷园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园林，还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园林。明清园林又达到了我国造园史上一个高峰期，先后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也极其兴盛，达到了文人园林的顶峰。

摘要：文章首先介绍了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施原则，其次探讨了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践研究，最后总结了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教学中的效果反馈，以及实践反思。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社会心理学；实践研究

研究性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创设一种类似科学研究的情境和途径，指导学生选择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学生在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并应用知识、分析并解决问题，从而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教与学互动的教学模式[1]。2005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05〕1号）中明确提出“积极推进研究性教学，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2]。由此，全国高校掀起了探索和实施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热潮。社会心理学是针对川北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主要探讨特定社会情境中个体与他人、群体、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其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3]。通过学习社会心理学，可以帮助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他人、了解社会，并学会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解决在社工实践中遇到的社会心理问题，更好地服务社会。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目标，学生缺少缺乏探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难以将所接收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同时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建设也迫切地要求改革以讲授法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因此，笔者尝试将研究性教学应用到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中。

一、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施原则

（一）学生主体原则。在研究性教学的课堂中，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选择与课程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通过亲身体验问题的提出、研究、解决这一过程，不但能够掌握现有知识，还能加深新旧知识的联结、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同时激发其学习的兴趣，并逐步获得主动学习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这要求教师必须转变角色，从主导者、传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探索和实践的指导者、帮助者、鼓励者，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和探索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二）应用性原则。学生能否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是社会心理学教学效果评价的标准之一。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向生活、接触社会，关注现实的社会心理问题或社会心理现象，在对这些问题或现象的探讨与解释中，帮助学生找到课程学习与实际生活的结合点，感受社会心理学的意义和价值[4]。（三）探索性原则。探索性原则要求教师的教学设计具有探索性，不局限于教材的框架，在综合考虑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为学生创设富有探索性的研究情境，引导学生发掘具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研究专题。探索性原则也要求教师的教学活动具有探索性，善于提出适合学生的探索性问题，鼓励学生质疑、提问，并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灵活调整教学内容。

二、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教学中的实践

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危机使政府公共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公共危机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精神伤害。公共危机中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具有“群体性”的突出特点，因而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更值得关注。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有利于人们缓解痛苦、调节情绪、塑造社会认知、引导正确态度、矫正社会行为。因此，构建公共危机下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危机及其对社会心理的主要影响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并危及公众生命财产，影响社会秩序，破坏公共安全，对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在短时间内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认为，公共危机是指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与非均衡状态。公共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突发性和紧急性。即公共危机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2)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这是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指公共危机的起因不明，难以预知，并且危机发展的方向是多变的、难以控制的。(3)社会性和扩散性。即指公共危机影响公众生活和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它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动态的特点，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具有扩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坏性。这是公共危机的本质特点，一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公共危机，就在于它破坏公众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威胁社会基本的结构和价值观，造成社会混乱。

公共危机发生时，其恶劣影响及灾难性后果严重地破坏了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也超出了民众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众表现出挫折、紧张、恐慌、焦虑等消极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就其一般意义是指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状态是在人们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得到解释，包括期望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地位不协调理论等。依据期望理论，经济或政治条件有所改善，引起人们有所期望——期望情况变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长往往超过客观条件的改善，因此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产生冲突。依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需要分为实际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期望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差距的感觉，这一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地位不协调理论认为在迅速变迁的年代，大多数人都会有地位不协调感，许多人原来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政治权力，当他们获得经济资源后发现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从而造成挫折感，导致社会冲突。

公共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影响，例如使人们的生命和物质财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无形的、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精神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可能受到伤害。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方面的影响，会发现危机对人们的心理的影响不仅是结果性的，而且也是继发性的。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危机事件的刺激时，个体的应激反应由于受到社会公众其他人的影响而出现趋同性。形成群体性或社会性的应激反应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扩散和破坏程度''''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制。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急事件时，多数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情绪和心理反应，很难保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的心态。因此，公共危机事态下所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具体表现为：

第一，疏忽大意。面对危机，总有一些民众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危机离自己很远，不会那么轻易就波及到自己，不重视对危机防护措施的学习。如在“非典”期间，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对个人和家庭防治“非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摘要：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不确定性和易变性、社会性和扩散性、危害性和破坏性。公共危机事态下所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色彩；疏忽大意，轻信流言，心理失控，过度恐慌，群体性应激反应。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加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二要进一步加强危机时期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三要规范媒体行为，强化媒体积极作用；四要提高民众危机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

关键词：公共危机；危机管理；社会心理；调控机制

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危机使政府公共管理面临严峻的挑战。公共危机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且给人们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精神伤害。公共危机中人们产生的心理反应，具有“群体性”的突出特点，因而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更值得关注。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有利于人们缓解痛苦、调节情绪、塑造社会认知、引导正确态度、矫正社会行为。因此，构建公共危机下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公共危机及其对社会心理的主要影响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并危及公众生命财产，影响社会秩序，破坏公共安全，对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在短时间内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认为，公共危机是指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与非均衡状态。公共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突发性和紧急性。即公共危机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2)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这是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指公共危机的起因不明，难以预知，并且危机发展的方向是多变的、难以控制的。(3)社会性和扩散性。即指公共危机影响公众生活和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它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动态的特点，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具有扩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坏性。这是公共危机的本质特点，一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公共危机，就在于它破坏公众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威胁社会基本的结构和价值观，造成社会混乱。

公共危机发生时，其恶劣影响及灾难性后果严重地破坏了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也超出了民众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众表现出挫折、紧张、恐慌、焦虑等消极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就其一般意义是指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状态是在人们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得到解释，包括期望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地位不协调理论等。依据期望理论，经济或政治条件有所改善，引起人们有所期望——期望情况变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长往往超过客观条件的改善，因此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产生冲突。依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需要分为实际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期望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差距的感觉，这一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地位不协调理论认为在迅速变迁的年代，大多数人都会有地位不协调感，许多人原来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政治权力，当他们获得经济资源后发现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从而造成挫折感，导致社会冲突。

一、激励机制与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是要实现大团结、大联合，那么，团结和凝聚社会各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调动他们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的力量，势必成为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战略重点和新的增长点。依照心理学的观点，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激发人的动机，从而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发挥内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也即激励。激励理论是政治行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激励，是政治行为的心理动力，它是开启行为的钥匙和按钮。每个按钮都对应着某种行为，因此，每个人都需要自我激励，需要得到来自团体、组织和同伴等各个方面的激励和相互之间的激励。为了实现统战工作的目标和任务，就不能不注意对激励理论的运用。通常，激励表现为外界所施加的推动力或吸引力，激发成自身的推动力，使得组织目标变为个人的目标。任何一个个体的行为都必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或刺激，这种刺激和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消化和吸收，会产生一种自我的内在动力，从而使个体被动接受的“要我做”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我要做”。这种“自动力”越强大，行为也就越发的积极主动，反之亦然。然而，这种自我动力也离不开个体自身的因素。同样强度的影响或刺激，对于不同的个体所产生的“自动力”很有可能是强弱悬殊的，进而对每个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产生这种“自动力”的基础就是自身需要的被满足。这些需要包括基本的生理需要，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如自尊、地位以及归属感的需要。早在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在《人的动机理论》一文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他将人们的各种强烈程度不同的需要划分为5个层次，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统战工作中，想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要了解各个工作对象的各种需要，并设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否则，就很有可能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

（一）目标激励和奖励激励

2007年底，上海市松江区委统战部在总结统战工作时就感到，基层统战工作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统战工作者缺乏激情。针对这种情况，松江区委统战部提出了“快乐工作法”[1]，注重目标激励，在实际工作中强调最高目标与最低目标，让大家在规定的限度内快乐的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建立健全成果评估体系和奖励激励机制，把快乐工作状态和成效与提级晋职、先进评比、奖金发放、福利待遇等挂钩，让大家分享快乐带来的工作成就感。上述例子是一种目标激励和奖励激励相结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激励者确立的目标要因人而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这样才会有吸引力。努力后的成功效应，不仅是来自容易的工作获得成功，而且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成功的境地，完成政治工作的同时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而奖励激励，或者说表彰激励，可以起到树立典型、弘扬正气，积极引导人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自2010年起，每年都由中央统战部主办“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以深入挖掘并集中宣传一批率先转变发展方式并做出突出成绩、取得成功经验的民营企业典型，为党和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供经验借鉴和舆论支持，引导和帮助民营企业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实现更大作为。在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的实践工作中，也开展了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表彰活动，形成了全国、市、区县三级表彰机制，鼓励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阶层人士；在“两新”组织中评选“党建之友”，鼓励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新阶层人士。

（二）榜样激励

通过上述评选和表彰，不但可以积极宣传人们的先进事迹及其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帮助其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扩大社会影响，而且还起榜样激励的作用。在战争心理学中，榜样激励是指以指挥者自身的行为，用表率的作用来激励人们的斗志和士气。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榜样的激励作用，如《尉缭子》中就说过：“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立则士不死节，是不死劫则众不战。”[3]还有“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利；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全也。”[4]这就是说只有将帅身先士卒，才能使士卒听从指挥，如同指挥四肢一样。那么在统战实践中，通过树立典型带动和引领他人，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近年来，金山区在非公人士中广泛开展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建工作者、优秀党建之友、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劳动模范、领军人物、杰出青年等推荐评选活动。[5]这些获得表彰的人能起到示范、引领和带动的作用，从而发挥从众效应的优势，使更多的人向这些典型靠拢，向我们党所引导鼓励的方向发展，激励各方面人士为社会做贡献的积极性，合理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

当人类满足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各种活动。从词源上看,“休闲”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kole,其本意为休憩和教育,现在人们一般理解为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与物质文化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闲暇的驱动下,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灵魂寻到高尚的寄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实际上也是休闲的一种反映。

1中国古代休闲建筑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休闲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如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对内敛,其休闲行为大多采用自娱自乐、寄情山水、静观内省、修心养性等形式。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很多休闲空间。包括园林、寺庙一带的风景区以及一些村落中人们的聚集地或街头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场所[1]。在这些空间中,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空间了。中国古代的园林大多是融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尽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贵族或士大夫的专利,但是却鲜明地反映出了一种休闲生活和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不仅得到身体的放松,更得到心灵的闲适。因此,休闲是一种物欲以外的状态,它依赖于精神的富足。休闲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自由的心情可以给休闲生活一份个性的释然。

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为“囿”,发端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帝王畜养禽兽、游猎等活动。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秦汉时期将囿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大规模宫苑建筑为特色的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园林转化,寺观园林和文人园林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园林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宫廷园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园林,还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园林。明清园林又达到了我国造园史上一个高峰期,先后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也极其兴盛,达到了文人园林的顶峰。

总体上看,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皇家园林主要为帝王表现权威和休憩的场所,私家园林乃是住宅生活的延伸和调剂[2]。传统私家园林基本上是“文士园”,园主多是隐退后以园居自乐。所谓“文士园”,就是指私家园林的造园目的在于满足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要求。中国的文士园属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尤为独特,造园技艺尤为高超,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的美誉。园林既然不仅是为了居住,更主要的是为了精神上的需求,那么,园林中如果只有居住功能的建筑,那也就达不到休闲的目的了。园林一般分为生活区和游赏区。生活区中的建筑一般有厅、堂、馆等,这类建筑主要供生活起居之用。堂是家庭聚会与祭祖用;厅供会客与宴请、观赏之用;馆供居住食宿之用。游赏区中的建筑一般有亭、阁、台、榭、廊、桥等,这类建筑主要供游览、赏景、休息之用。园林中正是有了一些休闲建筑的存在,才给园林赋予了休闲的意味,给文人士大夫以精神的寄托。而这些休闲建筑又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理的鲜明写照。

2传统文士心理

摘要:从社会心理与建筑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传统社会心理与古代休闲建筑的关系,即文士心理与古代私家园林中的休闲建筑,以期为当代建筑创作探索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传统社会心理古代休闲建筑

当人类满足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之后,就有了一定的闲暇时间进行各种活动。从词源上看,“休闲”源于古希腊语中的skole,其本意为休憩和教育,现在人们一般理解为余暇时的休息和娱乐。与物质文化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形成了一种休闲文化,指的是人类在闲暇的驱动下,为不断满足多方面的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命状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是实现文化理想的基本要素,使灵魂寻到高尚的寄托。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哲理: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实际上也是休闲的一种反映。

1中国古代休闲建筑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休闲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如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相对内敛,其休闲行为大多采用自娱自乐、寄情山水、静观内省、修心养性等形式。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休闲空间的概念,但实际上存在很多休闲空间。包括园林、寺庙一带的风景区以及一些村落中人们的聚集地或街头巷尾等一些自然形成的场所[1]。在这些空间中,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休闲空间了。中国古代的园林大多是融居住与休闲于一体的,尽管它只是一些王公贵族或士大夫的专利,但是却鲜明地反映出了一种休闲生活和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不仅得到身体的放松,更得到心灵的闲适。因此,休闲是一种物欲以外的状态,它依赖于精神的富足。休闲是一种心灵的放飞,自由的心情可以给休闲生活一份个性的释然。

中国园林最早的形式为“囿”,发端于商周时期,主要用于帝王畜养禽兽、游猎等活动。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秦汉时期将囿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以大规模宫苑建筑为特色的皇家园林。魏晋南北朝时期,苑囿向自然山水园林转化,寺观园林和文人园林开始兴起。唐宋时期园林进入了发展的兴盛期,既有皇家的大型宫廷园林,又有文人墨客借景寓情的府宅园林,还有供市民游玩的邑郊公共园林。明清园林又达到了我国造园史上一个高峰期,先后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也极其兴盛,达到了文人园林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