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范文10篇

一、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称谓。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问题，泛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取其狭义所指。

二、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

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是和社会问题的特征和新闻特性的有机叠加。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坏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会问题信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去，新闻的表征便会显现出来，使社会问题新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1)社会性

新闻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所有的新闻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社会的印记，无论这种社会性是强还是弱，是显在的或是隐藏的。但社会问题新闻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其显示的社会性无疑更加强烈、明显和昭然若是。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纷繁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多变、复杂的社会问题现实给我们的社会问题新闻写作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在详细介绍了社会问题新闻特性之后，从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宏观把握。

关键字：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宏观把握

一、引言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称谓。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问题，泛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取其狭义所指。

二、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

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是和社会问题的特征和新闻特性的有机叠加。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坏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会问题信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去，新闻的表征便会显现出来，使社会问题新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进行阐述。其中，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从失业加剧、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城乡调查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问题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冲突加剧、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从而导致失业人数大量增加进行论述。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从确定“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业乃民生之本,是关系国民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就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使社会发展进入良好循环的社会稳定机制的调节机制进行论述。本文对金融危机引发社会问题解决有着参考指导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失业加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给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城乡调查失业率远高于登记失业率。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称我国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超过10%,其中大中城市失业率约10.1%。而在这庞大的失业大军中,又以农民工和大学生最为严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全国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此次金融危机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而返乡,加上每年新加入到外出打工队伍的农民,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工就业面临很大压力。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据教育部的统计,从需求方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有明显下降,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收入差距问题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之后,由于社会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经济社会越来越融入全球体系,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高端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低端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劳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差距。中国社科院最近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过去的17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12倍。数据显示,1978-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为36.3%,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后者比前者高近7个百分点;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差高达近万元。加上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大量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失业,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城市是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场所。现代城市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据报道，世界城市人口正以每周100万的速度增长，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将有65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今天世界的总人口。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经有五千年历史，工业化以来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这个过程表现是两个形式：一个数量的增多，第而是人口规模的扩张。所以以往都是农业世纪，从21世纪全球真正进入城市化世纪。

国内外城市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效益：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能够集约利用土地，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促进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因此很多专家都是非常主张中国应该走大城市圈的道路，他们出于大城市圈的理念正是跟城市化正面效应相结合。据他们所预测，中国在未来的10年左右，每个城市圈将聚集两到三亿人，这样就能把中国大部分人口集约到沿海地区，置换出我们内地的土地和资源。这也是我们城市报告的一个设想。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东西，主要就是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我们的人们健康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个城市气侯的变化；另外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音、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1、就业问题

摘要：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空置宅基地基本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获得了详实的调研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对贵州社会经济文化产生的不利影响，据此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些许建设性的意义。

关键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

农村宅基地属农村建设用地，农村空置宅基地是指宅基地荒置（无建筑物）、宅基地上建筑废弃或建筑物无人居住若干年以上的农村宅基地[1]，这是学者界的解释；国家相关法律对农村空置宅基地规定见于1995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52条规定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不确定土地使用权。已经确定使用权的，由集体报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注销其土地登记，土地由集体收回。本文所讲的农村空置宅基地偏向于学者界的解释，因为其范围涵盖比法律规定的要宽泛。贵州农村山川秀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发展山地旅游经济有着得天独厚条件，旅游经济收入占贵州经济收入占有一定比重，所以贵州的乡村治理相对于其他省份更为重要。乡村治理涉及软硬件的治理，农村空置宅基地问题直接影响乡村的硬件条件的改善，间接影响乡村软件文化的继存，因而分析并解决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问题尤为重要。

一、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空置宅基地调查的基本情况

经过对贵州黔西南和黔东南的两个县6个村庄调查得出，每个村庄都有20%以上的住宅呈现空置状态，空置时间3—10年不等，有的甚至超过15年之久，造成空置的原因主要两大种：第一农民工长期外出务工定居外地；第二随着农村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建房热潮不断兴起，但由于宅基地管理制度落后，政府部门对农民建房缺乏引导、规划与管理，任意选址建房、任意空置宅基地现象层出不穷；调查发现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黔东南的凯里地区）其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老房子连片废弃，景象让人唏嘘、心生悲凉；因贵州典型山区的地理属性，农村房屋90%依山而建，错落不齐，新居旧房杂混一起，村容村貌受到很大的影响；调查还发现：一方面，近九成的村民对“自己”的空置宅基地怎样处理态度并不明确，基本都是持弃之可惜留之无用的放之任之的态度，政府、村集体无具体宅基地腾退措施；另一方面，面临分户的新生代农民普遍无宅基地建房，申请宅基地也毫无门路，村集体或地方政府也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帮这些需地农民取得宅基地，宅基地大量空置与宅基地需求紧张形成一对强烈矛盾。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空置宅基地社会问题产生的不利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面分析了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党的**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的成效。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拥有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种有利条件。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仍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同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房地产市场已发展起来，房地产的买卖、租赁等行为日趋活跃，由此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此类案件现已构成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亦有多年以来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其中的几个常见问题做了调查分析，在此略抒己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房地产市场已发展起来，房地产的买卖、租赁等行为日趋活跃，由此也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房地产纠纷案件。此类案件现已构成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其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多，亦有多年以来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对其中的几个常见问题做了调查分析，在此略抒己见。

一、预售商品房按揭

按揭是英语"MORTGAGE"一词的粤语音译，是一种担保方式，指在楼宇建筑期内，商品房预购人将其与开发商（预售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中预购人所应拥有的全部权益作为贷款的抵押物抵押给银行，同时商品房预售方作为贷款担保人，并保证银行为第一受益人，如预购人或担保人未能依约履行还款责任或担保义务时，银行即可取得预购人在《商品房预售合同》内的全部权益，以清偿其对银行的所有欠款。

预售商品房按揭是一种特殊的担保方式，银行为按揭权人，预购人为按揭人，担保人一般是销售商品房的开发商。预售商品房按揭与抵押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抵押。一般抵押权的标的是债务人提供的、其自己享有所有权或经营权的财产。而在商品房按揭期间，商品房实际上并不存在，按揭人无法取得所购商品房的所有权，他向按揭权人提供的担保是在将来某一时间取得楼宇的权利，它是一种期待性利益，而非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楼宇。商品房按揭的出现将期待性利益引入抵押标的范畴，丰富了我国传统抵押标的理论的内容。

预售商品房按揭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摘要：从政治角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不仅是一种政治要求或工作部署，而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逻辑理路，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深化和创新。从历史逻辑看，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与各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将政治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从理论逻辑看，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立场在新时代的运用、发展与创新。从现实逻辑看，其坚持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现实所需，是实现百年奋斗目标的政治要求。

关键词：经济社会问题；逻辑理路；政治经济学

一、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演进的生命线

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到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践相结合，再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都十分强调用政治眼光看待和处理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将政治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工作的生命线。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

1.马克思、恩格斯树立了用政治眼光分析观察经济社会问题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期，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超过了过去所有世代创造的生产力之和，资本主义打破了旧的封建国家机器，联通了整个世界市场，与过去的世代相比，这是人类的进步。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却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重大政治命题。这个结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站在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的根本立场上得出的结论。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即立足社会矛盾分析社会问题，找出社会利益的最大关切，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将实现自由全面地发展；立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变革的价值立场。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指出了“路”和“桥”的问题，也指出了引领这样一个社会的变革，需要革命的方式，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组织、领导革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确立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个根本政治立场，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为政治领导力量，而远大的政治目标、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鲜明特征。2.列宁对用政治眼光分析处理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实践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用政治眼光分析经济社会问题还在理论层面探讨，那么，列宁则将这一理论通过俄国革命引向实践，并在实践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前，俄国理论界对于在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俄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存在着极大的争议。自由民粹主义者宣扬“主观社会学”，鼓吹英雄，而蔑视群众，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断章取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经济主义者”对经济斗争盲目崇拜，认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自发性经济斗争[4]。列宁站在政治的高度对这些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俄国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不是少数政治家的革命，要“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列宁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就指出了2022年2月领导俄国革命的政治力量必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列宁以政治眼光分析社会革命问题的原则和立场[6]。针对盲目崇拜经济斗争的观点，列宁指出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能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7]，并提出把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有机统一起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用政治眼光观察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用政治眼光评价俄国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和历史贡献，如何选择过渡时期的道路以及政策问题。列宁以灵活的政治眼光分析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合理性的问题，对“历史误会”论予以有力回击，认为那些污蔑俄国十月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势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这就从政治敏锐性、政治灵活性、政治创造性的高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维护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针对过渡时期的政策和道路选择问题，列宁主张把政治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结合起来，做出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面对国内对“新经济政策”的曲解，列宁从政治角度进行了批判，确立了政党决策要符合实际，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重要的政治原则，这体现了一种政治胆略、政治勇气以及政治担当。

城市是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场所。现代城市正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据报道，世界城市人口正以每周100万的速度增长，如果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将有65亿人生活在城市，超过今天世界的总人口。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经有五千年历史，工业化以来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这个过程表现是两个形式：一个数量的增多，第而是人口规模的扩张。所以以往都是农业世纪，从21世纪全球真正进入城市化世纪。

国内外城市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效益：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能够集约利用土地，能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促进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因此很多专家都是非常主张中国应该走大城市圈的道路，他们出于大城市圈的理念正是跟城市化正面效应相结合。据他们所预测，中国在未来的10年左右，每个城市圈将聚集两到三亿人，这样就能把中国大部分人口集约到沿海地区，置换出我们内地的土地和资源。这也是我们城市报告的一个设想。

另一方面城市化又给我们带来很多负面东西，主要就是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我们的人们健康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三个方面：一个城市气侯的变化；另外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音、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等，二、淡水、化石的污染；三、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就业、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家庭暴力、吸毒、青少年犯罪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得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与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显得非常重要。

随着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观念也有碎片化的现象，即原有的社会阶层经由社会观念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生了某种断裂，社会观念的利益化和个体化倾向明显，过去围绕改革方式、路径和方向而产生的左与右、激进与保守、自由与权威之间的观念分野，已经被围绕关键性社会问题而产生的新的阵营组合所取代。今后，社会观念的冲突将围绕着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健康、环境等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随着问题的变化，争论的阵营也不断重新组合，这是社会观念冲突发生的一个新变化。

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1、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