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观范文10篇

一、知识、知识经济问题的社会文化观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一、知识、知识经济问题的社会文化观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一、知识、知识经济问题的社会文化观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实践原理和人民群众主体思想，带有一定的辩证否定观，同时又概括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发展规律。新时期我国不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观，实现与中国相结合的特色化社会主义的强国文化，加强对国家文化的自觉性和民族文化的自信感，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下的文化观为指导的正确选择。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我国文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影响，更能坚定不移地坚持建设文化强国、科教兴国战略。

【关键词】文化观；文化自信；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在社会活动中通过劳动以及参与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这就首先明确了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本身，其次又明确了文化的创造过程是参与劳动和交往。人不能是孤立存在，从根本上来讲，人即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整体总和，在这种社会关系里，创造的过程中持续总结规律经验，最终创造出来的就是文化。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就在持续加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地促进、加强国民群众对其文化的自觉和自身文化的自信。我国在继续坚忍不拔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国情，开创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底蕴内涵

作为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的根本前提，强调的是要从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认知和研究社会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不断总结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而能够将其为建设社会文化提供有益的指导。在认识论中，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是从来实践中而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被实践不断地反馈检验其真理性，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种实践中人们不断地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成果，这一过程又叫作对象化活动，同时又在这种创造活动中发现规律、认识规律、总结规律，并为下一次的对象化活动积累经验、创造前提，这种经验规律即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精神文明成果，又叫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基础下文化观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也包含着辩证思想，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人类文化，另一方面人类文化又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实践的进步。作为发展的观点，文化作为社会实践得来的产物，在产生过程中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又对经济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用，当社会文化成果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会推动社会的经济长足发展，反之可能会起到阻碍作用，制约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断总结优秀的历史经验，同时具有对落后腐朽文化的强烈批判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作为群众主体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仅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类文明，更创造出了优秀的精神类的文明成果。人民群众使用劳动工具，通过劳动过程，将社会的自然财富转化为人类提供生存、生活条件的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劳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人民群众又直接创造了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所需要的工具，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就必须要首先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只不过，泰勒将阿诺德的定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使文化的概念整合到社会发展中并具有进化论色彩，从而再一次承认了文化具有的等级性。同样，在威廉斯那里，文化被划分成主流文化、剩余文化和新兴文化三种。本内特说:“从剩余文化或者新生文化的视角来看，既然每个都依赖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主流文化而言可以造成另一种选择或者甚至是对立面;那么主流文化的霸权就可以被部分的消解。”［3］(P188)因此，本内特指出，威廉斯和泰勒都将文化看作是对人类成长和发展过程的刻记与表述，文化研究就是要辨认出阻碍人类成长及促进人类发展的文化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二者来说，这都造成运用一种特定的标准方格，依据这种标准方格，一些生活方式得到支持并且积极发展，而另一些则被贴上死亡标签送进历史之中。他们两个都是通过本质上相似的改革机制来工作的改革者。”［3］(P191)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泰勒是“相对坦率的进化论”者，威廉斯则是将“阿诺德式的美学与泰勒式的进化论因素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义的语境中结合起来。”［3］(P192)如此说来，本内特并不是要否认人类学文化定义对文化价值的区分，恰恰相反，本内特是要将文化价值的区分合法化，因为价值判断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它们引起的分裂典型地导致了文化领域的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等级级别，一部分被限定为匮乏、不足、问题，而另一些部分则被限定为提供了克服匮乏、填补不足、解决问题的方法。”［3］(P181)因此，文化仿佛一种蕴含丰富能量的资源库，不同区域之间因为能量强弱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倾斜面，文化就从倾斜面的高端向低端流动，从而形成了文化改革的推动力。同时，本内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是权力日益分散化，与其说权力来源于某个社会集团或者终极出发点，不如说权力来源于言语交往、制度或者各种人际关系中，因此单纯依靠强权统治已不再现实;另一方面，政府的角色不断转变，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中介，政府强调的不再是对人民的压制和束缚，而是对人民利益和需求的重视与满足。政府的任务就是制定各种技术、知识和管理规则，以给予人们自由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治理。所谓“治理”，本内特的意思是“特定的管理组织和过程，通过特定的政治制度和叙述事实的策略，使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对我们自身的管理与监督之中，并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3］(P206)而文化作为一系列知识、规则的集合物，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符号技术系统，通过与个体自我完善技术的结合，扩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改变和创造生活方式。这种改变和创造“一方面用不着求助于道德规范的稳定性，或者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求助认识论保证的稳定性……在道德规范与认识论保证的稳定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生活方式的创造，是一套独特的能力和才能，它需要培植和训练，而不是人类主体天生的属性。”［4］(P59)也就是说，文化在日常生活之中开辟了一个自我空间，通过开展与自我的对话甚至“分裂”，引起人们对自我的检查、反思、调整和改进，建立起一种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以到达自我和谐的规约目的。就此而言，文化成为连接社会、政府与个体的最佳治理途径。这样，本内特对文化本体进行了新的划分，赋予文化更具操作性的合理内核———文化一体两性。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作为治理对象的文化，是指“下层社会阶级的道德、礼仪和生活方式”［3］(P162);作为治理工具的文化，是指“艺术和智性活动，它们成为对道德、礼仪和行为符码等领域的管理干预和调节的手段。”［3］(P162)作为治理的对象，文化针对的是个人，目的是促进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作为治理的工具，文化运行的层面是政府，目标是通过机制、体制的健全实现社会的进步。可见，本内特并没有为文化赋予任何超验的审美内容或趣味标准，而是将文化看作一个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治理是惟一的要义，这不仅凸显了文化反馈于外部世界的软性力量，而且强调了对文化体制、机制的设计与安排，将文化研究从纯粹的学理探讨放归到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可以说，治理性文化观是将文化与社会都作了话语还原之后对两者关系进行的历史性重构。在这里，文化与社会都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集合，任何一方的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与社会构成了一系列变动不居的问题星丛或者场域。所以，本内特强调，“文化是一套系统的知识、技术和组织，它———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3］(P214)

治理性文化观的实践维度

作为一个积极投身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本内特从来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迷恋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辨，而是坚持形而下的实验和反思。他不仅积极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建制化发展，还努力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以知行合一的务实姿态，将治理性文化观运用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第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文化政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包括经济学和政府行政两个研究视角。从文化研究这一维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本内特堪称首创者。文化研究角度的文化政策研究与其它两者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注重于对文化政策的运行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分析，也不是注重对政策制定程序与执行效果的估量，而是以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反思性视野为依托，分析文化政策在现代政府和文化间具有的互生关系。具体而言，包括“在组织特殊的政策领域中具体的文化话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被连接到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目标的方式和路径;文化资源被用于执行社会和政治任务时表现出的意义;批评话语被转换进政策过程和行政管理机制的方式;被各种不同政治团体运行获得的政策结果的社会基础，等等。”［5］(P4)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本内特多次声明，并不是用政策研究替代文化研究，或者将文化研究等同于政策研究，“毕竟文化研究中的许多议题并不需要———至少不是以直接或立即的方式———采用政策的视角。同样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存在现状也是芜杂不齐的，决不能被还原成曾对文化研究其他领域做出过贡献的理论传统，文化政策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比如在艺术管理和文化经济方面。”［5］(P4)本内特的意图是，改变传统文化研究对政策研究的歧视，改变将政策研究看作缺乏理论或政治兴趣的狭隘务实活动的态度，将政策问题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采用政策视域来阐释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显然，本内特从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文化政策研究的创举面临不少困难，因为文化研究向来注重“自下而上”的理论路径，批判和反抗是其首要目标和方法。而政策研究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论位移，不仅需要对社会体系终端的文化实践和文本作出政治分析，还需要对文化行为产生影响的顶层制度和文化权力进行研究，“文化政治的核心在于政策制定，制度性安排左右了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6］(P56)本内特试图在这两种路径之间实现有效结合，即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反思，为文化政策的研究、制定和修正打开一个新的视域。第二，通过对文化机构政治理性的探究增进文化机构的效用。本内特的文化政策研究并不是单纯通过意识形态的或表征的一般机制进行运转，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机构发挥作用。本内特所谓的文化机构主要是指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图书馆等，他将之称为“文化联合体”。通过文化联合体，通过特定的知识、原则和技能，将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进行组织、整合和转化，以生成不同的可操作的治理程序和手段。“文化联合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政治理性，构成了“有利于权力施行的有特色的特定方式，生成了它们自己的政治问题与政治关系的具体领域，而不是构成了一般权利施行的场合。”［3］(P218)本内特通过文化联合体与监狱等监禁机构的比较作出了说明:从18世纪到20世纪，监狱、收容所等机构的发展路径是从公开暴露对犯人的惩罚实现对民众的震慑、转向逐步隔离和封闭这些惩罚，而文化联合体则与之相对，从封闭和神秘逐渐转向“将先前从公众视野中被隐藏的物品置于开放与公共的语境中。”［3］(P222)即是说，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文化机构都不再是隔离大众的场所，而是融合大众的公共文化场域。因此本内特指出，文化机构取代了监禁机构成为新的向大众展示权力的机构，但文化机构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同于监狱，它不是将民众看作权力的客体，通过镇压和暴力的手段将民众规训成异己而服从的群体，而是通过将民众看作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共享者，将民众置于自己的立场中。但是，文化机构对权力的展示和运行又是复杂的。首先，在对象设定上，文化机构原则上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无歧视地对待全部社会成员，但事实上，文化机构却运用种种手段去管理和筛选大众，使他们在文化机构中的所作所为有别于日常行为举止。例如，穿着干净得体、举止文雅的公众才被认为是适合进入文化机构的，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机构成为了区分大众的有效工具。其次，在身份认定上，文化机构将公众作为权力的主体和行使者，为公众占有和享受文化资源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同时，文化机构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与作为受动者的公众形成了不平等关系，独占了话语权。再次，在表征机制上，文化机构致力于体现人类的普遍性，展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在具体的文化展览中，无论它讲述哪个主题，采用哪种形式，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性别、阶级、种族上的偏见和选择。因此文化机构的表征从来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需要不停地修正与补充。通过对文化机构特殊政治理性的发掘，本内特主张放弃葛兰西式的将文化机构看作霸权争夺工具的看法，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文化机构不应承担霸权争夺的功能，而应通过对其政治理性的完善，提高它对促进社会治理的效用。第三，推动知识分子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文化资源、从事文化生产的特殊人群，对实现文化的治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用批判斗士的迷梦束缚自身，丧失了社会实践的热情。不论主张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能指的曼海姆，还是主张知识分子是争取自身解放的有机体的葛兰西，抑或主张知识分子是业余者和对权力说不的萨义德，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而忽视了实践理性。本内特承认，批判是知识分子题中应有之义，但批判不是知识分子惟一的身份表达，更不具有超越历史的优先性。他强调，“不能将批判看作一种先验与自足的规范———这就是说，这个实体已超越批判主义———而应把批判历史化和相对化，在此方式下严肃地质疑批判的伦理的、认识论的以及政治的标准。”［3］(P319)如此而言，批判只是社会和文化行为的一个领域，它基于局部的、具体的话语制度之下，在不同社会区域和历史情境中发挥有限的作用。这样，本内特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抬高批判理性而贬低实践理性的片面看法，对实践理性给予了充分认可。他认为，从社会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与批判理性同样重要:批判理性固然能够揭露社会矛盾，促进人类反思，但是实践理性却着眼于矛盾的化解，开具惩治弊病的“知识处方”，促进人类状况整体向好。从伦理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甚至比批判理性更加独立和高尚:批判理性以个体的内在信仰为行动基础，以自我反思为人格保证;而实践理性则以集体目标和职责为行动基础，以机构的规则和制度为保证。显而易见，前者具有比后者更稳定、更规范的规约效应。那么，如何保证批判理性没有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保证批判者没有落入低级的个人趣味、落入为批判而批判的陷阱?只有通过实践理性的过滤和检验。本内特指出，实践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种批判的自反性内置机制”［3］(P325)。这种自反性机制的本质就是与社会生活领域进行衔接，质询它们自身完成任务的效果，以进行调整和改进。因此，批判理性只有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前者的自负与高傲，又避免后者的盲目与短视。批判型知识分子必须对反抗社会的激进做法进行反思，以实践的姿态对世俗的文化事务和政府机构给予积极的建言献策，“以一种会对社会和文化管理的官僚政治形式运作产生长期影响的方式，来设法参与并表述影响普通公众对所关注的事件的看法。”［3］(P324)可以说，本内特的主张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对自身功能使命的新的认知和自觉担当。

治理性文化观的意义与局限

随着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理论范式在全球的传播，以及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的扩张、愈加分散而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博弈，本内特对文化作出的新探索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一，治理性文化观基于鲜明的政治视角，为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困境作出了积极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文化问题始终无法离开政治和权力的视野，文化的历史是我们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然，文化要比相应的政治话语更丰富多彩、形态各异。但只要文化与社会有共同的空间，则文化与政治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马尔赫恩指出的:“有必要坚持说，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7］(P32)本内特理论框架中的政治维度不是狭义上的选举或政党政治，而是指权力的运用，包括权力的分配方式、权力建构的场域、权力涉及的社会机制等，诚如伊格尔顿所言“(政治)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8］(P174)本内特对政治维度的坚守在于将文化研究与权力分析结合起来，透过形形色色的文化表象，透视这些文化符号隐匿的权力纠葛，反思人类社会关系构建和社会生活组织的方式。自20世纪末开始，一股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而波及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各国的主导理念，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个体自由和个人主义成为民众的强烈共识;另一方面，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本内特的治理性文化观则通过发挥文化的教育、美学和自我管理功能，努力缓和矛盾，提升个体素质，努力解答那些经济无力解决的复杂问题。这并不是说，本内特的文化观又退回到了伯明翰文化研究所推翻的利维斯主义的老路上，不可否认，本内特文化观的最终目的与利维斯是相同的，但两者实现目标的路径却截然相反:利维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精英意识，而本内特强调的是国家政府的整体运转机制;利维斯是对19世纪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回应和对贵族文化的极端袒护，而本内特则通过对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与深化，努力厘清文化背后的各种权利纠葛。可以说，本内特的文化观是在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中对文化属性的新阐释，是在传统文化观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第二，治理性文化观为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英国文化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的兴盛和学术领地的全球性扩张之后，却因为纠结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而一度陷于僵滞。所谓文化主义，是指由威廉斯、霍加特等本土理论家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经验性;结构主义则是指受阿尔都塞影响而构建的文化研究范式，强调结构分析与文化解码。在文化主义范式看来，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利益与愿望的真实表达，而对结构主义范式而言，文化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使得文化研究难以对当下文化现象中包含的社会冲突展开有效的话语阐释，人们意识到，要解决这个困境，必须超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开辟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途径。本内特将文化看作是“两者(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在那里不同类型的文化———统治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和要素被混合在不同的队列里。”［9］(P431)如此，文化就成为众多力量角逐的场所，它使得对立的利益能够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协商，从而制造出一个允许不同价值观进行对话、交流、产生共鸣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权力斗争的重要领域，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本内特在透析了文化现象背后掩盖着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较量之后，又更加强调了文化的体制结构和制度安排以及对文化的机制考量，他将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和对象，将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努力发掘文化机构效用增加的政治理性，从而使文化研究获得了新的问题域和研究范式，使这一传承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传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第三，治理性文化观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受英国经验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本内特的文化理论及实践明显表现出重经验而轻理论的倾向，而在文化经验中，本内特显然站在了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无论他担纲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的角色，还是他参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研究项目，本内特都将文化研究与产生直接、实际的效用等同起来，以至于对他而言，真理即是能够被文化机构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直接加以利用的东西，而其它那些可能正确的知识如果无用于或者有碍于实践目标的达成，则会被确定为谬误。对于此，吉姆•麦克盖根在《文化政策研究》这篇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评:本内特的目的在于让一切“变得有用”，从而使“有用的知识”和“作为真理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除非与能够用它做某事的人交流，不然真理是无用的……本内特关于真理的概念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事实上，‘真理’看起来是从事于特定的制度实践的社会行动者(像博物馆馆长)所愿意相信的东西。这样一种真理概念随之产生的逻辑是:一部分相关的并且可能正确的知识，如果它恰好为社会行动者所怀疑，这些社会人拥有将它投入使用的话语权力，那么，为实践的目标，不妨认为它是错误的，相反，他们会去相信它。”［10］(P193)如此一来，知识的评判标准倾斜了，工具价值被重视，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却被忽略了。这种对于实用价值的片面推崇，不仅会损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也会导致理论建设的功利性与投机性。这一点是本内特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中遭受非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以及政策研究时需要避免的。

本文作者：张朋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一、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

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特别是由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图像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快餐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当代传媒处于变革的前沿，它拥有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引导社会文化消费观念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崇尚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的渲染，借助视觉符号的大量运用，已经畅通无阻地渗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当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文化工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资本的介入和操纵，商品化逻辑的无限扩张，大众的拜物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也随着当代传媒技术优势的不断强化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后现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传统“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现代”一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遭遇“审美泡沫”的围困，传统的美学理念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传统的艺术立场事实上已经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许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之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味，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和奇观化的感官刺激。读图代替了品画，快感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进而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的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

当下，消费文化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觉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非审美动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满足娱乐性的感官需要动机首当其冲，娱乐化的视觉传媒产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术性生产与复制的类型化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众的心理和感性严重物化，审美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在视觉传播的审美刺激机制作用下，传媒精心策划和倡导的“审美时尚”与“理想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蓝图。有目共睹，媒体正是通过大量生产以“明星”或“成功人士”为代表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偶像商品”，利用作为偶像符号的不断刺激来提高受众对于“传媒高峰体验”的心理依赖。在媒体的蓄意诱导以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大众的消费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胀。在媒体所刻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传媒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梦想、体验、参与和互动的巨大空间，其中的视觉内容具有强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认同感。在文化工业大量制造的虚拟影像的包围中，大众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趋之若鹜。

虽然，所有这些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图景的种种变异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息息相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审美取向的趋同与盲从意味着审美理想的放弃和主体性的丧失，娱乐性感官刺激的依赖势必断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号价值的欲望膨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格结构的贫乏。归根结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决定视觉艺术产品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异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健康，破坏视觉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维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堕落直指教育的异化。其中，关系重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责任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无疑就是社会价值观问题的重要线索。

二、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

一、以“系统观”取代“机械观”

（一）“系统观”同“机械观”的对比分析

哲学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它反映人对各种事物以至整个世界深层次的总体认识。

从哲学上看，“机械观”（mechanisticview）认为，一个组织就像一台机器，是机械地进行运作，其机械运作的动力，是来自组织的外部。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上，同15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成为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的观点趋于一致。

“系统观”（systemicview）不同于“机械观”，它认为世界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系统组成，一个系统不是由许多从属于它小系统的机械凑合（简单的加总），而是一个“有机体”。在一个有机体中，局部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局部只有在整体中才有存在的意义。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一个互动关系的网络，这种互动关系的运转不是像钟、表那样要靠外力的推动，而是它们本身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作用力的相互驱动。自然界的万物是如此，人类社会各种有机性的组织体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上，同20世纪初创立并得到迅速发展的“量子力学”（它概括了物质在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所持的观点趋于一致。

（二）现代财务会计奠基于簿记论，体现“机械观”

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国家建设的精神核心，是民族复兴的思想保障，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旗帜和方向，具有重要的时代文化价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和文化建设相辅相成，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与本质，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理论指针和实践底蕴。在新时代引领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夯实着文化自信的底色，保障着文化安全的精神堡垒。在党的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引领了社会文化的方向

意识形态安全是一定历史时期，保持主体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挥其指导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论证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先进性的思想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就是要巩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观念上层建筑，发挥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功能。而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是相较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所以，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上说，通过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世情与国情变化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策略和方法，指导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以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为出发点，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建设具有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目标。意识形态鲜明的文化引领力为社会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就要坚定地维护主体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通过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更加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提升了文化的软实力水平，增强了文化建设的“中国话语”特色，为应对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鲜明的方向指引。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也是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树立了一道安全的防线和牢固的底线，正如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夯实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针对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的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是国家综合竞争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夯实文化自信，能够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推动文化的繁荣，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巩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基点，要能以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能够更确切地以时代要求为己任，融合传统与现代，综合创新，更好地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现实价值，进而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支撑，能够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认识，充分发扬革命文化的先进性作用，牢记初心和使命，铭记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巩固经历了文化的衰落到兴起而建立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更强大的文化动力促进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动力，能够更准确地结合历史与现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发创造活力，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使我们更具有充足的底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武装，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面貌，促进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与了解，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进一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着文化的自信，突出了文化发展中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革命文化的弘扬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同时也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充实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心理认同和价值理念，夯实着文化的自信程度。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保障了文化的安全

摘要:基于不同视角，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有不同的评价方式。目前，学术界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有两种文化评价方式，即普适论和相对论。因此，在论析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时，应综合考虑普适性与相对性问题，不仅关注普适性下教育质量的实现途径和实施策略，还应考虑相关方对教育质量的不通过诉求和目标，从而寻求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关键词:文化回应;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我国作为教育强国和教育大国，一直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从2010年开始，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法规，鼓励地方政府扶持幼儿园的兴建和发展，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地，幼儿园数量同比逐年攀升，可见，政策层面有利地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注重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地方大力兴办幼儿园后，政府有责任对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教学质量、师资等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保质保量的开展国民性学前教育。但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学前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逐渐暴露，引发学者和各界人士深思。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向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很多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成熟的学前教育经验，学习他们如何培养师资人才队伍、开展多维度学前教育课程以及如何不断探索提升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等。但是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应该如何甄选别国的成功点，如何基于我国的文化观进行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改革转型，都是引人深思的核心要点。因此，本文首先论述目前在文化回应性上两种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观，其次提出我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对策建议，期望对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做出贡献。

1普适论和相对论

大众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是一种主观行为，不同人群可能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形成的评价观是不一样的。如：个体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因而在评价学前教育质量时，形成了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出具不同的评价意见。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差异，以及自身的文化观念不同，评价的标准高低不一，形成不一样的评价方案。目前，基于文化回应性，存在两种思路对学前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即普适论和相对论。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维度展开，进行详尽论述。1.1普适论。作为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其中一种路径——普适论，许多学者认为，此方式具有较明确的测量方法和定量研究模型，因而此方式较成熟。普适论认为，若一个幼儿园被评为拥有较好的学前教育质量，那么一定存在一些人们共同认同的质量评价标准，此标准可得到全球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的认同，因此具有较好的普遍适应性。因此，在普适论方案下，人们可以充分借鉴和引用别国成熟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方案、标准、理论，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方面吸纳成功经验，提升本国学前教育质量。学术界已有的普适论方案为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该表经过全球教育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认为其中的教育评价指标和统计学依据和算法，具有较好的普遍适用性，可以被广泛吸收和采纳。因此，截至目前，该表已经推向全球，得到全球范围内30个国家认同并适用，涉及的国家既包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各国运用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发现该表对于幼儿园学生的数理逻辑以及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诉求不足，不太注重儿童文化多样性的培养以及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发展能力的熏陶，因此，美国结合各地的反馈，以及研究机构的调研问卷，对原表进行了分析与修订，并出台新版的美国《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以期更契合幼儿园对学生和智力开发和语言训练培养。其实，虽然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每个客体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全球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促进学前儿童身心、体智的发展，因此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恰恰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满足全球学前教育者的诉求。1.2相对论。相对论强调，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具有关键作用。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会导致每个客体形成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因而，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更具有相对性。通过文献阅读可发现，众多外国学者认为，好的学前教育是基于客体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形成的观点。从宏观层面讲，若一个儿童出生在一个高速发展、全球和谐稳定的年代，社会大背景安稳，国家GDP发展快速，社会倡导先进、健康的文化观，那么社会经济大背景是极好的。从微观层面说，若该儿童的家庭背景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家庭为儿童能提供较好的人脉资源、教育水平，那么该儿童一定能接受较好的教育。综合考量后，该儿童从客观和主观方面受到的教育质量都是较高的。因此，学者认为，由于国家的环境不同，每个客体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不应该用标准化、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学前教育质量，应充分认识到评价标准的相对性。

2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税收文化；中国传统哲学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当前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枕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适应当前税收新形势发展需要，努力优化税收工作环境的尝试，也是税务部门目前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努力实践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税收是作为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参与GDP分配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范畴。税收需要有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并需建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厚重人文底蕴的税收文化。由此，税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体认着人本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崇尚精神文化的力量且祈望营造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税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一、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文蕴含

中国传统税收文化是公众心目中有关“税”概念的最原始的审美色调，史料记载，从夏代“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的这种氏族公社内部将无偿提供劳役奉献的公益事业作为税的雏形伊始，以及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出现，到1950年新中国《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为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把税收当作暴权苛政的内容，更多表现的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揭露抨击苛敛重赋的愤怒怨恨之词，诸如《伐檀》、《硕鼠》等诗。孔子当鲁国税务官时就曾坚持用标准化的“解”作为一种量器来征收粮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国人从“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中感悟到奴隶主对人民的凶狠和野蛮。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更是把收税人刻画成骚扰村民、鸡飞狗跳、狼奔泵突的“叫嚣乎东西，缤突乎南北”的悍吏恶霸。国民党时期的税收成了“民国万税”、“屠宰民众”的代名词。凡此种种，皆无可避免地在华夏国人的心目中笼罩了可怕的税收文化的历史阴影，也形成了老百姓对税收反感甚至恐惧的审美心理范式。由此可见，税收与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税收作为一种事物的产生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渊源，税收体现着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化概念的表述为:“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具体解析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可以说，文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面联系主要表现在:人既创造着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塑造。而“人是文化的存在”业已为国人所体认。可见，税收文化特指在税收管理和税收实践中逐步创造、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的总和，诸如与税收相关的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治税思想、言论著述、行为规范、纳税意识、文学艺术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创建可谓是新世纪做好税收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可以说，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满足公共需要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活动，也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它是一个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其历史轨迹反映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履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厚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而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