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属性范文10篇

党的**届**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是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决定》精神，是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决定》的这个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把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有利于更全面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利于更全面地体现党的奋斗目标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有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精神生活高度发展的社会，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我国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取得了新的重大认识，为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次全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大判断符合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和国家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我们具有不断促进和谐、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的目标。

我国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要带领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增强建设和谐社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焕发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方面，创新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明确提出来之后，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社会”概念，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升华。

提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

“和谐”是古今中外都比较关注的一个概念，但以此来定位一个社会，则是在科学吸收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精粹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大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和谐社会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充分肯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的一系列天才设想，同时又正式提出自己关于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命题，就是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不和谐而提出来的。

当前，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强调“斗争”哲学，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走了弯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认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世纪末我们如期实现小康，开始走上和谐发展的轨道。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正如六中全会《决定》所言：“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仅从国内的情况看，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在实现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历史跨越中，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这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背景。

把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家知道，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直接思想来源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和谐为主旨的。18**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18**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恰恰对其提倡“社会和谐”这一点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作出的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判断，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必然要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更加注重的实践主题。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注意把社会和谐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和探索。建国后不久，同志曾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生活主题。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实际上就把实现社会和谐纳入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同志在20**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结合新的实践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为我们党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思考社会和谐问题进一步打开了视野。按照唯物史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社会和谐是互为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健全、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社会和谐的程度越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越趋于合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就体现得越充分。

实践在发展，认识在深化。在新形势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与我们党以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成果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理论创造。这个重大判断，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不仅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而且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把社会和谐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反映了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是我们党先进性的根本标志。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而促进和实现社会和谐，又集中反映和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上，社会和谐所包含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一不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密切相关。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不和谐因素，从价值观的层面来讲，又都给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严重妨碍。立足现实国情，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面临的最重大课题。正因为如此，党中央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内容提要：

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它规定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相互联系，就相互区别，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内在反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逻辑起点，是衡量和谐社会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价值标准。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从根本上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从法的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和谐共进，从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权益。

关键词：和谐社会阶段本质属性价值标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开创了我党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独立探索和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任务，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转移。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有了客观的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其说社会实践的成果，不如说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的自觉显现。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能力已日趋成熟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把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一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终极目标的揭示，真正根植于人类社会发展延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之中。本文重点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找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逻辑起点，弄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目标和评介标准。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阶段的本质属性

任何社会都是和谐因素与不和谐因素的矛盾和统一，绝对的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组成社会系统。作为“社会”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狭义上的“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特指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状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社会。它既是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又包含文明的社会关系，即社会文明。因此，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和谐社会的中心是人，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从广义的社会概念上，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摘要: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基本人权;社会权;社会保险立法

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①,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和谐社会”具有三重属性。它是一种理论观念，具有普遍性，将得到全人类的共同赞赏与信仰。它也是一种奋斗目标，是理想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们普遍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同时，它还是现在以及今后长时期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与对抗，制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种政策与法律带有全局性与根本性的一项指导方针。

和谐社会的对立面是“社会不和谐”，后者有其特定的含义。社会和谐不是说社会不能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会存在种种矛盾。有四对基本矛盾是任何国家或任何社会形态的任何时期里都会存在的。一是不同人群之间因占有或实际享有社会财富多少而产生的矛盾（即贫富之间的矛盾）；二是不同人群之间因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三是社会公共秩序和个人思想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矛盾；四是社会公共管理组织（包括以前的氏族组织和后来的国家组织）的应有权威同社会每个成员应是国家主人的矛盾。有些重要矛盾并非普遍存在，如种族或民族之间的矛盾，在种族或民族单一的国家里就没有。“社会不和谐”的特定含义是指：由于以上一些基本矛盾得不到合理的处置和正确解决，因而发生重大对抗，以致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人们的幸福、文明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那样一种社会状态。由此亦可看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现实状态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这里所说“重大对抗”、“严重影响”，既是不确定的，因为“重大”、“严重”具有相对性，人们的认识与判断也有差异；但又是确定的，因为“对抗”、“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也可以就此形成某种共识。

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和历史的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里，都有社会和谐与社会不和谐之分。但它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与冲突是有较大的差异。例如，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是不存在的，它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出现以后的产物。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近期目标，也是长远目标。在我国当前及未来一个长时期里，主要应解决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发展。就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而言，它应该是一个人人自由、个个平等、大家富裕、彼此和谐的社会。

一个国家需要社会和谐，整个国际社会也需要和谐共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虽然已成过去，但东西方之间、南北方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里，不同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对抗所造成的苦难触目惊心。霸权主义与要求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处的矛盾令人十分担忧。和谐社会的概念与理想，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是息息相关的。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符合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与根本利益。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又需要人们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随着人类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极大提高，和谐社会的逐步实现勿容置疑。但人类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人们自由与自觉活动的产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牢固地树立起构建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坚定不移地将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处理各种矛盾、指导各项工作的根本方针，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如此准确地深刻揭示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这不仅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又一次新的飞跃和深化，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使我们从中深切体会到：只有和谐的社会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也只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社会，才能从本质上全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顾几千年来，社会和谐一向是人们孜孜以求的梦想，无数贤哲和仁人志士为此提出过各式各样动人心弦的构想。到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精心设计种种充满绚丽色彩的和谐环境和氛围，同样令人只能望梅止渴。

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后，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以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这就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并且进而消除“三大差别”，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从而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成为二十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

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开创了在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先例，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同志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关系、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对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确立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正确道路，并且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为实现社会和谐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透露，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本文统称为“新兴社会阶层”)人数约有5000万，加上相关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人。近年来，学界对什么是新兴社会阶层、新兴阶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新兴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一般认为，所谓新兴阶层即伴随体制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所兴起的不同于传统社会旧有阶层的各个社会阶层。当前，我国的新兴阶层在广义上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群体:一是个体户阶层，主要靠自身经营劳动获取报酬；二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通过投资管理、使用雇佣劳动获取较高收入；三是专业技术及管理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国有垄断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及自由职业人员，他们均是以知识、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当然，对于新兴社会阶层还有许多称谓，如有学者称之为“新中间阶层”，也有学者称之为“中产阶层”，等等。对于当前关于新兴阶层不同称谓的出现，多是伴随着不同人以不同标准对社会阶层重新划分出现的。关于新兴社会阶层，有争议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一些:

1、中间阶层和中产阶层是不是一回事？

当前，关于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关于新兴阶层讨论的焦点之一。由于二者概念模糊，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间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关系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二者可以等同，因为社会阶层结构中所谓上、中、下分层是相对的、模糊的，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有人认为，二者不同，理由是二者的划分衡量标准不同。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中有中等收入的人群，但“中间”并不见得就是“中产”，二者的关系应当是中间阶层包括中产阶层。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确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就一般意义上讲，中间阶层就是中产阶层或称中产阶级，这是针对发达国家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来讲的。但就我国现实来讲，由于社会阶层尚在分化、组合之中，社会结构很不稳定，人们对自身定位尚不完全清晰，因此，中间阶层不能完全等同于中产阶层，至多二者大致相同。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正确认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问题，正确处理同社会新阶层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我们党和同志在长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论断，［1］（P169）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新阶层的社会属性问题。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影响力，团结带领这些社会新的阶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与变更，都可以在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找到其终极的动因，得到科学的解释。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事实上，目前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众所周知，一定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性质同样是由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性质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生产关系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尚未诞生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孕育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中；当着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之后，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灭，还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之中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种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还是必要的（不仅对于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来说是如此，而且即使对于代替私有制的公有制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当着新的生产关系成熟、发展以至鼎盛时期，固然旧的残存的生产关系可能不再存在（其实也不尽然），然而更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会孕育其中；至于当这种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处于衰落的时候，它本身不仅无纯而又纯可言，而且对于更新的生产方式来说早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由此可见，同任何事物一样，任何社会形态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该社会中不会是青一色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在界定社会形态性质时使用“占统治地位”这一概念。因此，我们不能用纯而又纯的眼光看待任何社会，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2］（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发发展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经济基础自身而言，其内部诸经济成分之间不可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具有主导和制约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越单一越好。同样，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受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制约，但这并不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主导和制约作用，就是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反映社会经济的本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强经济全局的活力。这正是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作用之所在。另一方面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上层建筑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的性质，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要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适应，但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的发展可以脱离上层建筑的影响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同样，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表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表明上层建筑要体现经济基础的性质，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体现。说明任何社会形态，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如果离开上层建筑对其所起的代表、维护、规范和促进作用，同样是难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静止和孤立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基础中诸经济成分的发展。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回答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那就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存在不是人为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否则，为什么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已经消灭了的私营企业，在事隔2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又出现了呢？同时，它还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并非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形式，出现于全国经济领域里的。尽管私营企业作为以往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沿袭后在经济上也“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P304）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但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是在以往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旧瓶”中，装上了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新酒”。它的存在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不是要按照它以前的面目来改造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改造它。可见，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不论其经营者主观意愿如何，但是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大陆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正确认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属性问题，正确处理同社会新阶层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我们党和同志在长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明确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论断，［1］（P169）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新阶层的社会属性问题。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坚持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影响力，团结带领这些社会新的阶层，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与变更，都可以在该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找到其终极的动因，得到科学的解释。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也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事实上，目前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众所周知，一定社会形态的性质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一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性质同样是由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性质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其生产关系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尚未诞生的时候，新的生产关系，只能孕育在旧的生产方式之中；当着新的生产方式诞生之后，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被消灭，还会在新的生产方式之中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种残存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还是必要的（不仅对于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的社会来说是如此，而且即使对于代替私有制的公有制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当着新的生产关系成熟、发展以至鼎盛时期，固然旧的残存的生产关系可能不再存在（其实也不尽然），然而更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会孕育其中；至于当这种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处于衰落的时候，它本身不仅无纯而又纯可言，而且对于更新的生产方式来说早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由此可见，同任何事物一样，任何社会形态纯是相对的，不纯是绝对的，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在该社会中不会是青一色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在界定社会形态性质时使用“占统治地位”这一概念。因此，我们不能用纯而又纯的眼光看待任何社会，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2］（P9）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是自发发展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就经济基础自身而言，其内部诸经济成分之间不可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具有主导和制约的作用，但这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越单一越好。同样，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受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制约，但这并不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就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对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主导和制约作用，就是表明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要反映社会经济的本质，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强经济全局的活力。这正是未占统治地位经济成分的作用之所在。另一方面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是相互依存和影响的。固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这种决定作用表现在上层建筑的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的性质，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要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适应，但并不表明这种作用就是单向的，更不表明经济基础的发展可以脱离上层建筑的影响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同样，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这种适应并不表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就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表明上层建筑要体现经济基础的性质，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能动作用的体现。说明任何社会形态，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其经济基础，如果离开上层建筑对其所起的代表、维护、规范和促进作用，同样是难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静止和孤立的眼光去看待经济基础中诸经济成分的发展。

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于科学回答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属性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青一色的，那就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私营企业的存在不是人为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否则，为什么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后已经消灭了的私营企业，在事隔2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又出现了呢？同时，它还表明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并非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形式，出现于全国经济领域里的。尽管私营企业作为以往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沿袭后在经济上也“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3］（P304）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但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是在以往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旧瓶”中，装上了社会主义经济内容的“新酒”。它的存在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而是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的。因此，不是要按照它以前的面目来改造社会主义经济，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改造它。可见，目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不论其经营者主观意愿如何，但是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