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条件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现代社会里，律师在协助社会主体认识法律权利、正确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被侵害的法律权利，促进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当我们用法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与律师职业相关的若干社会条件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过去或现在，社会条件不同，律师职业的外在样式和内在机制表现便存在差异。因此，研究律师职业与不同社会条件的关系，揭示其内在规律，对于加强对我国社会结构类型的改造，促进我国律师职业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为此，笔者试从与律师职业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范畴出发，对此进行探讨。

一、律师职业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社会经济体制可以分为计划型和市场型。计划型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生产者没有独立的经营权，生产者之间实际上不发生横向主体关系，有的只是与上级和政府的纵向隶属关系；生产者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是由政府决定。政府则主要依据行政权力关系、行政命令、等级职位安排、红头文件来配置资源、协调关系，法律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在计划型经济的社会，律师几乎没有作用。计划性经济政策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甚小，投入与产出、生产与消费等问题都由行政命令予以调整，“企业基本上没有经营决策权和利益分配权，……仅仅是生产者而不是经营者”，（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没有真正意义上交换和流通，没有冲突和纠纷，一切问题都是预先安排的，企业或生产者只有服从的义务。在这种背景下，以维护合法权利和争取合法权利为角色特征的律师职业显然是多余的了。虽然计划型经济中也有法律，但本质上是计划政策的翻版。律师是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帮助其了解法律权利、行使法律权利和救治法律权利的社会角色，律师开展服务需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体具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在计划型社会中，社会主体几乎没有法律服务的需求，因为，行政命令将它扼杀了。

与计划型经济社会相对立的，是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或社会化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求市场相应发展，不仅消费品相应发展，而且要求各种生产要素都能从市场选购，于是产生了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从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与市场密切联系，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时的商品经济就发展成为市场经济。

市场型或商品型经济社会孕育和促进了律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律师职业最早产生于古罗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律师职业的发达等现象，都深刻地反映了市场型或商品经济与律师职业的内在联系：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恩格斯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正确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回答和解决“什么是小康社会，怎样建设小康社会”问题而形成的小康社会思想也不例外。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科学体系及其基本精神，就必须认真考察、深入研究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条件。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形成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在中国产生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并非偶然的，这首先是时展的需要。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产生的时代，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代主题的转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先从国际政治来看，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其次，从国际经济和科技发展来看，经济和科技因素在各国对外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明显上升，国际竞争更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鉴于世界国际形势发生了上述这些重大变化，邓小平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对当今时代主题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充满智慧地将中国的现代化的最低目标确定为小康目标,并根据实现小康目标来设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战略步骤,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由此形成了系统的小康社会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应运而生的，它充分体现了时代的需要。

第二，从历史根据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不断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与教训的历史前提下形成的。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战略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败。我国在探索和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过程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党中央在1953年就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并在1956年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但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在具体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践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情况。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制定了“15年超英赶美”的战略，在这种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出现了“”运动。实践证明，延缓了现代化进程。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1975年第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这说明我国在很长时期内对现代化实现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对现代化目标定的过高，对实现现代化要求过急过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并在认真吸取长期以来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教训的基础上，对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了慎重反思，并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思想，而“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借用“小康”这一概念来描述。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3］这是邓小平首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小康的国家”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围绕“小康”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并逐步形成了小康社会思想。可见，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邓小平认真总结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践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第三，从理论前提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回答与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行动指南。三者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揭示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老祖宗不能丢啊！”［4］“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比如邓小平在阐述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政治保证方面，就首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5］“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6］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结合中国实际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它完全体现了马列主义思想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体现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和思想的共同精髓的要求，没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缺乏理论基础。因此，马列主义思想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条件。

第四，从实践依据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认识并得到形成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作为一种正确的理论成果，不仅是时代的产物和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也是来自于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浪潮在中国大陆涌起。从农村到城市，从企业到机关，从学校到科研机构，改革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入。与此同时，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由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期坚持这一基本国策，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就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崭新的伟大实践中，我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充分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发扬开拓创新精神。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成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重要源泉，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和引导群众的创造活动，并把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新经验、新举措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上升为理论，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因此，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离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五，从文化基础来看，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在活用中国传统小康文化遗产，并结合新的时代要求，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形成的。只要是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会发现“小康”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小康文化思想源远流长，盛行千年而不衰。据已发现的史料记载，“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上是说老百姓非常劳累困苦，希望过上安逸的生活。“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礼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已。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在这里，小康被描述为财产私有，生活宽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讲究礼仪的社会状态。后来到南宋时，洪迈在《夷坚甲志?五朗君》中指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在这里的小康指一种经济上比较宽裕的生活状态。自从古代思想家们提出小康概念后，“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等词在中国古代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小康文化思想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然，古代的小康理想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无法变成现实。历史发展到近代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康有为把大同、小康之说和孔子的“三世说”联系在一起。

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状,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以民富国强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一致的强烈要求和热切企盼。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作为特色理论核心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的产物。它已经和必将成为指引我国人民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而时代主题是客观的、发展的,这种客观发展只有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某些偏差,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们国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要准备打仗”和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来进行的。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开始了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到70年代中期,他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观点。从80年代初开始,他在分析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发展问题(南北问题)的新变化后,又提出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进而从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1〕据此,我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人们一度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邓小平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从1950年到198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就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看,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势。更令人担忧的还不仅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当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组织与经验以及众多的优秀人才,新技术革命成果将更容易被经济发达国家所利用,使他们得以更快地发展,由此将使南北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也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国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4〕“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促使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化剑为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被各国所认同,从而使和平与发展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纽带。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回应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随后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发展问题设计过诸种方案,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开拓,对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战略思考,而前者仅仅停留在从当时苏联传播进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仔细思考的问题,于是中国首先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其实苏联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尚不明晰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晚年背弃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与失误,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现代化成了亚、非、拉美大批独立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的主题受到了极大关注,一大批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相继形成。例如“现代化理论”学派,“依附论”学派和“世界体系论”学派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战略指南或可以被某个国家完全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关于兼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身份的中国如何发展,更不可能在上述发展理论中查寻到现成的答案,这个空白留待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填充。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同时将中国现代化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摘要：扬州学派是清代学派之一，是乾嘉汉学的重要分支。因为起源于扬州，所以称为扬州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江藩、汪中、刘台拱、凌廷堪、焦循、阮元、任大椿、王念孙、王引之、朱彬、刘宝楠、刘文淇、薛传钧、汪喜孙、焦廷琥、刘恭冕、刘毓崧等。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点的学术流派，是在扬州这块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形成，有着各个方面的原因，不仅与扬州的地理位置、扬州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而且与扬州悠久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扬州学派；清代；社会条件

扬州学派是活跃于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汪中、阮元、焦循和王氏父子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在经史、子学、小学、古籍整理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扬州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条件

清朝建立之后，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锐意经营，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安定的政治措施，一方面，自清初入关以来，统治者不断颁布禁止结社的命令，并且逐步加强文化专制主义，对文人实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这就使知识分子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放弃与现实联系紧密的问题的探讨，只能将精力放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进行怀柔和笼络，仍按明代旧制，采用八股取士。清政府注重和提倡对汉典籍的整理，以从中吸取营养，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寻找统治经验。清朝前期不断调整政策，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了缓和，在政局保持统一的基础上，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政权得到巩固，经济持续发展，日益繁荣。国家出现了“升平”意象，到了乾嘉时期，基本上实现了满汉两大民族融洽共处的统一局面，社会安定。因为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学术等的发展才有一个良好契机和优越的条件。加上清政府大规模集中全国各地人才进行编书和修志等活动，清帝南巡倡导风雅，既稳定了封建统治基础，又为学术的繁荣，扬州学派的崛起，提供了大的背景和和必要条件[1]。

二、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公平分配是社会充满活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细致阐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思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二字被置于相当显著的位置。如何才能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战略构想？笔者认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应当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缺少任何一个条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公平。

一、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公平

所谓起点公平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从事某项社会活动时具备相同或相近的起点。在现代社会中，确保社会成员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起点和前提。

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往往意味着就业机会、就业能力的不同，也意味着将来收入的不同。中外大量的事实都证明，受教育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一般来说发展的机遇就越多，工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就越高。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虽然各级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教育不公平还是十分明显的，突出地表现在城乡教育的差距上。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村人口受教育机会少，受教育年限短，教育质量低。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年，而农村人口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由于农村教育落后，导致农民文化科技素质偏低，在农业生产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率低，经营方式粗放，经济效益低下。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把优先发展教育提到了人才强国、民族振兴的高度，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设想通过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对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实行特殊政策，建立对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以及改革教学内容和考试招生制度等等办法，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接近教育公平的目标。近几年，国家加大了教育的投入和对贫困学生的资助，据财政部副部长王军介绍，自2005年底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部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补贴住宿费。与此同时，国家助学体系不断完善，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助学经费达500亿元。到去年，“两免一补”政策已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开，惠及全国近1.5亿农村中小学生，新的资助体系解除了社会困难群体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担忧。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满足社会成员公平的接受教育而采取的有力措施。

就业关系个人的收入状况，关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让每个劳动者拥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也是实现收入分配起点公平的必要条件。就业平等意味着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这一权利不因个人性别、年龄、民族、地域、文化、经济能力及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我国目前就业不平等主要表现在：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未必取决于真才实学，有些名义上是公开招聘，实际上存在暗箱操作；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种种制约，处于就业最不利地位的是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思想。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改革现阶段我国的就业准入、户籍管理等制度，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就业者和创业者提供诸如税收优惠政策等必要的条件；建立对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以及解决零就业家庭帮扶制度。等等。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要通过“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通过自主创业缓解我国就业压力，让每个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合法收入，满足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就业总量保持了持续稳步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各地就业再就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失业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我国城乡就业人员从2002年的73740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6400万人，增加了2660万人，年均增加665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的33.6%上升到2006年的37.1%，使乡村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2002年的66.4%下降到2006年的62.9%。2002—2006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4.3%的较低水平。

二、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过程公平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有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的权力观也不例外。权力观的产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是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的。

一、市场经济及其催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是权力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自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经济关系市场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宏观调控间接化、经营管理法制化、保障制度社会化[1](P145),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又促使市民社会逐步形成。

首先,社会事务和矛盾私人化。在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事无巨细均属于政治问题,几乎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在强大的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组织和个人逐渐脱离了政治权力的束缚,使大量的以前属于政治问题的事务和矛盾私人化。这样,政治系统就可能超脱于繁琐事务之外,而专注于关系全局的大事。

其次,民主政治文化得以孕育。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化发展浪潮的结果。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作用下,西方许多著名学者,如阿尔蒙德、卡尔•多伊奇、马克斯•韦伯等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中外政治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与激荡。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社会生活中,个体也不断打破外在规范的约束,而努力表现自己。这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个方向:世俗化和个体化,而这正是民主政治文化的特征。

第三,社会利益的分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促生了众多的利益单元,使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多样化。当然,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和结构不可避免地包括暴力的引致社会失序的因素,为使社会发展成熟化和健康化,就必然要求将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纳入政治系统。然而,群众意见的爆炸性增长和领导精力智力的有限,使得传统的民主——集中——民主的政治运作方式低效化,这就为政治运作方式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2]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它所促生的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必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技能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责任感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逐步提升。这必将在我国政治领域引发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我国公共权力建构的历史取向。这为更加科学的权力观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站在时代的高度,敏锐地把握社会基础的变化,并对之作出科学的分析,及时而正确地回应了市场经济及其可能催生的市民社会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的权力观(例如:政治权力的民主化、政治权力的法治化、政治权力的制度化等)的提出和构建都与这一时代背景有关。

广谱哲学或称广谱辩证哲学，是由**学院**副教授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她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充分吸收数理科学和系统科学的新成果、运用广义量化模型所建立的一种哲学新体系。广谱哲学形成的社会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经过几年的探索中，从已发表的成果上看，广谱哲学是一种很有特色、很有潜力、很有前途的哲学研究新方向。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基础上，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一种新型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广谱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1、马克思主义是广谱哲学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体系的完整性理论的彻底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仍是几千年来哲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它对现代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发现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最大的协变性与适应性。因此，广谱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原理做为建构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灵魂。

(1)广谱哲学的新形式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下得到继承、推广和完善，运用“坚持和发展”的原则。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思想的概说；我国传统科学思想的特点；我国传统科学思想成因的初步探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科学思想是从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秩序开始的、用具体物质形态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宇宙的起源遇到理论和逻辑上的困难、朴素的辩正思想、五行相生相克的循环论、元气、阴阳论与五行理论的结合、元气→阴阳→五行→万物成为理论诠释的固有范式、科学思想的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一种玄秘虚无的境界、生产技艺得不到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和应用上的推广和发展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科学思想是人们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既反映了当时社会认识事物的一般思潮，又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原因，我国古代产生了与西方迥异的科学思想方法，其中，元气论和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传统科学理论的最一般解释框架。

关键词科学思想元气阴阳五行

1科学思想的概说

一般来说，科学思想是在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阐述和解释科学假说和理论的最一般的概念框架和信念基础。一方面，它制约着科学认识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影响着科学方法的形成及其发展方向，对科学理论的构成起到了指导作用，影响到社会对科学价值的评价。另一方面，一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思想作为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也是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在科学活动中的反映。它要适应人类从自然事物、自然现象获得认识和心理满足的社会要求，也就是说，科学思想一般应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相容。科学思想应该满足科学实践对理论的要求，科学思想应能够反映科学实践所显示出来的认识倾向。

科学思想从内容上分析包括：①对自然的普遍形式，万物存在的方式，事物与现象变化之间联系认识的一般观念。科学思想反映了对自然整体图景和规律的综合认识，表现了对自然事物认识的客观性和实证性，从而成为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基础。②对认识自然的目的、基本途径及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和确证这种认识的一般看法。③社会对科学技术、社会价值的一般看法。从科学认识活动的角度看，就是对科学对象、科学任务、科学工具、科学方法、科学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看法。这些构成了科学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为科学认识的思维过程提供了基本框架，使科学活动沿着一种规范式的方向发展。

和谐社会是指人类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而又共生共长、共同发展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具体说来,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自身发展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系统内部诸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种飞跃,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新文明,它是人类文明观的重大进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为一种战略———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研究探索它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时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点简单的探讨。

一、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极格局,世界由两极格局正在走向多极格局,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借助其强大的实力谋求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图谋不会改变;世界上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等都会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发展历程[2]。世界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我国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从而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来,美国、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0%,美欧不从其内部找原因,反而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4],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相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9%;而美国、日本、芬兰等20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经济的贡献则高于70%[4]。中国对外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迫切的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应对策略。

第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是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特征,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但与此同时,一切错误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冲击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恶意放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极力曲解、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企图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比如,、色情陪侍现象屡禁不止,阴阳风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赌博活动不断蔓延等等。上述这些现象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极其相悖,非常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要求我们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