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害性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在法学界，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以及应收刑法处罚性被誉为犯罪行为的三大性征。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毋庸置疑，理想的状况是这样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的时候尽善尽美地把所有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的行为都列入刑法规范之中。而司法者则严格按照制定好的刑法来执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刑事违法性作为法律评价和司法考量，与作为社会评价和立法考量的社会危害性无法相互替代，因而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所以如何在立法和司法中正确处理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矛盾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以期解析与调和两者的关系，并为完善我国刑法体系建言献策。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事犯罪;刑法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理论研究

（一）社会危害性的概念与特征。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给社会带来一定不利后果的属性，通俗意义上来说就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所有的刑事犯罪都有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规定犯罪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惩治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通说认为，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指明了犯罪行为概念的社会危害性特征，而且明确了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结果量的规定性，是认定犯罪行为实质危害性的法定根据。社会危害性主要有以下特征：1．易变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社会危害的界定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便是社会危害性的易变性，其包括量变和质变。首先，就质变而言，在古代，并不是一个罪名，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社会危害性。但在民主法治的当代社会，不仅被认为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其社会危害性还是相当巨大的，所以现在将列入刑事犯罪的罪名当中——这是质变的表现。至于量变，笔者以危险驾驶为例。在2008年以前，危险驾驶只是被列入《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一项行政违法行为。但在今天，危险驾驶被列入了《刑法》当中，足见立法者对其社会危害性的重视。2．模糊性。社会危害有两个评判标准：客观实际和主观个性。大众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时依据的不仅是法律规范，还有道德规范。不同人对于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有较大的分歧性和不确定性。（二）刑事违法性的概念与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规范的属性。在该说内部又有规范违反说和禁止规范违反说之分。规范违反说学者认为，刑事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刑法规范性，也可以说是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禁止规范违反说学者则认为，刑事违法性是指刑法禁止性，即犯罪行为是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具体来说是指行为违反通过犯罪构成所体现出来的禁止规范的属性。刑事违法性具有以下特征：1．稳定性。所谓稳定性，就是刑事违法性在一段时间内的相对稳定性及不易变性。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说，刑事违法性的承载物，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稳定的，为了让其有更大的社会公信力，刑法是不易变的。这直接决定了刑事违法性的稳定性。2．明确性。顾名思义，便是触犯刑事违法性以后判断标准的确定性。我国是一个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国家，任何侵害到人民利益的行为在刑法中都应有明确的定罪和量刑标准。这便是刑事违法性确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统一关系。学界内普遍认为社会危害性决定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社会危害性是本质。但有学者就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第一，社会危害性是人们的社会评价，不具有规范性。第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性质不足以区别于其他行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也具有社会危害性，只是相比犯罪行为来说，程度不同。第三，若单以社会危害性会作为判断的标准，会造成刑事类推的泛滥，加重个体负担，侵犯人权。笔者认为该学者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有也有漏洞。首先，他们只批判了社会危害性，未论证刑事违法性的优越性，单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是无法论证刑事违法性系犯罪的本质，进而作为犯罪本质的。其次，若是规定一切被刑法规制的行为叫犯罪的话，那么势必会使得立法权被无限制扩大，造成社会问题。而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一般的犯罪量刑过程是某一个体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构成了犯罪，法院依据其社会危害性量刑与判刑。所以说刑事违法性是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形式，二者相辅相成。（二）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对立关系。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个体行为虽有刑事违法性，却无社会危害性。前一段时间，天津大妈非法持有枪支案在网上掀起了热潮。天津大妈用玩具枪摆摊射气球，而所谓的玩具枪已达到国家规定的枪支标准。相对于其他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大妈的行为不具备同等的社会危害性，但依然被判刑了。在我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的规定，如果枪支所发射金属弹丸或其他物质的枪口比动能小于1.8焦耳/平方厘米（不含本数）、大于0.16焦耳/平方厘米（不含本数），便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枪支标准。大妈的玩具枪已然达到了这个标准，可在深入探讨时，我们却发现她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体现了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有：一是立法水平具有局限性。世间万物，无奇不有，无法将所有情况很好地考虑在内，从而造成这种局面。二是时代在变化，但是相关的法律没有相应的变化，导致了当前的情况不适用于过去的法律的情况。其次，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个体行为虽符合社会危害性，却并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制。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醉酒驾驶在刑法中有相应的量刑规定，但是吸毒驾驶却无相关的量刑规定。实际两者的危害后果是非常相似的，驾车人在吸毒后可能产生与饮酒后强度相似的幻觉，精神状态被麻痹甚至失常，进而成为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由于吸毒驾驶并未被我国刑法体系吸纳，因此相关部门在面对此类案件时，仅能依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二十二条之规定，以驾驶人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为由，对其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但这样的处罚相对于醉酒驾驶而言，显然是过轻的，不足以起到震慑违法者的作用。综上所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间的相辅相成只是存在于一种理想状态当中。在实际生活中，二者依然有着显著的冲突与矛盾，这是我们的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还有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重视的问题。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在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仅是最为基础的理论，同时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犯罪及刑罚间的关系也需要进行重视。但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法律研究者们仍旧对社会危害性理论有着较大的争议性，当前还未出现一致性的意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能够以更加辩证的态度关注此理论，通过对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多种争议观点进行分析，促进我国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解释的完善。

关键词:刑法;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

自1997年正式颁布《刑法》以后，有关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相关问题就长久处于争议中，刑法学界对其的讨论从未中断。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社会危害性理论有一定的弊端问题存在，但绝对不能对其刑法地位进行完全的否定，还需要以辩证的思维看待相关问题，从而了解社会危害性理论在中国刑法环境中实际的应用价值。

一、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争论及辨析

(一)社会危害性属于事实说或属性说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在对社会危害性概念进行理解主要分为事实说及属性说两个方面。其中，事实说认为社会危害性指的是行为对社会产生不利结果的客观事实。主要的表述方式有: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破坏了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侵犯了一定的刑法保护的固定的社会关系，还有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产生了实际的损害。而属性说则认为，社会危害性指的是某些行为对社会产生了不利的后果。其具体的表述方式则为:行为对于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可能造成一定损害的具体特性;或由于行为人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侵犯使得法律所保护的一定社会关系产生了危害的具体行为属性。再者指的是，对于国家及人民利益造成危害。但本文认为，与事实说相比，属性说具有较强的合理性。社会危害作为社会危害性的直接体现，事实说的理论将社会危害性与社会危害画上了等号。首先，社会危害性作为行为的客观属性，其同时是进行评价的客观对象。此外，其也是作为主体进行行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行为主体则对危害行为开展了定性、定量的分析工作。因此，也能够说社会危害性不仅是评价的对象也有着评价的标准双重属性。所以，社会危害性主要表述为某些行为对于刑法保护下的社会关系产生一定的损害的特性是较为合理的。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论文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摘要：虚假新闻缘于新闻工作者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缘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也缘于新闻自身容易造假。通过采取完善的用人机制、强化行业自律性以及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等措施，避免虚假新闻对社会造成更多危害。

关键词：虚假新闻；信息传播；职业道德

一、虚假新闻对社会的危害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新闻。节目播出后，北京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工商局立即派人检查并了解情况。7月l1日一l4日，北京市工商局等单位迅速部署，在朝阳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拉网式专项检查行动，却没有发现包子馅中含有纸纤维及其他违禁成分。随后调查人员发现，新闻“纸箱馅包子”存在虚构举报，未对包子和肉馅进行法定检测等疑点。7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对此进行立案侦查。侦查发现，此节目内容是由北京电视台2007年新聘用人员訾北佳一手策划、编造的虚假新闻报道。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京城“纸箱馅包子”事件最终以“虚假新闻”收场，导演这起“闹剧”的北京电视台聘用记者訾北佳等6人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7月18日晚，北京电视台为此在“北京新闻”中公开向社会道歉。无独有偶，假新闻“女儿状告爸爸的吻”“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等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假新闻不仅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声誉。而且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误导舆论，危害社会。新闻报道具有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虚假新闻不仅浪费了受众的时间和精力，更使他们的感情受到欺骗和伤害，直至造成思想行为方面的误导，有碍整个社会的常态发展。更为严重的是，虚假新闻轻则对社会公众形成误导，引发公众思想的混乱。重则可能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2)影响形象，丧失威信。虚假新闻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通常意义上说，新闻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播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渠道，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传达的是党和政府的声音。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果虚假新闻不遏制，不仅对社会和受众伤害严重，对于新闻界自身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虚假薪闻在破坏了人们对媒体信任的同时，也严重影响我们的党、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因此，虚假新闻是把双刃剑，既害人害己，又害社会。

【摘要】社会的现代人格体系的构建，是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社会的重要内客。理性地阐释我国社会人格现状存在的若干弊端、形成弊端的原因以及该弊端对所引发的人格障碍，指出面对人格现状必须进行社会人格整合与重塑的必要性以及整合重塑应循的基本原则。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推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人格文明的全面建设，适应并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社会人格现状弊端障碍整合重塑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这将使得我国社会进一步走向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要求社会的诸方面，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政治与军事、“硬”件与“软”件并重，和谐地发展，在彼此互动的发展中求得社会总体上的进步。因此，在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态势下，人们开始关注社会的“软”件建设，关注社会的精神文明、人文精神的状态。因为不和谐的社会将引发冲突、暴力甚至动乱，这不仅妨碍社会的经济建设，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包含着社会公民的个性、品德、潜能等方面的社会人格状态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精神状态，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素质。付我国社会的现实人格状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发现其中的弊端及其危害并寻求付策，将有利于构建现代人格范型和新的人文精神，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社会现实的人格状态及其弊端

自上世纪}o年代末，我国社会进行的社会改革和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虽然也有一些可喜的进步，但勿庸讳言的是，比之于物质文明则有着较大的差距。反映在社会精神领域，表现为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物欲至上、急功近利盛行，我国社会的人格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存在诸多弊端，其现实表现不容乐观，甚至有某些危机的迹象。有学者将此概括为人格的“三失”—即传统人格失效、现实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是很有道理的。这些弊端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有的传统人格与发展了的社会经济形态不相适应。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这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是依附性强、缺少自主独立的人格状态及人格范式。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想问题办事情，习惯于统一安排和听命，习惯于通过依靠他人或社会来达到自己的行为目的，缺少自立、主见和开创精神。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大的变化，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所有制并引入了市场经济机制。多元的市场经济，要求社会的人格状态能充分展现人们内在精神气质的多样性，充分发挥人的潜在能力，并倡导人性中的独立、自主、竞争、富于责任感以及开拓创新的人格精神。这就使得原有的人格范式与发展了的社会经济形态很不适应，巫待构建新的社会人格。

关键词:研究类型/面向立法/面向司法/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刑法学中有关犯罪特征的争论，其核心就是没有明确在何种意义上讨论犯罪特征问题。从刑法学研究类型的角度分析，刑法学中有关犯罪特征的研究包括面向立法的研究和面向司法的研究，面向立法的刑法学研究认为犯罪的特征是应受刑法惩罚的社会危害性，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研究认为犯罪的特征是刑事违法性。

一、刑法学研究的类型划分

如果将刑法学研究与刑法的运行过程相联系，并且以此为标准来进行划分的话，刑法学研究可以分为面向立法的刑法学研究和面向司法的刑法学研究。

所谓面向立法的刑法研究是以刑事立法为最终目标的研究，包括事实判断、价值判断、解释选择和立法技术等问题。其中事实判断问题，意在揭示生活世界中存在哪些类型的利益关系、以往对于这些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手段是什么、其绩效如何；价值判断问题，意在以讨论事实判断问题得出结论为前提，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决定生活世界的哪些类型的利益关系适合采用刑法手段进行协调，并依据特定的价值取向对相应的利益关系做出妥当的安排；解释选择问题，意在用刑法语言将价值判断的结论及其附属因素表述出来，完成从“生活世界”向“刑法世界”的转换，为刑法的成文化开辟道路；立法技术问题则是讨论在刑法成文化过程中，如何在一部法典或一部专门法律中，妥善容纳价值判断的结论。

所谓面向司法的刑法研究就是以司法适用为最终目标的研究，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落实法典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指司法技术问题，即主要讨论裁判者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如何妥当地认定案件事实以及如何妥当理解、转述立法者体现在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判断及在必要时填充法律漏洞，并进一步评价行为的问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